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

唯色 | 图片回答“为什么在阿坝有这么多的自焚事件?”

一位网友在Twitter上问我:“Why so many self-immolations in Aba?” 我想他问的是:“为什么在阿坝有这么多的自焚事件?” 这句话,促使我翻开这几年在博客(“ 绛红色的地图 ”与“ 看不见的西藏 ”)上发布的博文,除了文字,还有许多照片,拍摄、记录的是2008年、2009年、2010年的阿坝状况。 这些照片应该是可以告诉我们原因和真相的。。。 这两张图片,记录的是2008年3月16日阿坝民众的游行抗议被军警开枪镇压后,遇难者的遗体被藏人们送到格尔登寺进行超度的悲伤场景(注:更多的遇难者的血腥照片,惨不忍睹,故不发布于此……) 图片纪实:阿坝格尔登寺遭遇文革杀劫 Submitted by  Woeser  on 2008, May 5, 4:52  3月16日,在安多(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发生藏人僧俗民众抗议游行并被中国军警枪杀的事件,起因是当地官员强行要在当地寺院——格尔登寺(Kirti,又写成“格底寺”、“格德寺”)的大经堂上悬挂中国国旗,寺院又不是政府单位,在寺院经堂悬挂中国国旗很不适合。但当地官员屡屡强行干预,遭致僧侣抵制,而大量军警的布防和挑衅,终于引发藏人群起抗议,军警开枪,许多藏人被屠杀,有血腥照片为证。 3月27日,格尔登寺32岁的僧人洛桑金巴留下遗书后,在僧舍用绳子上吊自杀。他在遗书上说当局指控格尔登寺的罪名(领导和组织抗议活动;保存被中国军警枪杀的尸体;对外界透露消息)都由他一人承担,与寺院和其它僧人无关;并且声明是他率领了和平抗议,他为此负责。遗书最后写: “我不希望生活在中国的压迫下,不要说一天,甚至一分钟也不愿意” ,然后是他的签名。 3月28日,中午十二时,全副武装的中共军警闯入格尔登寺,三、四个公安人员和一个全副武装的武警为一组,搜查所有僧舍,毁损达赖喇嘛照片等,并闯入护法神殿没收放在殿内的枪支刀具等,这本是以狩猎为生或在“草场纠纷”的械斗中使用过武器的藏人,出于信仰和忏悔将武器送到护法神殿,为的是表示从此不再杀生、不再动用暴力的意愿,但却成了僧侣从事暴力活动的证据。至29日,格尔登寺有500多名僧人被抓走。 4月3日,阿坝州副州长肖友才对媒体承认“值勤民警依法使用武器”,但否认军警开枪打死藏人,说“目前没有发现死伤者”,有受伤者皆已“逃窜”。并称流传出去的藏人被枪杀照片或是伪造。并称警方在格尔登寺查获了一批武器弹药,凭此作为僧侣从事暴力活动的证据。 4月16日,格尔登寺29岁的僧人图松自杀。他是一位盲人,自杀前他对家人说: “这样的日子不要说有眼睛的你们受不了,连我这个瞎了眼的人也受不了。” ………… 以下图片记录的是在阿坝县格尔登寺的转经道上,凡有尊者达赖喇嘛画像皆被闯入寺院的军警毁损。 图片纪实:被“维稳”的藏人 ( 2011年12月2日星期五 ) 在Google+,有人从中国网站“超级大本营军事论坛”、四月青年社区等转发了这六张照片,据说是“一组成都和德阳特警在四川藏区维稳时的照片”,但没有说明时间和地点。 这些照片,清楚显示藏人被镇压的真相。 深感震惊的我反复看照片,认为这时间有可能是今年,也可能是2008年3月以后(牌子上写的“分裂国家”,“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等,今年被抓的藏人也是这些“罪名”);而地点,从寺院建筑和街道店名(不太清楚)来看,是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州阿坝县),已有九位藏人僧尼自焚的阿坝…… 照片上,被五花大绑、挂着牌子、或被押或被跪的藏人僧俗,从牌子上可以辨认的名字有:旦真降措、供曲达吉、贡曲扎花、贡曲严迪、罗让若巴…… 请记住—— “自从2008年3月至2011年10月17日,在阿坝藏区肆意杀害和殴打致死的,因无法承受身心压力及折磨而导致死亡的,以及为藏民族的自由而自焚身亡者共达34人。被捕人数达619人(这里面不包括一次性被逮捕的阿坝格尔登寺300名僧侣),其中已被判刑的人数108人。上述被捕、判刑、自焚的大多数属于僧侣,其中也有在家众20名,包括藏人作家、学校教师以及编辑人员。”(2011年11月2日,阿坝格尔登仁波切在美国国会就西藏处境发表演说片断。 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11/blog-post_06.html )  “ 一组成都和德阳特警在四川藏区维稳时的照片” 图片纪实:“向阿坝县人民致敬” 说明:图片中的时间“2010/03/16”,是2008年3月16日阿坝藏人抗议遭镇压事件两周年的日子。 图片纪实:2009年2月27日的火焰 说明:2009年2月27日下午1点40分许,安多阿坝(今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坝县)格尔登寺僧人,24岁的扎白在阿坝县洽唐西街自焚,遭警察枪击,重伤,落下残疾。 纽约时报2012年6月2日报道,两次提到他在自焚前留下遗书: “一名年轻的藏族喇嘛走在街上,用脚去踢解放军的军车,然后留下了一份自杀遗书,谴责官方禁止他们举行一项宗教仪式…… 2009年2月27日,一名高层的喇嘛在僧侣聚会时通知说,格尔登寺不得不取消当天一个重要的祈祷仪式。洛桑说,半小时后,扎白就在市场上点火自焚;他留下了一张纸条,说如果政府禁止该宗教仪式,他会自杀。”

阅读更多

唯色 | 西藏文化人和国际藏学家谈西藏问题的起源与性质(访谈)

图伯特三区全景图。 西藏文化人和国际藏学家谈西藏问题的起源与性质 作者: 桑杰嘉 朱瑞 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应该是从1949年开始的:从这时起,中共军队开始入侵西藏。因此,毫无疑问,1949年的入侵,才是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从西藏人的角度看,中共政权本来就是非法的。因为有目共睹,世界上的合法政府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但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是这样。当然,中共政府会说他们发展了经济,但同时,他们对人权的侵犯也非常严重。对于西藏,中共政府一贯宣传他们的“建设”和“发展”, 其实这非常可笑,他们给予西藏的和从西藏掠夺的根本不成比例,他们给西藏民族造成了非常严重的伤害和人权灾难。 桑杰嘉  朱瑞采访/整理 美籍华人学者李江琳女士在《洗不干净的血手——发生在藏区的国家罪行》一文中,这样论断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藏区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源头……1955-1956年的时间点,是了解和理解西藏问题的关键点……就是西藏问题的真正源头。”并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的采访中表示:“现在的西藏问题,不是1951年产生的,而是从1956年开始,在西藏周边的藏区进行暴力土改以后产生的。” 我们认为这样阐释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不仅从学术上来说很有问题,而且不符合史实,甚至对藏人造成了损害。因为李江琳女士近年来致力于研究西藏当代史,在流亡藏人社区走访了很多历史事件的当事人,并撰文多篇批评中共在图伯特的罪恶。李女士的这篇文章,也用大量中共发布的数据揭露了中共的罪行。正因为如此,李女士如此阐释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对于由于信息不畅,本来就对西藏问题缺乏了解的汉人读者来说,更具有一定的误导性。关于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和性质,藏人和国际藏学界普遍认为,是从1949年开始的中国对图伯特(西藏)的侵略。为了呈现藏人和国际藏学家的观点,我们特别就此问题对一些藏人和国际藏学家进行了采访,以下是录音整理。 拉桑次仁(Lhasang Tsering):毕业于WYNBERG ALLEN SCHOOL,曾赴穆斯塘,准备参加四水六岗与中共解放军作战,然而,穆斯塘基地被迫辙消。后在流亡政府任职。前西藏青年会会长。现为流亡社区著名异议人士。 作为藏人,我当然以1949年为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因为,这是中国对西藏三区入侵的开始,虽然在这以前共产党也来过西藏,但是,1949年是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从这时起,就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了。 西藏的独立,不要说几千年的历史,仅从语言的角度研究,也非常清楚,藏语是与汉语完全不同的语言和文字,为什么这个语言一直保存了下来?说明西藏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这是没有争议的。其实,有关西藏独立的情况,且不说藏人的观点,仅从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发明的“解放”一词,就足以说明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而在武力下强迫我们签订的《十七条协议》,也说明了这个问题。这位汉人学者将当代西藏的起源和关键点说成是由于1956年“民改”,让我深感遗憾。没有想到,这些汉人学者,已退步到可以随意改写史实的程度。 虽然中共是我们的敌人,但是,我们一直尊重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现在,中国境内也有人反对这个中共政权,中国当局为了抓住统治权,就把大部分钱花在了“维稳”上。中国人应该认真考虑,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把钱花在改善人们的生活上的,而不是跟邻国对立,跟世界对立,还有,跟他自己的人民对立。当然,中国人的反抗与西藏人的反抗完全不同,无论从国际法还是从文明的角度看,中国对西藏都是入侵,是违背文明价值的。 虽然现在我们提倡中间道路,也就是要求在中国的框架下自治,但是,我认为跟中共政府没有任何理可讲,另外,我也不会把我的孩子交给一个屠杀了我父母的政权。解决西藏问题的最好办法,就是西藏作为联合国的和平区域而存在。 我反对中间道路,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个无望的共产政府。 才旺仁增(Tsering Rigzin), 出生于印度,曾就读于美国,现任西藏青年会会长。 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应该是从1949年开始的:从这时起,中国军队开始入侵西藏。汉人学者的这种1956年“民改论”,是一种编造,完全不符合事实。这在本质上,也是中国当局的观点。这样的人,也只能算是所谓的学者。虽然我得知这种说法时并不吃惊,但无论是我个人还是青年会,都会坚决反对这个说法的。毫无疑问,1949年的入侵,才是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 从我们的角度看,中共政权本来就是非法的。因为有目共睹,世界上的合法政府都是由人民选举产生的,但中国共产党政权不是这样。当然,中国当局会说他们发展了经济,但同时,他们对人权的侵犯也非常严重。对于西藏,中国政府一贯宣传他们的“建设”和“发展”, 其实这非常可笑,他们给予西藏的和从西藏掠夺的根本不成比例,他们的“建设”和“发展”,本质上是为了消灭西藏民族。 从青年会成立时起,我们就坚持西藏独立的立场。这并不是我们奢求,原因很简单:1949年中国侵略前,西藏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我们争取的是西藏的历史地位。另外,经过十多轮藏中谈判,西藏问题也没有任何进展。中共统治西藏五十多年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不恢复独立,藏民族是没有别的出路的,所以,我个人无论是从前还是将来,都会坚持独立的立场。我们可以与中国作友好邻居,但是,由中国统治,是绝对行不通的。虽然西藏流亡政府寻求中间道路,但流亡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因此其他声音,也是允许存在的。 丹增尊珠(Tenzin Tsundue):出生于印度,著名西藏诗人,作家,活动家。著有英文诗集《穿越边界》,散文诗《转圣地:一个故事和11首诗》,杂文集《Semshook》等。 当代的西藏问题,当然是从1949年开始。其实,这个历史问题,还可以回溯到更早些时候,早至1911年。为什么呢?因为现代中国的开始是1911年。当时中华民国希望继承满清的所有权利,也尝试过征服西藏,但那时的中国没有像后来这样强大,它本身才刚刚开始,所以没来得及对西藏和其他邻国,造成更大的威胁。 有汉人学者提出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是1956年开始的“民改”,这只能代表一部分汉人的观点,或者她个人的观点。西藏人是永远不会承认这个观点的,这是无法接受的。因为,中国入侵西藏是从1949年开始的。提出这样的“民改论”,说实话,让我感到恐惧,这种提法是以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为基础的。如果说当代西藏问题的产生在于中共的“民主改革”,那么,从1949年到1956年这段历史怎么解释?就被抹掉了吗?那些死去的人呢? 在中国历史上,1911年的辛亥革命很重要,那是一场中国人的革命。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统治整个中国,是第二次中国人的革命。二者在中国历史上,是很重要的两件事,中国人民觉得是革命的胜利,是进步。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寄希望成立的,是中国人的一个党,中国人民也曾寄希望于这个党能公平地对待工人、农民,以及社会各阶层,寄希望这个党带领他们走向繁荣富强,这是中国人的期望,从大的方向说,是中国人认可的党和政权。 但是,中国人的革命不能强加给西藏。我们一直都在抗议中国对西藏的图谋,直到今天。也许我们西藏也需要变革,或者说革命,但应该是我们自己的选择,而不是中国强加我们的,我们也不会接受这种强加的东西。中共在西藏所做的一切,完全是强加给藏人的,是对西藏的压迫。没有藏人承认中国政权的合法性,我们也将继续抗议他们强加给我们的东西。 桑杰嘉(Sangjey kep),出生于安多,毕业于西北民族大学。1999年流亡印度。现任职流亡政府外交部,《西藏通讯》主编。 作为一个藏人,我认为这个问题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当代西藏问题起源于1949年,特别对安多和康区的入侵,这是起点,在藏人中是没有任何争议的。1956年的“民主改革”,只是中共占领西藏后,采取的一个更极端的政策,“民主改革”导致了西藏人的强烈反抗,也死去了很多藏人,但这不是西藏问题的起源,和当代西藏问题的产生没有任何关系。 如果是一个中国境内的学者或者普通华人说出这样的观点,还可以原谅,因为他们有很多信息方面的堵塞。但是,一个生活在西方和自由国家的学者提出这样的理论,让我非常吃惊。这就是把当代西藏问题的性质,即中共入侵西藏的史实,完全篡改了。尤其对当前许多刚接触西藏问题的汉人,这是非常严重的误导,因为他们没有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我作为一个藏人,对李女士这样阐释西藏问题的起源,感到难过。避开1949年中共入侵西藏的这个起点来谈当代西藏问题,是很有中国官方意味的。很明显,这就否定了西藏在历史上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这是把中共对西藏的一个政策上错误,偷换成了西藏问题的本质。 而且我也不同意李女士说的:中共在中国的建政与在西藏的建政一样。事实上,中共政权在西藏的建政和在中国的建政是完全不同的。中共政权在中国的统治,是作为中国的一个政党进行执政,而对西藏是侵略占领。作为一个政府,虽然也有中国人反对它的合法性,但总体来说,尤其是在中共建政早期,还是被不少中国人认可的,但是,在西藏,从1949年开始,根本就没有藏人承认这个政府,它完全是一个侵略者的政权,目的也很明确,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个领域占领,进而消灭西藏民族。 巴瓦·格桑坚参(Kelsang Gyaltsen),出生于康区巴塘,毕业于四川省藏文学校、四川省社会主义学院,曾工作于甘孜州政协、统战部,1999年流亡印度,现为西藏人民议会议员。 当代西藏问题,当然是从1949年中国入侵西藏开始。众所周知,历史上直至1949年,西藏是个独立的国家,这部分无需争议。1949年中国入侵西藏,1950年底在昌都战役中,西藏军队被打败,1951年被迫签定了《十七条协议》,到1959年西藏抗议全面爆发,达赖喇嘛尊者和噶厦政府流亡,这一切的最主要原因,就是中国对西藏的入侵。当代西藏问题的起点,当然是从1949年开始。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完全是以一个殖民者通过同化消灭另一个民族的方式进行的。而中共在中国本土的建政,虽然也对中国文化有摧残,但是,还是延袭了一些中国文化,与在西藏所采用的方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西藏,是一个外来民族的文化要取代藏民族的文化,要毁灭西藏文化,殖民西藏,这是根本的区别。 1956年只是中共公开撕毁《十七条》,开始对西藏的传统文化和政权制度进行破坏的起点,并不是西藏问题的起点。中共自己的历史里,也对“民主改革”有很多争论。他们讲过,不要再提民主改革了,因为民主改革对西藏文化的破坏是非常大的。不过,中国现在又开始把所谓的民主改革定为正确的政策了。因此,我认为民主改革只能说是中共殖民化西藏的一部分。 有的汉人学者提出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西藏问题的起点,这就回避了西藏当代历史的一个重要部分。我认为,研究西藏当代史,从1949年开始更符合史实。如果避开昌都战役、《十七条》,那就是不完整的西藏现代史。 在藏中和谈中,中国政府一直要求流亡政府方面承认历史上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一点,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政府从来也没有承认过。但是,基于汉藏两个民族长远的利益,未来是要在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下跟中国接触的,但这是另外的事情。 话再说回来,从1949年中国入侵西藏,到五六年搞“民主改革”、五九“平叛”,以及后来的“文化大革命”等等,整体上构成了当代西藏问题,缺一不可。 多吉次丹(Dorjee Tsetan),出生于印度,现为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达兰萨拉分会主席。 西藏和中国,毫无疑问,是两个分别独立的国家。而当代西藏问题的产生,就是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入侵,所谓的“民主改革”和文化大革命等,都是后来的事情。总之,当代西藏问题,是从1949年中国侵略西藏开始产生的。 我感到奇怪,或者说吃惊:居然有汉人学者,把当代西藏问题的起源定为1956年的“民主改革”。持这种观点,只有两种可能:要么这个人根本不了解西藏问题,要么,故意改写西藏历史,改变西藏问题的本质。这一点,作为藏人,我们是绝对不会接受的。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就是一种殖民统治。虽然在中国,看上去也有相同的对底层民众的压迫,但性质是不同的。比如在中国,民众可以为保护环境发表言论,但是在西藏,即便要求保护环境,也会遭到严重打压。另外,在西藏,种族歧视,汉人对藏人的歧视,也是非常严重的。中国的法律,很多时候,在西藏是不能实施的。 我不是专家、学者,但是作为年轻一代的自由西藏活动者,我支持西藏争取独立。这与西藏问题的产生是有直接联系的,因为在历史上西藏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自1949年起被另一个国家所侵略,占领至今。另外,中共政权在西藏的统治,也是非常残酷的,在这种情况下与中国当局进行对话,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并且,我们一再被中共所欺騙。这也是为什么,我坚持西藏独立的立场。 中国一直想迫使达赖喇嘛尊者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尊者从来也没有承认这个,也无法承认,因为历史事实不能改变。我们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协会现在正在筹备一个纪念西藏独立一百周年的活动,纪念1913年2月13日,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就中国图谋西藏的企图,严正声明西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的日子,目前,所有的NGO都在筹备这个纪念活动。 艾略特•史伯岭(Elliot Sperling )博士,精通藏语和汉语,美国印地安那大学中欧亚研究系西藏学副教授。 把“民主改革”说成当代西藏问题的源头是不行的。毫无疑问,当代西藏问题是从1949年开始的,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图伯特并没有受到热烈欢迎,图伯特人还进行了武装抵抗。当时在图伯特人的眼里,就已经清楚了中国对他们的恶行。也就是说,在1956年之前,图伯特人已经有了抵抗。而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中国的一个政策问题。当代西藏问题在这之前就产生了,从中国一入侵图伯特就开始了。 如果把西藏问题的起源定为1956年“民主改革”,那么,怎么解释图伯特人在1950年的抵抗呢?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重申了图伯特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那时,图伯特人就有了图伯特国民感。到什么程度呢,图伯特的各阶层都有了这个国民感,例如根顿群培这些学者,都表达过这种国民感、民族感。 中共在西藏的建政,与在中国建政相比,有很大的区别。不但是西藏,也可以说在蒙古和新疆都有这个问题。不过,西藏是特别敏感的。虽然1951年签定了“十七条”,那个“条”,实质上应该是条约的“条”,当时,从拉萨去北京谈判的人不了解这个汉语的技巧,以为是一个条约。但是中国政府写成了条件的“条”, 他们是故意的。 按照共产主义理论,必须有一个巩固的中央集权。这样的话,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十七条”中所承诺的给予图伯特人的自治,就很难实现了。中共在中国搞了土地改革,那么到了1956年,中国说西藏方面撕毁了“十七条”,就开始在图伯特搞土地改革。那时,图伯特人要求实现民族统一,把康、安多和卫藏统一在一个区域内。中共“民主改革”开始时,尚没有西藏自治区,只有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1956年的民主改革,是在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统治之下发生的,也影响到了拉萨、日喀则等地区。 在中国,土地很少,人口很多,人们都需要工作,需要吃的;而图伯特的情况完全相反,土地很多,人口很少。利用土地之名搞革命不行,中共只有另找理由,所以就搞了“民主改革”,特别是搞阶级斗争。在中国,他们说地主是你的压迫者,有不少中国人就相信了;但是在图伯特,使用这个矛盾却不灵。西藏没有地主,他们就把寺院说成地主,说是压迫你们的阶级敌人。但是在西藏,一般情况下,每个家庭都有出家人,图伯特人尊重喇嘛,而且,这些出家人完全不像中国说的那样剥削人,寺院的物质和经济,也根本不是中国所污蔑的那样。所以,中共用同样的说法,在图伯特就挑拨不起来阶级斗争,相反,很多人说,我们跟寺院没有矛盾,这些外来人是在毁灭我们的寺院,破坏我们的传统社会,我们跟这些外来人才有矛盾。这就产生了民族矛盾,你可以从班禅喇嘛、降边嘉措等人的书中看到这些。 这个冲突越来越严重。图伯特人的民族感、国民感就会被激发出来,当然这个国民感、民族感是早就有了的,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更比“民主改革”还早。所以,“民主改革”是这个冲突发展的一个阶段。现在我们也知道了,1956年起在康,1958年在安多,屠杀了那么多的藏人,这些人不是“阶级敌人”,都是普通人啊,被杀了那么多!这是中国的政策有问题,但是他们不承认,说是这些藏人有问题。 总之,无论是60年代、70年代、还是80年代的“自治”,都不是图伯特人期望的那种自治。图伯特人要求的自治,是除了外交和国防之外,一切权力都该在他们自己的手里。但是,中国共产党政权,是要掌握所有的权力的,这就发生了冲突,图伯特人说,这不是真正的自治,境内这样说,境外达兰萨拉这边也这样说,说他们要真正的自治。不过,实现真正的自治的话,就改变了中国共产党政权最基本的原则。 关于图伯特是否应该独立,我认为图伯特人民应该有自决权,自己决定自己的事情。在流亡社会里,有不少人,如是你问他们,走中间道路行不行,他们都会说赞成,说这是释加牟尼的佛法。那么,究竟什么是中间道路呢?就是说图伯特要作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如果你换一个角度再问他们:图伯特应该是中国的一部分吗?很多支持中间道路的人就会起来反对了。 这个问题有一点奇怪,他们赞成的不是逻辑,而是说要按照达赖喇嘛尊者的主张去做。只因为是达赖喇嘛尊者要的,他们就接受。这里有点儿个人崇拜的问题。当然,达赖喇嘛尊者是仁者,藏人对达赖喇嘛的尊崇,与毛泽东、斯大林式的个人崇拜完全不同。不过,对待中间道路和独立的主张,也需要一颗诚实的心,需要好好思考。 ——转自民主中国 http://minzhuzhongguo.org/ArtShow.aspx?AID=32561

阅读更多

法国人拍85年西藏彩照

马克-吕布(Marc Ribaud)是一名法国摄影师,以其对东方世界的广泛报道而广为人知,其中包括:中国的三面旗帜、直面北越南、中国印象,以及他最新的作品:《在中国》。 马克-吕布在法国里昂出生,也是在那里上的高中,并在1937年拍摄了第一幅照片。1943年至1945年间的法国保卫战中,他是一名积极分子,之后在1945年到1948年在中央理工学院学习机械工程学。直到1951年,马克-吕布都在里昂的一家工厂里担任工程师,之后成为了一名自由摄影师,在1952年搬迁到巴黎,去与玛格南图片社的创始人Henri Cartier-Bresson 和Robert Capa会面。他的通过震撼性的作品来捕捉生命中已逝的瞬间的能力已经初露锋芒,这样的能力在之后的数十年中让他过上了不错的生活。在1957年,他是第一批来华的欧洲摄影师的一员,在1968,1972及1976年,马克-吕布分别对北越南进行了几次新闻报道,之后便去环游世界了,不过大部分时间花在了亚洲,非洲,美国和日本。马克-吕布在中国期间,拍摄了许多具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他拍摄了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人,照片反映了中国社会较为鲜明的时代特点。 来自人人网 因为盗链严重,而我们服务器带宽有限,所以图片设置了防盗链,请见谅。如果您的阅读器看不到图片,请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即可显示图片。 部分文章附有精彩小视频,如果您的阅读器无法观看视频,请移步原文链接: http://luo.bo/20665/ 本文小编:梁萧 标题: 法国人拍85年西藏彩照 网友评论 发布时间:2012/02/13, 13:00 萝卜网 Copyright © 2010 – 2012 分享国内外精彩网事。 更多精彩欢迎您订阅 http://feed.luobo8.com/ ,欢迎网友 投稿 、推荐文章。 c5d85dad8496c5aa16731e645eaa0010 您可能对以下文章感兴趣: 日均24元游西藏 法国高铁30年零死亡的秘密 美国人眼中的西藏 上海物价与法国物价对比,天朝威武 法国的高考作文题 来自无觅网络的相关文章: 法国2011年Cosplay大盘点 (@jdxi) 39张法国尼斯的摄影照片 (@uuhy) 法国canal+电视台创意广告《The Bear》 (@jdxi) 一群法国人的疯狂“飞行”梦 (@jdxi) 法国男子与猎豹相处亲如家人 (@ermiao) 无觅

阅读更多

青藏高原边缘的西藏文化:破坏还是重建

译注:本文为Ashild Kolas和Monika P. Thowsen 2005年出版的On the Margins of Tibet: Culture Survival on the Sino-Tibetan Frontier第六章。该书基于挪威奥斯陆国际和平研究所(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Oslo, PRIO)的中国西藏文化研究项目。该项目得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Institute of Nationalities Studies, INS)的合作。从1998年夏天到2000年5月间,Ashild先后访问了云南、甘肃、四川和青海的所有藏族自治州。以这些现场调查为基础,她著作了此书,主要讨论了这些边缘藏区的宗教信仰、藏语教育和文化生活情况。第六章是全书的最后一章,总结了调查的发现,讨论和分析这些结果。虽然这些调查发生在2000年,但是十年之后,调查的一些发现和建议对目前的藏区仍有非常实际的意义。 正如作者在书中第一章讨论到,Tibet一词在学术上通常区分为政治西藏和文化西藏。在本书中讲到的Tibet和Tibetan都是指文化西藏范围,我统一翻译为西藏。但是在中国政府语境内,西藏一词仅指西藏自治区范围,大概等同于政治西藏,例如,文中引用的中国政府发布的《西藏的文化发展》白皮书中,仅涉及了西藏自治区内的文化发展情况。 同样需要指出,Ashild这本书仅覆盖了西藏自治区以外的四省藏区。实际中,四省藏区的情况和西藏自治区的情况不同,某些情况下甚至很不一样。所以,本文中反映的一些情况并不能简单地外推到所有藏区。今年刚刚发表的美国参议院职员代表团西藏访问报道也涉及这些内容,描述了各地藏区不同的政治经济文化情况。 – 译者:David Peng 西藏文化的生存状态如何?我们试图回答这一问题:我们最少能够定量或定性地确定一些围绕西藏文化定义的争议,以及研究这一定义的主要问题。然而,即使对最基本的一些问题,我们也没有明晰的答案:例如,多少座寺院得以重建?多少藏族学生能够在学校学习藏语?由此,要想对西藏文化生活下一个定性的结论,就变得更加困难。为了深入理解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借鉴他人的工作,他们已在相关课题上进行了广泛的研究。我们也就西藏文化议题与中国境内外藏人展开了多场讨论。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能宣称,对这些错综复杂的问题,我们已经找到了答案:例如,什么促使人们重建寺院?教育系统怎样影响藏族学生?人们怎么理解他们读到的藏语诗歌或新闻报道?又怎么理解他们参与的文化事件? 如我们在前言中所述,在人类学及相关领域,学者们对于文化的概念仍存在很大分歧。在这一争论中,一些学者批评文化这一术语本身,他们倾向于质疑传统文化是否确实存在,纯文化和元文化可能的涵义,文化能否在社会变化中保持不变,如果能够,需要何种条件。变化不再被视作与文化矛盾,而是文化重建与文化复兴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如此我们可以理解文化的概念。学者们同时指出,文化的概念对于人们理解自身,解释他们的信仰 、仪式和风俗有着深远的影响。实际上,拯救文化一词已成为当地人和少数民族重要的政治工具,他们据此保持其民族认同活力,寻求民族自治或自决。当我们讨论当前西藏文化存亡的情形时,必须考虑这一重要因素。 西藏活动组织,西藏流亡政府以及其他藏族难民代表强烈批评中国政府,谴责中国当局残酷催毁西藏文化,在西藏实施文化灭绝政策。中国官方媒体反击这些指责,发表了西藏文化在共产党治下发展和繁荣的大量报道。中国政府最近发表了有关西藏文化发展的白皮书,西藏流亡政府随后予以回应,这两篇针锋相对的文章反映了对于西藏文化命运截然不同的看法。我们回头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早期,中方的白皮书称民主改革"使西藏的社会和文化发展迈入了崭新的时代,西藏文化从此结束了为少数上层封建僧侣贵族所垄断的历史,成为西藏全体人民继承和发展的共同文化遗产。" 1 在西藏流亡政府的回应中,民主改革标志着一场劫难,西藏从此成为"文化废墟,甚至连藏语言的存亡都成问题。"  2 现实当然不象双方在上面描述的那样非白即黑。一方面,民主改革没什么好庆祝的,这场运动可能是近代西藏历史最大的一场悲剧。另一方面,将当前的西藏描述为文化废墟同样是不正确的,这对很多藏人太不公平:他们供奉所有,重建宗教场所,或支持在学校教授藏语,或积极投身于当代西藏文学艺术。事实上,在今日藏区,文化重建活动在多个重要的领域内生机勃勃。 首先,藏人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在佛教界内外恢复宗教生活。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以来二十年间,藏族民众重建了数千座藏传佛教和苯教寺院及其他宗教场所;如果考虑到这些寺庙是以前在数个世纪中陆续建成的,这一成就令人惊羡。藏族人民为了这些重建工程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理应得到承认,尤其当我们考虑他们的经济状况和政治环境。绝大多数藏族人民参与到这些复兴项目中,这不仅仅应被理解为宗教复兴,这也是藏族身分认同的复兴。 其次,藏族知识分子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保护和发展书面藏语,尤其致力于保护藏族文学遗产。出版是这一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之一,一些藏族经典文学和现代文学作品被收入藏语文教科书,介绍给新一代藏族学生。过去,在民主改革及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当局采取抑制藏语的政策。但此后,情况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如我们所见,中国出版了大量藏语文学作品,建立了一个批准新词汇的系统,藏语甚至完成了计算机化。 第三,企业家和当地文化工作者们为旅游市场开发了一系列新的文化产品,传承西藏文化传统。如果说西藏文化正越来越多地引起许多藏区干部的兴趣,这可能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其凸显的市场潜力。旅游业方兴未艾,当地藏人也同样非常热情地参与其中,获取经济收益。这已经影响了他们对西藏文化的意识。 最后,基于一些主要传统文化符号,城市藏族青年正在形成他们自己的现代藏族身份认同,并通过一些媒介如流行音乐和视觉艺术表达这一认同,从而创建了一种藏族城市亚文化。这些新的文化产品,以磁带、VCD的形式出现在大多数城镇市场,在藏族青年中尤其流行。当我们在藏区坐车长途旅行时,我们注意到当地司机中最流行的音乐磁带都是藏族歌手演唱的藏族流行歌曲,尽管多数是中文歌词。 3 这些歌曲在藏族青年中极度流行,常常描述西藏自然风光,或展现西藏文化相关主题,或寻找藏族身份认同。在一些文化节日上,人们可以感受到新旧两种表达方式–商业和非商业,现代的,原生态民俗,和传统的–如此,几代藏人共同庆祝和复兴西藏文化。 从负面来看,投身于这四类文化重建工作中的藏人和一些困难作斗争,进退两难。我们在第二章中讨论了藏人在信仰和推进宗教时面临的困难。其主要观点是,尽管存在限制,政府也未给予支持,藏人仍然完成了寺院重建,宗教仪式和教育也得以恢复。证据表明,政府不仅规定僧尼和寺院重建的数量,甚至试图控制进修佛学的僧人数量,考试制度,以及寺院的财政事务。 4 政府还制定政策,影响活佛认定和宗教仪式。尽管中国当局投入大量资源,保护和重印古老的佛教文献,他们同时批评藏传佛教徒每日修行和信仰是落后的迷信活动。近年来,政府试图控制寺院和尼庵的新运动(特别是爱国教育运动),给宗教信仰自由带来很大威胁。1980年代的宗教复兴实际上已经中止,有理由担心,未来会有更多宗教信仰方面的限制。 第四章指出,藏语作家和出版社面临着自由出版的问题。大多数藏语出版物夹杂着这样或那样的政治词藻。也许更令人吃惊的是,市场化给藏语出版带来了新的困难。随着书刊杂志包括课本的价格上涨,藏语文学作品更难到达许多潜在读者。不用说,如果人们买不起书刊杂志,是否有藏语版也没什么意义。同样,如果人们无法使用计算机或电视,有无藏文软件或是否有卫星转播的藏语电视节目也无关紧要。另一个重要问题则是,藏语出版物的主题相当有限。非小说类藏语书籍集中在人文方面,少有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这可能解释,为什么许多藏族青年觉得汉语出版物比藏语书更有意思。 藏语作为一种书面语言的生命力取决于教育系统。如我们在第三章中解释,许多藏族儿童根本不上学,大批儿童没有机会学习母语。而在藏族只占人口少数的地区尤其如此。有迹象显示,由于迁入移民、市场化、经费不足,以及教育政策实际上减少了双语教育的数量,情况正在进一步恶化。藏语教育者们表达的担忧并非无的放矢。 如果我们把中国境内藏人面临的问题与印度次大陆的流亡藏人(后者也是权力受限的少数族群)对比,我们有些有趣的发现。因为英语是印度社会的通用语,多年以来,英语是流亡藏人定居点内学校的主要语言。很难从印度政府获得许可,将西藏学校的教学语言从英语改为藏语。自1985年始,西藏儿童村运营的小学开始用藏语教学,而其他西藏小学一直等到1994年;当年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最终获得批准,允许其下属的所有学校在一到五年级使用藏语作为教学语言。而六年级则继续使用英语。这是因为印度、尼泊尔、不丹的西藏学校教授的课程必须得到该国政府认可的教育委员会的批准。例如,在印度的西藏中学,使用印度国家教研培训委员会出版的英文版教材。这些教科书基于新德里的中学教育中央委员会拟定的大纲。 5 过去十年间,西藏流亡政府开发了一个藏语现代化项目,发明一些有关现代科技和仪器的新术语,努力强化藏语在流亡社区内的角色。但很显然的是,做为一名在他国避难的难民,藏语的使用受到生存压力的威胁。正如中国藏人从中文中借用词汇那样,印度的青年藏人越来越多地从印地语和英语中借用词汇。 6 在第五章中,我们讨论了游客和旅游相关市场的文化工作者,他们依靠西藏这个符号,作为其产品的特色,无论这一产品是旅游目的地还是音像制品。这一趋势代表着西藏文化的不断商品化,该趋势也许无法避免,但却绝不是毫无问题。如我们在书中定义,文化是自然竞争不断重构的产物。这意味着,当不同的人为某一原因定义和促进某一特定的身份认同,文化表达随之而变。按照对文化的这一理解,很难讨论文化表达的纯粹性。但是,我们能说的是,随着西藏这一名词日趋市场化,西藏文化表达的经济角色也在发生改变。这一变化不仅能在中国观察到,它也发生在印度尼泊尔藏人定居点这样更大的范围内。实际上,我们可以将之视为异族文化商品化这个全球进程的一部分。 7 对于开发旅游的本地社区而言,西藏文化的理解意味着什么?目前回答这一问题还为时过早,但很明显,这一进程在未来数年将是推动社会变化的主力。 城市藏族青年正试图形成世俗化藏族身份认同,他们同样面临一些困境。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积极进行这些尝试,却发现自己在政治上走钢丝。一方面,他们试图改变藏族身份认同的努力可以得到当局的支持,当局希望推动一个现代世俗化、拥护社会主义的西藏概念。另一方面,如果他们接受政府支持,他们又会面临西藏传统主义者的批评,后者认为藏族身份认同无需改变,现代主义者某种程度上背叛了西藏传统。某些西藏流亡文化机构看起来为了既得利益,保护某一特定范畴的真正的西藏文化。克莱尔・哈里斯(Clare Harris)在她关于视觉艺术的书中,描述流亡藏人社区的代表认为他们有责任保护真正的西藏文化–即1959年达赖喇嘛及第一批难民逃离西藏之前。 8 流亡藏人常常将1959年看作一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哈里斯指出,他们认为,在1959年之前接受训练的藏族艺术家更"纯粹"。同时,流亡藏人期望艺术家们应该忠实于古老的佛教传统艺术,而不应搞新的绘画风格试验。 9 类似地,西藏流亡政府代表批评中国境内的藏族青年,认为他们背离了真正的西藏文化。他们声称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培育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版西藏文化,一个非藏非汉的校园文化: 中国政府批判西藏传统文化是封建领主文化,兜售新的社会主义西藏文化。尽管他们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灌输这种校园文化,这一文化完全脱离西藏社会现实。这种空洞的校园文化知识能够让一位藏人在中国政府治下成为一名诗人、作家、翻译、记者或政府职员,但是却不可能允许他/她进一步发展西藏文化。 10 这类批评带来一个有趣的问题,谁有权定义西藏文化?它无疑未能认识到在中国生活工作的当代藏族青年面对的挑战;他们处境微妙,力图创立新的世俗藏族身份,同时既不攻击宗教或传统价值观,也不无谓地颂扬共产主义。流亡藏人反对西藏世俗化的概念,认为在此西藏文化在中国存亡之际,只有自己在保护西藏文化;这一观点与中国藏族青年的想法相抵触,甚至已形成意识形态的分割。文化保护和现代化孰轻孰重,这样对立的观点之争不仅出现在流亡社区,同时也出现在中国境内的藏族中间。某种程度上,这些讨论是由中国文化和民族政策框架提供的文化表达的特定条件形成的。当中国当局干涉宗教事务,限制某些而鼓励另外一些文化表达,这些行为明显影响藏人如何定义其文化,如何寻求保存和重建西藏概念。 保护和发展 按上面的文化定义,西藏文化处于竞争之中;但它是在中国政府提供的特定条件中协商而成,并受到政府政策和法规的影响。换言之,当藏族努力维护和现代化西藏文化,他们的行为也回应着中国当局设定的这些条件,无论是去适应还是反对它们。因此,有人也许提出,在发展现代西藏概念表达的过程中,西藏文化是按照中国条款而不是西藏条款进行竞争和重构。 在中国,少数民族通常被描述为落后民族,需要中央政府帮助其发展。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观点是,少数民族中广泛的宗教信仰是前进的绊脚石;往好处说,是需要克服的困难。除了这种意识形态观点,共产党也害怕藏传佛教的崛起成为藏族分裂主义的焦点。在1982年19号文件中,党仍然相信,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繁荣,宗教将会逐渐消亡。但是,自改革开放以来,藏区佛教不仅没有消亡,反而更加昌盛。同样的趋势在中国其他宗教身上也很明显,例如伊斯兰教和法轮功。这使得中国领导人在全国范围内加紧控制宗教制度,包括藏区。与上面引述的文件相反,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当局多次对宗教社团使用武力,在藏传佛教寺院尼庵推行爱国教育,以遏制"分裂主义";1999年起开始镇压法轮功。 经济发展真的会和宗教复兴相冲突吗?在所谓的发达国家,许多人实际上回到宗教和精神领域,寻找人生深层意义。一些人在藏传佛教中找到了人生意义,部分人还捐助中国藏传佛教寺院尼庵的修复。当局把宗教复兴看作威胁的另一个可能原因是,它提供了现政权意识形态的精神替代品。然而,道德选择和价值判断无法用武力和意识形态压力改变。这只会使许多藏人对政府政策更加反感,强化宗教作为藏族身份标志的作用。此外,只要中国当局以政治目的干涉宗教事务,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利用宗教作为政治工具就不足为奇。 无论中国当局是否继续其宗教运动,当地藏族社区将不得不考虑藏传佛教寺院和尼庵中合适的僧尼人数。中国当局可采取以下措施来影响佛教人员的数量:增加藏区学校经费,降低学杂费,修改中小学科目,使之更符合藏人的基本教育需求。 11 对各年级学生推广藏语教学,提供更广泛的课程选择,给所有藏族儿童提供学习藏语的机会。这些措施不仅给送子女去寺院的父母一个好的替代机会,而且也使得公共教育更有吸引力,保证藏语未来的活力,改善藏族处理本民族事务的能力。 中国当局已做出种种努力,将西藏文化非佛教化,只要不是积极的大范围世俗文化表达,大体上也开绿灯。这只能理解为有意世俗化西藏文化的政治策略。这一策略与中国共产党的宗教观一致,认为宗教本质上是一种有害的社会力量;按照现代化观念,我们要和迷信落后作斗争,以实现进步和科学发展。藏语明显只用于出版一些特定范畴艺术和人文类图书,尤其是一般广泛称为西藏文化研究的领域。自然科学方面的藏语图书少之又少。在大专院校内用藏语教学的课程也反映了同样的偏见。如此,藏语与中国当局努力推进的发展毫不相关,希望投身于经济发展的藏族只能用汉语学习。这不仅仅影响藏语的生命力,也给藏区发展构成了严重阻碍。 将西藏文化描述为草原文化形象与中国共产党视之为人民世俗文化的观点完全吻合。然而,这一形象代表的不仅仅是一个世俗化的西藏概念。它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文化生存不仅仅是庆祝传统节日,出版藏语诗歌,转播民族歌舞,它的涵意远甚于此。尽管藏族青年知识分子仍然认为藏语和佛教生活的复兴对西藏文化的存亡至关重要,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土地权利和环境恶化问题可能更为关键。 中国法律保护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保护本民族文化的权力,支持少数民族自治的原则。但是,如果我们看看自治地区的实际权力,现实很不一样,也不那么光明。不幸的是,在当代中国,少数民族对自然资源没有绝对权力,甚至对生长于斯的土地也无权做决定。 如果藏族有机会管理自己的资源,他们可能也不会守着传统生活方式一成不变,但他们会在保护和发展之间找到自己的平衡。为了子孙后代,他们需要可持续发展,在创造经济繁荣的同时保护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 注解 1 . 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西藏文化的发展》白皮书 ,第17页 2 . 西藏流亡政府信息和国际关系办公室, Destruction of Tibetan Culture 。 3 . 最著名的藏族艺术家是亚东,他于1995年获得中国音乐电视大赛金奖,成为全国明星。我们到过的地方都能买到亚东的多盘音乐磁带,我们的印象是,我们遇到的每位藏族青年都知道这些歌曲。 4 . Makley, “ Gendered Practices ,” 61-95 5

阅读更多

CDT/CDS今日重点

【CDT月度视频】九月之声

【CDT报告汇】资深记者新书告诉你中国如何打造监控国家,大马华人的身份认同之路和无国界记者呼吁释放黄雪琴与王建兵

【真理部指令】禁止转发未经官方证实的和负能量的内容

更多文章总汇……

读者投稿

CDT 电子报

支持中国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