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闻选读

“我们拥有多年的实践经验，我们知道如何把养老院建设成一个家庭，而不是一家机构。二十年前，我们的养老院也是机构化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如何把它们打造成温馨、温暖的家庭。”丹麦卫生部长阿斯特里得·克拉格如是说。 “这里环境优美，仿佛置身于花园一般，我希望自己年老的时候也能在这样的养老院里安度晚年。”8月25日，丹麦卫生部部长阿斯特里得·克拉格女士在考察北京CBD某高档养老院时如是说。但同时她也向健康界表示，“这家养老院非常豪华，但我希望养老院不是一个奢侈豪华的养老机构，而是一个真正适合老年人生活的温馨家庭。” 日前，丹麦卫生部部长阿斯特里得·克拉格女士(Astrid Krag)受国家卫生计生委主任李斌女士邀请访华。在参观完养老院后，阿斯特里得·克拉格部长接受了健康界的独家专访。 寻求医疗与养老合作 中丹可互为镜鉴 健康界：您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此次访华有哪些期待？ 阿斯特里得·克拉格：尽管丹麦与中国之间存在着诸多差异：中国是一个大国，丹麦是一个小国；中国人口众多，丹麦人口很少。然而，丹麦与中国面临着许多共同的挑战，尤其是在医疗与人口老龄化方面。我此次来到中国，期望促进丹麦与中国在医疗与养老产业方面的合作。 健康界：您认为在医疗领域，丹麦和中国有哪些合作机遇？ 阿斯特里得·克拉格：在医疗领域，随着人类寿命的延长，人们对医疗服务、药物和照护的需求正在不断地增加。作为一个医学发达的福利国家，丹麦在制药、医药咨询、医疗器械、医疗信息化等诸多领域都很有建树。同时，这些领域不仅是所有现代医疗体系需要共同发展的方向，而且也是全球应对老龄化、完善照护的必然要求。 此外，在医疗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我了解到中国为了满足民众庞大的医疗需求正在建设许多医院。而丹麦也正在建设价值70亿美元的多家大型医院。我认为中国与丹麦在这方面可以相互学习、分享经验，少走弯路。 我了解到中国目前正致力于打击和消灭腐败，尤其是在医疗领域。丹麦是世界上腐败程度最低的国家。我相信，中国与丹麦在消除腐败和建立公平透明的医疗环境方面可以进行许多深入的合作。 在养老方面，丹麦很早就进入了人口老龄化阶段。通过多年对老年人的照护疗养的实践积累，我们已经获得了非常成熟的模式和经验。我们也十分乐意与中国分享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加强慢病管理以应对老龄化 政府主导的医疗体系更高效 健康界：丹麦政府是如何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问题的？ 阿斯特里得·克拉格：当退休的人口大大超过劳动力人口时，我们需要开展一些综合性的改革。尽管其中的很多措施并不受民众欢迎，但这是必须的。对于人口老龄化的问题，需要采取一些创新的办法因为人口老龄化会导致慢性病的负担加重，如糖尿病、癌症等，而这些疾病都需要长期的治疗。对此，我们开展了非常有效的慢性病管理项目，对患者进行有机协调的治疗。这些项目使我们很多受益的患者可以跟普通人一样正常地生活。相反，如果我们对慢性病不采取任何行动，那么老年人口医疗和护理的支出会远远超出我们将来能够承受的能力。 健康界：在医疗模式上，您认为丹麦可以向中国输出哪些经验？ 阿斯特里得·克拉格：丹麦的医疗模式和社会结构不是碎片化、私有化的，而是由由中央政府来管理和控制，这种模式在丹麦被证明是非常高效的。我们的医疗成本很低，丹麦的卫生总费占GDP的比重为9%，仅为美国的一半，但我们提供的医疗服务却更加优质、更具可及性。同时，我们的医疗体系也是世界上最平等的。 因此，我们强烈建议中国继续坚持医疗系统由中央政府主导，采取医疗中央集中管理，而并非完全地自由竞争，因为自由竞争的医疗体系最终将导致医疗成本十分昂贵。所有的患者都是弱势群体，他们为健康愿意支付任何费用。 举个具体的例子，如果一个母亲怀孕了，在丹麦的公立医院她通常只需要进行两次身体检查。因为，我们有明确的规范，医生对患者只能进行两次检查。而在美国，一名孕妇平均需要前往私人诊所8次来进行身体检查。但如果一位母亲是初次怀孕，她又是如此地无助，她能对医生不合理的要求说不吗？ 所以，我建议中国应建立一个公民能够依靠和信赖的医疗体系，为大家提供他们真正需要的服务，而不是把医疗费用浪费在不需要的检查和其他服务上。 养老院不应该是奢华的机构，而应该是温馨的家园 健康界：参观完这家养老院后您有什么感受？ 阿斯特里得·克拉格：参观完这家高档养老院以后，坦诚地说，我认为我们对它提供不了什么帮助。对于养老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奢侈的地方。或许，它是专门针对中国的精英阶层和富有人群设计的，但问题是中国富有人群的比例并不高。我仅有的建议是，养老院不应是一个奢侈豪华的机构，而应成为一个温馨的家庭。 健康界：丹麦养老机构的特色是什么？中国是否可以借鉴？ 阿斯特里得·克拉格：在丹麦，一切福利对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无论你的经济状况、教育背景、社会地位如何，你都可以同样地享受养老护理和照护服务。对此，我们拥有多年的实践经验，我们知道如何把养老院建设成一个家庭，而不是一家机构。二十年前，我们的养老院也是机构化的。但现在，我们知道如何把它们打造成温馨、温暖的家庭。 我认为我们可以针对更广大的人群提供更价廉优质的养老解决方案。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尝试走一些捷径。 本文来源《健康界》 —–白衬衫

访谈嘉宾喻国明，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院长。 原标题：杜绝“官谣”，需完善信息公开机制 刘铁男被实名举报，能源局曾一度称污蔑；夜店“欢迎”局长光临，官方称恶作剧；视频揭穿治超办用拳“文明执法”；公务员现不雅照，执法局否认是其工作人员……日前，新华社记者梳理出一些官方“先否后肯”的怪现象，希望能引起一些不注重多听、多看、多调查，遇事善于说谎、急于否认的相关部门重视。 新华社认为，网络谣言泛滥被人人喊打，我们同样不能忽视刚露头的“官谣”。如何看待“官谣”现象，新京报专访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所长喻国明教授。 “官谣”源于行政素养不足 由于“官谣”的发布者是以政府作为信源，从眼前来说是容易对公众造成误导，从长远来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消耗。 新京报：“官谣”形成的原因是什么？ 喻国明：原因就是一些政府部门和单位在遇到危机时，为了撇清自己的责任、维护小团体或个人的私利，而采取说谎、瞒骗等方式来试图掩盖自身错误和问题。 作为公职人员，其社会属性和社会角色，都要求应该具备高于一般公民的道德水准。而政府部门作为社会公信力的主要载体，应当要成为社会的道德示范，才可能赢得公众的认可。 然而，一些政府官员的这一意识很淡薄，在遇到问题和质疑时，首先选择的不是用诚恳的方式向公众澄清问题，而是采取欺骗和忽悠的办法，遇事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急于否认的态度来试图掩盖真相。 应该说，“官谣”的形成，和部分政府官员行政素养较低以及相关政府部门对自身公信力重要性认识不足有直接的关系。 新京报：从法律层面看，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喻国明：深入到法律层面上，不少政府官员和执法机关大多秉持的是人治思维体系下的思考方式。对于法律的作用主体，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政府部门同样应当在法律的约束之下，而是将法律视作约束公众的工具来行使。同样，并没有意识到，作为政府公职人员，其说谎、欺瞒等行为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新京报：目前有哪些法律制度可以进行制约？ 喻国明：对于国内的公务人员来说，如果有部门领导利用自己的公职权力来指使所在部门来为其错误背书、发布虚假信息的话，这是违反《公务员法》以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法规的，应该受到问责。一个公务人员，一个公权力机关，如果造谣撒谎的话，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这件事情上他能撒谎，很有可能在其他有利于或者不利于他自己的事情上都会撒谎。 比如克林顿因为莱温斯基的事情遭到国会弹劾。当然其道德失范的确引起民众非议，但是国会能够弹劾他，并非因为他道德水平有问题，而是因为他作为政府公务人员、行政长官，他采用说谎、欺骗的方式来试图掩盖真相。 新京报：“官谣”有什么危害？ 喻国明：一般民众的撒谎、造谣，的确有不良的影响，但其能作用的范围有限，而且社会有更大的力量能去纠正这一谣言。在民间谣言中，“无影灯效应”会更为明显。 所谓“无影灯效应”，就是比如有个人在微博上发布了不实信息，但在一个公共平台上，当所有知情人的信息汇集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互相补充、纠错的关系，真相很容易就能够得到再现。因此，“民谣”的危害从时间上来说也要短得多。 “官谣”则不同。一个掌握着国家行政权力的机构如果有意来撒谎或者通过发布虚假信息来维护小团体的利益，这种危害将远大于缺乏根据以讹传讹的“民谣”。由于“官谣”的发布者是以政府作为信源，从眼前来说是容易对公众造成误导，从长远来说是对政府公信力的消耗。 “官谣”损伤社会公信力 本来“官谣”回应的就是公众对事实的质疑，而采取蛮横的欺骗、否认态度，不仅无法满足公众对于真相的渴求，反而会加深公众的疑虑和不信任。 新京报：“官谣”对于政府公信力有哪些影响？ 喻国明：作为国家行政权力的拥有者、占据公共资源的一些机构，具有信息占有上的优越性以及排他性的权力，要是有意撒谎，或者希望通过撒谎来实现自己的一己私利的话，公众很难对其所说的话进行核实。因为对事实真相缺乏多种观察视角，公众除了听信官员的一面之词，很难有其他的求证办法。 在缺乏其他信源求证，官方发布消息又难以服众的情况下，对于公众来说事实真相就会更加扑朔迷离，本来“官谣”回应的就是公众对事实的质疑，而采取蛮横的欺骗、否认态度，不仅无法满足公众对于真相的渴求，反而会加深公众的疑虑和不信任；另一方面，发布“官谣”的官员，也就意味着他所掌握的行政权力和执政方式都背离了执政权力本身的运行方向。这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将是十分重大的，更伤害了政府自身的公信力。 新京报：保证信息真实，政府部门责任更大。 喻国明：一个社会需要有责任主体成为社会信赖的权威、社会公信力的中流砥柱，而这一角色原本应由几个主要责任主体来担当。比如知识群，应该成为社会信任的一大“抓手”，但他们的社会信任度也在逐渐被消解。另外就是公权力机构，应该是在危机时刻让公众最愿意托付信任的一个“抓手”。还比如法院系统，他应该承担社会行为道德底线的护栏，信任的维护者的角色，这些都是一个社会正常秩序的标志机构。 但是，当前社会的最大问题在于各方公信力的普遍缺失。一些政府部门在进行利害选择的时候，也常常倾向于发布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掩盖不利于自己的信息。 新京报：当这些机构都出现问题的时候，社会公信力怎么办呢？ 喻国明：要恢复社会公信力，首先就应该从政府做起。政府部门要承担起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就应该是在任何情况下，不管对自己有利不利都能正视事实、不撒谎、不造谣，这是现代政府的起码作为和底线要求。在一个社会中有道德感召力，拥有社会公信力，也是政府有效执政和有效带动社会发展的一个最基本保障。 需完善信息公开机制 权力的运行应该公开透明，这样所谓的“官谣”也就没有了产生的土壤。只有让各方面的消息来源都能够没有阻碍地流通于意见市场，真相和真理自然都越辩越明。 新京报：谣言出现与政府信息披露不到位有关？ 喻国明：谣言成为我们社会的突出问题之一，与政府信息仍然不够公开有关系，如果政务的各个方面都能公开透明，面对社会上的质疑声音政府部门能够自信坦然及时公开信息，那么谣言也就难以长时间内存在了。 试想如果面对来自公众的质疑，官方新闻发言人不是采取简单粗暴的否认态度，而以公开充足的理由证据来说服民众，相信在事实的理据面前，谣言也就无从藏身了。正是因为一些新闻发言人在回应质疑时模棱两可，才使得谣言有了滋生的空间。 “官谣”的产生实际上也是一个道理。由于有关部门在发布消息时藏藏掖掖，不愿意把掌握的事实情况告诉大家，或者根本就并未去调查了解就急忙站出来否认，这样用谣言来辟谣的方式，怎么可能服众呢？ 新京报：如果说谣言难止是政府本身辟谣方式出了问题，那么“官谣”这种由政府本身发布的谣言，又该如何辟谣呢？ 喻国明：“官谣”这种由政府发布的误导性信息，实际上就是某些部门负责人有意误导公众。任何一级政府都是不应该有私利的。而如果某一个机构的领导为了个人的私利而利用公权力为自己背书的话，他这一行为本身就是违反公务员规范、甚至是违法的，应当受到行政上的处罚、法律的制裁。 俗话说，“正人先正己”，这句话是十分正确的。治理谣言首先应该反思，是不是由于自己的不作为或者错误作为导致谣言越禁越传？自己在发布公开信息时，是否的确披露了事情的真相？希望通过欺骗、说谎的方式来掩盖事实，用官方的话语来为个人私利做掩护，只会激起更多的舆论反弹，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所谓“正人先正己”，就是作为道德示范、公信力载体的政府部门首先应该做到不发布虚假信息、不造谣不传谣，才能为社会为公众垂范。 在回应谣言时，应该选择坦诚公布信息而非遮遮掩掩的方式来进行危机处理，不是用“以谣止谣”的方式来回应公众的质疑。 新京报：怎样才能杜绝“官谣”？ 喻国明：需要进一步完善问责机制。首先，发布“官谣”的有关责任人应当受到与恶意散布民谣的老百姓一样的惩罚，这是最起码的要求。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何况在当今法治社会环境下。不能老百姓发布谣言就被拘留，而政府相关负责人发布不实信息就能够以职务行为作为法外豁免的理由。 同样，对于发布不实信息的新闻发言人也是如此。在刘铁男被实名举报一案中，刘铁男落马之后其新闻发言人被调离能源局。其他案件中最初发布“官谣”的新闻发言人究竟是否受到处罚，都没有了下文。 谣言止于公开。想要从根本上防止“官谣”的产生，需要更完善的信息公开机制。也就是说，权力的运行应该公开透明，这样所谓的“官谣”也就没有了产生的土壤。只有让各方面的消息来源都能够没有阻碍地流通于意见市场，真相和真理自然都越辩越明。 本文来源《新京报》记者:陈白 —–白衬衫

（维权网信息员单芸报道）本网信息员获悉，今天（ 2013 年 9 月 6 日） QQ 群：“湖南同想会所”、“宪政梦—中国”、“ SVTC —宝庆”、“凌晨三点半”被湖南警方同时查封。 该四大 QQ 群是湖南ＱＱ网友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湖南具有相当的影响力，网民主要在这些群中对时弊和民主宪政的讨论。其中“湖南同想会所”和“宪政梦—中国”是拥有上１０００名网友的大 QQ 群，其他两群都拥有超过 500 人的 QQ 群。“湖南同想会所”是长沙的民主人士创建，“宪政梦—中国”是在广州的湖南籍女士陈小华创建，“ SVTC —宝庆”是湖南邵阳的刘少华创建，“凌晨三点半”是湖南岳阳的维权人士盐巴创建。 湖南警方如此大规模关闭 QQ 群，显然直接侵害着公民的言论自由版权，从中可以看到当局对公民言论控制在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