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

计划生育的标语

计划生育,曾经是中国为了控制人口的一项基本国策。该政策一直从1970年代初期持续到了2021年,不同时期的具体政策内容不同。该政策饱受舆论批评,被指责为违反人权、不起作用和人口数字造假导致政策执行时间过长等。在执行层面,因为过于残酷的“强制绝育”、“强制流产”和罚款下岗等处罚,备受国际和国内民众反感、批评。

1970年代初期,中国一改之前的“鼓励生育”政策,开始实行计划生育,在第四个五年计划中提出“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的口号。

1979年,“全国计划生育办公室主任会议”召开,并在同年提出“一胎化”政策。

1981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成立,副总理陈慕华兼任首任国家计生委主任。

1982年底,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召开,会上将计划生育定为基本国策。

1982年5月,钱信忠任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开始“一胎上环,二胎绝育”的强制上环政策,同年导致了大量孕妇被强制流畅,妇女被强制绝育。外界普遍认为,钱信忠的政策开启了“计划生育”最残酷的一面。第二年,钱信忠被免职。然而,之后钱信忠留下的“强制绝育”和“强制流产”的政策却一直在执行。

2015年10月,由于中国人口老龄化和出生率过低,带来了一些列的社会、经济问题,中共中央在十八届五中全会宣布加速开展全面二胎,在中国大陆实行30余年的一胎化政策正式走入历史。

2021年5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宣布实施“三孩政策”,标志着计划生育彻底破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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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季冰:计划生育政策的“自我强化”机制

只有社会充分承认(而不是全盘推翻)我们文章中那位退休计生干部的“历史功绩”并给予他的后继者以顺利转岗的机会及适当的“转岗补偿”(因为转岗是要付出巨大成本的),政策的调整和改变才有可能和平地实现,并且不致留下太多后遗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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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 | 计划生育政策应该取消

该报5月17日的文章写道:”超过13%的中国人年龄大于60岁,这个新兴工业国从而进入老龄化社会阶段,就像德国等高度发达国家特有的那样。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估计,中国老人比例到2030年甚至超过日本,迄今日本人口中的退休年龄者比例世界最高。 “与日本相反的是,中国还没有富起来就已经衰老。虽然有养老金保险制度,却不健全,大多数中国人必须依靠自己的后代。年轻人越来越少,因此必须肩负越来越重的负担。除了自己的子女之外,中国夫妇未来还得照顾父母和双方的祖父母。” 该报指出:”人口发展影响国民经济发展,中国迄今获益于’人口红利’。年轻的劳动力大军似乎无穷无尽,可是就业者的数量可能会在2到5年内达到顶点,一些地区现在就在抱怨缺乏劳动力,中国通过这种方式失去其人口竞争优势。 “从2030年起,中国的人口数字将下降,根据预测,人口最多国家的位置将被邻国印度取代,也就还有20年的人口增长。因此,印度会在经济上也超过中国。” 评论说:”中国将不仅越来越老,而且还多了胡须–男子的比例在上升。目前在北京和广东之间的出生性别比例是:100名女孩对118名男孩。亚洲偏爱男性后代,因为传统上讲究养儿防老。计划生育和B超的流行使这个问题更加尖锐。 “印度经济学家阿玛提亚·森(Amartya Sen)早在90年代就断言:亚洲缺乏上亿妇女。10年之后,仅仅在中国就有2400万婚龄男子再也找不到女伴。男子’过剩’危害社会稳定。更糟的是,一个’睾丸激素过剩’的国家会比一个性别比例’正常’的社会更容易发动战争。” 北京应该听取专家建议 评论接着写道,”尽管存在这些众所周知的问题,中国的人口政策官员仍自夸说阻止了4亿人口出生。他们指出,中国的人数在1953年和1993年之间增加了一倍。有着13亿4千万人的中国依然是人口最多的国家。 “由于人口众多,给环境、资源和交通造成无可争议的巨大负担,任何国家都没有象中国那样消耗这么多的能源。出于这个原因,也有很多西方人私下早就赞同控制出生率。国家主席胡锦涛为首的最高层宣布,坚持这个限制性规定。他们以为,获得更大的富裕取决于控制人口增长。 该报认为,”可是中国不再是那个曾经的农业国,一半人口居住在城市,由于生活费用昂贵,很多人自愿放弃第二胎。由于诸多的例外,独生子女规定反正只涉及1/3的人口。 “控制生育在民众中不受欢迎,用这个名义残忍地限制了百万人的自由权利和个人权利。即便在今天还强制妇女堕胎,尽管不再像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那样频繁。 评论指出:”这种不人道的政策要是最终被取消的话,或许可以阻止极端的人口变化。北京至少应该听取自己专家的建议,允许全体中国人至少生第二胎。” 编译:林泉 责编:石涛 (以上内容摘自德语媒体,不代表德国之声观点)   Chat about this story w/ Talk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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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砍柴:我们都是故土的“弃儿”

这是我昨天看完《新世纪》的长篇报道《邵氏“弃儿”》,在msn的签名。 地方政府将“超生儿”抢走,勒索“社会抚养费”未能如愿,则将“超生儿”当作父母不明的孤儿,皆以“邵”为姓,假福利院之手让外国人收养,每名收取3000美元不等。——这种翻遍二十四史找不到的官府恶行,竟然发生在处处高歌盛世成就的当下,发生在我的故乡湖南邵阳。这些年来,见闻这块土地太多超越想象的丑恶而内心已近麻木的我,对于故乡这种突破人伦底线的恶行,依然感受到巨大的恐怖与愤怒。 大约七、八年前,天涯网站“关天茶舍”还红火的时候,刊载了王怡的一篇文章《每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旋即引发了同题作文的高潮,包括我在内大约有几十人都撰文述说自己业已“沦陷”的家乡。也有人认为这是读书人的矫情,无强敌入侵,谈何“沦陷”呢? 可当我们回头看看自己的故土:公权力驱使的推土机将老百姓一幢幢房屋推倒,草民即使自焚也阻挡不住;草民怀着找青天老爷做主的梦去上访,就可以被“安鼎信”这样的公司抓捕交给当地政府带回去修理;昔日的明山秀水被污染年轻一代重金属中毒却投诉无门。。。。。而今,连自己生养的亲骨肉都被抢走卖给外国人。我们细数前朝往事,蒙元的达鲁花赤统治汉民,满清在中原大行“圈地”,日本人横行中国,其罪恶恐怕也不过如此吧?,   这样的家乡,难道不算“沦陷”么? 而“沦陷”的,仅仅是我的家乡么? 地方政府假“国策”之名推行计划生育,几乎可说集中了公权力作恶的一切的手段,创造了公权力作恶所有的记录。以几十年计划生育政策在中国的推行做切入点,最能准确地考察中国普通人真实的权利状态。 在记忆中,我读小学和初中时,老家的官府推行计划生育手段最为严酷,想必全国也是如此。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计划生育是真正悬在地方官员头上的一把剑,“一票否决权”也绝不含糊,既然成了衡量政绩最重要的指标,为了仕途,官府的负责人为推行这项政策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强制堕胎、牵牛扒房、株连亲属。。。。。。等等屡见不鲜,不要说触犯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农民,其财产和尊严得不到保障,即使最基本的生命权,在执政者眼里,也是草芥一样,若挡其路亦可锄之。“要上吊,给你绳;要服毒,给你瓶。”这首歌谣流传甚广,乃计生干部“雷霆手段”的形象写照。我二婶的儿子、一位堂哥,在80年代中期是我们村有名的“超生游击队”,有三个女儿犹不甘心,仍想生儿子,带领妻女逃到贵州。家徒四壁,只有两间土砖屋,即使扒掉也无甚用处,于是计生干部将我的二婶和其他几个早已分家的儿子的猪、牛牵走。 计划生育推行早期,虽然残酷,但官民的冲突不如今天这么大,而作为“国策”其受到质疑亦不如今天广泛。究其原因,尽管当时农村老人认为生儿育女由自己说了算乃从古至今的“天条”,对和“天条”对着干的“国策”虽有怨言,但由于传统中国人的“权利”意识被打压,不如今天有所觉醒,特别是二十余年的“人民公社”体制,一个个人从属于公权力全面掌控的“公社”,犹如一个大家庭中孩子的人身权、财产权被家长全面掌控,农民对官府控制一切资源包括自己的人身自由和财产权,视为常态。还有一个原因是,当时的计划生育比较“刚性”,而非完全异化为地方官府敛财的手段。也就是说,当时的地方政府和计生干部虽然手法残忍,但还有一种“体制性忠诚”,且不说用行政权力强行控制人口增长和现代文明社会的价值观是否冲突,底下办事的人可真是为了完成“控制人口增长”的政治任务。当时的计生部门是卖力不讨好的部门,负责人基本上是由卫生局等重要机构的副职调过去解决正职待遇。计生干部要承担相当的道德压力,而没什么太多的实惠。 大概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这一状况变了。计划生育政策在推行中有了越来越大的“弹性”,计生政策异化为地方官府除卖地外另一条重要的敛财渠道,计生部门的负责人是个肥差。地方官府推行计划生育主要目的已不是为了“控制人口”,而是“要钱”,有钱交罚款,几乎任你生育,没钱交罚款,则雷霆万钧地执行“国策”。这对普通人来说,伤害更大。因为前期计划生育对穷人富人都一样,干部违反政策被开除公职的也不少见,老百姓对这种“公平的残酷”还能承受。 当“国策”异化生一种敛财的渠道,成了一门生意,它的“合法性”可以说荡然无存了。而某种行政举措,一旦取得了“国策”“压倒一切”之类的尚方宝剑,则地方官府敢公然违背道德和法治的底线,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依然“政治上正确”。如此,一旦被异化成敛财之道,则有了难以被追究、被监督的保护伞。这也是一旦事涉“计划生育国策”和“稳定压倒一切”,媒体监督起来就特别艰难的原因。有了这样的尚方宝剑和保护伞,食髓知味的地方官府和官员,一次次突破底线,干出让人瞠目结舌的罪恶是必然的,这是不受制约的公权力的必然逻辑。 邵阳隆回县计生部门抢走“超生儿”,当成“孤儿”卖给外国的收养者,就是遵循这种权力的逻辑。在地方官员的眼里,既然其辖区的一切资源他可以用来生财,那么卖地和卖人有什么区别?强拆和抢人又有什么区别?计生部门这种勾当,和古代土匪绑架大户人家的少爷要赎金本质上是一样的,甚至可以说是升级版。因为古代土匪在道义上没有任何合法性,基本上是主流社会所抛弃的,无法进入正常社会。于是当人家不付赎金时,手中的小孩就成了负资产——因为山寨把其抚养大不合算,而卖给其他人家也很难,又没有稳定的交易渠道,不得已“撕票”。而隆回县的计生部门就不需要传统的“撕票”方式,被抢的小孩在他们手中成不了“负资产”,因为凭借公权力,可以将绑架来的孩子“洗白”,身份变更为“孤儿”,卖给有钱的洋人。——这样的买卖真是一本万利,比古代绑票的土匪要承担的风险小得多,何乐而不为呢?这种处理“肉票”的方式可以名之为“洗票”“兑票”“卖票”否? 当地方官府沦落为比人贩子还可恶的绑票者时,生长在那块土地的人,还能觉得故乡是自己的么?哪怕祖祖辈辈在这块土地上生活与劳作,祖屋、祖坟可以随便被官府推平,连生出来的孩子,也会被官府拿走变卖成现钱。这样的故乡就是他乡,这样的国家是他的国。不论统治者来自异族还是产自本地,不能保护自己正当权利的人都是被奴役的。因此说,每一个人的家乡都在沦陷毫不夸张,而多数人如我一样,是故土的“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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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岳散人:当政府成为人贩子的时候

这种因为所谓的“社会抚养费”不足而抢孩子、卖孩子的行为,至少涉嫌绑架、买卖人口,可是我们想一想,这件事真的会有人管,或者会追查到底么?这是不会的,因为一旦如此,必然就会追问到权力的使用、授予,以及计生政策的根本,正像其他事件一样,只要是进行追问,最终都会发现不能追问了。 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网友发起了一个解救被拐儿童、乞讨儿童的活动,也得到了公安部的大力支持。但如今我们发现,居然政府机构也有一部分在做人贩子这件事,一瞬间的心情几乎凉到了底。如果连某个政府机构都成了合法的人贩子,我们的努力是否还有任何价值? http://www.eeo.com.cn/comment/shp/2011/05/09/2008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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