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瀚

编者按：最近许多朋友前往山东探望大家敬重的一位盲人、农民、民权行动者陈光诚。去年他出狱以来，不仅未获得自由，反而他及家人被监禁的程度升级了。而目前光诚已经便血，身体极为虚弱，孩子已到入学年龄，然而无休止的监禁让其无法获得正常的医疗，孩子无法获得正常的就学。为大家探视的热情所动，我将自己三年前，即2009年3月8日探访陈诚家的记录再次贴出来。供大家了解光诚，了解这一切。 　　这几日，在山东的采访很不顺利，许多当事人怯于种种压力不敢说话，更不敢会见记者，我被搁浅了。 　　今天是3月8日，星期天，工作已经无法开展。想到身陷牢狱的陈光诚家在山东，我便想了却一直以来的夙愿——探望在监狱里的光诚，看望他的妻儿老母。光诚是我在当下中国所最为敬重的人。 　　我与光诚四年前便认识了，记得2005年秋的一天，在北京，被妻子牵着双目失明的光诚与我在一间咖啡馆见面了。握手时，十分有力。清瘦、温和、坚定，还有他那着色极深的墨镜以及简朴的着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当时光诚正在致力于当地计划生育中野蛮行为的调查，他们夫妻俩期望我给他们讲讲新闻调查的主要工作方法，那天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交流的十分愉快。在此之前，我便知道他，好多要好的朋友介绍过，从一些相关的资料里我也读过他的许多事迹。 　　陈光诚，1971年出生于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双堠镇的东师古村。一岁时，因病导致双目失明。18岁之前未上过学，1994年开始，他先后就读于青岛盲校、南京中医药大学。期间他自学了许多法律知识，进而走上依法维护民权之路。 　　——根据1991年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残疾人可减免税收，但直到1996年临沂政府依然在向残疾人征税，陈光诚与当地政府多次交涉未果，1996年寒假，到京上访。此后，临沂地方政府根据上级批示，终于表态要停止向残疾人征税。 　　——1997年，东师古村开始实行两田制，加重了村民的负担，陈光诚通过《半月谈》了解到上级政府不允许搞“两田制”，1998年夏，他到京上访，最后终于中止了村里的两田制。 　　——根据《残疾人保障法》第44条的规定，残疾人可以免费乘坐地铁。2003年9月，陈光诚在北京乘坐地铁，检票员以其没有当地的盲人免费乘车证为由，要求其购买车票。陈光诚而后将北京市地铁运营公司告上法庭，并获得胜诉。通过此案，终于使外地盲人也可免费乘坐北京地铁。 　　这些年来，当地村民每每遭遇不公、权利受损都会来找光诚，不仅残疾人在找他维护权利，很多身体健康的人也不断来找他维权。对此，光诚不仅来者不拒，而且主动的帮助更多乡亲，共同捍卫法律尊严，守护公民权利。于是当地村民都称他叫“陈律师”，其实他是没有律师资格证的。 　　2005年秋，他来北京时，在一次会见外国媒体的过程中，被山东警察强行抓走。之后软禁在家。2006年3月被临沂警方带走，从此与外界失去联系。2006年8月24日，沂南县人民法院以故意破坏财产和聚众扰乱交通罪，判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有期徒刑四年零三个月。 　　也是这一年的5月，陈光诚被美国时代周刊评选为“影响世界的100人”，其中华人仅仅5位，包括国家总理温家宝、环保人士马军、著名电影导演李安、时任国美电器总裁的黄光裕。 　　此后，有许多朋友前往沂南，但都很失落的回京。好几次，我欲前往探视均未能成行。后来听到朋友们讲，连同看望家人都进不了村庄，别说到监狱去探视光诚。 　　我想，光诚在里边已经关了好几年了，沂南应该十分“和谐”与“平静”了。 　　探 望 　　3月8日一早，我带着我的学生周福志，在山东当地两个朋友帮助下，驱车前往沂南县。 　　光诚家有老母，还有两个分别为四岁与两岁多的孩子，我们便购买了许多食品以及孩童玩具——去看望朋友的家人。 　　路上有朋友还打来电话，期望我带一些钱与他们，其实我早有准备了。 　　14时15分左右，车行至205国道距离孟良固约5公里的地方，看到路边有许多人似乎在等车，便停车问路，没想到这个路口便是光诚所在村庄的进入路口。我们刚刚调转车头，路口上坐着的一个体格彪悍的中年男子便敲击车窗，问：“你们是来干啥的？”我们说：“不干啥。”他再问，我们不予理睬直接前行。车驶出不远，就发现那男子骑着摩托跟来。 　　这一举动让我感到有些不妙。来此之前我已预料到见面会有些风险，考虑到光诚妻子袁伟静的手机很可能已被监控，为能够顺利见到他们，我便没有电话联系。 　　我们快速行驶，开出不到300米便进入村内。看到前边有一老大爷坐在路边，驱车问询陈光诚的家在哪里，老大爷告诉我们就在车后面三十米处的一个小巷子里。在我们掉头时，那位摩托男子也已赶到，立即询问那位刚和我们说过话的老大爷，随后开车紧跟上来。 　　围 攻 　　车在那个巷口刚停下，摩托男子即上前挡住车门，问：“你们干什么的？”我们说：“不干什么。”他又问：“到底是干啥的？你们不能去！”我们说：“我们来看看亲戚关你什么事。”下车后，我们打开后备箱将食品提出来。 　　那位摩托男子开始在旁边打电话，看见我们提着东西过来，他又拦在我们面前，说：“你们找谁？不能去！”我说：“你有什么资格拦我。”他说：“我是这里的，这是我们的规定。” 　　转眼间，从巷子里出来四五个男子，纷纷问我们找谁？我说：“我找陈光诚，怎么了吗？”一个体型高大的胖男子说：“不能去，你们走吧。”他一把推得我后退好几步，之后立即问我是不是想打架？我说：“你们是什么身份？凭什么拦我们。”他说：“我们就是这村里的，不让你见，就是不能见。”摩托男子说：“你们不知道他是怎么回事么？还敢见，赶紧走！” 　　我说：“我怎么不能见？”男子说：“你到底是谁？”我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怎么了？”他们对我的话没有回应，反而笑了起来，更加放肆的围攻我们。 　　其他三个人也从一开始就被他们分开分别推搡，逼着我们步步后退。不知何时，对方又有四五个人赶来。我的学生周福志被他们一位新加入的瘦男子拉扯到路边，和另一位男子一起推着，口里还说着想打架是吧？我的学生几次险些被推倒。另外两名同行人员也被分别推搡围攻。 　　胖男子、摩托男子和另外几位男子继续推我，力度越来越大，几次险些打到我的肩膀和头部。我被迫转身，他们在我身后继续推搡。我的学生前来阻拦，又马上被另外几位男子扯到一旁。 　　我的学生提着一箱牛奶说：“这样吧，你能不能让他爱人出来，我们把东西给她就走。”一名男子说：“不行，不能见，你把东西给我们，我们给她。” 　　我们的司机也说：把家属叫出来，我们给过东西就走。但仍被拒绝。 　　因为担心把东西给他们能被转送到光诚家人的可能性很小。我们继续给他们讲理，希望能亲手将买的东西送到家属手中。 　　后来打算交给光诚的邻居让其转交，但我们每个人都分别被几个男子拦着不能靠近周围村民。 　　我们被推的只能后退，他们十多个人看我们退了，有些得意，说：赶紧走，不走想打架是吧！那位一直推搡我的胖男子把我扭到车的左侧，又有其他人围了上来。我们的另外三个人也都被推回车旁，被迫把东西放回后备箱。 　　此时，离我们进入此村仅仅过去了十多分钟，但我们已感到将东西送给光诚妻子希望渺茫。如果继续逗留，他们对我们的围攻将会更加激烈，如果我们四人中有一人忍不住稍微还了一下手，可能会引发他们肆无忌惮的疯狂殴打。 　　情况非常紧急，司机及学生不断叫我撤离，叫我赶紧上车，但是殴打还是开始了。 　　被 打 　　我被他们推搡到汽车右侧，右侧两个车门早被司机打开了。在我上车的同时那个胖男子在我身后面狠推了一下。我与学生周福志一前一后刚刚上车，那个胖男子一脚便踹到我的胳膊上，口里说着：你走不走，走不走！接着他又弓下腰，一拳向我脸部打了过来，我用右臂一挡，这时汽车已经向前行驶了。 　　与此同时，我的学生坐进车内，那个一直围攻他的瘦男子说：还不走？想打架是吧？随后对他连踢两脚，我的学生非常生气地看着他。那男子说：你看什么看！看什么看！然后又一拳打到他的胳膊上。 　　汽车走出十多米后，我们才将车门关上，而这个过程中，这些人一直跟在车后追打着。 　　我们发现，他们有人不停举着手机在打电话。司机说，不好，他们可能再叫更多的人来围堵我们！ 　　我们把车开出路口，只见有三辆摩托紧随车后赶来。 　　电 话 　　14点30分，我们离开村庄，汽车朝着沂南县城的方向驶去。车行约两公里，我第一次拨通了光诚妻子袁伟静的电话。一方面是希望能够见到她，将东西和一些生活费交给她；另一方面是告诉她我们已经在村子附近了。 　　话筒响起伟静的声音，我说：“喂，伟静，我是王克勤。” 　　她说：王老师，您来了。 　　我说：“我来看看你们，刚才已到你家门口，但是被一帮人打出来了。” 　　她听后显得很恐惧，说：“王老师，你们没事吧？” 　　我说：“没事，就是挨了几脚。” 　　她说：“王老师您不知道，这些人在我们家已经一年多了，去年初有人来看我都被打走了，有几位都被打伤了。你们赶紧走吧，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马上会有没有车牌的汽车赶来追打你们的。” 　　我问她是什么人，是村领导还是村民，伟静说：都不是，是社会上的闲杂人，一共22个。每天有11个保持24小时监视我们，轮流值班，从不间断。 　　我非常吃惊。伟静接着说：我们家附近全是他们的人，每天村口有两人把守，凡是来找我们的根本进不来，您是09年以来第一个来看我们的，能进村已经很不容易了，刚才您所处的位置离我们家估计只有十多米吧。平时，我们不管外出买菜还是下地干活，都有人跟着、都有人看着，到了晚上还蹲在我们窗外听墙根。 　　我简直无法相信，光诚的家里住着母亲、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一个4岁，一个两岁)，全是老人、女人和孩子，天天竟是如此的境地。 　　我说：伟静，我知道了。今天给你们带了点东西，刚才被打出来，我们进去是不可能了。你能不能想办法出来，咱们在孟良崮见个面。 　　伟静回答说，尽力想办法。 　　挂掉电话，我让司机掉头回孟良崮。 　　可刚掉头没走多远，就发现离我们二百多米的前方停着两辆摩托。 　　还正如袁伟静所说那些人不会放过我们，会一直跟踪的！我很是震惊，情况之恶劣超乎了我的想象。山东当地的朋友十分紧张，不断要求我尽快离开。我只好让司机重新调头，向县城方向驶去。 　　之后，我又拨通了袁伟静的电话，告诉后面有人跟踪，我们无法见面了。伟静听了非常担心，说：“王老师，你们赶紧走吧！快点离开山东，再也不要来看我们了。”她一直重复着让我注意人身安全赶紧离开山东的话。 　　挂上电话，我沉默了很久。接着又拨通光诚的哥哥陈光福的手机，想问他是否在县城，如果在，我可以把东西送给他，让他转交给伟静他们。 　　不过，陈光福的回答让我再次震惊。他说：“王老师，你们赶紧走吧，不能给你带来麻烦了。上次我与母亲在一家小店和来看我们的人见面，没想到被跟踪的人发现。结果那家小店立即就被查封了，并被罚款2万块。因为我们的事让不相关的人遭殃，太不值了，你们一定要非常小心。” 　　我们仅仅只是想看看他光诚的家人，把一些孩子吃的零食、几件玩具，还有给老人买的牛奶和水果和一些生活费交给他们，竟然无法实现！ 　　此刻司机提醒我系好安全带，他发现后面的摩托又跟上来了。 　　逃 离 　　车在路上快速行驶，丝毫不敢减速。从袁伟静和陈光福的语气中，我知道他们对我们人身安全的担心程度。那些围攻殴打我们的人肯定会上报情况，沂南县城会不会被堵截？司机十分担心，决定绕道行驶。在路过张庄镇路口的时候我们转向南前行，并一口气沿着一条崎岖的山路驶去，但前行道路不通。 　　山路旁有几堆小山一样高的石料堆，前无出路、后有追兵，我们只好悄悄把车停在一座石料堆后面。 　　路旁两辆卡车正在将石料装车，不时扬起满天灰尘。 　　我们坐在车里，回想着刚刚发生的事情，没有人愿意开口说话。 　　我们必须尽快离开山东！ 　　然而往县城方向走，司机最为担心是被当地警方扣住；往后退，距离双堠镇更近，虽然有一个路口可以上高速公路，但是司机担心被他们的人管制了。最后，我想到2007年在山西逃脱黑煤窑打手追击的办法——扮装婚车！ 　　于是立即派福志独自一人徒步数公里赶往国道，赴县城购买婚车车牌贴。一个小时后，即16时30分，福志回来了，我们在车头车尾贴上了“百年好合”、“永结同心”，将车牌遮挡了起来，车前玻璃上还贴上了大红喜字。 　　之后，我们顺利的离开了沂南县境，晚上20时许我们离开了山东地界。随即，致电光诚的妻子：我们安全了。她告诉我：“此刻我又被三四个人围着，没有办法与你说话，你们安全离开，我便放心了，我非常担心你们为了来看我们而受到伤害！！” 　　即使光诚犯了天大的罪，也不能将他的家人全部监禁起来呀！！！ 　　即使光诚犯了天大的罪，也不能不让朋友去看望他的家人呀！！！ 　　伟静说：“我一个女人，我一家全是女人，他们要动用11个壮年男子24小时不间断看守着我们，围着我的家园，这日子怎么过？？更可怕的是经常晚上听窗根，我房间窗台都被爬的光滑发亮！！” 　　“很多很多人都有这种想法，都在讲这个社会如何如何不好，多么多么黑暗，都在说着同样的话。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什么？哪怕只说一句公道话，干一件公道事；哪怕把这个社会不好的地方，改变一点点，尽一点点力也好。假如人人都能这样，那我们的社会肯定能改变。”——陈光诚 　　必须有人为那些沉默的老百姓争取权利，我想那个人就是我。——陈光诚 　　一个盲人，却以正常人罕见的勇气和执著，坚守良知主持正义，为了别人的自由和尊严而抗争。他身陷牢狱，不是一个盲人的悲剧，而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悲剧。——张思之律师 　　天下事最不公正者莫过于司法不公，而从事维护权利、推进正义事业之士反遭法律名义下的压制迫害更是一国之耻辱。陈光诚先生给临沂更给这个民族带来了光荣，而眼下对于他和他的家人的迫害不仅是对于公民法律权利的悍然侵犯，也让我们的国家蒙羞。我们呼吁：立即释放陈光诚先生，赔偿他及家人的损失，并追究所有肇事者的法律责任！——贺卫方教授 　　让他们这些起而行的人孤军奋战，是社会的耻辱。——萧瀚律师

萧瀚 　　 　　今天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100周年纪念日，纪念这个日子，是纪念我们也曾经有过一场真正的革命，试图建立过一个自由民主宪政共和国。无论如何，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从来都是纪念一个历史时刻的重要内容。 　　 　　研究辛亥革命的文献汗牛充栋，各种启人深思的洞见也不少，本文只是一篇短论，假定阅读者与我共享一些基本的历史常识（当然，这种历史常识不会是以撒谎为业的垬教科书里的历史），因此本文只有观点与分析，不进行罗列史实的论证，最多只是像孟德斯鸠写《论法的精神》或《罗马盛衰原因论》那样以论带史。 　　 　　一．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辛亥革命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其真，真在革除和新建的主目标都是制度，而不只是一个皇位。它要革除的是专制，代之以民主制；要革除集权制，而代之以分权制；要革除无限权力制，而代之以有限权力制；要革除集权君主制，而代之以无君共和制。这样的革命为中国自古所无，要说开天辟地，辛亥革命才是一场真正开天辟地的革命，在整个中国数千年历史上具有最高地位。辛亥革命之前的中国传统，在政治上可以概括为“四暴传统”，即由“暴君暴政暴民暴乱”构成的历史鬼打墙，历代中国有暴动，无革命，推翻旧暴政，建立新暴政，回环往复。辛亥革命也开启了革除这一腐朽传统的电门。因此，辛亥革命，无论其后来的成败，都具有崇高的历史地位。 　　 　　二．辛亥革命的历史条件 　　 　　后人常诟病辛亥革命后来的失败，其实，一场革命的成败既取决于革命者的素质，也取决于一些神秘的人力不可控的因素，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革命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由于数千年的奴役制、专制、集权制、无限权力君主制，要辛亥革命一击而成，一劳永逸地进入自由民主宪政共和制，这个要求显然是种缺乏历史同情的理想，因此，对辛亥革命需抱以连续的不断巩固已有善制的视角才能正确评估它。换句话说，一个行无限君主制奴役制至少2000年之国，要改造成一个真正成熟的自由制之国，若经历数百年风雨，其实是不奇怪的，为此，在充分肯定辛亥革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同时，总结并吸取其教训方面也是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三．辛亥革命诸教训 　　 　　（一）.革命理论：三民主义与三政主义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一纲领性表述通常被认为是三民主义的最初形态。三民主义虽然成书较晚，但在辛亥革命之前的相关宣说，孙中山等人都做了大量工作。 　　 　　辛亥革命的主要目标和对象虽然是制度，但在其造势过程中，并非不可避免地借鉴了西方民族革命的种族主义。“驱除鞑虏”即为一种专门针对满族统治的种族主义思维方式，虽然在辛亥革命最初成功之后，孙中山、黄兴，尤其是章太炎，马上申言革命不是为了杀满人，但这种单篇的文章与演讲，与已经成为标志性口号的“驱除鞑虏”，两者的影响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以种族主义起家的革命，与革命的目标“共和”本身之间存在着严重的逻辑断裂甚至冲突。孙中山后来即使修正其说，弱化反满排满的思想，而主张五族共和的民族主义，但依然有着大汉族心态的种族主义影子（比如孙中山临时政府下“剪辫令”即为典型，与当年多尔衮的“去发令”在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 　　 　　三民主义中的民权部分，孙中山对自由的理解水准之低是令人震惊的，政治自由——至少是因政治自由而带来的消极自由——作为一切其他权利的基础，这是孙中山没有认识到的，即使有严复先生翻译密尔《论自由》为《群己权界》在前，孙中山亦可以说完全不懂何为自由。从他提出“国家自由”这种莫名其妙的概念，就可以知道孙中山为什么会是一个专制者，为什么会倒向苏俄。从孙中山对欧美革命民权成果的低评价中，可以看到孙中山对美国历史和欧洲历史一知半解、生吞活剥，从他对自由（尤其是个人主义的自由）的忽视、蔑视甚至误解中，也能明白他为什么会将人民比喻为阿斗，明白他为什么没有能力区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他对汉密尔顿等美国国父的错误解读更说明了孙中山对于宪政分权的精神内核——“分权与制衡”（这是一种通过权力对抗保障民权的制度技艺）——其实是完全不懂的，所以他倒向迷信万能议会之类的极端民主制也就不奇怪了（他给人民空头许诺了一个完整的主权，并以所谓的权能分离将治权完全交给政府，可见其完全不懂官僚制会蜕变到奴役人民的结果，从而离中国传统官僚政治仅有一步之遥）。至于孙中山革命早期就提出的莫名其妙的五权宪法（在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外单列考试权和监察权，虽有分权之效，却会破坏制衡的目标，从而逆向地降低分权的成效，但这恰是孙不懂的），也是不懂宪政技艺的产物。正如唐德刚先生十分到位的评价“三权已足，五权不够”。 　　 　　孙中山民生主义部分的思想可概括为节制资本和平均地权。平均地权的主张，源于亨利.乔治的学说，是一种介于土地私有制和公有制之间的土地制度，也可算是一种社会主义的主张，这种主张若实行，必建基于个人财产权并不具有完整的私权保护。从这里可以看到，孙中山在土地制度方面的见解依然是权力解决，而非市场解决——市场最多只能是个辅助手段，由此可见孙中山不懂经济学，也不懂得作为必要的恶的权力的限度。至于他提出的节制资本、搞国家资本主义，推崇苏联甚至太平天国的所谓共产主义，显然都是迷信权力无所不能，倒向极权主义可谓其思想逻辑的必然结果。 　　 　　1924年，孙中山还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说。这种观点作为一种社会学分析框架未尝不可，问题在于，孙中山将其作为一种付诸实践的政治理论，因此不但大谬不然，甚至成为他自己苦心经营的辛亥革命的反动。从一种社会走向来看，历经数千年奴役制的中国在宪政历程中可能会经历军政、训政、宪政三步曲当然不奇怪，但对待这种可能现实的态度，应该不是承认其合法性与正当性，而应该是在批判和建设中改变现状，而不是千方百计维护现状，这在孙死后国民党党治中国的历史中可以看到其学说践行于现实带来的侵犯人权等严重问题。 　　 　　（二）革命实践：政治革命僭越社会革命 　　 　　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不是一回事，政治革命家与社会革命家也不是一回事，都不能混淆，一旦混淆，将灾难无穷。做这种区分的原因在于，政治革命的目的是建立保护个体自由与群体共和的制度，它是可以一揽子解决的，即制度是可以建构的；但社会革命是一种零散的而且必须是零散的、间歇的而且必须是间歇的、不可能整体解决的持续过程，这是基于个体的人对于自由和行使权利能力的差异性导致的。但辛亥革命诸贤基本上没有这种区分能力，也意识不到自己的问题。 　　 　　辛亥革命在革命实践中最大的问题就在这里，这也是前述所分析的辛亥革命的革命理论带来的必然结果。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辛亥革命理论家们由于并不深切理解个体自由的价值，也不理解个体自由的差异所导致的社会百态，妄图以毕其功于一役的整全性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解决中国一切问题，这种过于急躁的心态于是带来诸多问题。他们并不明白，自由民主宪政共和政治制度的确立只是社会走向光明与良善的必要条件，有自由民主宪政共和制度之后，需要在巩固这新制度基础上，允许社会以缓慢的步伐逐渐激发人的自由创造力，才能逐步进入良治与自由繁荣的境界。制度对社会的改造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任何社会的自由与繁荣因其必须落实于尽可能多数的个体，制度只是释放正向的自由力量，遏制负面的自由力量，而不是直接创造自由与繁荣。任何妄图以权力遽然改变整个社会的社会现状，几乎必然堕入极权主义恶道。因此革命家最重要的工作，是千方百计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宪政共和的政治制度，并且千方百计地保护已有的该制度，而不是大包大揽，狂妄地自以为救世主妄图解决一切问题。 　　 　　1.君宪还是共和 　　 　　一个国家是共和制还是君主制，本质上并不取决于有没有君主，而在于君权的限制程度。但以孙为代表的辛亥诸贤并未意识到这个问题，且以排满为首期目标的种族主义思路也不可能产生允许保留君主的思想。因此，辛亥革命之后的第一个回合是留君和废君之争，而后则几乎演变为袁世凯一人的决定。袁世凯原本推崇君主立宪，但为了诱人的总统大位，袁世凯对清廷威逼利诱，结果是清帝逊位，临时约法生效，中国改行共和制，革命第一阶段成功。如果袁世凯不接受共和制，那么当时可能是行君宪制最好的时机。中国缺乏全民普遍信仰的宗教（儒学也不是宗教），因此保留皇帝，只要在制度上充分限制其权力，未必是件坏事。当然，行君宪制并非不冒险，因为无论君权是否在制度上充分限制，以袁世凯的权欲，大权独揽必成事实，而直接称帝也并非不可能。废除皇帝之利，在于将来再有人称帝，必成众矢之的；废除皇帝之弊，则在于早期易出现动荡，民心散乱、国家易陷入无序的分裂与混乱（分裂利于地方自治，但若无联邦制易于战争）。从长远看，或许君宪制更有利于国家和民心的稳定，而非共和制，后来的事实似乎也证明了这一点。辛亥诸贤可谓被仇恨蒙蔽了理性。 　　 　　2.总统制还是内阁制 　　 　　孙中山喜欢总统制，宋教仁喜欢内阁制，这与两者各自的权力欲本身相关，但从一个中立的立场看，从限制“君权”以及防止总统蜕变为专制帝王角度看，当然是行内阁制更适合。但是，孙中山当临时总统时实行总统制，而袁世凯就职后却行内阁制，这造成民国与袁世凯不必要的龃龉，被袁世凯视为看人下菜碟也不冤枉。这也说明了孙中山本人的权力欲极强，即使为了短暂的临时总统职位也不惜视后果于不顾而行总统制。如果最初即实行内阁制，袁世凯继位之后并无权限变化，虽然不能保证袁世凯后来不断升级的揽权，但至少他在情绪上不至于有那么严重的抵触，以至于到水火不容地步。问题还在于，从临时约法的具体条文可知，该约法没有具体规定大总统与国务总理如何分权，因此徒具内阁制之名，不具内阁制之实，袁世凯继位后的不断扩权，而国会难以控制当亦与此相关。 　　 　　3.中央集权还是地方分权 　　 　　《临时约法》没有规定地方权力，更没有规定地方自治，完全没有中央和地方分权的规定，因此无法完成中央与地方分权的基本宪政要求。这一严重缺陷也是后来各地军阀战乱的重要原因之一——在具有合法性时的立宪若出现重大宪法漏洞，通常都会导致严重后果。这一漏洞并非疏忽所致，而是辛亥诸贤的革命理想中并没有排除自身的揽权欲望，如果规定中央与地方分权，那么中央政府的权力就会严重受限，无论孙中山还是宋教仁，可能都是不愿意面对这样的结果。孙中山在革命早年就倡导地方自治，但临时约法却不写进去，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而后来力倡地方自治，则是下野很久以后、经历诸多水火以后的事了。 　　 　　4.军队国家化 　　 　　《临时约法》在军队国家化方面完全无所作为，这也是个巨大宪法漏洞。军队国家化的宪法路径，通常是在宪法中规定国会决定军队的建立、扩编、财政等一系列控制军队的权限，尤其是财政上的控制是基础和必需的。虽然总统毫无疑问应该是三军统帅，但必须经国会授权之后才可依法调用军队，以防军队成为总统的私人武装，这是军队国家化的宪政操作。但是，约法只规定了总统是军队的统帅，却没有规定国会如何控制军队。这不仅仅给袁世凯视北洋六镇为护体神盔以宪法依据，辛亥革命派集团因此无法交出兵权不但是违宪的，同时也促使双方武装角力不得安宁，而袁世凯以私人目的逼迫革命派督军交出兵权反倒是合宪的。这样的宪法漏洞是不可饶恕的。 　　 　　5.二次革命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被刺，3月25日（亦有资料说27日），孙中山主张武力讨袁，黄兴、章太炎等则力主法律解决。孙最初的主张是一种激化矛盾的做法，并不利于事态的缓和与最终解决。虽然当时的国会存在种种问题（例如进步党议员在善后借款一事上抹稀泥，未尽议员之责，对于袁世凯政府此后进一步肆无忌惮地践踏法律应该负有重大责任），但由于国民党议员的坚持，国会并非完全无所作为，例如赵秉钧即因国民党议员的质询而辞职。可以说，在当时情况下，国会依然可以根据法律程序做不少事，例如继续邹鲁对政府的弹劾案，对于变节的国民党议员如果违法也同样应该以法律的方式弹劾等，至少当时的情况远没有到必须动用武力解决的地步。而且在有宪政制度框架的前提下，解决纠纷应当穷尽一切可行的法律程序，穷尽之后行使权力者若以违反法律程序的方式抹杀事实和正义，才是武力解决的必要条件。但是，国民党在7月12日李烈钧打响二次革命第一枪之前，已有大量备战的举动。第二军军长徐宝山因缴获国民党自上海运往安徽、江西的过境军火而被陈其美、张静江设局炸死（5月24日），孙及其国民党罔顾宪政可谓与赵秉钧同样令人发指。此事因袁世凯政府未深究而遭进步党众议员质询。 　　 　　二次革命是一个分水岭事件，在宪政制度框架下，由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性质，只要掌握权力的人和部门没有全部违法，事情都有可能妥善解决，如果仅仅一个环节违法就轻用武力，就会成为破坏宪政的罪人。孙中山在二次革命之后走上以入伙者宣誓效忠、按指模等个人崇拜等手段建立党军的道路，正是其作为一个革命领袖堕落为黑帮老大的开始。 　　 　　6.非常大总统 　　 　　原国会被袁世凯解散后直到张勋复辟失败，国会都没有正常运转，其后段祺瑞重组第二届国会——没有国民党的国会当然是非法的，孙中山于是在广州另立中央政府，并成立了以原国会国民党议员为主的非常国会，为了与北洋政府争夺合法性，孙中山要求非常国会选举一位非常总统，222人投票，孙中山获得218票就任非常大总统职务。 　　 　　这样的选举当然也是个笑话。由于北洋政府不容国民党议员，其国会当然不具合法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任何其他新成立的政府就具有合法性，在当时情形下，只有一种合法的政府，就是根据《临时约法》、遵循正当程序选举产生的政府才是合法的政府，但广州非常政府的国会并未经过正当程序重组，如此选举产生的总统当然也是没有合法性的。 　　 　　7.大一统还是联省自治 　　 　　在对待袁世凯称帝和张勋复辟问题上，孙中山的革命党立场自然没什么问题。但是，到20年代初，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龃龉，就再次显示出孙中山的集权甚至极权本性。孙陈之争的本质在于大一统还是联省自治，并非简单的无是非派系之争。 　　 　　袁世凯死后留下的散裂的中国，中央政府力量微弱，各地有军阀之间的间歇性战争，这是当时的基本情况。陈炯明求广东自保，并力图在将广东建设好的基础上走和平统一的道路，其联省自治的观点得到其他一些省的响应。但孙中山一心要建立一个统一强大的中国，却遗忘了任何一个大国的强大都需要以地方的强大为基础，而地方的强大，若无孙中山本人就推崇的县自治为基础，也是不可能的。其实，从心态上说，孙陈之争的关键，在于情绪之争，孙中山并非不明了自治是基础，但他认为北方诸省陷兵煑水火，必欲救之而后快，甚至完全可能出于权力的私欲而期望通过武力征服来洗白自己非常大总统的合法性。对于具体施政于广东的陈炯明而言，他当然没有兴趣去趟这趟浑水，无论他是否以联省自治为借口，不肯参与北伐他都没错。至于后来双方兵戈之争，这与陈炯明先后四次遭到陈其美派人的刺杀并失败有很大关系，而陈其美作为孙中山的一条狗，孙不可能与此毫无关联——虽然目前可能并无孙中山直接下令的证据。至于孙中山在中山舰上亲自向广州市民开炮，至100多人死伤，可谓完全丧心病狂。 　　 　　 　　＊ ＊＊＊＊＊＊＊＊＊＊＊＊＊＊＊＊＊＊＊＊＊＊＊＊＊ 　　 　　综上所述，孙中山作为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功臣，是中华民国无可置疑的国父之一，正如无论袁世凯后来做过什么，也是无可置疑的国父之一。但是，两位“国父”都是存在着严重污点的“国父”，甚至是国父与国贼合为一体的人物。辛亥革命之成功与后来未能巩固，都与他们两位的种种破坏宪政之举有重要关联。 　　 　　直到孙中山去世之前，中华民国既是革命党人与旧清官僚联合建立的——主功者当然是革命党人，也是革命党人和旧清官僚们各自破坏的——主过者当然是以袁世凯为首的旧清官僚，但革命党人尤其是作为辛亥革命灵魂人物的孙中山也难辞其咎。 　　 　　辛亥革命的成败有其很好的经验，例如与旧制度中有改革愿望者联合推动善制度的建立，是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中损失最小、基本上没有造成什么动荡的一次奇迹性变革。这场变革的主要功臣们，尤其是作为辛亥革命的灵魂人物的孙中山为中国做出的巨大贡献，是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的。 　　 　　辛亥革命也有极深刻的教训，除了袁世凯式人物应当作为转型时代旧官僚的重要典型进行深入研究，对于孙中山这位从伟人、国父逐渐蜕变为迷信权力、迷信暴力的独裁者，尤其需要深入研究。前文已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最大的问题在于不分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越俎代庖妄图解决一切，改造社会之心过切，却对如何设置政治制度下功夫不足，甚至维护不力，破坏有余。从这个意义上说，海峡两岸对孙中山的造神运动早该终止。孙中山是伟人，也是罪人，不抹杀其善其功，不隐讳其恶其过，才能给未来中国以真正的历史教益，也才能警醒后来的政治家，才能给未来中国造福。 　　 　　 2011年10月10日双十节於追遠堂 　　 　　http://xiaohan.blog.caixin.cn/archives/25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