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

　　核心提示：陕西镇坪大月份强制引产事件引起了全社会的全然大波，对人权、对生命的尊重引发的国人的强烈共鸣，然而却有人将受害者定义为卖国贼，时事评论员邱震海先生认为，对生命的尊重、对权力的保护是全人类的终极价值观，与爱国毫不冲突，恰恰是以爱国的名义保护落后价值观的行为才是真正狭隘的爱国主义。当下国人应该认真研究中国发展的深层逻辑，从根源上探索中国矛盾的深层原因。 　　凤凰卫视6月25日《时事开讲》，以下为文字实录： 　　任韧：紧贴时事、现在开讲，各位好，我是任韧，陕西镇坪大月份强制流产事件发生之后，引起了海内外的强烈的关注，而这个事件的当事人也是7个月大的胎儿的父亲邓吉元也是因为强烈的要求查清事件的真相，并且接受了海内外媒体的采访，所以在当地的承受了巨大的压力，而且更有人在邓家的门口打出了一个横幅，这个横幅上面特别写了一行字叫做痛打卖国贼，驱出曾家镇，就是这样一幅横幅其实是莫名其妙的把这个当事人从受害者变成了卖国贼，所以再次引发了社会的强烈的关注，所以今天我们特别请邱震海先生来解读，邱先生，其实我们特别现在知道的是这个事件为什么会引起如此大的反响，而且我们注意到在后期横幅上出现卖国贼这三个字，怎么来定义爱国和卖国的区别？ 　　邱震海：引产事件为何引发强烈关注？ 　　邱震海：这是个很有意思，我想从两个层面来说，第一是这个事件为什么本身会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第二个到底什么是卖国贼，为什么会产生卖国贼这种，也有人说爱国贼，我们过去说的这种争论，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么一个引产事件，如果发生在十年，十五年、二十年，乃至三十年之前的中国媒体或者公众会是怎么样的想法？我想如果发生在二十年之前或者发生在三十年之前可能没有人会关注，不要说在陕西这么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镇，就是发生在上海北京这样如此大的大城市里面，坦率来讲，如果说实行计划生育国策的话，有人要你把七个月胎儿强行引产的话，你又能怎么办？旁边的观众媒体或者舆论又会怎么样，我想可以肯定的是几乎会毫无反应，那么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这当然是来自于技术手段，因为今天我们是一个互联网时代，是一个微博的时代，是个消息无法封锁的时代，这是一个，第二个与此同时我想这是发展阶段的问题，在过去20年，30年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中国经过市场经济，经济高速的发展，社会多元化，公民的权力也要多元的产生，公民的权力意识也在不断的产生，所以当中公民的自我保护的意识对生命的尊重，公民个人权利意识起来之后在加上这种现代最近几年的开始的互联网，尤其是微博手段这种消息无法封锁的趋势两者放在一起，完全就导致这么一个事件。 　　哪怕在陕西这么一个小小偏远的山村，也会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全国，乃至全球如此的关注，所以我想说的是第一个这是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当然事件本身是一个悲剧，但是事件引发如此强烈的关注，我觉得是一件好事，这说明中国已经到了一个发展阶段，在瞒也瞒不过去，公民的权力意识还是产生，哪怕当有一些公民权力意识没办法产生，还没办法到位的情况下，很多的网民，很多的公民的记者，公民的评论员在网上进行如此强烈的关注的话，也逼迫大家去关注这个事情，所以我想说的是这是中国在发展阶段，社会多元化，利益多元化，权力保护，乃至公民是到了一个一定阶段一个必然的产物，第二个问题，所谓的卖国贼这个问题，因为这一家人家的家属接受了一个所谓的境外媒体的专访，所以很多人就怕它称之为外国贼，我想这样的事情在过去中日关系或者在南海问题，我们强调其他问题的时候都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风波，这里面肯定就涉及到一个很多朋友，就往往把自己家里的事情，自己国内的事情，当你把自己国内的事情需要披露，乃至批评的时候，尤其向境外媒体披露的时候，很多人就会被冠之以卖国贼或者不爱国的这么一个称号。 　　这个我想相当程度上从表层上来说是很多混淆，很多基本的一个概念，基本的范畴，我想说的是一个家里也好，一个国家内部也好，你对生命的尊重，对个人的权利的保护，非常坦率来讲这是跨越国界的，这是一个人性，只要你是生活在地球上的人，只要是生命，就应该得到尊重，这个跟任何体制，跟任何国家，跟任何文化没有直接的关系，这第一个，第二个我想说的是其实这里面可能有价值观的很多不同的层次的问题，对有些朋友来说，也许爱国是第一位的，当你把爱国树立成第一位的时候，其他的价值观就是第二位的，如果说这个爱国的价值观跟一些人类终极的价值观冲突的话，你内心做何抉择，所以也许有的朋友会把爱国树立第一位，对它来说，只要是我家里的事情，民族内部的事情，哪怕是错的我也必须以爱国的名义予以回复，对我来说非常简单，我认为爱国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人们内心非常珍贵的一个价值观，但这种价值观我们需要细心的保护，细心的呵护，但在对于人类一些对生命的尊重，对权力的保护一些终极的价格观来说，爱国是第二位的价值观，第一位价值观永远是对生命的尊重，对权力的保护。 　　它应该是超越国际，超越辐射（音），超越东西方，超越任何政治体制，当我们讲到这一步的话，其实我们发现人类的终极的价格观，跟对一个国家的尊重或者热爱的话，其实丝毫不矛盾，我们要追究的是一种到底什么样的爱国的价值观，我们到底是一种非常狭义的一种方式，去对待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哪怕你这个国家在落后，里面有些价值观再落后，我也要以爱国的名义予以维护的话，还是我需要以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对权力的保护，一种比较先进的价值观来推进我深爱着这个祖国，我深爱这个土地，我认为这个其实两种不同的界定方法，其实界定是同一个我们深爱的土地，同一个深爱的国家，我把前一种价格观我认为是第一层狭隘的价值观，狭隘的爱国观，我们无可否认它爱国里面的元素的合理和健康，但是我把后一种价格观，后一种爱国，我认为是一种宽泛的意义上，自由意义上一种更高层次的价值观，我们希望以一种，我们现在不是说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明。 　　用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明，人类共同遵守的共同的价格观来促进我们深深爱着这片土地的成长，能够使我们这片土地上的人民都能够享受到生命的尊严，享受到权力的保护，最后我想说一下，其实所谓的卖国贼这个风波也定义我们如何看别人，我们如何看自己，中国人我们在过去100多年历经沧桑，历经西方的奴役，其实我们一方面在如何我们自己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有悲情，我们有茫然，我们有莫名其妙自傲和自负，另一方面我们再看比我们先进的国家的同时，我们也有一种矛盾的心态，其实以香港历史来说，英国对香港，西方对中国，到底是强盗还是老师，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好好的去思考过，一方面它当然是强盗，当然它150年前把香港夺走，但它150年之后把一个东方明珠还给你手上，它在强盗的同时也是老师，当然我们不能天真以为它永远只是老师，它没有强盗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也不要因为它有强盗的一部分，就否认它有先进的文明，先进的至少是工业化的手段，当时促进了人民文明进步的这一方面，所以我想如果以这种自由宽泛的眼光，回过头来看我们今天爱国贼或者卖国贼的，一方面我们觉得争论是无谓，但另一方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提升我们思考的水准。 　　任韧：所以陕西的镇坪的大月份流产事件，其实是整个中国目前所受到压力的一个缩影。邱先生其实刚才您谈到了爱国和卖国的区别，恐怕对于更多人来讲，谈到了爱国一定是热血沸腾，谈到卖国就是咬牙切齿，更多的是一种情绪上的反应，但恰恰对现在的中国来讲，我们需要是一种理性的思维，中国发展当中最需要的一个深层的逻辑怎么来思考，您的观点？ 　　邱震海：强力维稳将导致国家与人民日益对峙 　　邱震海：其实我觉得现在无论引产事件还是等等，其实我们都发现中国的许多问题到了一个发展阶段的问题，到了我们全方位的来思考的问题，刚才我说这个事情发生在二三十年前，没有人关注，现在已经对生命的尊重，的尊重已经人的关注，与此同时，我们并不是反对这个计划生育的国策，对中国这么样一个人口大国来说，我想计划生育未来肯定一如既往的是一个比较主要的发展国策之一，但是请注意，其实我们现在已经到了一个阶段，就像胡锦涛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平常发展一样，就是我们的发展策略已经需要跟对自然的尊重，对生命的尊重，对权利的尊重保持一定平衡，双方不是非黑即白的关系，不是互相矛盾的关系，同样对我们来说，我们如何看自己，我们如何看西方，同样也不是矛盾，我们爱国跟我们尊重普世的价值观同样不是矛盾，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发展阶段还比较处于早期落后的阶段，所有的这些都希都是互相矛盾的，但是到了今天的这个阶段我们发现，其实是我们是有足够的能力，我们应该有足够能力，足够的智慧，把自己跟西方，把爱国与其他的对人类先进的文明的价值观的融合，把发展的策略跟对生命的尊重，对权利的尊重，对自然的保护都能够融合起来，所以到了今天这么一个发展阶段来说，其实坦率来讲我们发现，中国内外都有很多压力，我们看中国的社会矛盾层出不穷，这个社会矛盾，我们必须承认这是前进当中发展的问题，我们不能说由于这些社会矛盾的出现，我们不要发展下去，不要前进，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社会矛盾起来以后，我们如何以主观的研判去进行研判，去进行解读，这是非常关键的。 　　比如现在维稳这个问题，过去相当长一段的时间由于社会矛盾的产生，我们社会出现了不稳定，于是很多地方，尤其一些地方就用国家机器积极来强力进行维稳，想不到这个强力机器积极维稳，之后又产生了其他的一些问题，产生了官民矛盾，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矛盾日益的对峙，日益的严重，但是如果我们换一种思维，我注意到广东最近有一些新的说法，广东一方面在培育社会，另一方面它的目前的政法委书记朱明国，它同时也担任了社会工作委员会的主任，它把政法工作跟社会结合起来，而且它在上任的时候有一句话，我想一字一字差，天壤之别，一语道破天机，他说我们要有原来的维稳改成创稳，原来我们只是当稳定受到破坏的时候，我们只是强力的去维护稳定，但是对于导致稳定产生的不稳定那些深层的因素，我们并没有去加以注意，但是我们现在如果创稳话，换句话我们不但要进行维稳，我们要创造稳定，要去消除那些本利不稳定的因素，创造一种真正稳定，换句话说，就是说从源头解决问题，这些问题坦率来讲，跟胡锦涛在几年前讲过的许多问题要从源头上解决问题，等等，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换句话说，其实我觉得中国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其实我们应该认认真真的，扎扎实实的，踏踏实实的去思考一下中国发展的深层的逻辑是什么？ 　　我们现在我们无论是左右之争，还是路线之争，还是方向之争，或者很多的情绪之争，我们都在事情的表面上在做文章，我们往往忽略了中国未来到底要走向何方，它的深层发展的问题有哪些环节是我好好的去这样研究，我一再说过，今天的中国最需要一样东西，今天的中国最缺少一样东西，很多朋友也许不相信，四个字理论研究，我们真的是忽略的理论研究，很多朋友也许会认为，理论研究是意识形态的研究，党建的建设，我说错，中国到底要走向何方？中国目前发展当中到底有哪些深层的逻辑需要我们去研究的，这个我们严重的战略了，所以我们有几个核心的思路，个人的一得之见，更跟家分享一下，第一个我有赛跑论，我说今天的中国是巨大的成绩和巨大的问题在赛跑，就看谁能够跑得过谁，我们一方面承认成绩，一方面承认问题，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忽略问题的存在，问题的存在的严重性已经到了它有可能跑得过成绩这么一种严重的程度，第二个我还有一个观点，就叫内外关联论，就是过去相当长一段的时间，我在这里讲过，我们往往会以为我们的内部改革和我们的外部崛起是可以彼此割裂的，但我们内部改革很艰难是，我们让外部崛起去进行，反正我们的国际实力在不断的增长，我们的外汇储备在不断的增多，但今天许多的内外矛盾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其实我们的内部改革的滞后和艰难，相当程度已经制约了我们的外部崛起，或者至少我们的内政上的很多思维正座严重的制约着我们的外部崛起，所以有一句话刚才我说，我们撇出它的时空背景，政治色彩，攘外必先安内是有道理的，只要我们扎扎实实的把内部问题搞好，还怕有一天南海问题不能解决，害怕有一天中国在外部不能崛起。 　　如果说内部问题搞不好的话，你今天外部暂时崛起又有何用，充其量其实昙花一现，所以我认为内外关联论这是我第二个观点想跟大家分享，第三个观点，今天我们2012年非常重要，是邓小平提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市场经济到底是什么？在过去20年当中，我们会认为市场经济往往就是市场，往往就是经济，我们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当时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就是认为市场经济就是全盘的推向市场化，盲目的迷信市场化能够解决一切问题，许多应该有政府承担的工人，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产品跟严重忽略了，包括我们今天教育、医疗、住房，这个三座被人们称为三座大山，这本来应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我们全部把它推向市场化，这是我们对市场经济的严重误解，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对市场经济的误解，因为中国目前的情况体制是由原来的计划经济脱胎过来的。 　　我们现在真的是一种非典型的市场经济，我们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吗？不是，我们是典型市场经济吗？也不是，我们是一种政府高度介入的一种市场经济，在过去的东亚模式当中有它的成功的先例，左右的东亚的成功模式都是有政府强力介入的，但是我们知道东亚模式另外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就是到了一个阶段它面临一个转型，中国现在也到了一个面临的转型的阶段，中国下一步如果不转型的话，这种政府强力介入，如果说在过去20年已经对我们经济成长有了巨大推动，现在它的弊端正在越来越多的显现出来，政府中手中拥有的权利更大，导致相当一部分政府官员的腐败，政府官员的腐败导致贫富不均的财政，导致老百姓不满，导致贫富不均的产生，导致国民幸福指数的下降，导致社会矛盾的严重激化。 　　以至于我们到社会矛盾都严重激化的时候，我们又强力的维稳来进行打压，于是更加激化了官民之间的矛盾，所以这些都是来源于我们对改革的深层逻辑没有好好的认识到位，所以在市场经济问题上，我又有一个观点，我有一个四维一体论，市场经济不光是市场，不光是经济，它有四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有市场，有政府，有社会，有法制，我们现在刚才我讲了很多都是在市场和政府的之间的关系，要么全盘市场化，要么全盘的行政化，政治和市场关系永远没有理顺，现在我们处于如何理顺市场经济与政府的关系，后面一部是如何培育一个社会，在我们的官方语言当中或者我们民间语言当中，对于有一种顾虑，有一种疑虑，有敌意，往往把它翻非政府主持，因为非政府主持就是反政府主持，因为在我们的过去传统思维当中从来没有一个非政府，就是社会这么一个概念，要么就是政府，强力主导一切，要么就是反政府，非政府就是反政府，无视这是错的，所以我经常跟朋友说，（00：16：05英文）应该把它翻译成民间组织，社会组织。 　　再一个市场经济里面，非常需要有一个社会的这么一个元素的产生，当有社会这个元素产生之后你，就会发现上帝的事情归上帝，凯撒的事情归凯撒，你政府就可以减轻很多很多的压力，一个大政府变成小政府，然后官员的许多腐败问题就会相当程度会迎刃而解，市场、政府、社会之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法治，三水点那个治理的治，不是我们说制度的制，我们有同意者来制定法律，来完成对法律的运动，来完成对这里的统治，而是真正由法律来完成全部的治理，这部分在我们东方当中是相当缺乏的，但是我认为这一部分如果做不到，我们的市场经济永远不可能称之为是一个完成的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所以的这些当然，还有许多其他的一些观点，有时间在慢慢跟大家分享，所有的这些我都称之为中国改革或者中国发展，或中国转型生成的逻辑，我们如果不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层的探讨和研究的话，我们永远在表层进行情绪化的纷扰，我们永远会把一个专业问题政治化，一个本来是很专业的问题，我们无休止把它上升到政治化，比如现在政治体制改革，左派的朋友、右派的朋友都在谈政治体制改革，就是一个篮子，什么鸡蛋都可以放这篮子里面放，但是就会在很多问题造成纷扰，造成空话一大堆，做成情绪的纷扰。

　　薄熙来被停职调查后，有人指责这名文革时期的少年曾同造反派勾结。45年前，黑压压的人群集会前，薄熙来遭到批斗，造反派说他藐视毛泽东发起的革命运动。 　　中学生薄熙来文革遭批斗 　　薄熙来仕途中的大起大落，再次引发文革对他以及那一代人产生怎样影响的辩论。恰恰是这代人，今年晚些时候将掌管中共的领导权。 　　文革开始时，薄熙来是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四中的一名中学生。1967年的一天，薄熙来同他的两个弟弟一道遭到校内红卫兵的批斗，说他们反对文化革命。他们的父亲、时任中国副总理的薄一波同一批老干部一样，已被打倒，罪名是背叛他们的伟大领袖。 　　批判他们的人将他们的胳膊反绑在身后，把他们的头一直按到接近地面，时不时抓住他们的头发，将他们的面孔呈现于批斗群众面前。去年，当时就读四中的名叫段若石的男子公开了他的文革回忆录，以上文字便是这个作品中的内容。段若石写道，“虽然叫骂的喊声从各处传来，薄一波的儿子们却表示出蔑视。” 　　现在，人们提出了疑问：文革对薄熙来以及那代人究竟有什么影响？ 　　今年3月，原本看好荣升政治局常委的薄熙来却遭到罢官的命运，他被免去了重庆市市委书记一职。薄熙来的批评者，其中包括总理温家宝，暗指他文革期间同造反派 勾结，而今年即将从胡锦涛手中接过指挥棒的接班人中，就有当年的红卫兵。1966年夏季，红卫兵占领了许多学校，而原来的管理人员不是被打倒，就是被疏 散，公检法也被砸烂。据1980年出版的一个文献，仅在那年的8、9两月，北京市就有1800多人死于红卫兵的造反。 　　先是参与者，后是牺牲品 　　路透社对10名前四中学生做了问讯调查，并综合了新近公开的文革回忆录后总结道，薄熙来和他的兄弟们以及许多所谓的太子党们，在文革中既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同时也扮演了牺牲品的角色。 　　当年四中同学、现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朱景文说，“他们既攻击别人，也被别人攻击，继而进行反击。他们的角色经历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倒置。” 　　北 京四中和其他高干学校是响应毛泽东文革指示并组织红卫兵的最早的核心地点。四中学生曾在操场游斗老师，他们自建关押室，用鲜血在墙上书写“红色恐怖万岁！”紧接着文革进入下一阶段，这些革命小将的父母受到冲击，此时，他们自己也成了牺牲品。薄一波被打倒后，薄熙来的母亲不堪造反派的折磨而自杀。薄熙来和兄弟被关押数年之久。 　　一些人认为，薄熙来的所作所为以及他当年在四中的做法，同他在重庆极富争议的唱红打黑异曲同工。批评者说，重庆的做法让文革的幽灵重现，它们取消了法律保护。 　　中国政法大学的杨帆教授认为，薄熙来是在文革中成长起来的那代人的例子。杨帆本人也曾就读四中，并认识薄家的孩子们。他说，“他显示了文革经验的负面东西。” 　　他们更具多元化，更少同一特征 　　上世纪60年代就读于北京四中的许多“太子党”们，目前均在官场或经济界身居要职，中国开发银行行长陈元、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解放军总后勤部政委刘源等便是其中的例子。 　　四中文革的那代人，同前代比较，更具多元化的色彩，更少同一化的特征。尽管薄熙来毫不掩饰的野心在中国政界并不多见，但他对命运的认识和务实作风，被一些人看作是太子党共具的特征。 　　前四中学生、北京大学研究文革的历史学者尹弘飚说，“总体而言，他们的经验使他们在思想上更具独立性，对中央政府持有更少的信任。”“在他们理应学习的阶段，他们被卷入政治漩涡。” 　　朱景文教授说，他们在文革中的经历是，从人上人跌到了人下人。“但我不认为，他们放弃了特权思想，放弃权力。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从未反省，而对自己的遭遇则念念不忘。” 李鱼 编译，路透社

　   论党委政法委员会之改革（一） 　　 论党委政法委员会之改革（二） 　　 论党委政法委员会之改革（三） 　　 代结论：政法委员会何去何从？ 　　十七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总纲部分规定：“党必须适应形势的发展和情况的变化，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1]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党的领导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当有一个“完善领导体制，改进领导方式，增强执政能力”的任务。2007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一次讲话中特别强调：“做好新形势下的政法工作，加强和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关键”。[2]可见，改善党对政法工作的领导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也是司法改革的首要任务。完善党对政法工作领导当遵循何种原则？在当前中国的体制下，毫无疑问当是党章和宪法同时强调的“政治领导”原则与法治原则。毫无疑问，政法委员会制度明显违反上述原则。在实践中，政法委员会使司法制度产生“制度性扭曲”，使司法制度失去司法的本真，这严重地影响司法公正，严重降低了司法权威。 　　从加强党的领导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在建国初期建立政法委员会制度还情有可原的话——当时政府内有不少党外干部，因此需要有一个政府外的政法委员会来领导政府；那么在今天政府组成人员绝大部分是党员、各单位自有其党委的情况下（即使是有个别党外人士，也是共产党安排的），政法委员会制度与公检法三家分工合作的宪政制度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两种机制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哪一种更有利于党的领导，而不是坚持党的领导与否的问题。党既然领导人民建立了公检法分工体制，再以一个政法委员会来“领导”政法，就完全是叠床架屋。即仅仅从逻辑上说，政法委员会制度与公检法三家分工体制间也不能共存，二者只能取其一。退一步说，如果确实是政法委员会制度更利于党的领导，党就应当领导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取消公检法三家分工合作的体制。 　　由于政法委员会制度存在明显的不合逻辑现象，它与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明显冲突，在实践中存在严重的干预司法的倾向，因此，取消政法委员会制度的主张其实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在法律实务界均为主流。 　　早在法治入宪的第二年（2000年），著名刑事诉讼法教授崔敏就从司法权配置的角度对政法委员会的设置提出了批评，认为他与司法独立的要求相抵触。[3]2008年，崔教授进一步指出：“司法权是一项国家权力，不属于党务工作的范畴。既然各级公检法机关的主要领导人都是共产党员，党应该充分信任和依靠他们去做好工作，没有必要在各级司法机关之上再设个‘婆婆’去发号施令。”崔教授更明确指出，政法委员会的“做法损害了党的声誉，甚至危及共产党的执政地位。要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这个问题不能回避。”[4]2001有学者将撤销地方政法委作为提高司法权威的必要条件之一，[5]2003年有学者通过对政法委员会个案研究后得出的结论是：“由于政法委员会在人事上实际采取行政首长负责制，因此，第一把手往往会越过政法委员会制度设计的界限，从而导致干预司法的产生。”[6] 事隔八年，这位学者再次指出：“越来越多的地方由公安首长担任地方党委常委或政法委书记，这有可能使得案件的公正性难以保证。法院和检察院更有可能只是配合公安机关而很难发挥制约功能。”[7]2010年，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召集人陈光中教授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表示，应当取消地方政法委对案件的拍板权。因为这种权力不仅违反了基本的诉讼原则及直接言词原则，属于“判而不审”，而且一旦发生错案，也难以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8]著名社会学家于建嵘则明确表示：“中国应该废除政法委制度。中国最需要重树司法的权威……赵作海案已经表明，政法委制度已经严重干扰了司法，必须尽快废黜。” [9] 　　在历史上，党政不分现象同样存在于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等领域，其他领域的问题在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都比较容易地解决了，政法委员会是文革式一元化体制的唯一遗存。因此，从不同工作领域的横向比较来看，政法领域的党政不分体制已经严重落后于其他领域，造成中国改革开放的“跛足现象”，拖了改革开放的后腿，必须要解决了!作为过渡，可以考虑先撤销地方政法委员会，保留中央的政法委员会，其职权借鉴当年的政法小组的规定，当为党内的政法智库，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出谋划策。 　　[1]《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部分修改，2007年10月21日通过）》。 　　[2] 这是胡锦涛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代表和全国大法官、大检察官座谈时发表的讲话，胡锦涛：《扎扎实实开创我国政法工作新局面》，《人民日报》2007年12月26日。 　　[3] 崔教授说：“政法委员会协调办案的制度，与‘司法独立’的要求相抵触……对于法院和检察院来说，政法委是名正言顺的领导机关，而且是最直接、最实际的领导。法院和检察院都必须贯彻政法委的‘协调’意见。在这种体制下，不可能真正‘独立’地行使职权。”崔敏：《论司法权力的合理配置》，《公安学刊》2000 年第3 期。 　　[4] 崔敏：《优化司法职权配置的三点建言》，《刑事司法论坛》（第一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5] 他们提出，“保留中央政法委员会，取消地方各级政法委员会。由中央政法委负责党对政法工作的统一领导，从全局上布署党对政法工作的要求，把握政法工作的方向。地方各级政法委则无存在的必要。”汪建成、孙远：《论司法的权威与权威的司法》，《法学评论》2001年第4期。 　　[6] 侯猛：《司法改革背景下的政法治理方式——基层政法委员会制度个案研究》，《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7] 侯猛：《政法传统中的民主集中制》，《法商研究》2011年第1期。[8]《学部召集人陈光中教授建议取消地方政法委拍板权》，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法学学部网 http://fxxb.legal-theory.org/?mod=info&act=view&id=207 。 　　[9] 和讯微博 http://t.hexun.com/13827783/2086011_d.html 。

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于6月29日至7月1日期间莅临香港出席回归15周年庆典以及为梁振英新政府监誓，但不少人却趁此机会到香港“上访”，包括为湖南工运领袖李旺阳“被自杀”一案申冤，另有团体宣称要揭发胡锦涛主管西藏时残暴镇压藏胞的内幕，也有在大陆投资被贪官吞产导致家庭破碎的港商群体。此外，过去曾参加7.1大游行抗议大陆地方政府强占民间土地的受害人，亦陆续透过多个管道到达香港，组织示威行动，尽管大陆边防当局已限制7.1前后内地人民访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