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

温家宝总理此番讲话明确了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议题。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乃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内容，置于将来具体的制度架构，会在不断维护和保证人民的自由和权利中发现、设计和修改完善。保证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是现代国家的最基本职责。这之所以仍然成为改革的中心任务，正说明我们还做的不好，还经常发生侵犯人民权利和自由的事情，如屡屡发生的强制拆迁和进京抓记者抓作家的事情。政治体制改革，不用谈宏大叙事，从维护和保证每一个公民、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企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做起。    温家宝总理的此番讲话非常值得政府各部门公务人员深刻领会。特别是发改委、建委、规划委、公安部门、司法部门、经济中的垄断部门等与公民和企业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直接发生关联的机构，时时审查自己的行政行为是否侵犯了公民和企业的权利与自由。搞规划建设的，不能随便扒人家的房子；维持治安的，不能随便打击舆论监督。因为归根到底，政府为了维护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而存在的。如果在行政过程中反而还侵犯了人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这样的政府就没有存在的理由，从而也就失去了民心。    权利和自由为什么如此重要，终极的理由乃是因为这个世界是不确定的世界，因而是一个“非决定论”的世界。       温家宝在美谈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问题 2010年09月23日 17:46 凤凰卫视 核心提示： 美国当地时间9月22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纽约与美国华文媒体和港澳媒体负责人座谈，并回答了媒体负责人们的提问。在回答美国《侨报》总裁谢一宁关于如何理解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内在关系的问题时，温家宝总理再次强调，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也不会取得彻底成功。温家宝同时指出政治体制改革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使人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内涵。 凤凰卫视9月23日《大陆新闻》节目播出“温家宝：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民主的主要内涵”，以下为文字实录： 谢一宁（美国《侨报》总裁）：我是美国《侨报》的。 温家宝（中国国务院总理）：谢一宁，《侨报》的，《侨报》一共印多少份？ 谢一宁：大概我们是在美国有3个印刷点，在纽约、洛杉矶、旧金山，我们有日报、周报，这三个地方来讲，我们的印刷量大概是在十万份左右，《侨报》从1990年开始，到现在正好20年了，从一开始，一直致力于说能够搭建两座桥，把这个作为我们的宗旨，一座是沟通中美之间的桥梁，一座是沟通海外华人跟他们祖籍国之间的桥梁。所以在这几十年里边，经过二十年的努力，我们在比较准确的报道中国的信息这方面，应该是说做出了一些工作，也得到了读者的一些认同。 所以今天我请教总理的问题，基本上也围绕着中美两国之间的。延续第一个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在经济上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刚才讲到了可能超过日本，经济总量成为第二。但与此相伴随的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对中国崛起的一种戒心，我想请教总理，中国如何应对这样一种局面，特别是在新世纪里边处理好中美两个大国之间如何建立互信；与此相关联的是我们注意到总理最近有几次谈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想请教总理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当下，如何理解政治体制改革跟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内在关系？ 温家宝：中国的发展西方一些国家确实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戒备心理，所谓中国威胁论就是一个代表。我这次在联大的一般性辩论主要是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其中一个重要的论点，就是中国将坚定不移的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中国的发展不会影响任何国家，也不会干涉任何国家，更不会威胁任何国家。所谓国强必霸在中国绝不会出现，何况我们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还需要很长的时间，这同中国的文化传统以及中国发展的自身需要是分不开的。 大家知道600多年前的郑和，郑和航海南过马六甲，西到好望角，带去的都是丝绸、茶叶和友谊，没有占过一寸土地，包括像澳大利亚那时还没有开垦的地方。鸦片战争以后，实际上是由于满清的衰败，遭到了列强对中国的分割，我们才沦为一个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所以我一直懂得一个道理，就是一定要平等地对待那些平等对待我们的民族，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因此我们对外奉行的原则最基本的就是互信尊重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内部事务。中国的所作所为，应该让各国放心，中国是一个爱好和平的国家，不仅今天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我曾经讲过，经济体制改革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也不会彻底取得成功，甚至已经取得的成果还会得而复失。 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最主要要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要保证宪法和法律赋予人民的各项自由和权利，就是要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就是要有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使人们能够更好的发挥独立精神和创造思维，就是要使人能得到自由和全面发展，这应该是民主和自由的主要内涵。 当然，中国要建立一个民主和法治的国家，所谓法治最重要的就是当一个政党执政以后，应该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党的意志和主张也要通过法定的程序来变为宪法和法律的条文，所以的组织都要符合宪法和法律下行动，这才叫依法治国。我以为做到这一点，可能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是这是现代文明和现代政治所必须的，我们应该朝此而努力，谢谢。  

为此目的，必须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特别是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言论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权利、取得信息的权利和组织政党和开展政治活动的权利。应该以不偏不倚的方式对政党组织、活动、经费、筹资和道德作出正确的规定，以确保民主进程的完整性。 …

回眸历史远行后的车辙印痕，犹清晰依旧历历如昨。只是遗忘的力量弥漫人心，时光早已远近不清，快慢难分。 　　一眨眼，却已恍隔三世。 那个哭泣的1958年，风暴中傲然挺立的一位孤寂者，所释放的文化与生命等同、人格与精神并立的力量刺透时代的心灵、冲破被掩埋的尘土，依旧在已渐模糊的历史影像中散发着震撼人心的灵魂孤傲，显示着历久弥新而又遗世独立的文化伟岸与人格崇高。 　　陈寅恪先生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下：“凡一种文化之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度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在政治的狂潮铺天盖地摧毁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以及他们身上所承载之文化的风暴之年，每一个人所要忍受的不仅仅是肉体与灵魂的双重折磨屈辱，更是一种对于文化地震的绝响恸哭。 　　只是，纵然多少士人的挣扎、挽救与恸哭，在那个疯狂的年代，都如同极端混乱的画面中那一声刺耳长啸，很快归于令人恐惧的黑暗死寂。 　　历史在嘶吼，孤寂者在哭泣。但一切，都无声无息。 　　陆建东先生《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这样写道：“政治家总在摧枯拉朽的风暴中享受到改造世界的快感，总在狂飙突进式的政治伟力面前获得深深的满足。他们也总是在每一次风暴过后感到某种未能达到全部目的的遗憾，从而孕育下一场更大的风暴。”② 　　1957年的风暴尚未平息，1958年，屈辱与磨难又将写下多少知识分子血泪交织的生命悲痛？ 　　百花齐放，江山红透。只是这恐怖的盛夏过后，落叶悲歌飘九州岛，空中洒落的是人格、尊严、知识、文化、精神、真理等无限破坏的血泪秋雨。满目，都是刺眼的不忍睹的红。红色的天空，红色的江山，以及红色天空下零落的红色悲雨，红色江山中弥漫的红色血腥。 风卷云残中，那些知识分子的一切精神真谛都只是这狂乱年代里的一部狂乱剧中任人肆意践踏凌辱的对象。有人对此奋起反击，有人甘心默默忍受，有人放下半辈子誓死坚守的人格尊严而诚心屈服，也有人违心违人的检讨。而这所有的一切，却都只是极权统治着一句话、一个文件、一个大概的百分比数字就能决定的。 　　这就是历史最残忍的地方，他本已将每个人的命运真实安排，却又有太多的偶然。无数生命都被随意的一句话、一个数字而决定下半生，而他们却依旧在拼命挣扎中试图找回命运的原本轨道。 二 1957年旧历元旦，陈寅恪先生撰春联曰“万竹竞鸣除旧岁，百花齐放听新莺”。③这一年夏天只“听新莺”不谈新政的陈寅恪并没有受到惊云厉雨的政治扫荡的冲击。“百家争鸣”的盛况中，他“独默默而不鸣”；④风声鹤唳的恐怖中，他淡然而沉寂。 　　只是对于陈寅恪来说，这无声无息的平静却是在酝酿一年后更大的一场风暴。 　　而这场风暴前的惊雷，应该是以陈伯达《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报告为开端的。“这是一篇对以后中国文化教育事业严重摧残做出“重大贡献”的报告”。⑤ 　　报告主要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总是喜欢钻进古代的象牙塔中而缺少对现实问题的研究；同时要让他们边干边学。随后，史学家范文澜和郭沫若先后作了相关文章，明确了“厚今薄古”这一运动的信息。而郭沫若《关于厚今薄古问题》这一文章则是矛头直指陈寅恪先生。郭鼎堂的文章中这样写道：“资产阶级史学价值偏重史料，我们对这样的人不求全责备……但不希望他自满，更不能把他作为不可企及的高峰。在实际问题上我们需要超过他……在史学研究方面，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数据占有上也要超过陈寅恪。这话我就当面对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过他！”⑥ 　　这几篇文章一连注销后，便使六月的岭南乱云飞渡、残雪飘零。 中山大学历史系批判陈寅恪的大字报汹涌来袭。尽管鉴于“陈寅恪”重于泰山的大名以及他德高望重的地位，校方与广东省委多次指示学生要在批判过程中注意把握分寸尺度。但疯狂的年代，分寸的唯一标准，便是最高统治者的话语。 　　从“烈火烧朽骨，神医割毒瘤”的大字报，到资产阶级唯心论的批判大会，从对课堂笔记授课讲义里的揪考讽刺，到学术作品的思想批斗，陈寅恪先生毕生所坚守的独立人格尊严、自由思想意志、历史学术的考证研究、文化知识的讲授，都被学生们所疯狂无情的凌辱之至。 　　这是比生命更为沉重的苦痛，不久之后学校的道歉只能反衬那个时代的悲剧色彩。“七月下旬陈寅恪先生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一坚决不再开课；二马上办退休手续，搬出学校。这是一个软弱无助的知识分子所唯一能行使的了结自己命运的的可怜权利”。⑦ 三十年前王国维以一句“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⑧结束了他的文化苦旅。三十年后，继承阐发王国维“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生死天意的陈寅恪选择离开讲坛。只是，死去倒可一了百了，而离开，却有着太多藕断丝连的纷乱。这是一种更为凄惨的挣扎，离开了讲坛，却离不开命运的悲惨折磨与文化的艰难承受。 孤寂的陈寅恪，被他在这个时代最后的一块文化避居地所驱逐。时代容得下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却容不下渺小的陈寅恪讲台。这本来就是一个矛盾到极致荒唐的时代。醉夜笙歌的宫殿外是千万人的饿殍遍野，万里红装的江山中是文化道义断裂沦丧后的凄凄白骨。 三 而寂寞的陈寅恪永远都是寂寞的，无论他是否离开讲坛。 “一生负气成今日，四海无人对夕阳”…… 对于陈寅恪而言，其实王国维梁启超长逝离去之后，那星辰璀璨的时代便早已一去不复返。从此，再无人同和曲高，再无人共对夕阳…… 忆往昔， 家国兴亡 怅然如斯， 泪雨化诗中； 而今宵， 谁人相逢， 寂寞悲歌， 南国空一梦。 　　兴亡遗恨，家国情仇；“悠悠青史，谁知我心？”⑨ 围绕在陈寅恪心中的其中一个重要的思想便使“家国情怀”。“义宁陈氏”的家学渊源让陈寅恪自小便有了一种深深的根植于心底的“兴亡遗恨”。这种心绪，不仅仅是对于“家”而言，更是对于“国”而言。陈寅恪晚年的生命悲痛，放到他的家国情怀里则更有一种历史的怅然凄恨。 　　就祖父陈宝箴而言，为国为民，勇行新政，最后被慈禧赐毒，是为国家而死；而父亲三立老人，看民族将危亡与日寇，愤然绝食，是为民族而死；可对于陈寅恪而言，他独自背负的国家的文化与精神却被彻底摧毁，人虽在，心已死。更为可悲的是，他却是被自己国家的人民残害而逼死。 　　哀莫大于心死。悲夫陈寅恪！ 四 “双百方针”对于知识分子的阴谋，或许可以用当下一个流行词来概括比喻，那就是“钓鱼执法”。不是吗？这种引蛇出洞的把戏在五十年后依旧被这个国家的人给发扬光大。 　　而这其中的异曲同工，倒也验证了“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句话之中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与时代内涵。 　　可怜天真的中国知识分子，爱国之情深深，正义之心浩浩，却被时代如此残酷的捉弄。 　　从五十年代初期的知识分子改造，到之后的批判资产阶级维新思想，到末期的反右斗争，再到后来六十年代开始的的“文革”，一轮又一轮狂风骤雨，摧毁了整整数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尊严、思想意志，断裂了一个民族延续千年的文化传统、道义品德，他让无知、疯狂、残忍、谎言、扭曲彻底代替了知识、理性、人性、真理、正直等等。颠倒黑白、诬陷攻击、谎言猜忌则破坏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情感、道德情义、理智思想…… 　　更为遗憾的是，连这一切本身都是那么的变幻莫测，所有对与错、是与非、黑与白、批判与被批判、迫害与被迫害，都是转瞬即可颠倒过来。而统治者对所有变幻的掌控，却如同他翻一翻手掌、张一张嘴巴般简单。 　　简单到这段残忍的历史在被试图尘封五十年之后的今天的人看来，依旧是令人不寒而栗、痛心疾首。 　　无论是奋力反抗回击如刘杰、梁方仲，努力自我改造适应如冯友兰、金岳霖，不堪忍受而死去的翦伯赞梁思成等等，这所有的人和事，都只能凸显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哀，凸显时代与命运的不可抗拒的残酷，以及这不可抗觉得残酷下孕育的一切磨难血泪史…… 　　而风暴中的陈寅恪，他依旧独自承载，无悔前行；他也默默凋零，却又屹立不倒。他苦痛的生命独自背负起摇摇欲坠的传统思想，扛起独立自由的人格大旗。在灾难的风雨中，他已化为一个永不磨灭的精神象征，却也奏出一段再难重现的文化绝响。 五 陈寅恪在1929年撰写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的铭文如下：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⑩ 　　“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我相信，这是中国每一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心底最深处的宣言，只是时代与环境的逼迫，有的人开始动摇，有的人干脆放弃，而有的人则依旧至死不渝的坚守。 　　知识分子的思想与统治者的人心控制这对中国数千年来的矛盾在二十世纪中后叶达到顶峰，知识分子遭受到史无前例思想控制改造与灵魂肉体的迫害。而如何铭记与展现这段被人试图掩盖的苦难历史，如何总结反思他的教训启迪，以及如何处理好这对矛盾的现实与未来的发展，是如今的及以后的知识分子的重要使命。 　　“自由共道文人笔，最是文人不自由”，陈寅恪先生的这句诗，多少道出了他内心的现实感慨。如今哭泣的1958已经远去，只是要找回那几代人用血与泪书写与捍卫的知识分子的精神真谛，却是如此难矣。 　　时代的掩埋，后人的遗忘，随否对的起这段苦难史中的人们对于自由的挣扎与渴望？ 六 哭泣的1958，只是中国知识分子漫长磨难史中的短暂一年。 一年，等于数千年…… 孤寂的陈寅恪，只是中国知识分子无数受难者中的特殊一人。 一人，代表数代人…… 注： ①陆建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序言》 台湾联经出版，2009年6月初版第四刷 ②陆建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P213 ③《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卷七》 P301 ④《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卷七》 P302 ⑤陆建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P232 ⑥《郭沫若书信集》 中国社科院出版社，1992年版，下册 ⑦陆建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P246 ⑧王国维《遗子贞明书》 ⑨陆建东《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P116 ⑩《金明馆丛稿二编》 P218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2 个评论 思遠的最新更新：

这对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认识构成冲击，就是认为近代的自由政体，是由无神论色彩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塑造的。事实上，在加尔文主义影响下的三次革命，荷兰革命、英国革命和美国革命，产生了与法国革命、俄国革命截然不同的后果。法国大革命产生了君主专制和国家主义，而在荷兰、英国和美国，却产生了宪法保障下的个人自由政体。

一 二十年来，中国经济加速发展，经济实力逐步增强，但代价却是极其巨大而沉重的。如贫富的空前悬殊，社会的极度不空，自然环境遭到了严重的污染和破坏等等。   文化荒芜、思想贫困、制度落后、政治野蛮、道德崩溃等等几个方面相互作用，让社会在丛林化的道路上狂奔而去，让中国越来越成为不适合好人、正人和大人居住的地方。   在很多人那里，金钱利益成了最高的标准，物质享受成了唯一的追求，为此可以泯灭良知、不择手段，为此可以让自己变成衣冠禽兽甚至禽兽不如 —-人一旦堕落起来，其贪婪奸诈下流恶毒，确非一般禽兽所能及。真可谓官不官，民不民，父不父，子不子，人不人，鬼不鬼！   学习西方，没有把西方的制度优势和政治文明的学到手，反而把西方社会中种种 不良的、“三俗”的东西变本加厉地学来了， 把西方文化中神本主义的蒙昧和利己主义的低俗 变本加厉地学来了。一句话：把人家的精华扔把了，把人家的垃圾收来了。   二 民主启蒙的历史已经一百多年了，又经历过文革那种极权主义的蹂躏，多数中国人不会不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特别是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对民主的优势，对它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不会没有一定的认识。现在又是互联网时代，纵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洗脑，效果毕竟有限。   知道“民主是个好东西”却学不到手，最根本的原因，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特别是政治人物和知识分子，严重缺乏学习民主的内在动力和追求民主的道德勇气，他们的政治道德和学术良知已经被特权、被物欲、被一己私利彻底蒙蔽了。   民主启蒙不是不重要，但仅此是不够的，仅此，虽有效，很有限。因为民主作为一种特殊的公益事业，需要追求者具备相当的利他、奉献和牺牲精神，而这正是利己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者和品行不良者最为匮乏的东西。   此辈即使知道于民于国“民主是个好东西”，也不会奋起追求，不敢付诸实践，甚至出于维护既得利益的需要而反对民主。其中个别人即使某种情况下阴差阳错投身民主队伍，于民主事业未必有利，反而可能有害，比如对民主团体的道义形象造成伤害和破坏。古今中外无数事实一再证明，小人往往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往往会把大事好事干小了干坏了。   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人物，需要一批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仁人志士，一批以说真话、求真理、做实事为己任的真人和实干家。 当今中国，这样遮奢的人物实在是凤毛麟角，太稀缺了。   三 当今中国，便是敢说真话、敢于亮出“民主是个好东西”这一观点者也是极少数一小撮，刘亚洲将军则堪称其中的佼佼者。 发表于最新一期《凤凰周刊》、题为《西部论》的专访中，刘亚洲直言不讳地说：   “一个制度如果不能让公民自由地呼吸并最大程度地释放公民的创造力，不能把最能代表这个制度和最能代表人民的人放在领导岗位上，它就必然灭亡。”   刘亚洲进一步指出：   “没有民主，就没有持久的崛起。民主思想的传播不受国界限制，当然也不受历史限制。中国的精英们要有为后代寻找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切实可行的制度的勇气。不一定要成为先烈，但一定要成为先驱。”   “迷信金钱力量的民族，是落后和愚昧的民族。无论是用于内政的安抚还是世界的拓展。拥有经济和文化及意识形态双重优势的民族，才是真正强盛的民族，才是值得拜服的、有感召力的民族。民族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是综合素质的竞争。决定民族命运的绝不仅仅是军事和经济力量，而主要取决于文明形式本身。民族的生存决定我们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上述言论，都很精彩，对于中国社会的政治、制度环境的恶劣， 刘亚洲将军有着清醒的认识，特别难能可贵的是他忧国忧民、敢说真话的勇气，堪称体制内的异数。我想提醒一下 刘亚洲将军的是：   对于中国社会来说， 民主自由的启蒙很重要， 中华文化的启蒙和道德良知的建设更重要，这是制度优化的文化基础和道德基础。没有这一基础，民主就学不到手（百年风雨百年血泪已为此作出历史性的证明。）“ 十年之内，一场由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型，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中国将会出现伟大的变局。”这一判断，只怕要落空。   没有一定的社会道德基础和本土文化的支撑，没有一个伟大的领导人和领导集体，没有儒家，纵然侥幸民主了，也会是劣质的； 万一出现了变局，只怕伟大无缘，混乱有余，大乱难免。   四 马列主义败坏有余建设不足，自由主义及基督教的蒙昧主义都胜任不了道德建设的重任。（民主制度对社会道德的提升有一定的侧面作用，但自由主义思想本身的道德资源有限，不足以为民主追求提供内在力量。至于基督教，由于违反科学常识和缺乏科学精神，上帝信仰将会越来越象征化和娱乐化，其真实性、可信度将随着科学的加速发展而全面丧失。）   在中国，只有儒家文化才是这一任务的最佳执行者，也只有建立在中华文化特别是儒家基础上的民主，才能优质 —-这才是真正中国特色的民主。只有在仁本主义的指导下，中国的民主建设才能够顺利进行，才可以学到西方民主真正的精华而去除其不足和弊端。   对于当代中国，民主和儒家不可或缺，民主应该成为现代儒家的政治追求。不要民主、不能融摄民主的儒家，是落后、过时、“非礼”、不义的。当然，民主也不是儒家最高的社会和政治理想。儒家人格理想是成徳成圣，政治理想是王道太平。民主，仅是新王道政治的初级阶段。   至于刘亚洲在《西部论》中说：“独尊儒术就是独尊皇权”，此言大错，是不了解儒学所致。儒家在政治上是民本主义，即使在君主时代，也应坚持“民重君轻”的原则，对民众保持相当的尊重，不能“独尊皇权”，进入民主时代，更应重民意尊民权了。义者宜也，“礼，时为大”，与时俱进乃是礼的重要精神。关此，东海《大良知学》早有透彻的阐述，兹不赘。   拙著 《大良知学》（已出）及《论语点睛》、《儒家雄起来》（待出）等，把儒家文化的精华和道德良知的奥秘深入浅出也传达出来了， 不失为良好的儒学启蒙书和政治指导书，值得 包括刘亚洲在内的有志之士以及众多 儒学门外汉好好学习。 2010-8-8 东海儒者余樟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