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精神病

图片为湖南某女生“被精神病”

“被精神病”一词是指,中国警方习惯性将中国上访者或异议分子冠以“精神病”的名义进行关押的行为。这一行为背后是中国警方所管理的“安康医院”系统。这一系统本身就存在着巨大的伦理道德争议。然而,就是这样,在现实中,往往警察和医院人员相互勾结,官方规定的入院程序往往也得不到遵守。在三分之二的安康案件中,受害者没有得到法律规定的精神评估。其中,著名的泼墨女孩董瑶琼、湖南教师李田田等都是受害者,然而保护卫士调查后称这些数字只是“冰山一角”。

根据保护卫士的调查,受害者中超过80%的人是上访者。他们往往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无权无势,所以很容易成为安康医院的目标。保护卫士还发现,2015年和2016年是记录案件的高峰期,每年记录的案件超过30起。在安康医院中,最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安康医院里充斥着虐待等暴行,许多被关押者受到身体和精神上的虐待,并造成了长期的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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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北京是如何输给台北的?

衡量一个国家的强盛兴衰除了要有硬指标,还要有软实力。有大陆学者指出,中国目前拥有核弹,氢弹和航母, GDP 排名世界第二,用这些硬指标来比较的话,台湾确实比不上。但在政治,思想和文化的自由度等软实力方面,北京则输了。 2011 年 11 月 8 日,台湾立法院三读通过了“国家安全法部分条文修正案”,删除了“人民集会结社,不得主张共产主义或分裂国土”和“人民入出境,应向警政署入出境管理局申请许可;未经许可者,不得入出境”的条款。台湾中山大学社科院院长林文程教授表示,这个立法修正案,台湾把它归为言论自由。法学家袁红冰教授认为,台湾修宪是有进步意义的:“表明台湾的自由民主已经趋于成熟,法律相信人民有能力去判别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也相信人们有权力去做出自己的选择。反观中国大陆,他们反而要以国家的力量,用整个国家机器的力量去宣扬社会主义。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仍然要用一个国家的暴力,国家恐怖主义性质的国家权力去推动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一种思潮。” 目前,随着明年台湾大选日期迫近,选举进行得热火朝天,国民党、民进党、亲民党纷纷登台亮相,各出奇招。各界媒体报导也紧随其后,选举中发生的每一个吸睛细节,新闻媒介都不舍得放过。 反观中国大陆,基层人大代表换届也正在北京、上海、福建、贵州、广东等地进行,当局一直在阻挠独立候选人参选,不断传出独立参选人被打压的消息。独立参选人进行选举演讲、与选民互动、张贴选举资料都被当局粗暴的干扰。很多候选人最终被踢出局,有的参选申请则“石沉大海”。 此外,在今年中共六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文件中,找不到“自由”两个字,而出现频率最高的字眼是“社会主义”,“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等。 对此,台湾中山大学社科院院长林文程教授认为,“ 民主化的改革,从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这方面,你要容忍不同的声音对你的批评、对你的批判,有时候甚至是辱骂。如果说你要推动思想解放、言论自由,那你,就是当政者要有这个雅量,接受别人对你的批判 。” 明年中共将举行十八大,也更换新一届领导人。大陆学者 、原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农业生产力研究室主任 姚监复认为,在 2012 年的两岸领导人选举的民主程序的优劣比赛中,共产党已经输了,国民党已经赢了。 近日,陆陆续续看到一些台商去中国大陆投资被骗的新闻,每个案件都是触目惊心:比如台商沈柏胜被天津市政府农林局的招商单位诱骗赴天津投资,结果全部财产被天津市政府强行霸占。他向天津市政府、检察院举报、法院控告,均不受理,他无路可走曾经到天安门自杀过 3 次,最后 1 次切断了大动脉,失血 3 千 CC 休克,险些丧命,留下了长达 30 公分的疤痕。一位经营食品工厂的台商到山东投资,开始时他非常不情愿把巨额资金投资在一个偏僻的小县城。但是当地的县委书记对招商异常热情,要土地免费赠送;要资金马上给贷款;水电优先供应;各种审批手续也在短时间内就办完了。所以台商才决定在当地设厂,并陆陆续续的投资了大量的资金。后来工厂开始盈利,市场逐渐扩大,这种情况让当地的县政府非常眼红。县委书记就找到这位台商说:“你背井离乡搞经营很不容易,把你的工厂卖给我的表弟,你回台湾享清福吧。”但是价值数百万元的工厂,县委书记只肯出价 20 万元,所以台商不肯出售。不久工厂就出现了断水断电的状况而无法继续生产,然后税务局也来工厂逼供要求台商承认偷税漏税,后来这个台商被逼得精神失常,在一个漆黑的夜晚驾车外出之后再也没有回来,从此失踪了;……。台湾舆论称, 20 年前,大陆曾以“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依法保障台胞权益”为口号诱骗台商前往大陆投资; 1999 年之后则以《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再次行骗;现在又提出签订所谓的“两岸投资保障协议”向台湾示好。马英九政府在两岸关系的具体策略上,一直宣称实行两岸互惠的双赢政策。但台湾最终赢得了什么,却是不言自明。 而最近,大陆一个又一个企业老板的“跑路”与靠高利贷经营者的跳楼,把温州乃至中国大陆民间高利贷的疯狂之态和凶险后果清晰地呈现在世人的面前。台湾舆论却以为,还有比中国大陆高利贷经济更可怕的,那就是大陆政治的“高利贷”赌徒心态。 今日中国大陆的高利贷经营者,从根本上讲,抱有的是一种赌徒心态,即拿自己的明天赌一把。在当今中国,有几个行业,特别是制造业等实业,会有年利高达 100% 乃至 180% 的回报?精明的高利贷者一般都懂这个道理。但是,他们为什么仍要不惜豪赌一场?首先,他们在刚开始放贷之时,都有百分百的信心,以为自己有足够的操控能力,能在接下来的投机中捞一把就走;或者能在“击鼓传花”中把包袱甩给别人,而不会自此越陷越深至难以自拔。 而大陆的政治赌徒,也如 高利贷者一般,心态几乎与此一样。这类政治赌徒,说到底也是在拿自己的明天豪赌一把。以他们的学历、智商与所处官位,他们难道不知道什么叫人伦道德?什么叫宪法法律?什么叫政治底线?他们难道不知道,把民众祖传的土地房产低价强征,派警察扮便衣殴打无辜民众,把犯罪嫌疑人的家属毫无理由抓捕监禁,把说了几句真话的作家记者秘捕秘判这些恶行,会激起民愤?他们统统知道!但是,他们也总是在开始施恶时信心十足:手里牢牢掌控着的政经军警宣等资源,可以摆平一切,至少也是可以将自己酿就的矛盾“击鼓传花”传给后任的。 高利贷者确实也有很多会在最初的炒房、炒股、炒矿、炒金、炒银、炒铜、炒外汇、炒期货,乃至参与赌博、开赌场等经济高度投机领域中赚取一桶金,而这刺激了他们胃口进一步膨胀。政治“高利贷”赌徒们最初也几乎都能凭着掌控的绝对“优势”而轻易得手,这往往也刺激他们由此更加狂妄至肆无忌惮。但是,人算往往不如天算,疯狂的投机至最后,总有一天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报复,高利贷的窟窿于是越来越大。所以,高利贷赌徒在最疯狂的阶段,是尽一切力量,尽一切资源,不惜以最大的代价弥补日益扩大的债务窟窿。 大陆的政治赌徒们也一样,最初的压制与欺骗可能会在某时间段有效,但民意不是可以永远欺负的。按照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雷颐的说法,对人民对历史欠下政治债也是要付出“利息”的,而且欠得越多,拖得越久,压制越甚,要付的“利息”就越大。于是耗费天文数字的血汗钱封锁网络,监控网民,隔绝信息,培植“五毛”,“引导”舆论;动用黑洞般的资金,调用无数的干警阻截殴打正常上访讨说法的访民;……,在很多地方,不仅已经 赔上了整个体制的公信力,更赔上了民族的传统伦理道德,赔上了民族的创新能力,赔上了民族的未来 ! 高利贷赌徒为安抚债主们的心,往往喜欢穿一身名牌,开几辆豪车,办一些豪宴,也喜欢时不时做一些“慈善”,以显示自己的某种底气。政治赌徒们也喜欢摆弄排场以“安定人心”,搞“访贫问苦”,搞XX工程,搞XX运动会,鼓吹“中国特色”、“中国模式”,鼓吹“救希腊”“救欧洲”……。 高利贷赌徒到最后,绝大多数会沦落到不要廉耻的地步。为了弥补日益巨大的窟窿,他们不管是否亲朋好友,不管是否别人养老钱、保命钱,只要能拿得过来以填补眼前窟窿,都一概先骗到手再说。大陆的政治赌徒们也一样,他们是不管什么人类良知,什么伦理道德,什么党纪国法,什么政治底线,只要能维持住眼前垄断利益的“稳定”,只要能将尖锐的社会矛盾“击鼓传花”,一概毫不犹豫统统踩在脚下,饮鸩以止渴。省委门口可以安排警察扮便衣以方便打人;依法参选的公民可以让他们神秘失踪;依法行使职权的律师可以予以秘捕;对付探访一个理应享有人身自由的盲人,可以安排“不明身份”者予以粗暴拦截、搜身抢劫、无理关押、野蛮殴打;依法维权的民众可以让他们“被失踪”、“被车祸”、“被自杀”、“被偷漏税”、“被精神病”……,整个政权日益黑社会化,甚至比黑社会更黑。 高利贷赌徒最终都会给自己留一手。“跑路”的老板绝不会“净身”出走,在“跑路”之前早已给自己或至亲家人留好后路。政治赌徒也明白自己在这块土地上已经没有“美好的明天”,早早地把自己的家人与财产,转移到他们口口声声要人们警惕被“演变”的西方国家,剩下做裸官的他们也早揣好了几本西方国家的护照。 高利贷崩盘之时,当局开出的一个药方是“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适当提高不良贷款的容忍度”,饮鸩以止渴。 连自己的银行都监管不好,有什么能力“加强对民间借贷的监管”?决策高层丝毫不愿治病先治根,及时有力惩治贪腐渎职的银行及其官员,及时真正放开早该破除的金融垄断,以及放开对更多的经济要素、政策资源的垄断,努力建立公平公正公开的经济规则,给充裕的民资更多的投资市场 。 对此,大陆时事评论家郎遥远尖锐地指出,以上述方式“救温州”,将要赔上整个中国,因为温州高利贷危机,绝不单纯是中小企业发展中遭遇的资金困难,而是赌徒式发展模式的必然绝境。政治“高利贷”也一样,面对日益溃败的体制,面对无法约束、日益猖獗、肆意妄为的公权,除了政治良知温家宝多次呼吁“政治改革”之外, 权力高层剩下的就只有“创新社会管理”、“推进文化体制改革”、“重视文化创新”等等敷衍加忽悠的空洞口号。他们丝毫不肯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不肯还公民以有效监督与制约权力的新闻自由、结社自由、竞选自由等公民权利,继续以民为敌,以人类先进文明为敌 。 最近,剧作家沙叶新博客新作《国家事 , 管他娘 ! 》,其爱国赤诚令人动容。他指出祖国不同于国家 , “我无条件爱我的祖国,但我只能有条件的爱我的国家。我绝不可能不爱我的祖国,但我很可能不爱我的国家。”当今中国,国的含义不是祖国,是国家是政府是政党。他又写道 , “祖国不会强拆你的祖屋 , 国家会推倒你的房梁 ; 祖国不会窃听你的电话 , 国家会阻止你上网 ; 祖国不会拒绝你申诉 , 国家会对你强行截访 ; 祖国不会抢夺你的耕地 , 国家会巧取你的钱囊 ; 祖国不会禁止你出境 , 国家会为你制造柏林墙 ; 祖国不会指控你有泄露国家机密、危害安全罪 , 国家会控告你颠覆政府 , 反对裆中央。”试看震灾活埋的学童、结石宝宝、蒙冤访民、被夺房夺地的百姓,……直到两岁的小悦悦,便可知道这个社会从政治、经济、法律、道德都走向溃败 , “国家”行恶已无顾忌。能遏止国家恶行泛滥 , 使其有所顾忌 , 全系于国人近乎绝望的呐喊和抗争 , 能拯救祖国危亡者,只凭中国人自己。 再来看善恶消长之一例:蒙牛乳品集团牛根生因毒奶宣称金盆洗手 , 日后投身慈善事业云云。岂知新颁的乳制品国家标准 , 因其营养和安全指标不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 更比中国既往的标准大幅倒退 , 已招致各方猛烈批评。孰料近日爆出更大黑幕 , 这个低标准是蒙牛、伊利、光明三大乳品巨头排排坐吃果果定出来的 , 原来专家的草案仍维持旧标准 , 鲜奶乳菌含量每毫升五十万个 ( 欧美标准是十万个 ), 但三巨头最终拍板为二百万个 , 标准锐降四倍 !  此乃典型官商共治模式 , 足以放大到每个角落。比如中国能源标准及价格要由中石油、中石化来定 ; 被消费者讥为电讯业“最霸王条款”,系中国移动、中国电讯、中国联通联手制订……如此类推。至于什么消费者协会本来已由党组织领导 , 就连他们也被踢出局 , 至于普通百姓早已被“代表”了 , 更无缘置喙。如斯世道 , 实在太黑太恶 ! “国家”行恶已无底线 , 仍坚守道德底线者 , 只靠真正爱祖国爱同胞的公民。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大陆官方利用其控制的舆论宣传工具持续不断的向国民众强力进行一言堂的愚民欺骗洗脑宣传,太多的国人对大陆金权勾结、 官商共治的“特色”模式 本质,对发生在中华大地上的诸多历史及现实事件,认识糊涂,或是偏激片面,或是认识不清,或是根本就不知道,陷在大陆官方刻意营造的错误泥沼中不能自拔,严重的影响了对事物的客观判断而不自知。 大陆官方在多年的愚民统治中,在破坏民族文化的同时,创造了一套党文化系统,党文化的迷魂汤,灌得人美丑不辨、良莠不分,灌得人稀里糊涂、迷迷糊糊 。 在看待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时,人们往往比较注重其外在的观感上的东西,而容易忽视其内在的本质上的部份。实际上,它的内涵才是真正属于它自己的东西,这个内涵就是这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特征。但大陆权贵为了推行其暴力革命、阶级斗争那一套,编造了许多谎言,不断向人民灌输,过程中不断强化其手段。 50 岁以上的人大多都记得那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英雄人物层出不穷,什么样的都有,现在已经证明全系事实造假。一般的就不提了,著名的雷锋走到哪里照片就留到那里,这要是放在照相机比较普及的今天还讲得过去,但在当时只有团一级才有照相机的时代有那么多照片可能吗?个人生活奢侈,皮衣、派克金笔都有, 大白天打着手电筒学毛著 ;《雷锋日记》里那些经典名言全系宣传人员创作。 《半夜鸡叫》被当地农民嘲弄:“半夜起来锄地,那是猫眼?!他是锄草还是锄苗? ”四川大地主刘文彩的收租院、水牢以及各种刑具等都为了配合形势的宣传造假。刘胡兰、董存瑞、黄继光、邱少云、欧阳海等等诸多英雄故事皆有造假。 造假是为了让人们相信“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无耻谎言 。 大陆治下的中国人被称为人民。什么都是人民的,人民政府、人民法院、人民医院、人民铁路、人民币、人民子弟兵、“人民政府为人民 ” ”、“人民公安为人民”等等。百姓也被忽悠的以为自己真是什么人民了。为什么把一切都称为人民?因为人民是个政治概念,是相对敌人而言,不是个法律概念。只要是人民,就要什么都得听共产党的。而公民是个法律概念,讲公民,就要讲公民的权利,诸如信仰自由、言论自由、结社出版自由等等。 大陆官方只有在要求百姓听话的时候,它才提公民,比如《公民道德建设纲要》,除此之外,中国大陆没有公民,也没有自由;因为都被“人民”了,所以也就用不着什么权利与自由 。 无孔不入、无时不刻的洗脑欺骗宣传,把大陆人愚弄得分不清东西南北,许多人难辨正邪真假 。比如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在文革期间被关进秦城监狱 12 年,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刘少奇辞世 3 年后才在狱中得知消息。在这个中共建政来最大的个人冤案中,原本幸福的大家族, 6 人身陷囹圄, 4 人因迫害而惨死。甚至她 80 多岁的老母亲,也被抓进监狱,惨遭迫害致死。王光美在狱中想念刘少奇和孩子们时,只能看一看刘少奇的一双袜子。在经历了如此残酷的人间悲剧后,她还对著名评剧演员新凤霞说:“我们都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1972 年当第一次前来探望她的孩子们告诉她家里已经什么也没有了的时候,她竟然告诉孩子们:“我们用毛泽东思想建个新家!” 1984 年丁玲去世的前二年,已年近 80 、曾被中共关在监狱里遭受二十多年非人迫害,经历过人间地狱的延安整风运动的她,却致信中共中央:“ 52 年来,我得到许多温暖、荣誉、幸福,也得到过启发,使我更贴近党,更理解人民,更加强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心。”被冤杀的张志新在被判无期徒刑后,她把送来的判决书撕成碎片,丢在地上、踩在脚下,然后拢拢头发,坐下来读《毛泽东选集》。…… 1970 年 1 月 5 日,云南发生里氏 7.7 级大地震。灾情涉及峨山、通县、建水等 7 个县,死亡 1 万 5 千余人,受伤 2 万 6 千多人,生命财产遭受巨大损失。灾害面前, 大陆当局不是积极寻求外界和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而是紧急空运几十万册《毛主席语录》和几十万个毛泽东像章分送灾民 ,号召学习毛泽东思想,自力更生,精神抗灾,“一颗红心两只手,自力更生样样有”。通海县黄龙大队吃的用的都不要,只收红宝书、毛主席像章和慰问信,每家都分有一堆!灾民们都表态:“千支援,万支援,送来毛泽东思想是最大的支援。”百姓没有饭吃,没有衣穿,无处睡觉,还拒绝外援。地震期间,每天除了忠字舞不跳了(饿得跳不动),早请示、晚汇报照样进行,即使饿着肚子,有气无力,隔三差五的还在地震废墟前忆苦思甜,控诉那“万恶的旧社会”!…… 致使到了今天,仍然有很多人把毛泽东当成是什么中国人的大救星,对自己极权下的奴隶地位浑然不觉。对这种骨子里的奴性,鲁迅曾在《坟 • 灯下漫笔》中就说过:“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 时至今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理论到实践已在世界范围内被民众唾弃,但大陆还是通过各种手段向国人强行灌输它的那套邪理,继续愚弄百姓。如在工具书《现代汉语词典》中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词条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份之一。是关于阶级斗争,特别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它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论证了社会主义的胜利和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并提出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整个过渡时期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从而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也叫科学共产主义。”今天的大中学校学生政治课本,也都这样表述。即使学生认清了其本质,考试时也得这么回答。而事实上, 社会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犹如过街老鼠;而资本主义不仅没有灭亡,还如日中天,连大陆自己都在搞资本主义。这一套歪理还作为教科书的内容强行灌输给大陆人,不是强售其奸是什么?! 所以,马英九在当选中华民国总统后的就职演讲中才讲:“ 两岸问题最终解决的关键不在主权争议,而在生活方式与核心价值 。” 多年的洗脑奴化教育, 多年的党文化的灌输,中国大陆很多人已经完全失去了自我,深陷在党文化氛围中,一切思维习惯、话语系统都是党的那一套 。当权者已经成功的把党文化绑定在中国人的生活习性中,成为中国人生活的一部份。很多人张口就是党如何如何,甚至婚礼司仪在给结婚新人的新婚祝辞中都要说希望好好过日子,为党和人民做贡献。根本无需做准备, “党”词鬼使神差的自动就跑出来了,就好像不是自己的思维一样,完全是无意识的随口就出来了。在大陆人的话语习惯中,“党”始终处于最重要的位置,“党和国家”、“党和政府”、“党和人民”,……;“党 ” 永远在前面处于领先位置 。 60 年的高压政治,整体上,大陆人都有一种压抑感,那种无拘无束的展示自己个性的随意与率性,走遍中国大陆也遍寻不得。恐惧感如影随形,只是由于时间的久长,很多人已习以为常、不以为怪了,甚至根本就没有感觉了,因为它已经浸透到人的个性中了。你要给他更换一种生活方式,他还会不适应呢! 很多人已经失去了独立思考的能力,甚至有的人天生的认命为奴,被人养在笼子里,习惯于这种违背人性的状态,把自由视为谵妄,把不自由视为应有的状态,甚至连想一想自由都有一种违法犯罪的感觉,这是一种多么巨大的悲哀!大陆人已经沦为“共产幽灵”控制下的一具具行尸走肉,活得没有尊严,没有自己,人不像人,鬼不像鬼,而自己却没有感觉 。 早在 1927 年,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在《建都南京告全国同胞书》中,就曾对国人的麻木痛心疾首:“ 不是因为共产党的罪恶没有暴露,乃是因为神经麻木的中国民众不受到十八层地狱的痛苦,不会觉醒的 。”而事实是,大陆人已经充分经历了炼狱般的极度痛苦,但他们 仍然是老老实实的党奴,规规矩矩的顺民,安安分分、不敢越雷池半步 ! 在这种大环境下, 北京怎么可能不输给台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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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压倒一切”已经沦落为执政惰性的“告白书”

  “稳定压倒一切”的形成是一个历史渐进的过程,1987年3月8日,邓小平在接见外宾时指出,保持“国内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的重要条件之一。6月29日,他又指出:“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环境,什么事情都干不成。”1989年2月26日,他又说:“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1990年12月24日,他强调:“我不止一次讲过,稳定压倒一切,人民民主专政不能丢。”从这个过程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稳定压倒一切”在邓小平同志的心中也是由重要条件之一到非常重要再到压倒一切重要的发展轨迹,之所以能够成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主要是源于当时的国内外政治背景,1989年的国内政治风波以及大约同时发生的苏东剧变应该是主要原因。“稳定压倒一切”意味着什么?就是为了稳定,发展可以放一放,改革可以停一停,是迫不得已的权宜之计,短暂放弃发展和改革是可以理解的,但如果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策略,那就有些本末倒置了,已经超过二十年,也该有些革命性的变化了。   稳定压倒一切已经严重被行为短视和违法异化   二十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推进,一系列社会问题也随之而来,腐败泛滥、贫富差距增大、征地拆迁、失业下岗、劳工权益、区域间发展的不平衡等等,群体性事件的快速增长,尤其是一些特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发生,让当局压力倍增,为了应对这些风险,当局往往会采取各种措施维持社会的稳定,并最终形成一种不择手段简单压制刚性维稳的应对方式。   在稳定问题上的扩大化简单化趋势来自于一种宁左勿右、宁紧勿松的思维定势,在这种定势中,即使是控制过头了,尽管无益但至少是无害的,为了稳定不思进取而安于现状,不是积极地解决社会中那些急迫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把问题捂住压制住,把稳定当成了目的,为了所谓稳定,公平和正义也要为之让路,为了今天的稳定,可以放弃明天的爆发,在有些地方,稳定甚至成了挡箭牌,明知事情做错了,却借口稳定不去纠正,反而用更多的错误掩饰前一个错误,维稳成了一些地方政府的“遮羞布”,甚至成了一些地方官员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庇护伞”,例如2010年8月发生的湖南金浩茶油致癌物超标,当地政府部门隐瞒检验结果的借口,竟然是为了社会稳定;……甚至一些地方搞暴力拆迁,也名曰“维稳”,更有甚者,一些腐败分子更是利用“稳定压倒一切”,压制民众对腐败的不满,甚至利用国家机器对腐败揭露者进行打击报复,我国每年有上千万人上访,如果这些人都到北京去,北京难以承受是一方面理由,可能潜伏着大规模政治风波的危险,则是深层焦虑,虽然有的上访者表示不暴力,但当局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如是出台谁家的孩子谁抱走的指示和政策,推出了信访一票否决制,而很多上访本来就是地方政府侵犯公民权力造成的,指望地方政府解决访民问题无异于与虎谋皮,于是有了地方政府保护北京中央,保护上级就是抓打访民,围追堵截,设黑监狱,送精神病院,办法制学习班等等,种种非法非人性的手段层出不穷,他们的灾难首先源于地方政府和官员的滥权,次生灾难则源于维稳制度,而且次生灾难比之原生灾难,因为维稳迎合上级需求,官员可以不用担心处罚,行使权力表现出更无人性,更没有道德和法律底线,也更凶残狠毒,而且正在呈现出明显泛滥的趋势,于是有了专门关押、押送到北京上访者为主业设立黑监狱的“安元鼎”的保安公司,据舜网-济南日报2011年7月15日报道,陕西城固“法制培训中心”被指关押饿死上访者,……“影响社会稳定”,有多少罪恶假借汝之名而行之?此话看来不假,抓访民防止了北京可能的不稳定,地方政府却在人民的心中成了黑政府,带来了全国范围内的不稳定,从历史上看,北京的稳定不可能独立于全国之外,北京王朝的颠覆往往源于地方矛盾的爆发,辛亥革命源于武昌起义,反袁称帝的护国战争源于云南发起,由于过分的言论行为控制,正常的民意表达和利益诉求往往被扼杀在萌芽状态,结果是社会中的矛盾不断积累。   稳定压倒一切更多压倒的是民权和民生   但在过去的很长时间里,利益表达往往被看作是不稳定因素,压制利益表达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比如一些所谓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因房地产交易,城镇房屋拆迁,建筑工程质量和工程款结算,牧业管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地权、征地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涉农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劳动就业、基本生活保障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传销、制假售假等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集资、证券、储蓄、保险等金融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基层组织和领导干部工作方法、工作作风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行政执法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司法工作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军转干部的问题、大中专学生就业安置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退伍、退役军人就业安置,自然灾害事故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教育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民族、宗教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企业改制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食品、药品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防洪、建桥、水库开发影响群众生活、生产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安全生产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医疗问题引发的不稳定因素;因大型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引发的不稳定因素等,在这些因素中,都是因利益的问题而引起的,绝大部分是社会发展必然遇到的,我相信大多数人的诉求是合理的正常的,也是一些基本的民生和民权问题,这些的诉求是完全通过建立一个健康的利益表达和代言方式以及司法制度去解决的,假如我们的利益冲突可以通过一定的谈判、妥协、讨价还价以及公正判决裁定的方式解决的,那么我们的社会冲突就会大为减少。   从另一个方面讲,在社会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伴随一些矛盾和所谓不稳定因素是正常的,再说矛盾本身也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没有必要过于敏感,在美国攻打伊拉克的时候,曾经有上百万人上街反对布什的对伊政策,但没有人会认为美国要天下大乱了,即使现在进行的“占领华尔街运动”,也还是没有人会认为美国天下要大乱,为什么我们在和平时期,几十个农民工讨要被拖欠的工资,就会被看作是不稳定因素?是我们把群体性事件妖魔化了,很多老百姓的利益表达其实是正常的,不应用维稳概念压倒民众的利益诉求,改革的本质是什么,其实改革本身就是重新调整社会利益结构,社会发展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无非是满足日益增加的人民群众对物质和文化的要求,我们如果不让老百姓去说,那我们又怎样知道社会发展的目标,对于老百姓的正常合理诉求,我们不应该简单的压制,而是应该建立一种社会次序进行疏导和满足,简单压制只会让问题更加复杂,矛盾更加尖锐,简单压制更多的是把暂时的小问题积累到将来的大矛盾。   稳定压倒一切阻碍了政治体制的改革   在过去二十几年的时间里,经济增长速度很快,一些经济体制方面的改革也在有效推进,但经济发展中一些重要的结构性矛盾始终得不到解决,按照吴敬琏先生的说法,如果市场经济也有好市场和坏市场之分,那么,走向坏的市场经济的那些因素不但没有减弱,甚至有的方面还在强化。吴敬琏先生的话还是比较客气含蓄的,实际上特别是由于某些扭曲改革机制的形成,有的改革措施实际上成为一些利益集团掠夺财富的手段,于是人们对于政治体制改革有着迫切的希望和期盼,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就难以深入;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解决不同群体表达权和权利均衡的问题,利益关系就理不顺;没有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对权力的社会化制约,腐败的问题就难以解决;就是从改革本身看,由于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同时推进,其他改革措施也往往走样变形。   但实际上政治改革的进展又是相对迟缓的,对于社会动荡不确定性判断和“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使得整个管理层谨小慎微畏首畏尾,过于敏感的心理夸大了改革带来的不确定影响。在关于稳定的问题上,我们需要准确地判断中国发生的这些矛盾和冲突的性质,准确地判断社会发生大的危机的可能性,对此既不能掉以轻心,也不必草木皆兵,我个人认为,社会目前还不具备颠覆性大动荡的社会基础,第一,改革开放的三十多年,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确立,有一种将矛盾或危机分散化的效应,过去各种矛盾都是直接面对政府,现在不一样了,劳资冲突是面对资方的,小区维权是面对开发商或物业公司的,即使涉及政府,也往往是地方政府,在多数情况下连省一级的地方政府都涉及不到,政府只要依法行政公正一点,完全可以超然其外。第二,市场经济的建立,也使中国社会结构进一步分化,不同社会群体的追求也呈现出比较大的差异,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注意力也大大分散了,这样也就降低了整个社会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第三,比较稳定的户籍土地制度成就了相对稳定的城乡人口机构,我们的城市没有像其他许多发展中国家走向城市化进程中,城市出现大量群居的失地农民,农民还是有土地为其提供基本的生活保证。第四,政府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就目前的社会情况来看,政府的手中还拥有相当的资源。这种掌握和运用资源的能力,使得政府在社会危机发生的时候,能够将之用于救急,用于化解或缓解社会矛盾。第五,社会虽然对中共执政不满大为增加,但能够威胁中共执政地位的社会力量还不存在的,中共还是有能力领导和干预整个社会的进展。当然,由于腐败的猖獗、贫富差距的拉大,以及中共内部意见的不一致,一般性社会动荡因素还是存在的,怎样化解这些矛盾,还是需要些政治智慧。因此,我们完全可以适度捐弃一些过敏的旧思维,抓住历史机遇,大胆推进社会政治体制改革。   稳定压倒一切背离法制并给腐败带来成长空间   有人在他的博客中写道:在我们企业,“稳定压倒一切”被放大到了这样的程度,压倒一切的稳定工作就是不让工人说话,不让工人彼此联系,不让……在稳定压倒一切的思维定势下,职工连要求对话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如果为了稳定可以压制公民最基本的合法表达和对话权利,如果稳定可以压倒法律压倒法制,那么我们还怎样建立社会主义法制社会。   社会的发展必然伴随着矛盾和冲突,建立法制社会的目的就是要用法律公正有序地去解决调整这些矛盾和冲突,让社会运转有序而充满活力,法治的理念最早由小平同志提出来的,应该说就是从人治到法治的开始,如果能够把中国社会以前那种完全是靠人治执政的方式,转变成完全依靠法律进行执政的方式,会是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当初,我们提出来的法治的目标是有法必依,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但最近年来,对于稳定的过于敏感,在法治的问题上存在一些明显倒退,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些地方上也带来权利滥用的情况,例如好几个省都曾经发生以维稳为名进行的跨区域追捕,像2009年河南的王帅案,2010年陕西谢朝平案,2010年甘肃省王鹏案,或者山东一些地方因为所谓维稳而出现的“被精神病”个案,随后的新闻报道都显示出,在这些案件中,维稳扩大化或者被过度滥用之后确实给真正的法治带来了巨大的伤害。2011年深圳市政府借着大运会期间“维稳”的旗号,先是“清理八万高危人群”,接着深圳市住建局4月27日发布了《关于切实做好建筑行业农民工工资结算支付工作,共同维护大运会期间社会和谐稳定的通知》,通知其中规定“在严肃处理期间,严禁农民工通过群体性上访等非正常方式或手段讨要工资,凡是组织参与集体上访事件的一律按相关规定严肃处理,造成严重后果或恶劣影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政府法规竟然禁止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讨回属于自己的血汗钱,这还是号称改革前沿的深圳,侵犯人权到如此地步,实在令人痛心无语。在这些事件中,何为“稳定”本身就是一个千人千解的话题,既没有法律基础也不能依法判决,而是由掌握了权力的人决定的,在现在的体制框架下,有权确定稳定与否的是当地党和政府的领导人,这些人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利益取向和稳定价值观,几百万的各级官员各不相同的利益取向和稳定价值观,将是怎样一番混乱景象,这无疑也为人治也为腐败创造了基础,如果有这样的人认为某人或某事是违反了稳定的原则,包括因为侵害了他们个人或部门利益,也可以假违反稳定之名,把相关的人和事都往靠后,甚至打击报复举报妨碍腐败之人,如果地方领导人认为立法或司法判决妨碍了稳定,那他完全可以让已经通过的法律不实行,让已经通过的判决不生效,这本身就是对法治最大的伤害,变成人治复辟和腐败成长的一个土壤。   稳定压倒一切违背科学和社会发展需要   “社会不能乱”,如果孤立地看,这话当然没错,社会当然不能乱,社会乱了,经济不能发展,人民不能正常生活,老百姓当然不愿意乱,更害怕战争,乱会带来灾难,这谁都知道,但当“稳定”和“一切”被置于对立的位置时,“稳定”其实就已经不成其为稳定,就如狼群扑向羊群,却要求羊群保持稳定一样,这本身就是违背科学的悖论,这时候,少数人的稳定要求正是大多数人不稳定的根源,他们希望剥夺人民对稳定的选择和表达权利。   在任何社会都不能把绝对的稳定当成追求目标,有纠纷的存在是一个社会成功实现其目标的标志,这就像一个好的婚姻里,双方常常发生争论一样,其实是一种交流和沟通,如果婚姻里出现了绝对稳定,那可能就是冷战开始,而冷战几乎意味着婚姻将走向解体,一个成功的社会应该去善于管理冲突,而不是杜绝冲突,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说,最具有活力的社会恰恰充满了抗争活动。审视“维稳”的口号和做法,也不难发现它同样是违背事物发展规律的,首先,从词义来看,“维稳”有“保持事物当前状态”的意思,也有“苟且”的意味,给人感觉似乎是一个“摇摇欲坠”的东西要防止它倒塌下来,从心理上就带给人不稳定和惶惶不可终日感。其次,稳定有积极的、动态的生气勃勃的稳定和消极的、死气沉沉的稳定。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内因驱动的稳定,才是积极的、动态的、有长久生命力的稳定;靠外加强力“维持”的稳定,虽然暂时掩盖了许多矛盾,表面上看起来风平浪静,死水一潭,但深层次的矛盾此起彼伏、波涛汹涌,随时会像火山一样爆发。在目前中国,几乎所有的管理工作,包括经济,教育,司法,社会管理,文化管理等等,都处于政治即维稳的统领之下,没有那个工作是不需要考虑政治大局,考虑稳定的。但问题接踵而来,用维稳来决定如何管理,必定使管理偏离本来的轨道,它或许能解决官员眼中的某一不稳定问题,却肯定会因为管理偏离本来的轨道而产生另一种不稳定,这些现象可以说比比皆是,教育行政化,是政府为了控制学校,防止某种不稳定的出现,但现在教育行政化和低效率却招来全民的声讨,已经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司法政治化是为了保证司法在维稳政治的统领之下,而律师却要按司法本来的规则办事,无形中冲击司法政治化,所以打压律师也是一种维稳政治,但打压律师激起律师的反弹和民众的愤怒,也成为一种新的不稳定?如此等等,我们不断的维稳,同时又不断的因维稳而种下了新不稳定的根源,我们解决了短暂的稳定,却带来了长期的不稳定,我们解决了小范围的稳定,却带来了更大范围的不稳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岂能是一个科学的治疗原则。   稳定压倒一切持续这么久说明问题一直没有有效解决   这么多年以来,我们的一些政府维稳思维的一个最大误区,就是将民众的正当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把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于是出现了公民维权政府维稳的对立,难道全体公民已经成为政府的公敌。同时,思维狭隘眼光短视,只基于任期短时利益考虑,一些地方政府的维稳是治标不治本,常动用警力等专政工具来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用行政方式替代司法方式,不树立法治权威,用更多更大的错误去掩盖已犯有限的错误,只求实现一时之社会稳定。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民群众在解决温饱问题后,对更高层次的如居所、安全、劳动报酬、教育、尊严等诉求是完全正当、合理和合法的。什么是和谐社会?任仲夷先生有一个非常形象地说法,和谐社会就是“人人有饭吃(“和”字可拆成“禾-口”)、个个能说话(“谐”字可拆成“言-皆”)”。这就是说,人长着嘴巴有两个功能,一要吃饭,二要说话。在近年发生的社会矛盾和冲突中,征地、拆迁、农民工工资拖欠、劳工权益等往往是主要起因。不难判断,这些现实中的矛盾和冲突,基本上都是因利益之争而引发的,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范围的利益冲突与利益矛盾,利益的冲突是理性可调和的冲突,而长久以来,有关部门却往往将这样的矛盾政治化或意识形态化,不恰当地上升为危及基本制度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政治矛盾、宗教矛盾和意识形态矛盾通常是难以调和的,但利益矛盾是可以用谈判、妥协、讨价还价司法审判等理性方式解决的,通常是不会造成大规模社会动荡的,研究表明,在诸多矛盾冲突事件背后,是利益表达和代言机制的缺失,若不从根本上解决利益失衡与社会公正的机制问题,一味以稳定为名压制合法的利益表达方式,则只会积聚矛盾,扩大冲突,使社会更不稳定,目前我国的维稳工作方式,在更大程度上可称为“运动式治理”模式,这种维稳行为方式,“不仅大大增加成本,而且会严重破坏全社会的法制观、是非观、公正观等极其宝贵的价值理念,在道德正义上严重削弱了党和政府形象,非但不能促进社会公平,反而加速了社会基础秩序和社会价值体系的失范和堕落,党和政府失信社会失德,并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冲击社会稳定,”,据有关部门统计显示,1993年我国发生社会群体性事件0.87万起,2005年上升为8.7万起,2006年超过9万起,并一直保持上升势头,另据(联合早报网讯)香港明报报道,中国财政部公布2011年的财政预算,涉及内地维稳的“公共安全”开支达6244亿元,增幅达13.8%,无论数额和增幅都较国防开支(军费)为高(后者为6011亿元,增幅12.7%),这也是维稳开支连续第二年再超军费开支,二十多年的维稳实践以及超越军费开支的天价维稳支出也充分说明了这些。   结束语   二十多年的维稳实践和现实充分说明,我们的社会稳定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好,相反其社会冲突大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说明我们的社会治理出现了大问题,持续这样持久还在延续的错误,我认为更多的是缺乏决断力,也说明我们的执政者改革精神不足,没有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我们需要即时反思更正,今天的“稳定压倒一切”和三十多年前的“两个凡是”从僵化性上看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稳定可以压倒民生民权的主张,但稳定却不能压倒腐败和贫富分化的扩大,要长期稳定压倒一切只是一些人不思进取得过且过一厢情愿的幻想,甚至是违法腐败巧取豪夺的遮羞衣,我们要清晰认识到,规范化、可控制的、有代言的表达方式对社会稳定的冲击和影响,远远小于不规范、不可控制的、无代言的方式。因此,提高解决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能力,要以法治建设为中心,建立必要的代言人制度,要承认这些利益表达方式的合法性合理性,并通过法律法规进一步对其加以规范,确认其程序、规则和边界。中华民族从来就是一个敢于创新和开拓的民族,我们的文化一直以来就是人类文明的主体之一,100年前的辛亥革命我们先辈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宪政国家,今天应当怎样实践我们的复兴,已经刻不容缓摆在我们的面前,历史不会无限制地把机会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不去选择历史,历史就会选择我们。   放眼未来,只有建立健全以民主为基础公正高效的的法制管理体系,才是解决社会长治久安的唯一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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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华春晖见未婚妻权利被剥夺 电脑被抄后退回胡国红要说法

无锡维权人士华春晖日前要求到河南与未婚妻王译一起居住,被当地国保拒绝,国保还扬言擅自离开无锡会被再次抓回劳教所,而王译也被警告如果到无锡即被抓捕,王译表示,公安如此剥夺他们的人权,她宁愿选择坐牢。此外,武汉维权人士胡国红夫妻拒绝警方退回电脑,他们要求警方给与合理解释才会收。 今年2月被以“危害国家安全”罪刑事拘留,后来又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处以劳教一年半的无锡维权人士华春晖因身体原因于8月10号获得监外执行,国保警告他不能离开无锡,不能主动与网友联系,不能接受外媒采访,不能接待外地来无锡的朋友,甚至不能与未婚妻王译见面。 周三上午9点半,国保再次约谈华春晖表示,未经(无锡)警方批准,他不可擅自离开去河南与未婚妻王译共同生活,否则就再次将他关押到劳教所。   本台记者周三打电话给华春晖询问有关情况,他表示:“我现在情况是不能接受采访,不好意思。”   华春晖的未婚妻王译也是维权人士,去年11月她因在网上发表言论被劳教一年。 王译对本台表示:“我出来以后国保就找华春晖谈话,谈话内容就是我出来以后会不会到无锡去,华春晖回答说我肯定要来,他们说如果我去无锡就把华春晖收监,还说我去了以后也要抓我,就这么一个态度。”   而就华春晖来河南一事,王译也表示:“昨天去谈话了,华春晖说到河南来居住,他们说要批,华春晖已经把申请递过去了,说上面审批,哪个上面我也不知道,华春晖也不知道。”   王译表示,公安的做法是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宪法明文规定:公民有言论自由及迁徙自由。如果当局连宪法保障的公民最基本应该享有的权利和自由都剥夺了,这与圈养动物有何区别?如果不能有尊严的活着,我宁愿再去坐牢。   据悉,王译被捕前居住在无锡,那里有她的所有物品,有她未婚夫和许多好朋友,而目前,公安不允许她再回无锡,更在她的朋友面前诋毁他们。   王译说:“他们想怎么治罪就怎么治罪,就是不让我们在一起,并且他们最恶劣的就是到处造谣,在诋毁我,诋毁我们,在无锡我们认识的朋友当中诋毁我是我不能容忍的。”   此外,武汉维权人士、“被精神病者”胡国红程雪夫妇今年六月被警察抄家,当时警察无任何手续闯入胡国红家中抄走两台电脑和其他物品,并抓走夫妇二人,他们正在读中学的儿子也受到校方骚扰。夫妇二人为此一直向上反映问题,甚至上访到公安部,要求警方出示抄家抓人的法律手续,据说公安部近日为此下发了督办函,要求警方退还胡国红家里被抄的物品。   周三上午,十几名武汉市警察及国保带着一台电脑来到胡国红家称要退还,并拿着摄像机进行录像。夫妇二人表示退货可以,但必须为抄电脑和抓人给个说法。否则不接货,而警察也不给说法,双方僵持半晌警察离去。   胡国红周三对本台表示:“我们要求把手续全部给我们,来了十几个警察,有几台摄像机,全部对着我们,我说你拿来(手续)我就开门,不拿就不谈。他们说开了门我们给(手续)。我说你合法不合法给个手续,怎么把我们拘留了,他到现在没有个交待。”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方媛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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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储建国:执政党必须加强政治自律

加强政治自律 ——中国房地产运动与政党自律的崩溃 作者:储建国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11-20 本站发布时间:2011-11-20 5:12:28 阅读量:1次   政治精英的自律在传统政治和现代政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现代政治固然有所谓民主法治之类的外在约束,但政治精英如果失去自律,仍然有各种办法逃脱这些约束。在转型社会更是如此。   在政治转型之前,如果政治精英保持良好的自律,那么,政治转型就比较成功,转型之后就比较容易巩固,巩固之后治理质量就比较高。近代英法政治转型的成败差异很大,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转型之前英国的精英比法国的精英自律程度高。近代中日政治转型的成败差异也很大,同样是因为日本的精英比中国精英自律程度高。当代韩国、台湾政治转型之后,似乎有一些混乱,但相对于很多发展中地区而言,是比较成功的,也是因为转型前精英自律程度比较高。   中国共产党本是一个自律程度很高的政党,改革前只是执政的方向走错了,试图通往一个超越现代化的社会,结果得到的是很多反现代化的后果。邓小平将中国拉回现代化的轨道后,共产党的自律机制开始松动。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舆论已经给国民不断追求财富提供了正当理由,但并没有给执政党干部提供同样的理由。这种理由执政党干部自己给自己提供的,他们不仅认为自己与国民一样,可以光明正大地追求财富,而且应该带头致富。他们如何带头致富?当然绝大多数人只能依靠以权谋私,运用手中的权力将国民公共资源和私人财富攫为己有。这是导致共产党自律之网逐步瓦解,干部群体腐败堕落的根本原因。   给共产党自律带来灾难性打击的还是近十年来的房地产运动。自中央到地方,房地产运动给共产党干部,尤其是领导干部带来致命诱惑。一个领导干部,一年的正式薪水也就是十来万,弄两、三套房就是几百万、上千万,如果再插手一下招商引资、土地买卖,那就难以想像了。这种描述并非夸张,据一位温州市的老干部介绍,温州市科级以上干部的财产一般都在一千万以上,两千万以上也是比较普遍的,他们享受了房地产运动的巨额利益。那些不能从房地产运动中直接获得好处的干部,也会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总之,为了提升水涨船高的“干部体面”生活,过去遮遮掩掩的违法违规行为现在几乎公开化了。领导干部的公开腐败带动了一般干部的公开腐败,进而带动了依附于干部群体的知识分子的公开腐败。如果大家都生活在腐败的环境中,你要是不习惯的话,那肯定是个另类,精神就会走向不正常,从而被精神病,被自杀。在这种腐败环境中,纪委系统,公检法系统再强大,也是无济于事的,更何况,很多这样的组织是为领导干部腐败提供保护的。   执政党腐败文化已经深入骨髓,北京尤甚。一个平民子弟在北京做起了干部,如果廉洁度日,且不说回家过年不好意思,就是在北京过一个普通市民的日子都倍感艰难。一些副部级官员说买不起房子,如果他真是一个清官,那就是真心话。副部级尚且如此,其他的官员就可想而知了。   尽管如此,一般老百姓不用替他们担心,他们的日子通常过的还是很好。各部门的官员基本上都蛇有蛇路,鼠有鼠道。一些政府部门会采取各种办法给官员们增加收入,这些收入可以纳入广义上的腐败范围,但不属于法律上的腐败。即便如此,那些欲望更强烈一点的官员心里还是不平衡。那些上了一定级别的官员身边富人一大堆,他们如何能做到心理平衡呢?   当大家都这么想的时候,腐败在执政党干部中便变成一种正常的现象。老百姓可能义愤填膺,但圈内人习以为常。腐败形成了一种文化时,就可以想见,绝大部分的腐败行为都会受到周围的保护,因而难以受到法律制裁。这样,腐败的参与者都有一种相对的安全感,如果哪一位进去了,他们一般会怪罪运气不好,因为进去的概率是比较低的。   十年房地产运动让执政党的腐败更加根深蒂固,而且明目张胆。它是一场政治灾难,也是一场文明灾难。十七届六中全会强调文化建设,但在根本问题上语焉不详。文化建设之关键在哪里?在道德建设,中国道德建设之重心在哪里?在政治道德建设。然而,腐败文化如此根深蒂固,政治道德谈何容易!   然而,不容易不等于不可能。《建国伟业》用蒋介石的话来讽刺当前的现实,“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然而,蒋介石败退台湾后,痛感腐败葬送了政权,决心整党。1950年7月,国民党公布了“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学习共产党的做法,发起自清和自救的运动。由于国民党腐败积习太深,旧的已去,新的又来,但与大陆时期相比有比较大的改善。蒋经国在加强国民党自律方面比蒋介石做得更好,他年轻时到苏联经受过艰苦环境的磨练,在廉洁奉公和坚强意志方面是一般人难以比拟的。蒋经国生活朴素,深恶腐败,他要求自己的子女不得经商,规定各行政部门停建办公用房、严禁公款吃请、官员不得出入娱乐场所。他对于国民党的一大贡献是打造了一支自律性比较强的执政团队,马英九就是其中的代表。很多台湾人怀念蒋经国,是因为他结束了动员勘乱,启动了台湾民主化的进程,人们不大记得他的另一项贡献,那就是通过加强国民党的自律,保存了国民党的元气。国民党在失去政权后没有垮掉,并能够在八年之后重新执政,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蒋经国,归功于国民党的自律。国民党是多年执政的党,其执政能力是一个新近组建起来的政党难以比拟的,如果国民党在民主化过程中解体,或彻底地边缘化,新的政党自律性不高,执政能力低下,那么,台湾的治理就会持续地混乱下去,民主质量就会处于一个更低的水平。   马英九继承了蒋经国的精神,让国民党在失去政权之后又一次浴火重生。这次选战,他坚持理想主义政治标准,提出了让国民眼睛一亮的不分区立委名单。这种名单向来是政治分脏的名单,但马英九将那些内心坚持标准,一生坚持奉献的人放进来,表达了他改造国民党的坚强意愿。马英九身上有一种“不信邪”的个性,只有这种个性,才能为所当为。有人评论说,“千古功名唯气概,这得有高度理想性,政治上死生契阔,才干得出来的事儿。了不起。”在辛亥革命百年之后,国民党有这么一位领袖,的确幸甚。做这种事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不仅冒选战失利的风险,而且冒党内同志背后捅刀子的风险。这需要一种大的气魄,需要坚强的意志。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经常号召国民向这学习,向那学习,你们自己应该向谁学习呢?现在就有一个学习榜样,那就是马英九。学习内容并不复杂,就是要有勇气做正确的事情。中国共产党承认建国后三十年做了很多错误的事,但为什么不承认改革后三十年同样做了很多错误的事。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那就是让权力和金钱实现了最紧密的结合,以人类历史上最快的速度,最大的规模掠夺着国民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财富。如果不承认这种错误,不检讨这种错误,不纠正这种错误,腐败的海洋将会彻底地淹没这个党,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所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只是痴人梦呓。   很多人相信只有民主才能救中国,民主的确是不可逆转的方向,坚定地往这个方向走需要道德勇气。但更需要道德勇气的是在走向民主的过程中,坚决地切除掉腐败的烂肉。   民主不可能在腐败堕落中安全地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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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都深度《农妇吴春霞染“病”记》电子版样

来源:新浪微博 @喻尘 :南都深度【河南妇女被关精神病院132天,病因是“反复告状3年”】“告状”是一种什么病?近日,吴春霞将送她进精神病院的公安告上法庭,医院同为被告。据南都记者@孙旭阳 调查,吴春霞是被周口市川汇区政法委“依法打击”的结果。@南方都市报 @南都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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