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

胡锦涛二十大闭幕会上被带离

胡锦涛,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人物,曾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国家主席、国家军委主席等职务,是中共和中国前任最高领导人。其本人,也被视为中共内部派系“团派”的领袖人物。在其任内,中国社会矛盾激化,改革呼声不断,但是胡锦涛普遍被认为无所作为,保守僵化,以及因为逮捕诺贝尔和平奖获得人刘晓波等事件而遭遇批评。然而,由于习近平上台后中共和中国社会极具倒退和越加黑暗,胡锦涛的“不折腾”政策反而被一部人所怀念。

2022年中共二十大闭幕会上,在习近平的要求下,胡锦涛被强制带离,引发外界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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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何清涟 | 温总理,陈光诚正在呼唤您

这几天,中国总理温家宝再度成为国际媒体关注的聚焦点。之所以会出现如此现象,原因有二: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温相参观奥斯威辛集中营时,发表了一番让国际社会(至少是部分媒体)留下深刻印象的讲话,其中那段“奥斯威辛的不幸是全人类的不幸。它告诫人们,不能忘记历史,要铭记历史,……它告诫人们,要反对战争、恐怖、种族灭绝和一切罪 恶,维护人的自由、尊严、安全和幸福”。“诗言志”,看到这段类于诗歌的表达,英国《金融时报》与美国《华盛顿邮报》就联想到他近两年言论多涉民主自由普世价值及中国政改,于是又开始预言中国即将开始由温家宝总理一力推动的政治体制改革。 第二个原因,则是因为4月22日中国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从软禁中逃脱之后,现身 YouTube视频,向总理温家宝发出三点呼吁:要求查明长期虐待殴打他及其家人的党政干部、公安人员是受谁指派;要求保证现在仍留在村中的家人的安全;要求调查专门用于监控他的庞大维稳经费(据说高达6000万人民币)的来源和贪污问题。 为什么国际社会与陈光诚都只寄希望于中国总理温家宝?这当然是他通过多年来在国内外的各种公开演讲自我型塑的形象所激起的希望。从温相于2007年9月4日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仰望星空”诗歌开始,到前年一连串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讲话(尽管其实只是提了政改这一名词),再到2011年6月27日他在伦敦英国皇家学会发表演讲再谈普世价值和中国政改,都表现了他与坚持朝拜西柏坡,倡导回延安的总书记胡锦涛在价值取向上有很大差别,也彰显了他比坚持“五不搞”的全国人大委员长吴邦国的重大分歧。 因为温相这些持以数年的言论,国内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将其视为“党内改革派”的领军人物(尽管他们至今除了粤督汪洋之外,未能列举有哪些人属于这一阵营),希望在他的带领下,中国再起政改大潮。一些异议人士则很有策略感地表明“要借温总理的锅来煮我们自己的饭”。还有一些人干脆充满深情地吟唱“声声唤”,“温总理,您是人民的好总理”。国外异议论坛《零八宪章》将其言论辑录为“2006年以来温家宝有关普世价值及政改问题的言论辑要”( http://08charterbbs.blogspot.com/2011/06/2006.html ),以供人查阅与学习。 看了陈光诚对温家宝总理的指名呼吁后,我也情不自禁地想发出呼吁:温总理,陈光诚正在呼唤你。如今,据传陈光诚正被迫藏身于美国驻华大使馆,这一事件,往小里说关系到陈光诚及其家人一生命运,往大里说关系到中国与“重要战略伙伴”美国的外交关系。此时此刻,正该您挺身而出,彰显您多年来通过讲话让世人看到的道德勇气,一展“大国总理”的风采。 我的呼吁并非为难您。因为解决陈光诚的自由及去向问题,比起您此刻正在进行的事业单位改革要容易得多,因为“事业单位改革分类推进”时牵涉到3000多万人的利益,其难度可想而知;与您的政治局同僚们商量如何处理陈光诚事件时将遇到的阻力,也比您多次呼吁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所遇阻力要小得多。首先,这事情牵动的官员只限于临沂一地(最多再加上一两个由临沂升上去的山东省级大员),而政治体制改革要牵动的则是30多个省、市、自治区与7000多万党员的利益,撼动贵党90多年来流血无数、杀人无数建立的基业。其次,您在总理任 时间无多,只剩下不到一年时间,这么短的时间内解决陈光诚去向或者恢复他的人身自由、收拾地方恶吏绰绰有余,但要实行政治体制改革却连第一步也难以走完。两件事情之难易,比较一下立见。 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您既有雄心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伟业,做这些小事当属举手之劳。想当年大清国慈禧皇太后为解决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都不惜取掉浙江行省几十位府县大吏与封疆大吏头上的乌纱帽,您应当比当年这位大清国皇太后更有勇气与眼光。 2007年,在您发表“仰望星空”一诗时,因此四字与我在国内2001年被查禁的文集《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相同,鉴于您是中国总理,职掌国民经济,比我等只能尽言责的知识分子所具的能量不知要大多少倍,我就写过一篇“与其仰望星空,还不如擦去大地的污秽——寄语中国总理温家宝”。如今,您听到陈光诚的呼唤了吗?假如听到了,就请您挺身而出,擦去山东临沂恶官污吏们这些中国大地上的污秽。因为这是一国总理不可推卸的政治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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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何清涟 | 北京“倒薄”遇到的意识形态陷阱

北京今年在“倒薄”这一重大政治事件上,不象当年江泽民处理陈希同、胡锦涛处置陈良宇那样,罪名一经公布就百鸟息声。虽然师法“文革”那种层表态的的故伎,“倒薄”还是遇到了“红二代”的强大阻力与民间的公开反对声音。一些挺薄者利用在公园聚会广播、写公开信、联名信、在网上匿名发文的方式来声援薄熙来并谴责中共中央。其原因剖析起来复杂,但其中最主要的恐怕是中共陷入自身罗织的意识形态陷阱。 何谓“意识形态陷阱”? 共产党统治与历史上所有的世俗政权不同。世俗政权一般不禁宗教,不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共产党统治既禁止独立宗教,还用意识形态规训国民,从这点来说,共产党政权比所有的世俗政权更接近神权政治。 中国在毛时代,用的是毛泽东思想与马列主义规训国民;改革开放以来,意识形态大一统的格局无法继续,对思潮与理论之争,缺乏理论兴趣的邓小平,为了避免清理毛左必然引起的种种麻烦,下达“不争论”的禁令,对毛的功过采取“三七开”评价,中国从此失去清理毛泽东极左思想的机会,以后的江泽民与胡锦涛无论资望与能力根本无法与邓相比,只能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江泽民的“三个代表”,以及胡锦涛在第二任期内勉强成形的“科学发展观”放在一起,成为“毛邓三科”,成为党内奉行的“理论”经典,高校学生的必修课。 但是“毛邓三科”就其思想内核来说,并无继承与发展关系。比如毛泽东思想当中最重要的是其政治思想,即晚年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鄙视知识分子、过分拔高工农的地位及其对社会的贡献;而邓小平当年改革破局之始就是放弃阶级斗争,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与作用;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的实质作用就是在工农等阶层日渐边缘化的时期,为中共重新构建社会基础,形成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知识精英三者的联合。邓、江的“理论”,正好与毛推重工农的“理论”成相反之势。 至于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则纯粹是一些空话的罗列,甚至不代表胡锦涛本人的真正政治倾向。因为胡锦涛在其第一个任期内是通过朝拜西柏坡、回延安并主张“以德治国”来彰显其思想倾向,后来大概发现这种政治上的左与经济上的右实在是无法融为一体,才改为不知所云的“科学发展观”。 这些主张相反的理论放在一起,构成了一个中共并未认识其危险的意识形态陷阱。 乘时而动的“毛左” 在中央权威强大之时,最高领导层能压制住各种不同声音,这些矛盾就不显化。但到胡锦涛统治时期,由于各种社会问题日益突显,“意识形态陷阱”造成的各种麻烦就日益显露:最开始是郑州等地的下岗工人借着推崇毛泽东来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经常举行小规模集会;接着就是“老左”与“新左”合流登台,用不同的语言阐述对毛时代的向往。毛时代被打扮成了一个平等、没有腐败、工农与人民当家作主、在国际上地位很高的时代。这些人的信仰真诚度有多少且不深究,但打着“毛左”旗号的人是看准了毛泽东思想的政治保险性这点却确凿无疑。他们想的是:这是你自家供在神坛上的理论,我们借着它说事,你总不能说我们是“反革命”、反政府吧? 这时候,“意识形态陷阱”开始显露其作用。对于“文革”末期或者“文革”后出生的70、80两代青年来说,中国教育的洗脑式政治学习让他们无从辨别有关毛泽东信息的真假。老一代的工人们由于政治地位与经济地位的双重失落,有意忽视毛时代普遍贫穷、思想严厉管制、血腥镇压政治异己的事实(包括三年大饥荒在内),以毛为符号的“红色文化”开始在中国粉墨登场。一幅根据俄国列宾名画“不期而至”的油画被改成“毛主席意外归来”,那画面上的人物没敢将政治领导人列进去,但列上一些“毛左”心目中的外国势力、资产阶级与他们的知识界代言人。 胡锦涛面对“重庆模式”的尴尬    在商务部长任上还一副洋务派作风的薄熙来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才在重庆利用“唱红打黑”,开始了他的“问常之旅”。在有件事情上我的看法与很多人 不同,很多人认为,身为政治局委员的薄督到重庆,只是其“入常”前的一个驿站。我认为,正是因为薄熙来“入常”无望,才开始“唱红打黑”。“唱红”是为了表示自己以老太子党(红二代)的身份承接毛泽东政治地位的正统性,“打黑”则是政绩与扫清地盘的需要。 薄熙来所代表的其实是一批不甘心父辈夺取的江山落入他人之手,进而毁于一旦的“红二代”。他们的合法性主要建立其父辈追随毛泽东创立了红色政权,要肯定这位党酋,就得肯定他的思想及其政绩。他们对现实的解释基本上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拿着民生做幌子,而现任领导的难处在于:既要承认毛政治遗产的合法性,又要承认邓政治遗产的合法性。邓的“不争论”只是换得了党内暂时的安定,却留下一个意识形态陷阱。一旦这两份遗产被两拨具有不同利益的党内势力用作斗争工具,那就无法再维持党内的安定团结了。薄党挑起的党内斗争实际上是让中共陷足于其中,从此中共内部的意识形态分裂将无法掩盖弥合。 “倒薄”事件上,中共采取刑事定罪而回避路线斗争,就是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一“意识形态陷阱”将使他们深陷其中,无法自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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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之音 | 与茅于轼聊家常、政改、就业

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茅于轼先生2012年5月2号晚间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5月4号晚间出席[卡托研究所](The CATO Institute)的颁奖大会,正式领取该研究所授予他的“弗里德曼奖”(全称:米尔顿·弗里德曼推进自由事业奖Milton Friedman Prize for Advancing Liberty)。此间(2012年5月3号),茅于轼先生在位于华盛顿的[卡托研究所]接受了美国之音记者燕青的采访,双方聊了一些家常之余,就中国的政局,包括温家宝改革的诚意、薄熙来的前途、以及中国农民的处境、大学生的就业问题等等,做了一番问答。下面是问答的主要内容。 见到茅于轼先生,不知怎的,先是说起了家常。 燕青:听[卡托研究所]的人说,您有孩子在美国? 茅于轼:是的,我的儿子他们一家在美国,我的女儿一家在加拿大。儿子本来在Detroit(底特律),现在他到中国去打工去了! 燕青:给谁打工啊? 茅于轼:是一个汽车制造厂,在深圳,他是那儿的技术总监。他有一个女儿出生在中国,就是我的孙女;她8岁就到美国来了,现在28岁,在美国20年了。现在做采购工作,在Philadelphia(费城)。 燕青:家里还有别的人在美国吗? 茅于轼:没有了;有一些亲戚(在美国),但是不经常来往。 *相依为伴* 燕青:那在中国,现在就您和老伴儿? 茅于轼:对了,现在就我们两个人在中国了。 燕青:家里有人给帮忙么? 茅于轼:没有,我太太自己做;洗衣服、擦地板、买菜、烧饭,都她做。 燕青:这些年,您有没有帮忙? 茅于轼:嗯,她说她不需要别人帮忙,她说自己做,对健康还有好处! 燕青:她比您小一点? 茅于轼:她比我小6岁 — 5岁到6岁;她也不小了,77了、78了。 燕青:还自己买菜? 茅于轼:自己买菜、自己擦地板、自己洗衣服。 燕青:是不是觉得别人一来家里(做家政),就有些妨碍? 茅于轼:也是一个原因…… *去留* 燕青:有些父母,孩子出国以后,也随同孩子一块儿出国,到美国或者加拿大居住,您想过么? 茅于轼:我没有想过,因为我在中国有好多的事儿要做;我到国外就没有事儿做了;我还是愿意为社会做点事儿。 *回顾* 燕青:您这些年在中国所做的事儿当中,您觉得最重要的、或者是让您感到最骄傲的,有哪几件? 茅于轼:最重要的,我想我还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在中国的经济改革中间,提供了许多建议,特别是把市场经济的道理,告诉广大的中国老百姓。我还是(以)经济学家的立场,从我的优势出发,做经济学方面有关的事情。 燕青:除了那以外呢? 茅于轼:除了那以外,我还做了一些扶贫的工作,帮助穷人的工作;这个也做了十几年了。 燕青:帮助哪里的穷人呢? 茅于轼:首先是在山西的一个很贫困的农村,提供他们小额贷款,就好像是孟加拉国的尤努斯教授做的一样。然后我又办了一个家政培训学校,就是让边远地区的妇女到北京来培训,而且给她们找到工作。从02年开始到现在,十多年了,我们(已经)培养了两万多个妇女了。 *北京的行情* 燕青:就是到别人家里帮忙? 茅于轼:对;起点比较低、文化低的也能够找到工作,而且待遇很不错的;现在家政服务员的工资涨得很快。 燕青:现在在北京请一个阿姨要多少钱? 茅于轼:现在一开始要2000到3000块钱,以后慢慢地还要加。 *就业* 燕青:美国一位官员曾经说过,某一年,胡锦涛来美国,被问到,让您晚上睡不着觉的,是什么事儿?胡锦涛回答说,是怎么解决这么多人就业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燕青 茅于轼2012年5月在华盛顿 *基础人群就业不难* 茅于轼:从最近这一年或者两年的发展看,中国的基础人群的就业不是太大的问题,因为现在发生了民工荒的问题,很多企业找不到人,所以(民工工人)工资在上升;现在困难的是,大学毕业生就业比较难,因为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增加得非常快,远远超过GDP的增长。需求没有上来,供给增加了很多,于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就比较困难,他们的工资也在往下掉。就整个工作的情况来看,还算可以,就业情况还不算非常严重。 燕青: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下一步会怎么走? 茅于轼:这个问题比较难解决。大学扩大招生以后,大学毕业生的人数差不多增加了十倍,但是GDP在过去这七、八年里头,并没有增加这么多。人材的需要还是跟经济增长发生关系的。 燕青:大学生人数这么多,找不到工作,是不是有些人就应该选择不去念大学了? *大学生不再是‘上等人’* 茅于轼:从长远来看,以发达国家的经验,他们的好多普通工作也都是大学生在做;所以从长远来看,整个人口的教育水平提高了,职业选择,跟过去的想法也不同了。过去,大学生都是高等人,都是白领阶层;以后,我想慢慢会变成白领和蓝领的界线会越来越模糊;大学毕业以后也一定要做白领工作,也可以做蓝领工作。甚至我提到的家政服务的工作,都有不少大学生在做;本来(大家)认为这是一个低的就业,现在大学生也在做这方面的工作,而且挺受欢迎。 燕青:这意味着什么呢?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 茅于轼:对;我认为这也是一个进步。因为普遍的教育水平提高以后,必然会出现这种情况。整个老百姓的教育提高了。现在高中毕业生上大学的比例很高的;过去,这个比例不到10%,现在超过60%到70%,大部份高中生都能上大学。 *教育、教师质量* 燕青:那现在的大学的质量呢? 茅于轼:质量比过去差。膨胀的太快,质量就下降;因为首先老师就没有这么快地培养出来。学生你可以多招一些,但是老师,你要招多了,质量就下降了。老师的质量是大问题,这使得整个大学的质量下降。 茅于轼:中国的大学,修了好多的很漂亮的大楼,图书馆也都非常漂亮,但是老师质量不行。这是个大问题;但是这个也快不起来。老师质量的提高,要好多年。 *限制视野* 燕青:在目前这种政治比较封闭的情况下,老师质量的提高,是不是更难? 茅于轼:你说得不错,特别是人文科学。对于人文科学来说,政治上的封闭,限制了他们的视野。不过,这个情况也在改善,现在从国外留学回来的教授,越来越多了,包括文科的;比如说经济学界,很多老师都是在外国拿到博士学位,回到中国去教书。 燕青:回去以后,他们能畅所欲言么? 茅于轼:嗯 — 他们的情况 — 因为经济学,现在讲mathematical economics(数字经济学),它跟政治没有太大关系,它非常技术化,它讲的都是数学公式。但是你如果讲law、讲法律,讲政治,那肯定是受影响。 *城乡差别依然严重* 茅于轼:中国的地区差别,现在在缩小;就是说,大城市、中城市、小城市,本来这个差别很大,现在这个差别越来越小;现在连小城市都有五星级宾馆,很豪华的。现在唯一差距特别大的,还是农村。农村的变化不大;城市的变化、(不论)大、中、小城市,变化都非常大。 燕青:现在有这么多农民出来打工,还把钱寄回家、带回家,农村为什么还没有多大的变化? *靠种地发不了财* 茅于轼: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农业的产出还是非常地低,从价值、从钱数来讲;靠农业,是发不了财的。要赚钱,必须要到城里,做农业以外的工作。 中国的农业,到目前,还是50%的人口,只产出10%的GDP;所以农村的人均收入一定是很低的;解决的办法就是农业一定要大量进程。 *转型* 我们在改革开始的时候,人口当中有80%多的农民,现在降低到50%,有30%已经变成工人或者是其他行业的从业人员了;但是现在人口当中还有一半是农民;(如何)让这些农民摆脱农业,还有非常艰巨的工作要做,城里面要提供更多的就业,这还是很艰巨的工作。 美国的农业人口现在还不到(总人口的)5%;发达国家都是5%以下;我想(在中国)未来的二、三十年,降低到20%、30%是有可能的。 *机械化农业与小农经济* 燕青:但是发达国家的农业都是大规模机械化的,中国的农业不是这样一种情形。 茅于轼:不错;这是一个很大的差别。所以在这个(转型)过程中,要采取‘集中’,将小农户变成大的农场;这个过程还需要一点时间。 燕青:您觉得那是中国农村发展的方向、而不是一小块一小块地经营? 茅于轼:那肯定是效率很低的;一定是大农场的效率比较高。 *从低收入中走出来* 燕青:虽然效率低,但是它可以解决农民的就业问题呀! 茅于轼:但是那是一种低收入的就业;你要提高收入,就必须放弃农业。农业产出占GDP的比例,已经从过去的30%降低到了现在的10%,以后还要降,制造业和服务业的百分比还要上升,农业的百分比还要下降。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农业人口肯定要减少。这是一个发达国家都走过的共同的道路,没有例外,都是这条道路。 *进城* 燕青:这些(农业)人口到城市里,还都能被吸收? 茅于轼:现在还可以;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很难在城里住下,因为城里头的住房太贵了,所以他们变成流动人口,在城里头,很多人挤在一间屋里;家里的配偶、小孩儿都不能来,就一个单身(汉),到了春节的时候回家去,过个半个月、一个月,再到城里来,变成这么一个状态,现在中国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 燕青:那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茅于轼:让他们在城里有一个起码的安家的条件。 *美国变化不大* (茅于轼回忆说,他1986年到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的时候,也是跟其他几个人一起合租一个公寓,几个人住在一起。) 燕青:从80年代中期到现在,20多年过去了,您觉得美国有什么变化? 茅于轼:我倒不觉得美国有什么太大的变化,不像中国,变化非常、非常地大。相比之下,美国的变化远没有中国的变化大。这不到30年期间,我的很多朋友都退休了,还有死掉的也很多,人的变化不小;但是其他方面,我觉得变化不是太大。 燕青:这是不是说明(美国)社会已经比较成熟了? 茅于轼:对了。 *政改* 燕青:有报道说,中国现在也在考虑下一步如何进行政治改革;您对这些都关注么? 茅于轼:非常地关注。 燕青:现在走到哪一步了?卡在哪儿? 茅于轼:既得利益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另外,中国(目前)的(领导人的)选择可以说是非常特殊的一种机制,它是上一代人选下一代人,不是老百姓去选他们,是上一代的领导,选下一代的领导。他们选下一代领导的原则、也就是说按照什么标准?就是维护共产党的统治。所以现在新上去的人,并不是一种民主派,而且要维护共产党的权利。这是他们选人的一个原则。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政治改革就比较困难。有一个既得利益的集团,而且领导人中间,比如说,这一届,从胡锦涛开始到温家宝,他们这几个人当中,只有温家宝有比较强烈的改革的愿望。 燕青:但是人家说温家宝不过是“影帝”而已,只是说,具体没看到做了什么。 *挺温家宝、批吴邦国* 茅于轼:(笑)这个他们大概不了解温家宝;温家宝他一个人能做什么事呢?他能讲这些话,已经很不简单了;你看他碰到的这些人,比如说吴邦国,那就是很大的改革障碍,他不是有“五个不搞”嘛;这说明在最高层领导人中间,有改革思想的,恐怕是少数;我的印象是这样。 燕青:所以(还)没有成气候。 茅于轼:对。就是我说的,他们这一代人,是上一代选的,他们怎么选,就是这么选;现在这一代人选了下一代,比如说习近平等等,他们也同样有这个原则,你必须维护共产党的政权,这是第一选择(任务)。 (注:在采访期间,另外提到温家宝的时候,茅于轼说:“我见过他一次,但是没有跟他讲过话。”他说:“我的伯父茅以升基金会,有一次开会,我们茅家的人都去了,温家宝他(也)出席了那次会,跟我们见了面,但是也没有说话。”茅于轼说,那次见面,大概也是十年前的事了。) *和世界潮流碰撞* 燕青:但是全世界现在都知道,一党制是不科学的。 茅于轼:(笑)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要这么选呀!所以说,世界潮流跟中国现在的政治结构是有很多的碰撞的地方的。但是中国政治的转变,也是势在必行,不可避免的。 *看跟谁比* 茅于轼:你看我们改革30年,虽然大家说政治改革很落后,但是也有很多的重大的进步。 第一个进步,没有杀过政治犯。你看那些国家都杀政治犯呢;什么埃及、叙利亚、利比亚,都杀政治犯;中国这过去30年来,没有杀过政治犯。第二,中国领导人,一代一代传下来,是 很和平的,没有流血;别的发展中国家,非常激烈;暗杀,等等,巴基斯坦不就是暗杀么;过去,印度,菲律宾也都有暗杀的,中国没有。第三,就是领导人之间的斗争不(再)是你死我活的;不像毛泽东的时候,那时候真是你死我活的;现在,什么意思呢?斗失败了,失败了就失败了;毛泽东时代,失败了还不行,还要把他整死,到死才歇手,不死不歇手的(置之死地方罢休)。现在,罢了官就歇手了;比如说赵紫阳,把他从总理的位置上拿下来了,但是没有把他弄死呀;他还活得好好地,一直到生病死了。 *挑战* 燕青:您说得这些有道理,但是假如我要挑战您的说法的话,那么,第一,虽然政治犯没有被明确地杀死,但是,浙江钱云会村长被卡车碾死,大家都觉得那跟谋杀一样;还有广东乌坎村,一个村民进去(警察局以后),就说心脏病死了,但是他家里人说,根本没有心脏病史;还有新闻记者,要揭露点什么,一进去,一下子又病死了这种事;那岂不都是变相杀人? 还有说到领导人之间的斗争比较平和这一点,原来从外表上看,似乎是这样的,但是这回薄熙来事件一出来,老婆被抓走了,他自己也怎么样了,领导人之间的争斗似乎也要变得更加暴力了,您怎么看? *看跟谁比* 茅于轼:你要看到这中间的变化,看跟谁比,你要跟美国比,那当然是还不行;但是跟过去比,那当然是大进步;毛泽东的时候杀了多少政治犯啊?!几百万、几百万的杀;现在,你说得那些,一个、两个、三个、五个、十个、一万个,顶多几万个吧;我们叫作‘躲猫猫’,就是说,人被抓到派出所去了,死掉了,为什么死了(怎么死的)呢?说是玩‘躲猫猫’撞死的,就是说是玩捉迷藏撞死的;像这种死的,一年也不过几百,顶多一、两千人吧,跟毛泽东的时候比,就是大大地进步了!要这么看这个问题。一步跳到美国这样,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认为还是有很大进步,从政治上讲。 *发展中国家排第一* 茅于轼:我们跟别的发展中国家做比较,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办法,不能跟美国比;你跟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菲律宾、埃及,跟它们比,那中国算好的;中国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中,说老实话,中国政府,恐怕算第一。 *胡说八道* 燕青:那有些人又说什么“大国崛起”,跟美国平起平坐,甚至还要超过美国 — 茅于轼:这个是胡说八道。说什么话的人都有;但是看现实,还差得远。 *薄熙来案* 茅于轼:比方说薄熙来这件事,到现在为止,(还)不是一个政治斗争;而是一个刑事案件,就看你有没有犯法,到现在,都还是在调查嘛;我看温家宝讲的这些话,还有网上一些比较可信的消息,这场斗争,有政治方面的(因素),但是最后,还是要拿法律来说话。就是说,假如你没有犯法,顶多把你(从官职上)拿下来,就像赵紫阳那样,不会把你整死的,这不可能的;中国政治现在已经不存在这种可能性了。 就是(即便是)薄熙来,他干了好多坏事,只要他没有犯刑事罪,他很安全;这是我的判断。中国的政治已经走到这个地步了,再走回去,对他们来讲,他们也不可接受,因为生死斗争对谁都没有好处。 燕青:不定哪天斗到自己头上 — 茅于轼:嗯;你还是要走上依法治国的这条路。这对他们集体来讲,是有好处的,尤其是下一代,下一代更不希望看到流血的斗争。我们已经走到这一步了。你看别的发展中国家,还没到这一步呢,是吧!(笑) *弗里德曼奖* 燕青:您被授予的这个“弗里德曼奖”,弗里德曼他1988年去中国的时候,还见过赵紫阳呢。 茅于轼:这个我知道。 燕青:那您见过他(弗里德曼)本人没有? 茅于轼:没有,但是我比较了解他的总体上的那一套理论。 燕青:您准备拿这笔奖金做什么? 茅于轼:捐给非政府组织;一个是我的[天则经济研究所],还有我办的一个扶贫基金会。 *行程* 和茅于轼同时来美国的,还有他的夫人赵燕玲女士。星期五(5月4号)接受[卡托研究所]的颁奖之后,茅于轼先生还将携夫人赶赴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等地发表演讲,夫妻双双将于5月12号启程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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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诚案与中共内斗

《时代周报》5月3日认为,中、美两国在陈光诚一案中, “毕竟还能进行会谈,包括按照陈的意图解决,这个事实表明,眼下中共的执政行为有所变化。” 该 报推测说,”所以,一个很可能的情景是,中央政府在陈案中很快将指出山东省干部的错误行为。重庆的薄熙来案在操作上没有多大差别,这样北京可以保持清白。 现在陈光诚通过得到承诺成了一位有特殊地位的活动家,这在专制下不一定有多大意义,但陈光诚抵制过腐败的地方官员,争取公正的司法制度。 “他要是现在被公平对待,可能就是中共高层精英的改革派为更多的公正和法制而发出的信号。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秋季大换班被陈光诚和薄熙来案弄得越来越扣人心弦。这些案子表明,中国的政治松动了很多。” 不亚于政治侦探小说 《明 镜周刊》5月3日写道:”这个案子具有约翰·勒·卡雷(John le Carré)政治侦探小说的所有成分:黑暗的帮凶和光明的盲人,夜间越墙逃亡,无私的支持者,无奈的外交官,北京街头的追逐,两个大国的政治家加进来。所 有人都处于内政压力之下,他们似乎都有点恼火和不堪重负。 “遗憾的是结局如何还看不清,英雄会逃脱还是再次消失在中国地方的黑暗中?这个侦探小说是中国首都的苦涩现实。……主要角色盲人活动家陈光诚改变初衷想去美国,而且最好马上就走,乘坐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的专机。” “北京和华盛顿从而陷入一个外交危机,而陈光诚不是个案,几十名批评者和维权人士在中国被非法拘押、绑架、威胁,在一些案子中甚至被刑讯。” 该刊认为,”中国政府肯定希望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它已经对北京的声望造成巨大损害。中共从经验中明白,批评政府的人在外国常常不起作用,在远方失去了影响,大都陷入内斗。所以让他出境是明智的。 两股力量在较量 “然而,北京的当权者怎样决定还难说。因为,偏偏在18大之前几个月,中共内部的两股力量似乎在较量,其立场不可调和。 “一边是政治改革派,不想对反对派太强硬,认真对待’依法治国’的宣传口号。 “另一边是保守派,他们觉得威胁国家稳定的危险无处不在,只想着如何保住党的权力。黑社会组织影响越来越大,他们无所谓。这些人唯独以中共领导权这个更高利益为重,他们最近越来越自信的登场,处处都察觉’西方’的反华阴谋。 “党和国家主席胡锦涛和负责警察与安全部门的常委周永康显然属于保守派。据说周下令将陈光诚软禁。总理温家宝属于改革派,可是他迄今从未让他的改革呼吁变成事实,而且容忍虐待陈光诚及其家人。 “中共将能否以及怎样解决内部冲突,并不明确。可是陈光诚的命运揭示了其他维权人士的命运,他们迄今没有放弃为一个较为公正的中国而奋斗,如北京的律师滕彪,他建议陈光诚出国。” 作者:林泉,德国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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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鲜日报 | 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登场

年度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3日在北京揭幕。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致开幕词表示,美国和中国应该彼此尊重对方的利益和关切之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力促中国保障人权,中方主谈代表里负责外交的国务委员戴秉国回应她,表示中美双边关系最重要的层面就是彼此尊重主权。希拉里表示,“我们相信,所有政府都必须回应人民对尊严和法治的愿望,任何国家都不能也不应否认这些权利。”戴秉国几乎针锋相对回应希拉里:“我特别希望指出,处理国对国关系的根本之道,是遵守国际关系的基本规范,也就是尊重中国的主权、核心利益,以及社会制度的选择。”   来源=台湾《联合晚报》|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联合新闻网》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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