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空母舰

权威消息透露，中共首艘航空母舰，已定名“辽宁”号，将于十月一日中国庆六十三周年成军。这艘具有战斗力的航母，由海军司令部直接指挥。 即将出版的十月号香港镜报月刊，将发表封面文章《中国首航母辽宁号十一成军》，作者江小舟是北京军事专家。 文章透露，中国首艘航母被命名为“辽宁”号，这是中共海军首次以省份为舰艇命名，而在正式命名之前，这艘航母在中共军内编号，为“○四八”号。 镜报文章披露中共海军命名缘由，最初定名“○四八”号，是因为二○○四年八月，胡锦涛和中共中央领导层，作出研制发展航母的重大抉择。并确定中国发展航母实行两步走的战略。第一步在前苏联建造的瓦良格号舰体上改装建造首艘中国航母，作为科研、训练的平台，首先解决中国无航母这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第二步，是独立自主、自行设计、建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第二、第三艘航母。 文章透露，在胡锦涛等领导层拍板决策后，中共海军成立了专门负责研制发展航母的机构，代号就是“○四八工程指挥部”。而首艘航母，经过八年时间，去年八月完工，其后一年中十次海试，最后证明舰上各种设备性能良好，完全达到既定目标，具备列装服役条件。 至于航母的名称，有多方提议，有人提议以历史人物命名，取名“毛泽东号”、“孙中山号”；有人提议以直辖市命名，取名“北京号”；最新的建议，是命名“钓鱼岛号”、“南海号”。 按照海军方面的建议，中共领导层最后拍板，是“辽宁”号方案。 其主要理由，在于这艘航母是由辽宁省大连市的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改装建造的，辽宁省是中国首艘航母的诞生地。中共海军培训舰载机飞行员的基地也设在辽宁的兴城；加上辽宁省一直是大陆的重工业基地，此次又为这艘航母的顺利建成，作出了很大的贡献。综合以上多种因素考量，中共海军最终确定以“辽宁”为首艘航母命名。 备受外界关注的，除了命名外，还有这艘航空母舰最后归属中共海军三大舰队中的哪里一个。 镜报文章还披露，“辽宁”号将由中共海军司令部直接指挥。“辽宁”号航母正式服役后，为了便于协调同科研、训练等诸多部门的关系，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将由海军司令部直接指挥。 它最后将落户在中共海军三大舰队的哪里个舰队，谜底可能要待第二艘航母成军才能揭晓。 第三个令外间关注的，是其驻泊地。文章说，由于其直接归属海军司部指挥，驻泊的航母基地，“辽宁”号会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担负的不同任务而相机选择。 文章认为，“辽宁”号航母的成军，标志中共已掌握建造航母的核心技术，具备独立自主研发航母的能力，为海军加快建设以航母为核心的远洋舰队，实现由“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远洋控制性”的强大海军转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来源=台湾《联合报》|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联合新闻网》 朝鲜日报中文网 chn.chosun.com 本文内容归朝鲜日报和朝鲜日报网版权所有，未经许可，不得摘编

【编者按】在钓鱼岛争端持续发酵、中国各地爆发反日活动之际，日本媒体和民众是如何报道和看待这场纷争，以及中国的反日情绪的？曾做客FT中文网《有色眼镜——外国记者看中国》节目的日本经济新闻社驻华记者森安健上周末刚从日本回到中国，他接受了我们的电话采访。以下是编辑后的文字实录。 FT中文网：你去了反日游行的现场吗？ 森安健：我周一去了日本驻华大使馆，看见很多人聚集在那里，向大使馆仍玻璃瓶子、鸡蛋和垃圾。这是一个新建的大使馆，日本政府曾经等了6个月，到去年10月才得到中国方面的许可，将大使馆投入使用。它几乎还是崭新的，但已经成为仇恨的象征。周二的时候，大使馆清点后，发现有6块玻璃被砸坏了。这很让人难过。 FT中文网：你与中国抗议者交谈过吗？ 森安健：抗议者没有，但我与很多旁观者交谈了，听到很多不同的声音。很多年轻人认为，虽然使用暴力不那么可取，但因为日本“态度不好”，所以中国需要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让日本人“清醒”一些。还有更理性一些的人说，参加抗议的只是5%的人群，95%的人还是在办公室里工作的，所以事态不像新闻中所展现的那样激烈。但媒体的不好之处在于，我们总是倾向于报道更极端的现象。 FT中文网：你上周末正好在日本，能否谈谈日本民众和媒体是如何看待中国的抗议活动的？ 森安健：我认为中日两国之前存在巨大的误解。一些中国人认为，抗议会威慑到日本人，吓退他们。但我上周末在日本，和那里的亲朋好友交谈，他们的态度让我很惊讶，因为他们的想法与中国人完全不同。很多日本人其实希望中国变得更暴力、更丧失理性，因为这样全世界就能看到中国是个怎样的国家。抗议者砸碎越多的玻璃、放越多的火、从日本人开的超市里偷越多的东西，只会在世界面前越多地伤害中国的形象。这是日本人的想法，与中国的抗议人群的想法非常不同。 在日本，人们不明白中国人为何会如此愤怒。日本人几乎都认为，这一轮中日关系的紧张情绪，是因中国人而起，起因就是2010年中国渔船船长前往钓鱼岛事件。而在中国，所有人都认为事情的起因是日本对钓鱼岛的国有化。在中国的外交圈，官员们也有自己的说法。对于中国渔民前往钓鱼岛，日本的传统做法是，先拘捕，然后立即释放。但2010年时，日本政府刚换届，新任政府没有按照传统做法，而是起诉了船长，给他定了罪，两周之后才释放他。所以中方将这个事件视作日本改变现状(status quo)的做法。所以，对于究竟是谁导致了最新的事态，双方有不同看法。 日本政府的立场是，将钓鱼岛国有化，其实意在缓和事态。否则钓鱼岛可能被极度右翼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买去，他可能会在上面建立灯塔、各种设施。而日本中央政府希望给中国的信息是：我们会买下岛屿，但我们保证不会在上面做什么。但问题是，中国政府不信任日本政府，因为他们之间没有建立良好的私人关系，而且这届政府的日子可能也不长了，到了年底，野田佳彦很可能不再是首相，而自民党会重新执政。目前自民党内部正在竞选，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正是石原慎太郎之子，石原伸晃。如果他当选自民党领袖，很可能在年底前成为首相，那么日本的情况就是，不仅有一个极度右翼的东京知事，而且他儿子还是首相。所以，可以理解，为什么中国人不相信日本政府“不会在岛上做任何事情”的承诺。 FT中文网：对于事态下一步可能会如何发展，日本媒体是怎么看的？ 森安健：中国表示已经派了一千艘渔船去钓鱼岛水域，还会派巡逻艇护驾。如果这些渔船接近这些岛屿，那么日本海上保安厅将会试图拦截这些渔船。如果双方发生冲突，有可能发生撞击、甚至可能会有人员伤亡。如果是这样，日本自卫队可能会派出舰艇，帮助海上保安厅，而中国人民解放军也可能会出手，那么就有可能发生军事冲突。日本国防部已经开始着手制定一个战争计划，这个计划以日本得不到任何美国支持为前提，因为在这件事情上，并不能确保美国会出手帮助日本. 日本方面认为，日本军队具有更强大的潜水艇侦查和拦截技术，中国这方面的技术则差些。所以日本认为，日本将有能力击沉所有钓鱼岛水域中的中国船只。但日本对其空中力量的信心则没有那么强。 FT中文网：如果发生战事，对双方而言，最坏的可能性是什么？ 森安健：如果中国赢得战争，肯定会打击日本政府，但就算执政党失去政权，因为日本政府变动频繁，所以日本人不会太在意。但如果日本获胜，那么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不断扩张军力、建造航空母舰之后，却无法保护一个岛屿，这将直接打击政府的信誉和合法性。所以日本人认为，如果中国失败，有可能导致政府垮台。但也正因为如此，中国政府不会允许事态走到那一步。 FT中文网：对于如何和平解决钓鱼岛纷争，日本媒体上有什么样的讨论？ 森安健：我自己有一个提议。只要中日还陷于争执中，那么这将是一场零和游戏。就算这次日本获胜，总有一天中国会变得更加强大，会试图夺回岛屿。所以双方需要的不是一个“100对0”的，而是一个更接近“51对49”的解决方案。我的提议是一个国际化的解决方案，不仅包括中日，还包括所有有领土争端的亚洲国家，包括韩国、俄罗斯。大家坐下来一起讨论，可以参照巴以的做法，把日中、日韩和日俄之间的争端岛屿，都先交给联合国管辖，所有利益相关者再讨论如何共同开发。 这需要亚洲出现几位政治领袖，他们胸怀的是整个亚洲的利益，而不仅仅是民族主义情绪、短期收益，或者在本国的选举成功。一些日本人认为，这次事件显示了日本政府的软弱。但一个政府的实力，其实在于你能否说服你的民众，说服你的邻国，争端还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如果亚洲国家能够团结，搁置争议，那么21世纪将真正成为一个亚洲世纪。而一旦发生战事，亚洲将无法做到像欧洲那样，重新整合。如果敌意继续存在，各国就会设法持续提高兵力、制定各种作战计划，那将会非常危险，也不会有成果。 FT中文网：如果把纠纷诉诸国际法庭呢？ 森安健：日本人非常密切地关注国际法庭是如何裁决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的岛屿争端的。国际法庭最近把有争议岛屿中的几个划归给新加坡，另外几个划归给马来西亚。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国际法庭在做决定时，完全没有考虑所谓“历史因素”，就是说没有考虑一国在历史上对于一个岛屿的主权主张，而是依据“实际有效控制”的准则，就是哪一国在近年实际管理了这个岛屿，以及又是依据什么管理了这个岛屿。中国人应当注意国际司法上的这个新的趋势，因为拿出历史上的主张和古地图，听上去很有说服力，但真的到了国际法庭上，可能就没有什么分量。中国领导层可能明白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对日本人“国有化”钓鱼岛这么敏感，因为这将在法庭上大大帮助日本方面的申辩。 FT中文网：对于日企纷纷关闭在华工厂和餐厅，日本公众怎么看？ 森安健：这次抗议的确会影响很多日企的在华战略。两周前，佳能为进入中国15周年举办了庆祝活动。15年里，佳能的中国销售增长了14倍，未来5五年，随着它渗透至二、三线城市，预计销售还将增长4倍。仅仅两周后的今天，佳能已经关闭了四家在华工厂中的三家。在这次事件后，日本企业会明白，中国是机会之地，但也是风险之地。日本企业将永远把一只脚留在中国之外，而不是彻底融入中国市场。 日媒上另外一个观察角度是，这次被攻击的日企中，有很多是对华非常友善的，比如松下。邓小平1978年访问日本时，曾经对创始人松下幸之助说，你是“经营之神”，希望你帮助中国企业发展。所以80年代，松下首先在华开厂。而就是那家工厂，在周六的抗议中被烧毁了。这的确伤害了很多亲华人士的感情。 FT中文网：对于中国的抗议活动，日本媒体报道的焦点还有哪些？ 森安健：一个焦点是，抗议活动到底是政府主导的，还是真的是愤怒群众自发的。一开始，日本人以为，中国人不会是真的那么愤怒。但过去三天，日本人明白过来，中国人是真的真的非常愤怒。这让很多日本人很惊讶。 日媒也对中国政府的反应也很感兴趣。周末的抗议活动，中国政府似乎没有干预。但到了周一，政府态度似乎有所转变，中国官方媒体也在呼吁人们更加理性。我们还将继续关注中国政府的反应。 FT中文网：在中国微博上有庞大粉丝群的李开复说：“今天最高兴的应该是日本人，因为他们看到数万中国人走上街头，破坏了自己同胞的汽车，掠夺了自己同胞的财产。”日本人私底下真的感到“高兴”吗？ 森安健：不是高兴，而是震惊。在青岛，日本人开的JUSCO超市，抗议者砸坏了电梯，掠走了所有的珠宝，超市损失2500万美金。日本人感到十分震惊和反感。日媒上还有一种声音，是呼吁日本人保持冷静，以显示他们和青岛的抢劫者是不一样的。 FT中文网：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其实也有很多呼吁人们理性的冷静声音。这些声音被日媒报道了吗？ 森安健：好像还没有。但这是很有意思的一点，我会把这个方面写进我自己的报道中。 FT中文网：有中国人担心，日本会以这次事件为借口，扩大兵力。日本人有这种想法吗？ 森安健：我不认为日本人想要增强军力。这是另一种我在中国和韩国时常听到的误解，就是日本人想回到军国时代。不是这样的。没有日本人想要核武器，没有人想要扩张军队，因为他们知道，如果日本和中国开展军备竞赛，日本肯定赢不了中国。中国那么大，经济势头那么好。所以更好的做法是，避免展开这样的竞争。 FT中文网：你曾经说过，钓鱼岛海域的资源并不丰富，那么钓鱼岛对日本人的真正价值究竟是什么？ 森安健：日本人担心，如果中国人夺取钓鱼岛，那么下一步可能就是冲绳岛，而日本人对冲绳岛要在意得多。钓鱼岛本身并没有多大的资源价值，更多地是心理防御上的价值，防止中国人觊觎更多的日本领土。

核心提示：今天，中国的统治阶层既傲慢，又地位不稳。虽然他们已经在经济领域中基本上接受了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但他们仍然决心要维护自己对政治权力的把持。美国可能会学会与作为东亚地区的占居主导地位的强国民主中国共存，就像英国逐步接受了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作用一样。然而，如果北京不实现真正的民主转型的话，华盛顿就不会愿意放弃其抗衡中国的政策。 原文： Bucking Beijing 发表：《外交事务》2012年9月-10月号 作者：Aaron L. Friedberg 本文由 译者 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与其冷战期间的遏制战略形成对照，华盛顿目前对中国的策略并不是深思熟虑计划之后的产物。它在任何官方文件中都没有得到正式的规定。实际上，它连名字也没有。尽管如此，20年来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一直奉行一项广义上保持一致的、接触和抗衡相结合的双管齐下战略。 从理查德·尼克松到贝拉克·奥巴马的历届美国总统都致力于通过外交、贸易、科技合作和教育与文化交流同中国接触。自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历届政府还采取措施，以保持东亚良好的力量平衡。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美国在该地区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增加了与传统上的盟国的战略合作，与印度和新加坡等具有相同的关切的其他国家建立了新的伙伴关系。 这一战略指导中，接触的那一半让中国参与了全球贸易和国际机构，使之打消了挑战现状的念头，为其提供了激励因素，促使其成为乔治·W·布什政府所说的、现有的国际体系之中的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虽然美国的政策制定者近年来变得更加谨慎，但是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希望，贸易和对话会有助于最终把中国改造成一个自由民主国家。华盛顿对华战略中抗衡的那一半则关注维护稳定，阻止侵略或者胁迫的企图，同时让接触政策产生魔力。 最近发生的事件使这一战略的这两种要素都产生了严重的疑问。几十年的贸易和会谈并没有使中国的政治自由化加快。实际上，最近几年的特征一直是加紧镇压国内的不同政见。与此同时，这两个太平洋大国之间的被大肆宣扬的经济关系已经变成摩擦的主要来源。尽管存在着加强合作的希望，但是北京在帮助华盛顿解决紧迫的国际问题，如朝鲜获得核武器或者伊朗企图开发核武器方面实际上所做的事情甚少。最后，中国领导人远非接受了现状，而是进一步企图控制本国沿海地区的海域和资源。至于抗衡问题，中国继续扩充军事实力，加上美国即将削减防务开支，表明地区力量的分布肯定会朝着有利于北京的方向发生重大转变。 我们大家为什么不能和睦相处 今天，中国的统治阶层既傲慢，又缺乏安全感。在他们看来，中国共产党的继续统治对于中国的稳定、繁荣和声誉至为重要。绝非巧合的是，这对于他们自身的安全和安逸也至关重要。虽然他们已经在经济领域中基本上接受了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但他们仍然决心要维护自己对政治权力的把持。 中共维护控制权的决心显示出该政权对于所面临的威胁的看法、目标和政策。由于对自己的合法性感到忐忑不安，中国的统治者急于把自己塑造成国家荣誉的捍卫者。虽然他们认为，中国已经走在成为与美国看齐的世界大国的道路上，但是他们仍然对被包围和意识形态上被颠覆感到严重担忧。尽管华盛顿企图使他们对其善意感到放心，但是中国领导人确信，美国的目的是阻止中国的崛起，并最终破坏它的一党制政府。 与美国一样，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一直对其最大的外来挑战者奉行一种基本恒定的对策。在大多数情况下，北京一直试图避免与美国直接对抗，同时追求经济增长，增强自己”综合国力”的所有要素。所谓综合国力是中国的一项战略概念，包括军事实力、技术实力和外交影响力。然而，中国官员尽管仍然处于守势，但却并不满足于保持消极态度。他们一直谋求取得逐步的进展，缓慢地扩大中国的势力范围，加强其在亚洲的地位，同时悄悄地侵蚀美国的势力范围与地位。虽然他们小心翼翼，从不直接发表意见，但是他们谋求在长期里让中国取代美国，恢复中国的他们所认为的作为本地区重要大国的应有地位。中国的战略家不认为，他们可以迅速地或者通过正面攻击实现这一目标。相反地，他们谋求使邻国感到放心，依靠中国强大的经济的吸引力来对抗中国所面临的新的抗衡活动。北京遵循古代军事战略家孙子的建议，把目标确定为”不战而屈人之兵”，逐步营造一种局面，在其中，对北京意愿的公开的抵制将会显得徒劳。 迄今为止在美中两国之间未能达成真正的谅解，并不是由于缺乏努力，而是由于利益的根本分歧。虽然在具体问题上的有限合作也许是可能的，但是两国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实在太大，彼此之间的信任水平太低，以致无法采取一种稳定的权宜之计。中国目前的领导人最终想要获得的东西——地区霸权——并不是华盛顿领导人愿意给予的。这样做会与美国的宏大战略的一项不言自明的目标背道而驰。这项目标几十年来一直保持不变：即阻止一个或多个潜在的敌对大国统治欧亚大陆的两端当中的任一端。确定这一目标的理由牵扯到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会继续产生作用的一系列战略、经济和意识形态上的考虑。 如果中国没有受美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遏制，可能也不会进行赤裸裸的征服。但是，它却有充分的条件来实现对有争议的领土和资源的所有权要求。中国如果腾出手来，不必应对本国海上周边地区的已知威胁，就可以向更远的地方投送兵力，以推进其在印度洋、中东和非洲的利益。在中国不断扩大的势力范围内，美国公司可能会发现，自己获得市场、产品和自然资源的机会受到了北京所授意的贸易安排的限制。只要中共继续掌握控制权，中国周边地区各国实行政治改革的前景也会进一步缩小。北京依托亚洲的安全基地，可能会为其他地区的独裁政权提供援助和慰藉。 然而，即使中国实现政治变革，也不会突然之间消除与华盛顿之间的所有紧张关系。正如历史所表现出的，伴随着自由化进程的可能是内部动乱和与其他国家之间发生冲突的风险增加。中国如果实行民主，无疑地就会寻求在地区事务中的更大的发言权，其目标不会总是与美国保持一致。然而，从长远来看，美国与中国合作的前景将大大增强。政府如果对自己的合法地位满怀信心，就毫无理由害怕被世界上的民主国家包围和颠覆。同时，由于其他国家不太可能把中国当作一个威胁来看待，所以北京会发现，比较容易与包括台湾在内的邻国达成彼此都可以接受的解决办法。 美国可以学会与作为东亚地区主导大国的民主中国共存，就像英国逐步接受了美国在西半球的主导作用一样。然而，如果北京不实现真正的民主转型的话，华盛顿不会情愿地放弃其抗衡政策，并从该地区撤出。同时，除非有严重的危机或重大对抗，华盛顿不大可能会放弃其在与中国接触方面的努力。这种混合战略的某种版本将会持续存在，起码在一段时期内是如此。然而，这种战略的各个部分要想发挥作用，就必须做出重大调整。 从口号到战略 当务之急是，美国必须加强自己战略组合中的抗衡部分，应对中国持续不断的扩军。奥巴马行政当局最初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贬低了有关抗衡的意见，强调进行范围更为广泛和深入的接触，认为美中关系的重中之重应该是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所说的”战略互信”。值得赞扬的是，2010年，政府开始改变方针。作为对当年的造成中日、中菲、中韩和中越等关系紧张的一系列事件的反应，美国官员开始强调抗衡的决心。政府甚至杜撰了一个口号来描述自己的意图：在减少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卷入的同时，美国将会把”重点””转向”东亚地区。 中国仍不确定美国是否拥有资源和决心来支持其勇敢的言辞。这一重点转移的问题在于，迄今为止，它一直缺乏严肃的内容。其所要求采取的行动要么仅仅是象征性的，譬如即将在澳大利亚部署的少量美国海军陆战队部队，要么仅仅涉及现有的空军和海军资源从其他战区的转移配置。除了含糊地提及一个新的”空海作战”的概念——五角大楼用典型的专门术语称之为”网络化、集成化、深入攻击，以破坏、摧毁和击败”敌军——政府并没有明确表示，它到底打算如何应对中国不断增强的军事实力。相反地，在宣布这项新的对策之后，国防部发言人一直竭力避免承认一个明显的事实，即这项对策主要是针对中国的。尤其是在目前的财政状况下，难以想象政府会如何动员必要的公众支持以提供保持在亚洲的力量对比优势，如果它不愿意在中国日益增强的实力所构成的挑战的性质问题上采取坦率得多的态度的话。 所牵扯到的利益是巨大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一直在拼凑五角大楼的计划人员所说的非对称的”反接近/区域封锁”(A2/AD)实力。其核心就是发展由精确制导、相对廉价的、常规装备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组成的武库。有了这些武器，中国就能够瞄准西太平洋地区的几乎所有的空军基地和港口，并可以击沉在中国近海地区数百英里范围活动的敌方水面舰艇(包括美国航空母舰)。人民解放军还一直在试验网络战和反卫星武器。它已经开始扩充自己的规模很小的洲际核导弹部队。 如果美国不做出强有力的反应，中国的计划人员可能会最终认为，他们日益增强的A2/AD实力给人留下了充分的印象，以致令美国感到害怕，不敢在该地区进行干预或者挑起对抗。更糟糕的是，他们可能会相信，如果美国进行干预，他们就能够在西太平洋地区造成其常规力量的瘫痪，从而使其别无他法，只得以核战争的升级相威胁。要想维护稳定，就必须减少一种可能性，即中国领导人可能会有朝一日认为，发动这种袭击符合自己的利益。当然，美中两国之间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极小。但是，美国战略的抗衡部分的目标必须是确保即使中国的国力增强 ，情况依然如此 。 如果不能对北京的扩军做出充分的反应，就可能会破坏华盛顿对亚洲盟国所做出的安全保证的可信度。假如美国不发出强有力的信号，坚持其决心与承诺，友邦就可能会对被抛弃感到担忧，也许最终会丧失信心，屈服于绥靖政策的诱惑。为了避免它们这样做，华盛顿必须不仅有言论，而且采取实际行动。美国与其盟国加在一起，拥有绰绰有余的资源来制衡中国。但是，如果华盛顿希望其盟国加强自己在防务方面的努力，它就必须对中国本身日益增强的实力做出认真的反应。在亚洲问题上，美国并不能选择——《纽约人》杂志最初提出的——奥巴马政府的”幕后领导”倾向。 为了挫败中国的A2/AD战略的锐气，美国及其盟国必须首先采取明显的步骤来分散、加固或者采取其他方式保卫中国的第一次打击所可能瞄准的目标，包括位于太空和网络空间中的目标。然而，现代战争依靠防御是打不赢的，也不可能凭借单纯的被动姿态而阻止。这就是空海作战概念背后的核心的见解。这一战略的倡导者认为，随着中国提高在东部近海海域打击目标的能力，美国必须制订选择方案，以便实施自己的采用常规武器的大规模反击。 无论这一问题背后的战略逻辑如何，空海作战理念都已经开始由于若干原因而引起争议。如果对中国发动常规武器的大规模攻击，可能会引发导致战争升级的反应，包括可能动用核武器。要研制新的——从中国武器不断扩大的射程以外投射力量的——系统花费时间和金钱，而且会占用美军传统上喜欢的其他各类实力的资源。例如，美国需要的不是更多航母和新式载人喷气式战斗机，而是需要有待开发的各种实力的某种组合，譬如远程无人机、新一代轰炸机、新的远程常规导弹，也许还有装载着精确制导的武器的隐身武库舰艇。 鉴于可能遭遇财务障碍、政治反对和战略不确定性，美国及其盟国可能会无法制订针对中国日益增强的A2/AD实力的充分有效的和具有说服力的常规对策。就像在冷战期间一样，威慑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靠拥有升级战争的可行选择。美国可能会动用核武器来保护盟国，这仍然是美国防务承诺的核心。但是，随着中国拥有的远程核武库的扩充，这种威胁会丧失可信度。 与其依赖不断升级暴力活动的预期，美国不如选择水平式升级。其中最明显的就是通过与海上友邦和盟国联合起来、切断中国的海上交通线，从而促进对侵略作出反应的能力。例如，即使北京相信可以使用武力在台湾或者在南中国海速战速决，它也会面临一种前景，就是丧失通过海上出口货物或者进口自己所需的能源等资源从而使本国经济保持运转的能力。美国可以更多地投资水下作战技术（它在这一领域中已经占有相当大的优势）、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度和日本等国海军的合作、支持东南亚各国获取捍卫本国领空和沿海海域所需的武器，从而增强这种威胁的可信性。 轻松会谈，悲惨现状 美国在加强抗衡中国的努力的同时，还必须继续与中国保持接触。美国官员应当不仅通过言论，而且通过行动来明确表示，他们寻求与中国保持尽可能良好的关系。但是，他们需要改掉自己的一种习惯，就是夸大实际上的成就和达成协议的领域，而对问题和分歧加以轻描淡写。外交上的轻松会谈无助于软化北京对华盛顿意图的看法，反而向美国人民和友邦传递了美中关系状态的非现实图景。 与其将接触视作自身利益的需要，美国不如采取一种更为清醒的、注重结果的对策。这要从贸易做起。虽然双边经济关系仍然为双方带来好处，但是这种关系最近越来越有所偏向。北京利用其货币政策和各种补贴来刺激出口。它对外国公司施压，迫使其对中国转让技术，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而当中国公司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的时候，中国却采取了漠视的态度。与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日本不同，中国不仅是一个政府利用重商主义措施来赚取规模利益的问题贸易伙伴，而且还是一个利用商业关系谋取战略利益的地缘政治对手。 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巨额双边贸易顺差和北京以美元计价的资产的积累由于超越经济范畴的种种原因而令人担忧。近年来，中国的分析家和官员们表示，如果华盛顿在包括对台军售和总统接见达赖喇嘛等各种问题上对北京的愿望进行挑衅，中国就可能会开始抛售上述以美元计价的资产，从而促使美国的利率上涨，使美国经济增长放缓。这种行动对中国经济的损害大概会最起码同样大，但这并不保证北京在危机的白热化情况下永远不会采取这种行动。此外也无法保证，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不会受到中国的威胁的左右，在应当保持坚定立场的时候打退堂鼓。这条底线很简单：华盛顿要想保持可能的最大限度的行动自由，就不能继续对其主要的地缘政治对手如此债台高筑。 人民币的币值调整会有助于缩小美国与中国的贸易逆差，尽管会起多大作用是经济学家们争论的问题。根据以往的经验，看来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只有在面临严重的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才会做出有意义的调整。2005年，当时的美国财长约翰·斯诺警告说，他将向国会发表一份报告，指责中国操纵货币，于是北京允许本币升值。5年后，中国当局再次允许人民币小幅升值。这一次是在20国集团的一次峰会前夕。在这次峰会上，其他国家预备要批评该国的汇率政策。 虽然中国总的贸易平衡令人忧虑，但是高科技部门应当引起美国的政策制定者的特别关注。自冷战结束以来，华盛顿一直疲于应对一个问题，就是它是否应该对潜在敌人可能会用来研制先进武器的技术保持出口管制。由于技术专门知识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商界和科学界的一些人认为，这种管制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无用的，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有损于美国的竞争力。然而，就连怀疑论者也承认，美国在隐形和加密技术等领域占有优势，它能够而且应当通过单边出口管制措施来对其加以保护。对中国日益增强的力量的担忧还可能会赋予多边管制机制以新的生命力。由于欧亚两洲的发达国家都担心会对中国的军队养虎为患，或者使其航空航天和电信产业的竞争力增强，所以这些国家现在可能会比较愿意在限制某些军民两用技术对中国的出口方面进行合作。 在最好情况下，出口管制也只能解决冰山一角而已。中国拥有种种手段来获取敏感技术。它的科学和工业间谍活动范围广泛。该国不仅利用传统方法，包括直接的行贿和盗窃，而且采用比较新的、往往是更有效的网络方法。除了翻越防火墙之外，中国现在还拥有一项选择，就是简单地走前门，通过收购外国公司或者出售产品，从而使中国获得技术和信息。一家中国公司把新一代电话交换设备出售给美国的服务提供商，因而能够让中国的情报机构监听美国的秘密通信。类似地，中国所拥有的公司能够破坏或修改最终用于计算机、通信系统甚至武器的微芯片。美国及其工业发达的盟国需要更为密切地监视高科技供应链，对中国公司在这些国家的经济中的投资实行管制，因为其中的一些公司与北京和人民解放军有联系。 坚持你的立场 对于美国根据上述的方针重新校准自己的政策，主要反对意见是这样做会造成一种自我实现的预言，使北京的所谓强硬派的力量得到加强，同时削弱北京具有改革思想的开明派的地位。认为在中国的权力竞争者当中有一些好人，因而采取非对抗性的策略会对他们有利，这种看法咋一看具有吸引力。然而目前阶段，相反的情况至少同样可能存在。如果华盛顿重新采取比较示弱的立场，北京的强硬派就可能会试图把功劳归于自己。他们可能会宣称，这种变化是他们的强硬政策，包括他们长期以来一直倡导的持续不断的扩军的直接结果。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如果试图影响自己并不充分了解的党内竞争，会很危险。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政治演变是漠不相关的事情，远非如此。但是，任何外部势力对竞争结果的影响都会是间接的和长期的。民主国家应当继续支持中国的公民社会的成长，促进思想进入中国、在中国尽可能自由的交流，并大声捍卫那些冒着风险实行真正改革的人们。 至少在目前，亚洲的走向正朝着不利的方向移动。全球金融危机4年后，美国仍然深陷经济衰退的泥潭，被政治上的僵局所困扰。虽然中国经济也显示出放缓迹象，但该国继续变得更为富裕和强大，同时中共继续掌权。然而，在不太遥远的未来，这种情况可能会发生逆转。美国等工业发达的民主国家将会摆脱目前的困境。而中共领导下的中国却可能不会。中国必须应对不加遏制的腐败、迅速老龄化的人口和大多数专家都认为无法维持的、投资推动下的经济模式所共同产生的效应。中国参与一场战略竞争的能力很可能会减弱，而美国及其盟国的这种能力在增强。美国政策制定者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才能最好地度过这个不确定的、被制约的间歇期。 在这方面，中国最近的行为可能会被证明是有益的。北京的好战给中国的许多邻国造成了深深的忧虑，使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倾向于共同努力，以抗衡这个亚洲大国。因此，该地区的其他国家政府一般都对华盛顿最近几个月所发表的比较强硬的言论表示欢迎。但它们仍然拿不准，美国是否将会拥有足够的资源和决心来支持自己的豪言壮语。无论是谁在11月份当选为总统，都会采取措施消除这些疑虑。制订一项可信赖的战略来对抗中国的扩张并为其提供经费，以及对经济接触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两者都非常重要。因此，在原则性问题上继续坚定的立场也很重要。在与北京接触和抗衡的时候，美国必须尽可能地鼓励中国权力的（乔治·凯南所提出的）”逐渐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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