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伟时

袁伟时

袁伟时,出生于1931年,是中山大学教授,中国历史学家,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曾批评现代历史教育,和人们的历史观点与真正的史实不符。

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因刊出袁伟时文章《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导致暂时停刊,主编李大同及副主编卢跃刚被撤职。在该文中,袁伟时多次批评现在的历史教科书存在问题。特别批评道义和团的问题,指出其是“摧残文明和反人道的罪行”。

在中国传统文化热的时候,他曾指出,中国文化的三大缺陷:政治体制领域,儒学带来一系列问题;思维方法的缺陷;道德规范有明显的不足。此外,他还提出了,当前提倡传统文化的三大陷阱:认为西方文化从启蒙运动起就搞错了;中国人接受西方文化也错了;强调中国特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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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潮-时局-未来(上)

天则所第443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很特别。我们以前请的都是学者,今天我们请来的李伟东先生,是媒体的。但其实媒体也是一个职业,他的主要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观察政治,所以我说他是当下中国非常杰出的政治观察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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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思潮-时局-未来(上)

    主讲人:李伟东   主持人:秋风   评议人:王占阳、石秀印、孙龙、蔡霞   秋风:   天则所第443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很特别。我们以前请的都是学者,今天我们请来的李伟东先生,是媒体的。但其实媒体也是一个职业,他的主要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观察政治,所以我说他是当下中国非常杰出的政治观察家。   这样的一个职业,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最近两年,不论是政治还是政治思想,变化都是非常大,而且在我看来整个政治思想的结构发生了一次比较重大的重新的组合。而这样一种政治思想的变化,包括政治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应先恐怕不是1年、2年,而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而伟东兄,据我所知,过去一年也是非常活跃,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代表人物,从极左到极右,中左中右,各色人等,伟东都有非常深入的接触。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接触面,还有这种理解力的人,我相信在中国没有了,就只有伟东兄了。   所以我想正好现在是年底,究竟过去一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所发生的事情对未来的一年和更长的时间有什么意义,我就特别请伟东兄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伟东也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他以前其实我也听过,但都是比较断断续续的。这是算一次比较完整的报告,我非常期待,相信大家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就请伟东兄做这个报告,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接下来我们还请了几位国内重量级的政治学家,有王占阳先生,还有蔡霞女士,还有另外几位朋友,他们会做一个评议,然后我们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   李伟东:   非常感谢天则所,盛洪所长,虽然有过见面,但是很少在一起长时间的讨论。也感谢秋风先生,感谢天则所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天则双周论坛是我多年一直学习的地方,10多年,接近20年以来,天则所茅老师以及盛洪兄,还有秋风兄还有很多人,包括余老师,给中国的思想界贡献了非常多的智慧,也贡献了很多思想,推出了很多的人物。看天则的网站,看天则的双周论坛,仔细看每个人的讲演,每次都受益匪浅。这次天则给我提供这个机会,我也很荣幸,因为我很少在外面讲。这两年情况也有所变化,好像我是突然出来的。其实我03、04两年曾经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做社长,当时我的搭档是温铁军,他是一个比较偏左翼的三农问题专家。当年我们也对农村问题做了很多观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主要是做行政方面的保障事务。我自己是学经济的,我是吉林大学77级经济系的。20多年以来好像一直在参与改革这件事,从80年代以来就和北京的一些朋友都比较熟,包括现在在海外的和留下来的,当了高官的和仍然沉在民间潜心研究的,各方面的朋友很多。受他们的一些思想影响,结合我自己的思想观察,有一些体会。去年以来,有一些特殊的变化。   由于我朋友关系比较广泛,我在左右两个方面都参与讨论。原来的讨论是比较私下的,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公开了。比方说左翼的杨帆先生(他自己不承认左翼)组织的一些讨论会,包括跟乌有之乡一些人的讨论包括网上的一些公开争论。大家最近都比较激动,跟杨帆先生那边参与了很多左翼的讨论,最近在网上跟一些人也有争论,包括你们都知道的郭松民、苏铁山,都有一些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共识网上也发了我一些东西,最近发了一个标题叫“林彪是罪魁祸首之一”,实际上最后的结论我是说,不存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存在的只是把毛加进去的,毛林江的反人民集团。这算是我对过去历史的一个观察。由于跟左右各派的讨论,发现近两年来思潮非常之多,多到了十几种,二十几种,各种各样的想法。有极左翼的,比如乌有之乡和相关联的一些网站,他们内部也有差别,不停鼓动要发动二次文革。   而且对毛的评价变得非常的有意思,比方我在网上私下跟仲大军,大军网是很有名的网站,提供了很多思想,但那次吃饭实际上又有郭松民、杨帆、大军,我们几个人,就一直在争论。我说我的问题是,现在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结果,这么严重的一个态势,到底是毛的路线的继续,就是他的专制体制的继续,才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还是像你们说的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然后走资派又重新上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都是后面这个结论,就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毛是英明伟大的,后来在微博上争论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发到微博上,仲大军直接回复我说,毛就是耶稣,是全世界的领袖,未来的问题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也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我非常意外,大军兄是多少年的朋友了,盛洪也都知道的,但他非常的激烈。我问,毛到底是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还是差别很大的等级化的社会?本来就很平等,所以才有未来那么剧烈、暴烈的行动。他说毛建立了一个全世界最公平、平等的社会,毛就相当于当代的耶稣。   当然我也见过另外一拨人,比方说言辞和主张都越来越激烈的原来是纯粹的自由主义学者。最近我看到他们的言论都非常激烈,我不好多点名字,说一两个,比方说像刘菊明,这个已经是基本上是认为大变革、剧烈的变革、社会动荡性的变革不可避免。还有翻译哈耶克的,翻译韦伯的那几位翻译家,都已经变得非常激烈。   所以我要先说说思潮,而且现在出现一个像梦魇一样,像咒语一样的东西,就是2012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沉重。比如说2012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一个大的换届年,换上来的人和过去的人有什么差别?中国会不会因为换了人,换了领导集团,而又重大变革呢?还是仍然会温吞水的这样走下去。但是不管上面换不换,社会会不会等待它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说你换不换都没有关系,但是整个社会上要有别的东西出来了。所以说2012对全世界来说也处在一个,比方说金融危机啊、正在探底啊、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啊这种情况。但是官方的思想认为,中国的2012不是一个往下走的问题,不是一个会不会崩盘的问题,是一个中国模式将大行其道,在全世界风靡,而且中国的崛起将在2012变成某种现实的问题。这样的学者也很多,比方说北大的潘维全世界去推销中国模式,组团去推销中国模式。还有类似的很多人,左翼的一些人。内部的讲法就更多了,像张木生先生认为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当然中国已经到了89,就民怨气氛而言。他再跟我说,跟很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在位的那些人能把羊头挂住,意思是保证现有政权不再未来一年崩盘,新上来的太子党就一定会重整山河,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且全世界会把整个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崛起的时候大大发展下去。   所以明年到底会怎么样也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情况,今年也到了年底了,现在已经是12月。未来一年中国将如何走,我先说说各种思潮。各种思潮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走势,所以我第二个问题要说时局,对时局的判断,官方的判断、民间的判断以及我的判断。第三个问题说说我对未来的判断。我就大概说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前一次在两个月前,10月初,在成都的安仁,是樊建川他请我们去。当时秦晖,徐友渔,张木生,肖公秦,杨帆,左翼的像朱苏力、黄纪苏他们都去了。就是左右对话,我在当时讲了当前的思潮,共识网已经发了,当时我讲了6种思潮,共识网就是按这个发的。当时我说完之后就有人批评我,说至少忘了秋风兄的儒家宪政,也就是保守主义思潮。这个保守主义和刘菊明说的保守主义不是一回事,菊明说的保守主义是指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就是对自由主义的非常保守顽固的,或者说非常任性坚持的那样一个自由主义原则。但中国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是向儒家回归,或者向传统回归,或者向国学回归。也不完完全全是回归,也是超越,是与现在的普世价值相结合。大概我是这样一个理解。这个保守思潮也很厉害,当时说我漏掉了保守主义思潮,也漏掉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近我发现还有两种势头非常明显,成为思潮。一个就是网上出现了大量的“国粉”,民国粉。这个来势汹汹,而且对自由主义侧翼,对刘菊明他们都形成一种围剿的态势,这个是非常厉害。比较有名的像网上大事将至,书海飘香,这几位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非常活跃。如果底下有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本人到了,也让我们认识一下。   我顺便插一句,秋风说我是什么杰出的观察家。我一想,观察家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想明白了,观察家就像足球的球友,看别人怎么踢,然后我们或许能看出点门道。   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比较厉害的一拨,出现的这种国民党粉。按现在我分了10种思潮,这个说起来就比较繁琐。我按了一个特别传统的方式来区分,传统的是左右的方式。左右这个概念就非常不科学,我先认同它不科学,因为前一段时间,高超群就在这也讲过一次流派的分野,我们之间也有讨论。他就是反对用左右的方法去分思潮,连秦晖先生,还有很多人都认为左右是不科学的,我也同意,但是左右对中国来说是有意义的。比方说左翼的思想思考者,行动者说我要回到毛左,自己宣称自己是毛左,就是毛泽东左派。张宏良在他的演讲当中,公开说中国过去10年最有意义的思想动向,就是出现了毛泽东式的共产党人,就是毛左,原话叫毛派共产党人。他自己宣称自己是左翼,而且乌有之乡前不到一个月,把它的整个页面换成了向薄熙来同志致敬什么的。而且也有人自称自己是右翼的思想家,所以首先是从大家的传统语境上过渡过来的。很多人他们自己就这样自称,然后我们习惯上也这样去划分。   所以我只是要说明一点,我所说的左右之分和国际标准不一样。国际标准,所有的左翼,包括早期共产党人第三国际等等,包括工会的工潮当中的左翼思想家,基本上是关心底层民众的利益,为工农呼吁社会平等,呼唤人权,批评政府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总之国际的左翼思潮是反不平等的,保护人权的,对政府是采取批评态度的。而国际的右翼可能是和资本相关联的,维护资本利益的,和某种权力结构离得更近,这是国际的标准。但在中国反而是倒过来的,因为我观察乌有之乡左翼的讨论,当然他们也有对底层民众疾苦的关心,而且以此为依据认为第二次文革是该来的。但是更多的时候你观察这些左翼的思想者,对官方的态度,对美国的态度,对国际各种各样事情的态度,在国际重大事情当中的对官方的支持。比方说民间认为卡扎菲倒了很好,叙利亚该制裁等等,有很多这样的民间力量,民间思想者都这样认为,而左翼力量反而是不停地在帮助官方说话。我说的左翼力量不包括,有一些在网络上像城管一样的,我们把他叫“五毛”我这个话不在这儿说,我不想用一个什么概念羞辱别人。总之这些人算不上是左翼思想者,而是官方打手,有若干这样一些人在网上活跃,这我也就不去说了。比方说有这样一些人说,共产党的江山是用3000万人头换来的,你要想拿走你用3000万人头来换。类似说这样一些话的人,我已经不把他看做思想者了,这就是网络打手。   我刚才说的网络思想界的,比方说左翼的黄纪苏、祝东力这样一些,他们的一些思考,是对官方的很多做法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的左翼标准和国际是不一样的,按照我们国内的说,左右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先暂时这么叫。   这10种思潮,最左翼的当然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主张回到文革的,主张用毛的阶级斗争思想重新解释今天的。认为毛当年发动文革的时候,资产阶级还并不明显,但他们认为也存在,比方说以刘邓为代表的,当年也存在,所以毛发动文革也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人认为当年不明显,今天反倒是对应了毛60年代说的,今天恰恰是毛主席当年说的那个情况。资产阶级已经重新产生了,党内资产阶级和国际右翼势力结合起来,阶级斗争空前高涨,发动第二次文革的时机已经来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这就是郭松民直接回答我的在网上。我说,你是想发动第二次文革吗?他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我说当年就有武革呀,文革发展到后来就是武革。他说,那不对,那是工人阶级领导权被什么什么篡夺了。他大概就是说文革那个武革不是毛主席的事,只是底下的人捣乱。毛的意思就是文革,所以今天应该发动二次文革,只有二次文革才能避免武装革命。他说我在网上说的,你继续忽悠这种宪政民主,人权这种事情,小心爆发革命!我说你这个文革难道不是要爆发革命吗?他说,文革是文革,只有发动文革才避免爆发二次武革,左翼是明确这样表达的。这是我最近直接接触,亲耳听他们说,而且在我的微博对话当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记录。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潮,已经变成了一种运动。左翼的力量发展最为迅速,这也是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我说的发展成运动,你可以看到在郑州,在山西太原等等一些地方,比方说,烧报纸,呼口号,围剿,甚至举毛先生,告状等等这样一些事故,已经是此起彼伏了。而且华尔街发生事情以后,郑州他们还弄一些老太太上街去,支持占领华尔街等等。他已经从思潮变成了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已经不是一个玩笑,已经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打打闹闹,而是一个非常有系统准备的一个东西。而且张宏良先生,我跟他约了对话,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已经在他的演讲当中,网上看到的东西已经清楚地看到他的一些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是一种思潮性的,甚至社会运动性的。   这是最左翼的这一段,最近他们给我介绍他们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方说张宏良说要保党救国,然后好像是有些网站批评他是投降派。张宏良回过头来开始抨击张木生,抨击他的新民主主义,说这是叫左翼代入党。什么叫左翼代入党呢?以卡扎菲那个事为例,就是因为他没有及早掌握核武器,放弃了核武器的生产研制权,向美国投降。然后把大部队引过来,所以才会有他们后来的下场。这是张宏良最后文章的结论。现在已经出现左翼代入党,然后开始抨击张木生他们的新民主主义。所以他们内部也有极大的分歧。   这是第一个,最左翼的,那么标准的左派很有意思。我定义的标准的左派,就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这个似乎已经被我们扬弃了,从计划到市场,改革开放30年了,当年官方批的那个东西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至今仍然非常有市场,而且卷土重来。社科院的马列主义研究院,以那儿的程恩富副院长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他们的总院长,以及相关的几位副院长,包括几个相关的所,在不停想把中国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而且他们找到了一个试验田,或者自己认为它是试验田,也有某种联络,就是重庆。因为社科院的马研院以及政治学所房宁以及崔之元先生的一批从美国学来的美国左翼,回到中国后的中国左翼,他们也都称自己是左翼。他们认为自己在美国学到的就是左翼思想家的东西,回来以后也认为自己是左翼。他们已经成了重庆主要的智囊团。当然杨帆很不满,不停跟重庆说,你们是上了左翼的当了等等,重庆应该搞民主,这是杨帆最近的说法。他们认为他们是重庆的智囊团,认为重庆就是可以回到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的一个地方。有很多文章,包括在《香港传真》上登出来的,以及他们自己发表的历次会议上的一些东西,你会看到他们和当年说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他们已经跟一种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维系。就是重庆的唱红打黑,以它的经济势力为代表的一个势力。我把它叫做标准的左派。   左翼的第三支我把它叫做中左,中左就是张木生,张木生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一支也比较有意思,背后的政治力量支持是非常明显的。张木生新书发布的时候我当时在场,刘源将军是穿着三星上将服,带着5个穿着少将服的将军,齐齐坐在那。还有好几个少将是没有穿军装的,都是公开支持。而且木生也直截了当地说,刘源就让他讲,在很多次会上,不停要说。为什么要说呢?张木生首先说他这个东西是超越左右翼的,左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右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而且他也能代表,不光是能接受。他的新民主主义包含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现在你们要的宪政民主,言论开放,司法独立,城乡平等,等等。我就不说他的基本主张了,总之他的政策主张包含着,比方说,要全民共国家的产。就是把全民资产分了,量化到每个个人,但是不许卖,可以继承。量化个人之后所带来的资产收益,纳入社保,然后社保基金再怎样运作。这个办法本身就包含着对现在权贵资本以及大国有资本某些全民性的重新分配,是含有这样的含义,他自己也是这样去说的。   我说,你如果真能这么干,我完全赞成。但是我只建议,因为60年,中国农民跟社会主义无关,农民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社会主义,虽然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呆了60年。因为这个全民所有制所谓全民农民是排除在外的。当农民人口占80%以上的时候,我说你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你是冒牌的。现在农民人口已经降到了50%-60%的样子,但还是大多数,那这个社会主义我仍然认为是冒牌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口跟社会主义无关,既享受不到社会主义的资产收益,资产名义上就跟你没关,也没有资产收益,仍然在二元结构的第二元呆着。所以你这个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城市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居民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基于这样的理由,就应该对农民进行加倍的补偿,如果你分国有资产的话。我跟木生一再强调,说过很多次了,农民要加倍,甚至要加更多的倍。这是一个加倍,因为60年农民做的贡献太多了,被剥夺的太多了,第二个,越是中心城市应该分的越少。比如说北京,前30年是全国人民支持北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全国人民不知道给北京做了多少贡献,现在仍然享受着很多特权,比如说考分,这个是多大的含金量是很难衡量的。北京户口的人的后代就能比其他省份的人享受低200多分的考分进大学。这个你说用什么钱能够衡量呢?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东西,这是含金量第一高的一个资产。那么你真能够量化国有资产,分到每个个人的话,北京人应该分得最少,然后偏远地区应该分得最多。   这是他第一个政策主张,说要量化全民资产,第二个,他说要成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和农会,让工人和农民都有对资本家,对资本的集体谈判权,共产党不干预,只是在最后不得了的时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出来裁判,这是第二。   第三个政策主张是说要学习日本自民党,党内可以分派,让共产党内部分派,党内民主从共产党分派开始。   第四司法一定要独立,政法委之类可以撤销,不再干预办案,让司法独立,甚至把司法系统全部从地方干预下独立出来。   反正他的主要政策主张就这些,听他的政策主张,我们都同意。但他跟左翼对话的时候,他说出的真实的话是这样子,就是全世界已经到了29、33的大危机,中国正在崛起,现在中国全世界最有钱,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中国政府是双百万亿的有钱的政府。然后今年的财政收入,就是政府拿到的钱可以超过25万亿以上。今年的GDP大概50万亿多一点这个水平,人均4500美元不到。政府在50万亿左右的GDP中拿走了25万亿,这25万亿包括13亿的税收,3万亿左翼的企业上缴利润,这就16万亿,然后接近3万亿的罚没收入,还有3万亿左右的社保基金,还有2、3万亿的灰色收入,还有其他七零八碎的一些东西,土地出让金也有2、3万亿,实际上财政拿走的25万亿还要多。政府变成全世界第一有钱。这话是他说的,他说,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其实拿出一半的钱就把刚才说的社保、农民那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不是脑袋进水了吗?他说为什么回过头来拿出多一倍的钱去制造社会混乱,制造社会危机呢?他认为这里面也有利益链等等很刚性的东西,已经陷入一个不可解的问题了。所以他说,你只要1年把羊头好好挂着,被闹成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状态,明年我们就如何如何了。反正新的一拨人上来决不允许这个样子。   我把他的话可以翻译成,原来这20多年,老太爷走了以后,被一帮秘书、太监把这个国家已经折腾地得不像样,现在正宗传人们要集合成一个政治集团,出来重整山河。重整山河,第一,共产党的旗帜要永远挂着,至少努力永远执政,至少有10年的时间让他能够长治久安。第二,解决社会重大矛盾问题,不是不解决。张木生原话是说,现在中国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奇迹,也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说中左的含义,就是这样我给他定义出来的,这次在重庆他也承认,说伟东说我是中左,那我就是中左吧,我在这个国际反对美帝,坚持我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绝不脸红,我都承认。所以我给他戴这个帽子,是他自己接受的。   这是左边的三种,现在出现了一个特别中间化的思潮,这个思潮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是笑蜀先生,最近他的言论很有意思,提出“四不”等等,而且他前段时间一直主张建一个网站叫“公民网”,而且已经建成了。提出这些思想,意思就是说我不挑战最高权力,最高权力很恶,没问题。也一时左右不了,看不出来任何松动迹象,所以我主张建立公民社会,从基层的公民社会开始建起,一点一滴改变公民社会的格局。而且如果现在就发生大的变革的话,无论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都可能是第二次文革。不光是左翼有第二次文革,右翼也有第二次文革。现在看到右翼这么疯狂,我刚才提到那几个国粉疯狂在骂他。骂他说,他是投降派。我对他说,虽然我替你发稿子,但是我说我觉得你会左右不待见,而且我的态度是说,如果你阻挡的这个事情或者你不赞成的革命一定要来的话,那就是有历史合理性。如果它是绝对不能来的,是很多人凭空鼓动出来的,说思想界和舆论界出现一帮疯子,天生就是革命派。然后中国本来没有革命可能性,跳出一帮人来鼓动,那可能不合理。但是如果历史一定会出现革命的话,那就有合理性,那我们就要分析他为什么要来了,这是我后面要说的话。   这是纯粹的中间派,刚才说漏了一个。刚才我说了乌有之乡、标准左派、中左之一是回到新民主主义,还有中左之二,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个我建议大家看高超群关于温和的国家主义的评论,说得很多了。我只是简单地说几句,因为我和王晓东他们也很熟,也讨论过很多次。王晓东跟我私下里说的话,就是他不管主张什么主义不主义,现在中国就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工程师大量产生,中国就是要工业化,只要工业化了,所有的两极分化这些东西都会慢慢解决。现在眼前的这些东西在他看来都是代价。我就说你的思想可能就是毛的思想,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代价,代价可以忽略不计。他说你不认为这是代价,这没有用,反正历史就是这样的。所以方舟子跟他吵起来了,方舟子说他是工业党之类的,不停地骂他。反正总是,王晓东是工业党的国家主义代表,和他走得特别近的是宋晓军这些人。不论主义,不论主张,只要国家强大,只要能够抵抗国际势力,假想敌就是美国,不断地工业增长,军事势力增长,高端科技增长,能上就行。至于民生和其他一些东西,他们很少论及,我也不能说他们不关心,反正很少论及。国家是一个整体,他们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事一个集体主义概念,国家主义概念。个人的权利,个人主义的滋生,以及自由民主这些东西的滋生,都不利于国家主义以及中国抱成一个团,把自己弄崛起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他们认为应该继续,某种程度上忽视,或者将来再说的个人人权问题,民权问题,民生问题。先把国家弄上去,弄好了之后将来一切都会有。这基本上就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   这是第四,第五刚才已经说过了。第六,中右,我把我自己定义成中右。中右有两种,中右之一就是大家近些年来看到的以炎黄春秋等等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人非常之多。杜导正等等老一辈的,李慎之、李锐等等。认为党是要救的,党是一定能够适应新时代的,但是条件是一定要变成一个民主主义的党,以党内民主开始实现国家的民主过程。这批人当中最近这一两年,开始提宪政提得多,就是共产党也能够接受宪政,但是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平稳过渡的一个宪政过程。我不是特指哪个人,有些人可能更右一些,这一拨人当中,有些人更保守一些。而且我内心当中觉得,和他们私下弹起来觉得他们是要把共产党逐渐改变成社会民主党的这样一个过程。历史的过程和党的过程要并行不悖,逐渐给党迎来一个新生,给这个社会迎来一个新生。而且目标是沿着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往前走,和平过渡。   我把这叫做中右之一,中右之二,是秋风先生为代表的,儒家宪政。我之所以把你定成中右,是我对你的了解,对你这拨人和其他几拨人的了解。你们内心当中是民主自由的,是认同普世价值的,但是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的东西拿到东方来,确实是有水土不服。我们自己有自己成长出来的历程,5000年或者3000年的文明,这个文明本身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完全被取代,可能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如果能够成长出来,和世界不是抗衡,而是融合,并立的一种思想体系。同时借助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思想文化精华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仍然是中国人,中华人,然后使用的是普世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是我们自己的,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我在这个意义上认同这一点,所以我把自己定义为中右。我也认为西方的所有价值观,文化伦理如果拿到中国来可能是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但这是一个持续30年,至少30年的一个困扰,至今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逻辑化的深刻的解答。我对秋风一两年以来的论述也都仔细拜读过,我也认为你好像还没有自洽,我也没有自洽。这是一个大家正在研讨的问题,包括高超群。高超群对古典文明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我倒至今都没有听他得出一个非常有价值,非常顺理成章的说明。还正在研究之中,这种思想的探索代表着民族的探索,他的意义就在于,整个民族都在做这样的探索。我们是中国人、中华人,走到今天面临着西方的巨大挑战,原来是革止,把它撵出去,回到我们传统的恶,比方说文革,回到集权主义。但现在集权主义的确被认为不行。我前天在微博上发一句话,就说集权主义正在全世界溃败,溃败得一塌糊涂,找不到一个胜利的例子。唯有中国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在坚持,实际上也在溃败过程当中。那不又回到百年前了吗?中国会彻底完蛋吗?连我们的文化也会一同被革掉吗?可能不会。这中间还会有艰难的争斗。如果能够存在一个文化内核是我们自己的,而且是优秀的而政治制度是普世认同的可能会更好一些。标准的右派,在我看来,就是以很多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完全认同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这样一批公共知识分子,数量非常之多,包括30年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样一批人都是这样。这个和共产党领导不领导和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关系。只要对民族国家,只要民族国家能在未来成为强大的自由的民主的,给全国人民带来普世幸福的,公平的,就可以了。选择什么政治制度并不是必须要保留社会主义,也不一定要保留党,以谁为核心,为领导,这些东西都可以换。对历史来说 ,可能都是一瞬,几十年过去就过去了。真正有价值的可能是永恒存在的价值理念。这样一批人非常的执着,有很多人令人敬重。长期做这种努力,从启蒙开始。这是我说的标准的右派,就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通过政改来实现,他们不主张革命。对革命也是有某种避讳,认为社会动荡并不好。   现在出现第九和第十个,两个极右派。一个是主张宪政民主,但是要革命性过渡。革命派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就是一定要过渡过去,你不管什么样的革命,反正有革命要来,没有关系。公开持这种主张的人,在微博上有只言片语,我是不能说出任何一个具体的思想的,说出来可能对别人也不好,不安全。   这是其中的一派,主张革命的还有另外一派,就是说革命的结果,不是革出一个宪政民主的带有普世价值色彩的一个新中国,而是革回民国,47年宪法。这是有重大差别的和我前面说的一派,这个主张的人也非常多,所以网上有那么多的国粉。他们为什么围攻菊明他们呢?因为你主张的是西方那套东西。据菊明自己说,他对三民主义,对民国是不赞成的,他有很多批评,他比较认同袁伟时先生的那些关于民国的批评。认为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集权党,都是两个列宁党,是两个集权革命党在中国折腾的这件事情。尽管今天太晚如何如何了,但他们骨子里就是那些东西。这是菊明跟我们讲的,这也是国粉们围攻他的原因。这个问题到这就是给你一个回答。这个彼此之间争斗非常激烈,当然也有人说,现在大家的目标主要、共同的目标是集权专制主义,你们怎么先自己掐起来了?能不能先同盟之类的,也有人私下做一些劝解的工作。   王占阳:   美国学者90年代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对三民主义就觉得很不以为然   秋风:   哈佛的中国学都是粉红色主义,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他们都是恨国民党的。这些人都是给政府打报告,不断地诋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所以最后美国放弃了国民党,然后就丢失了。   李伟东:   我的第一部分就说完了,我说第二部分时局分析。官方当然我就不用说了,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中国崛起,西方正在衰落,中国模式。这个信奉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不停地在鼓吹,而且动用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全世界在宣传。包括纽约时报广场什么的。在时报广场放大视频,总之就是对西方宣传,都是在宣扬中国模式,认为自己走得是很成功的。   这是一个官方的分析,民间就像我刚刚提到张木生说的,认为国内已经到了89,为什么认为已经到了89呢?因为国内革命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国际到了29、33。然后民间的分析,无论极左翼还是极右翼都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左翼的乌有之乡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右翼的两拨人,我刚刚说的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所有的内部矛盾,比方说基尼系数,基本上已经到了0.5左右,这么一个水平。不是0.45、0.46、0.47,而是基本接近0.5的基尼系数,实际上是一个严重的分化过程。然后人均4000多美元,全世界的经验也都代表着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两年来出现这么多恶的事情,民间的第三个意见就是一个弱的中央,地方正在突破。我参加了秋风兄包括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会,我们也有很多讨论。我们共同的意见就是现在中央很弱,他自己又无所作为,所以现在地方上东西南北都在冒出来一些做法。包括重庆突然宣布说明年要全面乡镇直选,不是试点,他要民主化,要进行民主实验。广东居然批准了游行,而且社团组织的某种登记法,而且俞正声也在上海说出一些民主的话。总之地方上,大家把它看成进18大的一种努力,或者一种政治动作。这样解读当然也对,但同时也代表了他正在研究一种跟中央有某种细微差异的,你不细观察可能看不出来的一些东西,但这些差异是本质性的。因为中央是公开宣称了“五不搞”的。   蔡霞:   这个“五不搞”是吴邦国的东西,但是还不能算是常委的东西。   王占阳:   这是传说,说这个“五不搞”哪来的,吴邦国说本来我上报给胡的那里边没有这个,胡给添进去的,然后意思是说给江给批评了,然后说吴回去以后就问他的秘书,他说不是我整的!   秋风:   还有一个版本,说吴邦国的稿子是吴邦国的秘书给加上了。这个“五不搞”,吴邦国念完了,他都不知道在讲什么的这个。   李伟东:   刚才蔡老师说的是对的,至少现在没有一个公开的,没人出来认账。就像22年前没人承认下令开枪。这事就成了这样子。我的看法是这样,说国际局势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全面崛起,甚至成为未来的领导力量,我不认同。不认同的原因需要具体说,不能看表面。   经济方面比如说,他们充分地忽略了,没有估计到美国的技术能力以及欧洲的新技术能力,这一块他的自我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   第二,全世界都意识到,之所以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是整个国际潮流过去20年来向左转的结果,就是福利社会制度。整个西方过去20年都在向社会主义靠拢,整个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反倒向右翼靠拢。西方过去20年其实有向左翼靠拢的趋势,欧洲北欧等等,他不说自己是资本主义了,说自己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从右向左摆的过程。这个想左摆的过程是高度福利化的过程,高度社会主义化的过程,甚至有些人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这两天不是说卡扎菲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叙利亚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而且是计划经济。左翼思潮对这个影响的结果是高福利无法承受,然后开始向右摆,他只要把高福利降下来,这个事情就能够解决,不是无法解决。而且西方现在正在压低自己的福利,正在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然后开始加强征税啊什么的。包括新技术方面的崛起,包括自己的调整能力。认为现在就衰落了,或者到了29、33,我认为这是过度估计,这个过度估计是为了反衬我们有多伟大的,同时认为我们可以冲出去如何如何,这个逻辑反正我不同意。国内的这个困局反而是解决不了的。国内的困局第一,过去人均4000多美元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存在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民权人权的问题突出出来。20多年前,我们还没到1000美元的时候,咱们80年代讨论的时候,就不停在说到人均4000、5000美元,作为历史经验,都写到报告里,政治局都看了,今天终于到了。真是历史一瞬间都到了,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当年都觉得那不知道是多么遥远的事情,我们活着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都不一定。但是转瞬之间就到了,而且眼下就是这个局面了,然后这个时候剧烈动荡,国富民穷,这样两极分化,二元矛盾,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他的具体格局了。这时候必须要做出调整,你不主动调整,就被动调整,总之必须要调整。   第三就是经济权贵化、资本化,这个我不用再解释了,政体僵化,天怨人怒,这个是你怎么吹嘘也吹嘘不过去的。   第四个就是,新兴通讯手段迅速发展,民智大开,愚民政策已经走不下去了。说所有的事情还能糊弄着来,把我们都忽悠了,谁能忽悠谁呀?我们不忽悠他就不错了。   王占阳: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他忽悠出来以后,刚说完就有一些专家学者出来,然后在网上瞬间就全部破解了。过去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破解的,现在转眼之间都给破解了。   李伟东:   然后迅速就娱乐化了。用这种维稳的方式,刚才像我说的,你等于是激化社会矛盾。我今天微博上发的,我把它调侃称叫第四次全面内战。第一次是1947-49的全面内战,共产党参与其中,其中的道理就不去说了,是非也不去评,这个历史都已经说了。第二次是文革,1967全面内战了,而且毛自己承认的,全面内战了,因为全面内战才会军管,自己打起来了,损失百万生命以上。第三次就是22年前,坦克都上了街了,对人民开战了。这一次是动用7、8千亿的美元,动用全部的警力,在全国各处的燃烧点,你天天都会看到盾牌、警察、钢盔。这是全面内战,对人民开战。所以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状态,你说还能支撑吗?哪天擦枪走火,不知道打死了谁,然后就爆发了某些造反性的行动,然后上面开始说到底谁的责任呢?开始互相指责起来,这个过程是可能一眨眼就会出现的。   再就是我说这叫2000年未有的大变局,王朝周期见底了。什么王朝周期呢?就是中国从秦制以来,秦制到今天终于奠定了。从秦始皇开拓以来到今天,终于走到了他最后的底线,就是皇权专制。中共49年的革命在我看来,不过是完成了一个王朝周期,完成了某种农民革命式的王朝周期,刘禹锡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陈李(就是陈独秀李大钊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是为了主义而夺权,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就是为了夺权而主义。整个都倒过来了,到最后终于走上了传统农业革命的道路,当然运用了很多现实的手段,有很多复杂的现实的东西,总之他再造了秦王朝。这个秦王朝为什么可以走到顶点,然后走到今天终于衰落了呢?这个顶点是什么?秦王朝本来是一个皇权独立的,皇权至高无上的东西。但是绝对还没有绝对过毛,毛附加了神权上去,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把皇帝奉为神灵的这样的传统。而到毛的时代,毛已经变成神了,在此之前有复杂的造神运动,直到顶礼膜拜。你想,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么邪恶的像邪教一样的东西在全中国泛滥,而且人人都在参与,这不是宗教的力量又是什么呢?毛就是神,而且有正神还有副神,就是林。而且公安六条就是宗教裁判。说一句错话,这有个毛的像,我把它坐在屁股下面。立刻就会有几十上百的老百姓,孩子上来石头、砖头打得头破血流,抓到群众专政队去,然后在那一顿棒子就打死了,这个不是宗教裁判吗?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到毛的时候体现出来这一点,然后20多年来,从毛去世以后变成贵族共和,贵族政变导致的贵族共和。终于走到今天,一个专制体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而且整个全世界都变了,就剩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孤立于世界之外是因为我们的黄土大陆跟国际信息没有交流,跟国际信息有交流后100年走到今天,终于把皇权专制最后体现出来。而且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人看清楚了这件事,就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互联网发展(促成了人们)看清楚这点,终于要揭他的底。不管我愿不愿意,不管我是不是主张,总之他已经气数已尽,再想苟延残喘下去已经不可能了,这是王朝周期定理,而且出现了很多预示现象。比如2000年,所有的王朝时期都没有出现这么恶的事情,把一帮傻子抓去到砖窑、煤窑里面当民工。你们学历史的谁给我举出来历史上哪朝哪代有过这种事?没有!我不信仰什么宗教,但我总要有一点敬畏感。当一个王朝末期出现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意像,是让人震惊的。有哪朝哪代说有一个小伙子把5、6个女孩子关到地窖里边当性奴?有这种事吗?这种特别恶的事情在过去一两年里面频繁产生。我一时想不起来,可不是屈指可数,是数以百计的,说出来让人几位震惊的事情。   这是2000年王朝没有出现过的,现在出现了。出现这么恶的事情,而且还在继续发生。以前皇上早就派什么八府巡抚下去,说你主动跟我告状,各级政府门口都有击鼓喊冤的地方,实在不行可以告御状,皇宫门前都有鼓。现在告诉所有官员说你不能告状,告状就是犯罪。让所有的官员,防民之口防到要抓人。2000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居然最高统治者说告诉各级官员,谁告状就抓谁,有冤没处申了。证据就是给上访民众办学习班。   蔡霞:   上面直接说了谁上访就抓谁?   李伟东:   是问这句话的证据?他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东西。有上访的就一票否决,这就是上面的做法。   秋风:   对,这是政绩考核的指标么。   蔡霞:   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秋风:   但是到了特殊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赶紧领你自己的人来!”   盛洪:   这其实是一种明示了。   李伟东:   对,如奥运会期间。   秋风:   奥运会,两会,国庆都要看住了,各个地方的领自己的人来。   李伟东:   这就是证据了,你举出来这样的例子了。再比如说民众的基本生存的底线有3个,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法律。教育是管未来的孩子,医疗是管生命最后安全的,法律是最后讲理的地方。这三大民生性的社会基础底线都被洞穿了,一次一次的在网上我们说这个事情已经到了底线了,但发现没底线。包括土地和房子。   蔡霞:   还有一条呢,老百姓现在菜也吃不起了。这个已经是日常生活底线了。   李伟东: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能不变吗?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了,未来会怎么样呢?我说未来大概是上述10种思潮和官方政策走向的一个碰撞。他们都会发生作用,互相碰撞。官方主张什么呢?官方没有公开宣称说我是权贵资本主义,但是官方公开宣称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下边官方学者的解释就是,比如说共产党永远领导着我们走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官方的解释,民间把它解释成权贵资本主义。要改变权贵资本主义,也不光是民间学者在说,比如说张木生这样的,刘源这样支持他的人,也说现在面临巨大的矛盾,再不弄就不行了。所以内部的反对声音也是非常多的,不光是民间在说。   在这个碰撞的过程当中,我列了四种情况。一个就是官方主动改革,官方主动改革在总体上,我现在看出来的支持比较多。这个开始被某种程度上有限接受,已经有某种可预期的地方。因为至少你会看到一个三星上将出来公开支持,任何其他的思想都没有上将支持吧?连个少将都没有。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一个具有官方人物色彩,而且是穿着三个星在那儿支持的,他不是口头随便说。他在张木生的书上发了17页的序言,而且把序言报给胡,胡还批了在中宣部的内参上在传阅,而且胡还说,这个张木生我原来也认识啊!他在西藏也待过,现在跑哪去了,弄这个事?   至少我们看到有一个官方公开支持,我这个预期是合理的,不是瞎忽悠的。胡是批了刘源的17页序言,在张木生那个《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前面,附在前面,而且刘源的说法叫,我要使大力气推荐张木生,这个话是公开说的,直接写到序言上去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种政策主张,思想主张,被一个很有势力的官方人物推荐,而且推荐到内部,而且这个人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党”,前国家主席的儿子,这个“太子”希望在记录的时候加引号,因为“太子”现在不存在了。而且德春先生在会上说,现在没有太子,大家都是平民,只有公民没有臣民。这是一种,就是主动改革,但是这种主动改革不会在新民主主义的政体上形成一个固定的体制。新民主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可以固化为一个一段时间内的体制,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过渡状态,甚至是一种政治策略,实行过一段时间,不是没有实行,就是50到53,政治协商建国,给各个民主党派分干果。后来和民主党派闹翻,就是后来民主党派认为毛心里边想的,这是我瞎说啊,毛想的就是我给你干果,你也没流血牺牲,你还跟我闹说你要不要民主如何。所以干果收回,把你们都干成右派。但是50到53年确确实实是实行了3年新民主主义,而且刘是要把这个道路走下去才最后跟毛闹翻的,这个都是历史,实行过。但是毛从来都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过渡形态,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体制。当年能够打完了朝鲜战争,赢得了苏联的157项援建。   我这里插一下,第157项就是关武伟他们的青城监狱,那就是第157项,秘密协议。赢来了援建,这样弄下去的话,他就不会再要新民主主义,能够完全导向斯大林主义,后面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所谓回到新民主主义,我就问张木生,你能回到多党制吗?   那天我们开玩笑说,那时候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一夜之间被陈桥路都收了嘛,造反的时候。陈桥路干的事就是把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都搜了抱回大陆,然后问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说你收都收了。所以一夜之间民主党派就没了。   然后(多党)就没有了,我说那能不能有新的自由呢?新的自由就是司法要独立,它总是模拟新民主主义要回避的,它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要么往宪政民主走,要么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被左翼绑架。因为他们本来这个新民主主义和张木生这批人,脑子里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很多的,他很可能纳粹化。我跟他一再说,你搞的新民主主义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你的政策主张我都同意,但是千万不要陷入国家社会主义。   咱们上次在成都讨论,我就跟他说这个问题。你这里边的基因太多,一旦陷入国家社会主义,什么概念呢?就是对全世界的某个热点开战。这么多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找一个点开展,转移国内矛盾,从此国内就可以进入某种紧急状态,什么都不用说了。搞不好就会搞成这种。而一旦国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因素上升之后,国家未来的前景还会断裂。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左转,转向某种国家社会主义,那就会面临这国内的重大断裂和国内的战争状态,严重的社会撕裂状态。   第三种可能性,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右转,进入宪政社会,那是中国的万幸。   第四种情况是最坏的,你强烈盼望着2012的到来,但是上来的人跟现在一样,说的话都跟机器人说的,一点感情也没有,全是背稿子。然后什么事也不干,就是拖。直到拖到这个社会断裂成各种碎片为止。那个时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不好想象的过程,将面临一个长期的震荡和痛苦。当然,未来的一、两年当中,如果发生局部的、剧烈的冲突,比如造反,动乱,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举措失当,然后再发生一些更大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上层的某种分裂,也未可知。   第三个因素就是国际因素也未可知,在未来一年中会爆发什么样的事情,直接影响到中国?比如说朝鲜拿原子弹自杀了,因为朝鲜弄的两颗原子弹就是自杀用的,没有发射武器。他为什么要造原子弹呢?他就是我跟汉城就40公里,你美国人要想登陆,要打谁,我直接就拉响了,跟你同归于尽。所以比方说哪天他闹翻了,他一下子引爆了小型核武器,那整个东北都被污染了,这都是未可知的因素。或者哪天越南突然一下子变化很大,对我们造成某种冲击,这样的冲击就会在未来不知不觉之中的某一天突然发生,要有思想准备。   如果这些因素全都去掉,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要么无所作为,要么新民主主义,要么新民主主义加国家主义,要不新民主主义加宪政社会。这是我刚才说的最后一点,也是我所期待的。中国有可能完成一个王朝周期,成为一个真正宪政民主的,被整个国际潮流所容纳。   我最后说一句话,中国和全世界的矛盾,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么温和的民族和人民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党国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国家制度跟全世界的矛盾。你可以认为我们的制度是优秀的,那你就要跟全世界抗着干,最后要把自己变成希特勒,然后战胜全世界。逻辑上你只能这样,因为别人不容你。要不你就认同全世界的制度,大家都是一致的,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然后政治制度的矛盾消除了之后,剩下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像俄罗斯跟西方国家的矛盾一样。这些问题有国际规则,有WTO,不一定非得要打仗解决。俄罗斯也不会被西方吃掉,会处在一个全世界和平竞赛,和平竞争的一个时代。   总之,我们跟别人的矛盾是制度性的矛盾,矛盾是双重的。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国家主义者,把双重矛盾捏成一个,认为就是整个中华民族跟全世界有矛盾,是全世界都跟我们过不去,我们也要跟全世界过不去,所以我们要开打。我们要把他分解开来,是你的制度,你的政治制度的选择跟全世界有矛盾,不是你这个民族5000年和平善良的人民和全世界的矛盾。这个问题分开来解决,我们跟世界就没有矛盾了,难道我们不是主张世界大同吗?   谢谢大家,我讲完了。(本次学术讨论会上李伟东先生的发言,是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秋风:   谢谢李伟东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报告。尤其是第一部分,应该说讲得比较充分,非常清楚。第二部分里面,我怎么觉得两个太子党怎么没有讲?再补充补充。因为这个好像是被你认为能够发动主动改革的主要的推动力,所以这个你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李伟东:   这个现在看得很明白,一个是前国家主席的儿子为代表,一个前总书记的儿子作为代表。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因为他们都公开亮相了。他俩还吃过饭,而且张木生还在场,他们聊完了之后觉得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这是张木生说,他说刘源批评胡德平说你现在快成了普世价值的代表,胡说这个有什么不好的,其实有过这样的争论的。   总之,他们会形成这样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中一部分会向新民主主义方面推,刚才我也提到,连刘源本人也表现出某种国家主义的色彩。我见过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这不是诗词,这不是形容词,打仗就得这样子。直接就得喝血吃肉。外交部可以有鸽派,军队绝对不能有鸽派,军队一定要是鹰派。类似这样的话,所以他也有某些国家主义的色彩。包括他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有人问军事科学院是干嘛的?刘源就说就是为了打你们日本。这个都没有错,说这个话直截了当都没有什么错,但是他表达出来的色彩是那样的。   德平所主张的是一种非常仁厚的长者风范,然后家教、家风,从耀邦以来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是知道的。然后他所主张的宪政民主,主张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对民权、民生的关心,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来,现在是两种政治主张在同时发力,可能会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效果。就是我说的,从新民主主义到宪政民主的过渡,这是我刚才说我所期待的原因之一,背后也是有政治背景。   王占阳:   但是我后来听张木生会上的发言,对普世价值他也是同意的。   李伟东:   对,他说他不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他说我不能敌人说我吃饭不吃屎,我就专吃屎不吃饭。猪八戒有八戒,我就一戒都不要,专门要杀生。他说不能这样,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我认为我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应该比它做得更好。   秋风: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评议,我们首先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   王占阳:   伟东兄的报告内容很丰富,前面10种思潮因为你都有接触,所以非常细致具体,跟别人都有面对面的直接的接触。这样彼此之间细微的、微妙的差距都能看出来。有些变化是最新的、最近的这些变化。我觉得我们这个思潮变化是很快很快的,所以你这是新鲜出炉,最新情况。有些变成这样我还真没什么印象,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但这个里面其实一个办法是细分,还有一个办法是不是还可以再概括一下。因为细分了以后掌握起来就有点难度。是不是先画一个大框架,大框架里面再分小的。大框架如果用“左中右”这三个词,那么左派是什么?所谓的左是带引号的“左”;“中”,这个“中”定义为什么,其实这个中你要说项属是这样的话,他不是中了,他是保守了。然后所谓的“右”,这又是一个事。所以我想,现在能不能进一步看明确?   现在假设是左中右这三大派的话,哪个是主流?   李伟东:   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一直是沿着“左右”这个形式在走,这个国家是个左的国家,所以他出来的主流思想家和主流话语是以“左”为主的。也因此,像乌有之乡这样的给四人帮一个个平反,给江青祝寿,也没人管,没人封它。右翼网站反倒被频繁地封,在微博上,右翼说得过头的天天被打,然后转世党非常之多。微博上很多人,活着活着就没了。   王占阳:   那这个国家话语,就是针对社会公众的角度来说的?   李伟东:   就是整个国家话语的倾向性是一个左翼倾向。话语的主流,主导性的,权重很大的是左翼的,我基本上是这样判断的。右翼的是新出来的,而且是民间顽强生长的,是跟官方打游击战打出来的,在微博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游击战每天都在打。有些人都转世八九十次、一百多次了。   王占阳:   另外这个里边,这表标准“左中右”不太准。我觉得中右之二,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其实他们的共同点还都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包括你后边的极右一、极右二,这都是普世价值。包括秋风兄的这个,其实你的基本价值还是普世价值。其实就是笑蜀,他也是认同普世价值的。所以这整个划分有一个巨大的底线。现在乌有之乡管我们叫普世价值派,其实这个派有多大!   李伟东:   很大,反正这些年来只要走出国门,开眼界看到的,或者能够稍稍出去走一下的,都赞同“普世价值”。   秋风:   这在主流人群里面应该是主流,包括共产党自己,他里面大多数人也是认同民主、宪政。只不过他是说我们现在不能马上搞。包括胡锦涛他也是认可的,不是说他不认可。他现在也是这么说,也是要建立民主什么的,只是他这个民主是有步骤的。   王占阳:   反正我觉得伟东兄可以在这方面(再有一个概括),就是细分了之后再概括一下。然后显示出我们这个大的一个潮流性。现在就是细分以后有点琐碎。   李伟东:   其实就是民主和专制之争,自由和反自由之争。   王占阳:   应该说民间的“普世价值派”是占上风的。   秋风:   其实你也最好不要用普世价值来判断,就是民主派。这群就是民主的人。什么叫普世价值?仁义礼智信那也是普世价值啊!   王占阳:   我就建议伟东兄在这方面讲得更透彻一点,让我们能够看得跟清楚一点。   时局分析,我很赞同伟东这个讲法。现在认为西方衰落这个事,在有一些人当中被刻画很深。我的看法,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过,美国不会再有经济繁荣了。当时萨默斯,就是奥巴马的首席顾问是因为预测美国将出现经济繁荣的看法来当顾问团的首席的。但是两年后,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已经辞职了。他说我的语言失败了,所以他就辞职了。然后我在今年年初的,首都经济学家、经济学界学术论坛上,我说我的语言成功了。   实际上观察西方,有一个经济学上很深的误区,就是总想追求繁荣。其实繁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没有繁荣反而是发展已经饱和以后的自然现象。现在很多判断的失误就在这里,他总是要看,西方没有繁荣了所以他就要衰落了,这是不对的。它不繁荣是因为它成熟了,它已经处在饱和状态。   西方目前的状态,判断是他处在一个调整期。人类已经追逐了几千年的财富,西方向前奔涌了500年,大概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实现了饱和性的增长。在这之后,欧洲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繁荣了。日本在十几年前也开始没有繁荣了,美国也就这次泡沫破了以后,也就没有繁荣了。但是他们在这段期间,这个历史惯性,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问题。   我在09年初的时候,就发表文章说,他是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他解决了马克思和凯恩斯说的经济问题以后,文明还需要升级。从解决物质需要到解决更高的需要,他这个转型还没有实现,这种痛苦反而促使他向这个方向转。   我们国内媒体提供的信息都是说,日本最近这十几年过得很苦。但是研究幸福学的科学家发现,日本人最近十来年的幸福指数在明显上升。不用那么拼命了,有闲暇时间了,劳动的付出少了,休闲多了,但基本生活水平没有很大下降。然后这样的话人际交往也多了,可以谈情说爱了,可以交朋友了,幸福指数不断上涨。这就是一个新文明在诞生,我把它叫做“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本质”,往这个方向发展了。现在一个新文明诞生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大的痛苦,过去的惯性是很大的,凯恩斯当年也说,很难想象这个转变会怎么发生,因为人们的惯性太大了。   这里面最近提到的,欧洲最近的债务危机背后的向左向右的问题。实际的情况,应该这样讲,其实我认为希腊不是搞社会主义搞多了,希腊是偏离了社会主义。因为希腊是在剥削德国,他把别人的钱借来了,然后不劳而获,这是另外一种剥削。是偷着剥削,这个骗局突然暴露出来了,然后被剥削的德国人很生气。所以希腊人不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福利越多越社会主义,越公平。公平意味着我是付出然后得到了相应的福利,你不能光得福利不付出。所以希腊的问题,包括西班牙的问题,都存在着这种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国际全球化,淘汰优弊的模型,对意大利等处分问题。   西方,就欧洲来说,福利的增长,我认为对这种体制的评价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我们总是觉得好像福利高的国家竞争力就低,像美国福利低了竞争力就高,其实不是这样。拿瑞典和美国来说,瑞典是工资低,福利高,瑞典比美国工资低一大截,比美国福利高一大截。但是现在瑞典的日子可比美国的日子好过多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的高工资把企业都挤跑了,企业在国内没法待了。然后国内企业都跑到外国去了,或者是跑掉了,或者是像通用似的,表面上是个汽车公司,实际上玩金融了。那就业就完蛋了,所以说高工资和高失业率在一定的情况下就成正比。而瑞典反而是这个情况,他的低工资使企业能够成立,高福利弥补了低工资,我认为这个搭配倒是很好。而希腊还不是瑞典的这种搭配,希腊是不干活,然后他们还想要高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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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 历史观和中国发展

  ——答《都市时报》记者李一枪   问:您本是从事哲学专业的,为什么后来“不务正业”,对研究中国近代史感兴趣呢? 袁伟时:我在哲学系工作,但教的不是哲学理论,是中国哲学史,主要是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哲学史。这个时期的中国,纯粹的哲学理论十分罕见,教学和研究的主要内容是这个时期的思想文化,逐步扩展到政治、法律等方面。也就是说,中国近代史是我的正业。 问:您也给学生们教授过历史课,有没有出现一种情况,就是学生指出您所讲的历史跟他们以往在教科书上学到的不太一样?如果碰到这种情况,您会如何处理(怎么跟学生讲)? 袁伟时:大学是学术、文化创新的中心。一个合格或良好的大学教师,必须提供与众不同的新东西。我一贯坚持讨论式的教学。我会提出问题,指定阅读材料,让学生充分讨论和思考后,再详细论述我的观点和其他观点。成功的教学要教会学生自己收集、阅读和分析史料,怀疑和批判地思考,充分辩论,存疑求真。把一些观点视为信条,强制灌输,不准怀疑,那是思想专制,是愚民工具,只会培育一批又一批心口不一的伪君子或谨小慎微的侏儒。年轻人中这一类人越来越少了。 问:近年来,大陆史学界开始更多的去勘正过去一些在人们看来是“理当如此”的历史观,如对太平天国、义和团等运动提出与以往官方所宣扬的那一套持截然不同看法的观点,而且这些纠正也越来越为更多的人所共识,虽然这些对于海外研究中国历史的学界而言,可能早已并不鲜见,但该说总归也算是一种进步了? 袁伟时:学术就是不断求真、不断证伪的过程,没有人有权宣布某个结论不准质疑。把自己的观点封为“理当如此”的金科玉律,是有些人掩盖自己思想贫乏的外衣和打人的棍子。近年来,这个局面开始打破,是回归常识的进步,有助于学术成长。 问:您对唐德刚先生的“历史三峡论”持怎样的看法? 袁伟时: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过程特别漫长,这是前现代社会结构性缺陷和民族主义特别顽强,阻挡现代社会制度生长的恶果。经过近二百年的博弈,历史终于到达临界点。可是,能否和如何冲破最后一关,仍是未知数。 问:中国自古便已有“以史为镜”的说法,似乎人们早已深明此道,但事实表明历史却总是容易循环往复,一些事情总是重复上演。您如何理解这种看似矛盾的现实? 袁伟时:后发展国家社会转型,必须具备两个必不可少的条件:一是社会中上层有改变现状,改进自己处境的强烈要求。二是知识阶层较普遍懂得和愿意接受现代文明。19、20世纪之交,中国大体具备了这两条,不幸传统太顽强,加上革命党人太极端和幼稚,机遇一再被断送。现在,要求改革的呼声很强烈,但身处朝野的知识阶层能否认识现代文明不可抗拒,因而勇敢排除种种奇特的利益和意识形态障碍,融入世界主流文明中去?这是有待观察和博弈的大事。换句话说,一百多年的以史为鉴,往往既没有看清自己的真相,特别是根本性的缺失,也没有看清别人的真面目,所以一误再误。 问:过去一种惯常的观点认为儒家思想同西方价值观是相矛盾、不能并立的,不过历史学家余英时先生对此却持不同的观点,他认为一些现在所惯称的“普世价值”在儒家经典中也能找到出处(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您是否认同余英时的观点? 袁伟时:种族没有优劣之分;人性是共同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所以,各大文化体系中均有仁爱思想、商人精神、自由、平等思想等等,即现在被称为普世价值的因素。所谓普世价值,汇合了各大文化体系的精华,应该称为现代社会的共同价值。从这个角度看,我赞成余先生的观点。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不是中国特点呢?印度教毗耶婆说:“你自己不想经受的事情,不要对别人做;你自己向往渴求的事情,也希望别人得到——这就是整个的律法;留心遵行吧。”犹太教:“你不愿施诸自己的,就不要施诸别人。”耶稣《路加福音》:“你们要别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对待他们。”穆罕默德:“你自己喜欢什么,就该喜欢别人得什么;你自己觉得什么是痛苦,就该想到对别的所有人来说它也是痛苦的。”(《全球伦理——世界宗教会议宣言》四川人民出版社)除了翻译带来的文字表达的差异,这些观点有什么差别呢? 当今向现代社会转型,最艰难的大约是一些伊斯兰教国家了。可是,阿拉伯人即使在伊斯兰化以后,重视商业的传统也没有中断,也不缺乏商人精神。 中国典籍中有好些民本思想,更是众所周知的。 不过,西欧北美之外,这些思想因素仅是零散的闪光,没有发展成为系统的理论,更没有推动传统社会转化为现代社会。 儒家思想应该区分为两个层面:其三纲六纪等思想固化为社会制度,是中国社会转型的严重障碍和历代有识之士讨伐的对象,同现代社会格格不入,其余威尚在,不可等闲视之!  在非社会制度领域,儒家思想同世界上所有文化体系一样,它们所附丽的各种典籍、风俗习惯等等,是现代社会必须保护、研究,自由发展,让公民自由选择的文化遗产,根本不存在与现代社会对立不对立的问题。 问:对今天的中国而言,您认为是更需要鲁迅还是更需要胡适? 袁伟时:胡适和鲁迅有三个共同点: 1.专制制度和专制思想的批判者。 2.中国语言表达工具变革——白话取代文言的支持者,白话文学的倡导人。 3.中国文化遗产研究和发扬的先驱。 其间,胡适是主将,鲁迅也是重要的前驱。第二条已功成名就,不用担心了。第一、第三两项至今仍是重任;因此,胡适、鲁迅至今都没有过时。 两人也有差别: 1.对自己追求的理想社会,胡适认同主流的现代社会并有深刻、全面了解;鲁迅则上当受骗,迷信苏联。 2.社会变革途径,胡适致力于改良,鲁迅则沉迷革命。 对21世纪中国而言,只要头脑清醒的人都会深信:改革开放——改良是利国利民的最好选择。 问:在老一辈史学家中,有哪些是您所推崇的?当代的晚辈学者中,哪些最值得关注? 袁伟时: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在史学各个领域,都涌现了一批大师。王国维、陈寅恪、陈垣、吕思勉、汤用彤、傅斯年、李济、顾颉刚等人的成就是最出类拔萃的。 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史学界真正让人敬仰的仍然是1949年以前已成名的老史家。改革开放后培养出来的史家,90年代后崭露头角。以19、20世纪中国史研究来说,我最喜欢的是茅海建、高华、沈志华、杨奎松、桑兵等人的著作。 问:谈点我们身临其境的当代史话题吧,您怎样评价20年前邓小平南方谈话的意义? 袁伟时:89风波的创伤尚未抚平,1991年苏联又突然坍塌,中国向何处去?有人把“反和平演变”列为中心任务之一;改革开放进程深受威胁。小平南方谈话,重申是否改革开放关乎国家存亡,批判了以姓资姓社的愚蠢藉口阻挡改革开放的荒唐,从而为中国融入世界,吸收现代文明清除了思想障碍。这次谈话推动市场经济在中国生根,推动中国经济加入全球化进程,作用非同小可。但是,人们至今尚未彻底领会这次谈话的内涵,中国全面融入世界现代文明的障碍尚未完全清除,纠缠姓资姓社的愚昧仍历历在目,改革开放的步伐太慢了。 问:关于改革,您说过“此时不改,更待何时”,但于目前而言,您认为促发改革的真正动力在哪里? 袁伟时:改革的动力有两条: 1.朝野各方睁眼看世界,认识现代文明是人类的共同财富,不可也无法抗拒;认识中国与先进国家的差距太大,历史进程不能再耽误! 2.公民瞪大眼睛维护自己的尊严和权利,随时监督政府和政府官员,揭露他们的不端行为,迫使他们四不敢:不敢贪污受贿,不敢枉法霸道,不敢偷懒,不敢阻滞改革开放。 问:您今年已是81岁高龄了,但思想、观念却与时俱进——开通微博同广大网友们交流,作为正宗的“80后”,这丝毫不落伍于另一群80后。选择上网同网友交流,是觉得这样也可以或多或少改变一些什么吗? 袁伟时:世事繁复,进展飞快,我不懂的东西太多了。进入互联网,开通微博,是我学习和参与公共生活的一个渠道。我相信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开通微博,沉默的中国变为众声喧哗的中国,会推动中国民主、法治和繁荣的进程。 问:总体而言,年青一代可能历史感比较淡薄,即有种说法是说90后乃至80后是“没有历史的一代”,有人认为这群人无知、愚蠢,也人认为由于没有历史包袱“80后90后是中国第一批可以被称之为人的人”,您对这一群体持有怎样的印象? 袁伟时:不要低估1980年以后出生的年轻人。他们有强烈的独立精神,求知欲望,敢于抛弃意识形态枷锁;加上任何措施都无法割断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他们知道世界和中国的现状,是完成中国社会转型的可靠力量。   2012年2月18日星期六 (刊载于《都市时报》2012年2月22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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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伟时 | 中国近代史教学的几个问题

  ——在历史教学专业委员会2011年年会上的讲话 (2011年10月15日上午;地点:大连红旗中学)   很高兴来到大连与大家交流。我讲五个问题。   第一.好奇、怀疑、批判,是治学和创造的起点 最近苹果创始人乔布斯逝世,各地有很多介绍,有没有人注意到乔布斯的思维?这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乔布斯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他说,我愿意将我全部的科技换取跟苏格拉底一个下午的交谈。为什么这位一代天才会有这样一个结论,原因在哪里?我想其中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历史内容,哲学内容。 苏格拉底有两个很重要的特点,一个,他的社会责任感。他说他是一个牛虻,国家好像一匹硕大的骏马,它前进得太慢,我就要叮它,催它前进。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经典性的定义;就是知识分子要有责任感,对社会国家要监督,推动它前进。第二个,苏格拉底与孔子的教育方法有根本区别。孔子是灌输一些基本观点,基本信条,什么问题结论就是这样,他告诉你了,虽然讲举一反三,整部《论语》就是格言和信条。但苏格拉底,你看他的谈话记录,柏拉图他们记录下来的,都是教人怀疑,教人辩论,不断提出问题,让你思考。我想这就是中西文化的根本不同,也就是苏格拉底伟大的精神所在。乔布斯还谈到,他在研究工作的时候,对一千个事情说不,然后从这一千个说不当中,找到最好的一个答案和方案。这是什么精神呢?怀疑,批判,不要一下就有个结论。这是一种思维方法。苏格拉底的精神孕育了整个西方文化,使西方文化的成就远远超过了东方文化。西方文化的源头也在东方,吸收了东方文化的精华。但是后来,它与贸易、工商帝国、市场经济结合,发展出现代的西方文化。人类的现代文化,不仅是西方的,实质是东西方文化的精华,源头在批判与怀疑。 所以学习方法、思维方法非常重要。当我上课的时候,对我的学生一定讲个故事。我五零年代在复旦念研究生,那时大家头脑很热,1956年提出了向科学进军。我们那时念书,早上等在图书馆门口进去,关门才离开。有一次我的导师从北京开知识分子会议回来,向我们研究生讲了一个事:于光远先生当时是中宣部的一个处长,做科学哲学的,那时叫自然辩证法。他说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疑问号是个勾子?他说对一切事情没有疑问的话,在知识的大海洋中就勾不到东西,只有疑问才能得到知识。这对我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所以我一再和学生说,治学的起点在哪里?就是好奇和疑问。如果离开这条,就没有治学,也没有历史教学。 回过头来说,历史教学应该怎样?你们是全国三十万历史教师中的精英,假如所有人文学科的教师都能给学生一个这样的启示:要把批判、怀疑、好奇的精神,作为自己一生思想活动的起点。不一定做学者,做其它事也一样。乔布斯没有成为一个学者,但他在商业领域有这么大的创造,就是由于怀疑和批判。我想历史教学也应该这样,教会学生们方法,让他们以后去不断拓展自己的知识。 这样去看我们的青少年教育就有个大问题:太小看青少年儿童了。从幼儿园、小学开始,就低估了他们的接受能力。那些儿童文学,很多都是很肤浅的。我印象很深的,我们小时候读意大利阿米契斯的《爱的教育》,觉得那个故事有什么好?太简单了。其实很多童话都是幼儿园时候听的,一进入小学,开始有了阅读能力后,那些孩子都不满意这些读物。他们想读的都是大人读什么、父母读什么,偷偷拿来看。我过去很不喜欢读《红楼梦》,感觉很婆妈,很繁琐,看几次都丢下来,看不完,一直到大学毕业以后,毛主席号召要批判《红楼梦》才把它看完。但是十多年前,有一次我的学生请我吃饭,带着自己的孩子,其中有个小学五年级的小孩,说自己看《红楼梦》,看了五遍。一个小学五年级的女孩看了五遍《红楼梦》,这是不是个例外?不是。我一个小孙子念小学的时候,有个暑假我花了一千多元给他买了几十本书,除其中的《牛津儿童百科全书》外,其他的一个暑假都看完了。林达写的:《总统是靠不住的》等三部介绍美国法治精神的书,也看得津津有味。就是说,不要低估他们的阅读能力。 我知道的境外好的中小学,都在建设“书香校园”。中央教育研究所深圳实验学校多年来也提倡“书香校园”,一个星期要求看一本书。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还要照本宣科、依照教材去教他们?有些历史教材花不了多少时间就能看完,白纸黑字都写着,用得着教吗?我想不用。要教的话,最好挑一批你认为好的资料,包括几种观点不同的,拿给学生看,看完后讨论。然后视他们思想的深度、有没有独立见解,给予适当评分。除汉语、外语等基本技能训练外,人文学科最好的教学方法是讨论,有些自然科学也适用这个方法。发达国家的学校从小学开始就注意培养小孩发现问题,收集材料,分析问题的能力和与他人讨论的习惯,为什么我们不能彻底告别填鸭式教学呢? 所有在大学工作过的,或者在大学做过领导工作的都知道,要让年青教师成长起来,方式之一是组织讨论班。让他们读书,报告读书心得,然后自由讨论,甚至激烈争论,这是最好的成长方法。我们的教师完全有条件做到这条,为什么不这样做?对国家长远负责,对年轻人的长远负责,就要教会他们合适的方法。 这面临一个障碍,高考怎么办?非常简单,只要是动脑筋的人,文科高考那一套,用个把星期背一下结论,就行了。我相信不是太笨的学生,只要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学得扎实,文字表达、理解能力好,逻辑思维清晰,记忆力正常,记住那个结论还不简单?知道有这样的观点,另外还有别的观点,就教他们考试的时候按照教科书观点去答,就行了。而且了解多种观点,会记得更牢,有更大的发挥空间。   第二,今年是辛亥年,还应该讲一讲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我今年已发表了十多篇东西。十几万字当中,有三篇最值得读读:一篇是《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合力摧毁了民初宪政》,两万四千多字;第二篇是《炎黄春秋》今年第七期的《大清帝国的两道催命符》,讲革命为什么会爆发,一万多字;还有一篇六七千字,《辛亥革命的四大疑问》。这几篇,要讨论辛亥革命都值得一看,里面提出很多新问题,论证也是充分的。 辛亥革命爆发的原因在哪?我说大清帝国有两道催命符,一道是它关键时刻拒绝政治体制改革;另一道是它对民营企业出现的问题不依法处理,随意侵犯民间资本。它侵犯了民间资本,结果引发保路运动。辛亥革命的开端其实应该是1911年9月7日,四川总督开枪打死了32人,引起四川人民反抗,武装斗争爆发,比武昌起义早一个多月,武昌当地的革命组织趁这个时机组织起义。 再者,为什么革命以后会出现这样一个局面?我在问答中谈到四个问题。第一,辛亥革命的最大收获是什么,胜利果实是什么?两个胜利果实,一个是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建立起来了,另一个是言论自由实现了。言论自由到什么程度呢?那时同盟会里有个很极端的人,戴季陶,他是《民权报》的负责人,写文章说:“熊希龄卖国,杀!唐绍仪愚民,杀!袁世凯专横,杀!章炳麟阿权,杀!”总统、总理、社会名流都要杀,袁世凯也没有下令跨省追捕。这证明言论很自由。言论自由后来为什么被摧毁?乱。乱的原因首先是由于国民党的夺权思想;其次才是其他军阀的混战。而且国民党不走靠选票上台的正道,而是三次挑起战争,直到政权夺到自己手上、建立起党国体制为止;他们没有想到要把制度建设摆在第一位。 这里就遇到一个问题:什么是制度?制度是规则,人的行为规则,而且是强制执行的规则。规则有些是成文的,有些是不成文的。假如你把制度建设放在第一位,就会想,辛亥革命那些来之不易的成果要巩固下来。 辛亥革命什么时候失败?我过去也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建立了专制统治,辛亥革命就失败了。后来想,不对,袁世凯称帝没有多久就死了,整个北洋时期,辛亥革命的两个成果基本在延续,那怎么能够讲它失败呢?真正失败,是在1926年4月20号段祺瑞宣布下台,他的执政府跨台了。在此以后,中国长时间没有了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取而代之的,短期间有张作霖自称大元帅的军政府,很快被国民党的党国体制、威权统治取代了。整个国民政府时期(1925-1948)都是独裁专制体制,党国体制;后来在台湾才慢慢恢复了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架构。辛亥革命失败以1926年段祺瑞挽救共和的最后努力失败为标志。 同不同意这个观点?同不同意都请看看我的三篇东西,不同意就写文章批判。辩论当中我们的认识就会提高。我们如果不是这样学历史的话,怎么能教出合格的受过历史教育的学生呢?不可能。   第三,正确地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哪里?   关于晚清历史,二十年前我出版了《晚清大变局》,很多人都看过,里面对晚清历史有全新的解释。建议大家看看,看了以后同不同意都无所谓,能引发大家思考就很好了。 书上讲过的这里不讲了,现在我要讲民国这段历史。除了辛亥革命以外,究竟怎么理解民国历史?关键在正确评价北洋时期。过去我们一讲北洋,就认为都是军阀。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这就是应该讨论的问题,从军阀的定义开始就要反复辩论。 北洋时期,因为辛亥革命两大成果的作用,有很多辉煌的东西。 首先思想文化是了不起的,应该讲二十世纪中国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最好的时期就是北洋时期。1912年到1926、27年,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都是最好的。你可以反驳说,这期间有些军阀屠杀记者、封报纸。这些都有,政府动手的有,民间暴民专制的错误举措也有。民国元年国民党开先例,砸了进步党在北京的《国民公报》。相对说来,暴民专制更厉害:著名记者黄远生是国民党暗杀的;1925年火烧《晨报》,是国民党主导的,将当时全国最有威望影响最大的报纸烧掉。其它如军阀张作霖杀邵飘萍等等,都有。但从整体来讲那时是最自由的。学术自由带来新文化运动。这是非常光辉的一个运动,中国几乎所有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都是在北洋时期奠基的。 经济上也是很了不起的一个时期。过去我们说,民国建立后经济上有个高速发展的时期,是由于一战爆发、西方列强无暇东顾,所以发展起来了。这有道理,但更重要的一条没有讲,就是市场经济的建立。义和团事件以后,中国开始确立市场经济制度;民国成立后继承了清末新政的成就而且有所发展。袁世凯,很能干的一个政治家,请出张謇等一些很有经验的企业家来管经济,结果很快实现了财政平衡,同时对经济发展有所促进。很明显的记录,是民国最初几年一直到1920年,工业发展的速度达到年均13.8%。一直到抗战前,经济发展记录都是很不错的。清末新政以后到抗战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黄金时代。国民党为了党派宣传,说抗战前是黄金十年,年均经济发展将近10%。其实义和团以来都是这样,这是市场经济的功劳。北洋这方面的记录也不差。 过去还说北洋政府是卖国政府。错了,而且大错特错。这是不合格的结论,要是考试,如果我改卷,这个答案会不及格;但你们改学生试卷,可能是80分以上。没办法,现实就是这么荒谬。实际情况怎样?收回国家的主权、利权,是从北洋政府开始的。不讲个别例子,一战后德国失败了,它原有的所有特权不能不放弃,新中德条约是平等的。这是被迫的,还有沙俄推翻了,苏俄说要放弃特权,那是半真半假。有些它放弃了,比如庚子赔款就放弃了,其他国家也放弃了啊。但有些人说它把所有不平等条约都放弃了就是假的,把蒙古作为殖民地抢过去了,在东北的特权也不肯放弃。苏俄继承了沙俄的大民族主义和侵略,整个苏联的历史就是一部罪恶史,这是很清楚的,没有什么可争论的。假如这还要争论就太低级了。看看苏联共产党最后一任中央宣传部部长雅科夫列夫的《一杯苦酒》,能知道很多东西,这是苏联共产党自己的反思。 除此以外,举个主要事实,假如不理解这一条,讲民国历史就会差之毫厘失之千里: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很伟大,提出的问题是收回山东利权。结果是谁收回的?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北洋政府。1921年11月12日开始到1922年2月6日结束的华盛顿九国会议,通过英美的调解和压力,中国和日本解决了山东问题,基本上五四时候提出的那些问题解决了,主权收回来了。那么大的事都解决了,你说北洋卖国政府,是不是冤枉了人家?我想这很不公正。 另外,治外法权也着手收回,有些已经收回了。如1927年1月1日,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收回来了,是北洋政府收回的,是孙传芳支持淞沪商埠总办丁文江一手收回的。这些例子很多。段祺瑞他们根据华盛顿会议的有关决议,还专门召开了调查中国司法状况的会议。为什么开这个会?很简单,为什么中国丧失那么多司法主权,各种各样原因都有,很多解释,但关键一条,过去中国人不敢正视:中国的司法太野蛮了。有人会跳起来,说污蔑中国司法,但没办法,要讲老实话。不相信就去试一下中国的传统刑法,看是否能接受。中国传统的体制,行政权与司法权是统一的。西方中世纪慢慢发展出独立的司法系统。中国没有,承认吗?洋人到中国来不愿意接受野蛮的这一套。怎么办?学吧。慈禧比我们一些人还要开放一点,她原来很蠢,经过义和团以后就知道错了。她批准将原来的中华法系废除,分两步走,第一步先将那些最野蛮的肉刑废除;第二步修改刑律、民律、诉讼法,在日本人帮助下制订了一套全新的法律体系。这是中国的大革命,这个革命在整个民国时期都没有被否定。但中共中央1949年2月发出指示,要废除和“蔑视和批判《六法全书》及国民党其他一切反动的法律、法令”,“蔑视和批判欧美日本资本主义国家一切反人民法律、法令” [1] 。这一否定,加上毛泽东说我们不迷信宪法,我们是无法无天。中国人为此受尽苦头,都是无法无天的结果。反右,毛泽东说了几条标准,违反了就是右派。他讲几句话就是法律,跟皇帝的圣旨有什么差别?结果10%以上的知识分子变成右派,当时毛说有五百万知识分子,其中五六十万变成了右派,惨吗?这就是没有法律、不实行法治的结果。文革就更不用说了。 北洋时期一直在坚持原来三权分立,独立司法的架构。在主权回收问题上,段祺瑞一方面开了司法调查会,另外还开了一个关税会议。关税会议旨在收回关税自主权,这个谈判在1925年11月19号达成协议,规定从1929年1月开始要将中国关税自主权交回中国,还有些具体细节没有谈完,结果国民党捣乱、军阀矛盾,两个因素汇合,段祺瑞倒台,这事就黄了。国民党上台拣了个大便宜,于1929年1月如期收回关税自主权。把这样的政府骂为卖国政府,是不是有点离谱? 讲到这里还是在讲现象,更深刻的是国际关系的变化。一战后,国际关系发生了大变化,从原来的列强在中国瓜分势力范围这样一个状况,转变为华盛顿会议体系。这个体系特点跟以前不同,以前是瓜分势力范围,然后美国插手,说要门户开放,某个国家的势力也要向其他国家开放。华盛顿会议以后不同了,除了日本还想将中国变为殖民地,其它列强对中国的态度变了,认为应该在维护中国独立主权的基础上,促进中国改革。国际上列强有这样的转变,再加上北洋政府的努力,双方配合,所以北洋时候成为中国收回主权时代的开端。它没有完成这个任务,但却是良好的开端。反对的人可以去看材料。这里我要特别推荐一部书,台湾学者唐启华教授的《被“废除不平等条约”遮蔽的北洋修约史(1912-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北京版。讲北洋外交和中国如何收回主权,是很优秀的学术著作。 有些问题,你们作为历史教师还不知道的话,我就给不及格了。比如袁世凯是不是卖国贼?人家老早解决了,你去看九一八事变后王芸生编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作为历史教师那是非看不可的书,二十一条怎么提出,怎么谈判,怎么斗争,怎么评价,资料齐全,清清楚楚。可能比较模糊的是段祺瑞时代,也就是袁世凯逝世后的那些做法。比如善后借款,看看王芸生那本书就知道,善后借款条件在当时来讲对中国是有利的。关于山东问题换文,里面说山东问题换文本来从短期看对中国是很有利的,但没有想到一战马上就结束了,不应该有这样的外交交涉。所以这是外交上的一个失误,就是说基本没有问题,但有些失误。这样一讲,北洋是不是卖国就清楚了。 北洋时期的主要问题在于乱,军阀混战。问题是,乱的根源在哪?过去我们简单化,说帝国主义在后面搞鬼,是不是呢?这个结论不一定靠得住,很多找不到证据。反而有些就有确凿证据,苏联在中国兴风作浪,它把国民党作为一个工具,钱,顾问,武器都是它给的,想把中国变为它的一个外围,这个有根有据。 乱的原因,从根本上看是革命的后果。革命,不能随便玩,要估计到后果可能很严重。原有的制度和规则,要是用暴力去摧毁,必然会经过一次大乱时期。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乱十年,到1799年拿破仑当上第一执政,他老实不客气地说,法国大革命结束了。但还是战争不断。不过他制定一部《拿破仑法典》,法国大革命的成果巩固了。英国革命什么时候胜利?1688年的光荣革命,到1689年制订《权利法案》一系列的法律文件,英国革命巩固下来了。三十八年的混乱,四百万英国人死去二十万。我们讲的包围国会等,那时都有,克伦威尔就是这样干的。你说北洋时期包围国会、贿选等,凡是实行三权分立的,都有这样一个腐败过程。这个过程用武力是解决不了的。只能用民主制度自身的自我净化机制,不断改进。你看台湾选举就是这样,最初国民党控制下贿选、操纵选举都有,经过几个回合的净化,现在在台湾,贿选抓到一件,马上就完蛋。有时要毁灭对方,制造一个类似收买选票之类的事件,一下子就会败选的。都要经过这一段的。人是很野蛮的,是吃人生番演变过来的。我们过去歌颂民族英雄,反过来想,人就是野蛮,那么多的人力物力都花在杀人掠夺上。没办法,人类就是要经过这么一段。 三权分立制度要成长起来,也要经过这一段。这个乱,是革命的必然后果。原有的权威失掉了,规则不再有权威保证施行,一旦推翻就乱,乱了以后要建立一个新的体系,很困难。第二个原因,军阀本身是为了私利而争夺。第三个原因,有人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捣乱。跳出政治语言,以一个历史学家的客观态度来看,这些说法对不对?例如国民党在广州的护法,我们都歌颂。但这些革命政权干了些什么?1924年4月,孙中山下令,将大理院院长赵士北撤职。大理院就是最高法院,院长不是选举产生的,孙中山想撤就撤。为什么撤呢?因为赵士北坚持司法要独立,跟孙中山主张的党化司法不一致。孙中山那时开始在广州建立政权,就是党国体制。乱就乱在这里。   刚才讲了三个问题,还有两个问题要讲,一是怎么看孙中山,另一是怎么看蒋介石。对两个人物理解了,很多历史事件就清楚了。 关于孙中山有很多说法。我对孙中山有篇很长的文章,叫《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六万多字,大家不妨找来看看。我自己写下来都掉眼泪,写到中间根本不愿写下去。为什么我们过去眼中的一个革命英雄的所作所为是这样?后来一些年轻人说袁老师写完吧,我才写下来,是1998年写的。这篇文章现在看起来还是经得起推敲,基本方面应该说是站得住的。 我们说孙中山,不是说他个人的问题,而是说中国的历史造就了这么一个人物。那个阶段,革命派的水平就是这样,所谓先进人物的水平就这样,这里能提供很多启示。 马英九在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的讲话说到一条,说孙中山领导了武昌起义,这是政治家语言,不是学者的回答,大家一听都知道是错的。孙中山跟武昌起义没有多大关系。在号召起来革命方面,他有他的作用。但是,我们过去宣扬的很多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比如,说他1894年没有见着李鸿章,立即对改良失望,一眼看透李鸿章和清政府没有希望了,决定革命。这个说法很勉强。他给李鸿章的那封信——《上李傅相书》,放到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是很肤浅的,远远没有达到当时应有的高度。与同时代的郑观应《盛世危言》相比,差得很远。李鸿章没有亏待他,当时他正在处理朝鲜战争的问题,孙中山说想到国外考察农业,李的幕僚马上给了护照,满足了他的要求。现在如果有个年轻人上书要求出国考察,国家领导人会不会理你呢? 这还是小事。最关键的是在辛亥革命后,他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反而成为中国政治局面混乱的一个根源。 他发动三次战争,第一次是宋教仁案以后的二次革命。这里有个问题,宋教仁谁杀的?这个问题今天不讲,看看我的《袁世凯与国民党:两极联手摧毁民初宪政》那篇文章讲过了。最重要的,宋教仁案不能用战争、武力的手段解决,要通过司法系统解决。整个北洋时期的司法系统,应该讲一脉相承是比较独立的。甚至在三一八事件后,北京地方的检察署不是为段祺瑞政府辩护,而是要起诉他,说当时执政府的卫队错了,已经触犯了刑法,应该追究段祺瑞的责任。这个司法系统就很不简单。宋教仁案后,上海地方检察院也要传赵秉君到案说明情况。但孙中山看不到只有沿着法治的道路才能把中国真正变成现代国家,不能轻易诉诸武力。一个政治家没有能力看清双方力量对比,发动战争,一个多月全军覆灭。一个政治家应该有听取意见的胸怀,国民党内几乎一片反对声音,他不听,一意孤行。这是很大的错误。 第二次,袁世凯死后发动所谓护法战争,以广州为根据地打了五年。这也是错误的战争,而且本身是不合法的。他赖以成立护法政府的所谓“非常国会”,最盛时也只有两百多议员,根本就不够法定人数。成立一个不合法的政府来反抗中央,这也是错的。 第三次发动了北伐战争。这次他上了俄国人的当,建立了一个党国体制,造成中国民主政治的大倒退。 三次战争就是这样。现在的问题,对这三次战争的评价有不同意见,多数史家仍在盲目歌颂,这就要辩论了。回去好好研究一下双方的材料,可能对你们的历史观会是个震动。 更深入地追究,为什么恰恰是孙中山存在这些问题?应该讲,这跟他的思想和知识水平有关系。广东人有一句话说“竹升仔”,竹筒有节两边都不通。就是对西方文化不懂,对东方文化也不懂。严格说起来,孙中山就有这个问题。这不是故作惊人之语,有事实为根据。现代西方的精华,在于法治,民主政治,分权制约的民主政治,保障公民的自由……这些都是基本的东西。关于保障公民自由,他有言论说,中国人自由太多了,不应该讲个人的自由,要讲国家的自由和党的自由。对不对?凡是讲国家自由的,应该读点马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讲到,讲国家自由就等于说让政府、领导可以为所欲为。因为我是政府领导人,我就是国家代表,我的话就代表国家意志。这是不通的。 另外他对政治制度的建构,没有分权的概念。成立临时政府,当时有个争论,究竟实行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内阁制就要受制于国会,由国会监督政府。孙中山当时说,我们革命了,自己人当总统,为什么还要受国会的批评制约。他根本没有分权的观念,甚至到后来朕即国家的观念还在他的身上有所体现。他说我是共和的缔造者,民国的创造者,你讲民主共和离开了我就是错的。我就是共和,我就是民国!是吗?你是临时大总统,做了三个月下台了,怎么还代表民国呢?在民族问题上他是主张同化的,有白纸黑字写在那里。他对东西方文化的认识就是这样。当时临时参议院通过决议将首都定在北京,孙中山、黄兴对此很不满意。他们正想将袁世凯拉到南京,好控制他,怎么能定都北京呢?他们发话:赶快改过来。临时参议院要求他们发咨文再议,这是有明文规定的法定程序,合理合法。但他们要上紫金山拜朱元璋,黄兴说我不和你啰嗦,不改过来我就派兵把你们捆起来。这些人的水平就是这样。 临时政府一成立,孙中山向日本人借钱,说你不借给我,军队就要散了,我就要和袁世凯和谈。谈判中他开出一个条件,可以将东北蒙古交给日本管理。你说他是卖国贼?我不同意。他搞革命,为了救国,明知道要掉脑袋的也干,说他有意卖国恐怕不符合事实。核心是他没有现代国家、现代民族的概念,他认为满族是外国人,满洲、蒙古不是中国,把那块地方交给别人管理无所谓,反正不是我们的。这当然不对,真是人家的土地,你更没有资格随便转让。从这些事例看,他的思想水平有多高呢? 所以我说,要正确评价孙中山,就要站在国家社会的进步的立场,不要拜倒在某个人脚下,也不要党派史观。国家的进步,社会的进步,所有言行是不是对此有利。另外不要有英雄史观,客观地看,拿出材料讨论,就知道他是怎样了。 后期他的那些作为更加是受到苏联的蛊惑,有时他的水平之低是惊人的。比如1925年,他北上与段祺瑞商议如何解决国家当前问题。在广州的告别会讲话时说,今天来听讲的有武学堂的学生也有文学堂的学生,将中山大学和黄埔军校的学生都看成党和政治斗争的工具。他没有想过教育是有独立性的,大学不是工具。   再简单讲一下蒋介石。   怎么看蒋介石?过去贬得他一无是处,现在倒过来有人说他如何了不起。两个极端都没有跳出党派史观的影响和意识形态的干扰。客观地看,蒋介石的主要贡献有两条:第一坚持了抗日战争,他是抗日战争的一个重要领袖,这条不能否认。第二他促进了台湾的转型。我们过去说蒋经国是台湾转型的一个关键和主要人物,这是对的。但是蒋介石也有他的贡献,一个他坚持地方自治,县一级坚持民主选举,县长由百姓一人一票选举;后来到一人一票选直辖市市长,这条很重要。最初选举国民党有黑金等胡来,有些选出了不是国民党的领导人,他接受了。这就很不错。那些不是国民党的领导人被选出来,就有机会锻炼。光读书,没有历练,不可能成为可以安邦治国的政治家。其中有些人慢慢成为反对力量。一个政府没有反对力量监督是很危险的。人也一样,没有人经常提醒、批评就不会进步。一定要有反对和监督的力量。他让那股力量成长起来了,制度上为反对力量的成长奠定了基础。第二,他没有侵犯私有财产,保护了私有制。 其实整体评价蒋介石,从个人来讲,他可以说满身是缺点。私人生活,他有几个老婆、嫖妓等都是事实,但无关宏旨。在这个问题上,数一数民国以来的政治人物,从孙中山开始,很多都不清白。民间也是这样,香港的霍英东,澳门赌王何鸿星,台湾的王永庆,他们有几个性伴侣?另一方面,他搞暗杀、表里不一,都有;是流氓性很强的一个人。杀陶成章,大家都知道。后来抗战胜利后,他把龙云搞下台,手法是很毒辣的。先派兵到云南,控制了所有军事要地,然后下令免去龙云的省主席职务,调到重庆做军事参议院长,给你一碗饭吃。他把党内元老一个个打下去;不同派系的领袖,一个一个地收拾;他是很懂得耍流氓手段的。国民党内元老很多广东人,但后来做汉奸的不少,其中一个原因就和蒋介石排挤他们有很大关系。他上台后打了多次内战,跟共产党打得死去活来,还可以说是因为政治分歧,但和阎锡山中原大战,和李宗仁、白崇禧打等等,都是出于私利、小集团利益。也不要盲目歌颂黄埔军校;黄埔的思想教育是很落后的。大家不知有没有看过《1925年前的蒋介石先生》,那本书的资料非常丰富。 作为一个政治家,蒋介石各种各样的作为很多,有些很糟糕。但他除了坚持抗日战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贡献,维护了私有制。 中国历史走了那么大的弯路,现在回到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恢复私有制,恢复市场经济。这样经济就发展起来了。国家要安定下来,一个要在法治基础上保持稳定,再加上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私有制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没有一个就没有另一个。一定要有财产所有权——资金、货物的所有权,才能进行交易,不然的话,市场经济无从谈起。蒋介石始终维护这一条。当然也有垄断企业。 过去我们讲的四大家族,其实是政治语言,政治宣传的需要。陈立夫下台后在美国养鸡,怎么会是垄断家族呢?宋子文的全部档案公开了,我去看过,最后审计,他的财产不过八百多万美元。这里包括了他离开大陆后各种经营收入,他是很有经营头脑的,算比较有钱的。孔祥熙是贪污的。蒋介石本身没有太多私产。他也不需要,国库和他的家库差不多,他爱怎么用就怎么用,但到现在也没有找到他贪污的证据。 中国的革命党,很勇敢,号称为了工农的利益,彻底没收私有财产。财产是公民自由的基础。过去讲没有钱就没有发言权,其实没有钱就没有自由;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经营自由,整个国家就发展不起来。经过那么多年,死了那么多人,经过那么长的专制统治,国共两边都杀了很多人,说到底这就是维护私有制付出的代价。以后子子孙孙一定要记住,不要侵犯私有制,不要侵犯自由。 蒋介石私德不好,政治方面也不行,但他恰恰是对外抵抗侵略,对内维护私有制的代表人物。抵抗侵略,作为军事统帅他有很多错误,包括淞沪战争,南京保卫战,战术上有很多可歌可泣的地方,战略上是错的。精华都牺牲掉了,不应该这样打,要及时撤退,保护自己的兵力,蒋介石没有统帅的水平,这是一个。另外军事上他有很大的问题,跟他专制性格有关系,一直越级指挥,造成很多的错误。由于他领导下的政治、军事的腐败,造成1944年的大溃败,这是很丢人的。1943年以后同盟国节节胜利,在这样的状况下,日本军发动湘桂战役,一下子南边半壁江山丢掉了,四十几个机场全部被扫掉,多年来没有丢失的湘南、粤北和广西大片土地丢掉了,一直攻到贵州的独山。败得很惨,很可耻,那么腐败,不堪一击。但无论怎样,他到底是坚持了抗日战争。他这个人体现了当时中国社会政治的状况,中国就是这样。 总之,不要把这些人当成个别人,而是当时整个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发展的标志,从中吸取教训,不是追究某一个人。 我想简单讲到这里,留一个小时与大家互动。   【提问部分】   提问一:我提一个问题,谈到辛亥革命,我们不能越过清末新政。最近我指导老师上课,对教材中的几句话产生质疑,说清末新政1904-1905年的第一个阶段,主要是经济社会习俗文化,包括刚才袁先生讲的一些律例。课本有一个评价,说这些有一定作用,有利于经济发展,但是没有触动根本的政治制度。我感到非常奇怪,我们1978年以来的改革实际上也没有触动政治。另外讲到预备立宪,说皇族内阁是骗局,革命必然爆发。我们反顾历史的时候应该多一点思考。这里是不是有个政治制度问题。刚才我非常赞赏袁先生说到那拉氏在中国近代史实际上是个非常开放的人物,我想1898年如果没有那拉氏支持,《定国是诏》是不可能发布的。那拉氏镇压了戊戌变法,我们的教材说这场改革触动了那拉氏的利益。我想是改革触动那拉氏的利益,还是改革可能使中国出现大乱?我甚至认为那拉氏推动了这场宪政运动,只是孙中山没有给那拉氏机会。想请教袁先生关于那拉氏。   答:慈禧的历史评价要分三段。 第一段是从她1861年上台到甲午战争以前,这一段她有功有过。 最初她的文化水平很低,连写汉字都有很多错别字,有原稿为证;而且她很狭隘,打击恭亲王,这些是很错误的。但另一方面她是支持洋务运动的。洋务运动——当时的改革假如没有慈禧的支持是根本办不了的。包括办厂,修铁路,所有提到的洋务运动的举措都是有慈禧在后面支持。那个时候有少数先进分子认为要触及根本,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包括经济上推行市场经济制度,政治上开国会。这些当时提出来了,慈禧没有采纳。甲午战争前她就是这样一个人。 第二段是戊戌变法期间。变法不能狭隘地看作103天的维新,而是甲午后就在推行了,很多事情都在着手,具体就不说了。到了真正那103天进行维新时,康有为的作为是很有问题的。他在那群领袖里面是年纪最大的,但他没有政治经验。他只在家乡的自治机构做过一个委员之类,所以很多想法很幼稚。最不应该的是把慈禧看作维新的对立面。其实根据现有的记录,光绪经常到颐和园向慈禧汇报,和她讨论,得到她的支持。所以整个维新都是在慈禧的支持下进行。但是,当时康有为提出的一些主张是荒唐的,比如要改元、易服。年号在一个专制王朝是一个根本,能随便改吗?易服,剪辫,这些都是无关宏旨的东西,但在当时体制下是动不得的。而他热衷抓这类东西。最荒唐的是将礼部的六个堂官打下去,震动全国。保守官僚一个措施不对就全部换掉,能这样干吗?更荒唐的是他想依靠袁世凯和民间的武装包围颐和园捉拿慈禧。现在的研究证明确有其事。这是激起慈禧发动政变的主要原因。所以谁毁掉了戊戌维新?主要责任在康有为。 戊戌政变之后维新到义和团事件这一段,当然有些维新措施在继续推行,但根本上保守势力占上风,所以才有义和团事件。义和团事件是彻头彻尾反动的,现在还有人说它是革命,有进步意义,那完全是意识形态起作用。凡是工农干的都要歌颂,所以太平天国要歌颂,义和团也歌颂,非常荒唐。 第三段,义和团事件后,慈禧在那么多教训下,转过来支持实行新政。这是了不起的。新政不是04年才开始的,是01年义和团事件后就开始了,说现在要开始变法,实行新政,让大家提议应该怎么变。那十年是二十世纪中国最辉煌的年代之一。 有个叫任达的美国历史学家写了一本书叫《新政革命》,讲日本怎么帮助中国改革。他的结论是新政是一次革命,清末新政对中国的影响比辛亥革命要大。从制度建设上确实是这样,举几个例子就知道了:一个是教育革命,废除科举。第二个是司法制度改革。原来司法与行政是统一的,慈禧将它改掉了,推行新的司法制度,连法律都改掉了,采用大陆法系,影响非常深远,第三个,政治体制改革实际上已经开始了,1906年后预备立宪做了大量事情。宣布从1908开始,用九年时间,到1916年实行宪政。假如社会情绪稳定,真的九年实行宪政,真要谢天谢地。要是现在宣布九年预备立宪,到时实行宪政,全国肯定跟当时一样到处敲锣打鼓庆祝。 她有实际的行动。研究地方史的都知道,直隶、浙江、江苏等地,当时都按三权分立体制建立基层政权,议会系统逐步建立起来。这不是革命?是革命。不要轻视,要将眼睛盯着制度建设。特别是要认识现代社会各个国家是大同小异的,以民族特点来抵御,不接受现代制度和文化是很荒唐的。现在有些人如新左派、国学派就是这样鼓吹。所以对新政不要简单否定。   提问二:从中国近代史的走向来说,是从专制走向民主,正是由于这两种体制的对立性,造成多年的暴力革命。但实际上这两种体制中间有个折衷方案,君主立宪制。我想问,我们中国历史有没有这种可能,君主立宪是不是一种好的政治取向?另外,对袁世凯你比较肯定,假如说君主立宪是一种比较好选择,可不可以说近代史上把握这个机遇最好的时机是袁世凯时期?我们学了历史得出的看法,袁世凯是清代史是既享受来自清代专制的恩惠,又享受到辛亥革命开创的民主体制的实惠的人,但这个历史转折机遇期当中,他又没有把握好,所以他实际没有享受到两个体制的最大实惠,又没有把握到机遇的政治人物,而不是一个受历史称颂的政治家?   答:中国为什么不能通过和平转型实现君主立宪?皇帝是少数民族,又不肯在关键时刻当机立断切实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根据胡汉民自传的说法,当时大家接受的就是反满,其它的东西一般人是记不住的,就是反满。你看辛亥革命胜利后的文告和宣言,讲民主共和的不多,基本都是讲大汉江山光复了。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说到底,社会发展来看,在原有基础上逐步进行改革是最好的,代价最小。假如原有的基本架构推翻重新建立,代价非常大,必然经过一个大混乱的时期。这方面要有一个很清醒的认识。清末连孙中山都把满清看成外国人,一再讲这是外国人统治,梁启超反驳,说满洲是明代的建州,满人是明代臣民,为什么你要说他是外国?这是内乱,不是外敌入侵。梁启超的观点比较符合实际。 袁世凯有很多建树,民国后和清末新政他都有建树。二十一条他是抵制的,谈判中实际达成协议只有十来条,第五项他根本不加讨论,里面就去掉七条,被迫签字后他马上召开地方和中央官员会议,怎么对付这个局面,结果这十来条(顾维钧说是九条)也没有一条真正实现。战后日本首相吉田茂写《百年激荡史》也说,二十一条徒然增加了中国人对日本的仇恨,增加了日本的骂名,没有实际的效果。袁世凯不是卖国贼,历史已经做出了这样的结论。 内政方面,起初他想维护民国体制,但他碰到一个对手,国民党。国民党千方百计牵制他,牵制无所谓,但有些做法错了。比如,《临时约法》的制订是很荒唐的。民国初年十来年的政局所以发生那么多混乱,根源在《临时约法》,府院关系不清,府院之争源于临时约法。另外行政权和立法权之间的关系不清楚,违反宪政体制,立法权独大,行政不满意立法的话不能解散立法重新投票,让公民作出抉择。没有这一条,不能通过选举让人民审判究竟谁对谁非,造成的恶果一方面双方对立无法解决,另一方面是议员腐败,非常腐败,最高的表现是曹辊贿选。政治体制中宪法文件搞错了,后患无穷。《临时约法》就是这样的典型案例。所以歌颂《临时约法》,歌颂护法战争,是大错特错了。   提问三:我的问题是两个:一,革命党在革命的时候起的作用比较大,但怎么会成为一种对革命的崇拜,因为无论是革命党还是后来的国民党共产党,都有一个放不下革命的问题,为什么要把革命当成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唯一手段,而忽视了社会的建设?再延伸一点,临时约法就算他写得好,在当时民国那种社会状况下实施得了吗?二,金观涛的书《观念史研究》,方法很独特,把每个年代出现的词汇统计起来,看社会的进步。想听听袁老对这本书的评价。   答:革命为什么变成革命教,革命崇拜?我想主要是把国家和社会困境的原因和解决办法简单化。 一个文明古国,又是在儒家文化长期熏陶下,以华夏之邦、天朝上国自命的大国,怎么一下子变为外受欺凌,内部民不聊生的弱国呢?出路又在哪里?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的社会精英反复寻找答案。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一切问题归咎于洋鬼子侵略。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国共两党都高喊“打倒列强”、“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把列强一锅烩,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你有这样的能力吗?如果有足够实力为后盾,不必挥动拳头或刀枪,通常在谈判桌上就能收回利权。如果实力不够,更要利用矛盾,伸张正义,维护主权。可是,这个口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凝聚力。九一八事变以后,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那就很正确和有力,赢得国内外赞同了。 反帝的任务什么时候完成的?1943年,中国与各国新的条约建立后,不平等的条约都取消了;1945年将日本打败后,反帝的任务是不是完成了?1946年的中美通商航海条约是好的还是坏的?是不平等条约吗?你想想,要是今天有那个条约的话,中国领导人会高兴得跳起来了,贸易、通商领域我们想要的,里面都有了。 还要冷静想一想,中国贫穷主要原因是帝国主义掠夺还是自己不争气?帝国主义掠夺当然有。输入鸦片罪大恶极!但是,认真研究中国近代史就会知道,中国经济没有发展起来,关键在自己内部没有改革好,国民没有充分的经济自由,相应地没有良好的政治制度足以保障公民的权利。 此外,我们把反封建归结为一个土地问题,对吗? 杨奎松教授有个很重要的学术成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二章总结了学术界多年研究的成果和他的新探索,以丰富的数据,提出一些很值得重视的论点。例如: 1.“以往关于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占有大约70%~80%的土地的说法,是不准确的。”要把地主和富农分开来,地主中又要区分大地主和中小地主。中国土地占有情况是以小地主为主。“小地主不过是些‘有土地有家资的小农’而已。他们和多数农民并无多少差别……他们中许多人和极少数军阀官僚大地主,未必有着一致的阶级利益。” 2.“近现代以来并不存在土地日趋严重趋势”。“中国近现代农村依旧是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而土地买卖,诸子均分等“周期性地分解着大地主,并持续不断地在小农中间制造着小地主”。总的趋势是农村土地更加分散而非更加集中。 [2] 中国社会要转型,大土地占有,应该解决。但焦点不在这里。中外社会转型,关键都是人的解放。多年来我反复讲,近代中国的基本问题在哪里?在严复的两句话:“身贵自由,国贵自主。”中国盛衰的命脉在于“自由不自由。” [3] 有人问,为什么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没有民主政治也能发展那么快?我说很简单,一是稳定下来,不折腾了,二是恢复了部分自由。百姓种田可以不听县委书记指挥,农民可以自己当家作主,有了这样的经济自由就有饭吃了。在城市里恢复经济自由,可以创办企业,中国经济就发展起来了。中国现在经济自由还没有完全恢复,还有国进民退的问题。这些问题要很清醒来看。 把革命口号与民粹情绪结合起来,和民族情绪结合起来,有很大迷惑性。特别是年轻人,听到控诉帝国主义,控诉地主、资本家,很容易热血沸腾,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 一个国家要成熟起来,现代化要真正实现,公民就要理性化,避免思维方法极端。真正用自己的头脑去想问题,敢于怀疑和辩论,根据自己的认识判断,不要走极端。在座各位的教师责任很大,要教会孩子们和社会公民都要持这样的态度。不要极端,要中庸,中庸不是平庸,而是实事求是,符合实际地思考问题。 金观涛的《观念史研究》是一部好书。学术研究,有新的观念,新的方法,新的史料,都会出新成果。《观念史研究》就是一部中国近代思想史的新成果。   提问四:对三权分立你的评价很高,想请你谈一谈我们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能否变为真正的三权分立制度?   答:我想中国转型的最好方式,就在现有的架构上改革,慢慢一个现代政治制度就出来了。人民代表大会过去讲它是共产党的橡皮图章,一点不冤枉。但是现在正在变。以广东来说,现在的人大代表会议批评政府毫不客气,政协会议也一样。同时,现在政府官员开始学会听取公民意见,接受监督,这样一种基本素养很多人开始具备了。 所以,在原有的不满意的事物里面,要看到它转化的可能,里面合理的因素会慢慢发展起来。共产党一再讲人民要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关,根本不用变,落实就行了。不断实践,慢慢落实。现在比较安定,大部分人从改革开放中得到了实惠,要打破这个局面,不利,没有必要。乱起来饭都没得吃,怎么办?所以,就是要在原有的制度上改革,人民代表大会会变为真正的民主制度,会名符其实。但是时间可能长一点。 另外,司法腐败大家意见很大。但是现在的民间监督力量成长起来了,一出现司法不公等各种问题,马上全国议论纷纷,所以它也要改革。大家应该关注这次刑事诉讼法修改究竟怎样。假如改得比较理想,司法会前进一大步。就是通过一项一项的改革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中国最理想的道路,也是最可能实现的道路。不要把当前的局势看得一片漆黑,要比较冷静看到它的黑暗面与光明面,那样就会比较乐观。   提问五:您强调私有制是公民自由的基础。那怎样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公有?及改革前中国经济的探索?   答: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在十九世纪是件大事,是对资本主义黑暗面的抗议,是正义的呼声,在当时有伟大的意义。所以应该肯定它诞生时的价值。但另一方面,由于条件限制,有些观点走向极端。条件变了,不要以教条主义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要学习邓小平,时代变了,有些东西不适用了,就不必纠缠。世界上从来没有全知全能的圣人,没有谁的话可以一成不变,管几千几万年的。   提问六:刚才你讲到私有制的问题。我对你所讲的历史上的私有制的观点是接受的,但我有个不太恰当的顾虑,最近三十年尤其二十年现实造成很多国有资产被私人占有,现在鼓吹私有制,作为历史真理会不会给现实造成一种让那些私有化合法化?让百姓受苦?   答:第一,对网上传的资料要冷静分析。说百分之几的人而且大部分是高干子弟占了90%存款,占了多少社会财富,造成社会严重不公,这个材料就应该分析,恐怕站不住。民粹主义是很麻烦的,还有民族主义。民族主义用中国传统文化说事,说中国怎么了不起,为什么一定要学西方,我们另搞一套不是很好?他不知道现代文明全世界基本是一样的。经过千百年来人类积累下来的好东西我们都要,其中也包括中国人的智慧,西方的公务员制度就吸收了中国科举制的智慧。 民粹主义,拼命讲多数人怎样。你为多数人说话,请拿出经得起考验的数据来。当然有些太子党和大大小小官二代利用特权发了财。但是,一方面有官二代太子党发了财,另一方面,有没有平民百姓发财?黄光裕是什么人?赖昌星本来是个流氓烂仔,他也发起来了。 对私有财产要有这样的概念:一,不要夸大它的负面现象。二,现在的私有企业是不是百分百真正私有?它经营过程中,增值税17%给了国家,利润的25%也交给国家,如此等等,私企对社会和国家都有很大贡献。所有这些企业,即使是官二代的,只要继续经营,对社会就有贡献,是行善不是作恶。资金取得当中有不合法的可以揭露,要是没有超过追溯年代可以依法处理;要是已经过了就继续经营,但从现在要守法,一违法就要追究。 另外,所有这些财产,是交给政府管还是企业家管比较好?企业家管肯定增值更快,发展更快,对社会更有利。官僚管一定是腐败的,会有很多问题,对国家不利。一定要坚定不移地走民营化道路。 还有一个观点:不要怕人家发财。无论谁发了财,能怎样使用?只要它留在中国,仍是社会所有的资金。所以政治家要创造一个环境,让所有的资金留在中国,让国外资金也要流入中国,中国就发展起来了。不要怕。政治家要高瞻远瞩,要有这个魄力。有些人从民粹出发,主张征收遗产税越高越好。在我看来,中国不应收遗产税。为什么?香港不收遗产税,听说已经有十几个国家不收遗产税,中国大陆要是收,资金就会跑掉。香港原来收遗产税,结果一些人很狡猾,在一个小岛上注册一个基金,财产都去了那边;后来香港聪明了,废除这个税种,资金就留下来了。 过去理论上有个错误,老是强调劳动者和资本家的对立。当然他们有对立的一面,但有没有共同的一面?事物有多方面,怎么光看到对立的一面、就不看到共同利益的一面?假如没有老板的话你有饭吃吗?很简单。现在科技发展,出现了人力资本的新概念,我掌握了很多知识,水平高,有创新产品。我光凭技术就能拿成数不等的股份。行即使不这样,本身技能比较高,又是稀缺人才,也能拿到高薪。所以我们要着眼发展教育,让孩子们掌握越来越多的知识,更重要的,让他们学会创造,学会批判和怀疑,在中国涌现一大批创新人才,那些才是中国的发展之福。 最后,即使有些老板很苛刻,超出他们一家和后代生活需要的资金实际是社会资金。有些有远见的老板就成立各种基金会,这个趋势越来越明显。现在一些官员有点蠢,老给基金会设置很多障碍。广东开始带头让民间基金注册,要是我们的政治家、官员都这样,眼光长远一点,把有钱人留在中国,成立大大小小基金会,对社会的发展非常有利。所以不要散布私有财产恐惧症,不要盲目散布导致社会对立的意见,那些很可能是陷阱。 [1] 西南政法学院函授部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法制建设资料选编》第一册第70页,1982年2月重庆版。 [2]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研究》(1)第105—167页,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南昌版。 [3] 王栻主编:《严复集》第一册第17、2页,中华书局1986年北京版。    (刊登于《中学历史教学》2012年第1-2期,本文是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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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广 | 中国/政治: 港媒指王立军曾向中纪委举报薄熙来

报道指称,重庆前打黑英雄王立军,据称在试图向美国驻成都领事馆寻求庇护不果后,8日已被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拘禁。 内地的政治观察家对王立军事件发生的时间,尤其感到耐人寻味,特别是王立军事件与6年前上届中共党大会召开前夕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因贪污罪被拘禁一事,何其相似。 陈良宇下马,外界普遍认为事件改变了中共内部派系的势力版图,对胡锦涛和江泽民两个派系造成此消彼长的影响。正如陈良宇2006年失势一样,王立军事件将产生政治效应,各方人士角逐今秋换届权位的竞争势必更趋激烈。 目前内地有传言指,现年52岁的王立军有意向中纪委举报薄熙来,而如果传言属实,63岁的薄熙来今秋晋身政治局常委的希望,将成泡影。 报道引述人民大学学者张明指出,他相信这则传言极可能属实,「只是没有人想到这一天会来得这么快,这等于是薄熙来的政治前途到此为止,重庆模式也同时宣告破产」。 薄熙来以唱红打黑取得瞩目全国,但同时亦煽动了内地极左毛派思潮的反扑。张明以及其他分析都相信尽管薄熙来近年来摆出高姿态,但未能说服中央领导人如胡锦涛和温家宝对他的支持。 报道又引述中山大学教授袁伟时表示,薄熙来和王立军两人都要为引起非议的打黑运动负责,「事件看来王立军肯定遇到大麻烦,当局一旦重新检讨打黑运动,将肯定对薄熙来的前途造成决定性打击」。 目前正随唱红表演团在香港的重庆市委宣传副部长、政府新闻办主任周波说,官方微博消息属实,王立军最近1个月确患上抑郁症,但对于他向美使馆寻求庇护的传言,周波表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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