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涌

【糟糠之妻遭背叛，患乳腺癌而死】 【刚刚生了孩子的“二奶”】 今年早期， 随着桑托勒姆和金里奇的退出，美国共和党预选实际上已经落幕。民主党一头守着不受党内挑战的奥巴马，本应该风平浪静。可惜， 2008 年民主党预选的旧账在这个时候被翻了出来，把许多人的眼光从罗姆尼对奥巴马的决战中暂时引开。 2011 年，北卡罗来纳大陪审团对 2008 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爱德华兹提出起诉。到今年二月，法官鉴于爱德华兹的心脏病状况，推迟了诉讼日期。如今，诉讼正式开始，公诉人和辩方正在筛选陪审员。诉讼的起因，用我们所熟悉的语言形容，就是“包二奶”。 爱德华兹本是民主党中的一颗政治新星。他作为北卡罗来纳州的参议员，于 2004 年竞选总统，在民主党预选中获得第二，最终被获得本党提名的克里挑选为副总统候选人，其人气经常有盖过克里之势。克里失败后，民主党内支持爱德华兹的声音甚强，于是他 2008 年再度参选。但此时党内人脉最深、资源最多的希拉里决定竞选总统，奥巴马更是人气冲天，爱德华兹只得屈居第三，提前退出。 这一政治经验，伴随着严酷的家庭悲剧。就在 2008 年克里在大选结束后宣布认输那天，爱德华兹的妻子伊丽莎白被诊断出患有乳腺癌。本该对妻子倍加关爱的爱德华兹，却开始和自己手下的一位叫 Rielle Hunter 的女摄像师偷情。 2006 年秋天，伊丽莎白发现了这段外遇，严令爱德华兹把情人解雇掉，同时敦促他准备 2008 年的总统选举。此时已经进入不治阶段的伊丽莎白，自知无力约束丈夫，推他出去选总统，大概是觉得媒体至少会把这位负心汉看得严严实实吧。 此举使爱德华兹陷入困境。 Rielle Hunter 并不是省油的灯，不会安安静静地自己走开。她需要生活上的支持，还要不时来看爱德华兹。于是，爱德华兹和最为贴身的助手 Andrew Young 密商对策，最终决定由爱德华兹的一位铁杆支持者、银行巨子的后裔 Rachel Mellon 出资，替爱德华兹把 Rielle Hunter 包养下来：这位大款给一个朋友写个人支票，这位朋友再把支票转签给 Andrew Young ， Andrew Young 的妻子把支票放进自家的私人账户，然后 Andrew Young 再每月给 Rielle Hunter 开 5000 到 12000 美元的生活费。但是，当 Andrew Young 从大款那里收到一张号称是购买古家具的万元的支票、并注有一句“爱德华兹加油”的口号时，对这种安排就开始感到恐慌。爱德华兹则告诉他：自己向多名法律专家咨询，这一切绝对合法。鉴于爱德华兹自己就是顶尖的律师， Andrew Young 就觉得可以相信这一切是合法的了。 但是，爱德华兹和 Rielle Hunter 很快有了私生子，而且狗仔媒体已经开始风传婚外恋和私生子的“谣言”。在爱德华兹的要求下， Andrew Young 在妻子反对的情况下，承认这孩子是自己的，并且和 Rielle Hunter 假扮偷情者躲到加州。可惜，生性奢华霸道的 Rielle Hunter 并不领情。她颐指气使，拿 Andrew Young 当佣人使唤。 纸里包不住火。爱德华兹的婚外恋很快被媒体抓住， Andrew Young 或是良心不安，或是受不了屈辱，公开承认自己一直为爱德华兹当替身，并且出书、接受采访，把事情原原本本都抖落了出来。伊丽莎白则在 2010 年不治身亡。 这一家庭悲剧，从桃色新闻迅速演化成一场政治大案，司法部介入调查，最终对爱德华兹提出起诉，一共有六项指控。如果罪名成立，他将面临 30 年的监禁， 150 万美元的罚金。 指控的核心是：爱德华兹前后动用了大约一百万美元包养 Rielle Hunter 。这笔来自他朋友和支持者的钱，实际上就是政治献金。 美国的竞选有严格的政治献金法作为约束。每个支持者的捐献有限额。款项的支出也必须严格审核。爱德华兹当了一辈子律师，对此当然一清二楚，所以才有上面滴水不漏的安排。从字面上看，他不过是为了让家丑不外扬，求援于朋友。这位朋友慷慨解囊，处理的是私事，和政治无关，所经手的款项全走的私人账户，当然也算不上政治献金。但是，那大款是他的政治支持者。他的情妇本是自己班子里的人。经手办理这一切的又都是自己的贴身助手。特别是当助手“变节”后，成为最为核心的证人，可以指证爱德华兹这一切安排不过是为了绕开法律。这就是公诉人为什么说“爱德华兹选择了破坏法律。” 爱德华兹一生如过山车般的大起大落，实在让人扼腕长叹。他作为一个矿工之子，一路奋斗成为顶尖的律师，挣得万贯家财。最后从政，也一度成为总统的大热门。但是，在妻子患绝症期间包二奶，被种种法律约束，守着巨额资产，却不得不如此偷鸡摸狗。他已经 58 岁，又有心脏病。如果被判三十年，很可能会在监狱中终结一生。 其实，如果不从政的话，象他这样的巨富包二奶并没有人管。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晚间节目笑星 David Letterman 。此公是美国晚间搞笑节目两大笑星之一。他娶了少妻还不过瘾，频频和自己手下的女雇员睡觉。 2009 年，此事被一位经济陷入困境的节目制作人发现，即向他敲诈 200 万美元，否则将此丑事昭示于天下。 David Letterman 立即向警方报案，自己在节目中公开坦白认错；敲诈者被捕，最后蹲了六个月监狱。 David Letterman 不仅节目照常，甚至因为丑闻吸引了更多的眼球。如今，连第一夫人米歇尔 . 奥巴马也来他的节目中当嘉宾。可见美国人早已经不在乎他这些事情了。爱德华兹的丑闻早爆发一年，但真正的酷刑现在才开始，而且恐怕一生也不会结束。 索性的是，最终经过漫长的审批，陪审员认为判他有罪的证据不足，使他侥幸逃过牢狱之祸。 在美国，钱多了能包二奶。但是别想着当官。看看爱德华兹就知道：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谈完经济心理后，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几年对中国经济宏观问题的辩论。这里，我不妨集中清算一下周其仁先生的“衬衫经济学”。看富士康生产的产品，你觉得它是高科技产业。但是，富士康是用“衬衫经济学”的原则来经营高科技。郭台铭有许多名言，比如“不管高科技还是低科技，会赚钱的就是好科技”、“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设备、一流客户”、“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等等，把“衬衫经济学”的原则推向了极致。 首先声明，引用周先生的文章作为清算的对象，既不是个人意气，也不是什么道德评判。我和周先生的观点截然对立。不过，就我有限的所知，在主流经济学家中，周先生似乎没有被收买的嫌疑，他讲的不过是自己真心所信的东西。这样，引用他的话作为批评的靶子，就可以把讨论变成纯粹的意见之争，免于个人道德的纠缠。第二，周先生在“主流经济学家”中，水平还是比较高的。他能够脚踏实地地下基层调查，对现实自有其洞见，贡献不可抹杀。和主流经济学家辩论，要找其中的高手辩才能说明问题。所以，把周先生拿出来批评，不是不敬，而是恭敬。这样辩论，有助于澄清理论上的问题。第三，周先生很喜欢预言，也很强调预言者日后要面对自己的预言，对公众有个交代。我和他的争论，发生在几年前。如今虽然还不到几十年后验证预言的时刻，但毕竟现实已经为孰是孰非提供了一些初步证据，有进行一番考察之必要。其实，我们这些投身于公共辩论的人，最好每五年都出来一次，面对自己过去说的话和眼下的事实，看看自己说对了什么，说错了什么。第四，这一本来非常有意义的讨论，不幸被有关报纸软性封杀了。我批评周先生是公开的。周先生在《经济观察报》上发表文章批评我，则没有点名。这种不点名是出于他的本意，还是报纸编辑的技巧，我不得而知。不过，当我写信问该报编辑是否可以写篇反驳文章时，编辑回答如下：“经慎重考虑，领导们认为现在处于本报的敏感时期，不适于挑起各种争端，包括前一阵我们一直在讨论的改革话题也暂放一边了。请谅！谢谢对本报的关注！”令我惊讶的是，就在此信之后，该报就以同样的议题发表了一篇批评我的文章。看来，该报并非不想讨论问题，而是更愿意用缺席审判的方式刊登一面之辞。当然，讨论总比不讨论要好。一位文革时代过来的人曾说，那时能接触些西方思想，多亏了这种对“资产阶级”缺席审判式的批判。“资产阶级”完整的观点你虽然看不到；但是，大批判文章总要对批判的靶子进行若干引用。从引用的只言片语中，你还是能找到些“资产阶级思想”的线索，由此对民主、市场经济等观念还非常折服。我们有幸活在一个更开放的时代。一家媒体的宣传口径，毕竟不能一手遮天。 我在这里，不妨公开侵犯一点周先生的“知识产权”，对他的文章大段引用，然后展示一下是非曲直。 以下是周先生的文章，题目叫《什么山上唱什么歌》。我尽量少作删减，以避免断章取义之嫌。   去年 5 月，商务部部长薄熙来在巴黎讲过一句话 : “中国只有卖出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这句话原本是讲给欧盟贸易代表听的，旨在平息他们在中国纺织品出口的凌厉攻势下难免激动起来的情绪。 应该没有料到，这句颇为传神的陈述也刺激起国内的情绪。“中国好惨哪”，一位网友由衷地为此神伤。媒体上很快出现了“什么时候才能改变‘衬衫换飞机’”的标题。“中国可以造神舟六号，为什么就造不出大飞机”接踵而来，对中国航空器制造业提出了严肃的质疑。一位备受尊敬的权威摇头说，现在这样的工业不过建立在沙滩之上。还有一个日本公司的中国雇员，痛斥现在的“中国制造”不过是给人刷盘子赚小钱。更有一位自称“海外自由派”的美籍华裔教授，跨海越洋发表了“中国不能永远给世界打工”的声明。 衷心说实话，区区在下对所有“中国制造”的产品一律感到自豪。其中，对以“八亿衬衫”为代表的大批量、廉价的、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只赚辛苦钱”的工业制造，我也认为是一项很了不起的成就。这些遭人看不起的生产，不但奠定了日后中国工业登堂入室的基础，而且现在就造福于人类数目最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 …… 先就事论事一番，说明“衬衫换飞机”这回事，没有任何当事人吃了亏。“空客”不是营利性产品，要靠欧洲四国政府的补贴才能维持生产。补贴的数额，一说 80 亿欧元，而空客的竞争对手美国波音公司直指 150 亿。无论是多是少，巨额补贴随空客飞机一起“外卖”，买家不说占了便宜，总也不能说吃亏。反过来，中国衬衫怎样利薄也要赚点钱——否则业者一定退出不玩了。八亿件赚一点小利的衬衫换一架享受巨额补贴的空客，中国人吃亏了吗？我的看法，这买卖实在值！ 对方也不亏。别的不论，同一架空客与当今世界中国以外任何一个国家交易，能换到八亿件衬衫吗？如果欧洲人非穿他们自造的衬衫不可，那么我可以担保，同样一架空客换不来八亿件衬衫的三十分之一。这样看，搭着补贴卖空客换衬衫，对方还是物有所值。是的，市场交易是双方都合算的事业。 平等吗？我的看法取决于“平等”这个词汇的确切含义。如果平等是指“在同样的交易准则面前人人平等”，那么“衬衫换飞机”就是平等的，因为无论衬衫还是飞机，都是在供求的竞争中定价——交易各方遵循的是同一套市场准则。 但是对于其他的“平等”含义，比如生产空客的欧洲工人与制造衬衫的中国工人的薪资和福利水平、劳动和生活条件、受教育和训练的程度及机会、下岗的可能性以及社会保障待遇等，那么“八亿件衬衫换一架空客”的贸易就不平等，而且一般说来也绝不可能平等。 怎样应对呢？政治和社会多方面的改革都重要，但以经济论经济，我认为最普遍有效的准则，还是“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这句看似老土的大白话，包含着重要的哲理。这就是，无论个人、家庭、企业、地区和国家，参加经济竞争一定要从自己的实际限制条件出发，在限制下求快、求大、求增长，在限制下求后来居上。 那么，中国现在究竟是一座什么样的山？我认为，中国有别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工业化和现代化进行了多少年，仍然还有数亿农村人口被排除在工业、城市和现代文明之外。在这样一座山上，唱什么歌才合适呢？ …… 是的，每一个评论家都可以指出毛病和缺陷，从环境破坏到能耗太高，从没有核心技术到缺乏品牌，从恶性竞争到产能严重过剩。这些账不认不行，也需要大批实践家一一来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愚见以为，把所有这些账加到一起也还是小账。大账是尚有数亿农民有待完成农转工的大搬迁。拾小弃大，以为我们已经登上了欧美或者日本的山，是要跌跟斗的。 中国这座山还相当宽。就是说，发展极不平衡，各种传统与现代要素、不同的技术文化层次，并存共生。在这样一座山上，本来就允许多种曲子并唱，不需要搞得那么单一。为什么资本密集、技术密集的产业就不能和劳力密集的产业并存呢？它们都可能合乎中国的比较优势，因为给定中国的人口规模，这个国家完全可能同时具有多种比较优势。 ……   这篇写完后，周先生意犹未尽，于是来了第二篇，叫《这山望着那山高》，作为他“衬衫换飞机”经济学之二。我本着同样的原则，抄录其主要内容如下：   真实的产业过程里，没有“永远”这回事。纺织机是英国人首创，并被史家看作“工业革命”的象征。可是今天的英国，早就不再生产纺机。为什么老牌工业国不“永远”生产纺机呢？ 答案就是人的经济行为有“这山望着那山高”的倾向。这也是“衬衫换飞机”经济学的第二定律，可以解释很多现象。让我先讲一个真实故事吧。 话说二十年前，朋友圈里一位精明过人之辈，到南方出差买回一双鞋。那时北京市面上，没有见过哪双鞋比这双更漂亮。不料时髦才两天，一场大雨就让这双鞋漏了底——原来该“皮”鞋是纸糊的，系当时名声不佳的温州鞋业出品。朋友破口大骂，我怕他伤了身子，告诉他牛皮乃国家统购物资，新起的私营小厂可能搞不到，以纸糊弄人当然要骂，不过连这样聪明的你也上当，说明他们的手艺还真有两下子。我还断言，假以时日那个地方得到了牛皮的供应，一定不得了。 五年后到温州调查，专门去看鞋厂。管事的告诉我，温州“鞋佬”有历史传统，目前整个行业正在鸟枪换炮。我看的那一家，设备是进口的，师傅看来年轻，不过也已经在意大利“偷艺”三年。他告诉我，不少世界顶级皮件都是温州人在意大利造的。印象里那时温州鞋的牌子很多，档次拉得开，大部分应该还是仿制，不过像我朋友买过的劣品，不见了。 再过十年，温州就成了中国的“制鞋之都”。不容易，因为仿佛不经意之间，中国年产鞋 60 亿双，占全球鞋产量一半！仅在温州一地，数千家公司和作坊构成了世界上密度最高的制鞋产业链。水深潮涌，大鱼尽出：年产 400 万双皮鞋的“康奈”，在意大利、美国、法国等十几个欧美国家开设了上百家自产皮鞋的专卖店；“奥康”借 GEOX 的全球销售网络进入国际市场；“哈杉”收购了意大利知名制鞋企业威尔逊公司，毫不客气地把本来“他主的”品牌、知识和技术占为己有；“东艺”闷声不响接受国际公司的定单生产，决心吸收更多的技术和管理经验，“为自己的品牌增添灵感和内涵”。倘若以交换飞机作为衡量的本位，今日温州制鞋与当年完全不可同日而语。怎样打折扣，“一定不得了”也算一语成真。 …… 这就是说，所谓“产业升级”是内生的平常经济现象。任何生产活动的条件都在不断地变，举凡技术、信息、人工、市场需求以及竞争对手，没有哪样能做到一成不变。当这些局限条件发生重大改变的时候，有思变之人，生产的形态就会改变。我们学经济的，容易在黑板上推导比较优势。但要当心，理论家假设的生产条件一旦发生改变，实际的比较优势就变了。英国不会永远生产纺机，温州不会永远生产低档鞋，中国也不会永远生产衬衫，其中的道理是相通的。 困难就是具体的局限条件。过去曾有“坐直升飞机”那样一条选官路线，邓小平主政后反对此说，提出著名的“台阶论”。愚见以为，产业活动——制鞋、造衬衫和造飞机——比选官复杂得多，不走台阶要跌大跟头。至于判断无数产品和产业究竟要不要变以及怎样变，涉及的信息量巨大，还是交给分权市场体制下的企业和企业家去处理吧。 小结一下。“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不认为需要对“中国制造”大动干戈。道理一共有两条：“什么山上唱什么歌”讲的是时势造英雄；“这山望着那山高”讲的是英雄造时势。结合起来，无数受时势局限的英雄不断改变实际的限制条件，才使经济大时代的世界产业版图发生了工业革命以来难得一见的巨变。   周先生是位经济学诗人，写报纸上的文章难免浮想联翩，不太在乎事实。比如，在第一篇文章中，他说我是“美籍华裔教授”。其实我不过是在美国教书的中国人而已。此小节当然无伤大雅，但多少反映了周先生的诗人气质。既然发表周先生这篇文章的《经济观察报》以“敏感”为由拒绝让我写任何回应，我也只好另找阵地，到《东方早报》上发表了下文，兹完整抄录如下：   不久前，周其仁教授在《经济观察报》上写了一篇文章，叫《什么山上唱什么歌》，鼓吹他的“衬衫换飞机”的经济学。他提到许多人对“中国卖八亿件衬衫才能换回一架空客”的事实感到痛心。并特别提到“更有一位自称‘海外自由派’的美国华裔教授，跨洋越海发表了‘中国不能永远给世界打工’的声明。”在他看来，这些痛心疾首的看法表达的无非是非理性的民族主义情绪。 我不妨自报家门，声明自己就是那位“海外自由派”。可惜周教授对我讲的话未免有些断章取义。我从来没有反对过“衬衫换空客”。以中国目前的状况，不用衬衫换用什么换呢？我对欧美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也同样嗤之以鼻。我当然更不反对中国现在为世界打工。我强调的是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我两年多前写了《中国不能永远为世界打工》的文章，最近同名的书也已经出版。不论是在文章还是书中，都没有讨论“衬衫换空客”的事情。 我书中的核心主张是：中国的问题必须用充分的市场竞争来解决。要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就必须注意保护一般市场经济的参与者 ( 即普通老百姓 ) 的基本权利。不能以恶化老百姓的生存和工作环境为代价来为大企业或外资“改善投资环境”。政府要像对待外资那样对待老百姓的小小夫妻店，要像对待外宾那样对待自己的公民。只有这样，本土有竞争力的企业才能崛起，产业才会升级，中国人才不会“永远”为世界打工。 我和周教授一样相信市场，也为中国近年的经济成就叫好。不过，我们看到的东西不同。周教授反复论证的是现实的合理性。他是为现状辩护的经济学家。我则着重分析现实中的问题、在目前的繁荣中潜在的危机。换句话说，他是向后看的经济学家，动不动就回首过去二十多年：我们很了不起！我则向前看，看看下一步该怎么走，有什么陷阱等着我们。 周教授是经济学家，其乐观精神是大家都知道的。他一年多以前在媒体撰文，认同张五常的说法，认为 2022 年中国的人均 GDP 就有和美国叫板的实力。这无异于预测中国的 GDP 总量在未来不到 20 年的时间里增长 60 多倍！在我看来，这种乐观已经到了喝醉了的状态。我以研究历史为本业。对照历史，中国目前的经济成就虽然不错，但还比不上许多发达国家当年的经济起飞。比如，日本战后经济起飞 25 年，到 1970 年前后，已经出现了一系列世界顶尖的企业，如索尼、东芝等等。中国经济起飞同样 25 年多了，哪里有世界顶尖的企业？为什么我们还只能为世界打工？这难道不值得关注吗？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中国目前虽然经济繁荣，但经济运转还是缺乏效率，过度依靠投资而非创意来驱动发展。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享受着巨大的人口红利，有的是人，有的是力气，可以给世界不停地缝衬衫。但是，这样廉价、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苦力，能卖多久？再过 15 年，中国的人口红利消失，老龄化开始，必须要求人均创造较高的附加值才能养活大比例的被抚养人口。而要创造人均的高附加值，就不能仅靠给人家打工、挣最低的工资，还必须当老板、赚大头。可是如今，我们当老板的影子还没有。往前看看，打工的好日子只有 15 年，过一天少一天。这能让人睡得着觉吗？ 周教授也许说，到什么山唱什么歌。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个份上。我则说，看看日本，战后起步时和我们一样穷，人家 25 年走到给世界当老板的地步。我们大概走 35 年也到不了那里。这证明我们的体制有问题。中国经济，就像一个人一样。年轻时没有钱可以卖力气吃饭。但你必须保证等你卖不动力气时能够靠不卖力气而吃饭。你必须为未来作准备。这就是我要探讨的问题。 可惜，周先生不仅不去唤醒公众的危机感，反而督促大家放心地在目前的山上放声歌唱：“认真看看脚下的中国之山吧。她是那样的景色迥异，多姿多彩。”在我看来，这不过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而已。我看中国这座山，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很大，很壮观，但也很单一，打工仔太多，老板太少。中国已经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按购买力算，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么一座大山里，竟连一家世界顶尖级企业也没有，哪里说得上什么多姿多彩？ 中国的经济，如今就像一个二十岁的小伙子，身强力壮，能不停地给人家扛大包。周教授为他叫好：有活儿就去干，扛得越多越好，这样下去你一定会了不起的！我则会对他说：年轻人，现在没办法只能卖力气，但总这样卖下去不是个办法。想办法缩短扛大包的时间，抽空读读书吧。这个年轻人应该听谁的呢？相信读者应该有个判断。 行文至此，不禁想对国内的“自由派”提出一些忠告。在改革之初，“自由派”在普及一些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方面功不可没。他们的成就，源于对现实的批判精神。但是，“自由派”必须小心不要成为自己的成功的受害者。当一些“自由派”的理念得以实施后，“自由派”容易弹冠相庆，从对现实的批判转向为现实辩护，甚至成为新的既得利益集团。一旦失去了批判精神，自由就失去了创意和公信。我之所以自称“海外自由派”，就是因为我依然秉承自由主义的理念，但希望和“歌德式”的“自由派”划清界限。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管理学对心理学的依赖，比经济学更直接。否则，老板就不知道如何激励员工、创造效率。我们下面就来谈一谈管理。 富士康员工“十一连跳”后，老板郭台铭终于出来面对公众、鞠躬道歉。然而，他虽然鞠躬很深，话语却不诚恳，在和记者的互动中，总滔滔不绝地谈某某跳和我无关，似乎这些死难的职工大部分都不是他的责任。另外，他强调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等等。尽管一些女工向记者透露一天干 12 个小时，一周干六天。有记者调查则称许多员工两周才休一天。后来富士康针对跳楼事件采取的应对措施中，就包括执行“周休一”制度，即员工每周至少休息一天。可见在此之前，“周休一”是很难达到的。 不错，有些自杀案，看起来属于感情问题等私事。但富士康真就可以因此开脱干净吗？打个比方说，一个 20 岁的年轻人失恋，痛不欲生。这时他突然拿到了哈佛的全奖，多年的博士梦终于能圆了。你算算他有多少自杀的可能呢？如果他丢了女朋友，却要回到富士康一天干 12 个小时，到处受到严格的监督，稍有失误就被严厉处罚，回到宿舍举目无亲……他自杀你还会吃惊吗？郭台铭的话，反映了他还不懂得工人的社会面向。这也引导我们反省富士康所代表的“现代管理”。 富士康很为自己的“现代管理”而骄傲。一些网友已经用“泰勒制”来形容这种管理。这样的联想，可谓非常贴切。所谓泰勒制，是由费德里克·泰勒创造，主要的观念还是在 1880-1890 年代发展出来的。这正是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的所谓“镀金时代”。卡内基、摩根、洛克菲勒等工业、金融巨子，大体也是那个时代驰骋在历史舞台上。大企业也多是在那个时代形成。从那个时代一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美国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这种神奇的工业化相伴随的，是管理革命，或者说管理的科学化。其中最突出的就是泰勒主义。泰勒主义的核心是把亚当·斯密的劳动分工理论推向极致：像分析运动员的训练和动作一样分析工人的工作程序，据此总结出一套最优的操作步骤。任何工作都被精细地分割为若干工序，每个工人专心于一个小工序，每一个小工序的操作，又都经过科学研究，乃至把一个物体从 A 点移到 B 点的动作规范、时间等等，都进行了优化，职工经过训练后按部就班地照章进行重复。这样，生产过程被理性化了。管理和操作泾渭分明：生产中的具体决策权从工人手里被彻底转移给经理，经理定下生产指标和工作规程，工人只管照办。因为工序分割得非常精细，又经过了优化，工作变得非常简单，同时也非常枯燥。工人只能重复简单的几个动作，和机器人几乎没有区别。泰勒将这套原则冠之以“科学管理”，其中针对的一大问题，就是在大工厂里普遍出现的怠工现象。后来流水线作业的普及，就是以泰勒主义为基础。 泰勒主义能够成立，多少和美国当时的政治经济框架有关。美国的大资本在十九世纪后半期形成，对社会有着高屋建瓴的主宰优势。工会还属于弱势群体，很难与之对抗。泰勒主义的前提，就是工人对管理层的绝对服从，并听任管理层把自己的工作分割为许多机械的程序。因为每个工人所操作的工序都非常简单，企业对熟练工人的依赖减少，能够用最便宜的价格从毫无技术的人中招收工人，经过短期培训就上岗。这些人对工作产生厌倦后，马上可以换人。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美国移民潮达到高峰，劳动力供应充足，企业就更不愁没有劳工填充自己的流水线了。 不可否认，这套制度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但问题很快就暴露出来。每道工序都有标准化的规定，限制了工人的自由创造，把人变成了流水线边上的机器人。结果，工作变得越来越枯燥乏味。这一点被卓别林的影片表现得活灵活现。传统匠人的手艺就变得一钱不值，工人更不会对自己的手艺有什么自豪感和成就感，乃至对大工业产生了强烈的异化感。同时，工人们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越来越无足轻重，就开始组织工会进行集体讨价还价，劳资关系渐渐激化。在二十世纪初波士顿地区 Watertown 兵工厂罢工后，国会成立了特别委员会调查泰勒制， 1912 年发表了报告，承认泰勒制在组织管理技术上有相当的创新，但把太多的权力交给了高级管理层，非常危险。后来在对工人的态度作了调查后，参议院干脆禁了泰勒制，称此制在工人中引起了太多的怨恨。到了 1971 年，尼克松政府委托社会科学家对美国的工人工作状况进行调查，最后发表的调查报告公开谴责泰勒主义，称之忽视了工人的社会需求，引起不停的工潮，降低了劳动生产率，增加犯罪、酗酒、精神疾病等等，严重破坏了社会稳定。 批评者指出，泰勒制把人当机器，忽视了工人的更高需求，更忽视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同。适合一个人的东西，未必适合另一个人。整齐划一的管理，使许多人难以适应。另外，管理层和工人的利益非常不同。权力全交给管理层，责任让工人感到受压迫。甚至还有人说，正是泰勒制在工人中引起的不满和怨恨，使后来的工会势力崛起。泰勒主义盛行的二十世纪初，大量工人是文盲、或干脆就是不会说英语的移民。对这些人进行“科学管理”，使之重复简单的动作，确实能够创造效率。但是，到了战后，美国工人的素质已经大幅度提高。比如，蓝领工人接受教育的年限，在 1948 年为 8 年， 1966 年为 12.2 年， 1976 年为 12.6 年。至少读过一年大学的男劳工的比例，从 1966 年到 1978 年翻了一翻。另外，在 1945 年，蓝领受教育的年限仅为管理他们的专业人员的一半，到了 1970 年代则达到四分之三。总之，工人教育水平的提高，与管理层教育差距的缩小，使得工人越来越无法忍受机械劳动，越来越“不服管”。进入七十年代后，美国工薪非常高，福利非常好，但工潮则不断增加。这就逼出新的管理革命。大企业开始塑造“民主领导”，让工人参与管理，走得最远的企业，干脆把每个工人都叫“经理。” 虽然中美国情不同，这段经验对于我们反省中国的问题并非全无启发。毕竟，中国的大企业，最先进的“科学管理”执行的就是军事化的泰勒主义原则。现在人们总爱谈论“八十年代后”的心理素质问题。但人们往往忽视了，他们和上一代劳工比起来，有着巨大的信息和教育优势。我在七十年代末读高中时，能看的课外书几乎只有《国际知识》。刚刚“开禁”之时，为了买《三国演义》等名著，全家天不亮就起床到王府井书店排队。这还是在北京，农村就更不用说了。如今的“八十年代后”，则是生活在手机和互联网时代。用泰勒主义管理上一代劳工也许还有效率，但用来管理这一代劳工则难免要撞墙。 在阶级斗争时代，我们把泰勒制看成是资本家残酷剥削的铁证。后来改革开放，则觉得这是一场管理革命，生怕学不会而落后。但是，我们经常忽视的是，泰勒制并非一门纯粹的“管理科学”，而是在特定的政治、社会条件下的产物。简单地说，泰勒制是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代生成的。其生成的一个基本条件，是劳动的权利还没有得到基本的保障。在大萧条前，美国的工会在劳资冲突中一般都设法避免政府的干预。因为政府插手时往往是保护资方。一旦劳工阶层的权利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工会力量上升，这种“科学管理”就不合时宜了，甚至变得不合法了。这不仅是因为这种制度使人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权，丧失了工作动机，而且没有考虑到劳动者的政治权利。 富士康的“科学管理”，也正是建立在侵犯工人的基本政治权利的基础上的。《联合早报》在报道富士康的业绩时提到，“郭台铭的霸气十足与军事化管理在业界是出了名的，他常说：‘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业界常提起的例子是，在沙斯（ SARS ）肆虐期间，郭台铭召集全球干部举行视讯会议，未料到开会途中视讯突然断讯，气得郭台铭下令把负责视讯的员工名单作成签，扬言只要断讯一次，就抽签走人，员工莫不战战兢兢。” 在任何一个发达国家，这种解雇办法就是光天化日之下的违法乱纪，在中国则成了企业管理的典范。 《中国经营报》记者王永强的《揭秘富士康用工内幕》 ? 一文，描写得更为触目惊心：“普工有‘三’怕：一怕管理层，是因为他们掌握着自己的绩效；二怕保安，因为可能会挨打；三怕‘分流’，因为可能无工可做或工作多得累死人。”“在富士康，一般实行员工 12 小时‘两班倒’、机器不停。 12 个小时中，理论上有 8 小时的正常工作、 2 小时加班时间、各 1 小时的午饭和晚饭时间。概略算下，基本上每 2 个小时休息 10 分钟，以保证员工的精力，降低废品率。但实际上，这只是个理想状态。由于机器不停，一般都是每个小组中 3 个人生产， 1 个人吃饭，其他 3 名普工帮助照看生产线，因此，普工们的吃饭时间往往不足 1 小时。至于间隔休息的 10 分钟，因为不允许工作中交谈，普工们除了喝水、上厕所外，就只能在一个小凳子上闭眼眯上几分钟。同时，由于富士康一般实行‘ 13 休 1 ’即上班 2 周放假一天的工作制度，普工们生活枯燥、劳累抱怨也就不足为奇。那么，富士康员工是否可以选择每天只上 8 小时呢 ? ‘不可能。在富士康，包括线长在内，普工每人每月底薪都是 900 元，如果不加班，薪水太低不说，生产线的‘大锅饭’制度也不允许你在工厂里呆下去。’前述储备干部称。所谓的‘大锅饭’制度，意思是普工干多干少一样的底薪、一样的加班费，这保证了普工和线长们的底薪与加班费基本一致，而拉开收入差距也主要在于加班时长与绩效工资。举例来说，富士康会按《劳动合同法》规定支付员工每天 2 小时的加班费，节假日另算，因此，一般富士康员工每月都有约 2000 元收入。但有时工作量不足，这个时候，能否获得加班费就直接看个人的‘关系’了。” 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在富士康是行不通的。 郭台铭的管理“霸气”，甚至不仅仅限于自己的公司之内。在富士康职工“ N 连跳”的事件中，郭台铭一直信誓旦旦地说富士康不是血汗工厂，并亲自领着记者参观流水线，解说各项工作制度、企业文化与员工的衣食住行。面对媒体的热情，郭台铭笑言：“记者很辛苦，记者行业是血汗行业。”老板幽默一下没有什么不可以。但是，面对如此狰狞的现实，有心开这样的玩笑未免让人感到有点冷血，更让人怀疑他对问题的认识程度是否及格。何三畏先生翻了一下富士康的旧账：“ 4 年前，有媒体报道了深圳的富士康工厂‘普遍存在超时加班’，用了‘机器罚你站 12 小时’的标题。记者和相关两位新闻人迅速接到了中国新闻史上向记者索赔标的最高的起诉，分别是 3000 万、 2000 万和 1000 万元。而法院迅速采取行动，查封了他们的汽车、房产和存款。案件虽然以富士康主动撤诉了结，但亦说明了富士康式的‘个性’膨胀和它的法制环境之‘有利’。” 中国人不喜欢翻旧账。比如，几年前我曾经说“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运动是胡闹，“香港的大学将把北大清华扫成二流”。当时有清华校长明确定下 2011 年成为“世界一流”的时间表，北大党委书记公开批评我的“二流”说是言过其实，连香港的大学也忙着避嫌，称北大清华仍然是一流，严重不同意我的“二流”说。如今呢？离 2011 年成为一流的时间还有半年，清华在亚洲排名中居然落在香港城市大学之后。不用说“世界一流”是个玩笑，在亚洲都要屈居人家香港的二流大学之下。如今我翻出旧账来，有人就不耐烦了：“你还有完没完？”殊不知“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又一次热闹起来了。 也许我这种偏执，是从事历史研究的职业病吧。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世之师。不喜欢翻旧账，是中国很多不幸的根源。何三畏先生在这里翻旧账，就翻得很有意义。富士康的十一连跳当然不是富士康一家之问题。问题出在保护富士康的制度。有报道称，“据几位来自湖南、湖北的女性员工透露，她们的上班时间是早上 7 时 30 分，下班时间是晚上 7 时 30 分，每月底薪为 900 元，加上加班费等，一线工人每月的总收入均在 1500 元 -1800 元人民币。” 这就是富士康的现实。看来，上次富士康虽然没有把揭示其“普遍存在超时加班”的记者搞得倾家荡产，但这种恶人先告状的高压手法，至少成功地保卫了“血汗工厂”本身，并对后来的媒体施加了足够的心理威慑。我们不禁要问：如果富士康没有如此成功地恐吓住媒体，而是在媒体的监督中改进，并让员工有许多机会向公众倾诉自己的心声，那么今天的悲剧是否还会发生？ 其实，超时加班问题，在世界劳工史上早有经典的案例可循。美国在南北战争前的劳工运动，就提出超时工作的问题。当时的劳工权利的捍卫者声称：工人作为自由的公民，可以一天给老板干八个小时。这是经济契约之内的事。但是，超过了这个时段，比如让工人除了吃饭、睡觉外全天候地给老板干，工人作为一个自由公民的其他生活面向就名存实亡，老板等于像拥有奴隶一样全盘拥有了工人。自愿的商品交换，不能侵犯更大的原则：民主社会的自由公民必须有时间和资源行使作为自由公民的权利和责任。这包括参与社区活动、投票、享受基本的家庭生活和教育机会等等。 富士康这种集体宿舍、一天 12 个小时的工作制度，早已超越了此线。职工在富士康早已变成了经济奴隶，丧失了几乎所有的社会面向。这样的制度，在我们这一“崛起大国”中运行如此之久，受到如此周到的保护，这才是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方。     青春就应该这样绽放    游戏测试：三国时期谁是你最好的兄弟！！    你不得不信的星座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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