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哥表叔

该报知情人士称，12月5日，东方早报发表《兰州表哥袁占亭》报道。次日，袁家乡所在地《宝鸡日报》国内新闻版转载该报道。为此《宝鸡日报》当班副总编冯某被罚款300元，编辑部副主任刁某和责任编辑李某各被罚款500元并“待岗”，该报当日的电子版至今开天窗。 此事被该报内部人士披露于网络和微博后，引起许多网友的批评，宝鸡市官方不仅不收回乱命，反而将其归咎于对外“泄密”的《宝鸡日报》编辑记者。 该报知情者说，“因稿获罪”外泄上网后，报社领导被四位宝鸡市委常委约谈，报社内部开会学“政治”，停止负面报道。宝鸡日报社领导颇为恼火，在该报晨会上说，“开八次会不够，要开八十次，要“触及灵魂”。还说，记者要去印刷厂搬报纸，周末上街卖报，写心得体会。” 兰州是甘肃省会，宝鸡是陕西一地级市，虽然同属西北，中共的新闻管制体制一般以省为界，甘肃省委宣传部很难插手宝鸡。此外，《东方早报》报道此事后，据称被中宣部批评，但《宝鸡日报》转载尚未被中宣部禁止的国内正规媒体报道，即便以严厉的“新闻纪律”衡量，也很难称得上是违规。 宝鸡方面如此大动干戈处罚，一般认为，是为了讨好已是副省级官员、前途看好的的宝鸡籍乡党袁占亭。因此，有西安媒体人笑言，“宝鸡应该将所有宝鸡籍贯的名人印个册子，让大家以后绕着走！” 兰州市长袁占亭被网友发现在多个场合佩戴名表一事，是十八大后网络反腐短暂热潮中的一段有趣故事。 之前不久，兰州农民赵梅福去北京看儿子却被兰州警方千里跨省抓回劳教，此事引起网友普遍愤慨。12月3日，网友“周禄宝”微博中发布，兰州市长袁占亭佩戴多块名表，并贴出数张不同场合袁占亭的公开照片为证。 周禄宝也坦承，所以在网络上搜索袁占亭的照片发现名表，看不过去与赵福梅被劳教，陈平福被煽动颠覆起诉有关。 根据周禄宝的统计，袁占亭至少佩戴过5块名表，“他的一块表是欧米茄，镶钻的，价格至少15万元；一块是20万元左右的江诗丹顿，一块是劳力士金表，另外一块是雷达表，还有一块看不出来是什么牌子。” 周禄宝自述，他公布上述质后有许多人与其接触，希望他不再插手此事，并提出让他“随便提条件”。 当时，兰州市长袁占亭在电话中对记者表示，“现在我们省里、组织在处理这个事情”。随后12月8日，甘肃省纪委就 “兰州市长袁占亭名表门”作出回应，称“调查核实”后认定，网络所传“缺乏有效证据”。 中共甘肃省纪委称，袁占亭所戴的3块表中，价格最高的只有25100元。“袁佩戴过的黑色雷达机械陶瓷表、欧米茄仿表、西铁城光动能表，均为本人购买。其中价格最高的是黑色雷达机械陶瓷表，目前市场价25100元。” 对周禄宝转交甘肃省纪委，由兰州网友提供的袁占亭在当地BRT工程建设中涉嫌腐败、其妻参与获利等问题的举报，甘肃省纪委未做任何回应。 因此，对甘肃纪委的调查，周禄宝表示“非常不满意”。 目前，周禄宝的微博已经成为袁占亭违法违纪线索的集散地，今天下午，他自称，已受到兰州公务员联手匿名举报兰州市长袁占亭的快递函，是从北京发来的，十几页执，涉袁几十项敛财事项。 周禄宝称，“个人觉得，件件有据可查”，并说，他将把材料整理后，网络公布并寄送中纪委。

图：截图显示《宝鸡日报》仍在开天窗 图：兰州市长袁占亭所佩戴的这款手表被指未在通报中出现。 宝鸡，陕西——12月17日，有网友爆料称，因《宝鸡日报》本月早些时候转载《东方早报》有关兰州市长袁占亭佩戴名表的报道，当班编辑遭到了处罚。 微博爆料的消息称，“12月5日，东方早报发表稿件《兰州表哥袁占亭》。次日，袁家乡所在地《宝鸡日报》国内新闻转发该报道。为此《宝鸡日报》当班副总编冯某被罚款300元，编辑部副主任刁某和责任编辑李某各被罚款500元并待岗。电子版至今开天窗。” 之后又有爆料指出，“另有知情人透露，‘因稿获罪’后报社领导被四位市委常委约谈，报社内部开会学政治，停止负面报道。此事外泄上网令报社领导颇为恼火，今天晨会要求‘开八次会不够，要开八十次，要触及灵魂。记者要去印刷厂搬报纸，周末上街卖报，写心得体会。’” 随后FMN联系《宝鸡日报》编辑部请求证实，但该报接线人员给出的另一个电话号码始终无法接通。 据查，12月5日《东方早报》的报道题为“兰州市长被曝‘戴价值20余万名表’，自称甘肃省正在处理”，目前该新闻的电子版已经被删除。但媒体转载的新闻仍可见到。 事件起因是一名叫“周禄宝”的网友在3个月前收集了很多袁占亭佩戴手表的照片后，发现其中有一些名表。不过之后一名叫赵福梅的母亲因到北京探望儿子，却被抓走并劳教事件发生后，“周禄宝”对兰州官方的做法“感到很气愤”，最后“出于一个公民的良知和责任感”，在网上公布了袁占亭佩戴名表的消息。 据他说，袁至少佩戴过5块手表，其中包括价值20余万元的江诗丹顿、15万元的镶钻欧米茄等名表。而且自3日爆料发出后，“周禄宝”表示相关网帖及留言、评论被大量删除，他本人还接到至少8个说情电话。 之后的12月8日 甘肃省纪委 回应此事，称经过调查，“袁占亭同志佩戴过黑色雷达机械陶瓷表、欧米茄仿表、西铁城光动能表，上述三款名表均为其本人购买。其中价格最高的是黑色雷达机械陶瓷表，目前市场价格人民币25100元。” 甘肃纪委的回应发出后，因鉴定杨达才多枚手表而著名的网友“花总”提出了质疑，照片显示，袁占亭佩戴了未在上述3种手表之列的一块疑似名表。 除了佩戴名表，袁占亭还被网友指控隐瞒了2007年的一起矿难。而在12月20日，爆料袁占亭的网友“周禄宝”再次发帖，表示不止《宝鸡日报》的编辑受到处罚，还有“某藏商报记者发帖被和谐；《东方早报》被某部点名批评；网友被警方重点监控。”同时他称，18日“接到兰州公务员联手匿名举报兰州市长袁占亭同志的信函，大约涉30余件以上，共11页A4纸，字体较大，电子版浓缩起来可能不过5页A4纸张。”“周禄宝”称会继续跟进此事。 公开资料显示，袁占亭，现年51岁，陕西扶风人，研究生学历，工学硕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历任甘肃工业大学校长、兰州理工大学校长、白银市市长、白银市委书记等职，2010年1月起调任兰州市政府代市长、市长。扶风县位于陕西省，行政区划上属于宝鸡市。 FMN

上周四，北京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先生在他的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并且详细指控了刘铁男的数项腐败事实。 几个小时后，国家能源局称举报纯属污蔑造谣，并表示将报警。罗昌平随后亦通过新浪微博表示，实名举报纯属个人行为，已经委托律师浦志强和斯伟江作为自己和亲属的代理律师，“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应对此事”。虽然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刘铁男，但是罗先生的这一举动，已经引发了巨大震动。 此前在微博上匿名或者实名举报官员的例子数见不鲜，官员因此而“中枪落马”的亦已非一起。陕西“表叔”是一个著名的案例，而18大之后重庆北碚区区长雷政富不雅视频丑闻，亦发源于微博。不过，考虑到罗先生乃是中国知名杂志的媒体领袖，其多年前亦曾经上书总理痛诉农村苦情，身份不殊，而其所举报的官员位高权重，若是失败，所可能遭致的报复恐怕惨痛。因此，此次的举报所彰显的勇气诚然非凡。 我在不久之前曾经写过一篇理论性的文章，探讨微博与传媒之间的关系。我当时认为，微博的媒体功能，不过是短暂的“荷尔蒙爆发”，在舆论无法自由的前提下，微博补足了媒体受限的作用。然而，现在看来，我似乎低估了中国国情的作用：也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微博仍然将成为传播此类信息的主要载体。 然而，罗先生这非凡的勇气恰恰暴露了一个至为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公民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来实名举报一个在位的官员？回顾此前种种，为什么微博，这样一个原始设计为社交作用的媒体，会成为反腐败的主战场？ 诚然近些年中国的媒体在揭发腐败方面经历长期不懈的努力，并且不时便有斩获，包括罗先生所供职的《财经》杂志。然而，恰恰由于媒体本身位置所处，亦在国家制度框架管束之下，多数情况下，只能打那些已经落马的贪官，亦即俗称的“死老虎”，对于那些仍在位上，往往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中央权臣，或者地方诸侯这样的“活老虎”，即便手中有料，也惟有望而生叹。 从常识而言，一个国家的法律与制度，才是一个政府及其官员清明的根本性保障，最有效的机构，自然是检察院、法院、肃贪组织等暴力机关。在这种机制之下，检察官、法官和廉署工作人员等执法者才是反腐主力，媒体是舆论工具，而公众是这一切背后的支撑力量。在这样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中，公民不受伤，举报不冒险，执法不罕见。在成熟社会中，这也是一种日常化的制度运行模式， 一旦一个公民成为了举报者（往往还不是面对公权力，而是面对大公司），他或她便成为英雄。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Whistle Blower” （告密者），也端在于此。 但是在中国国情的笼罩之下，制度化的反腐却置于系统之中，而根本无独立的力量与之抗衡。纪委、反贪局成为官场，反腐成为过场，于是微博就成为了主战场。公众无力量，权力无担当，于是惟有依靠公民的以死直谏这样中国传统剧目中的戏码，才有一点点突破制度铁壁的可能性。 公民为什么必须在微博上进行反腐？恰恰是因为通过正常的制度渠道，检察院、法院、纪委、反贪局无法有效地、制度性地解决大多数的反贪反腐工作，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惟有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公示公众，倒逼制度。 可是，类似罗先生的涉身犯险，即便撞开了这厚实铁壁的一角，也对于整体的局势无补。因为制度铁墙之内的保护，足以令为数众多的官员罔顾这微小的可能性与概率。而那些招致报复的案例，却能够轻易使效仿者噤若寒蝉。 一种制度，一旦必须依赖普通公民的勇气与涉险来抗击腐败，其反腐制度的有效性已然存疑。而这个当政群体的反腐决心与动力，也就存疑。中共内部早就已经设置了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制度，也颇有一些不计个人安危冒险举报的案例。然而此种内置于体制之中的设计，所依赖的，无非仍旧是个人的勇气而已，于整体无丝毫撼动。 至于有着更大公众影响力的微博反腐尽管似乎蔚为奇观，此起彼落，但是其脆弱程度也几乎不堪一击。如果将反贪的主战场或者希望寄托在这样并不牢固的基础之上，未免乃是对于常识的嘲笑，或者至少是一场不切实际的幻想。 连清川为IBTimes中文网总编辑。

上周四，北京的《财经》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先生在他的微博上实名举报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刘铁男，并且详细指控了刘铁男的数项腐败事实。 几个小时后，国家能源局称举报纯属污蔑造谣，并表示将报警。罗昌平随后亦通过新浪微博表示，实名举报纯属个人行为，已经委托律师浦志强和斯伟江作为自己和亲属的代理律师，“在法治轨道上推动应对此事”。虽然目前没有任何证据显示相关部门正在调查刘铁男，但是罗先生的这一举动，已经引发了巨大震动。 此前在微博上匿名或者实名举报官员的例子数见不鲜，官员因此而“中枪落马”的亦已非一起。陕西“表叔”是一个著名的案例，而18大之后重庆北碚区区长雷政富不雅视频丑闻，亦发源于微博。不过，考虑到罗先生乃是中国知名杂志的媒体领袖，其多年前亦曾经上书总理痛诉农村苦情，身份不殊，而其所举报的官员位高权重，若是失败，所可能遭致的报复恐怕惨痛。因此，此次的举报所彰显的勇气诚然非凡。 然而，罗先生这非凡的勇气恰恰暴露了一个至为严重的问题：为什么一个公民要冒如此巨大的风险来实名举报一个在位的官员？回顾此前种种，为什么微博，这样一个原始设计为社交作用的媒体，会成为反腐败的主战场？ 我在不久之前曾经写过一篇理论性的文章，探讨微博与传媒之间的关系。我当时认为，微博的媒体功能，不过是短暂的“荷尔蒙爆发”，在舆论无法自由的前提下，微博补足了媒体受限的作用。然而，现在看来，我似乎低估了中国国情的作用：也许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微博仍然将成为传播此类信息的主要载体。 诚然近些年中国的媒体在揭发腐败方面经历长期不懈的努力，并且不时便有斩获，包括罗先生所供职的《财经》杂志。然而，恰恰由于媒体本身位置所处，亦在国家制度框架管束之下，多数情况下，只能打那些已经落马的贪官，亦即俗称的“死老虎”，对于那些仍在位上，往往握有生杀予夺大权的中央权臣，或者地方诸侯这样的“活老虎”，即便手中有料，也惟有望而生叹。 从常识而言，一个国家的法律与制度，才是一个政府及其官员清明的根本性保障，最有效的机构，自然是检察院、法院、肃贪组织等暴力机关。在这种机制之下，检察官、法官和廉署工作人员等执法者才是反腐主力，媒体是舆论工具，而公众是这一切背后的支撑力量。在这样一个制度化的环境中，公民不受伤，举报不冒险，执法不罕见。在成熟社会中，这也是一种日常化的制度运行模式， 一旦一个公民成为了举报者（往往还不是面对公权力，而是面对大公司），他或她便成为英雄。2002年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是“Whistle Blower” （告密者），也端在于此。 但是在中国国情的笼罩之下，制度化的反腐却置于系统之中，而根本无独立的力量与之抗衡。纪委、反贪局成为官场，反腐成为过场，于是微博就成为了主战场。公众无力量，权力无担当，于是惟有依靠公民的以死直谏这样中国传统剧目中的戏码，才有一点点突破制度铁壁的可能性。 公民为什么必须在微博上进行反腐？恰恰是因为通过正常的制度渠道，检察院、法院、纪委、反贪局无法有效地、制度性地解决大多数的反贪反腐工作，作为有责任感的公民惟有以如此极端的方式公示公众，倒逼制度。 可是，类似罗先生的涉身犯险，即便撞开了这厚实铁壁的一角，也对于整体的局势无补。因为制度铁墙之内的保护，足以令为数众多的官员罔顾这微小的可能性与概率。而那些招致报复的案例，却能够轻易使效仿者噤若寒蝉。 一种制度，一旦必须依赖普通公民的勇气与涉险来抗击腐败，其反腐制度的有效性已然存疑。而这个当政群体的反腐决心与动力，也就存疑。中共内部早就已经设置了纪检监察信访举报制度，也颇有一些不计个人安危冒险举报的案例。然而此种内置于体制之中的设计，所依赖的，无非仍旧是个人的勇气而已，于整体无丝毫撼动。 至于有着更大公众影响力的微博反腐尽管似乎蔚为奇观，此起彼落，但是其脆弱程度也几乎不堪一击。如果将反贪的主战场或者希望寄托在这样并不牢固的基础之上，未免乃是对于常识的嘲笑，或者至少是一场不切实际的幻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