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 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 傅国涌 在北洋军阀你争我夺的乱世中国，地质学家丁文江有个观点——少数人的责任，他在燕京大学的一次演讲中说：“我们中国政治的混乱，不是因为国民程度幼稚，不是因为政客官僚腐败，不是因为武人军阀专横；是因为‘少数人’没有责任心，而且没有负责任的能力。”这个“少数人”是指那些因为先天遗传和后天环境的原因，在社会上占有一定地位，成为一种势力的人，他们是社会的天然首领，国家的中流砥柱。他心目中少数优秀的分子，包括他本人，他的好友胡适，以及许多受过高深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知识，有智慧，有能力，改变社会是他们“少数人”的天然责任。在专业领域之外，他倡导少数人要在公共领域负责任，发出自己独立的声音。他认为，无论世道多么的浑浊、多么的可恶，只要这些“少数人” 有知识也有能力，有道德而且愿意负责任，他们有不折不回的决心，拔山蹈海的勇气，就可以扭转风气，转换时代的精神。从1920年代到1930年代，时局变幻，政权更迭，外患日深，他的这个观点都没有改变过。 1933年1月，中国面临的最大威胁是日本对华北领土的觊觎，丁文江在他们少数人办的《独立评论》上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一文，指出：“我们是极端反对自杀的。任何国家，无论环境如何困难，都要有决心在万死中求生存。”他希望认清这样的事实，一、日本是得步进步的，它要实现所谓的“全亚洲”主义或“亚洲门罗主义”，决不是割一小块土地，就能保全一大块土地。二、日本的实力不是无限制的，它要吞并整个中国不是可以不计代价的。我们的唯一生路就是尽我们的力量来抵抗，要让日本付出最高的代价，而不是拱手相让。三、无论我们如何抵抗，日本都不可能因此放弃他们的计划。我们要生存当然要靠国际的均势，但是险要自己肯牺牲，有牺牲的办法，我们才会得到别人的援助。如果我们对自己的国土都不爱惜，希望别国的人来替我们抵抗，天下怎么会有如此便宜的事。如果他这三点是对的，主张抵抗就不是一种高调，而是最低的低调，不是基于一时的情感，而是从十分的理智出发的，不是谋自杀，而是图生存。有了认识，才会有决心，有决心，才可能找到办法。要提出具体的办法，不但要清楚许多未公布的事实，而且要了解军政权在握之人的心理和能力，否则，空言办法也不可能真的实行。国家虽不是蒋介石一个人的国家，抵抗也不是蒋一个人的工作，但因为蒋的特殊地位，其所负的责任比任何人都要重大。他说，假如自己是蒋介石，他的办法有三条： 第一、 立刻完成国民党内部的团结。“假如我是蒋介石，我一定立刻使胡汉民了解我有合作的诚意，用极诚恳的忏悔态度，请胡到南京。天下惟诚可以动人，何况在现在的情形之下。” 第二、 立刻谋军事首领的合作，与曾经反蒋的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彻底的谅解。 第三、 “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休战的唯一条件是在抗日期内彼此互不相攻击。” “以上三件事实上能做到如何的程度，虽然没有把握：但是以蒋介石的地位与责任， 是应该要做的，做到十分，我们抗日的成功就可以有十分的把握；做到一分也可以增一分的效能……” 从1933年到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这四、五年间，蒋介石走的路子大致上不脱这三条的范围。一个手无寸铁的读书人，一个有训练、有创造力的学者，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要承担起“少数人”的责任，并不是自己直接去从政，担当领袖角色，最重要的是根据自己的见识、学养，提出应对危机的办法，不管当局者能不能接受。我最喜欢的是丁文江“假如我是蒋介石”这个句式，在此之前，丁文江曾发表过一篇《假如我是张学良》的文章。那个时代，他们可以从容地以这样的句式，公开表达自己对国事的见解，这本身就是文人论政传统中的一个独特方式，是历史留给我们的一份不可忽略的遗产。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You Cannot Kill An Ideology With A Gun .

        蒋介石治理台湾，1949－1975年时期，人口增长三倍，超过大陆同时期人口增长，人口密度为大陆的10倍，人均GDP为大陆的40倍。在大陆因为1953年人口普查而惊呼人口增长过快酝酿强制计划生育时，蒋介石已经看出生育率随城市化和小家庭化而下降的趋势，并开始琢磨如何阻止人口下降的问题。          《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     　　     　　     　　第二章　育的问题     　　     　　     　　蒋中正著     　　     　　     　　中华民国四十二年十一月台北     　　「育」包括生育、养育和教育。这三大项目又都包括各种问题。现在分别提出纲要如下：     　　     　　     　　 民族生命的延续与新陈代谢，人口数量的多少，都系于国民生育问题。这个问题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同时是一个社会问题，也就是民生问题。          　　 甲、国民生育率与人口数量          　　 一、马尔萨斯人口论          　　 研究人口问题的人，总要提到马尔萨斯的人口论，马尔萨斯把国民的生育问题当做纯粹生物学问题来看待，又把人口问题当做简单经济问题来看待。他推论的结果， 认为人口的增加是几何比率的，粮食的增加是算术比率的，粮食不能供给人口的需要，便发生贫困、饥荒和战争，要把人口减少，使其与粮食保持平衡。我们中国研 究人口问题的人。也有受马尔萨斯的影响的。他们总以为中国人生育率太高，人口增加得太快，他们以为中国的贫穷就是这个道理。          　　 其实，马尔萨斯的学说是与历史的事实不符的。据人口问题专家的估计，三百年来全世界人口只增了四倍，可见人口的增加并不是几何的比率。并且近代农业技术的 进步，使粮食的产量能够很快的增加。例如美国，一七八七年乡村里十九个农民的剩余粮食，只能供给城市里一个市民；到了现在，每一个农民便能供给十五个人 了，可见粮食的增加也不是算术的比率。所以把人口问题当作纯粹生物学的问题和简单的经济问题来研究，得不到正确的结论。     　　     　　     　　 二、中国人口问题之所在          　　 马尔萨斯学说既被历史事实所推翻，我们便不能根据他的人口原理，断定中国人口是太多了。我们总理在民国十三年演讲民族主义，焦虑中国人口减少的危机。他 说：「中国是全世界气候最温和的地方，物产顶丰富的地方，各国所以一时不能来并吞的原因，是由他们的人口和中国人口比较，还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后，如果我 们的人口不增加，他们的人口增加到很多，他们便用多数来征服少数；一定要并吞中国，到了那个时候，中国不但失去主权，要亡国，中国人并且要被他们民族所消 化，还要灭种。」总理这段说话到现在不过是二十九年，而侵略者以人口政策来灭亡中国的惨剧是在大陆上表演了。苏俄帝国主义控制了我们中国大陆，便要朱毛××× 共肆行屠杀，制造饥饿，参加侵略战争，并输送人口到西伯利亚和东欧去做奴工，要把中国人口减少到半数两亿以下。大家至此应该可以了解 总理耳提面命的对我们要受侵略人口压迫的警告，而且今天已得到事实的证明了。          　　 我们光复大陆之后，重新建设中华民国为独立自由的现代国家，人口的问题不但要量的增加，并且要质的提高。从前我们中国人总是自夸人口繁多，劳力低廉，只要 有资本，便能发达工业，自致富强。将来我们在暴俄共×××摧残蹂躏的荒凉废墟上，要争取休养生息的机会，首先要从营养、卫生和教育中提高人口的质量，因为我们 知道健全的人口，纔是伟大的力量。          　　 三、人口增减的因素          　　 控制人口的两个因素就是生育率和死亡率。生育率高，死亡率低，人口就会增加。生育率低，死亡〔第200页〕率高，人口就会减少。生育率与死亡率平衡，人口 便没有什么增减。这是浅显的道理。例如台湾省光复以来，人口的生育率从民国三十六年的千分之三七．○九增加到民国四十年的千分之四八．九六，死亡率从民国 三十六年的千分之一七．五七减低到民国四十年的千分之一一．三四。所以台湾省人口有增加的趋势，其增加率是从民国三十六年的千分之一九．五二，到民国四十 年的千分之三七．六二。          　　 死亡率减低的原因是医药卫生的进步，这是容易了解的。但国民生育率的增加或减低，却不是纯粹的生物学的问题或简单的经济问题。例如台湾省光复以来，自民国 三十六年至四十年，米的产量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三十二。这只是说明台湾省人口虽然增加，并没有饥荒的危险。但并不能说明台湾省人口的增加是由于食米增加的关 系。因之更可知道国民生育率增减的原因并不是如马尔萨斯所说那样简单的。     　　     　　 乙、革命建国中之国民生育率          　　 一、人口城市化与国民生育率          　　 我们的民生主义是要在工业革命中解决民生问题。国民生育问题既是一个民生问题，那我们便要估计工业化发展的过程里的人口增减的趋势。而提出解决的方案，前 面说过，从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时期，人口是向城市集中的。工业愈益发达，人口也愈益集中城市。我们说就现代工业国家的人口统计来研究，在人口城市化的趋 势里，显明的趋势是大家族分化为小家庭，早婚改变为晚婚，离婚率增高，而生育率减低。再详细一点说，在工业国家里，乡村人口的生育率高，城市人口的生育率 低，并且教育程度愈高的人，其生育率便愈低。由此可见国民生育率并不随工业化的进步来增加，反而有减低的趋势，例如美国两世纪来，因为农业的工业化，粮食 产量有高度的增加，但是他的国民生育率却由十八世纪后半期每年百分之三，减低到二十世纪中叶之今日，每年的百分之○点七。美国人口虽因死亡率减低，其客观 数量还是增加的，但是他的国民生育率却有减低的趋势。这是我们在民生主义建设事业中，必须慎重研究的实例。          　　 二、小家庭的生育率          　　 我们中国农村大家族制度，男女早婚和多育，这是有各种原因的。一个大家族是一个生产组织，一个教育单位，也是一个文化的基点。为了劳力的增殖，为了事业的 延续，为了祖宗的祭祀，为了家门的撑持，生男育女是大家族最重要的事情。但工业发达的结果，人口集中到工商城市里，大家族就分解为小家庭。一个小家庭是一 个单纯的消费单位，多生一个儿女就是多加一个负担。在多受一点教育的社会层里，迟婚节育更见流行。生育率也就为之减低了。所以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国民 生育率减低乃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教育问题。在革命建国的事业上，我们对于这个问题是必须注意研究的。          　　 三、生育率能否控制          　　 有些国家，为了防制国民生育率的减低，采取奖励国民生育的办法。例如国家对于结婚的青年，给予贷款；对于独身者课以赋税；又如工厂对于生育子女的女工给以 较长的假期，对于家庭子女较多的工人增加工资；这些办法对于奖励国民生育都有一些帮助。但是国民生育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还要从社会与教育两方面来对家庭 问题寻求根本解决的方法。     　　     　　 丙、人口问题的对策          　　 一、人口均衡分布与市乡建设计划          　　 我们光复大陆，重整河山，一定要依据 总理手订实业计划的精神，确立国家建设计划。在这个计划里，应采取下列的人口政策：          　　 （一）依实业计划之精神，使全国经济平均发展，全国人口均衡分布。     　　 （二）工业矿业及渔牧事业，依各地资源分布的实况，使其发展。各地人口之分布应使其适于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三）城市与乡村均衡发展，要做到城市乡村化，乡村城市化。每一家庭都得到充分的空间和健康的环境。          　　 二、关于人口问题的教育与社会政策          　　 在前述市乡建设计划之下，更进而采取如下的教育与社会政策。          　　 在教育政策上，要使青年男女觉悟其对于婚姻和家庭及子女教养应负的责任，要使其觉悟家庭组织不单以个人的感情为基础，还要负起他们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我 们中国人本富于家族感情，大陆各省同胞在奸×××离析骨肉拆散婚姻的残忍蹂躏之下，更感悟天伦之乐和夫妇之爱可贵。我们光复大陆之后，只要顺应这一心理和情 绪，让大家父子重见，夫妻团聚，并使其各安生业，保障家庭生活的安全，深信国民生育率必能显著的提高。          　　 在社会政策上，前面说过的结婚贷款，女工生育期的给假，子女较多的工人增加工资，都是可行的办法。但是最有效的根本政策，还是一般国民能够就业，使其职业 收入能够安定，而无失业恐慌之患。尤其是每一家庭都有机会得到自己的住宅，使其有恒产，有恒心。有了安定的家庭，纔能养育健全的子女。如果我们做到这一 层，国民生育率就不至于随工业化的进步而转趋低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