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舒立

林昭受难记

作者:苏小和 | 评论(1) | 标签:时事观点

——1965年,林昭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狂写血书

缘起

多年前我无法理解耶稣为什么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神赋予他大能,他斥责大海,御水而行,能叫瞎眼的人得看见,叫麻风病人皮肤光滑,还能叫死去的人重生,他完全有能力拯救自己。直到有一天我被耶稣拣选,才知道耶稣之死,乃是为这个世界赎罪,没有耶稣,这个糟糕的世界将彻底沉沦。

我无意将林昭与伟大的耶稣类比,但林昭显然是一名中国使徒,她心底纯净,完全无罪,可是人们却杀了她。我曾经沿着自由的向度、民主的向度、国家的向度、个人尊严的向度去理解林昭,但当生命就要被剥夺,当全体中国人匍匐在地、万马齐喑,为什么只有林昭一个人坚守住了正义的尺度?

大概在1961年左右,身处监狱的林昭遇到了俞以勒。以勒,出自《圣经》创世纪20章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俞显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徒,因为虔诚,所以被关进监狱。几年之后,她出狱,去看望林昭的妹妹彭令范,如此陈述:“管理人员认为一个偏激的反革命和一个入魔的基督徒是没有共同语言的。事实恰好相反,我们成了好朋友。当时还约好用密码通消息,用敲击和停顿代表英文字母。不久,当局将我们分开。几个月以后,又巧遇在邻室。密码就用上了。”

感谢主的孩子俞以勒,她为我们保留了林昭的宝贵信息。由此我们知道林昭在监狱里写血书,纸笔没收以后,她把牙刷柄在水门汀上磨尖以后,再刺破血管,用血写在白色的被单上。我们还知道俞以勒给林昭带来了水和圣灵的福音,林昭变成了一名坚定的基督徒。她的话语系统由此走在了耶稣基督的道路上。在给《人民日报》编辑部的信中,在日记里,林昭写了“主历”这样的名词。她经常提到“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还有“基督亲兵”,“作为一个基督徒”等等。

彭令范相信她的姐姐在监狱里已经是一名主的孩子,在抄写血书的时候,她读到了神与林昭同在的祷告词:

“不不!上帝不会让我疯狂的,在一日,她必需保存我的理智与保存我的记忆,但在如此固执而更阴险的无休止的纠缠与逼迫之下,我几乎真的要疯狂了。上帝,上帝帮助我吧,我要被逼疯了,可是我不能够疯,我也不愿意疯呀。”

“我默默地抠着墙上的血点,只有想到那么遥远而又那么切近的慈悲公义的上帝时,我才找到我要说的话,这个满腹委屈的孤愤的孩子无声地祷告过,天父啊,我不管了,邪心不死的恶魔这么欺负人,我不管了,我甚么都不管他了。”

林昭用血把这些祷告词写在监狱里的墙上,这个时候,一名或者多名女狱警反复毒打林昭,在满身伤痕和痛苦中,林昭一次又一次求告上帝,求上帝安慰他的孩子。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现在, 我要陈述林昭的道路,如同当年马太陈述耶稣一样。

1、林昭的家谱

林昭,苏州人。父彭国彦,母许宪民,妹彭令范,弟彭恩华。

父彭国彦,早年留学英国学习宪政,1922年考入东南大学主修政治经济,1926年毕业论文是《爱尔兰自由邦宪法述评》。1928年在国民政府举办的第一届县长考试中获第一名,被任命为苏州吴县县长。因书生意气,不擅逢迎,被调至苏北邳县去作县长,旋即因同样原因被政府开缺,赋闲在苏州老家。1945年以后在上海中央银行工作。1949年以后一直赋闲在家。1960年其女林昭被捕后月内服灭鼠药自戕。

母许宪民,1908年生,抗战名人,社会名媛。自16岁便在哥哥(许金元)影响下投身革命,为苏州第一个穿上军装之女兵。1936年任第战区上海淞沪三区专员。1946年,在史良支持下,参加国民党伪国大竞选并当选国大代表,在一系列有利身份掩护下,资助建立共产党地下电台,提供收发电报场所,并帮助地下党进行策反活动。日本投降后曾任苏州县银行董事、《大华报》总经理、苏福长途汽车公司董事长。1949年后曾任苏州市政协委员。暴死于1973年上海街头。

妹彭令范,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从文革至一九八○年赴美前,在上海任医生。在美国达拉斯和威斯康辛大学获两个硕士学位,现在一家大学做研究工作。现已入籍美国,语言与文字均以英文为主。

弟彭恩华,现在美国加州大学任助教。

大舅许金元,曾任中共江苏省委青年部长、苏州特别支部书记,1927年“四.一二”事变中遇难,尸体被国民党装入麻袋抛入长江中。

堂舅许觉民,中国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

叔叔彭国珩,随聂荣臻将军南下的时候,在三十年代牺牲。

2、林昭出生

林昭出生的事记在下面:1932年12月16日,生于苏州,系长女。原名彭令昭,乳名苹男。中学时发表文章曾署名令昭。林昭为笔名,大学入学时正式改名林昭。父亲为其取名令昭是望其效学班昭。

3、地下党员

中学时曾在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大地图书馆工作,被发展为地下党员,并被列入苏州城防指挥部学生黑名单,在地下党组织黑名单上人员紧急转移时,未参加此次撤退,从此与地下党失去联系。

4、教会学校

从苏州景海女师附中高中毕业。该校与上海的中西女中属同一教会所办,系苏州一所名校。 景海教会学校课程与当时国民政府颁发的教学大纲一样,区别在英语课程稍微多一些,另外硬性规定学生每礼拜天去礼拜堂做礼拜。 在这所学校里,林昭受洗。

5、不出国留学

1949年7月,其母许宪民要求林昭出国留学,或报考北大。林昭自行报考了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录取后母亲不允许其入学,说,你要去,以后就不要再回来,林昭回答说,我不回来就是。母亲还要她立下契约,以后“活不来往,死不吊孝”,林昭说,好,我就写。从此离家三年无音讯。

10月,林昭写作《我们相亲相爱就象兄弟姐妹》,内含基督爱人如己思想。

6、迷上毛泽东

1950年5月,林昭从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毕业。在给朋友的信中,说“现在我真是一无所求,就是对家庭的感情也淡多了。我心中只有一颗红星,我知道我在这里,他(毛泽东)却在北京或莫斯科,每一想起他,我便感到激动。” 信中多次将毛泽东称为“父亲”。8月,苏南新专的同学全部下到基层支援地方工作。林昭随苏南农村工作团参加苏南农村土改。

7、斯大林的故事

林昭参加完土改工作,以干部身份分配到常州民报工作《常州民报》、常州文联工作。在《常州民报》担任副刊编辑,深入工人之中撰写了大量报导,写有专栏“斯大林的故事”,在读者中影响甚广。

8、江苏省文科第一名

 

1953年,林昭以江苏省文科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新闻专业。任校刊编辑。期间阅读大量书籍,古典文学造诣和写作能力深得北大名教授游国恩等人赏识。 报考北大时名为彭令昭,入学时即改名为林昭。本年,其妹彭令范考入上海第二医学院。

9、《红楼》创刊

1955年秋,北大著名学生综合性文艺刊物《红楼》创刊,林昭任编委。编委会名单:主编:乐黛云先生、副主编:康式昭、张锺、编委:马嘶、李任、王克武、林昭、张元勋、谢冕、张炯。编辑部无办公场所,编辑工作往往挤在林昭在文科女生宿舍二十七斋二楼宿舍里进行。 《红楼》创刊号1957年元旦出版,发行组组长李鑫一。创刊号封面题名为「山雨欲来」四字;第二期三月一日出版,责任编辑林昭、张元勋;第三期为纪念「五四」专刊。 1957 三月版《红楼》“编后记”中,林昭写到:“我们希望能在《红楼》上听到更加嘹亮的歌声,希望我们年轻的歌手,不仅歌唱爱情、歌唱祖国、歌唱我们时代的全部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也希望我们的歌声像炽烈的火焰,烧毁一切旧社会的遗毒,以及一切不利于社会主义的东西。”

10、为张元勋辩护

1957年5月19日黄昏时分,北大学生大餐厅东门外墙上出现了大字报。张元勋等随即贴出诗歌体大字报《是时候了!》(由沈泽宜和张元勋共同创作)。

次日,林昭在日记中写道:“在这样的春天,到处谈论着整风,我们怀着兴奋的心情,期待着……昨天出现了第一张责问主席团三大的代表由谁选出的大字报,随后出现了用大字报帮助党整风的建议……夜里,大饭厅前出现了更多的大字报。这可真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傍晚,天气极闷热,在北大十六斋东门外的临时论坛上,林昭因见一群人攻击张元勋,仗义执言。有人怒问:你是谁?答:我可以告诉你,没关系。武松杀了人还写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何况我还没杀人。你记下来,我叫林昭。林,双木三十六之林;昭,刀在口上之日的昭。

是夜喝酒大醉,此后卧床两天。后沉默无语,每日在善本书库静读。

29日,上午,于《红楼》编辑部开除张元勋与李任会议中发言批判张元勋时言:“我有受骗的感觉!”。

不久,林昭成为北大八百名右派分子之一,并因此永远没能毕业。

6月,《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说随着运动的进展,出现了一些背离社会主义的言论,是右派分子乘机向党进攻。北京大学反右运动开始。同学陈爱文回忆:“其后几乎所有的右派都检讨了。惟一一个不肯检讨的,就是林昭。”

11、自杀未成

秋天,林昭确信自己与谭天荣、张元勋等学生一起被打成右派分子,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抗议,被同学发现,及时抢救过来。被判劳教三年。后因新闻专业负责人罗列怜其体弱多病,经常咳血,冒险为之说情,未发配至西北劳改,改留新闻专业资料室接受群众监督改造。

12月21日,周六晚,于海淀新华书店与张元勋偶遇,对张说:“情况已到了最严重的关头,我们都要时刻作好被捕的思想准备”,并告之家庭住址,其一、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其二、苏州乔司空巷15号。

三日后(12月25日晨),张元勋欲往英国大使馆政治避难而被捕,判刑八年,羁押于山东省某监狱,一九六五年十二月释放。释放后仍被留置于劳改队继续改造。

 

12、资料室

1958年6月,北大新闻专业合并到人民大学新闻系(东城铁狮子胡同),由系主任罗列照顾安排,林昭和王前(刘少奇前妻)及另一青年右派甘粹同在人大新闻系书报资料室监督劳动。主要工作为学校编写《中共报刊史》收集资料。林昭独住于九楼宿舍九楼楼梯下一间小屋内。此段时间常徘徊于天安门英雄纪念碑前思索,苦苦寻求答案。

与人大新闻系右派学生甘粹相爱,并提出结婚申请,被斥为以恋爱抗拒改造,申请未获批准。

期间创作完成《海鸥之歌》和《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两首长诗,并每周日带甘粹去王府井教堂作礼拜,给甘粹讲圣经的故事。

13、回上海养病

1959年,林昭心情恶劣,支气管扩张病情加重,冬天咳血加剧,请求回上海母亲身边养病,校方拖延不允。1960年初,人民大学校长吴玉章亲自批示准假,由母许宪民来北京接回上海养病。回上海后,疗、养皆好,日渐康复。

此时, 林昭心情尚好,于寄友人信中附一张自画贺年卡,上绘一艘帆船,旁注云:直挂云帆济沧海。

越几日,给在甘肃某地劳动的北大“右派”同学刘发清寄粮票35斤。 时刘发清每月口粮为20斤,没有菜及任何副食,因为饿得全身浮肿,医药室的药都被吃光了,周围的村庄更是“饿殍遍野”,“晚上可以听见遍地的哭声”。 靠这些粮票,刘发清每天多加了半斤粮食,撑过了冬季最艰难的两个多月。

14、张春元来上海

兰州大学历史系右派学生张春元和物理系研究生顾雁,因读林昭“海鸥之歌”,从甘肃天水农村慕名来到上海,与林昭相聚。十月,编辑《星火》杂志,为手刻蜡版油印,八开大小,无装订),发表《海鸥之歌》及长诗《普罗米修斯受难之日》。因主创人员纷纷以“反革命小集团”名义入狱,刊物只出版一期便告夭折。

这一年,林昭因为彭德怀冤情、大跃进、南斯拉夫等事撰文上书北京。

秋,致信张元勋青岛家中,欲往青岛。张元勋此时被押于山东省某监狱,张元勋大哥回信告知此情。林昭尚未收到信,到十月,上海公安局静安分局派人至苏州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将其逮捕。

15、父亲自杀

逮捕林昭时,其父彭国彦恰好进来,当即变了脸色,口中喃喃道:我们家完了,我们家完了!言毕踉跄离去。未及一月,其父服灭鼠药自杀身亡。

之前,林昭在苏州家中养病期间已经与父亲就观念问题彻底和解,这也是其父在林昭被捕后月内即自杀身亡原因之一。其父死前已被打为历史反革命,以糊火柴盒为生。

16、张春元被枪毙

 10月,兰州天水参与《星火》地下刊物的右派与当地群众30多人遭捕杀。其中武山县委副书记杜映华被判五年,谭蝉雪、胡晓愚、何之明十五年,中文系学生杨贤勇十年,生物系学生陈德根七年,化学系学生向承鉴十八年,苗新久二十年,顾雁判刑17年,关押20年,徐诚十年以上。当地40多岁的农民刘武雄十二年。 张春元被判无期徒刑,逃脱,几年后被捕并枪决。

中共中央监委副书记钱瑛带了一个工作组到甘肃调查,曾过问“《星火》反革命集团”案,建议从宽处理。但1962年台湾方面叫嚣“反攻大陆”,国内政治形势紧张,对政治犯从严处理,该案有十几人被判了重刑。

张春元、杜映华二人都被关在专门收押重刑犯的甘肃省第三监狱。杜映华刑满后,名曰“释放”,却如别的犯人一样不得回到社会,留在省第三监狱“就业”当工人,唯一区别是有一定的外出自由。1968年上海当局处决林昭的前后,甘肃当局诬指张春元“密谋暴动越狱”,杜映华被指为张传递消息,两人均被判处死刑,立即枪决。

17、与俞以勒关在一起

1961年,林昭羁押于静安分局看守所。她开始写作思想日记,并和基督徒俞以勒囚拘一室,相处甚好,相互影响甚多。狱方将林昭和监狱中最顽固的基督徒关在一起,原意是想让他们在信仰上相互打击。

基督福音通过俞以勒再次临到林昭身上,从此她真正走在了耶稣基督的路上。

18、林昭不回家

1962年3月,林昭在狱中病情严重,静安公安分局通知保外就医,由母亲和妹妹接回苏州乔司空巷15号家中休养。出狱时林昭抱着桌子脚不肯回家,对母亲和妹妹说:“他们还要把我抓进来的,放我是多此一举。” 后来知道,公安同意林昭保外就医确实是一条计,因为《星火》“主犯”张春元在逃,放林昭为了引蛇出洞。而林昭年底又再次入狱。

19、在苏州认识黄政

在苏州养病期间,林昭结识了刚从劳改农场释放回来的右派黄政。9月,与黄政、朱泓等人起草“中国自由青年战斗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在上海市淮海中路与无国籍侨民阿诺联系,请阿诺将《我们是无罪的》、《给北大校长陆平的信》等带到海外发表。

12月23日,再次被捕,投入上海提篮桥监狱,因拒不认罪,虽不是主犯仍被重判二十年徒刑。此间,狱方曾安排去上海精神病院作精神鉴定,院长粟宗华亲自判定她精神不正常。文革中。粟宗华被指称“包庇反革命分子”林昭和陆定一的太太严慰冰,抑郁成疾含恨而终。

20、绝食书

1963年6月18日,林昭写《绝食书》:

“一息尚存,此生宁愿坐穿牢底,决不稍负初愿,稍改初志。”

“我经历了地狱中最最恐怖最最血腥的地方,我经历了比死亡本身更千百倍的更惨痛的死亡。”

8月8日,从上海市监狱移拘上海第一看守所。 有感于和鉴湖女侠秋瑾悲凉身世相似,借秋瑾断句为韵,写《秋声辞》。

21、血书(1)

1964年9月始,林昭的纸笔被狱方收缴,无法书写。此后一直用竹签、发卡、牙刷柄,牙刷柄在地上磨尖,先戳破自己皮肉,取血、书写,陆续在墙壁、衬衫和床单上用鲜血书写文章和诗歌计二十余万字。此书写方式,在人类思想史上,乃至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

11月始,林昭谢绝营养荤菜。 因与狱方谈话不投机,第四次加戴手铐,以玻璃片割破左腕血管自杀未遂,是日起绝食十日。

12月,林昭第一次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血书:“长期以来,当然是为了更有利于维持你们的极权统治与愚民政策,也是出于严重的封建唯心思想和盲目的偶像崇拜双重影响下的深刻奴性,你们把毛泽东当作披着洋袍的真命天子,竭尽一切努力在室内外将他加以神化,运用了一切美好词藻的总汇与正确概念的集合,把他装扮成仿佛是独一无二的偶像,扶植人们对他的个人迷信。” 无回音。

22、血书(2)

1965年2月21日晨,林昭再次开始拒食。第二次给《人民日报》写信反映案情并表达政治见解,血书:

“这怎么不是血呢?阴险地利用我们的天真,幼稚,正直,利用着我们的善良,单纯的心与热烈激烈的气质,欲以煽动加以驱使。而当我们比较成长了一些,关始警觉到现实的荒谬残酷,开始要求我们应有的民主权利时,就遭到空前未有的惨痛无己的迫害与折磨和镇压。怎么不是血呢?我们的青春、爱情、友谊、学业、事业、抱负、理想、幸福、自由,我们之生活的一切,这人的一切,几乎被摧残殆尽地葬送在这污秽不堪罪恶极权制度的恐怖统治之下。这怎么不是血呢?”

无回音。此信附有一封呼吁书,要求转给正在给非洲人效力的日本律师长野同治和智利记者罗哈斯,希望引起国际正义力量对自己事业及案情的关注。

3月6日,林昭交上血写的绝食书,狱方鼻饲流质,至5月31日共绝食八十天,此间天天写血书。到上海第一监狱22个月,仅于1964年11月5日家人送了一回副食品。

3月中旬某日,血书“有事要求立即提审“。3月至5月,期间一个半月没有张口说话。

23、血书(3)

3月23日,开始写血书《告人类》:

“作为一个人,我为自己的完整、正直而干净的生存权利而斗争那是永远无可非议的。作为基督徒,我的生命属于我的上帝││我的信仰,为着坚持我的道路,或者说我的路线,上帝仆人的路线,基督政治的路线,这个年轻人首先在自己的身心上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这是为你们索取的却又是为你们付出的。先生们,人性││这就是人心啊!为甚么我要怀抱着,乃至于对你们怀抱着一份人性,这么一份人心呢?归根到底,又不过是本着天父所赋予恻隐、悲悯与良知,在接触你们最最阴暗,最最可怕,最最血腥的权利中枢,罪恶核心的过程中,我仍然察见到,还不完全忽略你们身上偶然有机会显露出的人性闪光,从而察见到你们的心灵深处,还多少保有未尽泯灭的人性,在那个时候我更加悲痛地哭了。”

6月1日,林昭刺破手指,在判决书的背面用鲜血写下《判决后的申明》:昨天,你们,那所谓的伪法院,假借和盗用法律的名义非法判处我徒刑20年,这是一个极其肮脏极其可耻的判决。但它确实也够使我引为判逆者无尚光荣的,它证明著作为一名自由战士的林昭,吾至清操大节正气。

7月至12月,林昭第三次给《人民日报》写信申诉案情并陈述政治思想,重点批评“阶级斗争“学说和集权统治,呼吁人权、民主、和平、正义,长达十万字。

24、张元勋看望林昭

1966年5月6日,上午8时,张元勋以未婚夫名义偕同林昭母亲许宪民至上海提篮桥监狱探监。这是林昭唯一一次得到同仁看望。林昭脸色失血般地苍白与瘦削,长发可抵腰间,半数皆白。头顶一方白布,上用鲜血涂抹成一手掌大小“冤”字。临别,林昭搜遍破布包,送给张元勋一帆玻璃纸叠成的小船,小船有白色的帆,鲜黄色的船身和桅杆,另赠诗一首。嘱将其文稿、信件搜集整理成三个专集:诗歌集题名《自由颂》、散文集题名《过去的生活》、书信集题名《情书一束》;并托张元勋关照其母及弟、妹,语未毕而泪如雨下,痛哭失声,悲噎不止。据管教干部言:在他们的记忆里也从未见林昭如此一哭。

中间,林昭取下头上“冤”字顶巾,以示张元勋:在半是白发的根部,所指之处,乃见大者如枣,小者如蚕豆般的头发揪掉后的光秃头皮。并指著周围狱警告诉张元勋:“他们想强奸我!所以我只能把衣服缝起来!”。张元勋发现:她的衣服与裤子都是缝在一起的。林昭在押期间被用两副手拷把双手拷在背后一百八十天,即便吃饭、大小便、妇女例假时也不给松开。

25、林昭被杀

1968年4月29日,整日瓢泼大雨。林昭接到由二十年年有期徒刑改判为死刑、立即执行的判决书。当即血书“历史将宣告我无罪!”。当天被从监狱医院病床上拖起,秘密处决。死刑判决书到底由谁颁发、签字,无从知晓。没有记录。

林昭被枪杀前,狱中曾召开公审大会,林昭被带出来,口中塞一橡皮塞子,此物专为禁止犯人出声设计,随人张口而伸缩,越反抗越胀大,会使整个面孔变形。同时颈上还勒有塑料绳子,这种对付特别“危险”犯人的双管齐下,令林昭的脸发红发青,在场犯人无不感到极为恐怖。开会时狱囚们竟惊呆到忘了喊打倒口号,令主持人大怒。

另据林昭母亲友人之子称,当日下午三时许,目睹林昭被两吉普车急挟至龙华机场,拖出车外,脚踢仆地,三弹殁命,立时将尸体拖入车中,疾驰而去。

林昭究竟被杀于何地,无人可知。骨灰遗落何处,亦无人可知。

26、5分钱子弹费

1968年4月1日,下午两点左右,公安人员至上海茂名南路159弄11号二楼林昭母亲家,索取五分钱子弹费。其妹彭令范送上五分镍币,母许宪民大哭:“我的苹!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妈妈对你是有罪的!如果我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那么我们家庭的悲剧都不会发生。我的苹!你受了多少苦啊”,随即昏厥。

林昭执刑后几天,狱方通知家人去提篮桥监狱取遗物,彭令范陪着神志恍惚的母亲同去。取得包裹一只,内有棉袄一卷已完全拆碎检查过,血迹斑驳的被单若干和不少白布条上模糊的血书,还有几件衣服。反复寻查所谓遗物,难觅片纸只字或林昭在狱中多年的别的留存。

许母几番至上海提篮桥监狱、上海公安局、上海高级法院询问林昭的遗体究竟被如何处理?如果掩埋,埋于何处?如果火化,骨灰何在?均全遭拒绝皆不奉告,且声厉色狞,拒于门外。

27、许宪民流落街头

1973年秋,冯英子于上海复兴中路陕西路附近街头偶遇一疯婆子,面无血色,目光迟钝,满含忧伤,披着一头乱发,穿一套油渍斑斑的破衣,鞋跟已失,说话时惶顾四周,面带恐怖神情。同冯英子擦身而过后,又回过头来向她招呼:“你的问题解决了没有?”冯英子惊诧之下,方认出此乃许宪民。

1975年11月24日,许宪民摔倒在上海街头,送上海第一人民医院。医院称反革命不予抢救,第二天离世。

(本文主要参考了摩罗先生整理的林昭年谱初稿,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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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媒精英称开放是大势所趋

    "胡舒立说:“过去十年《财经》的成功与中国新闻专业的发展并驾齐驱。"
    中国新闻界一些知名人士在香港出席一个国际媒体大会时表示,中国的传媒虽然仍然面临政府的严密监管和利益集团的干预,但是传媒越来越开放是难以阻挡的趋势。

    《南方都市报》创办人之一、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工作过近四十年的范以锦把这种趋势描述为中国传媒朝开放方向的波浪式前进。

    *中国传媒开放势不可挡*

    范以锦:“ 媒体的开放是不可阻挡的。它主要靠两个因素。第一是市场的力量。既然要走市场化的道路,那我肯定要把报纸办得老百姓要看,一定要讲诚信,要客观,要公众。第二是网络媒体的发展。尽管我们的网络也有管理,毕竟网络非常快速,推动了我们媒体的开放。”

    *《财经》的成功与中国传媒发展并驾齐驱*

    *对传媒的控制也在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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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家是开放社会的产物

    作者:苏小和 | 评论(7) | 标签:时事观点

    我想从金融大鳄索罗斯的思考说到中国企业家最近出现的大面积倒退。因为一个现象正在出现,中国的企业家们越来越热爱政府管制,而索罗斯却越来越赞美开放社会。

    近一段时间,中国最大的企业事件,当然是google离开中国大陆。关于这一点,各种说辞可以说纷至沓来。有人认为,这纯粹是一起企业战略事件,不值得上纲上线;有人则认为,这是正在开放的中国的一次不开放的行为;有人认为,这是一起企业之间的竞争,有人则认为,这是一个开放的企业和一个不太开放的国家之间的价值博弈。

    索罗斯总是反复提到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这让我兴趣盎然。我的意思是说,从索罗斯的哲学里,也许我能找到解读google事件的相对周全的方法。这些年,金融大鳄索罗斯在全世界纵横捭阖,攻城掠地,他的方法论,应该是有某种启示意义的。

    很有趣,索罗斯喜欢卡尔·波普尔。我所熟悉的波普尔,他的名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国内有一大批铁杆跟随者。这位举世闻名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长期以来被西方学界誉为“开放社会之父”。从科学家到文史哲界的专家,从政界要员到企业家,无不深受波普尔学说的影响。尤其是他的证伪主义方法论,甚至成为诸多商业天才的经营利器。而这一大批商业天才中,当然就包括了大名鼎鼎的索罗斯。

    事实上,索罗斯是波普尔的嫡传学生。20世纪50年代后期,索罗斯在伦敦经济学院读书,他提前一年完成了毕业考试,为自己赢得了一年的自由时间。如此打发这一年的自由时光,索罗斯的选择是来到卡尔·波普尔的门下,让自己成为了波普尔的关门弟子。

    从索罗斯后来的言说来看,波普尔对他构成真正影响的学术体系,仍然是著名的证伪方法。所以索罗斯上来就复述导师的观点,经验的真理不可能绝对确定,即使是科学原理,也不能毫无疑义地被证实,只能通过检验来证伪。即一个失败的检验就足以证伪,而再多的确认性例证也不能完全证实。科学原理具有假设条件,其真实性要能经受证伪的检验,声称掌握绝对真理的意识形态是一种错误的宣称,所以只能强加于社会,所以这类意识形态都会导致压抑。

    有人说,索罗斯显然不是波普尔最喜欢的学生,这种表述不虚,事实上索罗斯日后的发展显然没有沿着学术的方向演进,他不期然成了这个世界上最有财富的金融大家之一。但索罗斯本人不这么看。他自己认为,正是波普尔的开放社会理念对他构成了毕生的影响,他才得以成功,而且,他沿着波普尔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方法论,这就是索罗斯反复解说的所谓反射性理论。

    如何用最少的语句来陈述索罗斯的反射理论,并不容易,按照他不厌其烦的言说,似乎有点像物理学上的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天体学上的宇宙和反宇宙,或者是社会学中的多样性、信息学里的无遮蔽多元信息场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索罗斯的反射性理论,必须建立在他的导师波普尔的开放社会架构上,否则,索罗斯一切的商业行为、一切的思想行为,均无从谈起。

    这正是我喜欢索罗斯的理由之所在。在一个开放社会里,索罗斯简直就是一个怀疑一切的人,他总是试图寻找到更加多样性的信息,逐条加以怀疑,然后组合出一套对自己有利的信息。所以索罗斯说,由于他在德国和苏联占领的匈牙利生活了很长时间,他知道一个不开放的社会如何抑制了他的才华,所以他才如此热爱美国这样一个开放的社会。

    不过,相对于观念的正确与否,索罗斯和他的导师一样,更加关注观念背后的方法论。即使在美国,索罗斯也一直坚守波普尔开放社会的理念,坚守他自己的反射性方法,他是波普尔证伪主义方法论的真正门徒。比如关于汹涌的次贷金融危机,索罗斯就认为,这是信贷和杠杆使用的无止境增长导致的灾难,而背后的经济学逻辑则是:金融市场可以自我调节,所以可以听之任之。由此,索罗斯批评了里根总统和撒切尔夫人的市场原教旨主义信条,认为他们忽略了绝对自由市场的另外一种反射性,即人的不确定性。而关于小布什总统的伊拉克战争,索罗斯认为,正是对美国开放性社会的某种收缩,比如传播的主导原则和单一原则,才导致美国人最终同意小布什发动战争。在这样的意义上,索罗斯认为,这才是美国开放社会的最大危机。

    任何一个人都很容易犯下矫枉过正的毛病,就像人的眼睛长在身体的前面,当我们朝前面看去,必然要丢失背后的风景,当我们朝左边看去,必然要丢失右边的风景。人总是一个有限的人。索罗斯显然是深深领悟到了这样的道理。如果我们去分析索罗斯这些年的金融大手笔,必然能发现,他总是试图超越金融,站在一个更加周全的地方打点自己的生意,他不是那种坐井观天的小生意人。有些时候,他像批评家,有些时候,他又像杀手,有些时候,他锱铢必较,有些时候,他却是一名彻底形而上的思想者。

    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的企业家显然与索罗斯存在极大的差距。毫无疑问,中国当代企业家都是开放社会的产物,没有30多年前的改革开放,今天的企业家们一个也不会出现。但是,当这些企业家拥有了财富之后,我发现有相当一批人似乎成了开放社会的敌人。最明显的例证,是今天的中国企业家普遍迷恋官商勾结,而官商勾结,毫无疑问是开放社会的死敌。而在新经济领域,很多年轻的企业家对越来越疯狂的信息封锁不仅不抵制,反而助纣为虐,幻想自己的竞争对手退出市场之后,自己可以分得利益,殊不知任何形式的信息遮蔽,都是对开放社会的遮蔽,而任何关于开放社会的抵制,最终必然导致企业的式微。因为,人类企业发展史明显见证了一个事实,企业家必然是开放社会的产物。

    一个成功的索罗斯,当然是开放社会的硕果。所以索罗斯在50岁那一年,在他的对冲基金增长到一亿美元之后,他开始思考,究竟什么事业才值得他继续发力?在漫长的思考之后,索罗斯终于决定建立一个致力于促进开放社会的基金会。他为这个基金会确定了醒目的宗旨,这就是促进封闭社会渐渐开放,弥补已经开放的社会的种种不足,倡导批判性的思维方式。

    一名富可敌国的金融大鳄愿意站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中,对这个世界保持一种批评的姿态,这无论如何值得善于拍马屁,善于官商勾结的中国企业家们学习。而关于今天的中国,索罗斯的建设性批评也让人耳目一新,他说现在的中国人还愿意个人的自由服从于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繁荣,但不可能永远这样。腐败是一个大问题,中国需要法治,需要公民批评政府,防止其滥用权力。中国需要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社会,世界其他国家绝对不可能让个人的自由服从中国的繁荣。

    关于索罗斯,还需要说一点什么?这名曾经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激动不已的商人,事实上比很多中国人更能看到中国的危机,这名得益于美国开放社会的金融巨人,事实上一直在促进美国的进一步开放,他对美国社会任何一点点与开放为敌的行为都保持着巨大的愤怒。相比之下,中国的企业家们是不是一直保持一种开放的姿态呢?或者我们反过来说,当企业家们都不促进开放,甚至甘愿充当开放社会的敌人,那些耀眼的财富,那些光鲜的公司,又能存活多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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