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

杨帆们的直言与苦恼 —— 点评《杨帆总结：重庆做得不错，但理论定位有误(摘)》 作者：应学俊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1-15 本站发布时间：2012-1-16 0:00:37 阅读量：2次 　　(原创：杨帆等 / 点评：应学俊) 　　【本博按】杨帆，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博导，《重庆模式》一书第二作者。近在杨帆教授的博客上读到一文，文题即如本文副标题。读来颇有意味，也揭示出一些“重庆模式”喧嚣的幕后故事(见原文网址)。于是再次想起张明教授的那篇《多情总被无情恼》。笔者感到：杨帆教授是否应当好好考虑一下，重庆为何在理论定位“有误”的前提下却能“做得不错”?“行成于思”这一客观规律杨帆教授忘了?有什么样的思维和意识形态才会有什么样的行为，难道不是这样吗?“理论定位有误”是否即意味着指导思想有误呢?难道“理论定位”是文字把戏，可以与实际思维和意识形态游离而随便定位?是否应当将“理论定位”用更通俗而确切的“指导思想”来表达?我们如何理解在一个“有误的理论定位”指导下却出现正确的决策和实践?所以，“做得不错”与“理论定位有误”本身是不是自相矛盾的说法呢? 　　杨帆教授文中说“重庆2011年上半年犯理论错误”，其实从文中不难看出这“错误”实在不是什么“理论定位”问题，正是一定的观念所决定的行为实践。此文向我们透露出重庆官方逐渐强调“我们从没有搞什么‘模式’”的实际原因，是颇有意味的。 　　杨帆和萧功秦教授都声言“超越左右翼”，其实，绝对的左或右是没有的，同样，绝对不偏不倚的中庸也是没有的。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看看杨帆教授等学者(故称“杨帆们”)的直言，细品他们的“苦恼”，绝对是有害无益的。本博写点名为“点评”的东西，其实也只是读杨帆们的文字时自然的联想而已，无法与学者们高深的理论同日而语，只能算是“黑板上的字”——不算数的随时可以删除或修正——罢了。仅供参考。 　　为便于阅读，标题与突出显示，当为本博所加。本博点评内容放在“【】”内。特此说明。 　　—————————————————————————————————————————————————————————————————————– 　　● 重庆官方对“重庆模式”从宣传到不接受冠名 　　我觉得今年思想界是很大进步，我们这些人从插队的时候，80年代，甚至更早能够追溯到文革时期，有共同经历，会有共同语言，可以超越理论分歧。左翼黄纪苏，右翼李盛平，都对超越左右抱悲观态度。我说你们少看点网上的匿名骂街，那不是主流。我们这几个人开了一年的会，为什么可以代表主流?因为我们代表了“沉默的大多数”，而网络放大了左右民粹的言论。如果真的选举起来，我看他们都选不上。 　　今年一个是刚才木生提出新民主主义。钱理群的文章值得重视，他很重视今年中国的思想界，把这个会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件。 　　第二件是关于重庆模式的讨论，2010年我用了一年的时间筹备，先是请苏伟到我们政法大学讲，让学生整理记录，请他修改以后上网。以后连续发表他的讲话，逐步形成气候。他们在重庆那边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最后我说，书一定要出。你们实在不敢，我自己署名。最后是因为苏伟几次接见外宾，谈得不错，最后下决心署名。我对重庆一报社说，这是第一本全面总结重庆的书。最后在中国经济出版社强烈支持下，出了《重庆模式》。 　　【点评：苏伟教授领衔署名是恰当的，因为苏伟是重庆市委党校《探索》杂志主编，客观上一直是“重庆模式”推广宣传和理论阐述的领军人物，到大学多次演讲并接待外宾阐述“重庆模式”。重庆市委党校在网站院校介绍上开宗明义指出，重庆市委党校是“……重庆市委、市政府的重要部门”。因此苏伟教授应邀到全国许多地方宣讲“重庆模式”，领衔撰写此书，似不应视为重庆市委以外的纯民间学术行为，也不可能不汇报领导并获得同意，否则，重庆市党的宣传纪律也就过于涣散了，这不符合中共一贯的做法。】 　　这是第一本全面已经(似乎应为“阐述”)和肯定重庆做法的书，但重庆领导却不满意，多次声明没有什么“模式”，甚至连我们的好心也不买帐。 　　【点评：重庆也就是最近一年内“声明”过，应当是出于某种策略的考虑而刻意回避这一冠名，因为作为“市委、市政府的重要部门”的重庆市委党校就在一两个月前还召开了“重庆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讨会，市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清明还发表了讲话，声言“重庆模式是否具有普世价值，从而在全社会推广，还需专家学者们的论证和探讨。希望学理支撑能够转化为路线、纲领、方针和政策……”2011年5月20日《重庆日报》还以“黄奇帆向日企推介重庆‘模式创新’”为题，报道了黄奇帆的系统讲话，重庆党报发表市长如此讲话，其稿件不可能不经过重庆市委、市政府尤其是黄奇帆市长本人审阅。这些，与重庆政要在与媒体面对面时否认提过“重庆模式”是自相矛盾的。(详见笔者拙文《从重庆政要回避“重庆模式”说起》)】 　　● 2011年，重庆领导在理论方面有摇摆有偏差? 　　2011年重庆领导在理论方面有摇摆有偏差。他们不应该和“三类左派”搞那么近。本来2011年2月我们的书出版以后，他们就应该采取我的建议，向右转一下，宣布进行民主法治实验。结果，他们在抓李庄受所者(应为笔误，这里不作修订)以后，就去和“三左派”靠拢。这就进一步引起了右翼方面更加猛烈的攻击。最不利的是，引起了中间派(我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的疑虑和不信任。这可不是当年毛泽东的作风。连我们这样的中间派，甚至在最困难的时候支持他们的人都不能团结，怎么能不犯错误? 　　【点评：公然说重庆领导理论上有偏差，再联系下文说到的那些问题，这样重大的问题也是你们可以“说三道四”的吗?你有什么资格说薄熙来为首的重庆领导理论上有摇摆或偏差呢?这样的“说三道四”份量也太重了点啦!难怪杨帆等辛辛苦苦为“重庆模式”作传，却据说不大受重庆欢迎。(但似未见苏伟教授有此一说),何故?——不过杨帆说的“和三类左派靠拢”倒是有许多佐证的，也道出了重庆很有意思的行为逻辑或思维逻辑。——而重庆领导对“杨帆们”因部分观点不同而不待见，确实有点傻啊，“统一战线”是共产党克敌制胜的三大法宝之一，重庆政要忘了啊。薄熙来似乎应当反省一下多次向媒体宣示“我们唱红打黑不怕说三道四”的心态和必然造成的谁都不敢、不愿提出不同意见的后果了;此外，不说杨帆们是支持“重庆模式”的，即使对不同的政治见解，薄熙来等是不是也应当看看马英九是如何对待竞选失败对手的批评意见的?不管是不是表面作秀，至少他敢于面向对手和公众表示蔡英文、宋楚瑜对他的诸多严厉批评他会认真考虑其中正确和合理的方面。其实，即使是这样的“作秀”，也还是需要一些胸怀、一些政治智慧和修养的。难道不是吗?】 　　于是有胡七一讲话，有朱榕基回忆录出版，加强了“继续改革“的反左话语。迫使使重庆向民主法制改革方面转向。苏伟说重庆早就在设计民主改革方案。我说那太好了，薄书记真是全知全能啊，不用咱操心，让右翼的张鸣挖苦咱们的话就是“多情总被无情恼”。即使如此，我还是认为现在宣布民主法制改革晚了半年。且以后的发展方向是不确定的。 　　【点评：不管杨帆所言是否确实存在那样的因果关系，但多少透露出一点内情，客观上也透露出受到苏伟、杨帆等学者支持的“重庆模式”实际存在的问题。杨帆在关于民主法制方面所说颇为中肯。但为什么会“晚”?这不能说不与主政者的指导思想或如杨帆所言之“理论定位”有密切关系。还是那句话，“行成于思”是亘古不变的客观规律。】 　　出版社在出版《重庆模式》以后，在宣传上遭到巨大困难，北京各大报纸刊物都不敢碰“重庆”事情，讳莫如深。知识分子，上海，广东，一片反对。那个时候我们真是为重庆仗义执言，现他们这样对待我们，是非常不公正的。这也是重庆2011年上半年犯理论错误的一部分。或许他们自己不是有意的，至少说他们不了解北京的理论生态，还是搞行政挂帅官本位，以为请了社会科学院，人民大学校长，国家行政学院，就能代表理论界了。结果是被“三左派”趁虚而入——老左派，新左派，文革派。这也就引起了右派极大的反弹和中间派的不安，直至引起了中央的不安。 　　【点评：我们不知杨帆所言“引起中央的不安”实指何为?但我们相信杨帆未必会空穴来风地乱说一气。这就难怪重庆一二把手一致改口说“我们从来没有提出搞什么‘模式’”了。此外，杨帆所说“还是搞行政挂帅官本位”，这倒是点中重庆发展实践中的要害问题之一了。】 　　现在纠正还不算晚。看他们2012年怎么干吧。 　　● 超越左右翼：“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 　　我和箫提出“以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就是要打破左派抓话语权，和右派的虚无主义。承认重庆模式和中国模式的存在，以正确的理论去研究它。比如，以区域经济学来研究重庆的发展，以政治学社会学来研究其政治改革与社会管理。用意识形态方法，解释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斗争，共同富裕的新阶段，是错误的，这样会继续激化中国社会矛盾，加深社会分裂，对中国和重庆自身发展都极为不利，甚至走向错误方向。 　　【点评一：所谓“重庆模式”亦即重庆的施政实践，本来就是意识形态浓厚的实践，从重庆主政者的多次讲话中可以看出他们的思维方式充满着“姓社姓资”的对立与不可调和性;而“唱红”和“唱读讲传”更加是意识形态化，且薄熙来就是声称“精神变物质”的，重庆媒体也确实不止一次报道过“唱红”治好了某人的病等等，更有甚者，“唱红”还夹带了“语录歌”和高歌“你的革命路线永远指航程……”一类文革的东西。“打黑”固然必须，固然很好，然而如“重庆模式”研讨会上李伟东所言：一下就抓了5万“涉黑”嫌疑人，最后也只判了1万7千人。笔者认为，假设这1万7千人判得都准，那么一开始多抓了3万3千人就难说没有扩大化和滥捕之嫌，无法不使人联想到“镇反”运动和文革中“一打三反”的高压态势形成的“红色恐怖”的场景。也正如李伟东所言：“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超越法治，人治更大，或者地方放大执行的问题，五万人判了一万七，我不相信三千多万人口的一个地区，就重庆市或者整个地区一下能抓出五万黑帮或者说一万七千黑帮都是有罪判定，这里或重或轻都有问题”。 　　而研讨会上张木生说“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大家都很清楚，所以我当时跟他们交换意见，我说唱红也好，英模团也好，这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长期存在而且实践证明，就像做毛主席像章一样，会越做越大，最后像锅盖一样，会起反作用，不能作为一种发展趋势，真正当饭吃的不是这个东西，而是一种新的文化创新。”——薄熙来是“不怕别人说三道四”的，张木生此言薄书记大约也难于进耳。现在杨、萧教授却要“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用心固然良苦，提法也真的颇有创意，但我国是把意识形态规范及一元化的要求写入了宪法的国家，中央领导也多次重申几个“决不搞”，而实践证明意识形态实在也是薄熙来重庆施政的重要核心。杨、萧教授要“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这岂不是缘木求鱼?】 　　【点评二：当然，学术研究应当无禁区，杨、萧教授肯定可以继续”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研究重庆模式“，但笔者不禁又想到，你研究对象的首创者、实践者都不认可你的冠名和研究，认为事实不是那样的，你的研究还能站得住脚，还有意义吗?但是，他们自己的市委党校自然可以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来继续研究所谓“重庆模式”的，甚至再开“研讨会”——只不过，再开研讨会时可能要把“重庆模式”改为“重庆探索”了，否则薄熙来书记真的要批评他们的政治敏感性和觉悟了。】 　　我希望重庆领导提高理论自觉。 　　他们有他们选择的自由，我们不指望他们尊重我们。 　　我们有我们的言论自由，会按照自己的思路搞研究，研究重庆和中国模式，不会受他们左右，而且要以正确的理论去概括和影响他们。 　　今年，我们实实在在地做了，也做到了。 　　可以说，重庆的前途以及中国发展的转型，还有许多选择和不确定性，我们尽责任，听天命。 　　【点评：呵呵，但愿薄熙来书记等重庆党政能够“被影响”，因为与现在相比，那样对于重庆发展、对于重庆人民多少是更有些好处的。“杨帆们”有着可敬的使命感。但笔者还期盼他们再多几分清醒。】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意识形态与军队属于国家中央政治之单集，若地方有意识形态与军队势必演化成分裂割据。但从在2011年12月23日召开的“用非意识形态方法看待重庆模式”研讨会上，我却发现“此地无银三百两”。据萧功秦先生在此次研讨会上透露：重庆公安局曾以官方名义隆重接待《乌有之乡》，在电子屏幕上公然打出“热烈欢迎《乌有之乡》及各界红色网友莅临重庆公安局”。再就是2011年上半年上海开了一个“重庆模式”的研讨会，这个大型研讨会把一大批文革左派请来了，张宏良作为会议的参加者，在博客中是这样强调自己在会上重要性的：“我被安排在主席台就座，后来我因故没有上去，安排我靠前发言，另外让另一个左派XXX做总结性的发言……在这个会上还专门邀请了毛主席生前就名动天下的一些著名学者（指戚本禹等人）在前排就座。”《乌有之乡》是左的重要大本营，上面一些丧心病狂攻击改革开放、诽谤党和国家领导人之言论，完全是左的意识形态那一套，早就超出了言论自由的底线，张宏良则是其中的著名极左人士，上述做法自然是向社会上传递了一个信号，那就是重庆是左派的政治后台。这是一种极其严重的政治事件，为什么上面就没有任何人去追究？若加分析只有几种可能：或是中央高层中确有左的思想回潮；或是中央高层中有人想利用左的思潮平衡、抑制右的思潮；或是中央高层已达不成共识而无人敢问及不了了之。早在1998年，曾经任职《人民日报》的马立诚先生出版的《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一书中，就曾披露过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始在上层与下层之间的左右思想交锋，及其对中国改革的影响。只是未曾料到的是经历10多年之后，左右之争既未见消停，亦未见结论，反而是愈演愈烈之势。 　　现在重庆的“唱红”使得一些左派把重庆看作是自己信仰的化身，重庆在他们眼里简直成了圣地“延安”。当然，这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其实重庆并没有那么多左的色彩，是一些左的人士误读了重庆，把重庆所没有的东西附丽到重庆身上去了。但对此在政治上我们切不可书生意气，评判“唱红”不能仅凭主观想象上的一些良好愿望或动机，而不看其客观上的许多负面效应，如重庆动用了一些左的意识形态（毛泽东迷信或崇拜），使人们谈到重庆时无不忧心忡忡，总觉得重庆搞的那套是要搞文革复辟，有学者甚至公开说如果薄熙来上台，中国将会是一场文革式的大灾难。应不可否认重庆的“唱红”已形成相当声势，各地争相效仿，以致波及京城，对以改革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大有“喧宾夺主”之态。我们的改革事业远未成功，我认为“唱红”社会上从来就没有人禁止，也用不着去刻意组织、提倡，让其本末倒置的道德说教“喧宾夺主”以利益机制为导向的改革核心主流意识形态。 　　在意识形态上，所谓的“重庆模式”与毛泽东一些左的错误思想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毛泽东是中国当代政治绕不开的一座高山，但也不可畏难而迷信。怎样对待和逾越这座高山有着三种不同的态度及方法：一种是左的态度及方法，另一种是右的态度及方法，其最恶劣或最幼稚的代表是“乌有之乡网”和“博客中国网”的“张三”、“李四”们；第三种则是不左不右的正确态度及方法，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都是其一脉相承的坚持者。我们党内于对待毛泽东问题上，持左的或右的态度及方法之人从来就大有人在，而最近似乎有“左的态度及方法”有所抬头之兆象，中央对此应引起重视，再次重提邓小平关于“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方针。左与右都不好，这是常识。毛泽东成功的时候都是既反左又反右的，而他失误的时候则正是偏离了这一正确方向。可毛泽东究竟是一代伟人，与“四人帮”及“乌有之乡”们不可同日而语，在他失误之时仍能保持一份难得的冷静与清醒，从而为邓小平日后的中国“改革”留下了宝贵的政治空间。 　　我对重庆一直非常关注，首先我认为，重庆在中国未来道路的探讨中首先打破了原来那种铁板一块的大一统局面，确实起到了一种先锋作用，客观上对于中国政治发展未必不是好事。关键是要注意到其“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之二重性，中央必须牢牢掌握意识形态与军队，以避免地方及军队分裂割据；并因势利导，在无缘形成意识形态和军队背景且数以千计的县（市）地方、大中型企业、大中专院校……实行自由、民主、法治三位一体的自治，既可使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行政、企业、事业三大领域因此充满活力，更从根本上改善政治治理，遏制腐败与剥削，建立起一种制度性的社会公平正义政治机制，解开“毛泽东情结”，走出“毛泽东陷阱”，将国家引入到一个长远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中。纵观眼下中国之政治局势，左、右两派政治力量都正在想扭转或扭曲“改革”，但皆受到当局者的打压，利益诉求主要还停留在思想言论上，具体实际的政治行动能力尚十分有限。而当局者也被认知所误导，至今仍在过于保守的“政治改革”决策中一意孤行，无法从根本上遏制腐败、剥削，越来越失去民心与激怒“左、右人心”，制度交易费用已难以承受及不能真正完全压服左、右两派，中国政治未来确实有向左或右这两种可能。今年中共将召开“十八大”，决定党和国家大政方针，拳拳之心唯盼中央不要掉以轻心而有所重视。军队与意识形态相类似，望同样引起注意。

我心中的高华 作者：张鸣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1-2 本站发布时间：2012-1-2 2:30:52 阅读量：4次 　　高华走了。他真的走了吗?上个周六，我还在跟他聊，两个多小时，一直在说学术，聊时局，怎么人说没就没了呢?可是，当时聊的时候，分明看见他的病容，感觉生命在一点点离开他的身体。我知道，他真的走了。 　　编辑约稿，我能说点什么呢?长歌当哭，是痛定之后的事，心绪乱如麻，思路根本缕不出个头绪。高华的身影，他的声音，我一生最喜欢听的声音，从早晨到现在，一直在我脑际徘徊。一个正当壮年，一个史学家最好年龄段的学者，带着他满肚子的学问，满肚子的史料和满肚子的想法，就这样走了。 　　跟其他史学界同仁相比，大约跟我出道晚有关，我认识高华比较晚。2003年，我们才第一次见面。那是一次我参与组织的我们系的国际学术讨论会，此前，已经看过他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在会上，我们聊得投机极了，以至于会后，我拉他约几个朋友一起吃饭，席间，在高华的怂恿下，萧功秦先生还用俄语唱了国际歌。此后的来往就比较多了，待得时间最长的，是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同时聘高华和我去那里教半年的书，我们几乎天天在一起，没事的时候，我就去听他的课。跟他交往，唯一遗憾的是他不能喝酒，但是，跟他聊天，每每有醉的感觉。 　　高华是一个温文尔雅的人，待人彬彬有礼。香港中文大学雅礼宾馆和中国服务中心的所有人，几乎都认识他，他对见过的每个人都会招呼到。一次，居然看见他掏出一包茶叶，送给中国服务中心的扫地工，说这是专门给她带的。每次到达和离开办公地，他都会跟每个人打招呼。跟他在一起，每到这种时候，我总是感到十分的惭愧。 　　高华也是一个十分审慎小心的人，说话，做学问都很有分寸感，真正能做到有一分证据就说一分的话。如果跟他不熟，你觉得他是一个严肃到了有点拘谨的人。即使熟了，开玩笑也相当有分寸。上课虽然很幽默，但从不可能让人大笑。不过，我却曾见识过他的另一面，一个开朗，风趣的高华。那是在三年前，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的熊景明女士退休，高华夫妇、秦晖夫妇还有武克刚夫妇以及章诒和女士一起，到昆明去玩，顺便庆祝一下熊景明的荣休。我们每个人都准备了节目，我和高华来了个合唱，唱什么呢?80年代的广告歌——我们是害虫。笑得大家饭都快喷了(在某些人看来，我们的确真是害虫)。唱完之后，我以为节目就完了，结果，他还有余兴，又来了一首50年代的苏联歌曲——记不大清楚了，好像叫做有个大妈叫瓦里瓦拉。唱完之后，大家一直都在哇哩哇啦。 　　高华是个富有才华的史学家，用他的才华求富贵一点都不难。但是，他却选择了一条守着贫寒做主流不喜欢学问的道路。这样的路，到处都是荆棘，随时准备挨刺和白眼。一个在国内985大学做了十几年教授的人，房子很小，走廊过道甚至卫生间都被书和资料塞满。即使这样的小房子，他也是得借钱才能买得起。他生病之后，我们经常开玩笑，说他不该做这样让人难受的学问，老看那些令人悲伤甚至哀痛的材料，应该改道去做先秦史，那里的事比较阳光一点。但是我知道，这样的选择，是他受良知驱使的结果。很多学者都有良知，但良知跟饭碗比，良知跟荣华富贵比，似乎就会有点不那么重要了，但是高华不，他一直在遵循自己良知的召唤，即使路难走，即使因此得了不治之症，也无怨无悔。 　　在他生命的最后三天，我有幸跟他在一起，他用他对学术的关切告诉我，他不后悔他的选择。

从看到高华辞世的消息开始，我心情一直不好。若干年前从萧功秦处得知他得了癌症，也曾去电问过病情，他当时乐观地告诉我，病情现已控制住，他也开始注意休息。此后，我再也没与他有过联系——早在辞国之前，我已被中共全天候监控对象长达将近两年，其时几乎切断与朋友的一切来往，以免牵连他人。这倒不是出于朋友们的态度或暗示，而是我根据中国的政治生态作出的自主选择。 与高华认识大概是在1991年。那一年，许纪霖与三联书店的陈达凯编写一本《中国现代化史》。当时思想界经历了“六四”事件之后的焦虑与傍徨，这一举动算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参与者都很有热情，那年冬天在上海参加会议者有贾新民、孙立平、高华、毛丹等20余位。会上讨论写作大纲时，高华特别认真，提出不少看法，让在座诸人对他的“认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本由许纪霖、陈达凯主编并集数位作者之力的《中国现代化史——1800-1949》后由上海三联出版，似乎当时还获得不少好评。 90年代那10年，正是中国大折腾的时候。学校条件清苦，知识界人士下海，到企业客串，忙得不亦乐乎。我在深圳也换了好几次职业，从政府到企业再到报社，中间还去过广州暨南大学经济系任教，有点时间就做点研究。与学界朋友除了互观文章之外，很少有机会见面。及至与高华再见面时，已经到了2000年。 那年10月左右，我接受南京大学霍普金斯中美文化研究中心的邀请，去了一趟南京。此行见了不少朋友，其中当然有高华。那几天高华正好在中心有课，每天只要有机会，我们必在一起或长或短地聊一会。我们所治之学虽然完全不同，但对中国历史与现实政治的看法却有许多相通之处，因此海阔天空地聊了许多。当时，我们正好各出了一本书。我那本《现代化的陷阱》辗转了14家出版社之后终于在中国出版，而他那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却只能在香港出版，对于中国的“出版自由”、“学术自由”之类的体验自然是同病相怜。我当时的处境已经相当恶劣，除报社被迫将我停职降薪之外，在国内发表文章也不可能，隔壁还住进了“贴身保镖”全天跟踪。就在2000年7月，我还在北京出了一场莫名其妙的车祸，与6岁多的儿子一同受伤。但我不想谈这些徒增他人负担的糟心事情，于是问及他的处境如何？他告诉我，由于董健先生主管南京大学的学术教学工作时，非常开明，力主学术自由，尤其反对以学术观点不同打压异己，因此南大的小环境不错；此外，被视为“国宾”的杨振宁到南京大学之时，受香港中文大学陈方正教授之托，特别在校领导面前赞扬这本书的价值，希望学校善待这位青年才俊。因此，他的处境还算不错，没感受到什么压力，评职称时拿这本书作为成果，没遭到刁难。我很为他庆幸。他顺便告诉我，也正因为南大学风开明，因此这次由钱乘旦教授出面，在南大主校区举办一场我的演讲，由于担心有关方面阻止，决定在当天才发布消息。不过，他的学生告诉他，大家已经先期一天通过电邮互相转告，届时来人可能不少，已经安排了一个大礼堂。 那天在主校区演讲完毕后，我去高华家看望他的夫人与公子。因为是晚上去的，记得是栋老式楼房，进门方知高华的生活很清寒。当时教育产业化还刚开始，学校教师的住房条件差，分给他的住房是一间半房子，当时正在读高中的儿子高欣还要与人合住一间。当我参观到他与同事合用的厨房时，他告诉我，他那本书稿就是每天等到大家不再使用厨房后，在那张小餐桌上完成的。想象着他数年来趴在那张桌子上，每晚就着黯淡的灯光伏案写作的情景，心里不免有点难过，于是半开玩笑说：今后写高华逸事时，一定要将这段故事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这本杰出的著作是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写成的。我还告诉他，因常向国内朋友推荐这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于是内地朋友们理所当然就将找书的任务落实到我头上。我前后总共从香港买过20多本送人。香港书价贵，每本约200元港币。所以我对高华开玩笑：再送下去，我们这些住在香港与深圳的朋友们就要破产了。 我认为《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一本集史识、史才、史德于一体的杰出著作，必定能够留传后世，一直想为这本书写篇书评。但与萧功秦聊及此书时，才发现功秦才是此书的真正知音。一谈到这本书与高华，他满是惜才之情，甚为推重。我想，我非历史学者，即使写书评，未必能写出功秦的专业水准。于是只在那篇《历史的吊诡》（《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的后记）中简单介绍了这本书的存在与我对这本书的一点理解。以后我看到功秦写的“拒绝残酷的美丽——评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来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一文，很庆幸自己没有写，因为无论如何，在评价高华这本呕心沥血之作上，我不具有功秦那种专业眼光与评述能力。 那几年，高华常去香港中文大学访问，于是我们还有机会见面。过了大约半年，到了2001年3、4月份左右，高华结束香港中文大学的访问，给我来电话，希望在深圳停留几天。他是一个很少有玩兴的人，有散散心的心情实属难得。作为朋友我自当接待。但我当时每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黑名单。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说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容易被“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动。 2001年6月我被迫辞国，大概是8月初到国会参加了一场有关中国新闻自由的听证会。高华其时在香港，听到这消息，于是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原来朋友们设想过两三年环境宽松些之后，你还能回来。但你到美国国会做证，就不能回来了。”言下颇有惋惜之意。我当时因为刚结束长达两年多的受监控生活，甚是疲累，而且知道凡没有这方面体验的人，无法体验其中的痛苦与无奈。于是简单告诉他，我既然出来，自然不作短期内回去之想。我理解高华的心思，因为好些朋友都曾说过，一位学者离开了自己植根于斯的土地，有如树木被拔地而起，将失去学术生命。我自己也曾犹豫过，只是在2000年7月那场带累了儿子的车祸之后，我才下决心离开。作为母亲，我至少得对儿子的生命安全负责。 我与高华的最后一次见面是2002年6月中在美国夏威夷。当时，二十一世纪中国基金会在美国夏威夷大学举办了一场《中国的教育发展与民主化》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美国各地的20多位专家学者参加了这次会议，我与先生程晓农也一道与会。我们到达时，高华与朱学勤已经先一天到达。旧友重逢，自然非常高兴。在数次或长或短的谈话中，他的一个观察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学界人士正流行将体制外积累的资源（即声誉）化为体制内的资源（即职称、待遇等），而且这是校方与学者本人都很乐意接受的局面。此后中国知识界的情况证实了高华这一对现实的敏锐观察。这次会议还让我有一个收获：就是亲身见识了高华的演讲才能以及他驾驭史料的高超能力。高华在会议期间共做了两场主题演讲，一个是“革命时代的延安教育及其对建国后教育的影响”，另一个“从20世纪初教会学校的历史看外资办学的前景”。这次研讨会上口才极好者不在少数，吴国光、朱学勤就是善于驾驭演讲的高手。尽管高手不少，高华那张驰有致，条理清楚、言之有物的主题演讲还是让与会者强烈感受到他的学养之深厚。 高华是个极为看重友情的人，偶尔表达，总让人感动。那次在夏威夷开会，学勤与晓农曾见过面，高华则是第一次见到他。临别前，高华悄悄将我拉到一边，对我说：“这次见到晓农，我放心了。他是个谦谦君子，你们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此后多年我们只在闻听他生病后去过一次电话，但互联网时代，因常能读到彼此的文章，也不觉其远。昨天晚上，我给高华家打电话时，接电话的是他的公子高欣。我向高欣做自我介绍时说，“你可能不知道我，但你妈妈会记得我，我叫何清涟，是你爸爸的一位老朋友，现在住在美国，因为某种不方便，很少与你爸爸联系”，高欣立刻回答，“我知道，你是何阿姨，十多年前来过我们家。我爸爸常常提到你。也很理解你没与朋友联系的原因。”我努力克制着自己，才算是说完了几句安慰之词。晚上，竟终夜难眠。 高华英年早逝，于中国的史学界与思想界，是痛失栋梁；于我来说，是痛失良友。怎样来总结他的研究于中国历史学的意义呢？网易微博上，我发出一条“悼高华”的微博后，有一位网友回应说，“高华有如历史黑洞中的萤火虫，如今飘然而去”。初看这句话时，我楞了一下，怎么就是一只“萤火虫”呢？但转念一想，觉得真是酷评，相对于中国那长达五千余年的漫漫历史，相对于那充满了谎言与文饰的历史黑洞，高华对中国共产革命那段特殊历史的分析，不就象是一只萤火虫吗？不仅是他，还有我，以及其他同代学人，如果都能够象一只萤火虫那样发光，也许今天的中国会多些光亮。 2011年12月29日写于美国新泽西家中

但我当时每天出入都有“尾巴”近身“保镖”，与谁接触就给谁带来不便，弄得不好上Black List。这情况也不好对高华明说，于是我让他等电话。然后我请同住一城的朋友刘申宁帮忙接待。申宁待朋友颇有兄长之风，多年浸淫近代史。他知道我当时的处境，且听说是接待高华，乐意代劳。高华从刘申宁那里听说了我的情况，但还是表示一定要见见我。于是申宁安排了一家生意极好，客人甚为拥挤的餐馆，方便我们说话且不容易被“保镖”听清楚。席间，高华说，虽然知道你的处境不好，但不知道到了这个地步。你怎么办？我对他说，正在联系出国访问。详情就不谈了。看到他那一脸焦急的样子，心里不禁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