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颜昌海:9.11十周年,历史之轮有望重归正途

9.11 恐怖袭击 10 周年临近,美国前总统布什接受“国家地理频道”专访,讲述他 9.11 当天的无助、无奈、愤怒。据台湾中央社报道,“ 9.11 ”当日,时任总统的布什正探访佛州一所小学,听学生讲故事,幕僚长卡德突然在耳边告诉他第 2 架飞机撞向世贸大楼,他那刻一脸愕然。布什早前接受国家地理频道“ 9.11 ”特辑专访,他忆述首架飞机撞向世贸大楼北翼时,以为只是架小型飞机,还心想“老兄,不是天气差就是机师有问题”,到第二架飞机撞过去,幕僚长安迪•卡德告诉他“美国正遭受敌人攻击”,方察觉是恐袭。 布什在新书《抉择时刻》中也回忆了当时的情景:“这时,我感觉身后站了一个人,卡德凑近我,悄悄对我说:‘又一架飞机撞上了世贸中心双子塔中的另一座大楼。’他说的每一个字都故意带着他那马萨诸塞州的口音,‘美国正遭受袭击’”;“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愤怒。竟然有人胆敢袭击美国。他们一定会为此付出代价。之后,我看着面前的孩子们那一张张无辜的面孔,这些无辜的孩子与那些残忍的袭击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数百万象这些孩子一样的人们需要依靠我来保护他们。那时,我下定决心绝不会让他们失望。” 当时媒体捕捉到布什不断点头,神色凝重,似乎再也无法融入教室里的动静,他的贴身幕僚也在一旁不断交头接耳。突然变成战时总统的布什说,他坚持返回白宫。 就在华府的五角大厦也被攻击之后,布什搭上空军一号返回华府,在椭圆形办公室而非地堡发表演说,希望给国人信心。他召开记者会发表反恐宣言。媒体形容当时的布什,就像在跟看不见的敌人奋战,因为一开始,美国并不知道发动攻击的是谁。布什坦承感到无助:“最无助的一刻,是从电视机看着人们由大楼跳下来。我完全无能为力。” 虽然未掌握有多少客机被恐怖分子劫持,布什做了一个艰难决定,就是下令空军击落拒绝降落的客机。一架客机之后在宾夕凡尼亚市郊坠毁,他以为那是空军执行了命令,后来才证实是客机的英勇乘客一起上前制服劫机者,自我牺牲免客机作为恐袭武器。当时传闻,客机撞击目标就是白宫。…… 就是这样,当恐怖来袭,上至总统下至民众,能如此从容、英勇和坚决地反击之。 10 年过去了,美国社会有效发挥军事力量对敌人迎头痛击。 10 年来在阿富汗与伊拉克长期驻军,改变美国 70 年代越战结束后,从未大规模干预外国的军事政策。《华盛顿邮报》引述美国国防部资料, 3 万 3739 名美军在韩战阵亡, 4 万 7434 名美军死于越战,此后 30 年,美军并未在海外遭遇重大伤亡及长期参与战事;而 9.11 事件后将近 10 年,至今有 3521 名美军死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相对于韩战与越战爆发大规模社会运动,美国社会普遍接受以军事力量争取和平的手段,即使经济前景不佳,国防预算及海外军事支出也省不得。 《华盛顿邮报》称持续 10 年的国内外反恐战争,将美国带进“战争无止境”的时代,只有战争才有和平的想法反映在社会各角落。学校的爱国教育,街头与购物中心无所不在的保安警察,连线上游戏都以联军在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战事为内容而大受欢迎。 以政治手段争取和平在华府政治圈已不再受欢迎,众议院年初投票将旗下美国和平研究所预算全数删除,虽然最后仍获拨款,负责人认为“和平”一词无法反映现实,建议将研究机构改名为“冲突管理”研究所。 9.11 事件发生后,美国民众愿意为价值观一致的国家安全而付出任何代价。 那么,十年后的今天,人们从中得到什么警示和反思?不断有学者对此进行解读。 曾撰写“远华案黑幕”一书的作者、著名时事评论员盛雪女士认为,像“ 9.11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悲剧,的确说明了整个人类社会面对了一个很大的困境;人们都知道“ 9.11 ”这个悲剧的表面原因是极端的穆斯林原教主义对美国发起的攻击,但从更深一层来说,人类这种博爱、宽容、理性这些精神是离我们的理想还非常非常的遥远,而且在飞速发展的物质世界中,很多精神层面的东西遭到人类进一步的忽视。她指出,“ 9.11 ”是一个非常典型、具有标志性的一个巨大悲剧,实际上人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类似小的悲剧经常发生。事实上人类应该进一步了解在这种信仰、文化、种族、生活方面等这些方面,应该更加的宽容、能够彼此更包容,有一种更高层次的尊重。 盛雪表示,现代成熟的民主国家,比在专制国家、军人统治的国家、甚至是极端的原教主义所控制的国家,人类悲剧少的多,差异非常大。“实际上一个成熟的民主制度,它因为有可靠的司法系统,有自由社会媒体的第三方的监督,也包括它有不同党派之间的这种制衡……等等因素,特别它对这个无权无势的少数人的一种保护机制,它确实是在很大的程度上,可以避免很多的悲剧发生。” 盛雪认为,“恐怖主义对人类的危害,我们已经看得比较清楚了,但是我始终还是觉得有一个非常致命的偏颇,就是说反恐怖主义的同时,必须要反专制。”盛雪认为恐怖主义做为一种形式对社会造成的伤害,其实它是有更深的背景和来源:就是专制主义,它就是极权、专制这样一种社会型态。“今天世界上的许多恐怖主义的泛滥,直接就受到专制政权的支持,甚至是培养。另外,一种专制社会制度,专制的思维方式和对社会的管理方式,包括它所造成的这种意识形态等等,它确实是恐怖主义延伸的一个重要来源。” 她还表示,反恐的同时不能舍本逐末,不能够只是注意或者是应对这些表面问题,要真的深入到它的背后去,才能从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杜绝恐怖主义。无庸置疑的事实是,国际上许多恐怖主义的国家,他们恐怖主义的力量、实施恐怖主义的行为,不但在国际上一直在支持恐怖主义,同时也对自己国内的民众一直实行恐怖主义的统治。 盛雪认为,在“ 9.11 ”过去了 10 年之后,一些专制政权的“国家恐怖主义”,达到了更加登峰造极的程度。“它的国家恐怖主义统治的模式比 10 年前、 20 年前还要恐怖。虽然在很多人可能比以前比起来生活方式是有了很大的改善,但人们在精神层面受到压制、心灵层面受到威胁、行为方式受到限制,在另外一个更大的范围之内受到盘剥和奴役。”所以,今天的国家恐怖主义的统治模式,不但没有任何的缓解,甚至可以说是走到了一个极端的境地,随意抢夺人民的私有财产、私有房产、土地的现象,就是非常直接的诠释。 对国家恐怖主义统治模式的结局,盛雪也早就做了预测,“全球的独裁专制国家都有一个非常相似的结局,从当时整个东欧国家连锁式的变革开始,不管它的政权所谓稳固时期是多么的强大,只要有一个适当的契机,它就会吹枯拉朽一样的一败涂地。” 著名经济学家、时事评论家何清涟指出, 2011 年将是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北非中东发生的“茉莉花革命”表明:一、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这场革命的主要动力。由于权利意识是西方文明独有的,这表明所谓“文明的冲突”,将由国别战争与反恐战争转化为独裁专制国家内人民要求权利与统治者固守权力的内部冲突。二、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明的冲突退居次要地位,集专制与共产文化为一体的“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将会以内部冲突的形式日趋激化。 9.11 事件发生之后,世界普遍认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预言成真——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化的冲突将成为 21 世纪主旋律。这一忧虑即使在萨达姆覆亡后也未减轻。但到了 2011 年,随着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发生,突尼斯、埃及等国相继走上民主化道路,伊朗民主化的诉求增强与恐怖主义头子本•拉登的死亡,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化的冲突――即以国别战争与反恐战争形式发生的冲突已基本结束,并已转化为一国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独裁与反独裁的内部冲突。她以北非中东国家的革命作为判断的事实根据,即人民的权利意识,如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理念,并非穆斯林文明与东亚儒家文明内生的要求,而是人民受到西方普世文明影响后所形成的一种权利主张。 她不否定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的贡献与影响,他的观察已相当准确地预见到世界几大文明间的冲突,只是他无法预测互联网对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与思想将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现阶段中东北非的青年与 1990 年代中期以前的青年不同。前辈青年所处的时代信息相对封闭,更容易成为统治者宣传蛊惑的对象,其生活出路更多地是进入军队,成为基本教义、恐怖主义、叛乱的兵源。现在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仍然大量失业,生活无意义,看不到明天。而在互联网的帮助下,青年人了解到世界上除了独裁统治之外,还有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可以让人民选择统治者,并过上具有人格尊严的生活,因此这代青年很自然地将实现普世价值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 十年间,因 9.11 造成的各种损失和开支总计高达 2.6 万亿美元。纽约审计官员估计, 9.11 恐怖袭击发生后,因建筑损毁、人员伤亡、灾区清理、世贸塔重建等造成的各项损失和开支高达 770 亿美元。这还只是 9.11 引起的经济损失的九牛一毛。有统计资料说:金融公司在此浩劫中直接损失 100 亿美元;因股市暴跌,股票缩水近 1.4 万亿美元;因航班停飞和旅客减少,航空业向政府提出 240 美元的援助;航空旅客因各种安检造成的各种损失达 4170 亿美元;各项国土安全花费 6900 亿美元;在未经通货膨胀率和国债利率调整的前提下,伊拉克军费开支 1.4 万亿美元……。但虽受此重创,美国仍在稳健发展。政治方面,民主制度随着反恐战争扩展到世界各地,自由和人权仍然是美国无法撼动的核心价值;科学技术方面,美国仍然是诺贝尔奖得主最多的国家,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公布的数据,美国科技专利数一直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经济方面,以计算机和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科技日益完善和成熟,调整和优化了生产过程,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除遭遇经济危机后的 2009 年美国经济为负增长 1.9% 外,其余年份经济增长在 2.5% 至 6.7% 之间;文化方面,美国以开放的态度容纳各种不同的文化,世界任何国家的人都可以在美国自由自在的生活,并吸引着世界上最优秀的学子到美国的大学深造。 人们不难看到,美国的资本主义并没有走下坡路,反而越来越繁荣。美国仍旧充当着人类文明创造的发动机。正如古代的文明社会常常要遭受游牧部落的侵扰一样,某些流氓和独裁国家也威胁着现代文明和世界的安全。反恐战争应时而出,借用李大钊的话语形式,“人道的警钟响了!自由的曙光现了!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民主的世界!” 当然,也有学者形容,中国大陆是反恐战争的大赢家。比如美国华人学者熊剑说,“ 9.11 ”事件后美国政府将反恐作为战略重心,先后打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这两场战争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影响很大,军费据不同的估计高达数万亿美元,使得美国国债大增,导致一部分保守的美国人对政府越来越不满,引起社会舆论纷争。此前国会与总统之间在提高国债问题上爆发激烈争执以及标准普尔下调美国国债评级,直接起因就是这两场战争开销巨大,所以也可以说是“ 9.11 ” 事件的后遗症发酵。 更糟糕的是 10 年下来,冷战的胜利,再加上高科技革命,当时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各方面都睥睨全球的美国,却因为 9.11 ,陷入了一场与徘徊世界的新幽灵——政治伊斯兰几乎力均势敌的抗争。山姆大叔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上的绝对优势,在这场抗争中却显得力不从心陷入了深刻的内外危机——对外,令人质疑美国的世界霸权还能延续多久?对内,虽然受到美国社会历史演变的主导,但是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 9.11 的加剧和恶化。 总之,世界向反恐领域的投入是空前的,这样的人力物力规模可以办成任何事,但反恐的收效与投入比,或许是人类历史上最拿不出手的。它在提示我们,这中间有些差错,或者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不准,或者是我们打击的目标和我们原来想的不一样。 熊剑说,在未来历史学家眼中, 9.11 的最大赢家是中国大陆,乘美国注意力全部集中在政治伊斯兰的 10 年中,通过高速发展坐大,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美国全球霸权地位的首要威胁。 9.11 之后,若干犹太新保守主义劫持了美国外交政策,把政治伊斯兰立为美国的头号敌手,而忽略了对中国大陆崛起的关注。随着两国经济、贸易、外交交往越来越紧密。这 10 年不仅根本性地改变了美中经济实力的对比,也加深了中美经济“连体婴”关系,使得华盛顿即便要打击北京,也会有投鼠忌器的多重制约。 但是“福兮祸所倚”。以熊剑的看法,北京固然是 9.11 的大赢家,但是 9.11 之后国际环境的改善,也延续了北京以经济发展取代政治改革的痼疾。其结果是国内社会矛盾的深化和体制道德权威的巨大赤字。从长远角度,北京不断增长的道德权威赤字,与华盛顿的金钱赤字一样,都是不可能无限期延续的现象,而且越是拖延,其解决方案越加困难。 熊剑提醒大陆当局:一个有点诡异的结果是, 9.11 对美国和世界的冲击,也对穆斯林社会的产生影响。 10 年以来,本拉登主张的暴力激进主义,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不断减小。而主张“议会道路”的政治伊斯兰,开始通过和平途径进入主流政治。土耳其正义与发展党和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就是典型代表。“阿拉伯之春”,为穆斯林社会带来了远比美国高科技军力有效的和平发展途径,随着基地组织头目本 •• 拉登的被击毙以及基地组织的瓦解,美国的战略重心又从反恐重新转向东亚。他以为,这个转移对中美关系将产生什么影响值得密切关注。即,时下又适逢全球经济危机,在对美国总统奥巴马有“罗斯福”愿景的美国民众看来,他是否还需要再一次等待那期望中的“珍珠港”或“ 9.11 ”?是继续布什政府的未尽事业,适时通过发动对外战争拉动消费与生产、控制资源和交通,并激发民众走出低谷的心理潜能?还是……?! 对于此,史蒂芬 • 温伯格关于“无神论者的名言”或许会对我们思考有所助益,他说“宗教就是一个普通人视之为真,聪明人视之为假,统治者视之为有用的东西。无论宗教存在与否,善人行善,恶人行恶。但善人欲行善,或恶人欲行恶,就需要宗教”。假如你仍不明白,那“无神论者的名言”还有“绝对的信仰如同绝对的权利那样会彻底腐化,绝对的权利只会在绝对的信仰手中腐化”,“人被教会接受是因其所信,被教会驱逐是因其所知”等等。…… 2011 年 9 月 11 日 ,是美国遭遇 9.11 恐怖袭击十周年。十年前的 9.11 事件,影响和改变了世界的历史进程,把原本正在正常行进的历史之轮拖入了一条岔道。 三百多年前,英国的清教徒为了逃避宗教迫害,乘坐五月花号来到美洲大陆,后来创建了美国,独立宣言写道:人人生而平等,造物者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的立国之本来源于人生而平等的基督教教义。纵观美国建国后 200 多年的历史,就是在实践平等、自由、人权的普世价值观,并把这种价值观推广于全世界。但进入 20 世纪,共产主义运动以苏联为首开始了在全世界的实验,共产主义暴力革命给世界带来的是战争、饥荒和屠杀以及数以亿计生命的死亡,以无神论和达尔文进化论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信奉的基督教教义以及普世价值水火难容。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了近代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命运安全的最大威胁。 为了保护美国的立国之本及普世价值在全球的推行,在政治军事经济上成为了世界第一的美国承担起了“国际警察”的任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始了和共产主义运动的对抗。 二战结束后,世界进入冷战格局,美国经过 40 多年的努力,终于促使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解体,迎来了新的世界格局。中国大陆在冷战后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由于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政府的军力迅速扩张,被世界舆论视为对美国与世界和平的最大威胁。在中国大陆的官媒,在宣传中也称“美国把中国当成最重要的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手”等等,其实,由于美国的立国之本和所奉行的价值原则,美国从来都不会把一个经济繁荣自由民主的中国当成敌人。相反,一个自由民主的中国的存在,是对世界稳定与和平最大的贡献,被美国当作敌人的是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政权,是对世界和平和人类安全的最大威胁,不仅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拥有了核武器的共产政权更是明证: 2005 年 7 月 14 日,时任国防大学防务学院院长的朱成虎少将在香港对记者表示,若因台湾问题与美国发生军事冲突,大陆别无选择,“只能动用核武”。他还说,如果中国大陆西安以东的城市在核战争中变成废墟,则美国一两百座城市也将遭到毁灭。此语不仅令全球自由人士骇然,就是大陆民众,也想起毛泽东愿意为苏联共产主义而不惜死掉 3 亿人口的“豪言壮语”,在共产人士眼里,民众的生命草芥不如,可以随意被他们的主义消灭。 有鉴于此,如何消除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专制政权,就成为美国的最主要战略目标,美国也在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为此而运作进行。但这时发生了 9.11 恐怖袭击事件,从此把美国拖入了 10 年的反恐战争,原本的历史进程由此改变。 但是,今年的 9.11 与以往不同。经过十年的努力,在付出了巨大的经济资源和几千名美国军人的生命代价之后, 5 月份本拉登被击毙,宣告了美国的反恐战争取得了巨大成果和根本性的转折。美国终于有机会转过身来。目前,欧洲 44 国全部走向民主,成为地球上第一个都是民选政府的洲际大陆;美洲 35 国,除古巴外,也都实行了选举制度。在亚洲,日本、印度、南韩、菲律宾、台湾、印尼、柬埔寨,都走向了民主。从美国诞生至今才短短的二百多年,但正是由于美国的存在,才给全球带来越来越多的自由。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战略,也正在向这一目标靠近:为世界和平与人类安全,充当好世界警察的角色,消除世界上所有的共产专制政权,迎来自由民主的大同世界。 9.11 十周年,历史之轮有望重归正途。 “华盛顿邮报”指出,从国防部到华府政治圈,美国以和平的外交手段处理全球冲突的思维,不再是优先考量。取而代之的是加强军事设施、重塑领导体系与直接执行恐怖分子追杀令的强硬手段。这样,未来才有真正和平可能的新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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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法国舆论看中国: 中国不干涉他国内政政策何时了?

利比亚战争爆发半年多来,西方舆论密切关注中国对利比亚问题的立场,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舞台举足轻重,再加上北京政府对待阿拉伯世界茉莉花革命态度不冷不热、莫衷一是,对独裁政权的垮台的评论更是吞吞吐吐、模棱两可,更加激发外国观察家们的好奇心。 近日来,加拿大和美国媒体透露中国可能在今年七月公然违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向卡扎菲政权提供武器之后,法国媒体再度聚焦中国的利比亚外交政策,法国八九大街网站九月六日发表长篇评论文章,标题是:后卡扎菲时代中国外交的失败。 文章作者皮埃尔•哈斯基介绍说,利比亚过渡政府国民委员会谴责中国以及其他国家在联合国通过制裁决议之后继续向卡扎菲政权提供武器,国民委员会军事指挥奥马尔•哈里里进一步确认说,他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卡扎菲政权确实使用了来自中国的武器对付反政府武装。 虽然中国外交部不得不承认卡扎菲七月份确实派代表到中国商讨购买军火,但是北京强调说政府当时并不知情,谈判最终也没有达成军购协议。哈斯基评论说,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的话实在令人难于置信,卡扎菲政权的代表怎么可能在中国政府不知情的情况下与中国军火公司谈判,因为首先这事关联合国安理会有关利比亚的决议,其次,与卡扎菲谈判的军火公司之一中国北方工业公司,是一个拥有一百多万名职工的庞大集团,而且已被指控参与多次有争议的军火交易。 哈斯基文章进一步介绍说,事实上,利比亚国民过渡委员会已经多次对北京的模棱两可的立场提出批评,并且暗示说,中国政府的外交立场有可能有损于中国在利比亚的石油利益,要知道,去年,利比亚全国的石油总出口中有百分之十是运往中国。中国政府在卡扎菲政权崩溃之后十多天,依然拒绝承认利比亚新政权的合法地位,中国拒绝解冻利比亚卡扎菲政权的资产,并且仅仅派遣一名外交部副部长参加巴黎援助利比亚国际会议,以上种种迹象都显示,中国并不急于帮助利比亚新政权。 哈斯基就此评论说,随着中国经济的对外扩张,最近几年中国外交也越来越活跃,但是,北京针对利比亚后卡扎菲时代的外交政策无疑是一大失败,作者认为造成这一失败的原因主要有两个因素。其一是北京错误地低估了西方的军事力量,认为北约军队被伊拉克以及阿富汗战争捆住手脚,因此无暇应对利比亚;其二是北京对阿拉伯世界爆发的茉莉花革命缺乏足够的认识。 中国虽然在利比亚危机爆发初期试图脚踩两条船,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表决时投弃权票从而为北约军事干预利比亚打开了绿灯之后,又严词抨击北约对利比亚的军事行动超出了安理会的决议范围,当然,中国的批评也并非是空穴来风。然而,今天北京却不得不面对来自利比亚新政权的强烈谴责,中国官方媒体已经对此作出了高声的回应,要求利比亚新政权必须学会同不同国家相处,提醒利比亚新政府虽然赢得了一场战争,却还没有赢得和平。 哈斯基文章评论说,北京与利比亚新政权的外交冲突无疑是中国坐上超级大国宝座之后发生的第一次规模最大的外交危机,他是中国以经济利益为轴心的外交政策的后果。无容讳言,任何国家的外交政策都建立在捍卫本国利益的基础之上。然而,中国外交围绕的却是赤裸裸的经济利益核心,而没有任何西方民主国家的人文主义的包装。 事实上,阿拉伯世界骤然爆发的茉莉花革命,曾经使世界多的国家措手不及,应不暇接,法国外交就在突尼斯问题上因难于与独裁者告别而偏移坐标,不过,法国政府随后迅速调整方向,并且领先一步援助利比亚反政府组织。 中国政府无疑也应该及时调整其外交政策,以避免一错再错。因为,在利比亚之后,叙利亚又是中国政府所面对的另一大难题,随着叙利亚政权对民众的血腥镇压的持续,国际社会要求制裁叙利亚的呼声越来越高涨,中国的不干涉他国内政的中立外交政策也越来越受到质疑,因为,对那些反对独裁政权的民众来说,中国的中立政策实际上就是在支持那些屠杀民众的独裁者们。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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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志斌:卡扎菲威权垮台的深层逻辑

  奥马尔·穆阿迈尔·卡扎菲,曾领导“自由军官组织”,推翻伊德里斯王朝,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卡扎菲是个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的行动常常令人难以捉摸。比如,他在帐篷里办公和会见外宾,他到国外访问,也要住在自己带去的帐篷里。   最近肇始于突尼斯的“茉莉花革命”和埃及的“街头革命”,引起北非重大政治动荡,而利比亚的政治危机更为严重。如果说,突尼斯和埃及的政治危机是政治体系治理危机等内因造成的,利比亚的政治危机则更多的是外因,即埃及和突尼斯的“示范效应”而引发的利比亚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同政治力量的博弈的历史延续,这也反映了中东强人政治“魅力平凡化”的逻辑。   部族因素成为利比亚政治危机的极为活跃的因素   与其他国家政治危机不同的是,部族因素成为利比亚政治危机的极为活跃的因素。在中东地区,强大的部族势力通常都认为,民族国家的建立将使他们的权益受到威胁,因此普遍会要求新建立的国家应以部族势力占主导地位。关于建立民族国家或建立部族国家的两种倾向的冲突,是利比亚独立后一直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   冷战结束后,卡扎菲思想在利比亚政治实践中发生的一个明显变化就是强化了对部族主义的依赖。如新建立的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主要从卡扎法等部族中任命,部族领地扩展到包括所有的昔兰尼加地区。   卡扎菲革命民族主义的思想理念中是反对部族主义的,建立民族国家与排斥部族国家是卡扎菲执政后构建革命民族主义合法性的一个主要方面。卡扎菲求助于部族主义,依靠强力来维持自己的统治的这种做法在暂时巩固政权的同时,也使其政治体系具有部族政治的特征,这对于现代政治模式来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更重要的是,卡扎菲重用个别部族成员参与政治,疏远了那些没有得到重用的部族。卡扎菲任用部族的不同态度造成部族对待卡扎菲政权的亲疏离散,导致部族中形成了许多反对派。   反西方情结引来祸水   卡扎菲的革命民族主义与反西方情结是离不开的。利比亚与西方和美国之间的对抗与打压、挑战与应对是卡扎菲树立威信的重要手段。但是由于不断挑战西方大国,卡扎菲也招致了西方政府对挑战自己政府的厌恶。   尽管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放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承担洛克比空难家属赔偿费用以及与欧美国家建交,但其统治所依靠的意识形态革命民族主义中的反西方情结并没有动摇。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在一年一次的九月革命纪念日上,仍将反西方作为赢取民众支持的革命民族主义话语,历数西方国家对利比亚的殖民伤害成为卡扎菲获得政治合法性的程序性演讲内容。这也是以法国为首的北约支持反对派,打击卡扎菲的深层历史原因。   威权政治对“反水反对派”的形成至关重要   20世纪70年代以来,利比亚的现代化发展主要是在卡扎菲的“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进行的,这种发展模式首先是要在意识形态上对利比亚社会实施自上而下的彻底改造,卡扎菲“民众革命”的实践,表面上是将民众的利益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但带有明显的“乌托邦”和“理想化”色彩。   同时,利比亚现代化发展的各种举措又被完全置于政治需要和政治考量的前提之下,目的在于无条件地树立和确保卡扎菲个人的绝对权威,并由卡扎菲人为地来设定利比亚的发展方向。从本质上看,利比亚现代化发展动力并未超越传统权威主义的范畴。因此,昔日与卡扎菲称兄道弟的革命志士(即所谓的“反水反对派”)之所以反目成仇,很大程度是不满卡扎菲垄断权力,或者自己的权力欲没有得到满足。因此,这次利比亚政治危机从本质上仍是卡扎菲利益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延伸,再加上外部力量(特别是北约)的干预,从而使危机扩大化,发展成为利比亚战争。   卡扎菲的魅力不断褪色   卡扎菲统治利比亚40多年,虽然以民众革命为核心构建政治体系,以赢得合法性,但这种政治动员缺乏国民士气和公共精神所需求的能量,表现出威权政治的恶性循环逻辑。笼罩在这里的景象,不是政治的发展,而是它的衰朽。卡扎菲强人政治的魅力已今非昔比,也就是所谓“魅力平凡化”,即领导人的政治魅力不断褪色的过程。   一是卡扎菲与美国对抗,以及随后的联合国制裁,国家陷入贫困,追随者在思想利益与物质利益方面获得的质量与数量日益减少。国民富裕,统治者就是成功的,如果国民贫困,统治者的情况就不容乐观。伊拉克战争后,卡扎菲谋求阿拉伯统一与非洲统一的宏伟夙愿化为明日黄花。这也说明随着时代的发展,民众对阿拉伯民族主义和非洲民族主义失去吸引力,而这是卡扎菲构建魅力的关键所在。   二是接班问题也会导致魅力平凡化。民众陶醉于现任统治者的魅力并不等于认同其世袭制,也就是说民众认同于统治者的魅力并不等于承认其子孙后代的魅力。一旦有魅力的统治者显示出将统治权力让渡给自己后代时,其魅力会在民众中大打折扣,转入平凡统治的模式。卡扎菲培植赛义夫抛头露面,家族、部族统治的治理方式,减少了民众对其统治权力的认同。   三是利比亚碎片化的地缘结构也会导致魅力平凡化。利比亚的历史——社会——文化秩序具有自己独特的特征,那就是碎裂化的地缘格局,这里有柏柏尔人和阿拉伯人,有部族地方原始宗教信仰、图腾崇拜和伊斯兰教的冲突。就三个省的实际情况来说,甚至存在着文化断裂和间隙,种族、文化和语言方面更加复杂多样。这种根深蒂固的多种政治认同阴影日益浮现,政治权力结构沿着种族、教派界限出现断裂的可能性增大。利比亚危机始于班加西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一定的历史背景。东部地区和班加西的部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治的。   总之,地缘分裂决定了利比亚民族国家构建的不稳定,革命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注定利比亚难以与西方国家从内心深处握手言和,而部族政治则使得卡扎菲政权仅能得到少数部族的支持,这也为政治分裂危机打下基础,从而也使卡扎菲的“四射魅力”“黯然失色”。而卡扎菲能够支撑数十年统治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统治方式的不断变换。因此,这次利比亚政治危机是北非政治危机“滚雪球效应”引发的利比亚国内政治斗争的扩大化,外来力量的加入以及北约国家的干预直接放大了这种效应。这也反映了利比亚现代化中威权政治的衰朽,卡扎菲强人政治“魅力平凡化”的历程。   (作者为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所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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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C | 点评中国:“文明的冲突”今后将如何发生?

911后,世界普遍认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预言成真 2011年将是世界历史上重要的一年。因为这一年北非中东发生的“茉莉花革命”表明:一、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是这场革命的主要动力。由于权利意识是西方文明独有的,这表明所谓“文明的冲突”,将由国别战争与反恐战争转化为独裁专制国家内人民要求权利与统治者固守权力的内部冲突。二、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明的冲突退居次要地位,集东方专制与共产文化为一体的“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冲突将会以内部冲突的形式日趋激化。 “文明冲突”的形式发生重大变化 911事件发生之后,世界普遍认为亨廷顿《文明的冲突》预言成真——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化的冲突将成为21世纪主旋律。这一忧虑即使在萨达姆覆亡后也未减轻。但到了2011年,随着中东北非“茉莉花革命”的发生,突尼斯、埃及等国相继走上民主化道路,伊朗民主化的诉求增强与恐怖主义头子本·拉登的死亡,西方文明与穆斯林文化的冲突――即以国别战争与反恐战争形式发生的冲突已基本结束,并已转化为一国统治者与人民之间独裁与反独裁的内部冲突。 我这样说,是以北非中东国家的革命作为判断的事实根据,因为人民的权利意识,如民主、自由、人权这些理念,并非穆斯林文明与东亚儒家文明内生的要求,而是人民受到西方普世文明影响后所形成的一种权利主张。 我也不是想否定政治学大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书的贡献与影响,他的观察已相当准确地预见到世界几大文明间的冲突,只是他无法预测互联网对人类获取信息的方式与思想将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 现阶段中东北非的青年与90年代中期以前的青年不同。前辈青年所处的时代信息相对封闭,更容易成为统治者宣传蛊惑的对象,其生活出路更多地是进入军队,成为基本教义、恐怖主义、叛乱的兵源。现在这些国家的青年人口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但仍然大量失业,生活无意义,看不到明天。 而在互联网的帮助下,青年人了解到世界上除了独裁统治之外,还有尊重个人权利的民主制度,这种制度可以让人民选择统治者,并过上具有人格尊严的生活,因此这代青年很自然地将实现普世价值作为自己的精神追求。 “亚洲价值共同体”的彩虹已消失 香港民众支持中国茉莉花革命 当伊斯兰世界普遍面临世俗化(西方普世价值观念)的冲击之时,亚洲各国包括中国的青年一代也未能免除这种影响。中国作为东亚文明及共产文化的最后一个强大堡垒,又将如何自处呢? 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里曾谈到,1980-1990年代促成东亚各国的“亚洲肯定说”是基于以下四个因素:1,亚洲人相信,东亚各国可以维持快速的经济成长,在经济产值上可以超越西方;2,亚洲人相信,经济成功多半拜亚洲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之赐,西方文化与社会日益衰败;3,亚洲尽管也有不同社会和文明之间的差异,但共通性更重要。4,亚洲各国相信,亚洲发展和亚洲价值观是其他非西方社会的样板,应该效法。基于此,亚洲社会与中国面对来自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的压力,会越来越勇于抗拒。 911事件发生以后,美国出于反恐战争的需要,不得不与中国结成“战略伙伴”。这不仅给中国拓展国际空间带来了巨大的机会,也使中国的专制政治及人权问题所面临的外部压力大大降低。 21世纪零年代前期,北京确实沉浸于“和平崛起”这一幻想中,甚至成功地迫使美国舰队撤至太平洋第二岛链以东海域。但自从2008年北京奥运会以来,中国这个曾让世界充满期待的“第二大国”既暴露出它内部的种种不堪,所作所为也让国际社会看到日益增长的财富并未提升其作为大国的责任感。 随着南海海域争端的尖锐化,东南亚邻国对中国的崛起深感不安,美国在东南亚诸国的邀请下重返太平洋区域。在国内矛盾日益深化的压力下,北京当局不得不重归韬光养晦之道,以安抚美国与周边国家。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一系列摩擦证明,所谓“亚洲价值共同体”的内部矛盾远大于它们与西方文明的矛盾。 北京自我肯定的基础正在崩塌 北京现在面临的麻烦主要不是来自国际社会,而是国内人民权利意识的觉醒与权利要求。 应该说,经济增长使北京的权力支配欲极度膨胀,曾一度热衷宣扬“中国模式”对“华盛顿共识”形成的巨大挑战。这种自信还表现在北京认为自己有足够的能力满足与本国人民的“面包契约”。 但现在北京已清楚地感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一方面,“面包契约”是把双刃剑,让人民吃饱饭,固然在一段时期内提升了人民对政权的拥护;但人的需求是多层次的,当生存需要这第一层次需求获得满足之后,人的尊严与人的权利等必然会成为国人关注的中心。 另一方面,北京罔顾社会公正的发展方式,以及官僚集团肆无忌惮的腐败掠夺,使中国各种社会矛盾激化。政府与企业对生态环境那种竭泽而渔的掠夺性使用,也使经济发展难以持续,“面包”的原料已日渐匮乏。互联网的发展又使政府控制信息的能力大为削弱,民众借助互联网不仅冲破了政府的信息封锁,还能够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曾这样总结过:今日中国正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权利”叫板“权力”,“维权”对抗“维稳”,“上网”渐渐取代“上访”,民间与政府的对峙以越来越尖锐的形式突显出来。 而这三大趋势,表明的其实就是一点:中国人的权利意识正在逐渐觉醒。中东北非革命发生之后,中国人经常会在微博上冒出一句:什么时候轮到中国?而新左派等竭力打造的“中国模式”和中共政权倡导的民族主义则被越来越多的人唾弃。 如果要问在911事件为中国营造的宽松国际环境中,中国最不应该失去的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中国最不应该失去的是改造国内制度结构的机会。可以预见,下一轮文明的冲突,即倡导以人为中心的西方文明与以漠视人权为特点的亚洲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以中国为主战场展开。不幸的是,由于经济发展的最佳时期已经过去,北京当局能够回旋的余地越来越小,留给中国人民的重建资源也已经不多。 本文不代表BBC 的立场和观点。网友如要发表评论,请使用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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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之许 | 走出公民运动的参与瓶颈

     中国刚性维稳体制源自62年来专政体制的一致性,也有中期和近期的原因,22年前的学生民主运动和随后的苏东巨变,使得执政者对于一切政治参与抱持高度警惕,2004年发生在后共产主义国家的颜色革命和中国国内日益增加的群体性事件,进一步提升了这一警惕性,执政者遂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财政实力,注入到依旧保留但又逐渐失去活力的社会控制体制当中,试图重新全面掌控社会并压制一切政治参与的扩大。      另一方面,市场化所带来的利益分化促成了社会多元化,新兴的社会力量不可避免地开始形成利益诉求和日渐明晰的政治诉求,并尝试在既有的体制框架内展开表达,以网络和市场化媒体为依托的意见表达、以具体诉求为主的维权运动、以公益活动为主要载体的NGO组织,以及独立参选等参与实践,正在合一为一场追求权利的公民运动。      公民运动以权利为目标,却不能不以参与扩大为手段,于是,公民运动的发展就与维稳体制形成了一种高度紧张的关系,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公民社会是陷阱”的论断中得到印证。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公民运动的现状与未来,就是在维稳体制的全面控制下寻求突破。具体而言,就是从公民个体的努力,走向广泛的联合和相互支持。      在传统的专政体制下,国家或者政府垄断了近乎所有的资源,市场化之后,政府依旧垄断着所有的强制资源,大半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并运用资源优势掌控社会,但是,市场化毕竟让社会拥有了一定的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改变了国家与社会的力量对比。网络的兴起,更赋予了民间社会难得的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通过BBS、博客空间和即时通讯软件的交流、传播,民间社会获得了更多的相互认同和人际关系,这种认同和关系不仅体现在《零八宪章》这样的意见表达之中,也势必会体现在具体的参与行动当中。      自2010年上半年的饭否开始,到2010年75事件之后饭否关闭,推特(twitter)和随后推出的国内微博尤其是新浪微博,取代了原来的博客空间和即时通讯软件,成为了公民运动最活跃的策源和推动平台。以推特为例,从2010年底刘晓波庭审,到2011年初谷歌献花,再到赵连海庭审,416福州三网友庭审,74推友节,关注倪玉兰、庆祝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推特一次又一次地成功策动了各种抗争行动,无可争议地成为了中国政治抗争行动的第一平台。      相比而言,身处国内环境的新浪微博有着不同的发展轨迹,如果说推特更多是活跃分子的聚集平台,从一开始就直指行动,新浪微博却经历了从网络围观到实体行动的演变过程,且至今仍在演变之中,从宜黄自焚、上海火灾献花到钱运会事件,新浪微博也从名流们的秀场,逐渐演化为参与行动的策源地,无论是在钱运会事件调查中,还是在最近的王荔蕻庭审现场,都可以同时看到来自推特和国内微博的行动者。今年开始的公民独立参选人大代表行动,国内微博更是成为了主要的平台,并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梁树新获得了超过法定要求的推荐人,吉四六(徐春柳)成功举行了多次与选民见面会。      毋庸讳言的是,公民运动虽进展到行动阶段,却仍处在人自为战守望相助的萌芽阶段,在维稳体制的高压下仍显得弱小,所谓广泛的联合趋势并未清晰地展现。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之后,大批积极行动者(他们自称自己为“草泥马”)以各种方式失去行动自由,今年2月19日之后,因为所谓的茉莉花革命,大批积极行动者或被逮捕或被失踪或被软禁,公民行动陷入了难以为继的低潮。这表明,当下维稳体制的强固仍是不争的事实,对于个体公民而言,公开的积极参与仍面临打压的风险,公民参与的扩大也依旧面临难以克服的瓶颈。       从短期来看,刚性维稳体制还将强势运行,并继续限制更多公民加入到参与行动中来,但是,刚性维稳体制并不能够解决当代中国的核心问题,而只能是拖延问题。在不受制约的权力和缺乏参与的民间或者说强国家和弱社会的态势下,权力运行的恶果总会以维稳体制意想不到的方式爆发出来,并将越来越多的公民卷入到行动参与之中,增城事件、723动车事故、大连PX示威莫不如此。      此外,维稳体制对积极行动者的打压,因为其超法制和随意的行为特征而失去正当性,暴露出与法制社会的矛盾,更严重脱节于国内民情,这在相当程度上上削弱了打压的威慑力,从反方向鼓舞了新的积极行动者的涌现,近日王荔蕻庭审有相当多的新积极行动者到场,就已经显示了这一点。 更为重要的是,推特这样不受管制的信息和言论平台,也在为新的积极行动者提供认同、资源乃至荣誉等激励,从而为参与的持续扩大奠定基础,即使是受到管制的国内微博,凭借庞大的人气和海量的信息,也在源源不断地提供类似激励,此消彼涨,公民参与的扩大从长期来看是一个难以遏制的趋势,维稳体制也必然遭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       在我看来,执政者应该体认到这样一个趋势的存在,为日益高涨的参与冲动找到制度上的出口。而对于有着参与欲望的广大公民而言,适时、适度的参与,从守望相助开始,走向广泛的公民联合,是我们共同塑造未来中国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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