茉莉

文章写到：尽管近期打压加剧，但或者警方镇压收效甚微，或者适得其反，反而刺激了社会的不满，总之中国社会远远不平静。恰恰相反，一些历史旧账也被重新翻出来。比如关于毛泽东，经济学家茅于轼就曾在四月底的财经网上发表文章，呼吁是到了《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时候了。 此后，新毛主义者们试图让他闭嘴，又上演了一出偶像崇拜的旧戏。在这个长久以来对外一直显示出高度一致的社会制度中，另一个不和谐的征兆，就是“人民日报”五月份发表的一系列具有新意的社论。这是一些给公共事务“去意识形态化”观点而写的辩护词，倡导应在公共事务中尊重多元化和表达权。在公民运动领域，社会学家于建嵘，已经取代艾未未而成为了中国网络上的领军人物。他是利用社交网络组织公民投票的倡导者。 “茉莉花革命”在中国的幽灵虽然使安全部门极为恐惧，但仍然让位于一场社会破裂。胡锦涛主席在五月底的政治局会议中强调，“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已是刻不容缓的任务。而这次会议的议题正是在报纸专栏中反复出现的“社会矛盾凸显”，表现形式为被拒绝的上访者的引火自焚和复仇谋杀，或者“群众事件”，即示威游行。政府2008年奥运会以来的头等大事“维持社会稳定”，使得那些粗暴镇压的老手段再次盛行——所有不稳定的因素都是政治上的“颠覆”和“反革命”—— 而这又一次使人对八十年代末改革开放时规划的法制社会建设提出质疑。 这种手段如今受到批评，被认为是过于简单化，会产生反作用。于建嵘是提倡“积极”维护社会稳定的人之一——这是他在给党政干部开的研修班上试图宣扬的观点。这种温和的进步主义观点也是党内开明的一翼所提倡的，尤其体现在最近比较说理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和温家宝总理的演讲里。 这种观点也基于一种对形势的评定——即是，以维护不合时宜的政治路线为借口，这种新极权主义有利于强大的利益集团。此外，自由派力求展示出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尤其要利用有效的制衡力量。 作者指出：这场一直被强大的共产党所压制的关于政治改革的辩论，如今是不是已经无法回避了呢? 学者张木生最近在宣传他的新书时声明“不争论的时代已经过去”。他的这本书重新探讨了刘少奇所推崇的“新民主主义”。尽管中国的经济增长惊人，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已接近发达国家，但由于缺少真正的法制社会，他们还是苦于无法使他们的既得利益获得保护。同时，在农村，那是中国的第三世界，推动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运转的工人们，也已清楚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并坚定地投入维权。 作者最后指出：无论穷富，中国人对于地方权利机构和政府部门的极端不信任感正在滋生。一位城市基层人大代表竞选者最近说：“当人均GDP越过一个台阶时，人们肯定会有超出物质需求的其他渴望。他们需要参与那些与他们切身相关的事务。” 22年前天安门事件之后，以放弃政治权利为代价换取生活水平提高的所谓“经济增长契约”已经到期。中国人渴望政治参与。  作者：小田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Ten Years Of Media Lens – Our Problem With Mainstream Dissidents .

中国总理温家宝月底到欧洲三国访问，英国人权团体表示会对中国一直持续发生的违反人权事件举行抗议示威，要求中国改善中国人权恶劣问题。   不过，英国《西藏社群》执行长凯瑞克星期四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表示：最希望的是中国总理温家宝到英国时，温家宝会愿意和人权团体面谈中国人权保障问题，而她会非常乐意公开的表达人权团体对中国人权恶劣的关注，和对中国司法不公正等等不能保障人们基本权利的问题。凯瑞克说真的可以这样就太好了，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从来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机会，温家宝担任总理以来这已是第三次到英国访问。   英国许多人权组织包括《西藏社群》都会在月底温家宝来访时举行示威，要求中国领导关注重视和积极改善中国的人权环境。   《西藏社群》执行长凯瑞克说：很多人对于中国当局对少数民族进行的高压措施有着强烈的感受，也同样对于中国当局逮捕许多汉族人，只是因为他们说出内心想要说的对政权的批评一事有着强烈的感受。此外，他们也希望英国政府能够在特别是属于政治犯和一些人的基本权利的保障的事项，能够更强烈的向中国表达关切，特别是在北非中东开始的“茉莉花革命”现在称为“阿拉伯之春”，由民众自发展开民主示威要求自由改革的时刻。凯瑞克说西方国家领导都在这个时刻说支持基本权利强调人权是核心价值，但是一旦问题碰触中国人权恶劣，这些政治人物就可以不说话，她认为这必须改变。   据中国外交部星期五的说明，温家宝在欧洲期间将和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匈牙利的总理一同出席中国与中东欧经贸论坛，到英国访问则主要在讨论高新科技、金融、双向投资、避免双重课税等议题。   对于中国和欧盟星期四在北京进行的人权对话，欧盟星期五也发布新闻表示，在法制问题上，欧方表达对使用强制失踪与违法拘留的关切，强调司法独立和保护律师行使职责的重要，也就一系列个案表达关切，并要求中方提供格尔登寺失踪人员现况和所处地点的完整信息。   下一回合的人权对话按欧盟的新闻稿表示将在下半年于欧洲举行，不过中国外交部发布的新闻稿却表示，将予研究。去年下半年的人权对话，因为中国《零八宪章》起草人之一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也遭到中国方面的取消。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张安安发自英国伦敦的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王英（音）五十多岁，已经退休了，她戴着一块鲜艳的红袖章，坐着个小板凳，还有一个装满茶水的果酱瓶。看上去，她可不像中国这个触角广伸的警察国家的一名前哨。 王英住在中国东北城市哈尔滨的郊区，自从政府重新推行毛泽东时代发动群众相互监督的做法以来，作为小区居委会的一名成员，她就越来越忙了。 “2008年以前，我们居委会有点无所事事，但现在就比较像样了，我们的职责是留意一切可能妨害稳定的因素，”每个月领取200元（合31美元）报酬的王英表示。她和另外两名退休大妈一起，每天在胡同的角落里坐上6个小时。 对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社会治安机构来说，王英和她的同伴堪称“基层分包商”。今年，中国社会治安机构展开了一场打压行动，据人权组织形容，这是十多年来中国对言论自由及和平政治活动的最严厉打击。 4月份，中国最著名的当代艺术家艾未未在被国安人员带走后失去音讯，引起国际社会对这场打压行动的注意，并招致多数西方政府的谴责。英国、法国、德国、欧盟和澳大利亚均表达了强烈关切。在5月10日于华盛顿闭幕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美方把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列为重要议题。 除了艾未未以外，还有数十、乃至数百名律师、维权者和网民也以模糊的“颠覆”罪名被拘押。一些人干脆“失踪”了，原因往往只是因为他们在文章或博客中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海内外的许多人士认为，较长时期以来相对宽容的共产党，已经恢复了更加威权的姿态。他们认为，安全机器的权力不断扩大，反映并且推动了这种转变。一些人还认为，这种转变可能反映了党内的高层权力争斗，其结果可能决定未来多年中国在国内和国际舞台上的行事方式。 最新这波打压的导火线，是网上一系列呼吁举行“茉莉花革命”和平聚会、效仿阿拉伯世界民主示威活动的匿名帖子。这些帖子只有少数好奇的人作出了回应，却导致官方大动干戈。“我们起初以为，茉莉花革命的呼声在这里不会产生任何人气，但在政府似乎小题大做之后，我们开始揣测，他们是不是知道一些我们不知道的事情。”一位驻北京的西方高级外交官表示。 在过去十年大部分时间里，中国经济取得空前增长，对外开放程度加大，个人权利意识增强，构建公平有效的司法体系成为一个重点。 然而，事后看来，2008年西藏发生的反对汉人统治的暴动，似乎引发当局对其眼中一党制所面临的种种威胁作出力度越来越大的反应。西藏事件一年多以后，在资源丰富、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动荡的新疆地区，爆发了一场暴力程度更高的骚乱。 了解国家安全部门的人士表示，占中国大约四分之一国土的两大西部边疆省份发生骚乱以后，政府内部强硬派的势力大为增强，他们主张更严厉地打击一切潜在的不稳定源头，包括和平政治改革的提倡者。 这进而导致政府更加注重扩充社会治安机构。最近三年里此类机构发展迅速。 这一趋势适逢一系列“敏感”事件。在应对这些事件时，官员们把稳定列为头等大事。这些事件包括：2008年奥运会；200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20周年；2009年共产党执政60周年；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及狱中的异见人士刘晓波获得2010年诺贝尔和平奖。 近年来，中国在国内安全方面——包括警察、法庭、武警、防暴警察、特勤人员、线人、监视、互联网审查等等——开支激增。根据财政部的数据，2011年中国公共安全支出约为6244亿元人民币，超过了对外公开的军费预算。换句话说，与防范外部威胁相比，中国如今花更多的钱监视、压制和起诉本国公民。 随着庞大且不断壮大的安全机构经费增加，官僚势力得到了大幅扩张。在这个社会，国家暴力的威胁仍然是共产党统治的终极保障，于是“维稳”成了各级政府的头等大事。 “目前中国奉行稳定压倒一切的指导思想，”北京理工大学的胡星斗教授表示。但他继续说：“目前过于注重维护短期稳定，而不太重视有利于国家长治久安的体制改革”。 深恐1966-76年文革期间的那种动乱重演的心理，是影响当今政策制定的一个强大因素。当今中国的最高领导层在1989年天安门广场镇压事件发生时多数已是高官。在他们看来，正是当时党的领导人立场动摇，才使得抗议活动失控，最终迫使政府出动坦克。 对稳定的这种全神贯注，得到权力越来越大的安全机构的鼓励，在应对政治现状所面临的种种所谓挑战方面，安全机构如今具有更大的话语权。它比以往更多地使用法外处罚、失踪及其他各种严厉手段。 “我们看到，党正对司法体系实行一种新的政策，”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的中国法律专家郭丹青教授(Donald Clarke)表示。“法官们被告知，他们变得太专业了，脱离了群众。安全机构似乎被告知，他们可以采用他们认为必要的一切手段，而不会有人过问。不幸的是，能够为被关押者辩护的律师们自己也被关押了。” 对人权组织和法律学者来说，最新打压行动最令人担心的一个地方是，过去十年期间涌现的一批人权律师受到了严重迫害。直到不久以前，这些人基本上是受到容忍的。 起初，只有那些被盯上的人，才会注意到安全机构的威力越来越强大。2008年许多孩子因食用掺杂工业化学品三聚氰胺的婴幼儿配方奶粉而患病后，赵连海成立了“结石宝宝之家”维权联盟，帮助受害儿童的父母维权。当警方试图警告他不要组织公共活动时，他惊讶地看到直升机在他家上空盘旋。“过去，你要是引起了麻烦，就会有两名警察或便衣在楼下候着你，但现在他们有这种重型装备可以动用。” 不过，在过去一年里，这种扩张已经变得越来越明显。警察以及执行安全相关任务的其他企事业单位都扩充了人手，添置了新装备，还改善了工作条件。 最明显的迹象之一是监控摄像头的大量安装。上月，西部直辖市重庆宣布，明年全市摄像头数目将从31万个增加到51万个。该市公安局长王立军表示，这将构成继美国遭遇9/11恐怖袭击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安全防控体系的一环。新疆首府乌鲁木齐去年完成了安装4万个摄像头的工作。2009年7月新疆发生骚乱，造成近200人丧生。主要出口制造中心之一、南方城市广州也有27万个摄像头。 臃肿安全机构的扩张，也包括一些不那么惹眼的手段，包括大量招募领国家薪水的线人。新疆发生骚乱后，当局切断该地区互联网和部分移动通信网络将近一年。从那以后，当局一直用较小范围的断网来控制局部不安定，包括近期在四川藏区发生的抗议活动。 北京方面还加强了各级政府的互联网审查力度。用于屏蔽境外网站的过滤系统“长城防火墙”最近几个月开始干扰更多网站。谷歌(Google)是受害者之一，其搜索及电子邮件服务如今频繁受到屏蔽。 这一切的背后，是一支日益壮大的用人力监视社交媒体和网络论坛的网络警察队伍，以及先进数据挖掘技术的广泛采用。“我们3年前开始向警方销售这些解决方案。现在你开始看到一些切实的影响，”中国一家领先互联网安全公司的一名销售经理表示。 政府扩大了传统电话窃听技术的应用，同时也在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据国有电信公司的消息人士表示，可辨认敏感关键词的软件能够对通话进行搜索。 一些分析师和官员认为，中国最高层担心阿拉伯之春蔓延本国的心理，正被安全机构用作借口，以便在最敏感的日期到来前夕，向可能制造麻烦的人发出警告。自共产党主政以来，中国只经历过一次和平的领导层交接。明年国家主席兼党总书记胡锦涛向既定接班人习近平交班时——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事——中国将力求创下第二次纪录。 以往当局进行打压之际，往往伴随着党的最高层的激烈争斗。一旦争斗结束，就会进入一段相对宽松的时期。2012年领导人换届前的争权夺位，使世界得以一窥中国领导层中强硬派与自由派的分歧——前者力主打压异见，后者则认为这种做法可能引发其本来要阻止的事态。 4月底，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一篇社评，文中引用伏尔泰名言“我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提出应该以更加包容的心态来对待内部的批评。“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该文表示，“而不能主观地（把批评我们的任何人）归之为‘对着干’。” 这样一篇社评一定得到了某位最高领导人的批准，人们纷纷猜测谁会这样公然挑战安全机构的要员们。大多数人认为，此文代表了温家宝总理的意见。温家宝经常谈及“政治改革”的需要，但他在党的最高层显得势单力薄，体制内的许多人认为他算不上什么改革者。 不管是谁发出的，与强硬派及其麾下庞大社会治安机构高亢响亮的声音比起来，这番温和的呼声显得尖锐而悲哀。 对领导层来说，问题在于，既然打造了这样一台无所不在的安全机器，并把僵硬的“稳定”列为最高目标，它就不能不草木皆兵。 译者/何黎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06/17 — 中国经济大崩盘前夜的最后晚餐？ (0) 2011/06/17 — 何志成:央行被美国设计的欧元圈套所困 (0) 2011/06/17 — 金融时报:支付宝与潜规则 (0) 2011/06/16 — 华尔街日报:中国经济奇迹的三大矛盾 (0) 2011/06/11 — 南海发生战争的概率！越南将在南海举行实弹演习 (0)

目前北京被日益尖锐的国内矛盾所逼，不得不重拾“韬光养晦”之策。用英译文的意思，这一韬光养晦之策就是在弱小的时候“隐藏野心，收起爪子”。

在广州，致力弘扬佛法、维护弱势群体权益的圣观法师受到当局骚扰，并被驱赶出住所。 图片： 圣观法师（左）与达赖喇嘛。 （圣观法师提供/记者丁小）   多年来在中国大陆弘扬佛法，同时推动自由和人权的圣观法师（俗名徐志强），本月九日在广州住所马赛公寓，遭遇公安主使下的粗暴逼迁。当时刚入住同一公寓大厦另一单位的弟子果实法师被告知：“凡是和徐志强有关的都要搬走。”   果实法师周三告诉本台：“中介公司就找上门来，还不是同一家中介跟我说，警察说了凡是和徐志强有关的，你们这帮人都不能住在这里，我觉得很奇怪了，我这边才刚付了房租。我给师傅打电话，他那边已经有警察上来，已经有点激烈了，警察在跟他对话。我过去的时候，看到师傅已经出来，佛像、佛堂里的东西都给扔出来了，我看到中介是在警察纵容下，不停地把东西扔出来，当时四五个警察，还有一个在拍摄。”   圣观法师对此情况感到莫名其妙：“我现在关键搞不清楚是什么情况，来了一帮警察，指使物业、中介这些人不分青红皂白扔我东西，我当时也拍了他们照片，警察强行叫我删除掉。”   圣观法师原名徐志强，八十年代初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后任职国企， 89年在西安参与组织民运，后因此入狱1年。 99年发起生态环境游活动，2001年出家为僧，0６年在江西省宜春的化成寺担任监寺期间，因曾为六四遇难者举行超度仪式以及推动寺庙财务公开，被数十名警察赶离该地，并开始成为长期监控对象；０９年在湖南浏阳红莲寺任住持时，又因筹办纪念胡耀邦活动被免职；近年各地云游。 他今年初曾在印度德里拜见了藏传佛教领袖达赖喇嘛，双方谈佛法修行，宗教自由，也谈目前中国大陆的局势。而在此后，经常约见他的国保警察竟然不再正面接触他，但监控不断，直到此次由地产中介出手的粗暴骚扰。广州美国领事馆领事包德宝(音)对他的此番遭遇表示关注，并到场了解情况。   圣观法师：“我现在到深圳来，昨天突然又上门查我身份证。我尤其在广州主要是弘扬佛法为主，当局可能担心我这方面做的越来越。。不想我在那儿住。跟国安打了多次交道，他也知道我无所谓，想把我关进去就关进去。我一个人到哪儿都是住进监狱，也无所谓。所以这个令他们比较麻烦，直接送进监狱倒不会，弘法过程中给我制造些麻烦是肯定的。”   从今年二月中共以防范茉莉花革命为由，全面打压民间力量，政治氛围一向较为宽松的广州也不例外，多名温和维权人士包括唐荆陵、野渡、刘士辉等都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以监视居住。而经常与他们聚会的圣观法师并不担心入狱。他一向不讳言自己是个反共和尚，曾表示：“进监狱，就当闭关修行，杀头，我乘愿再来，继续反共。”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丁小的采访报道。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