胡舒立

（本文由《新世纪》-财新网 www.caing.com 授权转载，路透对其内容不负责任） 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如何创造世界级市场？ 经济增速要不要调整？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来真的” □ 本刊记者 胡舒立 朱长征 杨哲宇 | 文 刘鹤在北京城一家普通宾馆和我们见面。他脸上略带连续工作之後的疲惫，但随着交谈的深入，便又兴奋起来，说到紧要处，更是双目炯炯。 这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公布的次晨。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公报在10月18日发表，九天后的27日晚，《建议》全文公之于世，立即成为舆论焦点。 中国从1953年推出第一个五年计划，其间有蹉跎曲折，但是，“五年制”的经济规划模式一直延续至今。2005年中央决定由“五年计划”改为“五年规划”，时段不变而内容更着眼于治国方略。“十一五”规划将在2010年结束，将于2011年启动的“十二五”规划必然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关系重大。 当然，更重要的背景还在于“十二五”《建议》的出台时机。无论从哪个角度说，中国都处在历史发展的关节点上。後金融危机时代复杂的国际环境，人均GDP将达4000美元的发展关键期，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矛盾，改革胶着期的期待与焦虑，各种因素相互影响之中，“十二五”规划的问世显得格外重大，其透露的改革路向、政策方针和政府工作重点必然引来八方关注。 “十二五”规划《建议》制定工作正式启动于今年4月2日，整个工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直接领导下推进。起草组组长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副组长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建议》的筹备工作则早从2009年初即已开始，中财办和国家发改委组织国内67个部门，上万名专家参与，有针对性地对相关30个重大课题开展了研究。此外，前世界银行高级官员、第一任驻华首席代表林重庚还接受委托，Spence、Diamond、Romer等一批诺贝尔奖获得者和国际着名的重量级经济学家与筹备规划《建议》的中国官员、学者举行多次面对面交流，并就中国向知识型经济转型、城镇化道路、服务业发展、社保体制建立等议题展开深入研究，于去年12月形成初步书面建议。《建议》起草工作启动後，起草组深入省区市调研，广泛徵求各方面意见，使得起草过程本身成为一个充分吸收民意、逐步凝聚共识的过程。 最终形成的《建议》近两万字，12部分共56条。宏文重心何在，思路如何解读？在细读文献之後，我们采访了刘鹤。此时，他已经从起草《建议》的驻地“下山进城”，转至北京某宾馆，投入即将于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 刘鹤，58岁，中共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他是《建议》的主要执笔人之一。因工作关系，参与过从“八五”“九五”“十五”“十一五”四个五年计划的筹备工作，对国家制定长期规划的工作可谓知之甚深。刘鹤本人是经济学家，是“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的发起人。或因此背景，与之交谈，更多地感觉是在与一位学者交流，思考的愉悦中充溢着真诚。现将采访实录摘要如下—— 　　 转变到了临界点 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形成倒逼机制，不转不行 财新-《新世纪》：此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二五”规划的建议，在起草时，与以往有何不同的重要背景？ 刘鹤：首先是国际背景不同。改革开放以後，我们制定了从“六五”到“十一五”六个五年计划。如果说“十二五”和以往最大的不同，首先是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碰上了国际金融危机，而且国际市场总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以前，国际间存在东亚出口模式、美国高消费模式，还有资源供给国的经济模式，形成三角循环，世界经济处于黄金期。金融危机基本打破了这些模式。“十二五”规划最明显、最突出的思考是，未来的全球市场在哪里？为前几个五年计划提供了供给的经济增长点在哪里？更重大的问题是，怎麽创造一个巨大的国内市场？ 从国内来看，按世界银行标准，中国已经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今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会超过4000美元。中国将呈现很多新的发展阶段性特征，面临很多可以预见的和难以预见的风险，我们关注怎麽避免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从全球范围来看，“二战”以後只有少数国家和地区，如日本、韩国、新加坡，顺利跨越这道坎，而大部分国家只能至此徘徊不前。中国如何迈过这一陷阱向更高水平迈进？这就要求国家制定非常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小康目标。 财新-《新世纪》：这次的规划《建议》的关键词是什麽？ 刘鹤：前面已谈到，“十二五”规划建议特别强调主题、主线，明确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贯穿“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关键词。 财新-《新世纪》：转变发展方式已经提出多年了，《建议》将此提升到“主线”的位置，该如何理解？ 刘鹤：过去提的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增长方式就是提高效率，这涉及罗默（Paul M. Romer）的新增长理论（new growth theory），就是要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的知识含量。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更多是改进供给效率。而十七大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要包括三个内涵，第一要转变总需求结构，要从出口、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转向消费、出口、投资协调拉动增长。第二是转变供给结构，从依靠第二产业拉动增长，转向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特别是服务业要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三，就是转变要素投入，从数量扩张转向依靠知识、科技、管理等全面提升。这次提出的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我们的认识又有所深化：不仅是经济层面，如果消费不扩大，民生不改善，社会建设不跟进，整个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也不能落实。同时，想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不改革是不可能的，这是《建议》的基本逻辑。 财新-《新世纪》：外界注意到，中国的理念已经提出很久了，但现实中推进不太理想。这次是不是有充足的理由认为是“动真的”？ 刘鹤：一个月以前，中美经济学家举行了第二届颐和园对话。其中有一位劳拉?泰森女士，是美国奥巴马总统经济复苏顾问委员会委员。她认为我们转变发展方式是十分认真的，也是可信的。美方经济学家认识到，在全球经济中，中国已经扩大消费，美国储蓄虽然有变化，却是波动的，而中国扩大消费则有成效。我们深切认识到，外部经济形势变化，是真变了，不是假变，是长期变，不是短期变。国际金融危机发生以後，中央立即做出判断，这次危机表面上是对增长速度的冲击，实际上是对发展方式的冲击。所以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2009年，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明确提出了这一点。2010年初，胡锦涛、温家宝、习近平、李克强等四位领导人均强调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可以说，这是中央领导层的战略决策。国际金融危机已经形成倒逼机制，不转不行。同时，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城市化加快，服务业发展，存在着巨大的内需空间，老百姓有过上好日子的强烈愿望，我们必须满足人民群众的期待，这是转方式的内部客观动力。所以，这一转变是能够见实效的。 财新-《新世纪》：过去推进不尽如人愿，一方面是认识的问题，另一方面也是这一转变的难度使然。现在有了深刻的认识，那麽，有什麽可以克服困难的方略呢？ 刘鹤：从中国长期历史的进程来看，外部压力和内部动力相统一是事物成功的关键。如果没有压力，中国的事情认识再好也做不成。内部本身的动力常常需要外部压力来激活。所以，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天时、地利、人和俱备，可以说到了一个临界点。 　　 财新-《新世纪》：如何处理“保增长”与“调结构”的关系？ 刘鹤：在转变中促发展，在发展中促转变。保增长是保就业，因为没有就业就没有民生。但是，仅有速度的路子已经走不下去了，因此要调结构。从某种意义上，两者是统一的，增长的内涵是调结构。调结构并不是过去说的调整三个产业的比例关系，其首要内容是扩内需。如果不调结构，产品卖不出去，市场交换实现不了，就无法获得增长。 在调结构的过程中，需求结构变了，产业结构需随之调整，供给结构要相应跟进。《建议》提出要改造制造业，创建战略新兴产业，发展服务业，就是希望供给结构能够跟进需求变化，增强供给体系的效率和弹性。 财新-《新世纪》：强调“转方式”或“调结构”，是不是意味着要牺牲一些增长速度？有没有这个承受力？ 刘鹤：这次《建议》没有提具体的增长速度指标，具体指标要留待有关部门制定的“十二五”规划纲要来定，最终须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虽然这次没有提到数字，但是在提到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目标的时候，提到了四大宏观指标，里面特别强调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我们认为，适度的增长是必要的，但对中国来说，经济长期平稳健康协调发展更是至关重要。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扩大，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会相对低于“十一五”时期，因为基数大了，不可能总保持11.4％那样的高速度，会呈现自然递减。 新发展方式的基本逻辑 三点格外重要：创造世界前列的大市场，稳步推进城镇化，高度关注民生 财新-《新世纪》：这次规划《建议》的基本逻辑是什麽？有哪些亮点？ 刘鹤：如前面所提到的，这次《建议》的基本逻辑是，适应内外条件变化，加快转变发展方式，扩大内需和加快改革。扩大国内需求的重点是改善民生，改善民生的实质性问题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转方式、扩内需、改善民生，最根本的东西是要创造新的体制机制条件予以支撑，这是高度强调改革的原因。通过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创造一个新的环境，使得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能够在“十二五”期间取得实质性进展。 从内容上看，有三点格外重要。 第一，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中的定位。中国经济要把握好在全球经济分工中的新定位，创造参与国际经济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我们既要保持制造大国的地位，这是我们的比较优势，又要成为居全球前列的大规模的市场。《建议》提出，要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这是核心、关键的一句话。对国内来说，是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消费需求，扩大中等收入人群，实现共同富裕。对国际社会来说，我们要应对全球经济市场总需求不足的新挑战，因此，要创造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内大市场。面对1929年大危机，凯恩斯学派的主张是创造总需求。这次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存在着怎麽创造总需求的问题。世界缺乏一个新兴的中等收入群体作为一个巨大需求方。目前，中国GDP总量占全球的8.5％，消费约占世界的5.4％，我们希望通过实施“十二五”规划，在全球GDP份额比重上升的同时，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也能位于全球前列。 第二，扩大内需必须稳步推进城镇化。城镇化意味着更多的就业和服务业比重的提高，意味着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阶层，意味着规模效益提高，意味着现代公民理念的形成，其深层的意义非常丰富。《建议》强调了城镇化的形态和模式问题。中国历来有“大城市派”和“小城市派”之争。有的认为应该多发展大城市，或者巨大城市、国际大都市，而且认为这是世界潮流；另外一派认为中国应以小城镇为主。现实问题是，一些大城市堵车、拥挤、地价上涨、房价上涨，虽然有工作机会，但是，农民工生活成本太高。小城镇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前提是要有国际市场。市场是决定城市化模式的重要因素，但国际市场出现了明显变化。这次《建议》特别强调，要把大中小城市网络化，通过基础设施一体化实现大中小城市的同城化，为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合理分工，大城市提供市场，中等城市界定产业分工，小城市、小城镇增强居住功能，形成合理的经济圈和生活半径，既能够转移农业人口，又能避免某种城市过大过小的弊端。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是把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逐步转为城镇居民，同时，要保护农民工的权益，建立相应的制度，包括医疗、教育以及其他公共服务。 第三，高度关注民生，特别要处理好经济增长和收入分配的关系，既能创造社会财富，又能公平分配社会财富。这是《建议》阐述的重点问题，虽然这个内容没有在同一章节表述。 处理增长和收入分配关系，国际上有很多经验和教训，特别是拉美国家的教训。拉美国家发展战略一度出现失误。首先是坚持内向型经济和重化工业的发展战略，使得普通劳动者失去了就业机会，没有收入，大企业高度垄断。此外，在处理增长和分配的问题上，走上了民粹主义道路，对穷人承诺不切实际的高水平福利、教育，但政府实际上没有足够财力支持。政策重点没有放在扩大就业、改善教育、改善公共服务等最基本的方面，而是以民粹的态度来呼应短期的社会舆论，致使两极分化愈演愈烈，最终导致恶性的政治周期。从军政府到民选政府的不断动荡，不停地印钞票，引起超级通货膨胀（super inflation），导致资本外逃，经济长期大起大落，教训非常深刻。再一个教训就是金融危机。对于其起因，国内外一个共识是美国采用宽松货币政策，但我们要看到，盲目提高没有支付能力阶层的住房产权率是金融危机的重要起因。 在收入分配问题上，必须有长期、冷静的战略眼光，真正关心人民的利益，非常负责地处理这个问题。所以，这次《建议》特别强调几条，第一，强调就业。特别强调发展小企业和微型企业来创造就业，创造各种制度环境改善就业条件；第二，强调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第三，强调教育。劳动者能不能增加收入，最终取决于是否具备市场适应能力。《建议》高度重视教育质量和公平；第四，强调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强调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都要处理好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强调机会公平，同时要调节高收入，保护合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违法收入。最後，强调要引导社会舆论和社会心态，鼓励大家共同奋斗。 财新-《新世纪》：“坚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提法，和以前“让一部分先富起来”也不一样。 刘鹤：小平同志早就讲了这两句话。我国人均GDP达到4000美元以後，必然要走共同富裕道路。但是，究竟库兹涅兹曲线（注：收入分配状况随经济发展过程而变化的曲线——编者注）会以什麽形态在未来的十年内逐步伸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成效。 　 财新-《新世纪》：你个人认为“刘易斯拐点”会在“十二五”期间出现吗？ 刘鹤：刘易斯的理论存在很大争议。“二元结构”会不会趋同，最终取决于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所以，“刘易斯拐点”的内涵和定义首先需要明确。现在的问题是，有技能的劳动力明显短缺，不适应市场需求的依然过剩，呈现结构性特点，我们很难用是不是出现拐点来判断。但我倾向于认为，劳动力市场中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发生了明显变化。 财新-《新世纪》：联系到城镇化进程，你认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工资成本会较快增长吗？　　 刘鹤：我不认为会急剧增加，而是稳步提高。一部分市场适应能力强、知识背景扎实的人，工资上升速度会比较快。政府基本公共服务能力会明显增强，这将有利于收入增长。 改革必须有顶层设计 改革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 财新-《新世纪》：在谈到推进各方面改革时，《建议》用了“重视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这个表述，这个新词有何意义？另外，说到改革的优先顺序，汇率、费改税和资源税、资源产品价格改革，等等，会有一个什麽样的顺序？ 刘鹤：“顶层设计”指的是主体结构和主要模式。有了这个设计之後，才谈得上其他。提出这个问题，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改革30多年，现在到了一个新阶段。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过去的发展模式不可持续和面临各种各样新的重大改革议题条件下，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要经济、社会、政治体制改革稳步协调推进，在这种情况下，必须有一个顶层设计，包括主要目标以及先後顺序。具体的顺序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安排。 　　 财新-《新世纪》：资源性产品和要素价格改革，《建议》列得较细。这些年，改革呼吁不断，但一直是走走停停，可能与政府权力较大，又担心通胀影响增长有关。这次的决心如何，会不会在考虑实施的时候又因担心波动而停顿？ 刘鹤：最近油价调整了，资源税也在一些地方试验，我们会从实际出发加快推进改革。以什麽机制调整价格，存在很多技术性环节的问题。我想指出，对“供求决定价格”的理解需要深化。最近，我与美国同行讨论时了解到，同样是电价，同样说供求，我们和美国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美国涉及公共产品价格的决定需要通过模型（model）精细测算，通过听证，然後再到州政府批准。消费者、生产者收益或损失算得非常细，不是我们理解的那麽简单。现实往往与微观经济学理论不一样。理论是静态的，没有限定具体利益关系。这种经济体只存在于虚拟的孤岛，在现代社会中不存在。逐步理顺资源产品价格关系，完善重要商品、服务、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关系国计民生，需要非常科学和审慎。 财新-《新世纪》：我们注意到，对汇率改革，《建议》中加了一个定语，“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这确认了今年6月以来的汇改。 刘鹤：这个表述已有共识，就是渐进式改革。我们希望国际社会能理解几个基本问题：首先，美国失业不是中国汇率造成的，因为美国现在的失业主要在建筑业，而不是制造业，失业群体缺乏市场技能，他们的失业与人民币汇率无关。 另外，“十二五”期间，中国有自己的改革议程，既包括汇改，也包括资源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的改革和工资调整，这有一个顺序问题。逼迫人民币迅速大幅升值的想法是对中国情况不了解。最後，我们反对“汇率战”，希望通过合作实现共赢。 财新-《新世纪》：在对外开放方面，过去的重点在于对外出口及吸引投资，现在是对外出口和进口并重，引资和“走出去”并重，是不是意味着对外经贸政策的转变？ 刘鹤：与其说是政策改变，不如说是环境和条件变化。中国现在已经成为第一出口国，我们不希望贸易顺差过大。从出口来说，主要是改善品种、提高质量、调整结构。 这次《建议》有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发挥进口对宏观经济平衡和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促进贸易收支基本平衡。与改革开放初期追求顺差和出口创汇相比，现在有非常重大的变化。金融危机发生後，投资银行家们议论的首要问题是新兴市场经济体。在此过程中，引资政策必须与时俱进。 本刊记者王晶、杜珂对此文亦有贡献 刘鹤简历 1952年生，北京市人。研究生学历，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获MPA，主修国际金融和公共政策。长期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业综合局、政策研究室、长期规划司工作，参与“八五”以来历次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五年计划的制定工作。1998年任国家信息中心主任。2001年任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副主任，分管电子政务和国际合作工作。2003年3月起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参与每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主报告起草工作 “十二五” 保增长让位？ 决策层达成共识，未来五年经济增长应适当减速 □ 本刊记者 霍侃 张环宇 | 文 “旧 瓶装新酒。”这是一家国际投行10月15日给客户的报告中，对中国“十二五”规划所做的预先描摹。当天，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正集中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下称《建议》）。 阐述未来几年中国国家战略意图的《建议》于10月27日公布全文。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研究员王小广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最大的亮点不是增长指标，而是把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主线，提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要取得重大进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取得实质性进展。”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多位决策智囊，在对《建议》所展露的构想思路表示肯定的同时认为，较多提法都是过去没有的。 “看似差不多（表述），但每一句话背後都有一个故事。”一位亲身参与者道出他的感受。 调结构闯关 调结构、转方式，“十二五”是老调重弹，还是会有本质不同？ 在王小广看来，过去，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更多是泛泛而谈，没有明确的目标。《建议》提出了定性目标，这就是最大的不同。“转变发展方式和结构调整这个关口在‘十二五’必须过去”。他认为，明年3月发布的“十二五”规划纲要，结构调整的目标应该是定性和定量指标相结合。 《建议》提出的五大主要目标中，“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取得重大进展”分列前两位。中国30馀年的改革显示，保增长和调结构两个目标，长期无疑具有一致性，但短期内的确会存在矛盾。如何协调两者轻重缓急，无疑是未来五年决策的关键所在。 从“七五”期间便开始参与五年计划（规划）研究制定的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张卓元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言，“对于保增长和调结构的矛盾，原来不承认，现在承认了”，没有一定的发展速度，当然会有问题，如就业问题就会显现，但目前的高增长也是难以持续的，“两位数的增长，绝对不可能是长期的”。 未来五年，各领域改革对结构调整的诉求将更加强烈。国家信息中心首席经济师兼经济预测部主任范剑平认为，“十二五”期间，调结构是主，保增长应该是次，调整经济结构、加快发展方式转变是最主要的任务，而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是一个前提。 范剑平特别提醒，应该避免一谈到调结构，就每年都提出一些特殊情况，如以“今年国际局势不好”等借口关注短期问题，而把长期任务抛之脑後。 目前，对于未来五年中国经济增长应该适度减速，在学界和决策层已基本达成共识。王小广说，中国经济结构必须调整，结构调整实际上包括了增长速度的适度放慢的意味，如果没有放慢增长的环境，结构调整不可能加快。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庄健则认为，《建议》对结构调整的突出强调，意味着中央对经济增速回落有更大的容忍度。“这体现出了方向性的转变。因为如果把增长率目标定得很高，其他不强调，最终会导致各地攀比经济增速，使结构调整更加困难。” 虽政策方向已明，但仍有学者担心，政策执行效果可能并不尽如人意，甚至与预期目标背道而驰。 在张卓元看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多个途径，“最重要的是推进改革，政府改革是重中之重，即加快行政管理体制改革”。 原因在于，政府五年一届，官员多倾向于任期效益最大化，就会选择最容易做大GDP和显示政绩的粗放扩张。在张卓元看来，现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动力非常不足，粗放扩张的动力却很强，“到地方去看就能感觉到，在GDP挂帅的情况下，实现这一转变太难。” 规划建议提出，把推动服务业大发展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战略重点，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 《建议》中的很多内容，‘十一五’都有所提及，但放到了更加重要的位置。”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汪涛认为，“十二五”期间将更加倾向于服务业，比如资源品价格改革、增值税转型方面。 “消费需求”居首 《建议》的第二部分单独论述“坚持扩大内需战略”，强调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并提出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我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消费首次被列于投资和出口之前。 政策表述的细微变化当然意义深远，但更重要的在于采取哪些具体可行的政策激活消费。范剑平认为，一个国家的市场容量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人口，二是人均购买力。现在人口总量已经有了，下一步关键是在富民道路上走得更坚实一点，让老百姓富起来，提高人均购买力。 庄健更进一步认为提高实际购买力有三个步骤，首先是让老百姓有钱可花，即收入要增长；其次是有钱敢花，即社会保障体系要更加完善，消费没有後顾之忧；第三是花钱放心，即改善消费市场和环境，“最重要的是前两步，收入增长是核心”。 在收入增长方面，《建议》首度提出指引，制定了“双同步”目标，即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范剑平说，“双同步”的目标是反反复复经过论证的，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如果想让消费率回升、首先要让老百姓收入要回升”的阶段，如果居民收入增速长期低于GDP，消费占GDP比重下降也就成为必然结果。 对于“同步”目标，仍然存在一些疑虑，一是约束力有多大，最终在“十二五”规划纲要中，能否成为约束性的量化指标；二是居民收入增长是与经济增长的预期增速同步，还是与实际实现增速同步。王小广认为，“与预期增速同步很好做到，如果能够实现与实际增速同步，就更好”。 初步测算，过去30年中国GDP年均增长10％，城乡居民收入年均增速6％-8％。 范剑平认为，这一“同步”目标可能还是预期性指标，很难做到约束性指标。“保证收入增速不低于GDP预期增幅，这就很了不起了”。首先做到居民收入增长不低于GDP预期目标，特别是农民的收入，“收入增长也不能大跃进”。 “劳动报酬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的另一项所指，是劳动生产率提高所获得的新利润基本都被资本所有者拿走了，劳动者从中间分得很少。 在此，收入分配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涉及劳动力市场开放、国企分红改革、垄断行业放开、民营企业发展等诸多领域的突破。 在庄健看来，居民收入增加仍然任重而道远，不仅需要工资形成机制的改革，也要在劳资谈判机制方面有实质性突破。 张卓元也称，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最重要的措施是让劳动者有谈判实力。目前的劳资谈判中，劳动者往往处于弱势，资方处于强势，而且政府、工会往往倾向于资方。所以，“应该很好地建设工会，并真正代表劳动者的利益，让劳动者在劳资谈判中有发言权”。 除此，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是否完善，也将影响劳动者的实际收入。 以农民工为例，庄健认为，不仅要让农民工进入城市，政府还必须给予农民工平等的机会。如果农民工在医疗和教育方面不能得到同等对待，必然会影响到就业和工作技能的提高，也是影响收入的重要方面。 本刊记者王长勇对此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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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民主中国 亲爱的朋友们： 我是刘晓波的妻子刘霞。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消息传来，我和大家一样 ，内心充满感动和感恩，感谢国际社会和诺贝尔委员会对晓波多年努力的认同， 感谢朋友们这么多年对晓波的支持，感谢所有《零八宪章》签署人。晓波说过， 这个和平奖属于六四亡灵，我想，这个奖也属于大家，属于所有那些为了捍卫尊 严而无所畏惧的中国人。 遗憾的是，从10月8号开始，我就处在软禁当中，行动没有自由，和外界通...

以互联网和宽带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已成为影响中国媒体发展的新因素，它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了微妙但又是不可逆转的改变 　　目前，新媒体已成为影响和建构中国进程的重要变量。新媒体的兴起对处于转型和变迁中的中国将产生何种影响？新媒体正如何塑造和影响处于转型中的中国传媒、经济以及社会文化？我们又将如何运用，使之成为推动中国转型的积极力量？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主办，财新传媒协办，网易特约协办的 2010 新媒体高峰论坛，特地邀请国内外高校传媒学者以及传媒领导者，就此主题展开了探讨。 　　 —— 编者 　　 时间： 2010 年 5 月 26 日 -5 月 27 日上午　 地点： 广州颐和高尔夫庄园高尔夫会馆 参与人： 谢  文 胡舒立 段京肃 黄  翔 彭增军 董天策 薛  晨 范以锦 黄达人 曹国伟 张向东 郭  巍 李金铨 邱林川 陈卫星 王   荔 黄星民 苟   骅 吴予敏 王  瑾 朱健刚 黄  煜 杨大明 胡  泳 林力博 赵心树 展  江 张力奋 杨小彦   新媒体之 “ 新 ” 　　 谢文（互联网专家，曾任雅虎中国总经理）： 什么是新媒体？国内外资料尚没有权威统一的认定。那么，我心目中的新媒体是什么？革命性矩阵传播。 X 轴是信息接受者， Y 轴是信息传播者，轴上 ABCDEF 代表一个个的自然人，或者组织，他们既是信息制造者、传播者，也是信息接受者，两者界限难以界定，甚至消失，定位取决于某一特定时点下的事。用简单的词来解释，我称其为人肉媒体，就是信息的制造、传播是依托人际关系的机制在传播，不仅双方主动交互进行，而且是个性化的精准传播。正因为此，专业与业余的区别只是传播效果，而不再是传播本身。在这里，思想、权力、金钱的控制力急剧降低，传播成本也急剧降低。它摧毁了过去的劳动分工以及规矩，尚处于初期发展阶段，还有很多未知领域。 　　 胡舒立（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院长、财新传媒总编辑、《中国改革》执行总编辑）： 我想请教诸位，特别是请教谢文，是不是我们稍微宽容一点，把所有以互联网形式展现的，或者以互联网为主的媒体，都叫做新媒体？ 　　 谢文： 新媒体还可以有一个定义：凡是利用计算机和网络的都可以叫新媒体。把一个挺伟大的事说得挺简单，有点像个技术问题了。 　　 段京肃（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 尽管谢文先生说新媒体迄今也没有一个公认的定义，但是，说到新媒体，大家大概心里都有自己的定义，这就足够了。总而言之，今后每个人口袋里或者手里面拿一个小小的东西，走到哪里，什么人也能发现你，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就是新媒体。 　　 黄翔（ IDG （中国）常务副总裁，计算机世界媒体集团总编辑）： 新媒体就是以网络为基础的媒体平台。将来所有的媒体都是新媒体，新媒体把老媒体吸收、整合、消化成一种媒体，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提供给消费者收听、收看、阅读的信息。在新媒体挑战下，经验没有学习能力重要。 　　 彭增军（美国明尼苏达州立大学 – 圣克劳德校区大众传播系教授）： 新媒体之 “ 新 ” 可归纳为：非线性，交互性，控制权，分享。 　　 董天策（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 媒体融合的历程，大体上走过了数字化转型的技术融合、传统媒体与新媒体资源相互利用的业务形态融合以及通讯社化组织架构的融合。这些还是技术层面的融合，最根本的融合是产业层面。中国倡导的三网融合，是产业融合的一个契机，也是制度变革或者媒体规制变革的一个契机。 　　 薛晨（北京随视传媒科技有限公司首席运营官）： 三网融合之后， IPTV 、网络电视、手机 TV 等，都是户外联网的不同终端，从内容制造、发送、管理到价值实现都成为统一的体系。但是，每个运营体相对都非常碎片化。 　　 范以锦（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媒体形式不断变化，使得媒体内容、渠道、功能层面不断出现融合，这种全媒体不能理解为 “ 大而全 ” ，也不是 “ 小而全 ” ，应该讲 “ 全 ” 中有 “ 特 ” 。不只是技术的多形态，更应是媒体核心影响力。 新媒体带来话语权变革 　　 黄达人（中山大学校长）： 蓬勃兴起的新媒体针对旧的传统媒体产生了多方位的冲击，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要跟上时代潮流。 　　 胡舒立： 以互联网和宽带为主要载体的新媒体已成为影响中国媒体发展的新因素，它对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产生了微妙但又是不可逆转的改变。 　　 曹国伟（新浪首席执行官兼总裁）： 互联网媒体跟传统媒体本质的区别，是实现了双向传播、互动以及个性化。随着博客、微博等新的传播方式诞生，网媒从根本上改变了内容发布的限制。 　　博客使任何网民都有能力发布信息。微博进一步做到自己分享内容、传播内容。现在，微博报道已成为报道突发性事件最快，最有效的方式，会慢慢变成一个全民参与的媒体。此外，搜索引擎、手机上网、社交网站、 Facebook 、 iPad 等的出现，使得用户能够更加便捷地找到有用的、可靠的信息。在未来，互联网终端，不只是在电脑上、手机上，还会跨越到电视终端以及其它终端，使得用户随时随地获取信息。 　　 张向东（ 3G 门户总裁）： 手机是传播信息的一种媒介。当整个互联网变成一张大互联网的时候，来自手机的流量以及用户量，一定会很快超过电脑。 　　 郭巍（开心网副总裁）： 社交网站是相当于有媒体传播性质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用网络方式实现了现实生活中可能有的社交功能，人际传播占了很大的份额。另外，社交网站还可以与关注对象，包括机构，实现在线信息互动。 　　 谢文 : 新媒体产生了从来没有发言权的草根大众共享话语权的现象，而且，以相当迅猛的速度和无所不包的范围在扩大，免不了低俗，免不了娱乐，免不了胡说八道。同时，高端的、严肃的、学术的思想也得到了更大的传播。 　　在这个新媒体平台上，媒体工作者要把心态放下，平等交流，和平竞争，共同推进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其实，低端和高端真正竞争之处是展现的平台能否比较全面、比较彻底、比较系统地反映新媒体时代的本质。在一个漫长进化、淘汰过程中，无效的信息、噪音会被淘汰掉。不过，这个平台之争在中国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展开。 　　 李金铨（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学系讲座教授兼系主任）： 诚然，专业记者是有思想境界的，但是，草根符合民主精神，专业记者要能够应对 “ 公民记者 ” 的挑战，保持开放的态度。这样，专业记者跟 “ 公民记者 ” 之间实现动态平衡、动态互动、互相竞争、互相合作，在不断折衷中走出一条比较好的路。 　　 邱林川（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我们要和底层草根主动来分享话语权，学会倾听他们的发言。 　　 陈卫星（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从电视到互联网，到新媒体，是通过对象的可视觉性来操作的。门槛最低的视觉，能带来最大的市场和公立性。 　　如果中国丰富的历史观有一个现代化的视觉意识改造，可能会增加很多社会创新、观念创新和机制创新。 新媒体助推社会转型 　　 王荔（同济大学传播与艺术学院副院长）： 当今时代，传媒和艺术融合在一起，科学和艺术也融合在一起。而且，广播与电影业、印刷出版、计算机等原来各不相关的行业，将融合在一起。 　　 黄星民（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 新媒体改变了媒体生态，必然要改变人类的社会结构。 　　 苟骅（奥一信息网有限公司董事及 CEO ）： 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建构自己的社会责任，要在高层机构与底层机构之间，建设一种法制性的联系，网络问政是一种方式。现在，网络问政在整个广东已经发展得很快，也走向了中央，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都和网民举行了网聊。 　　 吴予敏（深圳大学传播学院院长）： 社区网络，博客、微博还有网络跟帖、恶搞和谣言，已成为社会怨恨表达的渠道。这实际上是维持社会健康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扼杀新媒体的社会怨恨表达功能，将会导致社会病态的暴力化。 　　而且，社会怨恨的新媒体表达还转化为文化创意产业奇观，如新的文字、游戏角色、卡通玩具等等。 　　孔子当年讲 “ 诗可以怨 ” ，要呼吁新媒体时代的孔子智慧。 　　 王瑾（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新媒体行动实验室主任）： Web 2.0 （ Web2.0 技术主要包括：博客（ BLOG ）、 RSS 、百科全书（ Wiki ）、网摘 、社会网络（ SNS ）、 P2P 、即时信息（ IM ）等）带来了两种社会创新模式，一个是新的创业模式，一个是展现非营利组织作业方式的 NGO2.0 。 NGO2.0 提升了公益之间协作的能力、内部管理与沟通能力以及自我宣传和社会创新能力。这些都推动了草根文化可持续的发展。 　　 朱健刚（中山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副教授）： 新媒体使集体行动在中国合法化。这不是法律上合法，而是一个逻辑合法，即政府可以接受，可以默许。新媒体由此可以帮助政府渐渐习惯人们集体表达诉求。 　　这可能会构筑关于公民社会的新想象，新媒体会促成孤立工作的 NGO 相互更紧密的联系，形成一个网络型公民社会，共同致力于国家转型。 　　 黄煜（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主任） : 中国国家社会统治的基础，一是执政官僚集团，二是资本集团，三是比较大的社会集团 —— 中产阶级，包括知识分子、经理人等。随着新媒体使得平民可以参与进入，中国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参与发生了一些变化。新媒体可能会使房地产、汽车、教育成为大的产业支撑点，改变人们的消费、生活理念，还有生活习惯，使得整个社会逐步向消费型、服务型和信息型社会转型，而且对公司的文化和管理体制带来很大的冲击。 　　 董天策： 如果真正能够从产业层面推进三网融合，包括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进一步融合，这对于整个媒体产业的发展将会带来极大的促进作用。 　　当媒体业越来越强大、独立、自主时，他们关于民主政治的话语空间，也将会越来越大，会推进社会不断进步，民主与法制建设的不断推进，最终会对意识形态政策形成一些边缘突破。自 2003 年以来，新媒体基本上引领中国舆论浪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现在，人民网还有其他十家官方网站有可能渐次上市，这种看似经济制度层面的转变，意味着媒体管理体制会获得突破，这对推进整个媒体产业和政治生活来说，是一个极大进步。 　　 段京肃： 媒体要成为经济上完全独立，精神上相对独立，社会地位比较独立的特殊社会组织，才可能获得参与世界经济竞争的条件和机会，可惜，中国媒体受制于市场多种力量。中国经济体制的合理化，不能指望某种新经济成分的进入就可以完成。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上新媒体的进入，是不是就可以改变中国的经济成分，短期内这个前景还不明朗。 　　 黄煜： 新媒体也会对民众的参与意识，以及草根阶层维护自己的权利有一个极大的推动。但是，指望它能够根本上改革中国的政治体制，不大现实。 新媒体未来之路 　　 杨大明（财新传媒副总编辑、《中国改革》副总编辑）： 中国经济转型之路有进步，有创新，有曲折，也有倒退。在这种情况下，新媒体的发展不可能独善其身。无论是对于新媒体在经济发展中新的竞争力的渴望，还是对于大众传媒在发展中寻求生路的焦虑和压力来说，真正按照市场规律来重新寻找定位，进一步合理化发展进程，是我们面临的艰巨的改革任务。 　　 胡泳（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新闻学院造就的学生将是整个大学当中最适合于理解他们所处那个世界的人才。但实际上，不仅新闻教育者根本无法满足这种期望，新媒体时代更将这种期望陷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 　　应当将新闻与传播区分开来，传播是一种传递信息的过程，新闻是赖以产生组织的基础。做这种区分之后，把新闻与民主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新闻学院应该从事公民主义教育。 　　 林力博（ FT 《睿》主编）： 新媒体时代应该帮助大学生进行新媒体时代观念调整训练，思维模式调整的训练，以及动手能力和变化的训练，从我们新闻传播教育原有的纯粹的报业教育，特别是党报类教育的圈子当中跳出来。 　　 赵心树（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讲座教授兼院长）： 中国正在经历两个转型，一是从政府管制转向公民社会，另一个是信息发布由少数人转向千万大众。在此期间，信息提供者应当具有基于社会责任的伦理道德。对于新闻从业人员来讲，我们更关注的是自由，但如果不能管得住自己，别人一定会有足够的合理性来管你。 　　 展江（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南都访问教授）： 现在，中国互联网引起的负面问题也非常多。在新媒体时代，伦理道德也很重要。在伦理范畴之内谈限制媒体自由，大家都反对，但在法律层面，全世界共识是要保护民主。所以，在伦理层面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 　　 黄煜： 中国是一个国企主导下的市场经济体制，政府操纵市场的能力较强。因此，政府以及国企在新媒体的市场竞争里会发挥相当大的垄断和主导作用。 　　 段京肃： 中国的媒体面对的是一个错综复杂，很难说清楚的社会控制系统。谢文先生讲到了学者、媒体工作者、大众传播工作者、草根四种拥有话语权的力量，他忽略了最有话语权的力量。 　　随着新媒体的崛起，正当的宣传，商业盈利，服务公众，如果调整不好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自身生存可能都碰到困难。 　　在国内各媒体之间并没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和平台，尽管有些新媒体机构势头很旺，但是，当面对强大的垄断特别是国家垄断媒体时，将会怎样？ 　　 张力奋（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 FT 中文网总编辑）： 如何让新媒体生存下来？现在可能还没有找到答案。由于中国特殊的管制架构，特殊政治人文特点，这个可能比西方同行更有挑战，也可能更有戏剧性。 　　我上世纪 80 年代进入复旦新闻系时，老系主任讲了一句话：我们新闻系 30 年代、 40 年代，是中国惟一可以合法听延安广播的地方。我当时听了非常震惊，在国共合作完全破裂的情况下，居然在一个学院里面有一块绿洲，可以做围墙以外不能做的一些事情。现在的问题是，如果中国的大学围墙还没有完全拆完的 话，我们能够在围墙里面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新闻职业伦理其实是保障这个职业继续生存下来的基本东西。不过，一方面，新闻专业人员基本的自由受到很多限制，另一方面，自己又在对自己的公信力做很多自残的事情，这是中国目前特殊的现象。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不管学界也好，业界也好，要建立一个比较好的游戏规则。 　　 吴予敏： 对新媒体的一些管制政策非常短见，表面上是为了维护社会和谐，或者是一定的合法性，但事实上对于社会的健康发展，甚至是当政者地位的长期稳固都非常不利。因为，任何一个社会，其社会矛盾不可能不通过任何的解决途径就自己化解。社会的怨恨情绪也不会由于社会矛盾不能得到实质性的解决，就自行消亡。 　　社会一定要有一个表达机制，这不光是发泄，也是观测和验证。 　　现在，新媒体给底层或者草根人群一个发泄渠道，使他们在网上论战，这没有关系，不过是几个帖子而已。 　　 苟骅： 受众首先抱着怀疑的态度看网络，这可能是新媒体实现媒体价值非常重大的一个挑战。确实，有很多国内外专家对互联网所谓的弊端有一些论述，包括乌合之众，众生喧哗等等。怎么样来认识和对待互联网的这种两面性？它是一种困扰，也是监管部门比较头疼的问题。 　　 展江： 中国目前对互联网的管理乃至整体的媒体管理，基本上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按法学家的说法，大陆传媒领域是个法外领域。 　　中国目前对互联网管理状况是人治加规制，这些规制更多地只是体现了某些人的意志以及部门利益。所谓的依法管理经常变成 “ 无法 ” 管理，或者是非法行政。这种情况在互联网里越来越明显。 　　而且，具有互联网管理权限的行政机构多如牛毛，从原邮电部、原电子工业部，到现在的工信部、证监委、国家保密局、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都有相当大的互联网管理权力。这又是一种 “ 九龙治水 ” 的状况。 　　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国新办新近建议起草 “ 互联网管理法 ” ，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在我看来，这部法律真正能够出台恐怕至少需要三年。 　　在此期间，全国人大可以制定相关实施细则以及具体管理办法。问题是，互联网上的呼声以及学者专家的意见如何能够参与进去，体现出公意？ 　　 杨小彦（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教授）： 法治滞后使我们对互联网的现状和未来产生很多忧虑，这包括信息流通的权利与公平性等等。其实，解决好伦理问题、法律问题，都可使互联网走向更好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