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袁伟时

袁伟时,出生于1931年,是中山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家,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曾批评现代历史教育,和人们的历史观点与真正的史实不符。

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因刊出袁伟时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导致暂时停刊,主编李大同及副主编卢跃刚被撤职。在该文中,袁伟时多次批评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存在问题。特别批评道义和团的问题,指出其是“摧残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

在中国传统文化热的时候,他曾指出,中国文化的三大缺陷:政治体制领域,儒学带来一系列问题;思维方法的缺陷;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此外,他还提出了,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认为西方文化从启蒙运动起就搞错了;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强调中国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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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北京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调查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北京 , 关停 , 打工子弟学校 , 调查 《凤凰周刊》2011年26期 《凤凰周刊》 李光 赵家鹏,作者授权传播 相关链接: [面对面]黄鹤:路在何方(5月23日播出)http://www.cctv.com/news/society/20040524/100644_1.shtml 8月16日下午2点半,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原计划在北京召开的“农民工子弟教育权益保障研讨会”,在两次更换会议地点之后,仍“因为某些因素”而临时取消。 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一所打工子弟学校—育红学校的校长李阳,在前来赴会时,半路上被镇政府电话召回,通知他马上到镇政府开会。他一回去,镇领导就责令他关闭正在经营的育红学校,“不要有侥幸心理”。 同一天,北京市教委召开新闻通气会,要求各区县依照“三先三后”原则,进行分流安置,做好辖区内打工子弟学校的关停工作,保证“不让一个孩子失学”。 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数据显示,目前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共约43.37万人,70%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还有约10万随迁子女在自办学校就读。其中,5万余人在经过认定的合法打工校就读,4万余人在没有办学资格的自办学校就读。这次,大兴、朝阳、海淀三个区共有24所流动人口自办学校面临拆迁,涉及在校生1.4万余人。 自2006年大力整顿打工子弟学校以来,这是北京市政府的又一次重拳出击,一时间舆论哗然。分析人士指,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北京在对待外来人口的问题上急刹车:不仅限制购房、购车,还大幅度削减高校毕业生留京指标,这次取缔打工子弟学校的风暴,应该也是行动之一。 去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达到1972万人,突破了2020年常住人口1800万人的总量控制目标。看来,北京这次关停打工子弟学校,背后或许确有不得已的苦衷。 取缔风波 李阳是5月9日接到取缔通知的,取缔原因是“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中小学校舍的建筑质量和安全隐患,确实是北京市政府当前的关切重点。“5•12”汶川地震后,北京市连续三年斥巨资加固校舍。而这次关停的24所打工子弟学校,大部分都存在违章建筑需要整改拆迁、校舍租赁到期无法续签、南水北调工程蓄水必须限期腾退等现实问题。 但指李阳“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还是让他大为吃惊。因为就在昨天,他刚刚接到区教委的整改通知,称整改达标就可以继续办学,“怎么才过了一天就变成取缔通知了呢?” 李阳到大兴区教委申诉,被告知“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学校一切事务都归镇里管,区里无权插手”。而且,因为校舍属违法建筑,所以李阳得不到任何补偿。在担心自己的债务之外,李阳想得更多的是“学校里的八百多个孩子怎么办”。一时间,他心灰意冷。 2008年,李阳接手了现在的育红学校,原来的校长因为学校长期亏损而转手,“当时是几排破平房,有800多平方米。”李阳又花了几十万元重新对学校进行装修。 2010年5月,学校接到北京市和大兴区教委通知,要求加固校舍,不然就取缔。由于育红学校房屋过于老旧,只能进行重建。李阳夫妇找到房东,三番五次苦苦相求,房东看到两口子可怜,终于同意双方各出资100万元左右,重新建起两栋两层教学楼,面积3000多平方米。 这次重建,李阳借遍了亲戚朋友,还贷了六万元的高利贷。学校面貌焕然一新,但李阳仍没有拿到办学许可证,他被告知“办学许可证从2006年起就不再发放”。不过,大兴区教委给他开具了一份书面证明,称该校是“大兴区教委规范保留的一所专门接收流动人口子女的自办学校”。 拿到这纸证明,李阳像吃了一颗定心丸。他和其他有证的打工子弟学校一样,接受镇里和区里的管理,到时候去开会,时不时接受各种检查,“要求都一样,只是待遇不一样”。李阳说的待遇不同,是指有办学许可证的学校每年可以得到政府的财政补贴。 “教委的人还跟我说,什么时候可以发办学许可证了就给我们办。”李阳满怀希望地等着,没想到最终等来的却是一纸取缔通知。 三千孩子有学上了 西红门镇共有10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5所学校有办学许可证,1所学校有房产证。据记者了解,两证之中只要有其一,便不会被取缔。 和育红学校一起在取缔之列的,还有田园学校和建新庄学校。他们手里也都有规范保留证明,也投资重建或加固了学校,但是因为没有房产证,都没得到教育主管部门的“批准”,仍难逃“违法建筑”的命运。 这 些学校关停后,学生分流成为头等大事,北京各区县陆续出台了安置办法。大兴区将学生分流到其他有办学许可证的民办学校。朝阳采取两种方式分流学生:如果分 流孩子可以办理现居住地的借读证明,就可进入公办校免费就读;如果没有借读证明,教委会将孩子分流到教委委托办学的学校。 海淀区红星小学、新希望小学关停后,其所在地东升乡政府工作人员告知家长,要求家长自行办理“五证”,随后可向公立学校申请入学。但有些家长费尽力气备齐了“五证”后,仍要交少则几千元多则几万元的赞助费,才能取得公立学校的入学资格。 新 学期开学在即,有家长跑来向李阳哭诉,“你这个学校要是不办了,俺的孩子真不知道去哪上学。”此前,她曾带孩子去附近的一所公立学校报名,对方告诉她, “早就招满了,而且不招收插班生。”还有一位家长情绪激动:“李校长,他要是不让你办,我就带着家长们到镇政府去闹事!” 李阳表示自己会继续争取,并宽慰他们:“政府会给你们的孩子想办法的。” 镇政府果然没有让他们失望。8月22日,记者接到公益律师田坤发来的短信:“西红门镇教委口头通知不取缔四所学校,田坤为三千孩子给您鞠躬致谢。他们有学上了。” 打工子弟学校经营困局 与被取缔的学校相比,那些有办学证的打工子弟学校,也是捉襟见肘,艰难度日。 徐建敏是北京打工子弟学校中唯一一位亲自任教的特级教师,这个学期刚刚结束,他就赶紧离开了学校,逃回老家躲债。原来,由于所任教的学校资金链断裂,连续四个月没有发工资,徐建敏无法按时交纳房租,只得举家离开,躲避房东。 在这个夏天,还有很多打工子弟学校的老师主动离职。“没有办法,物价越来越高,农民工子女学校老师的工资却越来越低。”明欣学校一位语文老师告诉记者,他们每个月的工资只有1200元,加上民间公益基金的补助,仅够1800元。明欣学校位于北京昌平区东小口村,是当地知名的一所农民工子女学校。 明欣学校校长胡明对本刊记者表示,教师工资过低源于学校入不敷出:“学校一年房租20多万元,加上工资和教学资金,一年办学成本要70-80万元。然而,目前学校小学部和初中部加起来只有700名学生,小学生每人每学期收600元,初中生每人每学期收1200元,有的学生是在困难,100、200元交一个学期学费也算了,总而言之,所有收入加到一起每年甚至够不上成本。” 明欣学校并非特例,北京行知学校创始人、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日新汪唯基金办公室主任黄鹤曾为北京打工子弟学校算过一笔账:500人的学校,每个学生每学期按600元收费,一年收入总计60万元;学生总数500人,若每班40人,一个班配备2个老师,那么需要25个老师;老师每月工资1200元,一年工资成本则是36万元,加上校舍房租20万元,水电费5万元,不算其他杂项,总计已经超过61万元,入不敷出。 资金压力下,众多农民工学校亦开始提高入学费用。上述明欣学校学费下学期已经从600元涨到了800元,但考虑到学生家庭的负担,学费难以大幅攀高。胡明校长说:“我们的学生都来自农民工家庭,大多住在简易出租房中,有的家庭每月收入不过一千多元,却要负担不止一个孩子的教育费用,我们没法收费太高。” 采访中,一位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对记者坦言办校十年辛酸:“十年前刚开始的时候,我曾因‘非法办校’被抓了起来,后来各处疏通活动,挂靠在一公立学校名下,学校才得以开办。办到中途,应政府要求学校动迁,只好借钱搬家,到最后一分钱没挣到,反倒是举债十万。” 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办学困境,北京市政府虽然每年都有专项拨款改善办学条件,但杯水车薪,离人们的预期仍有距离。业内人士指,在这方面,北京需要向上海学习。 上海虽然和北京一样,先后关闭了100所农民工子女学校,但早在2008年,市政府就推出一个“三年行动计划”,旨在保障农民工同住子女全部享受免费义务教育。 3年中,上海市共投入103.79亿元,建设中小学和幼儿园363所,而同期北京市的公办小学却从2005年的1387所减少到2010年的1136所。两相比较,上海在增加公办学校接纳能力方面,确有值得北京借鉴学习的地方。 (实习生姚雪鹏、黄轶轩对本文亦有贡献)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我所知道的民国范儿 / 2011-09-09 10:17 / 评论数( 0 ) 梁晓声先生的原话记录 / 2011-09-03 22:15 / 评论数( 1 ) 关于梁晓声先生“一句话风波”的亲历见证 / 2011-09-03 12:21 / 评论数( 0 ) 袁伟时先生的常识误读 / 2011-08-28 10:47 / 评论数( 0 )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 2011-08-25 22:57 / 评论数(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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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卫方 | [转载]方舟子指责贺卫方没有道理

原文地址: 方舟子指责贺卫方没有道理 作者: 好奇 方舟子批评贺卫方,有没有道理?   写在前面: 第一. 方舟子还没有查询与有效鉴证贺卫方的学术成果时,就轻易地发表微博认为别人是法学界水货,这样使用侮慢语言,有损他人人格尊严。方舟子是科普作家(使用别人原创),如果就此简单认定他是个“科学水货”,他自己认同吗? 第二. 贺卫方的学术水平与任职资格,有北大法学院来认定,非专业的方舟子可以质疑,但要做好功课,一是了解北大对教授要求的年发表论文量,二是教授的论文发表量是不是唯一的标准?譬如主编杂志与发表有影响力的评论文章,是不是也算学术成果?当然还包括援教边疆。 第三. 教授的职责是教学,而非科研,科研是提升教授教学水平,增加社会科研成果量,但现在的高校驱逼教师发表论文,以谋求学术排名,如果要求贺卫方也以发表论文数量为唯一合格标准,方舟子在舍本逐末。 第四. 贺卫方在捍卫司法独立与尊严上,勇气与努力,学识与影响力,都是杰出的。他影响了我们这个时代法制进程,它对公民社会的启蒙意义更是重大。正如袁伟时教授所言,一篇有力量的书信与发言,有时胜过一百篇所谓的论文。 第五. 方舟子不追求形而上的价值,而在形而下的枝节问题上纠缠不休,不知道学术研究的终极关怀,而只知道像交公粮那样的量化评估,证明他只适合做一个科研统计员。 第六. 方舟子在自己微博里转用所谓北大学生对贺卫方的批评与指责,方舟子鉴定他是北大学生吗?内容属实吗?打假者如果故意引用假书信,是不是要道歉?方舟子是想搞臭一个人,显示自己力量与满足某种阴暗心理,还是想在国家学术制度改进上用力呢?   (此文由东方早报发表,有删节) http://www.dfdaily.com/html/63/2011/8/16/648193.shtml   近日,方舟子因批评北大法学院教授贺卫方,而引起网络热议,方舟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他之所以批评贺卫方,是因为以下三点:贺卫方作为研究型公立大学教授,人们有权要求其出示学术成果公布论文清单,他不应对质疑表示不屑。北大法学院 对教授岗位有具体的论文、招生要求,贺无视规定搞特权,对其他教师不公平。既然贺多年不从事学术研究而投身普及和社会活动,那就应该辞职全职去做。 方舟子对贺卫方教授的指责是不严肃的,他没有在网上检索贺卫方学术成果,也没有出示北大教授学术量化标准,更没有得到北大法学院证实的情况下,就贸然指责他是法学界“水货”,这样的语言太过轻慢。 方舟子在回应某网友 “ 自 1993 年来贺卫方没有在期刊上发表一篇学术文章 ” 的话时说: “ 既然贺卫方 20 年不发论文,他是怎么当的北大法学教授? ” 当有学者提供了一份发表论文与文章清单时, 方舟子回应说: “ 其实那些基本上都不是论文,都是一些随笔、杂感、翻译、评论,甚至是一些演讲稿,跟论文没什么关系的。 ” 我想追问的是,方舟子是怎么获得鉴定法学论文资格的? 方舟子本人对法学没有研究,只能根据网友或一般学术研究规则,来评判贺卫方,并认为,高校由纳税人供养,教授就得公开自己的学术成果,以应对社会的批评。其实,学术成果的发表本身就是在公开接受批评。世界上没有哪个教授能秘密发表学术论文的。当方舟子指责贺卫方的时候,贺卫方要不要回应?不需要。如果方舟子觉得贺卫方不符合教授水平与学术失范,可以向北大学术委员会投诉,由学术委员会调查与回应。一个法学教授不可能看到一则网上微博,就连夜写汇报材料。 所有的学术研究最终的价值都在体现在影响社会与关怀人类上,学术研究因此也有终极关怀。一般文章有没有可能其价值超出“论文发表”的学术成果?学术研究体现的是学术价值追求,而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专家教授学术价值体现在哪里,体现在社会影响力,公众认同,学界认同与尊重。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先生在微博里说:有人攻击贺卫方,我非常困惑。贺卫方成了珍稀动物,这是中国有病的表征之一。 100 篇所谓论文也比不上贺卫方为捍卫法治而写的一篇文章或感人至深的书信。要是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有十个贺卫方,中国的法治进程肯定会快一点。如果说一般学术论文是铜,那么贺卫方向社会贡献的,在袁伟时教授看来,则是黄金与白银。 旅美学者、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仝宗锦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质疑贺卫方教授学术影响的可参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斯坦福大学等著名学府的教授在其论文和著作中对贺卫方学术成果的引用。仝宗锦随后又在微博中写道: “ 我从未否认贺老师论文不高产事实 ” ,但贺卫方教授发表过一些出色论文,他还是 “90 年代以来译介国外作品最勤最力学者之一 ” 。 贺卫方在自己的微博中也介绍说:我完成了北大法学院对科研成果的要求,还主持院刊《中外法学》凡八年。本职之余,我还在媒体上发表数百文章,传播知识之外也为本院和北大赢得声誉。 百年中国正处在第二次大转型过程之中,第一次转型是民国时期或五四时代,教授们主要工作一是整理国故,二是引进西学,第二次转型是改革开放之后了,朱光潜等先生大量的研究成果是译著与介绍,中国学界自成体系的学人极少,许多学术成果基于学术介绍与学术启蒙,因为中国学术界与西方学术界落差巨大,启蒙的学术意义与社会意义,地社会转型期都远大于头闭门造车式的纯粹学术研究。一位网友 @ 诗风 在自己的微博里说得恳切:就中国现阶段法治状态而言,写 1 万篇学术论文都不如在法庭上争一次公平正义,要明哲保身,躲入书斋,我相信贺老师不知道可以写出多少方舟子要求的论文来,但又有何用?贺老师做的法治启蒙工作意义更大,动车事件他在微博上呼吁人大启动独立调查,开启民智,意义甚大。   现在高校跟风式地奢谈研究型大学,事实上已异变为追求发表论文数量,一些评估机构按他们认定的学术杂志,按发论文量来评定高校学术排名,高校就只能通过补贴杂志版面费,来增加论文发表量,这与给食物打膨化剂没有两样。贺卫方教授也为此而担忧,他在微博中说:学术量化考核表明学术界已经乱了方寸,症结在于没有一种合理方式来评价学者的学术水准与贡献。中国从事人文社科研究和教学者达 25 万人以上,如何分配稀缺的高级职称等资源甚是困难。量化标准如此盛行,是因为这个标准最简单,只要数论文数量、字数就可以了 … 方舟子没有形而上的价值追求,只有形而下的技术认定,急于打击对方,有时不问事实,不做调研。方舟子批评或指责贺卫方,没有道理,他似乎在以北大法学院名誉院长的身份,要求贺卫方如此这般,但通过方舟子的追问,我们应该重新思考,大学教授与专家学者们的社会价值,对高校泡沫化追求论文数量,应该有所反思。高校更应该对教授实行代表作制度,量化的学术论文是无助于学术的真正进步、也不能衡量老师的科研水平。 今天东方早报发表时有删节 东方早报文章链接 http://www.dfdaily.com/html/63/2011/8/16/64819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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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悔之 | 理解万岁!——答杨恒均博士

亲爱的博士您好: 近来咱改变了“夜猫子”习惯,晚上早一些休息了(十二点才睡,相对“早”而已),早晨也就早一点起床。不知您近来还有熬夜吗?毛太阳同志教导我们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您长年各地奔波,近年身体也开始发福了,可要注意饮食和睡眠习惯。毕竟您才比我小五岁。 刚才打开电脑,您的大作 《 借题发挥答复悔之兄 》。为了避免造成不必要的误解, 读后想作下面几点回复。 首先想表明的是:我撰写 《 杨恒均“911 断想”之断想 _ 》 一文,目的绝不是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一争高低”。而是试图开理性争鸣之风气。我们都知道:去年以来,因观点迥然,有几位同胞一再在博客中国批博士您是“特务、卧底、线人”、“是打进民主内部的余则成” 、是“披着启蒙马甲的潜伏毛左!”还有,直指“杨恒均发展了李悔之!”并认定李悔之是今年二月在成都“钓”出冉云飞的“线人”!……更有意思的是:看到前述这些,有网友将信相疑,发短信一再要我“澄清”:“李先生,他们说您也是‘钓鱼’的内奸、特务,害得我几天十分难过,您敢发誓你不是内奸特务吗?” “您敢发誓你不是内奸特务吗?”——这是那门子话啊! 写了几年劳什子博客,家人疑咱“头脑有病”,网友疑咱是“钓鱼”的“内奸”、“特务”——“级别”与博士一样了……呵呵,有意思。 另一种是不能正确对待同道之间正常的争论和批评。动辄“不要内斗”。有人甚至批我“打于(建嵘)压杨(恒均),只有他李悔之才绝对正确,想当领袖”;《杨恒均“911断想”之断想_》刊出后,有人则说:李先生终于与杨恒均切割了……所有这些,并非都是有人在故意“挑拨”。而是一种实在的意识误区。 面对上述两点,我常常想:如何才能拥有一个良好的理论探讨和观点争鸣风气? 第二点想表明的是:我“断想”中的许多观点只是瞬间的“断想”,并非全是反驳博士的。其中许多观点其实是重复您过去文中表述过的观点。所以,“悔之兄正确得惊人”之说愧不敢当。 尤其是下面这段话博士认为咱是在“上纲上线”,呵呵,这可真是大大的误解了—— “当今中国,有人一再将‘普世价值’化简为繁。其实,所谓‘普世价值’,就是民主,自由,法制,人权。——这些东西除了金氏父子、卡氏兄弟、卡扎非之流,以及他们的‘特色’兄弟之外,哪一个国家的人民不欢迎的?” 亲爱的博士:您误会了,这里的“有人”,绝不是指您。如果是指您,咱这些年也就枉读您这么多好文章了。去年也更枉为您卖书一场了。 第三点想表明的是,您在文中谈到:“悔之兄是我的好朋友,一直以来把我当成志同道合的哥们与战友,常常为我文章中的错误观点而痛心疾首,这次竟然担心我变成摩罗,我真不忍让他担心,为他的难受而难受……”博士的抬爱,我深感荣幸。但有必要表明的是:我从没有为博士的“错误观点而痛心疾首”,您知道,我是位直人、粗人——每看到您的好文章时,会忍不住发短信赞叹;有不同观点时,也会立即发短息表示疑问;有时会撰文为博士鸣不平。当然,也在微博上骂过您在刘萍事件上不表态……这就是我的致命短点——口直心快、有啥说啥的“炮仗肚”。 然而我还想说的是:博士您确实有一个令我“痛心疾首”的毛病,这就是过于追求完美主义,太爱护自己的羽毛(或许我形容有欠精准)。有人说台湾的王金平“处事圆融”。我想,这个评价用在您身上也可能恰当。比如,您待人接物,总是那样彬彬有礼,一派绅士风度。但有时也明显有“和稀泥”之嫌,甚至委曲求全。对此,我是一直不以为然。因为长期如此,也就过于压抑个性。甚至会使心灵扭曲、异化。“文如其人”,您的许多文章也往往凸显了这种性格:有话不直接说,而是拐弯抹角弯弯绕。更羞于争论。本来,在当今中国的语境和文化背景下,“弯弯绕”是可以理解的(我写文章有时也“弯弯绕”),但绕得太弯,有时却会适得其反——会给人造成“圆滑”的感觉。所以,看您有些文章,经常反复读多篇也不得要领,让人陷入云山雾海之中。我曾想,这或许是我的水平所限吧,但我发现不少网友也有共同的感叹。 恕我直言了! 再谈关于“摩罗”话题。摩罗原来是我尊重的学者。他近年的“华丽转身”,也令我痛心疾首。我忧虑杨博士像摩罗一样来个“华丽转身”,并无贬损之意:当今这块特色土地上,“异质思维”的文人生存环境比鲁迅时代艰难多了——公认为“最勇敢”的鲁迅,可是当时中国稿酬收入最高、家境优裕的作家。而作为优秀间谍小说家的杨恒均,倾注了多年心血的作品《致命三部曲》在大陆却不得出版。去年出版了一本《家国天下》,得了区区几万元稿费,竟像做贼“偷”来似的,屡屡表示要捐赠出来用于民主实践上,令一旁的我一阵心酸…… 人不是上帝。为了作品的出版(生存),而放弃部分理想和坚守,虽然痛苦,但并非是太见人不得之事! 其实,我又何尝没有成为“摩罗”的可能?前月,我曾向您坦言:因为生计因素,想暂时退出博客写作——这几年因为写博客,浪费了太多时间和精力。而付出的经济代价对我这阶层的人而言也是不小的。更主要的是遭遇两次“逼迁”,家人抱怨巨大。面对生活和家人的压力,我也一度有“退出江湖”的打算。只是在信仰的支撑和朋友的帮助、鼓励之下,最后坚持下来。 换位思考,也就“理解万岁”了。所以,我的忧虑,更多的是恻隐之心,更多的是“同病相怜”,更多的是惺惺相惜…… 近年来,有人一再警醒说:“杨恒均背景极复杂,你要小心”。对此,我只付诸一笑。原因一,我不相信写出优秀间谍小说“致命三部曲”的杨恒均仍然是“余则成”——正如袁伟时教授所言:如果杨恒均是特务,那么这种特务越多越好。原因二,我最惧怕的是麻木不仁、是非不辨的“平庸之恶”,而不惧怕良心未泯、迫于现实和生计而混迹于“恶人”群中者。 所以,面对“杨恒均背景极复杂,你要小心”一类的警醒,我一点也不在意,我更忧虑的是严酷现实面前的犹豫和退却。 再强调一次:前路漫漫,任重道远。犹豫和退却,不只是对博士您的考验。还有我! 但愿您我相互鞭策、共勉! 更要强调的是:犹豫和退却,绝非只是对杨恒均和李悔之的考验! 但愿更多的同道相互鞭策、共勉! 上述所言如有冒犯,或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之处,敬请博士恕罪。 愿上帝保佑您和您的家人。   爱您的人:李悔之 2011-9-16  敬于广州 相关文章链接: 《 911 断想:恐怖分子拉登真的输了吗? 》 《 杨恒均“911 断想”之断想_ 》 《 借题发挥答复悔之兄 》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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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耀杰 | 我所知道的民国范儿

作者: 张耀杰  |  评论(0)  | 标签: 我所知道 , 民国范儿 文载《中国新闻周刊》2011年9月5日 最近一段时间,关于“民国范儿”的话题在多家媒体和网站受到热议。我自己在2011年7月19日《凤凰视频》播出的访谈录“逛台湾,寻找我心中的民国范儿”中,也有所涉及。在我看来,面对“民国范儿”之类的模糊概念,最为科学也最为恰当的应对态度,是蔡元培在1935年写给何炳松的公开信中,所表现出的那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 “现在最要紧的工作,就是择怎样是善,怎样是人类公认为善,没有中国与非中国的分别的。怎样是中国人认为善,而非中国人或认为不善;怎样是非中国人认为善,而中国却认为不善的。把这些对象分别列举出来,乃比较研究何者应取,何者应舍。把应取的成分,系统的编制起来,然后可以作一文化建设的方案,然后可以指出中国的特征尚剩几许。若并无此等方案,而凭空辩论,势必如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标语,梁漱溟‘东西文化’的悬谈,赞成、反对,都是一些空话了。” 蔡元培的这种普世性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表现在教育方面,就是他在担任校长期间赋予北京大学的北大精神:“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表现在做人方面,就是他1916年在为堂弟蔡元康书写的对联中,所表述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文明态度:“行不得则反求诸己;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像这样的价值观念和人文精神,才称得上是“民国范儿”的最高境界。借用吴稚晖1913年在《可以止矣》一文中公开提名蔡元培为总统候选人的话说,蔡元培的个人品质和精神面貌,可以用“尊贤礼士,止嚣抑竞,奉公守法”十二个字来加以概括。像这样的个人品质和精神面貌,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儒学的“旧道德”;也体现着西方社会更加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新道德”。 与蔡元培的“民国范儿”异曲同工、相提并论的,还有陈寅恪1929年夏天为王国维撰写的碑文中,所提倡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35年,胡适在《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再谈五四运动》一文中,把他提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的人生观”,直接追溯到蔡元培和杜威身上。用他的话说:“真的个人主义就是个性主义(Individuality),他的特性有两种:一是独立思想,不肯把别人的耳朵当耳朵,不肯把别人的眼睛当眼睛,不肯把别人的脑力当自己的脑力。二是个人对于自己思想信仰的结果要负完全责任,不怕权威,不怕监禁杀身,只认得真理,不认得个人的利害。……一个新社会、新国家,总是一些爱自由爱真理的人造成的,决不是一班奴才造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比起蔡元培、胡适、吴稚晖、陈寅恪、王国维等人所展现的具有普世性价值的“民国范儿”;民国社会中更加常见的是鲁迅笔下所描绘的阿Q式的自相矛盾、自欺欺人的奴性思维及其精神胜利法,以及曹禺影剧中所描绘的以集体无意识的“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为原动力和内驱力的“阴间地狱之黑暗+男女情爱之追求+男权家庭之反叛+专制社会之革命+舍身爱人之牺牲+天诛地灭之天谴+替天行道之拯救+阳光天堂之超度”的文化密码和行为模式。1949年之后的中国社会与民国社会的一个本质性区别,就在于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王国维等人所展现的具备普世性价值的“民国范儿”,一下子变成了意识形态化的文化禁忌和思想罪恶。被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阿Q,连同被曹禺天谴诅咒的秉承着“原始的情绪”和“蛮性的遗留”的反面人物,反而成为被鼓励和被重用的对象。 1947年前后,曹禺在电影《艳阳天》中塑造了一个为攀附权势而不惜出卖朋友的读书人、绰号“马屁精”的马弼卿。创作《艳阳天》的曹禺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马弼卿言不由衷的一句忏悔之辞,所预示的恰好是他自己在反胡风和反右派运动中的人生宿命:“(假情假意)魏大哥,我也是没有办法,逼到这儿了。您可千万别见我的怪。(故做慨叹)哎,我们读书人——” 同样是为攀附权势而不惜出卖朋友,曹禺的清华校友龚祥瑞,在晚年自叙传《盲人奥里翁》中,更是直接搬用鲁迅笔下的阿Q来为自己进行辩护:曾经在反右派运动中出卖过自己的恩师朋友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的法学教授龚祥瑞,从1966年6月18日开始与北大法律系的29名同事一起,反复遭受残无人道地毒打批斗。他为此给出的解释是:“我认为心理学教授(沈XX在巴黎留学时认识的,那时他住在瑞士馆,一幢非常漂亮的楼房里)服毒身亡是一个不懂心理的蠢人。正因为他没有中国人的那种‘阿Q精神’,才自己结束自己,交了白卷。这很困难,让中国摆脱数千年来对于命运的忍让的那种弱点,确实困难。”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像名嘴陈丹青等人那样,使用难以厘清界定的“民国范儿”之类的模糊概念,不加区分地完全抹杀当今中国的主体个人及其主体意识,本身就是对于“民国范儿”的误读和背离。就我个人而言,师长辈的章诒和、袁伟时、张思之、资中筠、江平等人,近几年来所展现出来的,就是并不逊色于蔡元培、胡适、陈寅恪、王国维等前辈大师的一种“民国范儿”;或者说是既展现出普世性的以人为本、自我健全、意思自治、自由自主的主体个性;又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仁、义、礼、智、信之类具有普世性价值的优良品质的一种精神面貌和人格魅力。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张耀杰的最新更新: 梁晓声先生的原话记录 / 2011-09-03 22:15 / 评论数( 1 ) 关于梁晓声先生“一句话风波”的亲历见证 / 2011-09-03 12:21 / 评论数( 0 ) 袁伟时先生的常识误读 / 2011-08-28 10:47 / 评论数( 0 ) 从复议到判决,公正被谁吃掉 / 2011-08-25 22:57 / 评论数( 1 ) 化解权力市场经济的路径选择 / 2011-08-24 21:31 / 评论数( 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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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选择字号: 大 中 小                      本文共阅读 5 次 更新时间: 2011-09-07 10:12:49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论 标签: 辛亥百年 ● 金冲及        内容提要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在思想领域内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民主精神高涨和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辛亥革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为中国以后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过后只有7年多,中国便发生了五四运动,又过2年多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巨变从何而来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晚清以前,中国虽不能说停滞不前,但变化十分缓慢。这并不奇怪,农业社会生产的发展本来就是缓慢渐进的。从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很多方面已接近凝固。长期以“天朝大国”自居,更形成一种盲目自满的心态。“天不变,道亦不变”,正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反映。传统是无形的,却常能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如果没有受到异常强烈的刺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是不会出现的。     但外部世界这时已发生太大的变化。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的西方国家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丧失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领土完整也遭到破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局势越来越危急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是巨大的转折。它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革命前辈吴玉章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紧接着,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又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居民门口要分别悬挂占领军的国旗。这一连串冷酷的事实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中国是不是要灭亡了?它像可怕的噩梦那样,沉重地压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冬兴中会成立时的宣言中沉痛地写道:“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像这样强烈地指出中国面对的严重民族危机,在以前还不曾有过。他响亮地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个口号深深地打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激励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抱着怎样的态度呢?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变本加厉地对外屈服,向外国大举借债,竭力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严厉镇压民众的爱国行动。国家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任人摆布和宰割。正如陈天华一语道破的那样:“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那时,国家的权力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不把它推倒,一切根本变革都无从谈起。为什么辛亥革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自己的直接目标?这并不奇怪。既然清政府已把自己同外国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民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振兴中华的要求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不仅如此,清政府对民众经济上的榨取也大大加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规定的对外赔款共达白银六亿八千万两(还没有包括利息在内),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完全破产。而到宣统三年,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在当时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产物,而只是对民众敲骨吸髓盘剥的结果。贪官污吏又乘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原本已极端贫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了。     反动统治势力总是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越当他们统治地位不稳、日益孤立的时候,就越对周围一切人都不放心,越把权力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1908年8月,清政府在“预备立宪”的旗号下,颁布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个被一些人起劲鼓吹的《钦定宪法大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一下很可以开人眼界。它一开始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权,议院不得干预。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在会奏这个宪法大纲时明白地说:“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国内一部分人希望清朝能自己进行重大改革、实行立宪,而等来的却是宣统三年的“皇族内阁”,13个大臣中满人占8个,皇族又占了5个。连原来十分温和的立宪派发动的请愿早开国会运动,也在清政府的高压下失败。人们真是无法再对它抱什么希望了。尽管现在还有人说:如果实行了君主立宪制,现在的中国会更美好。要是睁眼看看事实,真觉得同这种论调进行认真的讨论实在是多余的。     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就讲了:“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1911年5月,长沙税务司伟克非在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他讲得不错: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哪些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它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党的十五大提出而似乎被人们注意得不够的重要论断。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在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剧烈变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这之前,中国人做过多种尝试:由清朝统治者中一部分人推行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经证明它的破产;希望由无权的光绪皇帝来实行的戊戌变法,虽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思想启蒙作用,但在封建顽固势力迅速反扑下也破灭了;下层民众自发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同样没有能够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     孙中山先生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面对近代中国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他提纲挈领地提出三个基本问题: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也就是他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且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主张,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人提出过,深深地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辛亥革命时期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比他说得更深刻,但要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没有人能同他相比。     当然,作为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还存在严重的弱点:他提出了这些目标,却没能真正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对这些目标的理解和后人也不尽相同,更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但不管怎样,在中国人面前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三大奋斗目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去实现它,并且成为人们相当广泛的共识,在历史上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10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坚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懈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     对这个历史性巨大变化的意义,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国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在1941年曾很有感慨地写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中国在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下已经几千年了。这一专制制度不仅依靠经济、政治、军事的支配和统治,而且通过一整套严密的意识形态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从幼年时起,头脑里就根深蒂固地被灌输“三纲五常”那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到处供奉着。君主还被用神秘的色彩装点起来,被称为“天子”,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端。古代中国是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异常发达的国家,旧统治秩序经过长时期经营已编织成一个严密的网络。皇帝便站在这个网络的顶端,独揽一切大权,成为整个旧统治秩序赖以稳定的重心。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虽然出现一些质疑君主专制制度的“异端”思想,但“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设想不出还可以用什么政治制度来代替它。到了近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各种进步的社会政治运动不管如何激烈,都没有触动这个问题。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戊戌维新运动,想依靠的是光绪这个“好皇帝”来推行变法。义和团运动,旗帜上写的还是“扶清灭洋”。中国同盟会纲领上的“创立民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观念,有如石破天惊之论,逐步深入人心。     还要注意到:那时,共和政体在世界范围内还为数很少,西方大国中实行了共和政体的只有美、法两国,亚洲连一个共和国也没有。处在这种状况下,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夜的一次演讲中断然决然地指出:“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这是何等的气概!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极端专制、腐败、媚外的清政府,扫除了中国历史前进的这个严重障碍,而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中国封建社会有个头,就是皇帝。一旦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尽管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个又一个政权轮流登场,旧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为旧社会的崩溃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有一种看法,认为辛亥革命的结果带来的只是军阀割据和混战那种更加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带来进步。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没有把事件放在长时段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军阀的割据和混战,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张牙舞爪、胡作非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这样一种落后于时代、极端不得人心的赤裸裸的野蛮军事统治,注定是不能维持长久的。而且,它反映出中国旧社会势力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连表面上统一的和比较稳定的统治也难以维持,从而为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方便。有如产前的阵痛,这正是历史大转折前夜常出现的过渡现象。     第三,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领域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它的主要表现有两点:民主精神高涨,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先说前一点:民主精神高涨。民主意识的前提是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国家大事只能由他作决断,称做“乾纲独断”。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戊戌维新运动时的公车上书算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但上书的只是一小批已有举人功名的士大夫,由于都察院拒绝代奏没能送达朝廷,并且在上书中处处把“忠君”和“爱国”看成一回事。现在叫“民国”了,孙中山先生指出《临时约法》中一定要写上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还把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尽管许多事实际上依然如故,但民众的心理有了巨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有权对国家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上对国事纷纷发表种种议论,各种社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成立,推动并组织起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如果没有形成这样的新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心态,7年多后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很难想象的。     再讲后一点:思想得到很大解放。辛亥革命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在以前该算是至尊极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人们去想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发表以前不敢说的主张。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这场历史性巨变在人们头脑中激起的巨大反响。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不可阻挡。人们便大胆地继续向前探索了。           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和启示          辛亥革命毕竟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跨出了一大步。但这一步仍是有限的,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     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依然不能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推翻它、消灭它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而需要经过持久的多次冲击。更重要的,在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当时的革命党人确实也存在严重的弱点。     第一,那时的革命党人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中许多人并未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然以西方为学习榜样,就一定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且总害怕革命的猛烈发展会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在革命起来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对封建主义也没有多少认识,大多数人把清政府看作唯一的敌人,不但看不到旧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且把一切赞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统治者的汉族地方官僚看作自己人,不惜向他们作出重大让步。因此,当清朝的统治一旦被推倒,建立了民国,许多人便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     第二,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但做得远远不够。革命党人不仅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在社会上博得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能够很快得到多数省响应的重要原因。可是,依靠并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尤其是没有深入到社会底层去,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相脱离,又是导致它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那样根深蒂固,要推倒它们,不充分发动广大民众是办不到的。当时的革命党人恰恰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没有一场农村的大变动,不可能吸引广大农民积极参与革命。这样,他们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只能深感自己缺乏实力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走向妥协。     第三,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开始取得胜利时,革命阵营内部便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内部意见分歧,不少人转眼间成为享有权势的新贵而心满意足,开始争权夺利。吴玉章回忆道:“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群众的核心,也无法使革命进行到底。     一句话,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是辛亥革命留下的发人深思的沉重教训,而这又是当时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路总得一步一步走。跨出了第一步,就可能有第二步和第三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年长者,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早年都参加过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和行动。比他们年轻一点的毛泽东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也支持辛亥革命,曾投身湖南新军。他们正是在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提高了民族民主觉悟和革命决心;又从它遭受的沉重挫折中接受教训,思考它的不足,开始新的探索。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     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着科学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能够到社会底层去,坚决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共同奋斗;组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政党,成为凝聚群众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尽管在90年的征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的根本,不断开拓前进,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成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这就是历史:后人总是以前人已经达到的位置作为出发点继续前进,又大大超越前人。但前人的历史功绩不容遗忘,应当永远铭记,因为没有昨天,也就不会有今天和明天。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学术 > 历史学 > 中国近现代史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3969.html 文章来源:本文转自人民日报,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爱思想(www.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非经特别声明,本网不拥有文章版权。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相同作者阅读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金冲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金冲及:辛亥革命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金冲及:20世纪中国历程的启示 金冲及:“人生要有追求”——悼念龚育之同志 相同主题阅读 金冲及: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张永:辛亥革命时期的十八省建国思想及其后果 秦晖: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刘申宁:改革是革命的引路人 张鸣:摒弃历史符号,探究辛亥真相 侯坤宏:佛教在辛亥革命中的角色与地位 袁伟时: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倒行逆施其实是最大的错误 郭世佑:谁是武昌起义的主要筹划者 汤伏祥:谈谈袁世凯与辛亥革命 许纪霖:晚清新政如何催化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另外一个视角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 秦晖:“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许耀桐:辛亥革命百年与推进民主政治 徐贲:中国共和腐败的肇始——马基雅维里的启示 李冬君:辛亥革命:导火索与“投名状” 傅国涌:退位诏书下达之后 张耀杰:宋教仁架空孙中山 阙光联:走向文明:辛亥革命的是非成败辨析 侯宜杰:革命与立宪相辅相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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