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剑

仅仅一年时间，荣剑实现了在学术界的强势崛起。他犹如一匹黑马，在公共政治领域的言论市场突然现身，每一次出击都震惊四座。他极富生命力，兼具忧国忧民的情怀和嫉恶如仇的秉性。他笔锋凌厉，行文酣畅，一年书写四十万字，纵论国事，针砭时弊。他的文章，以贯通古今中外的开阔视野和对社会现实鞭辟入里的分析，引读者共鸣，令同道叹服。他抨击重庆模式，嘲讽犬儒学者，追问中国道路，直击要害，针针见血。 　　知名学者吴稼祥称赞他：“20年磨一剑，果然不凡。”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教授王也扬称“其味堪夺他味”。前外交部港澳办副主任成绶三说他：“道出了广大民众的心声！” 　　一些早在学界享有盛誉的人知道，荣剑回来了。其他人则不免疑惑，怎么忽然冒出来这么一号人？ 　　突然成了“公知” 　　甫过春节，荣剑在他毗邻“鸟巢”的工作室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屋内墙壁上挂着许多抽象的油画作品，它们提醒记者，除了学者的身份，荣剑还是一名收藏和投资艺术品的商人。2012年之前，他几乎没有就任何公共话题在互联网上发言，即便名字出现在网上，也多是与艺术展的新闻联系在一起。 　　荣剑突然“冒出来”并非厚积薄发，更不是蓄意而为，“其实是因为偶然的因素”。 　　这个偶然因素就是韩寒于2011年年底在其博客上所发的“韩三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三文的合称）。这三篇文章“将理论界长期沉寂下来的一个重大话题又给激活了”。 　　荣剑在互联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民主，中国是时候了》就是对“韩三篇”的回应。因为过于敏感，一开始就被共识网等思想类网站退稿，后经一位教授的推荐，在共识网刊登。“三天排行榜第一，七天排行榜第一，七天之后就被删了。” 　　初试牛刀，获得了不错的反响，同时让这位网络新手认识了互联网的传播力。此后他便一发不可收拾。“一篇接着一篇写，大部分都是十天左右写一篇，我统计了一下，写了40万字，这个量确实不少，我自己也没想到。” 　　而这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拆解和批判“重庆模式”的“回望重庆”系列（包括《从“李庄案”到“李庄门”》《重庆红色之困》《强人政治与威权政治》《奔向重庆的学者们》《重庆的神化与祛魅》），每每一经发表即在理论和实务界搅起大浪。这一记组合拳令昔日红极一时的“重庆模式”随着薄熙来的倒台在理论界彻底土崩瓦解，也给荣剑先生赢得巨大声望。之后他持续发力，就“国家主义”“改革与革命”等理论及社会现实问题发声，且往往切中肯綮，让人击节叫好。 　　网络文章常常具有局限性–平面化的叙事，即时性的写作，情感化的表达，缺乏深度的历史性分析，甚至沦为口水仗。而荣剑较好地避免了这些缺点，且发力常集中于敏感话题，引发关注便不足为奇。 　　荣剑坦言，自己也没想到，突然成了一个“公知”。 　　春节前夕，他注册了微博，将自己的阵线进一步前移。虽是姗姗来迟，但其“理性批判”的火力丝毫不减。也有网友批评他是“喷子”，他说：“‘公知’虽然被臭名化了，但总要有人站出来说话。” 　　“八十年代的改革余孽” 　　年过半百的荣剑，并非学术新贵，20多年前他就是京城学术界的一位青年才俊。而今，算是以一个猛烈的姿势“重出江湖”。 　　1957年，荣剑出生于浙江定海，并在那里长大。1975年，高中毕业的他回到老家山东插队，第二年粉碎“四人帮”之际，他从军入伍。很快，大规模的改革渐次展开，风气骤变。恢复高考的第二年，荣剑穿着军装考入山东曲阜师范大学中文系。1982年回部队担任了一年宣传干事。1983年，他又考入中国人民大学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硕博连读直至1989年。 　　这六年是荣剑人生的重要阶段，“八十年代”的烙印就在这时刻在他魁梧的身躯上。他因此自称是“八十年代的改革余孽”。 　　“八十年代”对于中国，是一个标志性的历史符号和政治符号。社会转型进入一个新的开端，阶级斗争被扔进历史的垃圾筐，改革开放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经济从计划向市场化转变，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给整个民族带来极大的纾解，西方思潮排山倒海般涌入这片精神凹地，并冲击着急于接触世界的中国人。 　　对于荣剑个人而言，“八十年代”影响着他一生的思想方式和人生道路，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时间概念。 　　他笔耕不辍，在那期间发表了上百篇文章，并出版数本专著，在京城积累了不小的名气。1987年他在《哲学研究》上发表的《关于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问题–对东方社会发展道路的哲学思考》，在当时的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1988年，他又出版了学术专著《超越与趋同》。1989年，他的政治学专著《民主论》出版，成为国内第一本系统论述民主理论的著作。 　　与此同时，他与已故的复旦大学高研院院长邓正来、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何怀宏，以及以《河殇》名震中国的苏晓康、王鲁湘等人交往频繁，形成一个亲密的年轻学者圈。但是“八九风波”改变了他们几乎所有人的命运。胡耀邦去世后，北京各大院校风起云涌。荣剑等人起草了北京知识界第一封致中央的公开信，建言中央和学生都保持冷静和理性，公开信也在各个大学公开张贴。这封信虽然对改变局势没能起到作用，却在后来被指控为黑手在背后操控的铁证。 　　荣剑的人生由此经历了从天上到地下的剧变。“我那个时候博士毕业，所有单位抢啊。去社科院马列所，人家专门给我分套房子，房子里装电话，这在当时是很好的待遇。本来所有一切都要落实了，结果博士没了，党票没了，工作没了，住房没了。” 　　经此打击，荣剑彻底与体制告别。但无论今后他的身份如何转变，“八十年代”的烙印仍然留在身上–被他形容为“最后的矫情，甚至是自作多情”的历史责任感和民族焦虑。 　　学者中的个案 　　现在，荣剑的身份标识通常是“独立学者”，而“独立”身份的获得，仍要得益于二十多年前那场与体制的告别。 　　荣剑在人身自由受到有限限制一年后，开始自己下海谋生。他给民办报纸打过工，和别人合伙开过公司，搞过房地产开发，“什么都干过”。1999年，荣剑开始涉猎艺术品收藏和投资，主要方向是中国抽象油画。2006年，他在北京的798艺术社区开办了一家大型画廊。2012年，他将画廊搬离798，并计划于今年5月开办新的艺术空间。正是这段时间空当，荣剑回归了阔别20年的学者身份。除了时间充裕，他还认为“搞社会批评比搞艺术批评更有意思，政治是最大的行为艺术”。 　　民营企业家陈东升曾提出过“九二派”的概念：“政府官员、知识分子等社会主流精英下海组成的有责任感、使命感的企业家群体。”这帮传统“士大夫”因受政治风波和邓小平南方讲话的影响，被迫或自觉地离开体制，在市场中实现价值，并成为体制外的有生力量。荣剑也是“九二派”之一，他在企业界虽无冯仑、陈东升等人的影响力，但也积攒了足够的经济力量。 　　“九二派”是一个巨大的群体，然而又从商人回归学者身份的却寥寥无几，荣剑因此称自己是“学者中的个案”。他既有经济上的独立，不受体制供养，又有人格上的独立，思想不受权力摆布。 　　“八九风波”以后，知识分子中流传着两句话：“精神上不合作”，“话语上不抵抗”。但如今，知识分子的操守在权力收买和金钱腐蚀的双重作用下几乎已经消失殆尽。在荣剑看来，这种双重破坏危害极大，“使中国知识人的精神世界基本坍塌了，没有是非感，没有羞耻感，没有基本的正义，没有批判意识。文人的堕落，是我们二十一世纪的一大精神奇观。” 　　荣剑对丧失气节的知识分子的作为十分不齿，他的《奔向重庆的学者们》《价值一千元的灵魂》《“喉舌”胡锡进》都是对犬儒主义知识分子（包括学者、作家、媒体人）毫不留情的鞭挞。 　　荣剑认为，能够实现经济独立固然好，但对于知识分子的独立并非决定因素。关键还是自己要有独立的人格，更重要的是，在体制安排中要有其独立的位置。 　　“毛泽东曾经挖苦知识分子‘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意思是毛应该附到政权上。实际上，这个皮，更应该是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