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21 次 更新时间： 2011-07-11 23:16:24 胡锡进：《环球时报》社评是怎么写出来的 标签： 环球时报 社评 敏感问题 ● 胡锡进 胡锡进“环球时报社总编辑 （一） 总编辑长期做报纸社评的主笔，这种情况很少见，我就成了这样的特例之一。我为此挺惭愧的，我这样每天做评论员应该做的事，说明我不是个好领导，丢了该做的“正业”。 形成这个局面很偶然，也很无奈，是被“逼”出来的。我是大约从2010年春季开始参与环球时报社评直接写作的。在此之前，我只敲定题目，审读最后的成稿，但主管社评的丁刚同志离开环球时报，打乱了我们的工作。丁在环球时报广受尊重，所有人都叫他“丁老师”，他要出国另有重任，大家都慌了。没有人能接替他，我作为总编辑只好咬牙亲自上阵，详细修改每一篇文章，由于起草社评的同志都很年轻，修改的文字量很大，逐渐我们形成了一套新的操作机制，也意外形成了新的思辨角度和语言风格。 时至今日，社评的操作模式大致定型。每天上午，社评编辑与我共同协商形成社评题目和文章的基本思路，之后，负责社评的编辑开始打电话，向一些专家询问他们就社评话题的观点和看法，到了晚上，编辑将各种看法归纳在一起交给我，有时编辑还写成文章草稿。我会阅读编辑准备的各种材料，包括专家的意见，然后我本人和这名编辑一起撰写社评，我口述，编辑在电脑上记录。他们不是一般的记录，而是一边记录我的话，一边根据他们白天围绕这个话题掌握的各种信息，修正我的看法，指出我的话和专家的意见有什么冲突，或者与他们了解的情况有什么别的出入。由于这名编辑经常要换，他是否对这个话题准备得更充分，是否能对我的口述做出有说服力的修正，对社评的质量会产生一定影响。 社评写出后，这名编辑要立即把成稿传给几名专家，征求他们对社评观点直到文字的具体意见。这样能给我们做第一读者的专家，至今已发展到近百名，每天参加进来的不少于2名，他们包括王缉思、房宁、汪晖、丁刚、潘维、崔之元、张维为、金灿荣、张颐武、楚树龙、王逸舟、彭光谦、杨恕、李希光、喻国明、殷罡、陶文钊、贾庆国、傅梦孜、袁鹏、吴心伯、孙哲、杨伯江、吴怀中、冯昭奎、李伟、宿景祥、丁一凡、何辉、唐岚、蔡佳禾、倪峰、喻晓秋、张胜军、陈先奎、朱锋、周立、李国祥、王林昌、吕超、张链瑰、易宪容、张召忠、戴旭、沈丁立、徐以骅、胡岩、庚欣、张军、何伟文、何茂春、周世俭、刘江永、王帆、余万里、杨帆、闻一、杨承军、王少普、张祖谦、高祖贵、李伟建、江时学、吴白乙、黄大慧、高洪、李彬、李绍先、刘军红、梅新育、倪乐雄、朴键一、王小东、宋晓军、时殷弘、郑风田、郭浩、寒竹、贺文萍、樊吉社、翟崑、谭亚玲、闾小波、刘冲、曹黎明、刘洪玉、雷家骕、张燕生、张立平、雷少华、达巍、赵可金、沈逸、吴冰冰，等等。 看看这些专家的名字，就会发现，他们来自中国思想界的各个领域，所处的地方也遍及中国的大江南北，他们的研究面几乎涉及中国改革开放的各个方面，以及这个世界的各个层面。他们给我们提出大量意见，编辑记录下这些意见，我会认真看。这些意见我们虽没有全部采纳，但每天都会采纳一部分，有时甚至根据反馈意见对文章做重大修改。因此，环球时报社评虽然由我和编辑部的同志们撰写，但它的每一篇都容纳了来自全社会的大量思想，他们具有广泛的社会认同度，甚至可以说，环球时报社评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中国主流社会的声音。 （二） 一些知识分子喜欢用“左派”，甚至用“民族主义”的标签来概括环球时报以及社评的倾向。我个人觉着中国现在对“左”、“右”的划分是混乱的，通常被称为“右”的那些人，很多言行非常“左”，有很强的“革命者心态”。如果硬要贴个标签，我们愿意称自己为“实事求是派”。我们愿意为中国的主流社会、为这个社会的大多数人代言，我们一直在努力这样做，态度很真诚，我们反对哗众取宠，将少数人的意见硬说成社会公众的意见。 环球时报的发行量和实际影响力这些年不断上升，它已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它印证了我们的价值观与社会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致的，我们为中国社会代言不是一句口号。 环球时报的写作风格是逐渐形成的，它的形成动力就是我们对实事求是的追求，是我们讲真话的愿望。我们想说什么样的真话呢？我想，最大的一句真话是：中国是个复杂的国家。如果把环球时报所有社评加在一起当成一篇文章来读，这句话可以做这篇文章的标题。我认为这的确是一句真话，而且是被舆论场常常忽略的一句真话。我们经常读一些评论，很多写得非常精彩，观点也很鲜明，价值观尤其鲜明。其中一些广泛流传互联网的文章，包括一些报纸的社论，时效很快，针对的事情非常具体，论点很尖锐。在拜读这些评论的同时，我们也感觉到它们同我们带着世界观感回望中国时的感受，有不一致的地方。 我们提出要“站得更高些”，而所谓“站得更高”，就是能从更多的角度来看同一个问题，发现其中被忽略的事实，以及从单一角度不可能感受到的别样情绪。我喜欢打一个比喻，我们写一条河，这条河的真实是什么呢？一个船夫驾船激流勇进时，看到了惊涛骇浪的河。一个人坐在山头，看到了大河在山间的蜿蜒东去。现在很多人喜欢写河上浪花滚滚的断面，写不同渔夫的独特感受。他们没有错，这些写作呈现了生活的丰富多彩，以及各种痛苦和纠结。但环球时报挂“环球”之名，就要站得更高，它天然地要求我们要把广泛和凝练结合在一起，于是我们的写作这样展开了：我们既写渔夫看到的河的激流，也要写坐在山头看到的河的蜿蜒东去，我们要写一条立体、完整的河。 站在这样的“全景”视角上，看到的东西的确挺多也挺特别的，会产生一些对“中国复杂”的理解。我承认，“全景”也有局限，它有时会带着我们掉入对复杂角度的刻意追求，造成写一些文章时会有类似之感。正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尽可能广泛地听取专家们的意见，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式，力争让文章常写常新。 （三） 环球时报社评的一大特点，是我们经常触碰“敏感话题”。有人说我们“胆大”，其实所有人的胆子都差不多大，重要的是我们如何看这些“敏感话题”，或者说，它们是否真的“很敏感”。通常来说，一个话题之所以敏感，大概是因为这个话题用以往的报道和评论方式不太好说，或者无法说透，会对公众造成误导。比如人权话题，一直有两套话语，一套是西方的话语，跟着这种话语跑，媒体就成了西方价值观的传声筒。另一套话语是中国官方的声明语言，它很严正、标准，但由于是官方语言，话语总量有限，很难展开，无法为大量日常的文章提供充分材料。由于西方对中国官方表述已经很熟悉，用它们作为媒体评论的骨干部分也很难收到效果。为在这个领域有所作为，我们尝试跳出官方话语体系，采取说“大实话”的方式，表达中国主流社会的观点，传达民间的态度，从而逐渐做到在“敏感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撰写社评，用发声，而不是沉默的方式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在谷歌事件、朝韩冲突事件、诺贝尔和平奖事件、中东“革命”、中国“茉莉花革命”，以及艾未未事件中，我们都做到了第一时间撰写社评。这些社评不少是当时中国媒体上唯一的评论，因此很“抢眼”，有的还引起争议。但我们认为，这些评论有多“正确”或“不正确”，今天的人无法对它下结论。现在能够说的是，这些评论大多是中国主流社会藏在心里一直没有公开说的话，能把它们写出来，公开发表，不管我们写得是否准确，都算得上是一点“突破”，也是在中国新闻事业不断进步的大潮中，我们做了一份自己的微薄贡献。 环球时报社评开始写的都是国际评论，由于围绕着发展模式，中国与西方不断发生摩擦，中国互联网上就这一问题的争议也逐渐升温，我们把一部分社评的题目给了这一领域。这并非我们刻意做的，而是由于环球时报的报道领域正被这个时代强迫着不断扩大，我们无法回避以前我们可以轻松绕开的话题，我们只能面对它们。 触及各类“敏感话题”，使我们在国内媒体中逐渐显得有点与众不同，加上所有社评中英文版同时刊登，国际上对环球时报社评的关注度迅速增高，每周世界媒体都对环球时报的报道做大量转引，其中对环球时报社评的转引率最高。这让我们在难免有些欣喜的同时，也感到压力，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写出荒谬的东西，会在多大范围内引起世界舆论的误解。这样的压力转化成了我们更加严谨工作的动力。 （四） 说真话，不仅要求我们能够做到真正从多个角度看问题，还要求我们在行文中避免假话和空话，使每一句话都对应现实，也对应我们自己的心灵。 我们的原则是，社评的每一句话，既要有前后的逻辑，又要和现实相对应。所以写一两句话，我就问编辑一句：是这样吗？你同意吗？我们非常警惕不要按照逻辑一直陈述下去，因为有时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句陈述在上下文中很合理，但和现实一对照，就会发现这句话“飞了起来”，脱离了实际。另外，开始时我们发现很容易说一些逻辑上看似正确，但却不是我们真心想说的话。比如，有一次写下“一个团结、强大的欧盟符合中国的利益”，回过头来问自己，这是我们的真心话吗？它更像是官员们说的外交辞令，那么还是让外交官去说吧。 由于所有文章都是仓促之作，初稿一般要在一个半小时内写成，每天晚上我要看环球时报的几个重要版面，因此细磨社评的时间很少，只能利用零头碎脑的“小时间”。因此要非常感谢前文所述的阵容豪华的“第一读者群”。他们的意见反馈回来后，我们会根据这些意见修正文章的观点，如果还有时间，我就会在文字上磨一磨，争取想出来一两个形象、贴切的比喻，增加文章的“文眼”，但不是每一次都能做得让自己满意。 回过头来看这些社评，我们发现有的文章还是有雷同之处，比如，“视距”、“不确定性”这两个词都不只在一篇文章中用过，“复杂”这个词出现的频率尤其高。这表明我们的思想和语言仍远远不够丰富。另外，不同的文章之间也有观点不一致的、甚至看上去像是相反的情况。这有两个原因，一是不同文章的侧重点不同，二是我们的思想确有困惑、矛盾之处。我想，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这种困惑和矛盾或许是整个中国的真实思想状态，犹豫和坚定同时存在绝大多数人的判断和选择中。那些看上去永远“很坚定”，永远“特别左”或者“特别右”的人，或者是为了某种利益装出来的，或者是一些偏激者。 （五） 环球时报的社评引来一些好评和鼓励，也招来一些批评甚至谩骂。根本原因还是我们写了别人不去碰的东西，在一些人希望我们沉默的时候，我们没有那样做。尽管我们自己努力保持视角的多样化，让文章远离偏激，但一些人对我们的批评态度是已经预设好了的，与我们的文章是否做到了“平衡”没什么关系。 我想这是中国社会政治上不成熟的表现。现在的舆论环境很不适合思想争论，一争论就变成尖锐对立，很多人用口号代替争论，试图一说话就压倒对方。不仅网民这样，一些知识精英也有这种倾向，大家往往把价值判断放在求真之上，实事求是的精神就这样被打了折扣。 不管别人怎么看，我们把求真作为写社评的第一原则。这个真一是与现实的对应，二是与人心的对应。除了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把代表中国社会大多数人的看法作为自己的写作目标，有时所有人都对我们的社评不完全满意，这并不一定就意味着我们远离了公共意见，因为我们寻找的不是某一个人群的意见，我们在寻找社会的“最大公约数”。 环球时报的社评，有一部分是批评美国或西方国家，也有在具体冲突中批评日本和韩国的。国内外都有人就此批评我们“民族主义”，但这是一个价值判断色彩很强的词汇，并无助于对环球时报新闻业务的客观分析。其实环球时报同日本、韩国以及美国外交当局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我本人这两年曾受邀率环球时报采访团赴日本、韩国访问，受到非常热情的接待和很细致的采访配合。对方对我们回国后所写文章的客观性给予很高评价。外国媒体这两年与环球时报接触很多，很多驻华大使造访环球时报，他们虽与我们存在意见分歧，但都同意我的这样一个总结：环球时报真实反映了中国民间在一些对外敏感问题上的态度，这可以减少外界对中国的误判，这种实事求是的表达对中外发展可持续的关系是有益的。 总的来说，环球时报设社评栏目仅2年，我本人长期做一线记者，堪称写评论的新手，和我一起写社评的几位同志都很年轻，大家只能摸索着干。我深知，出一些差错是我们很难避免的，但好在社会比过去宽容多了，我们修正错误的机会，总是比犯错误的机会更多。所以，这次结集出版环球时报社评集，我们也没有对当时发表的原文做任何改动，就让他们原汁原味地呈现出来吧。这是我们的一段经历，也是这个国家这一年多极不寻常经历的一段原声记录。   本文责编： 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评论 > 传媒评论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2115.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环球时报》 ，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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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候任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洛桑森格撰文说，”现在，中国专制政权面临考验。西藏已经忍受了50年的武力统治。西藏的现状 ―― 不宣而行的戒严，格尔登、甘孜依然在进行的抗议，以及禁止游客入藏等等 ―― 显示了北京在西藏的统治已经失败。北京领导人不应当在人民大会大堂接待像苏丹总统巴希尔这样的被控犯有战争罪的人；相反，北京领导人应当向达赖喇嘛学习， 把权力还给西藏人民，解决西藏问题，利用这个黄金机会向世人显示其真诚，赢得国际赞誉，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原文： What China could learn from the Dalai Lama 译文：中国应向达赖喇嘛学习 作者：洛桑森格 Lobsang Sangay 日期：2011年7月5日 译者志愿者翻译，参考了 多维译文 星期三，达赖喇嘛将在威瑞森中心(Verizon Center)与1万1千名民众隆重庆祝其76岁生日，莅临参加的宾客包括阿伦・甘地(Arun Gandhi)和马丁・路德・金三世，两位伟大的非暴力主义先驱的孙子和儿子。 今年春天发生了茉莉花革命，人们为争取民主出生入死；而在利比亚，卡扎菲上校为了保住独裁政权悍然屠杀人民。就在此际，达赖喇嘛不顾西藏人的激情呼吁，将自己的政治权力移交给民主选举产生的藏人领袖。这意味着达赖喇嘛放弃了解散议会、司法和行政机关、签署或否决议案、召集紧急会议、以及任命外驻外代表和特使的宪法权力。 14世达赖喇嘛决定中止达赖喇嘛世系400年来作为西藏政治领袖的地位，这一决定让很多藏人以及世人感到震惊。但是，这一发展并不突然，也不令人意外。 实际上，这一决定已经由来已久。 几十年来，达赖喇嘛一直在悄悄地逐步废除西藏传统的神权贵族体系，让藏人为他离世的那一天做好准备。 达赖喇嘛早在1954年开始进行民主变革，建立了改革委员会，免除了贫穷的农人和藏民的重税。但是，这个委员会被中国共产党入侵军队中断。 在西藏被占领之后，达赖喇嘛于1959年抵达印度。他所设想的世俗民主社会开始实现。1960年，在当时25岁的达赖喇嘛的指示下，西藏人选出了他们的第一个议会。不久之后，一些西藏妇女也当选为议会成员。西藏第一部民主宪法在1963年获得通过。在达赖喇嘛的坚持下，该宪法包含一款，规定可以弹劾达赖喇嘛。 1991年，在”第三波”民主浪潮期间，西藏人议会扩大，获得选举政府内阁的权力；而此前，流亡政府内阁由元首达赖喇嘛直接任命。 2001年，在东欧”颜色革命”前夕，达赖喇嘛宣布半退休，并引入内阁总理（又叫噶伦赤巴，其地位与总理相同）直选。桑东仁波切获得90%的选票当选。 2011年3月，达赖喇嘛把他的所有政治权力转交给了民选领导人，并拒绝了要他继续担任流亡政府名义元首的呼吁。 规范流亡政府的西藏宪法随后修改并获得通过，以反映新的政府结构。噶伦赤巴成为行政当局合法的政治领袖，从现在起负责签署法律，任命代表和特使，执行重大政策。 这种权力过渡无疑让很多藏人感到焦虑。但这一时刻也让人们有机会可以谋求更世俗、更坚强和更可持续的西藏自由运动。 对西藏人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陌生领域。但是，种种迹象显示，藏人振奋起来，准备迎接随之而来的新挑战。 达赖喇嘛的权力移交伴随着3月20日史无前例的大选。当日，分布在亚洲、欧洲和北美30个国家的藏人投票选举一位新的西藏流亡政府噶伦赤巴和议会成员。在西藏的藏人对这一历史性的选举给予了密切的关注。这一选举过程显示了西藏人民不屈不挠的坚韧精神。 这次选举向北京领导人发出了一个明确的信息，这就是西藏自由运动已经由年轻一代接掌，他们将在先辈过去50年奋斗的基础上继续前进。 达赖喇嘛退出政坛也证明了中国政府的宣传是错的。中国政府总是宣传说，达赖喇嘛不是一个宗教领袖，而是一个政治人物。 可惜的是，中国共产党对达赖喇嘛的政治角色耿耿于怀，不断污蔑抹黑达赖喇嘛；而中国真正应该关心是西藏和西藏人民的前途。与此同时，由于缺乏信息和透明，在西藏，人们对达赖喇嘛的角色也混乱不清。 现在，中国专制政权面临考验。西藏已经忍受了50年的武力统治。西藏的现状 ―― 不宣而行的戒严，格尔登、甘孜依然在进行的抗议，以及禁止游客入藏等等 ―― 显示了北京在西藏的统治已经失败。北京领导人不应当在人民大会大堂接待像苏丹总统巴希尔这样的被控犯有战争罪的人；相反，北京领导人应当向达赖喇嘛学习，把权力还给西藏人民，解决西藏问题，利用这个黄金机会向世人显示其真诚，赢得国际赞誉，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 无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尊者达赖喇嘛已经证明他是一个奉行民主的人。 作者曾任哈佛法学院高级研究院，将于8月8日接任噶伦赤巴之职。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