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春花：人的高度由双手决定
作者：陈春花，新希望六和联席董事长兼CEO 2015年2月28日注定已经属于柴静，当我看到柴静的《穹顶之下》时，第一个动作就是转发到朋友圈，脑海中闪出曾经给我震撼的《寂静的春天》一书，这本书和这段视频给了我相同的震撼，两位作者也遭遇了相同诋毁和赞誉，一切是那样的相似，也那样的耐人寻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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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见 | 互联网翻译文化如何构建公共空间
□“政见”观察员 赵蒙旸 发展公共空间一定要从政治讨论开始吗？流行文化的兴起是否可以成为构筑公共领域的路径？近年来，随着在线社区和社交媒体的兴起，成功的线上动员个案越来越多，特别是去年Kony2012视频引爆互联网后，由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提出的迷群行动主义（Fan activism）的概念受到了很多媒体研究者的关注。迷群即通常所说的粉丝，年轻人们围绕一个或一类文化产品形成在线社区，时空上的区隔并不能妨碍他们在虚拟空间上表达看法，甚至共同发起线上线下的行动。这些社区构成了迷群行动主义得以成形的基础。 新加坡国立大学传播与新媒体系的 张玮玉 和 毛成婷 在今年初的期刊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上，以中国大陆过去五年间兴起的网络翻译文化为例，讨论了这种特殊的迷群行动主义在互联网政治中的角色。 在社交媒体普及以前，关于迷群的新闻框架常常是负面的：媒体总是强调迷群成员怪异、疯狂和不理智的一面，将一些突发事故归因于迷群的骚乱。进入新世纪以后，相关的研究趋向正面，开始有学者注意到迷群分享性和志愿性的特征，将其称之为全球化下的非物质主义劳动者。总之，迷群既是具有变革潜质的社会能动者，也受制于其所追随的流行文化。 在中国的语境下，各种迷群兴起的前提除了社会整体的多元化外，很重要的一点也在于政权的放任态度。在很长时间内，迷群的活动被认为是转移社会矛盾的有效方式，有利于政权合法性的维持。为了进一步防止迷群的议题扩展到公民参与的领域，国家通过设置官方的流行节目和文化奖项，积极地将现有的迷群活动纳入自己的框架。 研究者把如今的网络翻译迷群平台分成三类，第一类是社区网络，包括东西、译言等文本翻译社区，和专职翻译外文影像资源的字幕组社区；第二类是传播类网站，比如公开课和视频网站；三则是发布译文的博客，比如译者。作者访谈了各个分类中的项目发起人与翻译志愿者，他们大都是业余爱好者，只有极少数是专职翻译。 大陆翻译平台的兴起源于受众对跨国文化产品的需求。在发展脉络上，呈现出从游戏漫画到字幕组，从娱乐导向到信息导向，从完成单一任务到搭建跨国界与合作性的翻译平台。作者认为中国互联网公开课文化的出现是协作翻译模式转换的重要标志，因为正是其巨大的受众群，使得以往各行其道的翻译平台间有了共同的传播目标，从而推衍出一个公共空间的雏形。 作者通过访谈发现，翻译平台的协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强调自己非功利的动机，并看重自身对于原文本的选择权。也就是说，志愿者们更倾向于翻译自己本身感兴趣的、认为有价值的话题，这也成为特定的翻译项目被认领的前提。访谈对象所指的兴趣，不完全是单纯的个人喜好，而是多多少少掺杂了公共意识。尽管大多数被访者在被问及从事志愿翻译的首要动机时，都选择了个人爱好而非公众利益，但是他们同时承认这两者间是一种相互激励的关系。事实上，很多被访者心中存在着一种责任意识，即“我，而不是别人，才是应该翻译它的那个人”；一旦接手了相应的任务，就有责任做好，而不是拱手“让别人把原文给毁了”。 相比之下，网络翻译迷群对于自己翻译行为的外部效果预期则非常实际，他们从不寄望于几篇译文能改变大家的认知，甚至影响社会。很多志愿者相信网络开放，来去自由的理念，他们不会采用倡导性的手段要求他人去阅读自己的译文，而只是等待真正感兴趣的人一起来分享。然而，虽然内容制造者本身并没有赋予自己的工作太多的公共价值，但公开课等却在客观上传播了开放资源与分享互赢的理念，有的内容甚至对于普及公民意识也有促进作用。这种开放网络的理念与封闭国家的控制间即使没有正面对撞，也不可避免地存在内在冲突。当国家试图用商业的逻辑去吸纳，用监管的逻辑去过滤可能引发迷群集体行动的流行文化区块，互联网翻译文化的非物质主义取向使得国家收编和阻隔的努力失效。迷群的行动被迫在实现价值和自我审查间寻求平衡，但它们永远不会成为巩固政权合法性的零件，他们的行动尚不能说是政治取向的，但至少是具备公民性的。 近两年，对互联网翻译文化的讨论存在着多个面向，有研究者发现迷群内部存在多样化的角色扮演和身份建构，也有学者认为翻译社区的价值基础是新自由主义工作伦理与利他主义的结合。不管怎样，翻译迷群与其他迷群在价值基础和行为模式上都有着较大的差异，代表着一种新的迷群行动生态。中国互联网迷群的内涵，也将在技术和政经因素的互动中得到丰富。 【参考文献】 Weiyu Zhang & Chengting Mao (2013): Fan activism sustained and challenged: participatory culture in Chinese online translation communities,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1, 45-61 http://dx.doi.org/10.1080/17544750.2013.753499
阅读更多心灵的转变：关注内心，继而改变世界
整个假期，我都在读Nick Cooney的这本新书《心灵的转变：心理学教导我们如何展开社会变革》。它是对重要的心理学研究和社会市场营销原则的便捷概述，而如果你想成为一个有效的行动主义者，这些是需要知道的。如果你对心理学、行为经济学和非营利市场营销十分博学，书中的大部分内容你会十分熟悉。相反，如果你对此不熟悉，这会是对那些与你工作相关、可以被收集到一起并可应用于你每天要面对的各种挑战，而却被你遗忘的事情的很好的概述。（然而我还是应该指出，它对于动物权力的起因进行了极为深刻地阐述，并意图使用双关语，这是Cooney的宠物议题。） 我最喜欢的部分是本书的第一章，这章包含本书最独到的见解。书中鼓励行动主义者在使用心理学知识参与外界活动之前，先将它应用于自身。这是重要的一步，因为如果缺乏自省，行善之人的结果只会是较少的善举。我喜欢这个关键要点。扪心自问，如何改变别人很容易，而在此之前，如何改变自己则相对更为困难。 行动主义者常为此而感到悲伤，那即是人们选择关注个人和情感上缘由的根源，而不是对抽象任务的利他主义援助。他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宗旨本身就不足以激励人心。这些抱怨常使我烦恼，顺便提及，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的世界观和使命感应该为其他任何人所共有，事实上，我们就是傲慢且自以为是的。Cooney提出一个有趣的曲解：非营利团体领袖对事业目标的态度与他人没什么不同。他们投身于自己的事业，是源于个人的、相关的原因。有朝一日，他们会用更广阔的视角看问题——但常常，还不够广阔。Cooney认为还需要做的更多： 1. 行善需要很多冷静的思考。关爱是无私的，但真正的无私是理解如何做最有益的善事，而不是感觉有益的事情。开展一项活动，大肆抨击政客狭隘的评论，这可能会令人感到满意，但那真的会有效地转变你们组织的核心事务吗？你认为你们所说（例如，你分发了多少小册子）和所做（你们救助了多少人）有作用吗？针对最有效改变方式的情感自控和冷静会带来真正的变革。 2. 行善需要真正的自我认识。Cooney借用了一位环保主义者在年轻环保支持者集会上的例子。他问道，“你们准备好为环境而斗争吗？你们准备好为环境而被捕吗？你们准备好为环境而献身吗？”每个人都欢欣鼓舞。然后他问道，“你们准备好为环境剪掉发型并穿上正装吗？”一片安静。目的在于：有时，我们对自身的自我认同是最大的障碍之一。我们是否关注到“我们是谁”或者“我们在做什么”？ 3. 最本质的是那些最重要的事情。当我们诚实地面对我们的感受和自我认识，并从这些后退一步，我们就可以开始关注我们应该关注的事情——本质。我们应该引导自身的能力来衡量自己的影响力，并采取那些使之不断提升的方法，这不只适用于奉献爱心，还适用于体系变革。 自省——新年伊始的新思考。在你试图改变这个世界之前，探寻你自己，看看这本书。 Katya Andresen是Network for Good的首席运营官，同时她也是非营利市场营销、在线延伸服务、社会媒体和募捐方面的演说家、著作者和博客者。此外，她还是美利坚大学专业证书项目的传播学助理教授，并任职于NTEN的董事会。 来源：Katya Andresen，Mon, December 27, 2010， http://www.nonprofitmarketingblog.com/site/change_of_heart_look_inside_before_changing_the_world/#When Related posts: 版权所有 © 2009 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2.5 中国大陆许可协议进行许可。 The use of this feed on other websites breaches copy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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