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解体

【河蟹档案】中国六亿网民每一条评论都被监控

以下被新浪审查删除的微博来自自由微博网站,数字时代编辑整理: 魏海田V:我不认识笑蜀,我不认识许志永,我不认识宋泽,我不认识唐慧,我不认识丁家喜,我不认识周禄宝,我不认识张林,我不认识唐吉田。我们不需要认识他们,我们早已认识他们,我们即是他们,我们共有一个身份,叫新公民,我们同在一个地方,叫监牢,我们书写一个名字,叫民主中国。 2013-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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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文稿 | 大党老党垮台根在没让人民实现梦想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苏联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在当时战后重建的情况下能够做到集中力量办大事,使国家快速发展,苏联一度成为世界上唯一能够与美国抗衡的超级大国。但是,这种体制的典型特征是对个体利益持否定态度,由此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国家单一驱动力与人民愿望、需求多样化之间的矛盾。如果说在战时和战后恢复时期,人民对这种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尚能理解和支持的话,到了和平发展时期,人民多层次多样化的愿望和利益需求长期不能得到满足,加上搞军备竞赛超常开支,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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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高放:政治体制延误改革导致苏联灭亡

步入2013年,中国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执政取向出现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环境都不约而同地进入了一个”临界期”。各种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多,挑战与压力迅速放大。中国继续改革开放成为世人最关注的焦点。未来改革之路怎么走?中国改革要成功,需要汲取什么样的教训?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基本上是照搬苏联模式的中国,在苏联解体和苏共垮台22年之后,重新审视苏联从兴旺走向衰亡的历程,无疑对今后的政治改革有着相当的启示。   苏联为何经历了兴旺之后又走向衰亡,乃至解体?是社会主义本身丧失了生命力还是苏联所施行的社会主义制度偏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苏联模式对当前的中国改革有什么借鉴意义?   为此,本刊记者专访了共运史学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高放。   86岁高龄、依然精神矍铄、思维敏捷的高放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教《苏联共产党党史》已经60余载。作为研究国际共运的资深学者和研究苏联历史的权威专家,高放24岁就在报刊发表评论苏联的文章,著作颇丰,至今有500万字,2011年出版了他的第十本文集《苏联兴亡通鉴–60年跟踪研究评析》。   高放教授也是当今少有的坚持自己信仰的学者,在位于北京张自忠路简陋的家中接受采访时,他明确表示:”我一辈子研究马克思主义,我一直深信不疑,人类社会迟早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只是要摆脱苏共模式,重新理解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我在中共十八大前出版的书《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新论》,表达了我的很多新见解。”      苏联实行的是”党主宪政”      《经济导报》:从1917年列宁领导的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创建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到1991年苏联解体,共经历了74年。在74年中,苏联制定了四部宪法。有学者认为,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这一本质特征,被苏联四部宪法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但您曾表示,”苏联制定了民主宪法,但苏联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宪政。”如何理解?   高放:74年中苏联制定过四部宪法,即1918年宪法、1924年宪法、1936年宪法、1977年宪法。四年前我在中国政法大学讲演时说”苏联制定了民主宪法,但苏联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宪政。”即是说,苏联有民主宪法,但未实现完全民主宪政。为什么这么说呢?苏联四部宪法有五个突出的优点和特点,但也有五个显著的缺点和弱点。   从优点来说,第一,四部宪法都肯定苏联是民主共和国,国家的权力中心是由选民选举产生的代议机关,而不再是世袭的君主个人;第二,四部宪法都是社会主义宪法,宪法名称上都有”社会主义”字眼;第三,四部宪法规定国家政权采取苏维埃形式,它跟资本主义国家三权分立的政治形式的区别是,三权(立法、行政、司法)统一于苏维埃;第四,四部宪法明确苏联是一个联邦制国家,不是单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第五,苏联宪法还是一个国际主义的宪法,具有很广的包容性,即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建立革命政权后都可以加入苏联。   从缺点和弱点来说,第一,根据苏联宪法,苏维埃政权集三权于一身,在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产生中央政府,名为人民委员会,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但行政机关的权力太大,苏维埃很难对其进行监督和约束。行政权太大主要是因为很多国家日常工作要处理,不能光靠苏维埃代表大会开会解决;还有一个原因是党最高领袖列宁不是担任苏维埃主席,而是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列宁是党的领袖兼政府总理,很多紧急的事情都是总理处理,并没有经过苏维埃。比如1918年1月17日,当时政府没有经过审判就把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全家连同其御医和仆人都杀害,这是违法的。   第二,三权统一于苏维埃,司法不能独立,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特别是30年代苏联搞大清洗时,经苏联法院审判、镇压、关禁闭、判徒刑的有370多万人,表面上都经过法院审判,但法院都在党的严密控制之下,而且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都被作为人民公敌、特务处决,都是捏造的罪名。   第三,苏联宪法以至党章均未规定最高领导人的任期,给领导人终身制开了”绿灯”,留下了漏洞。斯大林担任政府总理12年(1941~1953年)之久,如果把当总书记的时间计算在内他当了31年之久(1922~1953年)。   第四,苏联宪法对于党如何领导国家政权没有具体的规定,其中第一、二部宪法根本没有写”党的领导”,到第三、四部宪法才写”党的领导”,但只简单提到”苏联共产党是国家政权机关和社会团体的领导核心力量”,给苏联形成一党专政、党政不分体制提供了法律上的漏洞。如十月革命初期,由于是党领导武装起义取得政权,所以国家的重要决策,派往各地的干部主要都是由党中央决定的,出现了以党代政的局面。政府的很多事情都提交中央政治局去讨论,列宁感到这很不正常。1922年列宁晚年就提出来,应该实行党政分开。但列宁没有解决这问题就过世了。   第五,苏联宪法没有监督宪法执行的机构,没有违宪审查规定,所以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多次违宪没有办法立案审查。   正因为苏联宪法有这样明显的缺点和弱点,所以苏联在74年中虽有法可依,但很难做到有法必依,实际上是有法难依,更难的是严格执法,更做不到的是违法必究。所以我说,苏联没有完全实现民主宪政。   《经济导报》:那么,您认为苏联实行的是什么宪政?   高放:我觉得苏联制定的四部民主宪法实行的不完全是民主宪政。我认为苏联实行的是党为人民作主、党替人民作主的宪政。这种宪政我归结为”党主宪政”,不是民主宪政。各级政府领导人都是由党委定下来,拿个名单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举手或投票通过。国家发展的各种战略、方针、政策都由党中央政治局定下,拿到苏维埃代表大会通过一下。所以名义上最高苏维埃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实际上苏联广大人民心中都很明白,国家最高权力机关是苏共中央政治局。   ”党主宪政”使苏联共产党在74年中没有处理好五种权力的关系:即党权、政权、军权、官权、民权。若苏联真正实现民主宪政,那就应该按宪法规定,一切权力属于城乡劳动者。要不要党的领导?当然要,因为党的领导是前提,城乡劳动者当家作主是核心,法律是保证。结果苏联共产党把关系弄成:党的领导是核心,城乡劳动者当家作主是陪衬,依法治国是一种形式。简单说,苏联共产党垄断了政权,垄断了军权,垄断了官权,民权没有得到充分实现,民权是一个走过场的陪衬。苏联共产党治国实际上是党大于法,党权高于政权,所以实行的是一党专政、党政不分的体制。      苏共垮台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      《经济导报》:理论界有人认为,苏联解体、苏联共产党灭亡是由于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大反斯大林造成的恶果,赫氏是罪魁,戈氏是祸首。您是怎么看的?   高放:这三人或者两人固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一种建立了74年之久、有两亿多人口的大国的社会主义制度,怎么会很容易被两三个领导人摧毁呢?这显然是要有更强大的社会力量作为后盾。早在十几年前我就提出:苏联自己培植的党政军高薪特权集团是苏联社会主义政权的掘墓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等人无非只是这个集团的政治总代表。   直接促成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是叶利钦,戈尔巴乔夫起了帮凶的作用。而斯大林等人所犯的错误正是被叶利钦用于摧毁苏联、苏共的靶子。因此,只有深入细致地透视斯大林的错误,才能认清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   《经济导报》:您一直坚持认为,社会主义是优越于资本主义的新制度,为什么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会垮台?它与您刚才说的四部宪法的缺点和弱点,以及您提到的”党主宪政”有什么关联?   高放:正是宪法中的漏洞和弱点,使苏联共产党治国实际上是党大于法,党权高于政权。   就像我之前所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很大原因是以党代政,党政不分,由党代表人民作主,由党替人民作主。可以说,苏共失败,根本原因是政治体制落后。苏联是专制政治,一党专制,一派专制,一人专制。   《经济导报》:政治体制落后体现在哪些方面?   高放:总结来说,苏联政治体制的弊病非常严重。   一是个人集权制。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由一个领袖掌握。斯大林是第一个苏共党中央总书记兼政府总理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权力过度集中,缺少制约。   二是职务终身制。国家的党政军三大权的领导人是终身制的。斯大林带头搞终身制,他从1922年开始担任党的总书记到1953年去世,一共任职31年。   三是指定接班制。接班人也是斯大林指定的。他原来选中曾任他秘书的马林科夫接班,后来他对马林科夫不太满意,嫌他太软弱,想换接班人,但还没来得及换,就去世了。   四是等额选举制。苏联有民主选举,但由苏共严密控制选举。苏联的选举并不尊重选民意见,不是自下而上的差额选举,而是等额选举。候选人是党委精心挑选的,而且只有一个候选人,大家没有选择的余地。   五是消灭异己制。斯大林之所以能掌握大权,是因为他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至三十年代消除了党内的三个反对派,之后还镇压了很多被怀疑对他不忠的人。在他晚年,党内还有一些人不同意他的意见,他又准备清洗,但没来得及做就中风去世了。   六是监控干群制。苏联的克格勃不归国家机关领导,而是由总书记斯大林个人掌控,这个机关可以监控全国所有人,包括高级干部。   此外还有一党专政制、以党代政制、官员特权制。   尤其是,斯大林开创的”三制”: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对苏联历史有长久影响,而且有普遍广泛的国际影响,人们把这”三制”看成是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民主政治正宗的政体。实际上这”三制”是君主立宪制的变种,君主专制的变种。民主共和制区别于君主专制制就是这三点:权力有制约、权力有任期,权力有选举。而斯大林这三制:权力没有制约,权力没有任期,权力指定继承,明显违背社会主义民主共和制的原则,使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明显带有专制主义的色彩。政治体制落后为苏联留下了祸根。   《经济导报》:”三制”是怎么形成的?如何透过斯大林的错误,认清苏联解体、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   高放:要使社会主义国家真正成为劳动人民掌权的民主共和国,列宁还确立或者准备确立一系列政治制度,主要有分权制、任期制与选举制。事实上,列宁执政的六年(1917~1923年),初步实现了民主宪政,国家政治权力有分工有制约,没有过度集中。列宁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政府总理),斯维尔德洛夫、随后加里宁任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国家主席),托洛茨基任共和国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苏共从未设立过党中央军委)。   列宁曾经对托洛茨基说过:”人到55岁开外就败事有余。”意即55岁就要退休,不搞终身制。列宁更没有指定接班人,临终前他只给党代表大会写信谈及各主要领导人的优缺点,同时却明确提及要调换斯大林的总书记职务。1921年列宁主张党政分开。1922年党中央才设总书记一职,意在设立专人负责党的建设工作,总书记不在政权机关兼职。   但列宁执政时期也暴露出严重缺点。当时列宁为了加强中央的集体领导,在党中央不设主席,如果党中央设主席,那么在列宁之后就要另选一个人担任主席。这一组织上的漏洞,使权力欲很强的斯大林,担任总书记之后逐步独揽党政军三大权。列宁执政时期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欠缺是政党制度。现代民主政治正常的政党制度应该是多党竞争,不能一党垄断国家政权。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1917~1920年的三年时间中,列宁实行过两党联合执政或三党联合执政,但后来这两个小共产党先后都并到大共产党里去了,苏联成为一党专政的国家。列宁时期还对民主选举、对群众言论进行严密控制。   到了斯大林执政时期(1924~1953年),列宁时期一党专政、控制选举和言论的弊病更为严重,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一派专政、一人专政。斯大林执政的前几年就打倒了三个反对派:分别是托洛茨基反对派、托洛茨基和季诺维也夫反党联盟、布哈林和李可夫反党集团。斯大林把一党专政变成一派专政后,在1937~1938年,搞大清洗,把反对他的人处决或判刑,严重破坏法制,最后变成总书记一人专政。尤其是1941年,该年5月斯大林以党中央总书记直接兼人民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主席就是政府总理,斯大林开始实行党政领导职务合一。同时斯大林又兼国防委员会主席,实际上党政军三大职务都集中于斯大林一个人身上。   如上述所说,斯大林集党政军三大权于一身,实行个人集权制、领导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制,(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 共 2 页: 1 2 进入 高放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政治体制改革 苏联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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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李永忠 董瑛:关于苏联解体的15种学说

李永忠 董瑛:关于苏联解体的15种学说 进入专题 :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    ● 李永忠   董瑛       苏东剧变以来,国内外政治界、学术界对苏共亡党、苏联解体的原因进行了多视角、多方法的探讨和研究,见仁见智,众说纷纭。中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利用各种时机向不下30位外国领导人请教过苏联解体的原因,得到的回答不少于30种,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改革太急、与美争霸失利,等等。”经笔者梳理,大体上有以下主要观点。          “三大垄断”说          以前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现俄罗斯共产党第一书记久加诺夫为代表的部分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是苏共长期推行的“三垄断”制度,即垄断政治、垄断经济、垄断真理。久加诺夫说:“苏共丧失政权的最主要原因是,在长期一党专政的制度下,实行了三垄断: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垄断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经济制度。思想文化领域的专制,导致稍有不同于官方的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异端邪说,就动用专政工具整肃、镇压,或投入监狱,或关进疯人院,或驱逐出国、剥夺公民权利;垄断了权力,使得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权力凌驾于政府和法律之上,出现了一个脱离人民的官僚特权阶级;垄断了资源和经济利益,使得社会经济生活缺乏活力,大量资源被用于军事工业,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对苏共的不满日益增加。而在苏联那样的多民族国家,少数民族往往会把对既得利益集团腐败专制的不满情绪转化为民族矛盾,一旦累积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就将导致民族动乱、国家分裂。”国内部分学者也支持这一观点。如周淑真认为,“苏联共产党垮台的真实原因是它的三垄断制度,即共产党以为自己想说的都是对的——垄断真理的意识形态制度;以为自己的权力是神圣至上的——垄断权力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为自己没有不可以做到的特权——垄断利益的封建特权制度。”“‘三垄断’从社会的经济、政治到意识形态揭示了苏联一党制的弊端和苏共领导层制度性的腐败,可以说是要言不烦,力透纸背,发人深思。”李凌认为,“苏共‘三垄断’终于把自己葬送了”。          体制弊端说          理论界和实务界的许多人士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苏联的体制性弊端。制度以及体现制度的体制,在根本上决定了一个政权的兴衰成败。如果体制本身存在问题,那么个人因素和具体政策因素的作用再大,也扭转不了大局。因而,苏联灭亡是整个体制造成的。阎明复在《苏联真相》一书的《序言》中指出:“本书在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一重要问题时,以邓小平‘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一理论观点为指导,明确指出,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及体现这一模式的体制问题,并进一步指出,党的问题也只有从制度中去考察才能把握问题的本质,因为党的问题本身就是政治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认为,以制度与体现制度的体制作为分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就抓住了问题的实质。”王立新认为,苏共“亡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是诸多因素综合起作用的结果。在众多因素中,党的组织制度的衰败是带有根本性的原因,苏共制定的错误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建立高度集权的执政方式,根源在于高度集权的党内组织制度。”          改革失败说          有许多人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改革失败所致。这主要有三种观点:其一,认为苏联演变的决定性因素是“政治改革”路线的错误和失败,即所谓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把国家引上了资本主义的道路;其二,认为是经济体制改革失败所致,即苏联剧变中首要的决定因素是现存社会主义在同西方经济的竞赛中失败了,特别是在新技术革命期间,苏联的中央集权经济不能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经济并驾齐驱;其三,认为是以叶利钦为首的“激进民主改革”派,和以苏共“二把手”利加乔夫的各层特权官僚保守派相互呼应,自始至终阻碍着苏联的改革进程,各项改革措施被层层“克扣”,或者阳奉阴违,干脆不得落实。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纪念前苏联“8·19”事件10周年时表示,自己在担任前苏联主要领导人时未能及时进行改革,导致了政策上的失误。苏联当年若能及时实行改革,那局面定会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而结果也会截然不同。墨西哥《改革周刊》援引戈尔巴乔夫的话说,前苏联国内和党内改革的延误是导致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          蜕化变质说          有的认为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在于苏共的蜕化变质,抛弃了共产主义理想,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放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和共产党的领导地位,违背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真认为,“苏联的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开始,提出了一系列背离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观点,到戈尔巴乔夫时期,恶性发展,形成了一整套修正主义的理论和路线,即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和路线,结果造成了亡党亡国的悲剧”。张全景、周新城、张旭等认为,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推行‘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是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李慎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大党建》和《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中剖析了苏联解体的深刻教训,认为:“苏共的蜕化变质是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不在于‘斯大林模式’即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在于从赫鲁晓夫集团到戈尔巴乔夫集团逐渐脱离、背离乃至最终背叛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精英叛变说          有的认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真正原因是来自苏共内部上层精英的变节,“是苏共的上层精英在对苏联的发展方向进行讨论所做出的决策结果”,是“一次来自上层的革命,旧统治集团中的主体部分自行背叛了以往对自己借以统治的体制的忠贞,掉头而去”。原苏联总统助理、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认为,“无论是世界大战、革命,还是两大阵营的军事、经济对抗,都没能摧毁和肢解这个伟大的国家。苏联是被人从内部攻破的,是被一小撮有影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葬送的,是被反对派搞垮的”。美国马萨诸塞州大学安姆赫斯特分校大卫·科兹教授认为,“70年代苏共领导集团还是由理想主义的革命者组成的,到80年代就完全不同了,占据苏联党政机关要职的‘精英’们开始放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代之以典型的物质主义、实用主义。”“实行资本主义最符合‘精英集团’的利益,这样,他们不仅是生产资料的管理者,而且可以成为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既可以实现个人财富更快地增长,又能合法地让子女继承权力和财富。”据俄罗斯科学院社会学所调查显示,截至1995年,在俄罗斯总统周围和政府部门任职的政治精英中,有74%—75%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而那些发财致富的经济精英,则有61%来自苏联时期的干部,特别是共青团干部和经济领导人。          党群疏离说          这种观点认为,苏共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逐渐背离了党的性质和宗旨,抛弃了对人民的承诺和依靠,异化了党群干群关系,“最大的政治优势”变成最大的疏离,鱼水关系变成了水火关系,最终失去了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执政的合法性基础不断丧失,以致在宣布非党化、党非法化、苏共解散、国旗降落之时群众均无动于衷,“没有一个人出来捍卫自己的国家”。肖德甫指出:“苏共垮台苏联解体的终极原因、根本原因、决定性因素,在于执政党——执政党的思想路线、执政党的政治路线、执政党的领导方式、执政党的作风形象、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党的领袖集团;在于执政党与民众的关系——是认同,还是拒绝;是拥护,还是反对;是得民心,还是失民心。对大多数人心灵的缺失和拥有,才是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生死存亡、兴盛衰落的决定因素。”苏联解体前,苏联社会科学院1990年进行过一次问卷调查,被调查者认为苏共仍然能代表工人的占4%,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也只占11%,而代表党的官僚、干部、机关工作人员的竟达85%。          腐败亡党说          有些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认为,腐败是执政党和平时期最大的危险,搞垮苏联的不是反共分子,不是外国敌对势力,而是苏共的党内腐败。利加乔夫在《戈尔巴乔夫之谜》中指出:“一股可怕和无孔不入的营私舞弊势力,简直是一瞬间,大约一两年时间,就取代了几十年在苏共和整个社会中滋长并泛滥的营私舞弊分子。这股势力扼杀了1985年4月以后在党内出现的健康发展的开端。这股寄生势力就像繁殖很快的马铃薯甲虫一瞬间吃光马铃薯的嫩芽那样,很快就使改革的幼芽枯萎了。结果,一个奋起实行改革的国家就这样失去了平衡,受到动摇,现在已坠入深渊。”黄苇町认为,“在作为执政党的苏共内部,特别是在苏联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层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腐败现象。这种腐败现象的基础在造成苏联长期停滞的勃列日涅夫时期便已形成了。”因而,“搞垮苏共的主要力量并不是反共分子,而是苏共党内的腐败分子。”          “斯大林”说          有部分学者认为,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主要源于对“斯大林模式”坚守或否定的结果。这分为两种看法:一种认为长期坚守“斯大林模式”,导致苏联解体;另一种坚持“非斯大林化”的说法。“斯大林模式”说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斯大林执政时期所形成并被固化和推行的“斯大林模式”的结果,其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窒息了苏联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阻碍了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发挥,最终导致了苏共解散、苏联解体。与“斯大林模式”说相反, “非斯大林化”说则认为,“苏联解体、苏共灭亡是由于1953年过世的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的继承人(从赫鲁晓夫开始到戈尔巴乔夫为止的苏共领导人)大反斯大林、全盘否定斯大林所造成的恶果”。          和平演变说          该观点认为,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武力后盾和军备竞赛遏制苏联的同时,强化政治、经济、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渗透和分化,全面推行西方价值观、民主观和执政模式,或明或暗地支持苏联国内的反对派和民族分立主义势力,加速苏联的“多元化、民主化”进程。1945年,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在国际关系委员会的演说中,就明确提出了瓦解苏联的目的、任务和手段,从价值观念、思想意识、国家管理、干部道德基础、作风形态、青少年培养上对苏联实施全面的和平演变战略。40多年后,“一场就其规模而言无与伦比的悲剧——一个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毁灭的悲剧”完全实现了。因而,有的学者认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新思维”是苏联演变的思想渊源;“民主化、公开化、多元化”迎合了西方国家和国内反动势力的反共需要;“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是和平演变的政治策略。          戈氏葬送说          有些学者把苏联解体的原因直接指向甚至全部归咎于戈尔巴乔夫。美国前国务卿贝克尔曾指出:“冷战的结束,得益于戈尔巴乔夫,如果不是他,如今所发生的转变不会开始。”美国作家乔治·哈夫说:“所有这一切都是戈尔巴乔夫干的。”还有的学者提出“叛徒论”,认为戈尔巴乔夫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叛徒,是亡党亡国的罪魁祸首,是葬送苏联社会主义大业的首犯。他提出的改革“新思维”,是从根本上“改造整个社会主义大厦”,改革的目的是“要使社会有质的更新”,改革的含义已经不是自我完善而是根本改向。有的提出“平庸论”,认为他缺乏一个大国领导人应有的胆略和能力,在领导改革中出现种种失误和错误,在复杂的政治较量中节节败退,致使整个国家迷失方向,危机骤增,秩序失控。特别是在危急关头,他只顾个人得失,主动放弃阵地,直至“8·19”事件发生,苏共到了生死存亡关头,他竟弃船而逃,自动辞职,使苏共迅速走向衰亡。          民族矛盾说          有的认为,苏联解体是苏联长期以来实行大俄罗斯主义民族路线,对内搞霸权主义,引起非俄罗斯民族普遍不?M的结果。苏联本是由15个加盟共和国组成的多民族国家,俄罗斯人就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左右,民族矛盾复杂而尖锐;而且建国时期签订的联盟条约为民族的分裂埋下了隐患。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新思维为民族主义的泛滥提供了契机,最终将统一的苏联引向了分裂。苏联演变的过程也是苏联民族关系日趋紧张、民族矛盾日益激化、民族分立日见增长的过程。雷日科夫认为:“民族关系,成了摧毁苏联的攻城槌。”          军备竞赛说          有学者认为,苏联集中巨大的财富、科技、人力等资源,主要用于扩军备战,开展美苏军备竞赛,畸形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军事工业,国家财力投入过多过大,加剧了国民经济结构的比例失调。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穷兵黩武,与美国搞“太空”竞赛,对广大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推行“援助”式的渗透和捆绑,发动阿富汗战争等多次侵略,压制东欧国家本土化的改革,扩张霸权主义,使国防军事开支猛增,国内各类矛盾积聚,经济衰退,民生凋敝,国力不支,最终拖垮苏联经济元气,大伤苏联人民元气,导致苏联解体。          可以避免说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的解体并不具有必然性,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前苏联部长级的高层领导人B.A.米哈伊诺夫作为苏联解体的亲历者,对苏联解体提出了自己的不同见解。他“坚决否认苏联解体是不可避免”的说法。他认为,尽管存在导致解体的因素,但同样存在能够消除这些因素、维护国家统一的足够有力的机制。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苏联国内的情况很复杂,粮食供应时继时续,经济增长波动,对文化和科技的拨款削减。安得罗波夫已决定实行改革,他本人就亲自参加了改革方案的拟定,包括在苏联经济体制中引进市场机制的内容。在1970—1980年代之交,现代化的题目已经提上日程。甚至戈尔巴乔夫1987年在庆祝十月革命70周年的讲话中也包含相当成熟的改革内容。如果能实行安得罗波夫的改革,如果柯西金当年能成为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绝对是另外一个国家,在和西方的对抗中绝不会处于弱势。同时,他认为,“苏联解体是冷战——实际上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果”;“苏联解体的悲剧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分化开始的”;“苏联解体是1991年一系列事件的逻辑结果”。          合力因素说          有的学者认为,苏联解体不是单一因素的结果,是多种因素相互影响、共同作用的结果。俄罗斯科学院研究员米罗诺夫认为,“是各种因素综合起来才导致苏联解体”。这些因素主要包括,侵害民族利益的一体化做得太过火,经济一体化的危机,不合理的、错误的民族建设,共产党的危机,苏联的政治体制立足于硬性的中央集权之上,意识形态的危机,民族精英的背叛,同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全面经济竞争失败,精英的蜕变,西方的干涉等等。“只有把上述观点综合起来才能或多或少正确地解释苏联解体的原因”。          舆论失控说          有学者认为,苏联改革过程中,新闻媒体脱离党的领导,导致舆论失控,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他们还把新闻改革到政权丧失的过程概括为一个模式:新闻改革——媒体放开——外力介入——阴暗面曝光——群众不满情绪积累——反制无力——舆论彻底失控——政权丧失、国家解体。赵强认为,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使苏联经过几十年努力构筑起来的社会主义思想防线,短短几年间就从内部土崩瓦解。          除此之外,还有意识形态衰落说、社会主义阵营分裂说、民主缺失说、乌托邦说、病态早产说,等等,这都对我们全方位研究苏联解体的原因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视角。          (作者单位:中国纪检监察学院)         进入专题: 苏联解体二十周年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50736.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论坛政论双周刊(总第357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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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一十 | 驳《房宁:我们不能迷信改革——苏联解体教训》

作者: 陈尉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关于苏联,我曾写过两篇很浅显的文章,不敢说是学术钻研,也算是一些认识体会吧。今天看到房宁的文章,本可以一笑了之,但是鉴于其发布平台的影响力及国人认识水平的限制,我还是想再说几句,这不是商榷,而是对其文章一些观点的驳斥,有些观点根本不需要商榷,只是希望不要贻笑于大方之家。 一、 历史不可认识论 文中开篇就来了一段看似很哲很深的文字,最后得出结论——“历史并不是在任何时空条件下都可以认识的,认识历史需要时机。” 而这段文字针对的问题是苏联解体的原因,在一个访谈的开始放一段如此有思想、有哲理的话,作者是要干什么呢?历史有时候是不可以认识,难道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不可认识的?可是后文作者又都回答了呀。 二、对苏联模式的认识 房宁这样解读苏联模式:“要说苏联模式解体,就要说到苏联模式。苏联模式是从斯大林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是高度的动员体制,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 面对这自称是政治学家的人对苏联模式的解读,我很忧伤,仰望半天星空也没有看见星星,却仿佛面前站着个猩猩。一个政治学家眼里的苏联模式竟然没有政治方面的因素,只有经济,这难道是政治家的自嘲吗?可是从文中完全看不出他在自嘲,他十二万分肯定以及一定。 一个政治家,可以忽视政治谈苏联,这真的是个奇迹,更加奇葩的是他竟然还对着凤凰历史向全世界宣告,这真是一位伟大的自信的政治家。 三、对苏联解体的认识 房宁认为,苏联解体与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迁有关,“苏联在全球化浪潮中并没有找到自己的位置,相反被边缘化了。所以我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这一点看似没有问题,但是在说出原因之前,房宁自己说了“我认为不是单一原因导致了苏联解体,苏联解体有多方面原因,是复杂的。也许20年前的人们并不这样看,可能强调某一方面多一些,但我现在觉得20年来人们逐渐达成共识,即导致苏联解体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我更倾向于从多个角度看苏联解体,一定说哪个就是主要原因,这似乎有简单化的嫌疑。‘主要原因’也是从那个角度上看。” 房宁也确实提到了另外一些原因,例如苏联的政治交接、老人政治,而苏联模式对民众政治上无情的剥夺与屠杀经济上的剥削却一句也没有说,他是提到了古拉格群岛,但是并不是苏联政府对待人民时说的,而是知识分子对抗苏联政府时说的,说到苏联模式和苏联的解体竟然可以如此忽视人民的遭遇和想法,以政治交接问题和老人政治来总结苏联政治的问题,一般的政治学家一定达不到这样的水平。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所以苏联解体一定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和心声,但是房宁却做到了绕过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的主义来谈苏联解体,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遗憾。 四、对戈尔巴乔夫改革的认识 房宁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还面临着困境,他没有政治基础,他是局外人,根本无力去左右苏联体制,···于是只有标新立异···”这是我见过的对戈尔巴乔夫最有喜感的解说,我不太理解的地方比较多: 首先,说戈尔巴乔夫没有政治基础,从何谈起?按照苏联的政治交班模式,没有政治基础怎么可能上台,最起码也要有军队支持。再者,戈尔巴乔夫的当选是众望所归的结果,无论是改革派和保守派都希望他当选,这样还不算政治基础。戈氏还是从基层走上去的,群众基础也很深厚。可见作者的说法完全是没有根据的。 房宁还说戈氏是标新立异寻求党外支持,我看是房宁本人标新立异。那个时侯苏联的党外支持能够有多给力?而对戈氏的改革用标新立异来形容我真是无法忍受,我觉得标新立异这个词都不会爽的。戈氏改革的前奏是结束了冷战,这对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都是福音;戈氏改推行开公开性政策,首先在机关报逐渐放开言论。让报纸媒体说真话,让人民开始说真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随后举行了苏联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人民代表大会。戈氏这些行动确实很新,但是绝对是“标新立异”这个词无法承受之重,这些可是苏联宪法早就规定了的。 对于一个自称是政治学家的人来说,说出下面这段话可能只需要勇气了,因为他跟智商和常识以及专业素质没有关系: “苏联解体,戈尔巴乔夫肯定是罪魁祸首,这是毫无疑问的,我们也不批判他了,也不替他辩护,这种今天批判和辩护都没太大意义。有人说不怪戈尔巴乔夫,有人 说怪戈尔巴乔夫,我们要尊重基本的事实,苏联就是在他手里毁掉的。至于他是什么动机、什么原因,人们当然可以去讨论,但是我想从制度上来揭示,因为我是政 治学家,我从我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我可能和别人看的不一样。当然意识形态上的问题也很重要,但老人政治是个很具体而直接的问题,对老人政治最后的反动, 使苏联出了个戈尔巴乔夫。” 这应该是我今年读到的最雷人的话了,官员们说的那些算什么啊,毕竟都没什么水平,别人也没有自称很有文化,但是这个房宁就不同了,本着雷死人不偿命的宗旨,他成功了。 关于戈尔巴乔夫我想再说几句,因为这些都是前苏联也就是现在的俄罗斯人民对戈尔巴乔夫的看法: 苏联刚刚解体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戈氏搞垮了苏联,是戈氏让他们的祖国崩溃,都很仇恨他,因此当戈氏试图从政的时候遭遇惨败。但是,最新的民意统计显示,越来越多的人支持戈氏的改革,他们认为是戈氏给他们带来了自由。在俄罗斯国家公墓,叶利钦墓地对面有很大一块预留的墓地,那是墓地最好的位置,而他的主人就是房宁所谓的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戈尔巴乔夫。而近年,俄罗斯民间正在开展一个叫“感谢戈尔巴乔夫”的活动,而官方则在2011年3月份向其颁发圣安德鲁勋章,为了表彰戈尔巴乔夫在国家艰难时刻作出的贡献。很显然,国家艰难时刻就是指苏联解体,贡献就是改革,所以官方充分肯定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所以才会给予他俄罗斯最高荣誉勋章。 再看房宁的说法,我觉得完全是其臆造出来的。 五、关于斯大林 斯大林是明君还是暴君中国人没有发言权,俄罗斯人有,历史有。 历史上,斯大林屠杀了很多的苏联人,二战也跟他有关。俄罗斯已经多次开会,早就要彻底清算斯大林的余孽,所以房宁援引斯大林的话说苏联模式是完美的简直就是个屁。 六、关于苏联的知识分子 这部分房宁轻描淡写,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既没有说清楚苏联政府如何对待知识分子,也没有说清楚知识分子如何反抗极权,不痛不痒,误导性极强,建议阅读《俄国思想家》、《苏联的心灵》、《捍卫记忆》和索尔仁尼琴的书。 “知识分子揭露和鞭挞主要是社会的弊端,但倒下的却是自己的祖国。”看似很有道理,但这是明显的民族主义的观点。一个人民连畜生都不如的祖国,对于一个人民来说有意义吗?或许对于许多苏联人民来说,苏联这个国家存在的唯一意义就是可以肆意地摧残和蹂躏自己。是没有人愿意看到祖国垮台,可是谁愿意被专制虐待呢?当祖国成为一个杀人机器的时候,沉默就是绥靖,而这时祖国已经丧失了意义,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六、关于苏联解体的教训 “苏联给我们提供的教训归结起来就是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解体让我们知道了很多:第一,我们不能迷信改革,不能迷信制度的变革就能解决一切,不在于制度要不要变革,不在于改革要不要改,而在于怎么改。第二,改革是充满了风险的,这是最起码的,最大的共识。改革也许会带来好的,也许会带来坏的,我们再不能把改革单纯地作为一个好东西,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是很最重要的问题。” 这段话或许是这位政治学界要告诉世人的,也就是说前面的扯淡都是为这个蛋的出场做铺垫的,或许我对前面的扯淡太认真了,但是我对后面这个其实更加认真,因为这个其实不仅是在误导人的思想,更是在误导一个国家的前途。 首先,这些话本身就是矛盾的,何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觉得就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显然改革开放包含在内,但是紧跟着就说“们不能迷信改革”,这不是自相矛盾是什么?当然这属于政治素质不过硬,政治觉悟不高的原因,我觉得是可以理解的,至于原谅不原谅,那是党的事情,与我无关。 其次,房宁一边说我们不能迷信改革,又说在于怎么改,这不是有一个自相矛盾之处吗?严重怀疑作者的逻辑思维水平,如此混乱还能做政治学家,看来政治学界真是无人了。 第三,房宁说改革是有风险的,这句话是对的,但是接下来的话又有问题了——“改革也许会带来好的,也许会带来坏的,我们再不能把改革单纯地作为一个好东西,它可能是好的,也可能是坏的,这是很最重要的问题。” 我认为这句话有问题是因为,改革一定不会比现在坏,所以改革的风险对于我们来说是不存在的,对于我们来说,改革只有好处不会有坏处。比如我们现在就在一个粪坑里吃屎,而进行改革的话可能吃到饭,房宁所谓的风险也就是可能改革后还是屎,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成功,我们都可以吃饭了,那是好事;如果失败了,我们还是吃屎,但是以前也是吃屎啊,更何况换个口味也算进步哇。当然,对于那些喜欢吃屎并且已经爱上现在这种屎的口味的人来说这是不适用的,但是我相信大多数人吃屎也会吃腻,希望换口味。 七、结语:做一个不撒谎的人真的很难吗? 苏联解体已经这么多年了,有些问题我觉得还是说得清楚的,但是总有那么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把人们搞得不明真相,而我希望上面这些东西可以让人们看的清楚点,至少不模糊吧。 我从未奢求所有人都说真话,因为我知道说真话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从来就反对人们说谎话,特别是像这种当中14亿中国人和70亿地球人说这种丢人现眼、不负责任的话,这是在伤害中华民族在地球上的自尊心和自豪感,这是在对人类犯罪。 你可以不说真话,但你一定不要说假话,因为你可以选择沉默,谨以此献给所有盼望民主自由的中国人。 【本文原创首发立方网,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l99.com/EditText_view.action?textId=431440&sr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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