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陈平原：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进入专题 ： 陈平原 鲁迅 胡适    ● 陈平原 （ 进入专栏 ）       特殊的时代总会造就一批早熟者，相比同龄人，他们更早的步入真正意义上的不惑。大时代下的个人选择，有人隐遁，有人悔恨，有人陷入一场漫长的控诉不得解脱，也有人九分兼济天下，却又能给自己留有一方净土。          陈平原做了几十年教师，授业解惑的范围远不止嫡系弟子，他师承王瑶先生——接续五四的学人典范；安身立命亦受父亲影响——一个“柔弱之中自由坚持”的乡村语文教师。          传统遗风与现代独立思考融汇，造就了陈平原看待世事的通透，编选《压在纸背的心情》，他选了当年的高考作文以存真，因为在他看来这“就像小孩子穿开裆裤，没什么好害羞的”；他还选入备受争议、毁誉参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一方面是基本观点未曾改变，一方面也认为“文章何时与读者见面并成为公共话题，远比个人心情重要”；北大刊行《永远的1977》纪念恢复高考，他写出《未必“永远”的记忆》提醒同代人，回首时，应“多点悲悯与自省。”          对话陈平原 问=侯思铭 答=陈平原（广东潮州人，1978年考入中山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后入北京大学中文系读博，现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系主任。）          问：你说平生最得意是小学一年级到博士班都教过。          答：我第一次走上讲台，是1970年9月。那时我在粤东山村插队，承蒙父老乡亲厚爱，把一群娃娃交给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知青。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在我成长的年代，可供个人选择的空间实在太小，基本上是撞到什么算什么。不能用今天的成功或失败，倒推回去，以为如何别有深意。在下乡插队的日子里，刚好有机会当老师，而我的父母都是中学（中专）语文教师，祖父据说也是教书匠（我出生时，祖父早就过世了），这种“遗传基因”，使得我比较容易进入角色。假如不是“文革”，按部就班念大学，估计我也还是当老师。从政、经商、写诗、画画、拍电影，都不行，那剩下来的最佳选择，就是在大学里读书、教书、写书。至于说“从小学一年级教到博士班”，那是特定年代的“印记”，说着玩的。          问：谈谈印象最深的一次选择？          答：人生路上，选择太多或者太少，都很让人烦恼。现在的问题是“歧路”容易“亡羊”，过去则只能“两害相衡取其轻”。          文革中，因父母政治上“有问题”，我初中毕业后只能辍学，这时面前只有两条路——或者到海南农场，或者回粤东山村。我选择了回老家插队，日后的好好坏坏，都与这一选择有很大关系。不夸耀，不埋怨，反悔更没用。          “印象最深的一次选择”，那当然是参加高考了。当时渴望外出念书，别的没想那么多。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大转型，那些当初没有参加高考或者没考上的老知青，日后往往命运多舛。在这个意义上，参加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并成为七七级大学生，是我一辈子最为关键的选择。          问：谈谈你的父亲？          答：父亲热爱书籍，喜欢写作，崇拜鲁迅，这些，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日后的学术道路。另外，父亲因1948年的台湾行，解放后一直处于被怀疑被冷冻的状态，如此坎坷身世，使他对政治的复杂性以及命运的不确定性多有了解，也正因此，对别人多有体贴，对自己则是守住道德底线，不唱高调，但柔弱之中自有坚持。父子之间，确有某种“承袭”但时光流转，世代更迭，大转型时代的学人，其立场、趣味以及学术表达方式，更多得之于时代。          问：在五四时代的人物中择一而交，你会选择谁？          答：在《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及《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等书中，我再三强调，晚清一代和五四一代，从人际关系到思想学问，都密不可分。因此，我要求我的研究生必读八个人的文集：蔡元培（1868－1940）、章太炎（1869－1936）、梁启超（1873－1929）、王国维（1877—1927）、周树人（鲁迅，1881—1936）、刘师培（1884—1919）、周作人（1885— 1967）、胡适（1891—1962）。故意不按各自登台表演的时间，而是出生年月排列，你一下子就明白，那个时代的思想、文化、学术是如何“犬牙交错”的。          既然是“尚友古人”，为何要求“择一而交”？又不是男女之间谈恋爱。作为研究者，我多次谈及晚清以及五四的魅力——这个魅力来自思想、学问，也来自人格力量。不愿意“择一而交”，但私底下，我确实说过这样的话：读鲁迅的书，走胡适的路。          问：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种可以给人生的某个阶段命题的句子，好像对你来说“压在纸背的心情”就算这样的句子，还记得这句话最初怎么来的？          答：未曾认真检索，没有把握“压在纸背的心情”这句话最初是什么时候说的。或许是课堂上，或许是随笔中，我也说不清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读书》发表过一篇影响很大、毁誉参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基本立场至今没有改变，“心情”也从那里引申而来。至于着意写随笔，那是被李庆西连蒙带骗催出来的。那时他在浙江文艺出版社当编辑，想弄一套“学术小品丛书”，老是说我行，我只好硬着头皮上，于是有了《书里书外》这第一本随笔集（浙江文艺出版社，1988）。进入九十年代，“治学之余，撰写随笔，借以关注现实人生，并保持心境的洒脱与性情的温润”。也算是一种自我期许。          问：你多次提到将学术随笔和学术著作区别开来。          答：对一个现代学者来说，接受某一学科领域的专业训练，学会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论文”，是入门的关键。很多自认为有才气的人，不喜欢这种“戴着镣铐跳舞”的状态，更愿意随时随地随意挥洒才情，结果是一辈子学问没做好，都是半桶水。          但反过来，也有不少潜心读书的人，久而久之，装了一肚子学问，就是不会写文章。假如你研究数学、物理、哲学、考古，会不会“写文章”关系不大，学问好就行。可对于研究文学的人来说，这是致命的。          对我来说，那些写在人生边上或学问边上的“随笔”，并非可有可无的点缀。写随笔是会上瘾的，我目前不想把这当主业。一个注重“现实感”，一个强调“学术性”，二者的写作姿态及论述策略不同，我倾向于略作区隔。当然，也有以“随笔”为“著作”，二者浑然一体，处理得非常巧妙的。我做不到，只好采用这种笨办法。      进入 陈平原 的专栏    进入专题： 陈平原 鲁迅 胡适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lizhenyu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学术综合 > 学人风范 > 当代学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696.html    

　　早就有人说过，“五四”那一代思想巨人的产生有当时东西文化碰撞的大背景，这固然没有错。我更想强调的是，当时的中國也为胡适、陈独秀、鲁迅的产生提供了土壤。 　　我们对“五四”的认识存在着很大的误区，今天回过头来看“五四”时代，第一，要把“五四”放回到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大环境当中去，而不是孤立地抽出来，把几个思想家、文学家的言论抽出来做文字分析，如果这样，我们就很可能将“五四”游离于当时的基本史实，变成我们想象中的“五四”。特别是要把“五四”放回到当时的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当中去看。这是我们以往做得最薄弱的一个环节。我们对“五四”当时的经济了解多少？对当时的社会了解多少？我们最了解的是当时的思想方面的东西，而且做做了过度的阐释，特别是从林毓生以来，几代学者几乎把“五四”的思想文本解读得淋漓尽致了，但是这些解读，大致上属于文本解读，哪怕在逻辑上完全成立，也只能停留在文本中。但是历史不是逻辑。历史是建立在对客观事实的基本尊重上面，离开了客观事实，最完美的逻辑，也只是纸上的逻辑。我对历史学有一个基本判断，历史学有两个层面：第一，是建构基本史实；第二，提供基本解释；我们今天看到的历史学，大部分属于后者，都是在提供解释。 　　对于建构基本史实，老实说，最近这一百年做得并不好。所以我们对近代以来中國历史的理解，包括对“五四”的这个时代的理解，很多的基本史实都没有把它呈现出来。而大谈特谈这个人当时说了某一句偏激的话，过激了。比如说，鲁迅说的不读中國书；胡适说的百事不如人；钱玄同说的废除汉字，陈独秀说的绝不容反对者有商量之余地，等等。其实，这不过是其中的片言只语，反过来看陈独秀、鲁迅、胡适他们这些人，恰恰都是对中國的传统文化都有深入的了解，胡适一生都沉浸在对中國文化的研究乐趣当中。 　　第二，就是我们不能把“五四”仅仅局限于几个思想界的先驱、代表人物，局限于受到特别关注的那些文本，而要放大眼睛，去看当时的整个时代。我想举个例子，陈独秀一生五次被捕，其中最有典型性的就是1919年6月11日被捕那次。我不说陈独秀被捕这件事本身，只说他被捕之后，在中國社会的各阶层，各个方面做出的反应。从中我们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氛围，看清那个时代的基本面目，可以回答为什么那个时代能够产生陈独秀、胡适这些人。 肖雪慧 老师多年前提出一个说法，“民主的后援力量”，其实就是鲁迅讲的“天才的土壤”问题，在他自己的时代，这样的的土壤是具备的。 　　当陈独秀被北洋政府抓起来，社会各界在第一时间做出了各自的反应。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医学专门学校等等，这些高校的教授们、学生们，全国的学生会、北京学联、包括一些中学都做出了及时的反应，他们发表通电，要求释放陈独秀。如果说他们是同类，物以类聚，臭味相投，算不得意外，那么，那些跟陈独秀没有这种知识上的连带感、思想上的认同感的人，站出来为他说话、呼吁就更值得我们留意了。我特别注意到，当时为陈独秀呼吁释放的一个团体，中华工业协会，他们的通电发表在6月25日上海的《时报》上面，这些人平时也许并不关心文化思想的问题，通电里面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陈君提倡新思想，著书立论，无非研究学理的关系，既不与共和国家法律相抵触，亦适合共和国民思想自由之心理。兹值全国人民愤激甫息之时，当局岂可遽兴文字之狱，而以北京學潮迁怒陈君一人。窃恐大乱之机将从此始。”这段通电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与陈独秀并无私交，也非同类，只是仗义执言，不愿看到再次激起风潮。另外值得我们留意的是，有好几个跟陈独秀在政见上并不相同的人，岑春煊、田桐、章士钊这些人，也都对他给予了很大的同情，公开为他说话。 　　更令人大感意外的是，反对白话文的桐城古文家们马通伯、姚叔节等人，他们并不认同陈独秀搞文学革命，推广白话文，但在那样一个环境下，他们竟然也出面说公道话，肯定陈独秀的学问人品，并不因观点的分歧而冷眼旁观，乃至落井下石，相反却伸出了温暖的援手，公开要求政府保释这位同乡。这一点令胡适感念不已，一直到了1925年，他还在给写给陈独秀的信中，对这件事念念不忘，其中说：“在那反对白话文学最激烈的空气里，居然有几个古文老辈肯出名保你，这个社会还勉强够得上一个‘人的社会’，还有一点人味儿。” 　　不能不提及的还有当时的警察总监吴炳湘，他虽然抓了陈独秀，但是他是保护着陈独秀，陈独秀在监狱里90多天没有吃多少苦。步军统领王怀庆要求把陈转到步军统领衙门，他不肯。实际上保护了陈，否则后果难料。吴炳湘是安徽人，当时的安徽同乡会都为陈独秀的事出面奔走。过了近十年，时局改变之后，世人还记得吴炳湘在“五四”‘学生运动中的表现。《大公报》报道说：“吴于五四运动，应付学生，甚得体要，学界中殊佩服其手腕。” 　　综合当时方方面面情况看，当然还有新闻界，各种不同政治背景的报纸，上海的，北京的，天津的，都是站在陈独秀这一边，我们可以看到1919年的中國，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正是那样的土壤才产生了“五四”那些思想先驱。一个历史人物不可能从天上掉下来， 一定是从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陈独秀被抓起来，是北洋军阀眼中的敌人，可是社会的各方面，包括那些不同意他观点的人，也能出来为他说话，并且也有机会公开为他说话，他们就是“五四”一代思想先驱的后援力量，或者说构成了产生他们的土壤。 　　胡适一生相对没有经历大的波澜，只有一个时期，他曾经受到很大的压力，也就是1929—1930年间，这个阶段，他因为在《新月》杂志发表的文章得罪了国民黨当局，国民黨许多地方黨部纷纷要求逮捕胡适，但是国民黨并没有真的去抓胡适，他们只抓过罗隆基，也只是关了一天而已。但当时胡适承受的压力也是非常大。在《新月》与国民黨的冲突中，他之所以能坚持下来，他的后援力量在哪里？胡适的后援力量不光在那些跟他一样具有欧美留学背景的新知识分子当中，也在银行家、企业家和许多旧知识分子当中，徐新六这些银行家，张元济、蔡元培不用说了，还有一些写古文的，在前清拥有科举功名的人，他们都是站在胡适一边的。他们都同情胡适，许多人通过个人方式，写明信片，当面找他，或者通过朋友转达，或者直接写信，胡适收到了很多信，现在还保存了不少，我相信保存下来可能只是一部分，这些信基本上是两种内容：第一种，非常善意的劝说胡适要收手，再做下去，可能有危险，希望他保全自己，从长计议。另一种，也是大同小异，叫他注意分寸，最好是离开上海，到北京去，因为北京可能更安全，北京远离南京，我觉得这些人，无论是1919年公开为陈独秀说话的人们，还是1929-1930年为胡适的命运担忧的人们，他们未必都是跟胡适、陈独秀有一样的政治主张，一样的思想观念，但是他们提供了陈独秀、胡适们生存的土壤，成为那个时代陈独秀、胡适的后援力量。是跟胡适、陈独秀有一样的政治主张，一样的思想观念，但是他们提供了陈独秀、胡适们生存的土壤，成为那个时代陈独秀、胡适的后援力量。 　　作者: 傅国涌 中国报道周刊 , 2011-09-03. | 添加评论 | No comment 原文地址 陈独秀与胡适的后援力量 通过Google Buzz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Twitter关注 中国报道周刊 通过RSS 全文订阅 通过电子邮件 全文订阅 文章分类 国际关系 . 欢迎大家投稿， 点这里 发送投稿邮件 相关日志 魏忠贤的罪与罚 (2) 魂兮归来，司徒雷登 (4) 陈独秀民主思想初探 (5) 陈独秀——回归“德先生” (7) 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 (7) 重评袁世凯 (0) 郑和下西洋：纪念与反思 (0) 谁欺骗了李大钊？ (3) 让太平天国恢复本来面目 (4) 袁崇焕之死 (3) 蛇吞象，并不荒诞的游戏 (0) 秦始皇对中国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吗？ (2) 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与长生梦 (0) 汉文帝与张释之 (2) 汉卿先生是好贼 (0) 梁山好汉的真面目 (0) 梁启超的“自觉” (0) 林昭四十年祭 (22) 林昭·铿锵 (0) 朱熹和海瑞的阴暗面 (0) 悼张志新烈士 (1) 希特勒是如何上台的？ (8) 崇祯是怎样亡国的 (1) 山海关之战，非关美人，无涉卖国 (16) 宋美龄，从“飞虎队”到开罗会议的那段日子 (2) 宋教仁在民初的政治舞台上 (0) 宋教仁之死 (1) 商鞅·李斯·董仲舒 (0) 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毛岸英 (0) 向死而生——纪念林昭殉难40周年 (11) 刘胡兰，是悲剧而不是英雄 (0) 军阀曹锟的总统生涯 (0) 关于对“包拯用人仍可借鉴”文章的胡思乱想 (0) 伏尔泰的“命”和何家标的“命” (0) 《甲申三百年祭》漫谈 (7)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件”琐议 (0)

先说几句：记得看过一篇文章，是比较胡适与鲁迅的，主要比较他们的政治观点与文学观点，一个激进无比，一个宽容有加。比较之后，知道了文人的千姿百态、丰富多彩，至于你是想做胡适还是鲁迅，各自选择吧！也无什么好坏优劣。这篇文章也是比较，是将胡适之与郭沫若比较，不比学问，不比观点，专比人格，非常有趣了。如果想做官，胡适之肯定比郭沫若做得大，曾经有贵为总统、行政院长之邀都被拒绝了，郭沫若最大的官就是一个副总理。可是，各自对于两位专制独裁者的态度差别之大，简直就是天地之别，胡适之表现了对蒋介石的应有尊重，但对蒋的专制独裁从来都是公然批评与顶撞的；那个郭沫若，对待毛泽东的专制独裁，除了一幅十足的奴才嘴脸外，什么都没有了。二者比较，我时时想，是不是那个儒教主义的专制主义与共产主义的专制主义，抚育的两个专制独裁者的差别所致——要是胡适落到毛泽东手里如何？要是郭沫若落到蒋介石手里又如何？是不是郭沫若具有了胡适之的人格，胡适之有了郭沫若的人格呢？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共产专制是要比儒教专制可怕十倍的专制，胡适之落到毛的手里，不是人格不保，而是性命不保；相反，郭沫若落到蒋的手里，大不了当不成官，你的学者兼批评家的使命是剥夺不了的。文章来自《春秋战国》网，题目做了改动，时间2007年8月9日，作者不详。 也许是都为《新青年》撰稿的缘故，人们常常把胡适与鲁迅相比较。印象比较深的是朱学勤的说法：“我摆脱不了鲁迅的内心感受，却想追随胡适的目标。。。。。。我在理智上知道胡适的选择比鲁迅正确。。。。。。但在切身感受上，我实在去不掉鲁迅的黑暗，鲁迅的‘鬼气’。”他似乎还说过胡适是饭，鲁迅是药这样的话，意思是胡适一天也离不了，鲁迅只有在有问题时才有用。 可我最近越来越感到，胡适和郭沫若更有可比性。他们都是五四前后出现的文学大师，都是新文学的开创者，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胡适出生于1891年，郭比他晚生一年。胡适1962年死于台湾，郭1978年死于大陆。胡适早年留学美国，学习哲学；郭早年留学日本，学医。在创作上，胡适出版了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郭出版了有影响的诗集《女神》；胡适有独幕剧《终身大事》，郭则有《棠棣之花》、《屈原》、《孔雀胆》、《蔡文姬》；在学术上，胡适有《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郭则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等。他们不但都能创作，而且都能翻译，还都是学术界的领导者。1949年之后，郭一直担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胡适则担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成就相似，地位相似，更有一点相似的是，他们都和最高统治者有较为密切的来往，这一点是鲁迅无法与之相比的。也恰恰是在这一点上，他们二人显示出了个性的不同。如果说郭在创作上有时要胜胡适一筹，在做人上胡适则胜郭不止一筹。 胡适是美国式民主的追求者，他主张由好人组成政府，他不愿直接做官，更愿为帝王师。他主张专家治国，反对蒋介石的“军人治党”。他曾在1932年送给蒋介石一本《淮南王》书，意在要蒋介石去人治，讲法治，当好总导演，不必事必躬亲，以制度之优越，无为而治天下。蒋介石经常与胡适共进晚餐，探讨国事，但他却拒绝任职。他的理由是做一个诤友、诤臣比在政府中说话更方便。因此，汪精卫让他当教育部长他不干，蒋介石让他当考试院院长他坚辞不就，只是留恋北大做他的学术。在他一生中有多次做大官的机会，包括行政院长直至总统，但他都放弃了。只是在抗战时为了共赴国难不得已当了驻美大使，当完之后，立刻回到北大搞他的《水经注》研究。当有人问胡适，如果他真被提名当选总统怎么办，胡适说：“如有人提名，我一定否认；如果当选，我宣布无效。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当然有不当总统的自由。” 郭沫若就不同了，这只要看一下他的履历表便可了然：1926年南下广州，出任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同年，投笔从戎，先后担任北伐革命军政治部秘书长，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抗日战争时出任军委政治部第三厅厅长和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中国科学院院长，中国文联主席，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还不是全部，一些不重要的职务还没列在里面。郭也不是没有推辞过官职。那是在1938年，陈诚任政治部主任，让他当第三厅厅长，他看给他安排了复兴社的人当副主任，又在〈政治部组织大纲〉中看到“一个主义、一个政府、一个领袖”的提法，就怪陈诚不尊重他，跑到长沙躲了起来。后来周恩来为了国共合作派于立群这个“特使”，叫他再走兰台，告诉郭陈诚服了，第三厅是他组阁领域了，他才走马上任。当然，说起这些丝毫没有责怪郭沫若的意思，官总还是要有人当的，能人当总比蠢才当强。 胡知、郭沫若都与蒋介石、毛泽东两位领袖人物打过交道，胡与蒋打交道多些，郭与毛打交道多些。抗战结束后，毛泽东派董必武争取胡适，后来，又通过胡适的学生傅斯年代向老师胡适问好。胡适不但不买帐，还对共产党劝降，亲自写信给毛泽东，让共产党做不靠武力的第二大党，令毛泽东气而不理。在围困北京时，毛泽东曾说：“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做北京图书馆馆长。”胡适听后冷笑一哼：“不要相信共产党那一套！”他逃走后，我党立即宣布胡适为战犯。 郭沫若也曾经在权势面前无所畏惧。但那是自己1927年3月写的讨蒋檄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把蒋骂了个狗血喷头，蒋介石下了对他的通缉令。后来他从日本归来参加抗战，蒋介石亲自接见了他。在会见中蒋介石对郭表现得和蔼可亲，关心他的甲骨文研究，并请郭多多做些文章，并要给他一个相当的职务。郭回答说：“文章我一定做，但名义我不敢接受。”蒋介石立即许愿说：“一切会议你都不必出席，你只消一面做文章，一面研究你的学问好了。” 可谁能想到，当年敢痛快淋漓骂蒋介石的人，在晚年竟那样小心翼翼，甚至变得卑微，对最高统治者曲意逢迎。这也许和郭走进了官场有关。官场是一个哈哈镜馆，谁进到里面都要走形。在专制下的官场，不仅心灵扭曲，外形都要扭曲，或是挺胸腆肚做不可一世状，或是摧眉折腰，做卑躬屈膝状。官场是个绞肉机，什么原则、感情、什么尊严、人格，统统要被绞碎。书院，文学论坛，图书，` 郭曾写了大量解释毛泽东诗词的文章，在一篇叫《红旗跃过汀江》的文章中，他写道：“主席并无心成为一个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却成了诗词的顶峰。主席更无心成为书家，但他的墨迹却成了书法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了豪放不羁的革命气韵。”明明写错了还要加以赞美，就像封建时代的佞臣面对皇帝的顺口溜大加赞赏一样。用王元化老先生的评价是肉麻，如果让后人评价，可能就不止是肉麻了。 光肉麻也就罢了，还要自我贬损。1966年，林彪、江青炮制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全盘否定了几十年来的文艺成就。郭在出席人大常委会会议时说：“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一些东西。。。。。。但是，用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的说，应该全部烧掉，没有一点价值。”这番讲话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及时提供了理由，经毛泽东亲笔批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至今30多年过去了，还有人能把这些话背下来，可见影响多么巨大。 只是逢迎最高统治者也还罢了，他竟然连最高统治者的夫人江青也逢迎起来。1967年6月5日，在亚非作家常设局举办的纪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25周年的讨论会上，他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题致闭幕词，他说：“请允许我把我粗糙的诗朗诵出来，献给在座的江青同志。”他在诗中称“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不知郭老在念这些句子时是否有些难为情。即使当时风黑浪恶，他不去这样谄媚江青，江青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那个时候，他总是急于表态，惟恐表得晚了上面怪罪。九大召开，他斥责刘少奇“大工贼，黄粱梦”。反右倾翻案风时，他又骂“邓小平，复辟狂。”当然，四人帮倒台时，他也表了态：“大快人心事，粉碎四人帮”。但到底哪个是他的真感情呢？ 也许，激进的人容易变得保守，狂热的人容易变得冷漠。可这个过程是怎样完成的呢？政治的高压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没有政治的高压，谁肯轻易丢掉尊严？政治的高压让人心灵扭曲，无法做一个正常意义的人。寒风刺骨的严冬，大地一片肃杀，这并不奇怪。 人为了保护自己，有时不得不给自己涂点保护色。可郭的所作所为，有时超过了保护自己的范畴。在这些问题上他暴露了自己人格上的缺陷。人格高尚，可以拒绝名利的诱惑，在高压下保持沉默；人格低下，往往汲于名利，拍马逢迎，甚至为虎作伥。 在高压下，人难免违心地表态，说一些言不由衷的话。可我们不必谄媚，不必曲意逢迎，更不必落井下石。这是一个做人的底线。可惜郭有时竟没守住这个底线。 尽管他和毛泽东有过诗词唱和，可在人格上他与唱和者并不平等。在所有的史传中，没有看到他对毛泽东劝戒的记载。相反，毛泽东一点点对他不满的表示，都让他战战兢兢。郭曾对秦始皇写过批评文章，题目叫《十批判书》，后来，毛写过一首诗，里面有一句：十批不是好文章。他知道后，仿佛末日来临一般。 在这一点上，胡适与他完全不同。在关于胡适的传记中，屡有对蒋介石劝戒的记载。有时甚至当大家的面反驳蒋介石的话。说起来，蒋介石对胡适是够器重的，经常请他共进晚餐，几次提名让他当副总统，甚至拿自己的稿费为胡适买房安家。最高统治者如此厚爱，一般人，早就在思想上完全缴械，在人身上完全投靠了。可胡适没有，他自始至终，保持了他自由主义的高贵品格。在为蒋介石70寿辰所写的文章中，他讲了艾森豪威尔的两个故事，奉劝蒋介石学老艾的榜样试试《吕氏春秋》中说的“无智、无能、无为”。希望蒋介石守法守宪，节制自我，更有效地保证言论自由。 1958年4月10日，台湾举行第三次院士会议开幕式，蒋介石到会赞扬胡适品德高尚，并号召发扬“明礼义、知廉耻”的道德力量。一般人对此可能会感激涕零，回敬无数好话。可胡适似乎不明白这些礼数，当面反驳了这一提法。他说：“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们的任务还不只是讲公德私德，所谓忠信孝悌礼义廉耻，这不是中国文化所独有的，所有一切高等文化，一切宗教，一切伦理学说，都是人类共有的。总统年岁大了，他说话份量不免过重了一点，我们要体谅他。我个人认为，我们学术界和中央研究院应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我们要提倡学术。”没有一丝谄媚，没有一点吹捧，甚至连官场上的应酬话都没有，只是依照自己的心愿讲自己想说的话。据说，听了这些话，蒋介石怫然变色，别人也都目瞪口呆。 按理来说，蒋介石对他如此高看，他应感恩戴德，对蒋介石的错处睁一眼闭一眼才是。可他似乎觉得感情是感情，原则是原则，不能混淆，对总统也不例外。1960年3月，又轮到6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当时蒋介石已73岁，已连任一次，如再连任，显然违反宪法，然而蒋介石还是作出了继续前台执政的抉择，还对下属说：“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胡适对此极为不满。在选举之前，他就请张群转告蒋介石，盼望蒋介石不做第三任总统，树立一个“合法的、和平的”转移政权的风范。他奉劝国民党不要再玩弄“劝进”的花招。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种方式，对蒋先生是一种侮辱，对我们老百姓是一种侮辱。”直到陈诚将结果告诉他，他还是说：“我还是抱万分之一的希望，希望能有转机。” 这样的话，郭沫若不要说不敢说，他恐怕连想都不敢想。有一件事可以证明。文革开始时，他的儿子被人抓走，当晚他和周总理在宴会上见面，他连这件事都没敢提。结果，第四天，他的儿子被整死了。同样，胡适的儿子在胡适离开大陆后，公开表示与胡适划清界限，报纸登出这个消息后，蒋介石亲自把胡适叫到家里予以安慰，胡适似乎并不领情，竟搬出了蒋经国在苏联时期与蒋介石划清界限的往事，弄得蒋无话可说。听说，蒋经国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 两个人的行为所以如此不同，与他们接受的思想影响有关。胡适在美国接受的是西方自由主义与民主的思想，而郭沫若头脑中更多的是中国明君圣主的东西。所以，遇到毛泽东这样军事、文学上出众的人物，他便相信自己遇到了古往今来难得一遇的明君圣主，不禁要顶礼膜拜。 除了思想背景、政治压力和个人品格不同的原因外，也许就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定位不同。胡适一直将自己视为统治者的诤友、诤臣，并不想在官场上混个什么头衔。他对最高统治者采取一种平视的角度，甚至俯视的角度。所以，在他的内心中，没有诚惶诚恐的感觉。由于对统治者的无所求，他想说就说，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不必顾及统治者的喜怒哀乐，也不用看他们脸色行事。你赏我官位，我可以拒绝。我不削尖脑袋奔着当官，凭学问一样吃饭，不必受制于你。这时，如果说统治者两句好话，统治者就像小孩受到老师表扬一样高兴。 而郭沫若从开始就把自己摆在词臣的位子上，对毛泽东采取一种仰视的角度。他对毛五体投地，有一种近乎盲目的崇拜。他不敢去想毛泽东也会犯错误。在毛面前，他不但交出了思想的权力，也交出了感情和人格。而且，他将感情与原则混在一起，总是诚惶诚恐，完全失去了自己。所以，毛发动的历次运动，它都紧紧跟随，从反胡风到反右，到文革，他有时甚至比发动都走得还远。毛说要百花齐放，他就为一百种花写了一百首诗；毛喜欢李白，他就专门写了一本〈李白与杜甫〉扬李抑杜，大风卷走了杜屋上的三重茅，也被当作杜是大地主的证据，令人哭笑不得。他对毛极尽歌功颂德之能事，处处看毛的脸色行事，从不敢有丝毫拂逆。他把毛看作神，至死都没有觉悟。他病重期间，还把家人叫到身边，要他们记下他的话：“毛主席的思想比天高，比海深。照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就会少犯错误。我死后，不要保留骨灰。把我的骨灰撒到大寨，肥田。”这段遗嘱，可以解释他一生中的行为。盲目的信仰铸成了他晚年的悲剧，我们不能不为之叹息。 现在回头看两位大师，胡适始终是一个人，在权势面前从来没有失去尊严，形象越来越高大。而郭沫若地位虽然很高，却显得像个侏儒，有时竟然像个小丑，想起他写〈女神〉和〈屈原〉时的风姿，实在叫我们这些晚辈心里难过。总结两位大师的一生，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无论对谁，不必仰视；无论什么时候，不能交出思考的权力，更不能失去自己的尊严和人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