脱北者

揭秘朝鲜脱北者：通往自由的道路 逃亡的路途有多遥远？ 随着脱北者人数逐渐增加，国际社会对于朝鲜 内部的情况开始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而人们好奇的是，脱北者究竟是如何离开朝鲜 ，逃亡的路途又有多遥远？ “当我第一次踏上韩国的土地时，我觉得一切是如此美好。我能感觉到社会和文化的强烈差异。”这是现年29岁的金承哲（音，Kim Sung-Chul）在2007年成功逃往韩国后的感想。 金承哲来自朝鲜 咸镜北道，1998年父亲过世后，他的母亲决定赴中国”赚点钱贴补家用”。母亲离家后，他被送往当地的孤儿院。金承哲回忆在孤儿院的日子时说，每日他必须辛苦劳动，经常食不果腹。三年后，他的母亲因非法打工而被中国政府遣返，随后于2001年带着金承哲再次逃离朝鲜前往中国。 金承哲的脱北路途并不顺遂。他曾四次遭到遣返，并遭受朝鲜当局的审讯和毒打。但由于年纪尚轻而幸运逃过死刑，最终被送往劳改营。每次脱北他都是等待边防人员换班或不注意时闯过边界，若中朝间的江水结冰便徒步前进，春夏季则游泳渡江。在最后一次逃离朝鲜时，他只身游过图门江，藏匿在中国吉林省和龙市，最后在中介的帮助下，辗转经由柬埔寨前往韩国。 金承哲和许多脱北者相同，为了追寻更好的未来，甚至是为了逃脱政府的压迫或处决而去国离家。根据韩国统一部2013年所公布的数据，截至目前为止共有约2万5000名朝鲜人定居于韩国，另有约5000名脱北者合法居住在其它国家。此外，多个人权组织表示，现今有许多脱北者居住于中国，但碍于中国政府不承认其难民身份，一旦被抓获便将遭到遣返，因此至今难以取得在华脱北者人数的统计数据。 由饥荒而起的逃亡潮 上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朝鲜顿失重要盟友，经济随之恶化。接踵而来的是90年代中期至末期的严重饥荒，脱北的难民人数自此开始增加。国际危机组织指出，1950年至1998年前往韩国的脱北人数为947人，但单是1999年至2001年间便有1043人逃离朝鲜。此后脱北者人数不断增加，人数最高的一年为2009年，共有2927人抵达韩国。   根据统计，近年来的脱北者年龄多介于20至40岁之间，其中以女性居多。总部设于华盛顿的非政府组织朝鲜人权委员会（HRNK）执行董事长斯克尔勒托（Greg Scarlatoiu）解释道，由于朝鲜在90年代开始粮食和物资配给制，人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在非官方市场上进行交易，许多妇女前往中国打工试图养家活口，因此女性脱北者的比例不断增加。在本世纪初期时，脱北者性别仍相当平均，但女性人数逐年增加，2006年后，女性脱北者的比例皆占总人数的70%以上。 人权观察（Human Rights Watch）亚洲部副主任罗伯逊（Phil Robertson ）在接受德国之声访问时介绍道，最常见的脱北路径是穿越中朝边境后经由老挝前往韩国。部分脱北者则会行经柬埔寨、越南或泰国，一些脱北者甚至在渡过湄公河后直接前往泰国警局自首。泰国并不承认脱北者为难民，他们在当地被以 “非法入境”的罪名受到法院判决以及短暂拘留后，泰国当局会将脱北者交由韩国领事馆处理，安排他们前往韩国。 脱北的昂贵代价 一般而言，脱北者除了自行冒险穿越中朝边境之外，部分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中介也协助朝鲜人脱北。脱北后前往韩国所需的时间约为数月至数年不等。非政府组织和宗教团体主要以募款取得资金，而中介则收取数千以至上万元美金不等的价格作为报酬。这笔金额对于生活在朝鲜的人民而言并非小数目。部分朝鲜人在韩国或在中国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已有亲戚。这些亲戚支付中介费用，帮助其亲人逃离朝鲜。朝鲜境内的非官方物资交易市场也是当地民众筹措金钱的方式。也有脱北者先行与中介达成协议，在抵达目的地后打工以支付报酬。     金承哲表示，他在取得韩国公民权后又打了一年零工，以清偿约3500美金的中介费用。另一名于1999年由中介带往中国的脱北女性汉娜（化名）则称，她在中国以伪造证件非法打工7年后才有能力支付近8000美元的中介费，随后搭船前往韩国。 由于没有合法证件，许多脱北者只能徒步前进，在部分地区则搭乘汽车、火车、船只等较能逃避证件检查的交通工具。以金承哲为例，他在中国境内为了躲避警方盘查而多选择步行，后搭乘火车进入柬埔寨，并在一处由韩国传教士所设立的庇护所躲藏了六个月。 根据国际危机组织的一份报告，过去许多朝鲜人在到达韩国后，以韩国政府所发放的定居补助金支付中介。为了防止更多中介以此形式赚取金钱，韩国政府遂将一次性支付的款项改为分次发放。这也造成脱北者债务缠身的窘境，部分女性甚至因此进入色情行业，以尽快偿还欠款。事实上，不少朝鲜女性在被带入中国后便被贩卖给农村地区的单身男性为妻，或落入人蛇集团手中，被迫从事性工作。 金正恩严防人民脱北 斯克尔勒托表示，近年来，金钱越发成为左右脱北的重要关键。自金正恩上台后，为了防止脱北人数增加，朝鲜和中国皆加强了边境管制，并装设了监控摄像头。他指出，从事脱北工作的中介多为朝鲜人或居住于中国的朝鲜族人，他们通常与朝鲜当局的官员或边防人员有暗中交易，利用收买和贿赂的方式让中朝边境管制人员对脱北者睁只眼闭只眼。但随着边界加装摄像镜头，边防人员的轮替更为频繁，中介不仅难以与其建立关系，甚至在摄像镜头的监视下，需要贿赂的人数比以往更多，脱北的困难度和所需金额随之升高。斯克尔勒托说： “2012年的抵达韩国的脱北者人数减少至1509人。与2011年相比，人数急速下降近40%。原因在于金正恩正处于巩固权力的阶段，从金氏政权的角度看来，逃亡海外的朝鲜人对其造成极大的不便。因为他们对国际媒体和公众发言，告诉外界朝鲜侵犯人权的行为。”     此外，朝鲜政府也注意到，脱北者能透过秘密管道联络其家人，为家人提供经济援助，将外界的信息带入朝鲜。不少中介不仅带领朝鲜难民出逃，甚至也专门提供”通讯服务”。现年35岁的汉娜表示，她在5年前最后一次与家人联系。中介将一只中国手机带入朝鲜并前往她的父母家中，双方进行了短暂通话。不少脱北者利用此类方式与亲友取得联络，或将金钱寄回朝鲜。 因双亲仍在朝鲜，汉娜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拒绝透露真名。1999年她在中介的怂恿下离开朝鲜。中介告诉她，在中国打工能赚到比朝鲜高三倍的工资。汉娜原本仅打算在中国工作三个月便返国，和许多脱北者相同，她并不知道自己无法再次返乡。她表示，由于朝鲜政府只发现她失踪，无法得知她的具体去向，所以家人并未受到牵连。 另一名在9岁时随家人脱北的金伊凡（Evan Kim）则表示：”我们在朝鲜的亲戚暂时丢了工作一年，社会地位也稍微下降。但我的家族是朝鲜少数拥有极高特权的家族之一，所以他们受到的惩罚并不是太重。”朝鲜至今仍实行阶级制度，地位较”低下”的朝鲜人可能因为家中有人脱北而被送往劳改营，甚至遭到处决。 中国不愿承认脱北者难民身份 中国是绝大多数脱北者必经的路途。但中国并不愿承认脱北者为难民，仅将其定位为”非法经济移民”，一旦捕获朝鲜人便将其遣返。人权团体批评中国在1982年签署了1951年订立的《难民地位公约》和1967年的《难民地位议定书》后，却不愿履行对朝鲜难民的义务。根据公约，若任何人在离开原属国国界时并非难民，但被遣返后即可能遭到囚禁、残酷惩罚、虐待或处死，便符合成为”就地难民”（refugee sur place）的资格，应予以庇护。 据人权观察组织的调查，脱北者在被遣返朝鲜后会被送往国家安全保卫部接受审讯，而被怀疑曾经与传教士或韩国人有过接触的脱北者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因此，即使脱北者在被捕获前有意前往韩国，在被审讯时也仍坚称只是在中国做生意。人权观察的罗伯逊称，中国政府时常大规模搜捕朝鲜难民，并制定奖惩制度，鼓励民众进行检举；除了贿赂地方警察外，朝鲜人若被查获几乎只能等待被遣送。中国对待朝鲜难民的政策使藏匿在华的脱北者处境艰难。朝鲜妇女与中国男性通婚生下的子女无法报户口，无法获得医疗及社会福利和受教权。而许多脱北者在落入人贩子手中后，更无法向当地警方求援。他敦促中国政府承认其对朝鲜难民的义务，并呼吁各界持续向中国施压：”各方必须加强对中国施压的力度，使其明白他们无权任意修改人权公约，在不符合所谓国家利益时便忽视人权。”     新生活的开端 根据多个人权组织的调查，多数脱北者会将韩国视为最终目的地，不只是因为语言相通，韩国政府也为脱北者提供庇护。韩国宪法明文规定，大韩民国的领土包含整个朝鲜半岛及周边岛屿，因此也赋予朝鲜人民公民权。在抵达韩国后，脱北者将被送往安置地点一至两个月，交由国家情报院和统一部问讯，并进行健康检查。在确定脱北者并非朝鲜间谍后，他们必须进入为其设立的特殊培训机构”统一院”（Hanawon），接受12周的身心理辅导，学习在韩国生活的基本须知，并获得就职咨询和培训。离开”统一院”后，脱北者将能获得教育、就业、住所、社会福利等补助。 即使如此，适应韩国社会仍是一个艰难缓慢的过程。进入韩国社会的脱北者可能受到当地民众的歧视或就业困难。金伊凡称，他在年幼前往韩国时便努力矫正朝鲜口音，从未向旁人透露自己的来历：”朝鲜人经常因为出身受到歧视。我不想让朋友或周遭的人们得知我来自朝鲜，使他们觉得我是下等人。” 曾在韩国生活多年的斯克尔勒托分析道，脱北者必须学习适应如何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民主社会中的全新生活，而韩国民众虽然逐渐习惯重新定居在韩国的朝鲜同胞，但仍未做好接受大批脱北者的准备。 国际危机组织认为，韩国政府必须倾听脱北者及公民团体的意见，确定颁发的补助款贴近朝鲜定居者的需求，并提升韩国民众包容脱北者的意识，同时强化反歧视法规。人权团体也呼吁国际社会，对更多的朝鲜难民伸出援手，并与韩国政府合作，给予其所需的帮助。 标签: 朝鲜脱北者 自由

在中国的东北地区生活着这样一个外来群体。他们当中很多人会说流利的中文，有的已经在中国生活了十几年、二十几年。不少妇女和当地人通婚，生下孩子。然而，他们并没有中国­的合法身份。根据中国法律，他们是”非法入境者”，要抓捕他们，并且遣送回他们冒着生命危险逃离的祖国–与中国一江之隔的朝鲜。这个外来群体就是被称做脱北者的朝鲜人。­他们是怎样的一群人？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逃离故土？中国把他们遣返回朝鲜之后，等待他们的又是什么？...

 　 　内容摘要 ：《我们最幸福》追溯六名朝鲜人超过15年的生活───他们全是寻常的朝鲜平民──恋爱、养家活口、怀抱野心，以及努力求生。一个接一个，他们终于开始怀疑不属于自己的理想，并寻求新的生活。而我们通过他们的心路历程，走进朝鲜心灵的最深处。 　　《我们最幸福》追溯六名朝鲜人超过15年的生活──在这长达15年以上的时间里，他们遭遇金日成去世、他的儿子金正日在无人挑战下接掌大权，蔓延全国的大饥荒导致至亲接连饿死，单一社会下无法坦诚相待迫使爱人背弃彼此的“朝鲜式时代”。书中的六名主角──他们全是寻常的朝鲜平民──恋爱、养家活口、怀抱野心，以及努力求生。一个接一个，他们终于开始怀疑不属于自己的理想，并寻求新的生活。而我们通过他们的心路历程，走进朝鲜心灵的最深处。 　　忍受饥饿成为爱国责任 　　金日成拥有许多信仰者，书中的主人公之一宋熙锡是其中坚定不移的支持者。她是一个工厂工人，四个孩子的母亲，也是朝鲜的模范公民。父亲的死使宋太太获得“祖国解放战争殉难者”子女的血统。平时，宋太太会滔滔不绝地复咏金日成的语录，就连她的日常对话也充斥着这类格言。尤其在训诫顽劣的孩子时，她会说：“忠诚与孝顺是革命分子应该奉行的最高道德。” 　　宋太太每天必须工作八个小时，下班后还要再花几个小时在工厂礼堂接受意识形态训练。回家时已经晚上十点半，还要料理全家事务。这样的生活在某些日子会特别辛苦。例如在每周三早上，她必须提早出门参加社会主义妇女联盟的朝会。星期五晚上，她必须进行自我批评。如此认真的工作态度让宋太太自70年代初便开始担任“人民班长”的职务，“因为她急公好义、有组织力、忠诚而且如韩国人所说的善于察言观色。”除了一般的工作情况记录，宋太太还必须汇报任何可疑的活动。 　　但哪怕如此谨小慎微，她身边的人还是免不了会出错。某次，宋太太的丈夫长博因为“出言不逊”惹上麻烦。让长博惹上麻烦的节目，内容主要是报道一家专门生产雨季雨鞋的工厂。镜头拍摄一群在生产线前面工作极有效率的工人，旁白除了大力赞扬雨鞋的优良品质外，还提出重重数据佐证这家工厂的惊人产量。 　　“哼，如果有这么多雨鞋，为什么我的孩子一双都拿不到？”长博一边说，一边放声大笑。丈夫未加思索说出的话，竟为他招来祸事。这段话很快被呈报到人民班，而人民班又上报到公安部……经过这次教训，长博在外人面前说话更谨慎，然而他的想法却也越来越不受羁绊。这股怀疑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浮上心头。渐渐地，所有的怀疑都凝结成全然的不信任。 　　一直以来，在国家喉舌机构任职的长博比普通民众更有机会接触各种资讯。在他服务的咸镜北道广播公司，他与同事聆听来自外国媒体未经检查的新闻报道。他们的工作就是对这些新闻进行消毒，然后才能让国内民众聆听。处理新闻时，“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韩国的正面消息都要加以轻描淡写。罢工、灾难、暴动、谋杀，只要不是朝鲜的消息，全都要大篇幅地加以报道。” 　　长博在广播公司有个可信任的好友，跟他一样越来越怀疑政府。每当酒过三巡之后，他们开始说出自己的心里话。 　　“他们全是骗子！” 　　每当此时，从小叛逆的大女儿玉熙会偷听父亲与朋友的谈话。她还在学校念书的时候，就已经无法像全国民众一样对金日成充满偶像崇拜：只要放学一回家，玉熙马上扯掉少年先锋队的红领巾。长博发现玉熙偷听时，起初是嘘了她几声想打发她走。最后他放弃了，他要玉熙发誓不能说出去，而后才吐露心中的秘密。 　　渐渐地，随着国家经济每况愈下，忍受饥饿成为一种爱国责任。平壤街头挂起了新的宣传标语，上面写着：“让我们一天吃两餐。”朝鲜电视台放映了一部纪录片，提到有人因为吃了太多米饭而把胃撑破了。 　　宋太太日后回忆时，已经记不清楚到底什么时候发生的事——1989年、1990年、1991年——她的配给越来越少。1995年，宋太太与丈夫已将家中绝大多数值钱的东西变卖以换取粮食。在电视机之后，他们卖了家里主要的交通工具，一辆二手的日制脚踏车；接着是缝纫机，宋太太家的衣服都是用这台机器缝补的；长博的手表也卖了；就连他们的结婚礼物，一幅东方山水画，也拿去换了粮食。两房的公寓原本对他们来说相当拥挤，现在所有的杂乱全消失了，墙面几乎空了出来，只剩下金氏父子的肖像。 　　悲剧并不因人妥协而退避。宋太太的婆婆、丈夫和儿子接连因为饥饿而病死。让宋太太最为痛心的是，儿子在自己眼前病死，因为宋太太最终在买药给儿子治病或买一斤玉米中选择了后者。 　　十年后，宋太太回想时发现，自己认识的在这段期间死去的清津居民都是些“言行一致、单纯而好心的人”——这些人总是最早丧命。幸运的是，女儿玉熙成为第一批离开朝鲜的人，并依靠在卡拉OK挣的钱接出了母亲和两个妹妹。 　　黑暗中的爱情 　　采访过程中，很多“脱北者”都会描述，他们是如何学着去喜欢黑暗。在这块黑洞中央，除了数百万人饿死于饥馑外，还有爱情的存在。其中，朝鲜少女美兰和她男友的故事最为人唏嘘与感慨。被邻居密切监视、出身成分属于“敌对阶级”的前韩国士兵之女、幼儿园教师美兰，以及出身于优渥家庭、就读平壤大学、前程似锦的俊相。他们的爱情持续十年以上，他们的约会不在电影院或餐厅，而是两人比肩在黑暗中不断散步。 　　他们通常在晚饭后见面。一般俊相会花几个钟头等美兰，也许两到三个小时。但这并不要紧，时间在朝鲜相当缓慢。起初，他们沉默地走着，不久就开始低语，而在走出村子之后，他们放松心情，开始正常地对话。他们一直保持一条手臂的距离，直到确定没有人能认出他们为止。 　　俊相去平壤读书后，他们唯一联系的方式只有书信。但即使是写信也不是件简单的事。书写用纸相当少。国营商店卖的纸是玉米壳做的，如果写得太用力，纸很容易碎。美兰必须向母亲要钱买几张进口纸。而每一次信件往返几乎一个月。 　　俊相在平壤的体验，使美兰得以一窥遥远的特权世界。她在聆听时很难不产生欣羡的念头。美兰看到自己的姊姊们因为父亲的背景而无法进一步发展，她对于自己的未来突然一目了然。当俊相聊着他的大学室友时，她越来越感到难过。 　　为了安慰美兰，俊相做了一件先前从未做过的事：他亲吻了她。这或许算是一种亲吻。其实俊相只不过用嘴唇轻轻拂过美兰的脸颊，完全未碰触她的嘴，但这已比他们先前的身体接触更为亲密。他们已经认识13年，约会了9年，而他们所做的不过是牵手。 　　这段恋情最终没能修成正果，最重要的原因不是因为两人出身差距太大，而是因为从来不敢与对方分享自己内心对国家社会的真正想法，以及到最后都不敢吐露彼此有的从这个国家出逃的计划。最后，出身卑微的美兰不告而别，竟先一步逃离朝鲜。后来也成功出逃的俊相，多年后最终虽与美兰在韩国重聚，但此时的美兰早已嫁做人妇。 　　尊敬领袖与憎恨敌人 　　在朝鲜的教室里，老师经常演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这首歌的曲调平易，每个朝鲜孩子都会唱，就像《一闪一闪亮晶晶》一样。美兰在学生时代也曾唱过这首歌，而且歌词牢记于心： 　　我们的父亲，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我们的家在劳动党的怀抱里。 　　我们亲如手足。 　　即使火海靠近我们，甜蜜的孩子 　　毋庸畏惧， 　　我们的父亲在这里。 　　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最幸福。 　　无论他们学习数学、科学、阅读、音乐还是艺术，孩子仍被教导要尊敬领袖与憎恨敌人。 　　初阶读本故事里的孩子被毒打、被刺刀捅死、被泼强酸或被丢到井里，而迫害这些孩子的恶棍一定是基督教传教士、日本鬼子或美帝国主义杂碎。在一本受欢迎的读本里，一名男孩因为拒绝帮美国士兵擦皮鞋而被活活踢死。插图里的美国士兵，鼻子被画成像啄木鸟一样，如同纳粹德国反犹卡通里的犹太人。 　　在采访中，所有朝鲜民众都非常清楚地记得，当他们得知金日成去世的消息时，自己身在何处与正在做什么。压抑着90年代创伤的人，会突然极为生动而详细地描述他们当天的作息。那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强大的震撼把寻常的时间法则与意识全冻结住了。 　　金日成的死讯宣布后数小时，朝鲜各地民众全聚集到金日成铜像前表达哀悼之意。根据最常被引用的一份数据显示，朝鲜境内伟大领袖的铜像有三万四千余座，每一座都有忠诚的民众悲伤哭倒在地。一开始是自发性的悲伤，后来却变调成爱国的责任。十天国丧期间，妇女不许化妆或整理头发。饮酒、跳舞与音乐一律禁止。人民班记录民众前往铜像凭吊的次数以考察他们的忠诚度。每个人都受到监视。他们不只考察行动，也观察脸部表情与声调，以此来判断民众是否诚恳。还有许多人以自杀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悲痛。这些人从屋顶一跃而下，还有一些人是绝食而死。 　　美兰在十天国丧期间，每天要去铜像凭吊两次。在她班上有一名五岁小女孩，哭得十分用力，充分证明她的哀痛，美兰却担心她会体力不支。但之后美兰发现这名女孩偷偷把口水吐在手上，然后往脸上一抹。原来那不是真的泪水。“我妈告诉我，如果我没哭，我就是个坏孩子。”女孩坦白说。 　　然而，也有看起来“无动于衷”的人，比如宋太太的女儿玉熙。当房间里每个人都流泪时，玉熙只觉得内心一片空白，不是悲伤，也不是快乐，或许是有点烦躁。她什么也没法想，她只在乎自己正在哀嚎的肚子。“好了，我要回家准备午饭了。”她对丈夫说。丈夫对她投以嫌恶的眼光。当玉熙离开房间时，丈夫恨恨地说：“你不是人！” 　 　流浪的燕子 　　孤儿金赫跟在火车站前徘徊的数百名孩子没有两样。朝鲜人称这些孩子是“流浪的燕子”，他们像企鹅一样聚集起来，在火车站寻找食物碎屑。金赫先逃至蒙古，沿着戈壁沙漠前行，然后搭机至韩国。一路艰辛，其间还得通过韩国政府的“拷问”。 　　跟许多共产国家一样，朝鲜的孤儿院并未严格限制资格，它们也收容被父母遗弃的孩子。孤儿院如同寄宿学校，能进入孤儿院等于是一项特权。一开始，金赫所在的孤儿院还能让他和哥哥吃顿饱饭。但到了冬天，粮食停止配给。1996年的前三个月，孤儿院死了27名院童。金赫与哥哥逃课到镇上找东西吃，他们发现镇上的情况不比孤儿院好。 　　饥饿使金赫成为了一名猎人。他猎捕大老鼠、小老鼠、青蛙与蝌蚪。当青蛙被猎捕一空时，开始捕捉蚱蜢与蝉……有一次，金赫发现一只友善的小流浪狗，摇着尾巴跟着他走进朋友家的院子。金赫关上门，跟朋友一起将狗抓起来丢进装满水的桶里，然后盖上盖子。这只狗足足挣扎了10分钟才死。他们剥掉它的皮，烤来吃。 　　值得一提的是，在朝鲜，要沦为无家可归的游民并不是那么容易。朝鲜为了掌握人民行踪，费尽苦心建立了一套制度。每个人都有固定的住址与工作岗位，你必须根据这两项条件才能领到配给——如果你离家出走，你就领不到粮食。然而饥荒出现改变了这一切。没有粮食配给，就没有理由待在固定的住址。这是第一次，朝鲜人民可以任意在自己的国家游荡。不过，这是一种危险的生活方式。孩子睡觉时要提防其他帮派偷走他们的少许余粮。此外也流传着许多诡异的故事，提到成年人把孩子当成猎物。不只用来发泄性欲，也当成食物。金赫听说有人对孩子下毒，杀死孩子，大卸八块吃下肚。 　　金赫首次渡过图们江是在1997年底。那时是干季，河川水位低，但是河水冰冷。当他在冷风中爬上对岸时，身上的衣服已经结冻，硬得像盔甲一样。之后一段时间，金赫定期穿越边境。通过倒卖商品赚了一些外快，使金赫不再需要偷窃。如果他想吃碗面，他会用自己的钱去买。他买了裤子、T恤、蓝色雪衣与胶底运动鞋，让自己看起来不再像个难民。刚过完16岁生日，金赫还是遭到逮捕。保卫部负责调查政治犯罪的便衣警察把金赫带到市中心的公署。警察殴打金赫的全身除了头部，他们希望他保持清醒。 　　朝鲜刑法把死刑限制在预谋杀人、叛国、恐怖主义、“反国家活动”与“反人民活动”上，但这些定义太宽松，凡是可能冒犯劳动党的活动都可以包括在内。韩国的“脱北者”提到，90年代，通奸、卖淫、拒捕、妨碍社会秩序都会被处死。金赫刚进劳改营时，惧怕其他犯人就像惧怕卫兵一样。他原以为这关着残忍的杀人犯、令人恐惧的暴力犯与强奸犯。事实上，饥饿的附带效果是生理欲望的减少。劳改营里几乎没有性活动，也很少有斗殴事件。 　　从劳改营出来后，对金赫而言，朝鲜已无任何眷恋的地方。金赫在中国东北最大的城市沈阳找到一间教堂，这间教堂由一名韩国商人维持运作。金赫谎称信仰基督进入这里。一开始他从内心对基督教存疑，但逐渐地，他的态度开始软化。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当听到低声诵念祈祷文的字句，他感受到从未有过的安慰。此刻，金赫口中说的“我们的父亲”成了上帝而非金日成，他口中的儿子成了耶稣而非金正日。 　　“我们在监视你，你休想逃” 　　另一位怀揣深刻信仰的朝鲜女医师金智恩原本对金日成深信不疑，她不仅服从金日成认为医生要志愿为人民服务，无偿加班、治疗病人，还经常自行上山采药、种棉花，最后却惊觉自己被政府列入监控名单，因而信念开始动摇。 　　金医师在加班从事义工工作时担任党委书记助理，某次整理文件时，注意到木制档案里面有张人名清单。这些人全是医院员工，每个名字旁边附了评论，说明怀疑他们的原因。绝大多数都与阶级背景有关——父母或祖父母勤跑教堂，前地主的子女，在日朝鲜家庭，在中国有亲戚的人。由于在中国有亲戚，金医师的名字也在清单上。她感到不可思议，她整个人生几乎没有瑕疵。她天生是个完美主义者，事事要求完全合于标准。她总是第一个自愿从事额外的工作，并且参加额外的精神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