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甲车

【在霸气十足的帝都北京，状如隔岸观火，并没有与我的亲人、友人、族人共同陷入人人自危的状态，尽管心急如焚，体重骤降，夜夜噩梦纠缠，但还是不可能完全地身临其境，彻底地感同身受，甚至不如数月之后的此时此刻更为揪心，……只是我的眼前，不停地闪现着那三个被一路痛殴的藏人，而今他们在哪里？是否还活着？他们的亲人，又在怎样度过着每一个哀伤、惊惧的日子？】 布达拉宫的背后是雪新村，雪新村的前生则是雪（布达拉宫下面的村庄），但那已属1996年之前的往事。回溯较早以前的往事，雪显然被那个自诩“解放百万翻身农奴”的殖民者说成了人间炼狱。1996年之后，雪似乎获得了新生，搬迁的是老人渐少的人家，弃下的是依傍着孜布达拉（至尊布达拉宫）延续千百年的烟火。我们不得不接受的那些贪得无厌的官员，无论流着博巴（藏人）的血还是长着加米（汉人）的脸，从来都是一帮毫无人文素养的暴发户，竟在颇章布达拉（布达拉宫）跟前仿造中国内地千篇一律、展示极权威力的广场，使失去了雪的孜布达拉从此了无生趣。 我家也在雪新村当中，但不属于雪，早在雪搬过来之前就在此处盖起了拉萨人通称的“退休房”，其主体部分雇的是福建来的包工队建的，偷工减料到了何种地步，直到最近重新装修时才发现，居然水泥只糊上半截，而下半截直接包了墙裙；门窗上的装饰请的是仁布【1】地方的艺人画的，还算慢工出细活，虽经日晒雨淋却褪色不多。钢筋水泥的二层楼房被说成是现代藏式，也许不伦不类，但因是自己的家，却也深怀情意。 如今，雪新村已是拉萨较大的居民社区，分成雪一村、雪二村、雪三村等，许多汉人和回族人在此租房，每逢春节、中秋节，鞭炮震天响。我家左邻右舍都是这样的外来者，背着书包的小孩在爬树，打着毛线的老太在散步，这里有四川人聚在路边打麻将，那里有河南人骑车高喊“加气加气加液化气”，眼见着越来越多的外来移民从此且把他乡当故乡，一概被拉萨人统称为“包工队”。曾有隔壁的一家包工队，把我家长着白色卷毛的“美丽”（得名于彼时风靡拉萨的台湾某电视连续剧的女配角），变成了挂在树上的一张白毛覆盖的狗皮，我母亲碰巧从他们敞开的院门看见这一幕，忙去质问，人家却矢口否认抓的是我家失踪数日的狗，而是从别处买的狗皮。是啊，一根狗骨头都找不到，连个狗头也没有，如何能证明？但我们都知道，“美丽”被人吃掉了。 有一次，我做过一个随机的抽样检查，从雪新村第三个路口走到我家，百米多的距离，碰到三十九个汉人、五个回族人、五个藏人，无论怎么算，藏人都成了少数。未及路口的那家干洗店是一对来自甘肃临夏的回族夫妇开的，特别地吃苦耐劳，儿子调皮，逐渐长大，女儿不但惊人地漂亮，而且小小年纪，即使再馋嘴，也不吃异族人给的食物；多年来，我们结下了不深的友谊。靠近雪小学那家杂货店的老板，刚把在冲赛康开了十多年的店搬过来，他用毫不客气的口气说自己和一家人已经完全适应了拉萨，反而不适应自己的湖北老家时，我有一种奇怪的感觉，就像萨义德说巴勒斯坦不仅让巴勒斯坦人感觉密切地属于自己，也让其他人有着“同样急迫的重要性。” 有一次，2005年的秋天，从北京刚回到拉萨的那个下午，我想出门逛逛，看看拉萨新气象，刚走到路口，突然觉得周遭气氛诡异，不是久违的烈日过于眩目，而是他们：三五成群，小平头，穿黑色西装或深色卡克，个个精瘦年轻，却神情紧张，又面带凶相，低声嘀咕着四川话。我粗粗一算，竟有四十多人。难道是黑社会要火并？早就风闻拉萨有四川帮、东北帮、西北帮之类，什么老大、保镖、马仔、马子一应俱全，就像港台的枪战、武打片。我一时愣住，隐隐后悔忘了带上相机给他们立此存照。忽然间，路边有一辆出租车与一辆三轮车撞了，呼啦啦围拢一群人，我也挤进去，听见司机与三轮车夫破口大骂，都说四川话；有人劝架，说的还是四川话，恍惚间，就像置身于成都街头。又有人低声呵斥，这回说的是普通话，但见他脸膛发紫，十分威严，像是便衣警察，不然那俩四川人为何一下子如鸟兽散？而在红艳超市的跟前，一辆警车刹住，又来了一辆，但起先遇见的那群黑社会竟然也变魔术般地倏忽消失无影踪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觉十分地魔幻现实主义。当晚，我把这些感受写在一首题为《回到拉萨》的诗里。 某个深夜，我伏在枕上，打算在临睡前写一个认识多年的康巴嘎玛桑珠【2】，他的故事太多了，他的变化太大了，似乎只需十年就能让他判若两人，从一个买卖“矢”（天珠）的“丛巴”（商人）变成了一个反感全球化的环保人士。然而从何写起呢？仅仅写他拥有一脸盆的天珠并无意义，仅仅写他如何建立图伯特（西藏）第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并不足够，我正在琢磨他常说的这句话：“我没有下过地狱，不知道地狱有多可怕，但是我受过很多苦；我没有上过天堂，不知道天堂有多美好，但是我常常感到快乐”，却突然听见撕心裂肺的哭泣乍然响起，足以把雪新村进入梦乡的人民全都惊醒。那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哭泣，夹杂着语不成句的四川方言，似乎还有旁人在劝解，正发生在我家房屋右侧的小路上。这么深不可测的夜里，这么气温骤降的夜里，这个为了生活远离家乡的汉族女人啊，什么样的遭遇让她肝肠寸断？“上苍保佑吃饱了饭的人民”【3】，菩萨保佑在此时恸哭的人儿，不论博巴卡契（回族人）加米，普天下到处都有受苦的人。 普天下也到处都有寻欢作乐的人。离我家不算远，隐蔽着一个名为“纵横娱乐城”的声色场所，白日里毫不起眼，天一黑就灯火辉煌，门前停驻的车之多须得由专门的保安来指挥。听说里面卖春的妓女多达五百，兼有众多来自汉地的精悍打手，因有公安背景的高官参与经营，显然成了警匪一家的“黑社会”。几年前，一位康巴的酒吧被那些打手砸过，他的几个同乡友人仗义去讨说法，全被抓走且遭判刑，理由是这些藏人属于什么“康巴俱乐部”乃非法组织，而他们其实个个都是有追求、有成就的优秀藏人，就这么莫须有地被放大成含有政治意味的“团伙”了。 而这次，我指的是2008年夏天，雪新村临街的巴尔库路悬挂着一溜红标语，望去犹如一片红海洋，全跟正在进行中的北京奥运有关。其它都是陈词滥调，惟第一幅“祖国迎奥运，西藏天更蓝”是有典故的，当然跟“3•14”相关，须得说明，不然外人难解其中奥妙。当时，区党委书记张庆黎在大会上做豪迈状，声色俱厉地斥骂达赖喇嘛是“人面兽心的恶魔”，慷慨激昂地向广大群众宣称“西藏的天永远也变不了”；于是向巴平措，这个在文化大革命中起家的造反派头头，现任自治区主席，也忙不迭地表态“西藏的蓝天会更蓝”；于是一堆大大小小的官员都赶紧把蓝天啊白云啊挂在嘴上，似乎不这么说就显示不出几分诗情画意，似乎从无美感的他们一下子都平添了几分人文气息，实在是恶俗至极。图伯特的天色与政治无关，现在蓝，过去也蓝，未必在“最反动、最黑暗、最落后、最残酷、最野蛮”的“旧西藏”就不蓝？而用“蓝天”来形容今天这个散发着暴戾气息的殖民政权，莫不如换成“血色黄昏”更贴切。就在这幅“天更蓝”的标语下面，三个犹如机器人般僵硬的武警在持枪站岗，每人相隔约两米，各自面朝一方，地上摆放着的三个头盔、三副盾牌，似乎随时可以让他们披挂在身，投入屠戮之中。数日来，我每次路过都要打量一番，以为会有换岗或者撤岗，可每次看见的仿佛都是同样的面孔，毫无表情，令人厌憎。 并且，我注意到，包括这巴尔库路在内的整个拉萨城里，已经见不到几个穿绛红袈裟的古修（僧人）和阿尼（尼师）了，这是多么触目惊心的变化啊。虽然长期以来，身为一个穿袈裟的僧人被歧视乃寻常之事，但这种歧视不那么容易被察觉，毕竟不会来自社会阶层中的普通人群，基本上出自体制中的某些部门或某些人。然而今非昔比，就像从小穿着僧衣长大的古修多吉，自从“3•14”之后，不得不穿上俗人的衣裳，不得不留起俗人的长发。瘦高的他原本俊朗，这么摇身一变，看上去时尚、帅气，却分明透着一股不自在，可是再不自在也得如此装扮，否则年轻的僧人最容易被满街的军人、警察盘查甚至带走。我听说连七十多岁的喇嘛次仁，那个最擅长用糌粑和酥油做出美丽供品的老僧，那个一笑就露出剩下的几颗牙、总爱拉着我的手向我讨要嘉瓦仁波切法像的老僧，如今也不得不脱下象征身份和戒律的僧衣，换上深色的俗装，扮成帕廓街上的居民老者，才可能得以隐蔽和安全，而在他的一生当中，只有文革期间才不敢穿袈裟，想不到人到暮年，竟然还得再次脱下袈裟，没有比这更让人悲哀的了。 记得多年前，噶玛巴仁波切【4】尚未秘密出走之前，每年总有几回，他会从深山中的楚布寺【5】来到拉萨，一般都是参加统战部或佛协的这个会那个会。而他在拉萨的下榻处就位于雪新村的某个藏式大院。我曾经描写过这样的场景：“拉萨城里的百姓们蜂拥而至，捧着哈达和供养，排着长队，在一群穿公安制服的人的监督下，一个个走进楼下的厅堂里领受他的祝福。而当他出门的时候，则是警车开道，警号呜呜响着，很远就能听见，还夹着一个响亮的男中音，用藏语一路吆喝着：‘闪开，闪开。’”而这一切已是十年前的往事，不足15岁的少年噶玛巴，绛红袈裟如戒律护身，并有着康巴的骄傲和挺拔。在他决绝地逃亡印度之后，某个傍晚，我重又再去被戏称为“楚布寺办事处”的大院，道路变得狭窄，院落显得破败，曾经显赫的几位僧侣或便装礼帽，或消瘦而谦卑，不住地感喟无常，但又说噶玛巴如今与衮顿【6】在一起，佛学深厚，这就最好。我亦回应，噶玛巴原来的冷峻表情现在变得慈眉善目，讲法时常常幽默说笑，这或是受衮顿的感染。不过我不知道亦无法想象，如果噶玛巴不出走的话，如何经历被当局定论的“3•14”？ 藏历土鼠年（即2008年）三月间，雪新村也是“重灾区”之一，属于重点搜查、抓捕的范围。各路口都有军人把守，检查过往行人的证件，尤其提防和重点检查穿藏装或穿袈裟的藏人。我听说了，是目击者告诉我的，3月16日中午，在拉鲁桥外的二环路上，两辆警车呼啸着在前面开道，两辆军车载着四十多个藏人游街示众，他们都是男女青年，双手反绑，头被身后端枪的军人狠劲压低。我听说了，还是目击者告诉我的，3月18日下午，从雪新村第二个入口处，一群军人押着三个藏人出来，一路棍棒猛打，其中一人约五十多岁，穿着体面，看上去像干部，虽被打得头破血流，却昂首挺胸，毫无惧色；另外两人非常年轻，像拉萨街头的顽皮少年，用手挡着棍棒，嘴里发出哀嚎，全身簌簌发抖；围观的藏人只敢小声同情，围观的汉人却大声叫好。我还听说，有一天，饮水有毒的说法使得无人敢用自来水；有几天，物价飞涨到一棵大白菜15元；等到深夜，连惊叫的狗吠声也压不过枪声不断，连暗淡的路灯也遮不住缓慢巡逻的装甲车。 而那时，说来惟有喟叹了，我像个匿逃者，并未置身于气氛肃杀的家乡拉萨，反而远在霸气十足的帝都北京，状如隔岸观火，并没有与我的亲人、友人、族人共同陷入人人自危的状态，尽管心急如焚，体重骤降，夜夜噩梦纠缠，但还是不可能完全地身临其境，彻底地感同身受，甚至不如数月之后的此时此刻更为揪心，——缓步走过那扇半掩的铁门，往里看，已然是与往年相似的日常生活：灿烂的阳光下，补鞋的补鞋，卖馒头的卖馒头，喝甜茶的喝甜茶，炸土豆片的炸土豆片，修三轮车的修三轮车，几个戴红领巾的小孩子叽叽喳喳地跑着，转罢孜廓（环绕布达拉宫的转经路）或林廓（环绕拉萨全城的转经路）的老人正步履蹒跚、念念有词地回家……只是我的眼前，不停地闪现着那三个被一路痛殴的藏人，而今他们在哪里？是否还活着？他们的亲人，又在怎样度过着每一个哀伤、惊惧的日子？ 注释： 【1】仁布：藏语，意为多宝、聚宝。位于后藏，即今日喀则地区仁布县。 【2】嘎玛桑珠：商人、收藏家、环保人、慈善家，又称“天珠王”。于2010年1月3日被捕，并被判刑15年。同时家族中还有五人接踵入狱，实乃惊天冤案。其罪名全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真实内幕是他们的善行冒犯了上上下下的恶官所组成的利益集团，所蒙受的苦难乃当今西藏真实现实的缩影。 【3】这是中国摇滚歌手张楚的歌。 【4】噶玛巴仁波切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最高法王，又称大宝法王。这一世即17世噶玛巴伍金•赤列多吉于1985年出生在西藏东部一个游牧家庭，后依据前世噶玛巴遗留的预言函件被寻访到，1992年在拉萨楚布寺举行了坐床仪式，并得到达赖喇嘛的认证，中国政府也表示认可。1999年12月28日，噶玛巴秘密出逃，历经八天八夜以及近1000英里的逃亡之途，终于抵达印度流亡藏人中心——达兰萨拉，见到了达赖喇嘛。 【5】楚布寺：位于拉萨以西60公里楚布河上游，是藏传佛教噶玛噶举派在西藏的主寺，由第一世噶玛巴杜松虔巴于1189年建立，但在文革中尽毁，直至1980年代才重建。藏传佛教朱古喇嘛转世制度（即活佛转世制度），也是由第一世噶玛巴于此寺创立并传承。 【6】衮顿：藏语，对达赖喇嘛的敬称之一，意为虔心呼喊即出现眼前，简译即尊前。 民主中国

在  3 月 14 日温家宝在任最后一次记者会，温家宝依然表示推动 “ 政改 ” ，中国学者吴祚来认为，胡温时代，稳定压倒一切，政改难行。 如何评价胡温时代？ 3 月 14 日上午是温家宝任总理期间的最后一次记者招待会，人们明显感受到他内心的愧疚与坚持，他的愧疚是在任内由于体制与能力的原因。 记者招待会之后，有媒体采访我，对胡温当政期间做一个回顾，包括好的方面与不好的方面，我说，好的方面，如温家宝自己所说，在减免农民税收，十年义务教育免费，推进农村医疗保险等方面，均有作为，这也是政府应该做到的，因为政府欠农村的债太深重了，如果不一点点偿还，农民就没有任何生活出路了。 不好的方面，大家也都看得见，每年都有数以万计的人到北京上访，中央政府无力为平民百姓主张正义， ” 发展 ” 像头怪兽，侵犯了弱势群体的利益，发展是 ” 坚硬 ” 的道理，超越了法律与人伦底线。 有趣的是，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也是安徽人，陈独秀，他引进中国的是德先生与赛先生，科学与民主，两位先生本是结伴而行来到中国，近一百年后，中共只尊崇赛先生，而对德先生不置一词，德先生 ” 被失踪 ” 了。 当中央政府不能通过政治与法律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祭出的是 ” 稳定压倒一切 ” 的信条， ” 维稳办 ” 在公安与信访体系之外，成为地方政府最重要的职能部门，稳定压倒一切，这一切包括人权与法治。从合法的上访到正常的学术活动，甚至律师正常的法律维权，也都被视为有碍稳定，予以制止或强制在家居住。 某种意义上说， ” 维稳办 ” 的设立，意味着执政者的执政能力的完全失败。无论是中国历史上，还是世界政治史上，没有一个国家，通过维稳办来实现社会治理。因为违法者通过司法途径，而合法公民享有人权保护，在违法与合法之间，辟出一个稳定的政权概念，它为地方政府公开地非法使用权力埋下了祸根。 网络禁言与删贴更是无时不在，批评政府或曝光恶性事件的贴子，多以敏感的名义被删除，甚至总理或其它领导人在国内外的讲话，如果涉及到政治改革或普世价值言论，新华社发通稿时，也会照删不误。 显然，以莫须有的理由禁止公民与乃至中央领导人言论，已成为不公开的秘密，而这些秘密公开执行，却内部掌控，甚至被当成国家秘密被保密。政治文明，文，就是形成文字，使人们有章可循，明，就是光明正大地执行，行政行为在阳光下，受到公民与宪法的制约与监督。从网络与媒体对公民言论自由的限制看，政治文明的前提，还不存在。 最为严重的政治行为是对独立候选人的打压与禁止，去年下半年以来，各地人大换届选举，独立候选人通过印制宣传单或上门宣传自己的参选主张，均被以各种方式禁止，而这在八十年代与九十年代，均是民间社会的政治尝试行为，这一届政府却如临大敌，甚至不惜动用警力。 它的严重性在于，民间社会的参政通道被阻滞，地方政府将一家独大，没有任何公开的政治力量对其监督与抗衡。地方政府通过内部指定，使官员或自己信得过的人，参与人大代表候选，这样，下一届人大代表就成为听信政府机构指令的角色，政府与人大同质化，本质上是废除了共和国的权力分立体制。 理论上的倒退表现还对普世价值的大批判上，尽管胡锦涛与温家宝在国内外多个场合都对民主自由的价值表现尊重与认同，但在〈〈求是〉〉杂志这样代表党中央声音的媒体上，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却被视为西方价值，中共或中共主导下的中国，要坚守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有关媒体封杀对普世价值的讨论与研究，主流媒体则连篇累赘地讨论自说自话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特色核心价值是什么呢，是一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不搞西方议会制与三权分立的政治模式，等等。经济上融入世界的中国，不愿意在政治理念或人权理念上与文明世界保持一致，要维护的其实是执政党永远执政的神圣地位。 正是对普世价值的不尊重不认同 , 才使执政者没有了理论高度与价值追求 , 整个国家陷入不能自拔的经济追求或 GDP 崇拜泥潭之中。政治家不致力于政治改革与政治进步，而只是致力于科学发展与经济繁荣，必然是使政治家沦为政客。 政治家与政客的区别在于，政客将自己当成政坛上的过客，对历史没有责任感，只处理或糊弄自己眼前的行政事务。而政治家高瞻远瞩，对历史负责，对未来负责，将对政治文明的追求当成自己的神圣使命。 经济学家韩志国在自己的微博中说，看了总理的答记者问，总的感受是： ” 政治改革已经无望，经济改革遭遇重大阻力，文革有卷土重来危险。 ” 我在微博中回应：政治改革无望，是因为权贵集团已经坐大，即便是财产公开这样的人大议案，总理也多次提到，也得不到落实，惶论通过政治改革去剥夺他们已得到的或正在吞食的巨大权益？ 而文革卷土重来，并不是危言悚听，而是离我们一步之遥，因为受文革训练的那些人还正当年，一些人还正当权，他们出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成长于六十年代，文革的精神与方式，深入其骨髓，当他们遇到异已者，就会视为敌对势力，他们目无法纪，通过文革的方式无情打击，得心应手，文革的方式就是以政治的名义，对异已力量冠以政治污名（ ” 戴帽子 ” ），然后就是进行非法打击（ ” 打棍子 ” ），以自己的政治正确，来打击异已力量，以谋取利益集团或个人的权益。以政治名义来超越法律，是 ” 文革 ” 精神遗产中的惯用手法。 江泽民时代的政治负资产 江泽民时代极左力量曾遭受重创，原因是这些极左力量反对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中的核心内容，即，反对江泽民将中共变成全民党，反对中共吸收资本家或个体经营者为中共党员，认为这改革了中共的革命性质。极左刊物中流、理论前线等杂志因此倒闭或被撤消。 但极左力量并没有被摧毁，以乌有之乡网站为阵地，他们仍然具有雄厚的背景力量与资源。甚至一些高校教授、专家也纠集其中，共同发声，为极左力量发声示威。 这些极左力量不同情上访民众，不为工人建工会，不为农民争取农会权益，而是致力于恢复对毛的崇拜，以及反美、抨击 ” 西方 ” 普世价值，将启蒙民主宪政的公共知识分子妖魔化为国内敌对势力。他们成为中国民间政治领域里的准宗教力量，既无理性，又不讲人权人性，漠视人类共同的价值原则与法治精神，他们活着仅仅是为自己的精神领袖或极左理念而生活与战斗。 极左力量如果仅仅表现为网络或生活中的噪声的话，中国的权贵集团则在无声地拒斥政治体制改革。而这也是江泽民时代为胡温时代埋下了种子。正是执政党全民化，将经济领域资本家引入执政党，而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也权贵化，在尊重财富与资本创造的同时，使权力与资本同居一室，形成权贵合谋的权贵资本主义模式。 权力与资本形成合力，政府获得了发展的动能，当它没有遇到阻力时，它是推土机，而当它遇到反对力量时，它立即变形为坦克或装甲车。它以经济发展的形象出现，而它背后，藏着政府权力的魔爪。为什么胡温时代房地产奇迹般在增长，城市化进程也一日千里，助推力量，就是权贵资本主义的财富软实力加政府行政权力硬实力。 无论城乡，农民的土地或城市人的住房，只要在权贵势力开发范围之内，都会先通过金钱交易来获得土地，一旦金钱交易无法进行，就会动力政府行政暴力，予以强制执行。 如果说江泽民通过三个代表理论为权贵资本主义合体奠定了理论根基，那么，朱镕基的分税制，则做大了中央政府的绝对经济权利，国家一方面获得了政治精英与经济精英的合体，另一方面，又通过分税制抽取民间巨大的税收利益。从国家计划委员会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都被赋予了巨大的经济权利。地方只能通过跑步 ” 钱 ” 进，来获得国家分配的经济资源与政策批文。 嗜血的经济发展一旦成瘾，就难以改变。任何体制性的改革或革命，都会使原有的权力与利益链断裂，而这正是阻碍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原因。再加上没有清理过的历史政治负资产，尽管历史真相通过网络与媒体一点点解开，但执政者如果不通过还原真相，承认责任，通过妥协与和解，或赔偿与忏悔，中国的政治改革就难以翻开新的一页。 政治改革需要政治英雄。邓小平经历过战争，内心有一份英雄情结，他与胡耀邦、赵紫阳、万里等人，组成一个有变革精神的英雄团队，要做的是回归生活与政治常识，无论是安徽小岗村的田地分包到户还是深圳特区的设立，前者是改革，是顺应民心，回到生活常识，后者是面向世界，开放探索，要融进世界经济大市场。 ”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 大讨论，使改革派从理论上占领了思想的制高点。 而当代执政者，理论高地丧失了，普世价值的讨论，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讨论一样，可惜，应该前进的中国历史，在这里陷进了泥坑里，普世价值即自由、民主、宪政、人权、平等、博爱等等价值元素，被视同西方价值，被看成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思想渗透，是颜色革命的一部分加以拒斥。接着，独立候选人也被严厉打压，任何竞选地方人大代表的人，都被以各种方式控制。经济开放三十年之后，政治与社会不允许被开放。 只有广东的乌坎是一个亮点，可以与当年的小岗村承包土地相媲美。 胡温没有组合成一个有效率的英雄团队。而中国当代的政治改革，需要一个政治英雄团队。这个团队不仅需要体制内的政治、经济资源，也需要国内外的经济、政治文化资源。胡温的团队与资源都极其匮乏，无力于扭转正在一步步溃败的社会，包括社会法治与社会道德，还有人文理想。 这是一个应该进行政治改革，但却被耽误的十年，也是一个泡沫式崛起，并走向溃败的十年。 政治改革要超越 ” 中国逻辑 ” 关于政治体制改革，温家宝显然执迷于中国特色的政治改革逻辑，也是网友们经常嘲讽的，逻辑分为人类逻辑与 ” 中国逻辑 ” 两种。总理认为，中国人民只要能管理好一个村庄，就能管理好一个乡镇，通过层层民主推进，就能搞好政治改革。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形是，全中国只有乌坎村落实了村民自主选举，而其它的地区为什么不能有效实行民主直选？既有县乡级政府幕后操纵，又有地方家族力量甚至黑恶力量渗透，造成地方民主选举乱像。 中国的民主选举，大可不必一定要从落后的乡村开始，应该从先进的执政者那里开始，差额选举执政党的总书记与政治局委员，每一位参与竞选的领导人通过电视公开讲演，公开自己财产，公开自己的政绩，公开自己的政治愿景，通过开放的会议公开投票，这样的选举既可以取信于民，又是对基层民主的一次教育，更可以使被选上的领导人获得自信与尊重。 现在由于领导人选拔是组织内部考察与任命，所以经常造成谣言满天飞，似乎中国的领导人不是选举出来的，而是猜测出来的。连总理本人也因谣诼而感到内心受到伤害。 如果要进行基层选举，最应该公开选举的是县级领导人，县级领导人公开直选，既不会受到家族力量制约，黑恶势力也难以插手，而电视与网络等方式，使被选举人所有的生活与工作都可以得以展示。让基层民众直接参与政治选举，是对人民的尊重，也不会造成政治动荡。 如果不能一步到位选举县委书记与县长，可以直选对本县市负责的县、市长，而执政党的书记由上级任命或党内选举，执政党与政府互相制约，以减缓可能造成的政治转型带来的冲击力。 我不怀疑温家宝总理致力于政治改革的信念与良知， ” 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 ” 可以看成是他的政治誓言，面对记者提问，他也谈到了自己的焦虑： ” 在我担任总理期间，确实谣诼不断，我虽然不为所动，但是心里也不免感到有些痛 苦。这种痛苦不是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痛苦，而是我独立的人格不为人们所理解，我对社会感到有点忧虑。我将坚持人言不足恤的勇气，义无反顾地继续奋斗。 ” 总理对 ” 国家 ” 负责，但遇到焦虑的时候，却对 ” 社会 ” 产生疑虑。国与家之间，是社会，总理对社会谈到过责任吗？总理致力于建设公民社会了吗？这正是总理政治理念中的缺憾。 ” 国家 ” 概念中， ” 家 ” 只是 ” 国 ” 的后缀，胡温十年，国被继续坐大，而无数的 ” 家 ” 则难以为继 。 数以千万计的留守儿童，数以亿计的进城农民或农二代无法融入自己工作与生活的城市。和平时代造成如此众多的骨肉分离，世所罕见。根本原因在哪里？农民的土地没有确权，不能进入市场流通，城市没有开放，不能让居者有其城市公民权。 我们看到，地方城市已开始松动，让农民可以成为城市居民，融入城市，但由于市民的公民权利没有真正的代言人，没有真正的工会与农会，也没有自己选举的人大代表，所以，城市化进程，如果不能同时体现公民社会的建设进程，仍然充满变数，大量没有公民权利的农民进城，到城市更多的是接受剥削，而难以享受到城市带来的福利。 胡温时代还剩下一年时间，我们仍然期待他们开启沉重的政改之门，给中国人民以政治文明的希望。诚如温家宝总理所言，如果没有真诼正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带来的一切可能还会丧失，甚至 ” 文革 ” 还会重来，这不是危言悚听。 文化学者，专栏作家，著有《文化是一条河流》、《通往公民社会的梯子》、《中国古典艺术观照》等文集与专著多部，长期致力于社会时政评论与网络文化写作，发表公益性的博客文章达 2000 篇以上，获得多家网站年度十大博客奖，及百名公共知识分子称号。DW

德国之声中文网 近年来20余起藏人自焚事件中，多位喇嘛来自四川阿坝县的格尔登寺。这座县城处于封锁下已有三年余。 格尔登寺 在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的主要街道上，戴头盔的士兵手执棍棒和盾牌，列队前进。警察监视来往车辆，从车牌和乘客的面孔中寻找不受欢迎的来客。 在学校的宿舍里，会有随机的搜查看是否有反党书籍。在阿坝一所学校教书的一位藏人教师说：”他们会问你问题，如果你说出真实感受，他们就很不高兴。如果你不说话，他们也不高兴。”这位藏人不愿透露姓名。”他们想让你说，党好，党的政策好。” 这位老师在阿坝相邻的红原县接受美联社采访，他说，教师们不允许提到达赖喇嘛，无论是积极还是消极的。本周初，一名美联社记者在通过重重关卡后，得以进入阿坝县，一睹这个封锁三年有余的县城情况。 舍利塔 本周，阿坝县的安保明显进一步加强。但县政府拒绝回答有关阿坝安保森严的问题。 阿坝县位于四川西南部，青藏高原上一个高海拔山谷中。阿坝县的格尔登寺是一片宏大建筑，一座白色的舍利塔矗立着。 自从2008年骚乱以来，格尔登寺的僧侣一直在抗争的前线。近年来约20起藏人自焚事件中，许多人是格尔登寺的喇嘛。 阿坝县周围的道路设置关卡，由武警监控。县城的主要街道有一个方向的道路被完全封锁，军车和警车在商店、饭店前列队停驻。一辆装甲车跟随一组士兵巡逻。便衣警察很容易辨认，很短的头发，深色衣服，带着墨镜，拿着报纸坐在路边。 这一地区的互联网和手机短信服务被切断，只有电话可以打得通，许多人觉得电话被窃听。接受采访的那位老师说，有时候他使用暗号与在阿坝的朋友联系。他会问：”你那边风大吗？”如果对方说风大，那就是说有麻烦了。 邻县在政府工作的藏人被派到阿坝县来作监督工作。接受采访的另一位红原县藏人教师说，这令他们陷入尴尬的境地。这些藏人工作人员要带着红袖章，守在商店和 宾馆门口。他们不敢不从命，但是到了阿坝，当地人看他们的眼光又充满了指责：”你是个藏人，你也来这里这样对待我们？” 这位教师说，夜里街道变得安静，多数安保人员退回宾馆，四五辆军车彻夜巡逻。他说，当地人感觉心情沉重和沮丧。 中国政府试图以经济增长赢得该地区民心，然而，藏人忧心的是文化和宗教的消逝。 来源：美联社 编译：苗子 责编：洪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