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在南海领土纷争与国家权益损失中纪念自己84岁生日的。这让近年来似乎陡然雄起的它有点纠结——这从电视节目中军方某些人士的言论中可以感到。但是军队中许多鹰派代表人物如乔良将军和罗援将军，此时语调却反常的平和与空洞，未免让人暗生疑窦：中国军力的真实水平到底如何？杨天泽先生在“乌有之乡”网站撰文，认为如果开打中国几无取胜的可能。这个论调与这个网站的一贯风格正好相反。对此当然会有不同意见，不过一般百姓如老王，不了解真实情况，也只好是存而不论。这时再看中国的政治领袖们，倒是挺有意思：他们刚刚把邓小平“韬光养晦”方针做一个突破，在国际政治舞台上说了几次不(想想温家宝先生在世界气候大会上的强硬)，现在就在南海几个小国的欺负下再度韬晦起来。北京奥运会上的绚丽礼花是多么虚幻啊!传递圣火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斗志又是多么荒诞啊! 长年以来，由于天然的和在中国特殊政治体制下的极大封闭性，老王对解放军的真实情况所知甚少，只是在电视上经常看到几个军方的学者侃侃而谈(这些人还写了一些很有意思的书籍)，以及在偶然的机会下与军方朋友谈点敏感话题。老王在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去谈中国军队的某些方面，基本是一种很朦胧很感性的分析。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地位与作用，大体上可以从三个方面观察：捍卫国家疆土安全及涉外重大利益，适当地投身于国内现代化建设，以及国内政治。 这三种作用，始终和中国的政治体制也就是一党专制及官僚专制搅和在一起。作为一个具有政治挂帅、政治第一传统并始终是置于中共绝对领导之下的武装集团，政治始终是观察它的最重要的角度。 即使在民主国家，也正如毕瑟姆在《官僚制》一书中提到，国家安全会成为一般官僚制自我封闭和强化的最有力的驱动力之一。他认为，对外政策和国防是最不服从民主控制的政策领域，而这种保密会延伸到军火工业，它们的利益与官僚制的利益紧紧纠缠在一起。在不那么民主的中国，这种情况自然更甚。 但是中国的另一国情是，不但台湾问题未得到解决，而且处于一个相对来说危机重重的周边环境之下，在大国“崛起”中受到了美国和邻国的联合挤压。再加上中国近代以来所经受的国家与民族屈辱，所以爱国主义以及相关的强军强国心态就成为中华民族的普遍性格。 在上述诸种因素的挤压下，中国军队会有更多的角色紧张。 总体上看，在和平时期和周边环境险恶的背景下，军队始终在它的职责、荣誉与腐败之间游走。张召忠将军是这种矛盾的一个代表。这位因评论军事和战争而声誉鹊起的军人学者，一方面为世界的专制独裁政府如伊拉克的萨达姆和利比亚的卡扎菲鼓劲和鸣冤叫屈，一方面对于国内普遍的腐败(军队自然不能避免)痛心疾首，同时对军队在中国崛起中的地区和世界性作用大声疾呼。在后一方面，比他更强硬的是诸如罗援将军这类的鹰派。在后者看来，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为军队和中国的强大提供了比民主国家更为有力的支持。 但是他们回避不了军队与国家、与人民的关系这个根本问题。 首先，党军的体制，暴露了它与现代国家的巨大矛盾。 作为一个例证，就是在2008年四川汶川地震的救灾中，温家宝总理对指挥不动的军队的愤怒。他对军方领导“反正你们是人民养活的，你们自己看着办吧”的怒斥和摔电话的镜头，经电视公开后，引起了全国公众的强烈反响，并引发了其后中国高层对国家与军队关系的某些调整，颁布了一个新的法律——《国防动员法》，给予了国务院在和平时期特殊情况下对军队的部分指挥调度权力，以避免类似救灾时政府对军队失控现象的再度发生。这本来是一个很正常的进步，但引起了左派对军队国家化的忧虑。 这种进步当然并不够。 第二，军队建设的加强，增大了军方的发言权，也分解了它的政治压力。 在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加大了军队的投入，使得长期“忍耐”而落后的中国军力得以超常发展，迅速成长为一支与中国政治、经济地位基本匹配的武装力量。2009年世界各国国防支出总和为13350亿美元，美国仍然占据绝对领先位置，其军费支出高达5740.7亿美元，是其他许多军事大国国防费用的十多倍。排在美国之后的军事支出大国依次是中国(705亿美元)、英国(591.31亿美元)、法国(544.46亿美元)、日本(497.4亿美元)、德国(474.66亿美元)、俄罗斯(378.75亿美元)、沙特阿拉伯(326.54亿美元)、意大利(304.89亿美元)和印度(291.84亿美元)。考虑到中国军费的不透明，有评论认为中国的实际军费是它公开的2倍。 军费的增加，只是中国军队获得重视的一个例子。在这个过程中，虽然有着周边与国内形势变化的客观促因，但军队决不是被动地接受政治官僚的恩赐和施舍的，相反，军队自己的强烈不满与争取，是促成它得以加强的一个重要原因。军队的强硬姿态在老一辈军人相继凋谢之后得以持续，并不仅仅是一种惯性，新生的一代职业军人特别是其中的专家型军人，对持续甚至加大这种强军势头做出了很大贡献。他们对世界特别中国周边形势严峻的分析，对前一时期中国“韬晦”外交路线的批判，和中国民众中伴随“崛起”而升腾的民族主义情绪相辅相成，给予中国政治高层以极大的压力。“一反以前幕僚们只在军营里秘密报告的传统，现在一个又一个现役将校在大讲堂、在大众媒体上高谈阔论。他们大谈中国军事崛起论，夸大中国的国防危机，迎合甚至催化炙热的民族主义情绪，使文官政府也不得不被这种力量、情绪所牵制。[i]”虽然中国政治领导人天然地喜好柔弱胜刚强的中国古训，但是面对国内日益激化的矛盾，也不得不在某些时候摆出强硬的姿态来处理国际问题，以增加自己的威望。特别是2008年后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与西方经济危机适成对比，这使中国的政治领袖们们忽然地财大气粗起来。在他们的想像中，一个奥运会是“万国朝圣”，一个世博会是“百年盛世”，而新中国60周年的大阅兵尽显了天国神威。于是在中国坚决抵制普世价值四处树敌和经济强大后重建世界秩序这两种因素交织的世界性结构冲突中，中国军人们的强硬言行更容易得到政治官僚的掌声而不是质疑。 虽然枪杆子仍然是中国政治的主导力量，但是有两种因素可能会使得军队对于党的政治领袖的激烈自卫意愿更加疏远：一是八九耻辱，二是和平政改。 八九的坦克成为中国军队永久的耻辱。考虑到中国军队传统和现实的与人民的天然密切关系，人们并不能有把握地预判在未来如果发生了官民的激烈冲突，军队还会坚定地站在官僚阶级一边，相反，一雪前耻的强烈愿望可能会最终导致他们采取中立，甚至掉转枪口，站在人民一边。近20余年来世界民主浪潮中各个国家军队的优秀表现，也为他们提供了这种范例。为了军队的光荣，为了国家的根本利益，军队的确有另外的形式来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 中国政治领袖对军队的拉拢，如授衔、提职、涨薪和增加军费等手段，并不能决定性地建立后者对体制和个人的效忠。长达三代人的相对和平时期，已经无法建立政治领袖与军队将领之间的生死之交，就像邓小平和他的部下那样。相反，进入常人政治后中国政治领袖，也难以建立崇高的三军统帅威信，反面很容易会让职业军人滋生各种不满——一般说来，军队总是在一个国家的政治中扮演鹰派角色，这与政治领袖的行为特征不同。总之，他们之间只能是一种基于利益的普通关系。 八九之后，在军队的功能得到进一步特意的明确之后，军队已经不再从法理上认为对内镇压是它应有的职责。特别是，如果中国的民主化过程基本是和平的，那么军队就根本失去了进行困难抉择的机会。这时它会比较愉快地扮演民主化的旁观者角色。无论中国政治制度向哪种方向发展，军队并不会失去自己的利益，这使得它袖手旁观甚至以自己巨大的影响力来维持这种和平演变成为上上之选。 即使军队高层有重蹈旧辙的意愿，但也会有一个新的担心：下级军官和士兵是否还会执行命令？军队的内部腐败，会否使这种下令开枪的悍然之举成为兵变的诱因？ 第三，军队可能的对于政治的另种干预。 在观察中国军队走向的时候，人们往往囿于习见，忽视了它干预政治甚至主导政治的可能。有三个因素使中国军人有这种可能性： 一是前述的军队为了一雪八九之耻。某些军队高层急需用对民主化的支持来为自己恢复名誉。 我在与军队人士的接触中，惊讶地发现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民主的肯定超过了地方官员。作为一个职能相对单一却肩负着国家安全重任、对政治冷眼旁观的群体，他们往往对中国政治会有更客观的认识。 2011年5月，《中国军网》、《国防部网站》报道了一位军队专家吴其良对院校军官演讲称：“民主集中制概念的模糊导致实践中的独断专权，书记权力的膨胀造成民主的变质。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必须有程序民主作为保障，而目前我们的民主更多取决于上级党组织的随意性，而不是取决于制度的程序性，变相剥夺了选举人的权利。必须有党外民主造成有效外部压力，党内民主建设才有动力。” 军队高层近年来也再度涌动了军队国家化的暗流。这导致了2010年军队开展了一场“坚决服从党指挥”的政治教育和整肃运动。但从种种现象中，人们已经看到军队这些年来发生了巨大变化，一大批具有现代政治理念的人士已融入了军队中，他们也是现实生活中的人，也会有政治理想和诉求，这些人也是民主变革，特别是军队国家化的重要动力源。军队在这种认识指导下，很难说不会在特殊的情况下转化为行动。 二是正如前述，军队由于对于中国战略安全的格外重视，生发了强烈的危机感。虽然他们出于利益考量不免有时会虚声恫吓、夸大敌情，但总体说来，军队天生会作为一个政治强硬派，一方面对任何颟顸而软弱的政治领导人强烈不满，另一方面又对一党专制下的强权以及举国体制有天生的好感，因为这会为军队带来直接的利益。在这两种情况下，军队都会对政治有着愈来愈大的参与兴趣。我们已经看到，军人开始对国家战略频频发表意见，这正是这个集团试图影响国家大政方针的表现。 三是一个特殊现象应该引起我们的格外注意，就是由于军队的特权性和封闭性，太子党在军队有着更大势力，而他们与党政官僚中同为太子党的高层人物，会有种种密切的联系。他们中的优秀人物，对于国家和民族的前途有着自觉而强烈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已经由某些代表性人物通过不同的方式，在过去和今天有些微的表达。 虽然不干政是中国军队的传统，但是随着年轻一代军人地位的上升，他们中某些人接受的民主教育特别是其中的太子党会让他们有可能突破这个传统。从后者来说，军队中的太子党往往比他们在政界的战友们更具理想。他们也不惮于突破传统，不惮于军人干政的批评，在中国的民主化过程中发挥作用。 当然，也会有一些军队中的太子党会成为类似八旗子弟那样的人物。如果仅从数量上看，后者应该更多。这种人也会成为政治保守派的最坚定有力的支持者。 中国军人有可能成为中国民主的助产士。这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甚至比1976年粉碎四人帮更困难。军队中如果有谁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他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功臣，其地位决不下于历史上的周勃、霍光。 第四，军队的腐败加大了它的不可预测性。 起于上世纪80年代的军队腐败，如经商，走私，军方太子党倒卖军火，倒卖军队土地，已经延展到军队的日常建设中：招兵送钱，士兵请假送礼，提干送钱，当连长不用自己买烟，当营长可以开杂货铺，当团长可以开超市，每当年节他们就会根据军衔高低收到各种数量不等的礼物。而现在的礼物，只有钞票和文工团、歌舞团的小妞了。所有的基建、采购都收回扣。在军职的晋升中，到了将军这一级，大概只有官二代才有机会。人民可以从有限的信息中，例如从复员军人的上访、现役将领和转业军官被公开的贪腐案件（近一年来至少有三个被抓的省部级贪官原是高级军官）、将官们的提升、都市消费场所的军车，察觉到军队的腐败基因和程度并不亚于地方。只是，军队比地方更缺少监督力量，贪腐有更持久的生命力。即使军队偶尔揭发出一些案件，也被军队自身消音了。近几年来公开的案件，只有海军副司令王守业的腐败。只此一件，就够触目惊心的了。 我同意一篇文章作者的观点：“如果说中共绝对的权力造成了绝对的腐败，那么在绝对的黑箱中，埋伏的是一支绝对难以预知的武装力量。[ii]” 2010年8月17号，一架朝鲜军用战斗机进入我领空数百公里在吉林抚顺坠落，因落地未爆炸估计是没有燃料了。它被当地农民发现报告公安，进而报告国家有关部门来现场确认。有评论说，中国防空的空洞被正式揭秘。这件事直至今天仍然是一个谜，人们并没有看到中国军方的解释，也没有看到有谁被问责。 中国军队就像这件事一样，它的未来表现也是一个谜。 ——————————————————————————– [i]佚名：《中国可能会发生军事政变》，博讯，2010-8-16。 http://www.peacehall.com/news/gb/pubvp/2010/08/201008161007.shtml [ii]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