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15日 莫言榮獲諾貝爾獎，在中國炸開了鍋，許多人認為以莫先生之抄寫毛×東延安講話、外訪見中國異見作家而避席，立場親中，沒有資格得獎。 莫言說：先讀我的作品，再來論說。他又說：禁制言論，對創作有好處。 莫言說得沒錯。諾貝爾評委會都是一伙精明人，每年他們接到中國作家拚老命自薦文學獎的來信很多。其中的漢學家馬悅然，更深明中國人渴望得到西方白人讚賞加持的心理，一座飢餓的「馬騮山」，群猴面對圍欄外一個餵花生米的人長期喧噪，這個人手上的一把花生米，該撒向何方，賞給哪一兩隻，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的白人專家，心中有數。 以作品論，莫言得獎，是應該的，因為他在沒有創作自由的赤色中國，在狹窄的縫隙之間，以最大的想像和魄力，表達了對中國的批判。中國共產黨六十年為中國人帶來的災難，莫言看得深遠，不止是這個「黨」，還是「中國人」這層腐朽的土壤──在一個沒有士大夫的中國，沒有了品味，也無所謂「文化」，莫言寫農民、流氓、土匪、畜生，也就是在佛家的六道輪迴裏，莫言的作品只呈現餓鬼道、畜生道、地獄道，此三惡道，即囊括了三千年基本的中國。 不止莫言，近二十年來，中國的導演如姜文和張藝謀，亦漸大澈大悟，中國電影以愚醜為題材：「鬼子來了」、「三鎗拍案驚奇」、「讓子彈飛」，都是對中國人性格現實描寫的佳作。莫言的小說，從「檀香刑」開始，即寫中國人之愚醜，尤其中國小農性格種種令人作嘔之處。 中國人看不出來，中共也許看得出來，但 中共只關注自己的權力，對中國人的命運，Don’t give a shit ，所以莫言和張藝謀一樣，與中共達成了某種巧妙的契約。這一點，馬悅然等人早也看出來了。西方的文化觀，對於醜陋（Ugliness），也有欣賞的一派，像意大利作家艾柯（Umberto Eco）的近作「醜陋大觀」（On Ugliness），專門賞析西方藝術以醜陋為題材的作品，因為醜怖的事物，會「激發觀賞者另類的窺秘慾」（the voyeuristic impulse behind our attraction to the gruesome and the horrible），也是另一種快感。 難得的是中國官方這次也說了真話，讚揚莫言，說「貼近實際、貼近生活、貼近群眾」。莫言是不是共產黨，不要緊，只要作品好；正如汪精衛和胡蘭成是不是所謂「漢奸」，無關重要，汪精衛的詩，胡蘭成的散文，都是百年中國第一，推行「國民教育」，好極了，由讀莫言的作品開始。

香港蘋果日報   2012年10月15日 莫言的手機在諾貝爾獎宣佈那刻果斷關機，他知道會有潮湧般的祝賀與訪問邀請會襲來，從今往後的數月裏，他很難再過平靜的生活。除央視專訪外，他只在官方的新聞發佈會上回答問題，身後站着數名高密當地官員和從京趕去的文化官員。莫言與故鄉絕不僅僅是鄉親與土地的關係，多年以來他每年有相當長的時間在高密生活，和當地的官場來往頻繁。這一點他從無避諱。在官場氛圍極濃的山東，你的兒子是富商或名人，都不及一個人的兒子做了縣委書記，這是我一年前採訪莫言時他的原話。儒家發源地的成功哲學是必須做官，而任職於中國藝術研究院的身份讓他可等同於副縣級。　記者：鞠白玉 所以眾人期望的所謂獨立自由和高貴的作家靈魂，這並不符合這個鄉土作家對於「作家」含義的理解，如同他當年寫作是為了吃了一頓餃子，他承認他的功利心。他在文學盛名之下要做的並不是脫離體制或與體制對立，他要做的是最符合中國式成功的道路。 但且慢批評，這和他的文學作品並不背道而馳。如果一個讀者有幸看過全部的莫言作品，會看到一條明晰的線索。一個作家在寫人與命運的抗爭，一個個小人物在現實裏的處境。他從未以高姿態俯視過人群，他和他們處在一個平行的世界裏。他寫的本來就是生活的真相，他自己也處於這樣的生活中，有種種妥協，無奈，幽默，調侃，躲避和迎合。在這一點上，他向來是個誠實的人。 一個農人的後代，在農村的土地上經歷過所有黑暗的生活，飽受過物質和精神貧瘠之苦。他通過寫作獲得表達權，一條盡可能的坦途。他作為一個個體，有他自己選擇生存方式的自由，無論這是否人們認可的方式。作家也應該同樣擁有這樣的自由。 父親斷定不可能得獎 三十年前，莫言以小說的形式，將高密東北鄉劃進了世界的視野，高密如同馬奎斯筆下的馬貢多小鎮，它不再只是一個落寞的角落，它的土地上發生的一切生老病死，喜怒哀樂，人們的苦痛，離別，相愛與恨，都和全人類的命運息息相關。 然而今年此時此刻，高密再次成為全世界的焦點。莫言在獎項宣佈的前夜回到高密，這盡了一個農民之子，一個鄉土作家的本分。 他的農村舊居的門上寫着：忠厚傳家遠，詩書繼世長。那和他長得奇像的二哥說：「我弟弟小時老跟我搶書看。」 在得獎前夜，記者問這位二哥，若是莫言得了諾獎，你有甚麼感想？ 二哥說：「高粱地裏出來的文章，都是平常東西，有啥可說的。」 他九十歲的老父親則說：「他不可能得獎。」 大部份人和莫言的老父想的一樣：他不可能得獎。 從獲獎消息伊始，從微博上看，沒有一個國家的作家得了獎後，會讓這個國家的人這麼沮喪的。一切緣於他一直是在官方體制下，是拿着工資的受着共產黨豢養的非獨立作家，尤其今年的抄寫延安講話風波令人們無法忍受，一個本應該以筆為刀向體制開戰的作家多年來拿着工資怡然自得，並如此容易忘記，那個講話的人，是文壇災難的始作俑者。人們更無法接受一個歷來充滿了政治意味的諾獎會頒給這樣的作家。 抄延安講話不後悔 人們自顧自地沮喪，莫言已經在家鄉開了新聞發佈會。他面臨如潮的漫罵和壓力，平靜地告訴人們，他並不認為人們真正的了解過他的作品，那些自八十年代以來就一直批判社會的作品，從沒有歌頌過政黨，從沒有服務於體制的精神獨立的作品，這令他得諾獎當之無愧。 「難道抄寫延安講話就是可以不獲獎的理由嗎？」他承認毛澤東的延安講話有歷史局限性，「過份強調文學和政治的關係，強調了階級性而忽略了人性」。 「我們在八十年代就認識到這種講話的局限。我們的寫作一直在突破這個。他們沒有看過我全部的作品。我的作品一直是在很大的壓力中寫。但是我們要突破講話的限制，並不意味着我把講話全部否定。它有它的合理性。它講生活是藝術的源泉；它講作家應該為工農兵服務。我認同這個我才會抄寫。」 「當然我抄的時候沒有意識到後果。我這個人比較模糊。我不像某些人有敏感的政治嗅覺。這就是出版社要一本書，編輯讓我抄我就抄，後來發現那些意見，超出我的意料。」 「我並不後悔，我抄講話和我的創作沒有甚麼矛盾。我抄它是因為它有合理的成份，我突破它是因為它不能滿足我。」 莫言在國外訪問中多次談到文學中的政治性，文學應該大於政治，他早年不想當「無產階級作家」，並從當時的為政治服務的文學中脫離出來，頂着壓力寫批判小說，而如今他同樣不想被「政治正確」和「道德」綁架。他始終強調：「我只是站在人的角度上，全人類的高度上，而不是站在某一個階級和某一個黨派上。」 問題出自他不是站左或站右，而是集權國家的作家似乎沒有更好的選擇。他歸順於體制便意味着不與人們站在一起，這是獨特的政治語境。 一夜之間的鋪天蓋地的漫罵他都聽到，他從不認為自己依附在這個政黨之下寫作，也並未因體制問題受到創作限制，「作家是靠作品說話，作家的寫作不為黨派服務，也不為某個團體服務，作家是良心的指引下面對所有的人，研究人類的情感，然後做出判斷。如果這些人真的讀過我的書，就會知道我對社會的黑暗面的批判向來是凌厲的，嚴肅的」。 「如果僅僅是因為我沒有在大街上喊口號，沒有在聲明上簽字，就認為我是沒有批判性的，是官方的作家，這種批評是毫無道理的。」 獲獎是文學的勝利 他認為沙特同樣是法國的共產黨員，蕭洛霍夫也是蘇聯的共產黨員，他們的創作仍然經典，仍然被千萬人閱讀。「我在中國寫作，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裏寫作。我的作品不能用黨派來限制，我的寫作從八十年代拿起筆來就是站在人的角度，人的情感和命運，已突破了階級和政治的界限。我的小說是大於政治的。」 對於自己在作家協會的官方身份被形容成與執政黨密切，他這樣解釋：「密切不密切，有沒有一個衡量的標準呢？很多批評我的人本身就是在體制工作。有的人甚至在體制內做到很大。他們認為我就是和共產黨密切，他們就不密切。這真是莫名其妙。」 他認為諾貝爾獎授予他，恰是戰勝了這種政治局限，「這是文學的勝利，不是政治正確的勝利」。 記者問他會不會離開中國。他說：「我連高密鄉都不想離開，何況中國。」 他年輕時唯一的願望就是離開農村，原因很簡單：生活太貧困了，地位太低了。 我只是個普通老頭 「生老病死都無人問及，沒有勞動和社會保險，只能靠自己，只能貢獻，但是國家不給農民任何好處，犧牲幾億的農民來保全城市。還有殘酷的階級鬥爭在農村，人分等級，地主的後代沒有工作沒有讀書的機會，大學輪不到我，當兵要查三代。」他用當兵的方式離開農村，用寫作的方式令自己不必轉業再回農村。年輕時的他寧可去新疆和西藏，也不想回到高密鄉。 關於童年至青年時的農村生活，那並不是詩意的，現實是他的爺爺一直懷念着國民黨執政時的農村：「那時候私有制，可解放後一直是軍事化管理農村。說是財富增值，勞動致富，也是不如以前。從前買賣是自由的，一個農民有頭腦，會幹活，會理財，是可以發家致富的。到了49年之後，誰也別想富，富了是可恥，越窮越光榮。」 然而三十年前他聽到一次高密地方戲貓腔，再看家鄉小橋流水，鄉情就迸發了。他承認他恨這個地方，恨這裏的束縛，但是他已經找到了自由的辦法，絕不再離開。 他在西方是受歡迎的前衞作家，但在高密鄉裏，他認為自己是最樸實本分的鄉民，「我從沒叛逆過，我只是在真實地寫人，所謂前衞，魔幻，甚至黑色幽默，那本就是我們真實的鄉村生活。老一代的作家內心深處也知道這個，包括極左作家，他們知道甚麼是人民的文學，只是他們無法這樣寫」。 「我當年看起來是離開正路，可是卻回到人性的正路。我不想階級性的寫作，我用人性來寫作。這是文學的最正的路。我不先鋒，我只是正道。是最民間和最基層的。」 他說過，回老家，裝修房子，和鄉親一起過年，這都比接受一個採訪更重要。生活本身有時也比寫作重要。去年冬天在國子監的一個普通茶館裏見他，他告訴我現在仍然和老伴出行在坐地鐵，捨不得打車。他坦承進體制是因為「沒有安全感」，「老了總得有個依靠，有個醫療保險」。 他寫人。寫掙扎的人世生活。他自己也是人。 他認為三十年來寫作路，作品裏全是真話，全是憋了許久的話，未曾有半句威嚇之下的虛假。「我就是一個普通老頭。所謂的名人，是他們一廂情願的渲染。」 文學的去政治化意味着在作品中既不附合也不對抗，莫言希望他的寫作堅持在文學和人本身，「西方對中國的閱讀出現巨大的誤區，好像我們每部作品都在影射政治，都在攻擊和反叛。繙譯家在選擇上的時候出現了嚴重的偏差，如果在中國被批評被禁止的書，就變成了搶手的寶貝，可是有些書很差。我不斷呼籲請他們用文學的眼光來看我們的文學」。 小說家本份是講故事 莫言的作家同行裏仍有部份人是為他的獲獎由衷地高興，這些人並不認為他在體制內的保全傷害過他的寫作。出版人楊葵對於莫言的得獎毫不意外，在近兩年來的訪談中，他不止一次提到莫言是最有希望得諾獎的中國作家。他說：「微博上眾聲喧嘩，但是好像絕大多數人都沒怎麼讀過莫言，或者雖然讀過，但只憑一兩本著作的閱讀經驗，就要作總體概論，顯然荒唐。說到體制問題，拿這個來詆毀一個人也很荒唐。有人願意按部就班過日子，有人喜歡浪迹天涯，各行其是，這才叫民主吧？有趣的是，做這類譴責的人，恰恰是整天空喊民主口號的人。」 莫言早前不會想到自己的官方職位成為獲獎的最大爭議，他每月去藝術研究院開幾次會，按月拿工資，出席筆會，他57歲了，承認在現實生活裏的願望和普通人無異，平安健康足矣。「我平時是孫子，只在寫作裏色膽包天。」 或說莫言從未標榜過自己是鬥士，他書寫蒼天之下鄉土之上的百姓時，並不是以絕決的信念想去抗爭體制。 英國作家毛姆已在半個世紀以前談及關於小說的看法：首先要有充份的真實感，小說家的任務是冷靜和超脫地描繪真實。作家的職責是敍述事實然後全部交給讀者，讓他們去定奪如何處置。小說是為了講故事而講故事，優秀的小說本就是包羅萬象的真實世界，甚至比真實的世界更為複雜。就像契訶夫竭力保持冷靜中立，只着力描述真實的生活，但是，讀他的小說會強烈感覺到人們的殘忍和無知，窮人的赤貧及墮落還有富人的冷漠和自私，這一切都不可避免的指向一場暴力革命。小說絕不能拿來作為佈道講道或平台載體，否則便是濫用。 仰止：最後的盛宴 去年我到上海的書城閒逛，正好看到莫言新作《蛙》的廣告。悲哀的感覺忽然襲來，他已數年沒有出新作品了，就像他們那一代的作家不是再無新作，便是不斷地翻炒舊料。我當時就想，莫言應該得諾貝爾文學獎了，因為他所代表的那個世代已經漸漸地遠去，走進了一片迷霧，變成歷史博物館的珍藏了。 回頭看看人山人海的書城內，到處都是談健康、氣功、金融、股票，或者是韓寒、郭敬明的小說，或者是南派三叔的恐怖小說。莫言的作品除了《蛙》以外，其他的都不知在哪裏找。 莫言為甚麼總在我的心頭中揮之不去？坦白說他的作品每一部都過長了，看到中段讀者和作者都陷入混亂裏，然後跟着主角的路線，很辛苦才找到出路，回到結局去。這不是他的作品不好，當你看到整枱的各式美食盛宴，和幻化成不知是真還是假的艷色世界，你只有讚嘆，享受那最好的味道。那是既甜又苦的味道。 成長於六、七十年代的作家很難不受南美洲魔幻寫實主義的影響，尤其當改革開放之後，人們看到充滿了獨裁、政治變遷、生活艱苦的環境，自然便將似乎也處同一環境下的南美洲人民投射到自己的生活，身處的境況，甚至歷史的發展。殘雪便一頭栽進魔幻小說裏，再也無法抽身出來。 中國文學末路安慰獎 自從中譯本的馬奎斯《百年孤寂》出版後，像在中國文學界放了一顆核彈，轟得作家們頭昏腦亂了。於是這個是魔幻寫實，那個又是魔幻寫實，其實，最接近馬奎斯式的魔幻小說作家，是從來沒說過自己是魔幻寫實的莫言。《豐乳肥臀》是莫言野心最大的小說，也是最魔幻寫實的作品。 上官金童這個俗不可耐的名字，正是個中國女性和外國傳教士之子，他活到95歲的母親，幾乎是他整個人的思想中心，你會說他有戀母情意結，但我卻認為大地之母，和受苦受難的菩薩是這位母親的合體，在《紅高粱》內的強悍堅毅女性，如何哺育我們的男性國民，如何在世界中掙扎。 莫言的魔幻寫實文學很需要時間和識見去解讀，對國家的批評於是也魔幻起來，幻化成一個繽紛的歷史，已過去的世界。所以，莫言是所有同代作家中最有機會得到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家。這不是反諷，而是事實。《豐乳肥臀》絕對是上個世紀最好的中國小說之一。我只是想說：他是個官方也不反對的好作家，如果要為中國加冕，他是不二之選。 可是在他之後呢？中國文壇已經崩潰了，莫言的獲獎可能是中國文學末路的安慰獎。 

海内外一批民间人士近日发表致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公开信，抗议授予莫言2012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公开信的首批签名者之一夏业良接受记者访问时指出，莫言缺乏作家应该具有的基本良知。 公开信首批签名者包括古川、北风、夏业良、余杰等人。公开信认为：把诺贝尔文学奖颁给莫言这样一个身上充满红色基因、赞美中共体制、摒弃良知、道德冷漠的作家，是对中国民间社会的侮辱，对自由和人权价值的背离和对勇气和良知的咀咒。 目前正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作为访问学者的夏业良，是中国著名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中心副主任、华人百大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他谈到自己为什么反对把诺贝尔文学奖授予莫言时说：“他既然被称为中国或者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作家，我们觉得他应该有更深远的影响力。而这种深远影响力在于对中国老百姓经受的苦难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对不管什么样的专制特权，他都应该提出一种挑战，能够跟反世界文明的力量进行抗争。但是他没有，或者说至少没有明确的体现出来。” 公开信指出：莫言是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他曾公开称赞中国的言论审查制度，曾退出有中国异议作家戴晴、贝岭、徐星参加的法兰克福书展，近来更有参加中国百位作家手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行为，并曾对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刘晓波被关进监狱表示“不想谈”。 对于莫言参加“手抄”，夏业良说：“那样一个做法其实就是承认中国官方对意识形态的管控，用毛泽东的文艺方针打压自由创作。对作家、艺术家来说最重要的是创作自由、思想自由。但他不但没有去争取这方面的自由，反而配合官方来做这样的事情，我觉得是可耻的。” 而莫言获奖后，对媒体表示希望刘晓波获得自由。夏业良说：“这种说法只能体现一个作家的底线，离他这样一个作家应给承担的责任相距甚远。他应该做得更多，作为新的诺贝尔奖得主，他完全有义务、有责任为对现在还被关在监狱中的另外一位诺奖得主发出呼喊。” 夏业良指出，中国官方称赞莫言是人民的作家，但莫言缺乏的正是一位人民作家应有的基本良知。他说：“他这么多年来，无论对‘六四’，还是对中国官方打压的各种事情，没有公开表达过抗议。所以我们不是在这个时候向他表示祝贺，反而要求他有一个作家应该有的基本良知。莫言如果以前没有做到，我们希望他今后在有生之年，真正对得起诺贝尔文学奖的声誉。” 以上是特约记者CK发自旧金山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