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来自: 薛涌：反智的书生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28日,  已有 7 人推荐 记得六年前我第一次在美国拿到工资单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有没有搞错？怎么说好的年薪，平均到每月要少四分之一？后来人事部的主任坐下来和我一笔一笔地算：联邦税、州税、社安、医保…. 把这些都扣除，确实四分之一左右的钱就没了。   工资单是说明美国社会运转的活例证。可惜，我希望有些个人隐私，虽然几年来一直想谈此问题，但还是不愿意把自己的工资单拿出来晒。最近则有了机会。一个小公司的总裁，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文章，晒了自己一个职工的工资单。他这样作，主要是抱怨赋税是多么繁重，并以此论证美国9.5%的失业率为什么不可能很快降下来。不过，他这么一晒，也透露了企业对职工担负着什么责任。   被晒了工资单的职工叫Sally。为了保护隐私，用的是化名。她在这家设在新泽西、有83个职工的音响设备工资工作了15年，高中毕业程度，受到若干职业训练，年薪59000美元。这一工资不仅在这家公司属于中等，而且也算是美国的典型工作收入了。   59000美元的年薪，意味着实际收入44000美元，因为有15000美元被从工资单上扣除。这包括她支付的2376美元的医疗和牙医保险，126美元的州失业保险，149美元的残疾保险，856美元的医疗保障。新泽西州政府则拿走1892美元的州税，联邦政府拿走6250美元的社安和其他税收。   Sally从年薪中少拿15000美元，公司则为了她59000的年薪多支付15000美元。也就是说，公司雇佣她的实际开支是74000美元。Sally为自己的医疗保险支付了2376美元，但并不够，大头还是公司出，是9561美元。另外，公司要支付她的生命保险等等，价码是153美元。联邦政府要公司为她支付56美元的失业保险，149美元的残疾保险，300美元的诉讼赔偿保险，856美元的医疗保障，3661美元的社安，州里则拿走505的失业保险。这么一算，公司支付了74000美元，职工才拿到了44000美元的实际收入和12000美元的福利（主要是医疗保险）。政府拿走的部分占了33%。   这位总裁没有讨论的问题是：Sally的工资单被扣走这么多钱，她得到的是什么？最大头的是医疗保险。有了医保，不仅是她自己，全家看病基本不花钱。不管是看门诊、专家，还是住院，一般一次支付15美元的门诊费。药费也仅仅支付很小的百分比，而且支付总额一般是封顶的。而且，你可以随便选专家、名医看病。赶上个大手术，则一分钱不用付。这种“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保险，自然费用高了。在奥巴马的医改案通过前，美国大概仅有16%的人口没有医疗保险。   社安是另一大头。公司要缴，职工本人也要缴。这其实就是你的退休金。失业保险则是另外一项，也是公司和职工共同承担。你一旦失业，半年可以领半薪，这就有了喘息的机会，在经济不太差的年月，半年内也会再找到工作。当然，你要有工伤或者死亡，你或者家属都会领到大笔的赔偿。   不错，美国的税确实重。但是，这种重，几乎给你一个全方位的保险。你其他的开支就省了。美国人不爱储蓄，主要也是要操心的事情不那么多。当然，Sally所在的是家小公司，福利并不好。稍微好些的地方，则还会有各种其他福利。比如，孩子上大学也能拿到些补助等等。   中国要走出低薪经济，仅仅提高工资是不够的。中国的劳动者更需要的，是切实的社会保障。

来自: 《南都周刊》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24日,  已有 5 人推荐 　　在美国买个房子，你的私有产权当然受到严格的保护。但是，任何私有产权都必须在公共资源的框架中才能成立。所以，你也必须考虑你的私有产权对公共资源的影响。   　　郭德纲圈占公共绿地、弟子殴打采访记者，郭德纲从称赞弟子是“英雄”到迫于舆论压力道歉，最终被勒令拆除圈占绿地的栅栏……这出大戏，如今似乎算是收场了。但是，至今人们仍然议论纷纷：他真圈了公共绿地，还是自家的院子？小区内其他住户也有类似行为，为什么不管？究竟是人家侵犯了他的私有财产，还是他自己耍恶霸的脾气？这些事情，我难以回答。不过，正巧有位朋友在美国搬家，有些小事倒是可以拿来对照。   　　我这位朋友兜底买到一栋很得意的房子，算是栋“豪宅”吧。地处附近一个镇最贵的一条街，甚至有公司定期上门收洗衣服。他买的时候还来咨询过我的意见，说公司里一些同事警告他不要搬到那里去，理由是那里全是百万富翁，你没那个经济实力，住在这么富的邻居中间不舒服。我是个坚定的贫富混居派，一听这个就说：“人家富人家的，你过你的日子。井水不犯河水。况且，邻居彼此交往很少，你家的院子有一个英亩多（相当于一个标准足球场），和邻居也彼此很难看见，谁碍谁的事儿了？”他也点头称是。   　　房子买下来，我第一时间去看，才知道这条百万富翁的街里为什么会有百万以下的房子。整个一条街安安静静、一尘不染，但街的一个出口连接着一条主要的公路，车辆繁忙。就在这里把口的四栋房子，因为能听见那条干路的交通声音，价钱一下子就低了许多。我四下看看，见他前院是非常开阔的草坪，漫无遮拦，马上建议：“你应该在临街处种一排灌木丛，遮挡一下，这样噪音小了，隐私性也好多了。”他马上说：“我得看看这里的规矩。这条街没有一家这样做的。栅栏是肯定不能建的，灌木丛能否种，还得查查条文。”   　　要知道，我们谈论的根本不涉及公共绿地，而是能不能在自己院子里种些灌木丛。有人说：“这实在岂有此理，私有产权在哪里？”这也是中国公众对私有产权最大的误解。在美国买个房子，你的私有产权当然受到严格的保护。但是，任何私有产权都必须在公共资源的框架中才能成立。所以，你也必须考虑你的私有产权对公共资源的影响。比如，在有些地方，你买了房子，但不能在前院围栅栏，不能在户外晾晒衣服，甚至不能晚上把车停在车房外面，哪怕停在自家院子里也不行……各地的规矩宽严不一。甚至一个镇里，每条街的规矩也不同。这些规矩，在法律上叫bylaws，或可译为“地方法规”。但这里的“地方”，有的指镇政府，有的就是你所在的街或者小区的业主委员会。大家自行立法，并有强制实施的权力。   　　为什么会如此？私有产权的概念在西方源远流长，并且从来没有脱离公共资源和公共秩序的框架。《大宪章》里重要的内容，就是对森林等公共资源的规约。比如，你可以割地自立，说你拥有某块土地，并有诸多的权利。但是，如果这块地不联通公路、水源等等公共资源，全被别人的“私有产权”所包围，那么你人都走不出家门，也就没有利用之可能。   　　那么，这些公共义务和责任由谁来界定呢？并不是全由国家的法律界定。欧洲的“国家建设”，主要在15-18世纪期间进行。在此之前，欧洲已经有了“商业革命”，贸易相当繁盛。在国家结构未熟之前，地方的自治体纷纷自定规则，维持公共秩序。所以，有这种制订地方法规权力的自治体非常多。影响所及，现在的美国就是联邦有套法律，州里有套法律，城市或镇也有许多地方法规，而在一个几千人的小镇中，一条几十户人家的街，也可以有自己的法规。这些法规之间当然有相互冲突的地方。但是，在漫长的历史中，通过一系列的判决、先例，使各层级的法律法规相互契合，奠定了复杂的公共秩序。   　　中国人的私有产权观念其实很强烈，公共的观念才是最缺乏的。这一点，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里就提到。比如，江南的河流之脏是有名的，因为河不属于任何人，大家有垃圾就往里扔。这种公共意识的缺乏，关键原因还是缺乏自治的传统。自古以来，中国的国家权力太大。大家有事等着国家处理，不知道如何自我组织起来，结果凡国家管不到的地方，就可以随便乱来。这种问题不解决，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有健康的公共秩序，也永远不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现代国家。所以，在私有产权确立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建立各个层级的地方自治体。比如，郭德纲那个小区的邻居们，就应该聚集在一起开会、投票、确立程序，然后讨论在这一小区制订什么样的地方法规，是大家可以随意圈占家门口的土地，还是谁也不能圈占，等等。一旦立了法，就有法律效应，法院有义务帮助实施，对违法者进行惩罚。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访问 南都周刊官方网站www.NBweekly.com

来自: 薛涌：反智的书生 – FeedzShare    发布时间:2010年08月21日,  已有 4 人推荐 丹麦的基尼系数仅为24.7，是世界上贫富分化最小的。也是世界上最为典型的福利国家。这样的国家，按照某些鼓吹市场经济的人的理论，只能养懒人，大家吃免费午餐，最后把社会吃穷。这次全球经济大衰退，丹麦也受到严重打击，失业率翻了一倍还多。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现在正是检验福利国家能否有竞争力的时刻。 果然，2010年8月17日《纽约时报》发表一篇报道，题目是《潮水掉头：随着就业的下滑，丹麦开始消减社会保障网》。一看标题就知道，这报道的是在全球“大衰退”时丹麦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其中包含引述了许多失业者的抱怨。“潮水转向”似乎在暗示：原来的好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可是，这一本来应该非常令人压抑的负面报道，描述得竟好像是天堂：丹麦人失业，能够领取相当于失业前工资80%的失业补助，条件是必须参加在培训和求职计划。这就好像政府免费给你提供教育、指导你怎么找工作，然后支付你几乎和工资差不多的“补助”。如今碰到全球经济灾难，政府支持不住了，要消减这笔福利。所谓消减，就是把领取失业补助的期限从原来的四年降低到两年！   想想看，你如果是丹麦人，过去失业了，也就少20%的收入。这么呆四年，一个大学也上完了。而且确实有免费的职业培训。现在消减到两年，在美国也够上个社区大学的了。要知道，美国工人失业后，政府想方设法让他们再培训。其中一个重要途径是上社区大学，掌握新的手艺。但是，社区大学再便宜，你也要自己掏腰包。更不可能让别人支付你过去工资的80%。丹麦一位58岁的护士，因病失业了四年，不仅用了一年的时间用免费医疗治病，而且拿着80%的工资进行职业培训，最后拿到电话销售的工作。但不久又赶上这次经济危机，现在正在接受学校秘书的培训。另一位三十岁的女士，刚刚丢掉临时教师的工作。但即使是临时工，失业后也拿到原工资的70%。   丹麦的制度很特别，叫作“灵活安全系统”(flexicurity system)，也就是说，劳动市场象美国那样灵活，企业裁员相对容易，但是被裁员的职工有着安全的社会保障网，用政府的钱再培训另找工作。结果，每年30%的职工更换工作。80%的职工属于工会，工会帮助经营失业保险和督促失业人员再培训。为此，丹麦人最高的所得税率高达50%。面对现在的变化，工会开始抱怨，舆论开始批评，说政府只强调“灵活”而放弃了“安全”。想想那么多人属于工会，依靠选票的政府在消减福利上不可能走太远。   美国人早就嚷嚷：这种福利社会造成严重的失业，根本长不了。可是看看事实：现在美国失业率是9.5%，丹麦是4.2%。丹麦人觉得大难临头，是因为人家两年前的失业率才1.7%。再看丹麦的经济发展，按当年的美元面值计算，1969年人均GDP仅为3068美元，比起美国人均4802美元的水平来整整低了一个档次。但是，40年后，丹麦2009年的人均GDP高达55995美元，高出了美国人均46436美元一大截。轮得上美国人说丹麦这样的福利国家无法持久吗？   那些说不能对财富进行再分配、经济发展必然引起贫富分化的人，面对世界上经济最公平的丹麦，实在应该好好反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