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

李银河 | 共同见证中国又一位杰出写作者的诞生

不用看作者名字,只要一看文字就能知道是他写的,这不是一般的写作者能做到的。 本来这本书是为我编的《知识分子丛书》约的,可一看稿子,跟所有其他作者都不一样,主要是关注的问题不一样,说实话,文字也好出太多,于是决定独立成书出版。希望读者和我一样,共同享受阅读冯唐文字的巨大快感,共同见证中国又一位杰出写作者的诞生。 李银河 有人让我给他的书写序,如果我不喜欢他的书,就很尴尬。我的导师费孝通也常被人逼着写序,他老人家有个绝招,就说因为没有时间读这本书,所以没法写。后来我就学费老的办法来推辞写序的苦差。冯唐的书是一个例外,是我自愿的,他让我写,我就写了,因为我喜欢他的书。 有人让我给他的书写序,如果我不喜欢他的书,就很尴尬。我的导师费孝通也常被人逼着写序,他老人家有个绝招,就说因为没有时间读这本书,所以没法写。后来我就学费老的办法来推辞写序的苦差。冯唐的书是一个例外,是我自愿的,他让我写,我就写了,因为我喜欢他的书。 《如何成为一个怪物》 序 第一次看到冯唐的文字是他的《活着活着就老了》,当时有受惊的感觉。因为这样美好的文字并不多见。只是在看王小波、李敖和李零的文章时有过类似的感觉。 冯唐是七一年生人,跟我几乎差了一代,跟我们这代人对这个世界的关注点也不大一样。我们这代人生长于动乱年代,关注的往往是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弊病;而他们这代人生活在平淡小康的年代,                                                                           《如何成为一个怪物》 序   注意力转向自身。这个转向并不全是坏事,它使他们的写作转向了更根本的生存问题:人生的意义,生活的乐趣,审美的追求。而这才是当今社会中人更感兴趣的话题。 冯唐的文字如此出色是一个谜:他是怎样练就这样的文字的呢?我猜是他在古文上下过不小功夫,我不敢说他的古文功底比李零、李敖还好,但是肯定好过王小波和我。该好好学古文的年代,我们净搞革命了。尽管如此,我并不同意他对王小波文字的评价(见本书“王小波有多伟大”一文)。王小波是练过字的(他的导师许倬云是个文字绝佳的人,他在看了王的小说后提出“还要练字”的要求,后来许对小波的文字亦相当赞许)。王小波的文字更多受到现代白话文翻译家和诗人的影响,虽然说不出好在哪里,但是             第一次看到冯唐的文字是他的《活着活着就老了》,当时有受惊的感觉。因为这样美好的文字并不多见。只是在看王小波、李敖和李零的文章时有过类似的感觉。             冯唐是七一年生人,跟我几乎差了一代,跟我们这代人对这个世界的关注点也不大一样。我们这代人生长于动乱年代,关注的往往是国家的前途,社会的弊病;而他们这代人生活在平淡小康的年代,注意力转向自身。这个转向并不全是坏事,它使他们的写作转向了更根本的生存问题:人生的意义,生活的乐趣,审美的追求。而这才是当今社会中人更感兴趣的话题。             冯唐的文字如此出色是一个谜:他是怎样练就这样的文字的呢?我猜是他在古文上下过不小功夫,我不敢说他的古文功底比李零、李敖还好,但是肯定好过王小波和我。该好好学古文的年代,我们净搞革命了。尽管如此,我并不同意他对王小波文字的评价(见本书“王小波有多伟大”一文)。王小波是练过字的(他的导师许倬云是个文字绝佳的人,他在看了王的小说后提出“还要练字”的要求,后来许对小波的文字亦相当赞许)。王小波的文字更多受到现代白话文翻译家和诗人的影响,虽然说不出好在哪里,但是不用看作者名字,只要一看文字就能知道是他写的,这不是一般的写作者能做到的。             本来这本书是为我编的《知识分子丛书》约的,可一看稿子,跟所有其他作者都不一样,主要是关注的问题不一样,说实话,文字也好出太多,于是决定独立成书出版。希望读者和我一样,共同享受阅读冯唐文字的巨大快感,共同见证中国又一位杰出写作者的诞生。                                                                                                                                                                                                                                                                                                                                                                               李银河 不用看作者名字,只要一看文字就能知道是他写的,这不是一般的写作者能做到的。 本来这本书是为我编的《知识分子丛书》约的,可一看稿子,跟所有其他作者都不一样,主要是关注的问题不一样,说实话,文字也好出太多,于是决定独立成书出版。希望读者和我一样,共同享受阅读冯唐文字的巨大快感,共同见证中国又一位杰出写作者的诞生。 李银河   来源:(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3d53360102e03q.html ) – 共同见证中国又一位杰出写作者的诞生_李银河_新浪博客 This entry passed through the Full-Text RSS service — if this is your content and you're reading it on someone else's site, please read the FAQ at fivefilters.org/content-only/faq.php#publishers . Five Filters featured article: A ‘Malign Intellectual Subculture’ – George Monbiot Smears Chomsky, Herman, Peterson, Pilger And Media Le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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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思想 | 许倬云: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许倬云: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进入专题 : 辛亥百年 中国模式    ● 许倬云 ( 进入专栏 )        辛亥百年系列访谈——          这一百年来,无形之中中国在世界上有一个标杆作用。在西方冲击之下,20世纪的中国不断地寻找自己的途径,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独立、解放和开放,这个工作一百年持续不断地在进行,也对世界各国都有所激励     《财经》记者 马国川           “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          《财经》:有学者说,清末形成了“改革和革命赛跑”的局面:一方面革命党人鼓动革命,一方面清王朝实行废科举、改官制、设咨议局等改革措施,史称“晚清新政”。那么,为什么改革跑不过革命呢?     许倬云:“晚清新政”并不意味着慈禧太后真的要搞改革,而是迫于当时的形势,不得已而为之。慈禧是一个有手腕有权谋的女人,但是没有见识,热衷权力。“晚清新政”的改革成果很有限。     辛亥革命前夕,中国本身固然处在改革和革命之间,看上去似乎有选择,实际上中国的选择余地并不多。因为当时维新的力量并不大,维新力量在戊戌政变时遭到了重创,守旧力量重新抬头,城市里的知识分子也没有多少。所以,整体讲起来清末改革没有多少准备工作,无法取得实质进展。例如,虽然各省成立咨议局等民意机构,但基本上都是空的。     《财经》:但是,“晚清新政”似乎也并非无所作为,废除实行两千年的中华法系、废除科举都是值得称道的改革之举。     许倬云:当时唯一真正有长期功效的,是将大陆法系的法律引进了中国。为什么要废除中华法系?当时国际上指责中国法律野蛮落后,是一个没有现代法律的国家,是未开化的国家。为此,清朝不得不废除传统法系,当年引进的大陆法系直到现在还在运转。     其次,当时功能不多,但普遍开花的,是新式教育。废除科举後,各地都兴办学堂,许多私塾就变成小学堂,书院变成中学堂。还有些人出洋留学,其中十分可观的是大批大批青年到日本去。到日本留学的,文的武的两条路都有,共同的毛病是居留时间短,进入正式学校,认真学习的人,其实不够多。不少留日学生,总认为中日文字接近,往往往望文生义,稀里糊涂地,就以为理解了,其实并没真正理解。不过,一些有关现代思想的学说和理论都是由这群留学生从日文翻译介绍过来的,包括马克思主义学说也是在这股留学潮中介绍到中国来的。     《财经》:晚清末年虽然改革的力量不够强,但是革命力量却在聚集。     许倬云:当时改革的力量不够,而国家正处于存亡之际,老百姓恐慌,有危机感;尤其是居在沿海地区的民众,接触外人多,见到中外关系的紧张,危机感相当严重。孙中山带来的是一个全盘西式的革命理论,跟当时的中国情况,差距很大,可说是格格不入的。他一方面和维新派搏斗,另一方面推动革命。可是,即使革命阵营里的同志,对革命的真正理解也并不透彻,所以孙中山是在非常辛苦之下推动革命。十次沿海的革命都不成功,其实是由于选的地点太偏僻,力量也太小。他以为可以动员的会党,力量太小,根本没有作用。     武昌新军是另外一拨人——华兴会动员起来的。等到武昌枪声一响,清廷惊慌失措,就此垮了,袁世凯就偷窃了革命成果,夺取了国家名器。     《财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这是孙中山的名言。我认为孙先生当时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是和世界潮流相契合的。为什么您说孙中山带来的全盘西式的革命理论与当时的中国格格不入呢?     许倬云:因为当时中国还没有离开传统社会和文化。孙中山的学说本身有其成长的过程,最早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等到同盟会时代,孙中山又提出“建立民国”,主权属于国民。辛亥革命成功以后,“驱除鞑虏”的口号没有了,变成了“五族共和”。“平均地权”也是同盟会成立时提出的,但是直到20年代这一思想才趋于完善。三民主义体系是20年代孙中山在广州期间完成的。“平均地权”是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之一。平均地权”是其他革命者没有落实的,一直等到苏联十月革命才得以实现。孙中山“平均地权”的理想既吸收了马克思主义想法,也承袭了中国传统平均主义的理想。民生主义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则是“节制资本”,要用国家权力,约束民间的自由企业,不让他们过份掠夺财富。这是从哪里来呢?来自美国民间流传的重税理想。当时美国还没有实行分级課税的制度,一直要到“新政”时代才开始对不同财产收入课以不同税率。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罗斯福的“新政”有相当大的类同性,他们都接受了20世纪初期美国开展的进步主义。     所以,孙中山的学说有自己的演进过程,既有资本主义,也有社会主义。最后“联俄融共”的时候,才把社会主义融进来,但是又并没有全盘接受社会主义。孙中山不主张一党专政,他定出“训政时期”,训政结束是要还政于人民的。不像毛泽东要“不断革命”,不断专政,这是孙和毛很大的距离。     《财经》:是不是可以说,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的理论越来越符合中国实际?     许倬云:应当比较接近一点,同时中国也在改变,几千年的传统逐渐稀释了,传统结构里的许多部分已经是空白了。比如传统中国是存在小集体的,乡里宗族就是互助的小集体,族里的人们互相帮助,一村子里没有真正的穷而无告的人,乡里总会有救济,给他们饭吃。革命以后,这些小集体就逐渐解体了。           孙中山思想的两派继承者          《财经》:诚如先生所说,孙中山的革命动员很辛苦,也一直效果不大,为什么后来革命力量在广东开始壮大起来了呢?     许倬云:等到袁世凯称帝的时候,孙中山就往广东走,一些人也跟着往广东走,虽然广东是一个小小地方,没有多少力量,但是真正是全国希望之所寄。孙中山在广东局促一隅,却终于得到了两个意外帮助。     第一拨意外的帮助,就是许多沿海地区的留学生,纷纷往广东聚集。一批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帮孙中山做许多事,包括帮助他完成他的理论建构,帮助整理财政,等等。另外一拨意外的力量,就是苏联革命以后,孙中山实行“联俄容共”,使他得到了左边的助力,有了组织工作,也使他得到了武装力量。     《财经》:文武两拨力量终于使得广东这个革命基地成为气侯。     许倬云:对,中间还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1914年欧战开始,在华的欧美实业,包括商业工厂都纷纷撤资回国,上海、天津、武汉、广东等四个地区的民族工商业借机在夹缝里发展起来。再有,在这个时候大批欧美回国的留学生参加了许多欧美人士在中国设立的学堂,将其转化为中国的教育机构。沿海城市出现不少报纸杂志。中国都市里发展的中层阶级、民间资金和知识分子、知识传播都是极为重要的因素,中国的城市地区,民智渐开,中国得以逐渐走向现代化。     孙中山去世以后,来自欧美和苏俄的力量还一直在发展,到了北伐的时候终于派上了用处。北伐时,城市企业界和知识分子支持了蒋介石,而俄国力量、左派党员支持了武汉的汪精卫。武汉的财力有所不足,人才也不够,于是蒋介石就统一了相当部分的中国。     这一重要的历史转折,当时,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做了彻底的整理,他不再是完全向民有、民治、民享这方面走了,而是相当成分地吸收了列宁式政党的组织和以国族尊严、国族自主为先决条件的国族主义。这两种思想就由孙中山先生的两派继承者分别继承。蒋介石继承了国族理想和国族自主的国族主义,加上一部分列宁党的组织形态和城市里面的力量。共产党接受了以国族为号召,以社会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理念,左派想动员城市工人,但是成效不大,因为城市工人数量很少,于是转向农村。     《财经》:当年一起北伐的革命同路人一分为二。     许倬云:共产党在城市无法存活,就转到了农村去。于是,就变成了农村跟城市之间的对抗了。国共内战从1927年开始一直打到了1950年,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也没有完全弥合矛盾。     《财经》:在您看来,国共之战实际上是城市与农村的对抗?     许倬云:对。在近代,城市确实是中国现代化的主力。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城市发展,越走越快,也就疏离农村越远,农村和城市就成了对立面。农村广大,城市集中。前者人多,后者资源厚     等到日本侵犯进来,国共两党在国族自主和全国老百姓国族主义的要求之下联合起来,于是有了八年抗战。抗战期间,共产党更深入地在农村发展,国民党在城市的基地丧失殆尽,转入内地。一消一涨,就决定了1945年以后的局面。     《财经》:抗战结束之时,蒋介石声望如日中天,中国也跻身战胜国之一,可是不数年国民党政权就土崩瓦解,这是非常令人费解的历史结局。     许倬云:国民党八年抗战精疲力尽,城市基地几乎全部丧失。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政治、经济和军事诸项决策中十有九错。例如,全国希望政府能够和平建国,能够实践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民主宪政,然而蒋介石以“反共”为号召更加强了集权统治,知识分子推动民主化遭到迫害,学生运动更遭武力压制,因此人心丧失。最后一根压死骆驼的稻草是“金圆券”的币制改革,一年不到,金圆券已成废纸,全国中产阶级为此破产。国民政府的心脏地区民心大失,前线作战部队士气不振。于是,国民党败下阵来,共产党取得大陆的统治权。           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财经》:黄仁宇先生曾说过,国民政府重组了中国的上层结构,中共则整合了以农村为主的下层结构。     许倬云:对,在大陆毛泽东继续走农村路线,以党的组织力量动员农村。因此中共在1949年以后能够编组中国广大的农村,撑起以农民为基础的国家力量。黄仁宇认为,中共改造了中国社会的基层结构,政府力量从此可以下达农村。这一改变,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影响。     毛泽东功在组织农村,罪在利用农村。从“大跃进”到“十年动乱”,使得本来可以建设的阶段完全浪费。最终轮到邓小平,才改革开放。邓小平改革开放采取的政策和北伐以后南京政府的政策相当类似。     《财经》:邓的经济政策和南京政府的经济政策是相似的吗?     许倬云:都是经济市场化,但是也有一个大的差别。毛泽东30年的组织努力,有破坏性,也留了一个遗产,就是大陆上有许多小集体出现。城市里有“单位”,乡镇也有小集体,它把散乱的农村力量集中成一个过去没有的集体力量。邓小平改革开放以后,这些集体力量就变成单位企业、乡镇企业的本钱。大陆上资金的集中,第一个阶段是靠单位企业、集体企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乡镇企业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不是僅僅依赖外资。     蒋介石到台湾时,台湾已经相当程度城市化,大陆过来的大批城市知识分子继续举办现代学校,学术界也得以继续发展。台湾发展浓缩了当年蒋介石没走完的路途,“南京十年”经验在台湾翻版,而且做得更彻底。当然,在此期间蒋介石也有一段白色恐怖时期。等到蒋经国执政,接下来也是改革开放。所以,蒋经国和邓小平两个人等于各走一枝,都走上了改革开放途径。     《财经》:但是,大陆在毛时代完全是闭关锁国,直到邓改革开放,才打开国门。而台湾,从蒋介石到蒋经国一直和西方世界打交道,并未关闭国门。     许倬云:我讲的“开放”不是国门的开放,而是人本身力量的释放。邓小平政权开放的情形固然不彻底,但至少开始容许经济的发展。大陆改革开放的过程还没有完全地走完,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发展途径上的难关也不会少。     邓小平和蒋经国的相似性比较接近,都是经济市场化。蒋经国放弃了政府主导经济发展的做法,他也有失策之处,本来应该由国家主导的一些公共产业,在他的继承人,李登辉,任上,也开放给民营了。这是相当可惜的,因为这些事关民生,不必完全交给私人。蒋经国最为可佩處,还是“自废武功”,主动放弃一党专政,允许政党竞争,舆论上开放,思想上也开放,虽然不能说全部做到,但是比毛泽东时代的大陆松动多了。台湾的民主途径走得相当顺畅;然而也有一些问题,例如民主的庸俗化和市场化;台湾的发展,前面也还有很长的路,也有不少难关要过。     总起来说,孙中山出现以后中国走了革命的路线,继续不断在革命,蒋介石、毛泽东各自继承了孙中山的一部分。     《财经》:毛和蒋看起来一直在对抗,但实际上毛和蒋分别继承了孙中山思想的两个面向。     许倬云:他们也有一个共同面向,两人都是专制强人,不过毛的专制比蒋更加彻底。     邓小平和蒋经国个别继承了毛蒋的一部分,可是钟摆转到比较靠中间的地方。这是延续性的“正反合”的过程,每一段都是“正反合”的过程。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前面都有没走完的过程。     尽管1949年以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大陆和台湾一直处于敌对状态。实际上,两边都秉持同样的国族主义的理想。孙中山和全国同胞共同感受到的国族屈辱和亡国危机,也始终是维持两边最大的动力。1949年毛泽东在北京讲“中国站起来了”,并没说是“社会主义站起来了”。所以,这理念里边第一动力是国族。而蒋介石在台湾虽然受着美国的挟制,但始终没有放弃“中华民国”的独立性,非常委屈地继续维持下去。     所以,辛亥革命以来的一百年,中国颠颠簸簸,走得确实很辛苦。我个人理解,固然这中间有多次政府的转换,也有外部的侵犯(如八年抗战),整体来看,中国仍然在做连续工作。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是辨证式的进展,中国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在世界上有一个标杆作用”          《财经》:在世界近代史上,辛亥革命、俄国革命、土耳其革命都是20世纪前半叶的大事件。那么,辛亥革命对世界,尤其是对亚洲国家有何影响?     许倬云:日本的明治维新获得极大的成功,戊戌维新就是以日本作为改革样本的。随着变法失败,中国就不再以日本为榜样了。在孙中山时代,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曾经非常密切。但是,由于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以及东南亚战争、太平洋战争,东方各国不再愿意以日本作为模范了。     辛亥革命后,中国成为东方第一个共和国,这对东方各国有极大的鼓舞作用。它们从中国的成功经验得出结论:东方也可以搞自己的自由民主政治,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对整个东亚、东南亚是有极大效应的。“大韩民国”和“中华民国”是一样的国号。大韩民国的流亡政府一直设在重庆。南韩和台湾关系一直非常密切。朝鲜战争以后,北朝鲜和大陆关系也是非常密切。而缅甸独立运动的国旗和中华民国“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非常相像。越南在法国统治时期,革命家胡志明和他的战友基本上都是“越南国民党”,后来才改为“越南共产党”。     《财经》:孙中山在他的遗嘱里说,“要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看来,孙中山还有国际主义的精神啊。     许倬云:“平等待我之民族”一部分是指苏联,一部分是指还没有解放、没有独立的殖民地国家。所以等到二战结束以后,蒋介石努力帮助韩国、缅甸、印度等国家独立。这是蒋介石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例如,抗战期间,蒋介石去参加开罗会议路过印度,想与甘地见面。虽然丘吉尔百般阻挡,蒋介石还是见了甘地。丘吉尔非常不高兴,开罗会议之后,丘吉尔帮助苏联取得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再如,1947埃及独立,中华民国是第一个与埃及建立交大使关系的国家。而且中华民国大使何凤山一直劝说美国帮助埃及取得苏伊士运河的主权,遗憾的是那时中华民国已经没有力量了,美国还是帮着英法,运河主权的转移延迟了好几年。     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万隆会议会后,中国俨然是第三世界的领袖。台湾民主化的成果,也使得许多殖民地国家有了希望。中南美的国家看见蒋经国的改革,有的国家内部发生变化,军阀专政的共和国有一半换了政权。     18、19世纪西力东进,西方文明先是以商业力量,后来是坚枪利兵加上商业力量席卷世界,当时东方有三大帝国:莫卧尔、奥斯曼、大清。到今天,莫卧尔和奥斯曼两大帝国安在哉?奥斯曼帝国解体,收缩为今天的土耳其;莫卧尔王朝分裂为巴基斯坦、印度,两国都没有真正寻找到自己的价值,巴基斯坦变成回教专制国,印度等级森严、贫富悬殊。只有中国始终没有亡国,终于站到今天的地位,两岸都得到世界很多地方的重视。     所以,这一百年来,无形之中中国在世界上有一个标杆作用。在西方冲击之下,20世纪的中国不断地寻找自己的途径,不断地寻找自己的独立、解放和开放,这个工作一百年持续不断地在进行,也对世界各国都有所激励。           两岸要相互学习,互为警戒          《财经》:但是,两岸统一仍然是一个没有解决的问题。     许倬云:政权统一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未来两岸应该协力合作,尤其是两岸的文化、经济合作是非常重要的。大陆和台湾恰成犄角之势,既互相援助,也便于开展。两岸要相互学习,同时也要互相看到对方的错误一面,作为警惕。     大陆要看到台湾民主的成果,也要看台湾民主庸俗化和市场化的弊病。台湾要看大陆的小集体整合起来的力量,发展市场化经济的成果,也要考虑到大集体和小集体的平衡,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平衡。     《财经》:据我的观察,随着改革开放,毛时代建立的所谓“小集体”现在已经基本解体了。     许倬云:并不完全,今天大陆还存在一些这样的小集体,比如大学作为一个单位,文学院的教授靠工学院的获得的盈利,分到部分津贴。从教授到助教,生了病医药费单位管,住房单位也有责任,这样的单位还在呀。     《财经》:这种单位确实存在,但是,这种单位更多是计划经济的产物。     许倬云:这也不一定,美国现在正在走向这类小集体,比如数十万教授们结合起来,集体的安排退休和养老保险。     《财经》:我们不能忽视小集体的互助作用,但更重要的是,一个现代国家还是要承担起对民众的福利责任来。     许倬云:对,可是我从美国的例子来看,美国的社会保障制度至少有两个事情可以做到,生病有医药保险,失业和退休,能够有社保维持基本生活。问题是这种保障制度是由联邦政府管理的,各个阶层办事人员人数庞大,效率低,成本高。假如化整为零,以州为单位来管理,中间层次就少了,浪费相对少一点。所以,太过集中也不是好事情。     台湾贫富悬殊在蒋经国时代不是很严重,今天贫富差距日渐扩大,但是台湾一般老百姓生活水平还是不错。而大陆上贫富悬殊现象,却极度严重,尤其是沿海贫富差距极为严重。大陆要借鉴台湾经验,把穷人的生活拉上去。小集体还可以保留,各种单位集体对于单位成员生活上的照顾,实际上是另一种社会福利,这条途径可以继续摸索,做得更好,可以开辟一条福利国家的途径。大陆可以走小型集体的社会主义,不必走大型集体的社会主义,因为大型集体的社会主义分配资源不容意,小型集体容易做。     《财经》:所谓小集体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     许倬云:当然,任何集体也有其缺点,集体会压抑个人。至于台湾,二千三百万人口,和中国大陆的十几亿人口对比,本身就是一个小集体,台湾内部还有两个集体的冲突,即外省与本省的族群冲突,这个使得小集体不但不能集中凝聚力量,反而变成抵消力量了。     一百年来中国艰辛备尝,才有今天的成果。大陆正在崛起,台湾还正在发展。台湾的民主成就老百姓确实受到益处,但也有滥用民主的地方。大陆不能完全抹煞个人,只讲大集体;台湾不能走个人路线,不去管社会公益、社会正义。两岸互相借鉴,互相帮助,这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前途。           中国模式可取否?          《财经》:现在大陆贫富悬殊现象很严重,尤其是沿海贫富差距极为严重,应该如何借鉴台湾经验?     许倬云:台湾当年的土地改革,不是简单地平分土地,还包括帮助农民取得现代农耕技术,帮助农民取得政府做后盾的融资。所以,台湾在实现“耕者有其田”以后,五年之内农村的购买力就上升了,农村的知识水平也提高了。农村的消费力和知识层次提高以后,农村的建设也上来了。这就造成了第一拨的内销市场,内销市场促进了内部交通,也促进了内部企业的成长,当企业成长以后,内销转外销,赚得外汇,城市农村一起获利。慢慢地,台湾就没有农村了。     《财经》:对于大陆来说,台湾的土地改革非常富有借鉴意义。因为在1980年代大陆农民是比较受益的,但是从1990年代直到今天,农民还是利益经常受到侵害的弱势群体。     许倬云:今天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外销养内销”,这需要一个条件,即把劳力压得非常低廉,土地无偿送给企业,环境资源也遭到不可逆转的损失。如果外销支持内部农村继续发展,最后终于会有一天全国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劳力工资也会相对提高,好处是利益均沾,坏处是外销的优势就丧失了。所以,这是两难之举,怎么调整需要智慧。我认为,对富裕阶层要课以重税,提高基本工资,大企业向内部发展,等到最后全体国民都有比较高的购买力的时候,又可以回到依靠内销的发展模式上来了。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人口最多的农民,被撩在一边。三农问题,至今未得完善的解决的方法 。     《财经》:其实刚才您讲到的,也是近两年大陆和海外一些人士正在热议的话题“中国模式”。您所说是经济层面上的“中国模式”,有些人把更广义上的“中国模式”总结为“自由的市场经济╫政治的集权”。您怎么看待广义的“中国模式”?     许倬云:集权有两个方面,短期来讲。集权的效果好,一个命令下来,不用磋商,效率很高。短期,小规模,不容易出弊病;但是长期、大规模的计划,就会有问题。长期而论,“夜行多露”,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对,在一个小错误之下,全国的灾害是惊人的。“大跃进”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另外,集权体制下反省的力量是不够的。     像李光耀,在新加坡可以作出成绩,可是最近新加坡政治也发生了变动;他儿子要变成蒋经国、邓小平。中国这么大的国家,我们经不起冒险,不能一百年或五十年继续走一条路到底。我们把所有的鸡蛋摆在一个篮子里,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了。如果把鸡蛋摆在多个篮子里,最多摔一个篮子。我这完全是从实用的观点来看“中国模式”。     《财经》:对大陆来说,“摔一跤鸡蛋全都摔光”的危险确实存在。因为近年来大陆社会矛盾趋于尖锐,群体性事件不断。有识之士忧心忡忡,认为如果不能积极推进社会转型,有可能爆发暴力冲突。     许倬云:有一次革命就够了,下面应该考虑如何修正、协调、妥协,这比革命要上算。     《财经》:辛亥革命以后,中国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一百年间有近一半时间处于内战状态,因此一些人士对辛亥革命提出强烈批评:如果当初不这样做,而是按着清末新政去做,也可能早就实行宪政了。据此,他们提出了“告别革命”的观点。这种观点对当今大陆有警示意义。     许倬云:对“告别革命”,我也有同感,因为我的岁数大,看见过内战的惨烈局面,“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我也听过十年动乱里,人的尊严如何被践踏,人性怎么被扭曲。中国经不起再来一次。     我们回头看,法国大革命惨不忍睹,雅各宾就是大陆十年动乱的微型啊。法国大革命只搞了一次,之后法国没有再暴力革命过。克伦威尔砍了英国人的头,克伦威尔曾经以护国主的身份专制独裁,他死后英国不再革命。得了一次经验就够了,不敢再做了。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华盛顿飘然下野。后来又有一次南北战争,此后美国再也没有暴力革命。     中国已经经过了比人家更痛苦的多少次。老实讲,辛亥革命损失不大,军阀混战损失就大了。尤其1945年到1949年的国共内战损失极大,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浩劫,台湾白色恐怖时期损失也极大。以暴易暴,用一个暴力换来另外一个暴力,没止没休的,所以我对“不断革命论”是极反感的。有一次辛亥革命就够了,不要再做了。           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财经》:您一再讲“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它的内涵是什么?     许倬云:从五四到现在,不管大陆还是台湾,中国的现代化都是以英美式的社会、经济、教育、科技作为模式的,以为这就是人类未来的终极目标。前些年美国学者福山也说“历史的终结”,但现在才知道,历史没有终结。     从启蒙时代勾勒出来的“现代化”画图,就是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科学、市场、法治等等,最后落实在民族国家的框架里边,落实在民族国家至高无上的國族意识之内。一些人认为,这个过程英国和美国已经走完了这个历程,像德国、日本就走错了,然后回头。实际是不是这样呢?并不是。西方从启蒙时代规划的“现代”一路走来,走疲倦了,也在发生改变。譬如,欧洲国家从自由个人主义逐渐转向“社会福利国家加民主制度”,不再是当年的个人主义的民主自由。欧盟的出现,也正在让过去坚持国族主义的民族国家和主权国家是终极共同体的理想,转变成各国彼此合作互助的区域组织。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新政”后,美国修正了自己的制度。美国的民主也在庸俗化,美国的疲倦性比别处更大。导致疲倦性的一个大因素,就是科学主义的独断以及一神信仰的基督教排斥其他文化系统,呈现独断和自以为是的心态 。再加上永远追寻、永远进取的“浮士德精神”:国家要不断壮大,一切事物要不断改进,变得更快更大更好;大企业继续掠夺资源,造成资源短缺、环境恶化,也造成了各国之间的冲突。这些也造成今天出现了许多“后现代”的反思。     《财经》:大概从第一次欧战开始,就不断有人做反省工作。     许倬云:是的,1918年斯宾格勒出版的《西方的没落》就是做反省工作,他的讨论,开宗明义,就是指出不断追寻、不断扩张的“浮士德精神”的特性。再如汤因比的《历史研究》,得出世界上有21种文明,彼此冲击,彼此影响。二战结束后出现的“后现代”思潮,就是思考“现代”以后世界是什么样。     我有一群朋友,包括艾森斯塔,提出“多现代性”,现代性不能只有一种,不是只有一辆列车开往一个终点站。这都是在反省。     《财经》:如果把现代化道路高度化约的话,现代化道路就是走向自由、人权、法治、民主,您是不是认同只有这一条道路?     许倬云:不能这么简化,因为自由里边有责任,大多数只看到权力,没有看到责任;人权本身也有责任,每个人都不能侵犯别人人权;法治不是法条,法治后面是人的价值,必须有所肯定;民主也有限制,像台湾庸俗化的民主、缺少纪律的自由民主,选票会被人家利用、购买或者篡夺。     《财经》:对大陆来说,实现民主是非常急迫的,但是在您看来,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也要警惕民主的庸俗化?     许倬云:对,所以推进民主、自由、法治,这三个东西都要套在一个事情上,就是我们寻找的人存在的意义,人存在的价值在哪里。这些听上去似乎玄之又玄,实际是人类在走向无尽无休的现代的过程中必须一直思考、反省的。未来几十年,中国要背负巨大的任务,既为自己找出路,走向更好的境界,也为世界找方向,将今天已经衰疲的主流文明,注入新成分,开拓第二春。为了这些任务,中国人应有宽阔的心胸,自由讨论和尝试的环境,共同努力。     寄語中国的俊彦,尤其主政的人士:天下事,抓得太紧,寸步难行;放宽些,海阔天空。凡事总以远处大处看,不能只看眼前。前途多歧,一不小心,可能迷路;然而,多岐,也是多选择,也许从此忽然开朗,出现新境界。常常反省,不断寻找,随时修改,以求适应,总比墨守为宜。     《财经》:我觉得您的思考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层次,是站到全体人类这个角度去思考问题。     许倬云:我们现在讲人权,人应该越来越好。但是讲人权不能侵犯自然资源,不能剥夺穷国的资源,不能剥夺了未来一代的资源,更不能剥夺了我们寄身所在的自然环境,否则人类就会变成地球的癌症。所以,我们讲人权,也应该包括对整个宇宙的责任。     雅斯贝尔斯是了不起的思想家,他提出人类文明正在进入第二阶段。人类文明的第一阶段是人发现自己,对自己的终极关怀提出解答,佛陀、孔子、耶稣等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如此。第二阶段是科技的历程,科技本身引发了新社会、新文明,在这个文明之下人类又丢掉了自己,科技作为人类找到的工具反过来又制约人类的思想,统治人类的生活。因此,我们要寻找一些新的观念,让科技做我们的工具,回归人本身,让我们理解自己和宇宙,人还要回到人本身的尊严。     我认为,真正尊严的东西只有两个,一个是全体人类,一个是个别个人。只有这两条是真实不虚的,其余种种不同的组织方式都是暂时的。     《财经》:包括民族国家也是暂时的。     许倬云:对,所以最近20年来,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文化学家都说,国家是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y),家族也是想象的共同体,夫妇组织的家庭也是若干组织形态之一个选项。任何的组织和集体都是其时空条件的选择,是可以改变的。真实不虚的就是作为宇宙间现实存在的全体人类,还有自主存在的个别个人。这些才是我们应当永远推前的。现代不应该是终点站。     《财经》:是否正是基于这些思想,您对民族主义抱着高度警惕的态度?尤其是这些年随着大陆经济的高速发展,民族主义思潮确实在兴起。     许倬云:确实要警惕民族主义。中国没有在现代过程里边完全走西方的途径,五四运动等于是把启蒙搬过来,但是也没有在五四中贯彻。五四所留下的,一个是科学主义的迷信,一个是国族主义的信仰。后者走过了头,例如日本的例子,就是民族自大。这两点,有一定的意义,可是也会造成灾害。德国和日本走上军国主义道路,就是国族主义的灾害;科学主义的灾害,则是一切力量都放在应用上,不再反思精神和灵魂。     从根源上看,中国文化不是以神为本,而是以人为本的,自我自尊,自我约束,人和人之间互相尊重,个人主义不是独立的个人,是人和人相处的个人。这些在今天的中国实际已经不存在了,怎样把它们从中国文化根源上挖掘出来,经过当代的诠释,和修改、一步步尝试、落实,将是中国对世界的最大贡献。     目前,台海两岸的经济发展,多有可圈可点的成绩。但是,也都呈现可虑的问题。中国文化传统已经只剩下一些枝节和表面的形式。文化的价值系统,已经丧失殆尽。于是,大家都接下了西方文化的浮士德精神,追逐近利,不知節制。两岸都有贫富悬殊的不公不义。两岸在迅速发展经济的过程,都在迅速的将土地转化为工厂和都市用地,都在消耗水资源,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不久之后,中国或将无可托身的土地,无可饮用之水;社会贫富分歧,有可能导致另一次大乱。     我已年迈,寄身海外。国家事,我已不宜多嘴。只是,佛经中,有一次森林起火,有一小鸟,忙着扑火。天神问他,又何必多此一举。小鸟回话:只因曾寓此山,心有不忍,尽力为之,求其心安而已。          许倬云简介:     许倬云,历史学家。江苏无锡人,1930年7月生,求学于台湾和美国,1962年获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先后执教于台湾、美国和香港多所知名大学,现为美国匹兹堡大学历史学系荣休讲座教授、台湾“中研院”院士。学贯中西,善于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治史,研究领域主要在中国文化史、社会经济史和中国上古史。代表著作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汉代农业》、《西周史》、《万古江河》等。      进入 许倬云 的专栏    进入专题: 辛亥百年 中国模式    文章分享到 : 新浪微博 QQ空间 人人网 抽屉网 腾讯微博 豆瓣 百度搜藏 更多 本文责编: frank 发信站:爱思想网(http://www.aisixiang.com ) ,栏目: 天益专题 > 专题文库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449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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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萧功秦: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了清王朝的烂桃子

  对日俄战争的双重历史误读   马国川:现在有很多人对辛亥革命颇多微词,因为据说清末新政开展得很有声色。那么,清末新政到底取得了多大的成绩?   萧功秦:清末新政的贡献还是非常大的。庚子之变后,危机四伏的统治者已经痛定思痛,在整整十一年里,改革全方位推进,而且反对派很少。在1908年之前,一向被视为保守的慈禧太后是最积极的,经常下旨催促,只怕大臣们提不出建议来。亨廷顿说过,处在危机感当中的统治者,要求改革的良好愿望要超过一般的民族主义者,因为他想用良好的表现来换回他在臣民当中的合法性。   马国川:但是,慈禧是这样的人吗?   萧功秦:慈禧出逃北京和从西安回京的路上,目睹了许多民间的悲惨状况,发了几次脾气,责骂大臣以前为什么不告诉实情。她痛定思痛,认为都是自己的错,上对不起祖宗,下对不起百姓。回京后,她就厉行改革。在1905年以前,改革基本上是按部就班进行的,改革的性质是“开明专制化”,即从绝对权威主义变成开明专制。用专制的权力推行开明的政策,包括发展实业、发展教育、改革法律、奖励留学、设立新军等一系列现代化政策。   马国川:您认为慈禧太后痛定思痛,真心推动改革,可是她发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皇室“万事一系”,“皇帝权力神圣不可侵犯”,和日本的宪法比起来,《钦定宪法大纲》更加维护君主专制。一方面宣布改革,另一方面在核心利益上寸步不让,这不是矛盾的吗?   萧功秦:中国有一个两难困境:一方面,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皇帝的专制权威也是一种传统的政治资源,在变革时代可以维持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清王朝的皇室是满族,满族统治者的权威合法性要比汉族统治者脆弱,老百姓对前者的信任度低得多。尤其是在二十世纪初期民族主义兴起的背景下,作为异族统治者,满族皇室的合法性非常脆弱,稍有失误都会导致民众信任的坍塌。   马国川:统治者为什么一定要把自己的权力看得那么重要,哪怕照抄日本的宪法行不行?   萧功秦:总体上来说,《钦定宪法大纲》仍然是模仿日本的,但是汉族人对此特别敏感:改革了,你们还要永远统治我们吗?可是,开明专制和民主政治、立宪政治最基大的不同,就是皇帝的权威不受挑战。开明专制的权威是不受挑战的,否则就不是开明专制。清朝统治者要实行的是开明专制,从这个基本前提去看,《钦定宪法大纲》并无不妥。   虽然皇帝的权威不受挑战,但是在这个大框架之下,地方和中央的权力可以通过一种分权的方式进行有限政治参与。这种参与不是民主,不能用民主的标准来要求。一定要界定清楚这一历史阶段就是开明专制时期,不要用民主的原则来指控统治者。开明专制就得按照开明专制的规则做。如果没有日俄战争的话,也不会有激进的立宪运动,清末新政就会顺利进行。假以时日,中国的现代化会有极大进步。   马国川:为什么1904年爆发的日俄战争会影响清政府的改革进程呢?   萧功秦:日俄战争的结果是日本人打败了俄国人,中国人产生两个误读。第一个误读,认为日俄战争是“立宪战胜了专制”。立宪是以宪法制约王权,实际上,当时日本并不是立宪,天皇的权威还是绝对的,他用这种绝对权威来推动社会文明的发展。日本的政治学家称之为“伪立宪君主主义”,就是以立宪为幌子来实施开明专制,天皇不受制约。所以,日俄战争不是“立宪战胜了专制”,而是日本的开明专制战胜了俄国的帝制。   第二个误读是,虽然中国认为日本成功了,但是没有学日本的“开明专制”,而是学真正立宪的英国,英国就是分权。日本是靠了君主主义打败了俄国,中国以为实行立宪,把权力分散给地方才能强国。一百年来没有人认识到这两个误读,只有我认识到。   马国川:这双重误读如何影响了清政府的改革进程呢?   萧功秦:在晚清新政的那个历史阶段,中国还需要加强政府的权威,通过政府那只“看得见的手”,利用开明专制的手段来整合社会资源,推进社会的进步。但是误读日俄战争、开始立宪以后,把权力一下给分散掉了。地方上建立的咨议局和中央设立的资政院,形成了两个反抗政府的舞台。如果整个社会有很强的共识,下面和上面的共识是一样的,有没有这样的舞台无所谓。可是,当时中国恰恰是危机感四伏,占据这些舞台的立宪派和统治者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马国川:日俄战争以后,难道清王朝进行分权,设立资政院和地方咨议局是错误之举?   萧功秦:资政院和咨议局建立以后,实际上是两个挑战中央和地方政府权威的一个体制内平台。在一个危机不是很强的社会里,建立这么一种体制可以增加政治参与,凝聚社会力量。但是在危机加深的社会里,这种制度的建立会起到反作用。   辛亥之前清王朝进入了权力真空时期   马国川:立宪派所代表的士绅阶层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办法就是扩大政治参与,政治参与度越大越好,因此要求加快立宪速度。   萧功秦:那时清政府还在筹备立宪,筹备期九年到十一年。从逻辑上讲这也没错,因为要经过比较长的时间使得中国老百姓的教育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才能形成有序的民众政治参与。而对于占据了政治舞台的资政院和咨议局的那些人来说,他们不是根据立宪的社会条件成熟程度,而是根据危机感的深度来决定是否应该加快立宪进程。实际上,危机感完全是主观判断。   马国川:改革快慢很难有客观标准,因为执政者和民众的判断标准很难一致。在很大程度上,恐怕不能以执政者的主观感受来判断改革快慢,而是要符合民众对改革的心理预期。   萧功秦:问题在于,老百姓的判断不一定是正确的。   马国川:如果说老百姓的判断不一定正确,怎么能说权威层的判断就一定是正确的呢?   萧功秦:从后人的角度来看,老百姓对改革的预期是根据危机感的程度来决定的,危机感越强,改革速度应该越快。但是从一个社会的发展来说,在社会矛盾很尖锐的时候,政治开放的速度越快,就可能导致政治参与度爆炸,参与爆炸就是革命–革命不就是大众直接参与政治吗?   马国川:在清末真正的平民参与政治的机会很少,主要是当时的士绅阶层,他们对于形势的判断有误差吗?对于晚清的社会状况,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判断,有的认为晚清时期危机四伏,另一种判断则认为,晚清社会基本上是平稳,孙中山发动的十次革命都是昙花一现。   萧功秦:分水岭是1908年。如果在1908年以前,哪怕是咨议局、资政院出现了,由于慈禧太后有非常强的权威,她已经进行了近半个世纪的实际统治,即使有人对她不满,她还是能够控制局面,社会还是有序地在发展。但是1908年慈禧死了,新上任的摄政王就没有那样的权威,不足以维持局面。   马国川:李泽厚先生曾经说,如果慈禧晚死十年的话,局面可能大不一样。   萧功秦:很有可能是这样的。1908年以后,士绅阶层是相当激进的,激进到要求立即开国会,否则国家就落后了!为什么一些地方官员也站在士绅一边,请求尽快召开国会呢?他们并不认为请愿者是对的,而是看到一万多人在广场上集会磕头,他们感到恐怖。危机感使他们认识到,早开一天,至少会少一点对抗。   双重误读也并没有构成致命的问题,它等于是埋伏了一个不稳定的因素。   马国川:致命的问题在哪儿?   萧功秦:致命的问题是综合性的。第一,庚子事变以后慈禧权威的合法性大大衰落;第二,日俄战争以后,在开明专制政治的框架下设立了资政院和咨议局,为社会不满的人士提供了政治参与的渠道;第三,慈禧死了以后,新上来的摄政王搞了一个“皇族内阁”,刺激了民众最敏感的神经,让本来有期待的人们也感到绝望。与此同时,那些能够在满汉之间起到中和、缓冲作用的老臣,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相继死亡或退休,清王朝进入了权力真空时期,只剩下剩一些八旗阔少。这些人既没有政治经验,也没有政治能力,更没有政治威望,由这些人独占政权,使得汉族人完全绝望,促使社会矛盾更加尖锐。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排满民族主义思潮已经开始越来越弥散在社会上。   马国川:这股思潮是什么时候开始起的?   萧功秦:是1899年“庚子之变”以后。此前,孙中山在海外传播排满革命,基本上没有人听,甚至有人觉得他是神经病。“庚子之变”后,民族主义思潮兴起,主要的影响力主要是在新军里。新军军官都是汉人,他们到日本去留学,而日本就是一个排满革命的大本营。新军军官的思想很快被革命思潮“格式化”了,去的时候是开明专制思想,回来后是排满革命思想,他们不断在军队内部传播革命思想,清朝对军队的管理师是粗放式的,湖北地区的清军军营里面竟然有1/3的人参加革命的外围组织文学社,竟然没有被发现。   马国川:当初没有“政委”啊。   萧功秦:孙中山的革命是“墙外开花墙里香”,他要做的事情没有一样成功的,没想到真正成功的是新军。为什么能够成功?因为排满思潮已经开始在民间弥散,统治者提前丧失合法性,而且满族统治阶级人数很少。这造成世界历史上少有的现象,革命军是如此之弱,没有领导人、没有指挥员,也没有经过训练,可是统治者不做任何反抗就投降了。   “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了清王朝的烂桃子”   马国川:革命军固然脆弱,统治者比革命军还要弱。   萧功秦:1908年慈禧死去之前,连国外观察家都认为慈禧是完全能够控制得住局势的,清朝政权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此后社会进入到了权力真空时期,新贵们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威望,更没有手段,偏偏霸占要津,极大地刺激了汉人敏感的神经,民众躁动起来,局面开始失控。排满思潮已经成为一个话语优势,统治者提前地丧失了统治的自信心,没有反抗就投降了。在这种情况下,新军一旦起事,立刻星火燎原。革命的乌合之众摘了清王朝的兰桃子。   为什么是乌合之众?革命没有领袖、没有计划,也没有经过训练,也没有各个地方的联络,连同盟会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只要有几个人拿着枪跑到总督府把总督抓起来,然后把军火库一占领,省城就成功了。县城也如法炮制,把县衙一占领就成功了。死人最多的省大概是武昌。其次就是云南死了160多人。有的省一个人没死,就独立了。这样,一个月里面13个省宣布独立,清廷大势已去。所以,辛亥革命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和平的革命,成本最低,代价最低,恐怕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   马国川:辛亥革命以如此低的代价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民国,实在值得庆幸。   萧功秦:可是,辛亥革命是很悲哀的。因为这样一场革命根本没有能力把各个独立的省结合起来,组织一个有力的政府,因此不得不和袁世凯讨价还价,通过妥协的方式来解决清廷退位问题。   当时,独立的省互不相属,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把它们结合起来,中国社会就四分五裂了。为了防止碎片化,为了防止帝国主义的瓜分,需要一个统一的政权。可是没有一个核心人物,只能各个省派两名代表到南京谈判,临时政府完全是一个松散的邦联性的政权。邦联制不是由民主的诉求产生的,而是为了社会不至于分裂而采取的临时措施。临时政府非常弱势,不但没有军费,连军饷都发不来,根本没有办法北伐,唯一的办法是和北洋军阀谈判,让袁世凯去劝清王朝退位,然后把总统的权力交给袁世凯,让袁世凯当大总统。   马国川:不费一兵一卒,和平解决帝制问题,不是很好吗?   萧功秦:问题在于,革命党既然将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却又不放心,实行内阁制,由国会来控制内阁,把有实权的袁世凯架空了。袁世凯当然不甘心。在制度设计上,议会可以弹劾内阁,内阁没有反过来要求总统解散议会的权力,由于权力不平衡,就造成国会专制。成员大多数是国民党员的国会肆意对内阁进行弹劾和阻挠,实际上成为对政敌进行攻击的工具。这是一种不正常的内阁制。另外,西方内阁制的特点是,内阁的首相总理一般属于国会多数党的领袖,这样内阁和国会之间就不会有很大的矛盾。而中国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总统袁世凯不愿意让国民党担任总理,内阁总理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导致内阁和国会之间矛盾越来越多。   当时的外国观察家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莫理循就说,民国政治不稳定,很快就像波兰一样无政府化,如果出现不了拿坡仑式人物,这个国家就一天天烂下去,直烂到这个国家被人家瓜分了。   革命造成了一个弱政权,政权内部的结构又极端不合理,移植西方的内阁制,出现无穷的党政,造成无序化,结果只能是走向袁世凯的专制。这就是辛亥革命的结果。   马国川:您是说,袁世凯的专制是辛亥革命的必然结果?   萧功秦:这是必然的,否则中国真的会“一天天烂下去”。   总之,辛亥革命是一群乌合之众来摘清王朝的烂桃子,然后建立了一个弱势的政权,弱势政权的内部制度和《临时约法》是一个芦苇织成的狭小“笼子”,关着一个大老虎。当“老虎”冲破笼子后,就废除了民主政治,实行威权政治。袁世凯的专制建立起来以后,稳定了一个时期。至少在袁世凯宣布帝制以前,1913年到1916年中国社会开始恢复秩序,发展教育,发展实业,而且经济发展速度非常快,每年增长百分之十几以上。   袁世凯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者   马国川: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一个不合格的民主政治,又被袁世凯的专制所取代。   萧功秦:袁世凯推行的是开明专制,即“新权威主义”。他还提到民主有约法时期和宪法时期两个阶段。目前是约法时期,因为教育水平还太低,经济还不够发达;将来中国条件成熟,再进入民主的宪法时期。至少他有民主承诺,搞不搞是另外一回事,有承诺比没有承诺好。   当时,威权政治还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至少政权稳定了,经济发展了。但是袁世凯的威权政治和未来的蒋介石政权相比又有很大的弱点。袁世凯没有一个政党作为执政基础,只有依靠北洋军阀,以恩威并用的手段利用同党来稳定政治秩序。如果袁世凯活得时间长一点,这种强人政治也能延续下去,在一定阶段社会也可能出现新的阶级力量,出现新的资产阶级革命。但问题是,袁世凯56岁就死掉了。   马国川:袁世凯之死也有自己的因素,共和已经建立,应人们基本认同民国的情况下,他又搞帝制当皇帝,实在是一大败笔。   萧功秦:绝对是一个大败笔,这又牵扯到中国专制政治的劣根性,专制体制造成统治者获取的信息不完全、不对称。袁世凯以为民众对民国失望了,才选择了帝制。在当时的思维中,除了民主制度就是专制制度,还没有威权政治的说法。民主不行,就回到帝制,中间没有有缓冲地带。其实,袁世凯已经创造了“强人政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新权威主义”。袁世凯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新权威主义者的,他实际上创造了一个历史,只是他自己并不知道。他以为这种强人政治是不稳定的,因为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统治方式,要么是帝制,要么是民主。袁世凯自己有野心,又相信迷信,信息来源也不对称,以为民众对民国失望了,很自然就选择了帝制。他的帝制也是开明专制,因为当时还有宪法。   马国川:您这是从同情的角度来思考他怎么思考问题的。   萧功秦:对于历史人物,不能仅仅流于道德谴责,而要寻找其行为的内在逻辑。袁世凯称帝,激起了整个社会的反感。按照梁启超的说法,专制政治就像一个泥菩萨,原来人们很崇拜他,一旦一个莽汉把它打碎了,满地泥块,即使再把它扶起来,神圣感已经没有了。所以,袁世凯很快就推翻了,此后中国社会就进入了碎片化。中国二十世纪20年代以后的军阀混战并不是辛亥革命的直接结果,但是间接结果,因为辛亥革命把原来一千多年来形成的专制帝制推翻后,无法建立一个真正的民主政治。因为民主政治是需要条件的,中国不具备,只能够形成强人政治,而且是劣质的、粗放的强人政治。   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使自己丧失了合法性,促成了他的早死。换句话说,如果他没有早死,不搞帝制,可以继续可以当大总统。另外,如果袁世凯死前命令段祺瑞接班,也可以稳定相当一个时期,以后可能还有其他的变化。但是他没有任命段祺瑞,为了南北统一,中国陷入军阀混战。   这么长的历史过程中,每一个环节都是联系的。   辛亥革命推倒了第一张骨牌   马国川:也就是说,您对辛亥革命的评价并不高?   萧功秦:对辛亥革命无非几种判断:一种判断,辛亥革命是好的,同盟会是民主革命;第二种判断,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所以要无产阶级革命;第三种判断,认为是辛亥革命是被袁世凯中断的民主进程。   相关新闻:   许倬云:一百年的路是“正反合”的过程   中国举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 胡锦涛江泽民等出席   周瑞金:辛亥百年 从世界演变看中国改革路线图   民国史大陆版编纂30年出版 肯定蒋介石抗日作用   我认为,辛亥革命的意义没那么大,辛亥革命也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美好,它恰恰是二十世纪大混乱的开端。如果没有辛亥革命,如果当时按照预备立宪大纲加快改革,在皇权不受挑战的情况下,社会还能够有序地前进。一旦最高权威没有了,人人逐鹿,内战就越来越大。   马国川:辛亥革命只是摘了满清一个烂桃子,革命本来也是一个不期而遇的革命,中国从辛亥一步步走到后来,很难苛责某一些人。另外,满清实际上已经死了,没有希望,也只能是走到这一步来了。   萧功秦:关键是我们从哪一个角度看历史。我不是站在哪一边,没有苛求历史人物“应该怎么样”。   我反对把辛亥革命说成是资产阶级的软弱革命,事实是,辛亥革命是一个的激进的排满革命。不是民主革命,而是民族革命,是在满清统治极其虚弱的情况下面开展起来的,所以轻而易举地就成功了,但是没办法把整个社会凝聚起来,只能采取凑合性的形式,这一定会造成社会的无序化。   马国川:但是,在慈禧死后,政治顶层已经真空化了,对下面还有能多大的威慑力量?   萧功秦:真空化也是暂时现象,如果武昌起义后后立宪派提出的“十九信条”全部实现,开明皇帝在上面实行立宪政治,就能够避免以前的真空化,仍然有可能在这个体制下面建立起一种有序的政治。但是这种方案被辛亥革命所推翻了,形成稳定体制的概率极低,几乎没有了可能。因为13个省组成了松散的邦联,然后又是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让袁世凯做总统。革命党限制的手段非常苛刻,完全没有现实操作性的制度安排,一定会造成社会的最高层的破裂,以后就变成一盘散沙。这个过程是一个环环相扣的逻辑,只要革命爆发,后面的就不可避免。   马国川:就是说,辛亥实际上推倒了第一张骨牌?   萧功秦:对,而且以后每一张牌都必然倒掉。武昌首义后,孙中山没有力量北伐,于是不得不接受与北方共建统一的政权,让北洋领袖袁世凯当上总统,面对北洋势力的“名实俱归”,南方革命派又不心甘,一定要因人设法,设计出一种难以操作的内阁制,来限制袁世凯这个总统的权力,让总统变为空架子才甘心,这样的民主体制肯定会引发党争与政治分裂的,这种体制就是“用芦苇编的小笼子关大老虎”的体制,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必然会政治崩盘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四分五裂,还不如清末开明专制式的改革。辛亥革命之后的悲剧,就是形成了中国的碎片化,延缓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我的一个核心的观点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的每一步都是不可避免的。   马国川:难道这个问题当时的有识之士都没有认识到吗?   萧功秦:一百年前的严复、康有为都认识到这一点了,他们作为旁观者还是比较清醒的。康有为为什么反对革命?他预见到革命以后的中国就变成了墨西哥?。   马国川:为什么不说,鸦片战争就是中国近代史的第一张骨牌呢?   萧功秦:中华帝国的调试能力很弱,在整整半世纪力,不断地挫折和失败,消耗了原来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源,最后进入一个危机时期,变革的难度非常大,后来就很难避免革命。前面如果及时纠正,清王朝还有机会。比如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失败了,如果第二次鸦片战争表现好一些;第二次失败了以后,如果洋务运动能够有更多机会来弥补;甲午战争失败后,如果戊戌变法选人准确,也不至于后来的结果。从历史上看,清王朝确实是一步一步走向危机,但是每一个时期都有多种可能性。可是到了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其他选择,只有一个方向了。   辛亥革命只要一爆发,各地风起云涌,很快碎片化,临时政府只能是联邦制;南北之间只能谈判,谈判的结果只能够是让袁世凯当总统;袁世凯当总统,孙中山制约他的结果一定是体制无法运作,最终只能崩盘;体制崩盘,社会肯定陷入无序状态。这些历史都是不可逆的,而此前的历史每一个部分都是可逆的,因为当时的统治者还有很多权威和能力,还有纠错机制。   马国川:换句话说,辛亥革命时历史的大背景已经完全转化了。   萧功秦:那时就没办法了,中国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隧道。   辛亥革命的历史教训   马国川:在辛亥以前,统治阶层方面有哪些问题是值得检讨的?   萧功秦:在面对西方挑战以后的整整半个多世纪里,如何应对西方挑战,如何进行社会的自我更新,这个过程是很复杂的,需要不断的学习过程。中国专制统治者的学习能力极差,和中国相比,日本的学习能力就强得多。因为明治时期日本有256个相对独立的封建番主,他们可以对西方的挑战做出独立的反应和决策。因此日本具有多元的试错能力,而中国只有一个最高皇帝,试错机会非常单一。   一元化的专制政体和多元体制比起来,前者内部的大一统结构往往缺乏应对危机的多元调试能力。一个真正的实现稳定变革的社会,内部需要一种多元整合机制。除了国家管控和干预的力量之外,让民间和个人具有多元的微观的试错的机会,社会内部的各个要素不同程度地参与社会的整合,他们的存在大大地减轻了中央政府对社会进行全面整合的难度,他们在支持和协助国家实现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方面功不可没。日本就有多元的整合机制。国家作为主渠道以外,民间社会和个人自主地面对着社会环境的压力,不断地进行着微观的调试。   马国川:这种多元整合能力恰恰是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内部深深缺乏的。   萧功秦:在研究鸦片战争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深的感受,就是所谓“投降派”的那些大臣,如耆善等人最早意识到西方力量的强大,不能够用传统办法来制服,只能通过妥协“两害相全取其轻”。事实证明,这个判断是正确的。耆善等人作为谈判者或将领,直接面对西方,确实了解到真实情况。他们有两个判断,第一,西方人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第二,西方的目的是做生意,而且讲信用,只要签订条约问题就解决了。这是避免中国损失最小的办法。在深宫里的皇帝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   马国川:按说耆善等人都是皇帝的近亲大臣,应该能够影响到皇帝的认识啊?   萧功秦:尽管在前线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又不能把真实信息告诉皇帝,否则自己就保不住了。所以,耆善被抓起来后,道光皇帝就派军机大臣审问他,你既然打不过,为什么不向我请求派军队?耆善连这样的问题都不敢说真话,只说“我老糊涂了”。事实上,知道信息的人都是悲剧结局,被赐死、砍头或者充军。皇帝永远得不到真实消息,他的信息极端的不对称。例如,清政府和西方签订的条约翻译成中文后,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文本,中文文本一律是卑微乞求的口吻。所以,皇帝没有吸取任何教训,仍然沉浸在他那个世界中心里。由于缺乏试错的能力,学习能力极差,使得统治者一次次丧失机会,最后陷入了总危机。   马国川:也就是说,君主专制在不断地把信息渠道给封闭掉。   萧功秦:对。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恭亲王了解了西方,才有一些正确的判断。利用自主权做了事情,中国开始洋务运动。遗憾的是,洋务运动又受到国内严重的阻挠,一直不能成功。甲午战争失败后,中国陷入焦虑状态,开始走向进行改革。戊戌变法失败后,马上又是“庚子事变”,统治者的统治权威大面积流失,陷入了“急诊室效应”,想改革已经晚了。   所谓“急诊室效应”,是指专制帝国陷入危机以后面临的两难选择:在危机中改革成功概率非常低,不改革也是死路一条。慈禧以后,如果有一个能干一些的皇帝,可能情况好一些,但是大势所趋,已经没有人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了。   马国川:专制体制学习能力差、信息不对称等问题一直存在,在面对新的文明形态挑战时,弊端更加彰显,最后很有可能走进一条死胡同。   萧功秦:今天回顾辛亥革命,这是值得当今中国人吸取的一个历史教训。从历史来分析,辛亥革命是一场失败的改革积累下来的危机结果,这个结果又开创了二十世纪大混乱的先河。一百年后重新反思,我们得到的一个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在现代化转型和改革过程中,应该加强学习能力和试错能力,培育多元的社会整合机制,让每一个个体和社会组织都有一定的自主能力,帮助国家来完成社会转型。要创造一些制度增加社会的试错能力,避免大的动荡,不要等到这个社会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时候才进行改革。这是下一个一百年中国走向成功的现代化的希望所在。   萧功秦简介:   历史学家,湖南衡阳人,1946年生。现为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上海交通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包括:近代以来中国思想文化史,当代中国政治思潮,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理论与比较,二十世纪中国变革史等等。现在主要从事当代中国转型政治学研究。主要著作:《儒家文化的困境–近代中国士大夫与西方挑战》、《萧功秦集》、《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与政治浪漫主义告别》、《知识分子与观念人》、《中国的大转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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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转贴邹光日志转贴的评论---汪晖事件

我会写一篇文章探讨学术规范问题。我认为我们对任何学术规范的价值判断,首先依赖于我们对生活中那些具有重要意义的问题的感受。规范的价值不是要压抑这样的感受,不是要让这样的感受枯竭。因此,比学术规范更重要的,其实是学术共同体,如果规范的维护有助于让学术共同体的成员们对具有重要性的问题有更敏锐的感受。 这个包庇着汪晖的学术界2010-06-17 23:02你今天应该看到了这个包庇着汪晖的学术界的厚黑了!这样的白纸黑字,这样的一个学术和思想上的神经病,楞是有这么多的像刘禾和李陀这样的人给他撑着,居然有脸用英文到外国汉学界去签汪晖没抄信!还有黑白之分? 它到了洋相出尽的时刻了。它的可笑已经无法逗我们了。我们看了不忍心了。 除掉汪晖,但我们自己怎么办?真的就让这几个小打小闹的人揭出的真相光天下大白?他们不肯。他们想要制造另一种真相来掩盖它。他们想让自己脱出干系。但是,他们被卷进来了。刘禾李陀们如何表态?你替他们想想!这是真的学术、真的思想的关头了!说不清这个,你别的都是瞎编! 汪晖害了刘禾李陀,害了三联《读书》、害了清华大学、害了《新左派评论》、害了哈佛大学出版社,将要或正在害你我。他真的是一只非常优秀的错乱病毒实验用兔!他的功劳就在这里! 汪晖的治学:以批判消解反思  ◎ 谢源卿  汪晖抄袭已经成为真正的学术公共事件,尽管还有不少人为汪晖作辩护,但越来越多的新证据显然对汪晖不利,虽然我个人很早就认可汪晖抄袭成立的结论,但这次我并不想再为这个浪费精力,而是想谈谈汪晖的抄袭与汪晖的学术研究风格的内在关联。  汪晖办过刊物、当过主编,写文章也总喜欢搜集尽可能多的材料,甚至水火不容的观点来论述同一个主题,在不同观点之间游走钢丝,辨析提炼,然后隐约间自以为是地用串葫芦的方式把这些捏成型。在学术史上,这种做法的代表首推东汉的郑玄。学术研究,每人有各自合适的研究路子,无所谓优劣,但作为一种独特的学术研究风格,我们还是可以更细致地考察其利弊的。  其一、选择这种学术风格的人,往往思辩力强,悟性颇佳,能够快速找准各家观点的核心及要害,并能择其所用。而这种人,做学问要是走捷径的话并不难,而且一般地说,这种人对真正的“细枝末节”也的确不大会看重,因此他们做学问的基础,往往并不是真正的一手材料,而是学术界各种现成的研究结论。但他们比一般学者高出一筹的地方是,他们能够在别人停止的地方继续前行,甚至能够思其所思。这种能力对于缺乏思想深度,尤其是对当今中国学界当权的这一代思维固化且无法持续深化自己思考能力的学者来说,尤其显得鹤立鸡群。因此很多汪粉,总觉得汪晖的学术成就惊人,把握学术的思辨能力超强。因此,当王彬彬出来打假的时候,汪粉的焦躁与骄妄表现也正好说明了这一点,他们无法回避细节的硬伤,但他们又觉得纠缠于此,更可能导致全盘否定汪晖的学术成就,而这意味着对汪晖的极大不公——— 在他们看来,汪晖的高明之处非王彬彬所能知也。  其二、选择这种学术风格的人,往往学术野心很大。汪晖成长的年代,是斯文扫地,人伦沦陷,学术荡然无存的年代。先天的学养不足,后天的野心又太大,所以导致这一代学人几无克制之心,论学无所不为。其下者如当今学术诸公,大言空言千篇一律;其上者如汪晖,以别人所得现成结论进行综合加工。这种根基不实做大学问的场面背后,总是难免投机取巧之嫌。  其三、徐复观先生曾经这样批评许倬云:“许君治学,走的是一条省力、取巧,以至流于虚浮诈伪的道路。他还未养成阅读古典的能力,所以不曾在基础材料上用功。杂录时人有关的文章,但不知道进一步重新检查时人文章的论证,更因为他不曾把握到有关的材料,自然也找不到重新验证的尺度。”(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一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07页)正因为如此,只要他所掌握的二手材料有问题,那么他的很多议论都是不靠谱的,汪晖亦当作如是观。汪晖的学术成果,有时候并不取决于他对所论述对象的思考,而往往取决于他所论述对象的学术研究现状。因此《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诸篇,质量良莠不齐,各篇之间的关联互动,也几无可道。此外,学者对治学对象的移情乃是常情,而汪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采取了貌似古老而长效的治学态度:理解之同情。可笑的是,这也是汪晖治学唯一能够一以贯之的地方。所以我读汪晖的《现代中国思想的兴起》时,总有这么一种感觉,汪晖对其论述的历史人物,都持几乎宿命论般地肯定态度,在这里,什么问题都不复存在,存在的只是他们在历史制约下的“内在张力”,以及长袖善舞的表现——— 一如新左派在肯定毛泽东体制后对毛所作所为的“理解之同情”。而汪晖暴得大名的所谓现代性批判,往往是借着批判的调子来消解学界对历史人物的真正反思,这种学术批判和对历史现实的无原则认同是合二为一的。所以说,汪晖的治学,其实是拜什么菩萨烧什么香———新左派的权力崇拜,是大有本源的。  因此,汪晖的抄袭是一回事,其学术研究风格又是另一回事,而这两者之间又有内在关联。我们如果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汪晖的学术成就,无非是一堆纠结的内在错乱与外在的不知所云的产物。  南方都市报 发现中国 下一篇: 一个人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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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丁丁 | 为新世纪周刊撰写的新书推荐语

我通常等候新世纪周刊出版之后才发表我的文章,这一次不知道情况,因为我在夏威夷度假,但我估计已经出版了。下面贴出的,是12月、11月和10月的新书推荐,希望读者感受到这几篇文章表达的当代关注。中国怎么了?官僚政治病入膏肓了吗?官僚政治若与既得利益集团勾结在一起超过两代人的时间,就无法救治了。否则,它就还可能如西方社会的官僚化那样,还算不得无药可救。   新世纪周刊荐书2010年12月 汪丁丁   新经典阅读: l  罗尔夫.魏格豪斯《法兰克福学派:历史、理论及政治影响》,孟登迎、赵文、刘凯 译,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在“导言”中,作者引述福柯的自述:“如果我能及时了解法兰克福学派的话,我肯定会节省很多劳动。那样我就不会说一大堆废话了,也不会为了避免迷路而尝试那么多错误的途径——当时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把道路清理出来了。”这篇导言还告诉我们,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不仅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而且催生了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研究所——创建者是一位百万富翁的儿子(第一章),在他内心的两条路线斗争中,马克思主义获胜。对一位中国读者而言更有兴趣的是法兰克福学派内部发生的各种“游离”——理论游离开了实践、哲学游离开了科学、理性批判游离开了对理性的拯救、理论工作游离开了研究所。作为批判理论的大本营,批判与自我批判这一思想路径是否注定要从最初目标游离开去?这是一个有趣的思想史问题。这部学派传记的作者告诉我们,如果不是阿多诺的突然死亡(他在讲坛上受到几名女学生的侮辱之后因突发心脏病去世),他就是阿多诺亲自指导的博士生了(他已同意了他的博士论文选题)。不论如何,这样的资格可让读者放心地阅读这部作品。这部作品中译本的最后一项或许不是微不足道的特征是,售价98元(两卷本)。在通货膨胀的刺激下,大陆的书价正迅速追赶香港的书价。 l  理查德.威尔金森 凯特.皮克特《不平等的痛苦:收入差距如何导致社会问题》,安鹏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两位流行病学的专家,根据学院派经济学家熟悉的近年发表的统计数据,写了一本大众极容易读懂的畅销书,论证这样一种观点:平等不仅与弱势群体的福利密切相关而且与弱势群体所在的社会全体人民的精神健康密切相关。也因此,这本书的英文标题是(直译)“在精神层面上”,副标题是(直译)“为什么平等是使每一个人都变得更好的事情”。这本书真是写给大众的,为此,作者特别写了“关于图的说明”(解释统计数据的散点图和回归直线的涵义)。核心的论据是:在收入极不平等的国家,全人口平均患心理疾病的概率,是收入相对而言最平等的那些国家的五倍。这是统计关系,它要求社会科学家们提供令人信服的社会运行原理来解释这样的统计关系。 l  保罗.芮恩施《平民政治的基本原理》,罗家伦译,郭光东勘校,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这本小册子的作者,1913-1919期间任美国驻华公使,如谢泳在导读里指出的那样,他是一名美国人,在中国逗留了数年就看出来中国人在实行民主政治方面其实享有许多优势(而许多当代中国人却至今看不出来或不承认这一看法的正确性)。出于何种目的,芮恩施专为中国人写这本小册子呢?多年奔走革命而屡遭失败之后,孙中山在1903-1906期间撰写并于1917年发表了“民权初步”,以为《建国方略》的重要内容。在这本小册子里,孙中山指出,现代社会建设的第一目标应是“公民”行为习惯之借助于由简入繁的一套议事规则而养成。1921年,中国最广泛的一次民主化运动如火如荼,蒋梦麟先生为罗家伦的中译本作序呼吁:“我很希望我国教育家,把这本书给中学和师范学校的青年作研究公民学的资料,使他们知道平民政治是怎么一回事,……”。   知识与情趣: l  普塔斯瓦马哈《萨缪尔森与现代经济学基础》,曲亮 陈宇峰 等译,华夏出版社2011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萨缪尔森是2009年接近结束时去世的,享年94岁。他是经济学家公认的天才经济学家(另一位是尚健在的阿罗)。这本书的很及时,它为初入经济学门径的读者综述且重新表述了萨缪尔森毕生的研究工作和重要贡献,由于很细致,所以篇幅也较大,中译本总共308页,远比诺贝尔委员会发布的第一位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萨缪尔森的学术介绍长得多。 l  休谟《休谟政治论文选》,张若蘅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11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休谟这本书的中译本其实在1990年发表过,现在这一版,是再版或重印,不过由于国内出版界目前流行的风气,版权页赫然标明“第1版第1次印刷”。根据哲学家陈波的报告,在最近一次西方各国哲学家的调查问卷中,休谟以最高票当选为“千年一遇的哲学家”。读者在进入休谟政治学说之前,应熟悉他的道德学说。休谟指出,人类的幸福感只能有三类来源,其一是基于诸如知足常乐这样的内心品质的幸福感,其二是基于诸如美貌与健康这类身体品质的幸福感,其三是基于财富占有的幸福感。显然,以上三类幸福感的来源,只有第三类是可以从一个人转移给另一个人的。于是,休谟得到一项基本的社会运行原理:产权关系的确立与稳定性,是任何人类社会的幸福及其增长的基础。现在,读者,请你阅读休谟这本小册子里表述的政治见解吧。     新世纪周刊荐书 2010年11月   汪丁丁   新经典阅读: ·       戈登.塔洛克《官僚体制的政治》,柏克、郑景胜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这位作者1947年获得芝加哥大学法学博士(他从未试图取得学士学位),之后,被美国国务院派往中国天津成为一名外交官(一则广为人知的传闻说他出生在中国),在此期间,他不仅对官僚政治的日常运作有了深切体验,而且目睹了内战颠覆旧政权的最后阶段。中国旧政权倾覆后他在香港的美国总领馆“大陆”处就职,并于“韩战”期间就职于南韩的美国使馆政治处。这些早期经历或许决定了塔洛克的学术风格。1962年,他与布坎南合著的《一致的计算》发表,从此他被认为是一位重要的政治经济学家,虽然他在芝加哥大学只听过一门经济学课程。此后,他仍频繁变换研究领域并以对各领域的传统智慧提出难以被忽略的挑战著称于学术界。今天,人们认为阻碍诺贝尔委员会将经济学奖授予塔洛克的主要理由是:他的学术贡献大部分是批判性的,换句话说,他不属于任何一个主流学派(主流学派通常承担建构性的学术工作)。他也参与一些建构性的学术工作,例如他发起成立了国际性的“生物经济学”学会,至今担任着名誉主席。顺便提及,根据熟悉Tullock的朋友们关于他的姓的英文发音,“塔洛克”应译“图洛克”。 ·       王浩《超越分析哲学:尽显我们所知领域的本相》,徐英瑾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我们先后推荐过逻辑学家王浩的两种著作(《歌德尔》和《逻辑之旅》),现在推荐给读者的,是王浩生前出版的最后一部作品(1986年),他是1995年辞世的。此后,1996年他的另一部作品《逻辑之旅》出版并于2009年有了中译本。为了展现他设想的对分析哲学的超越之可能性,王浩首先需要展现给读者的是分析哲学的思想史,从罗素开始,中经维特根斯坦,卡尔那普和蒯因(王浩的老师),这样几章之后,是最后的一章“元哲学思考”。以王浩的风格,他撰写的这几位哲学家的年表,以及索引和文献目录,占用了这部作品的最后一百页篇幅。在最后这一章的开篇,王浩提出了这样一种确实十分诱惑我们的想法:“有这么一种颇有诱惑力的想法:只要我们能够成功地揭示不同的哲学体系和哲学家各自所具有的思想预设,我们就能够看清楚它们(或他们)各自的界限,以及相对于特定环境而言的相对性。通过这种方法,我们或许就能够获得一种令人满意的分类办法,??甚至是一种对于不同的哲学主流及其不同变异形式的富有启发性的纵览。”我们要指出的是,这一看法与王浩的数学和逻辑学知识结构密切相关。然后,在这一章,我们可以见到中译文的一个常识性的谬误——将“李约瑟”译作了“尼德汉”。不论如何,如果你愿意沿着王浩先生毕生坚持探索的在分析哲学的严谨逻辑和中国哲学的伦理思辨之间的巨大张力而形成的这一思想路径继续前行,那么你是这本书的当然读者,尽管这样的读者数量极少。   知识与情趣: ·       林巳奈夫《刻在石头上的世界》,唐利国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这本小册子的日文原版是在1992年,它的作者自述,从本科生时代就被汉代画像石描绘公元前1世纪至2世纪中国社会生活所吸引。根据汉代画像石中出现的种类繁多的神像,1974年,他发表了《汉代的鬼神世界》。眼下的这本通俗读物,缘起于解答这样一些问题:当我们观看汉代画像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自己,为了何种原因或理由,它们被用于装饰地下宫室和墓前祠堂呢?中国古代思想和日常生活,被记录于简帛金石甲骨。但简帛不易保存,故金石和甲骨保存着主要的古代信息。龟甲文和铜器铭文造价很高,不宜记录日常生活。相比而言,汉代的画像石,更适用于描写百姓的日常生活:生老婚丧、百工劳作、节庆戏耍、衣食起居、鸟兽花草、人物肖像以至于道德文章。前汉去西周不远,且儒家未占主流。民间尤其如此,黄老儒法阴阳五行。于是画像石记录的,更真实而广泛。 ·       张佛泉《自由与权利:宪政的中国言说》,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评语:张佛泉(葆桓)先生,1907年生,1993年卒,燕京大学毕业并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回国后担任天津《大公报》编辑,经胡适推荐聘为北京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又任西南联大政治系主任。这部作品,是葆桓先生发表过的文章的辑录,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以时政评论为主,中篇是权利学说的阐述,下篇则为自由与人权的经典言说。     新世纪周刊荐书 2010年10月   汪丁丁 新经典阅读: 1.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二卷(上册和下册),阎克文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荐语:韦伯的这部作品,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科学作品之一(至少可排列在前十五位之内),却很遗憾地被仓促翻译成中文并引发了中国学术界广泛的批评。于是,若干年艰辛劳作之后,我们有了这一新的译本。为表达我们对这一译本的尊重,我们在这里原文抄录译者的告白:“面对韦伯严肃严谨的学术态度和大陆读者对翻译文本的质感语感要求,《经济与社会》这部经典理应有一个还算交代得过去的重译本。我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中度过了五年多来的每一个工作日。我尽力了……。”韦伯这部作品的第二卷——我们在这一栏目里推荐过的第一卷阎克文的译本出版于2010年1月——对中国读者的意义在于,它以人类社会各种类型的官僚政治为主题,由德意志民族产生的众多优秀头脑中涌现出来的最重要的一颗社会科学头脑整合为一套宏伟叙事,在这颗头脑主导了社会科学传统几乎一百年的时候,来到官僚政治的东方故乡,中国,恰值中国政治体制百年变革的某一短暂停滞期,于是,它不可避免地期待着中国读者的阅读、思考和行动。 2.       李峰《西周的政体:中国早期的官僚制度和国家》,吴敏娜等译,三联书店2010年8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荐语:这位作者,从周代先祖的故乡,带着他的考古工作经验,1990年赴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又转赴美国并于2000年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言和文化系的教授。根据许倬云先生为这部中译本写的序言,我们知道,李峰教授兼通古代文献、考古资料和铜器铭文,是难得的“三赶一”的功夫。国内学界硕果仅存的李零教授,有这样的功夫。故而,出版者邀他写了推荐语:“西周史的考察是一门结合着文献、文字、考古、历史多方面的研究,李峰先生对各方面的材料有充分利用,资料翔实,又有理论分析,是其突出特点。”目前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停滞,与中国官僚政治传统有密切关系,所谓“百代皆行秦政治”。中国官僚政治,始于西周,完备于秦汉。我们的这一判断,从李峰教授这部著作里,得到了坚实的支持。   知识与情趣: 1.       伯特兰.罗素《权威与个人》,储智勇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荐语: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罗素因激烈反战而遭到英国公众的疏远,尽管那时他已享有很高的学术声望。这样的经历让他醒悟到原始人性的现代涵义,为什么维持群体内部的合作必须以对群体外部敌人的恐惧为前提?随着合作秩序的不断扩展,寻找值得公众恐惧的外部敌人的努力变得越来越艰难,此时统治的合法性必须以发动战争为基础吗?人类社会,随着它的规模扩张,是否可能同时保持秩序的权威和个人创造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时,英国政府允许罗素从美国返回英国。此时,他已不再年轻和激进,他刚刚出版的《西方哲学史》使他在公众当中重新享有盛誉。1948年,英国广播公司创立“里斯讲座”系列,罗素首讲,主题是:把进步所必须的那种程度的个人主动性和生存所必须的那种程度的社会凝聚力结合起来是否可能?政治哲学家们都知道,这是一个伟大而艰难的主题。事实上,正是在这里,罗素发表的见解,与哈耶克晚年关于人类合作的扩展秩序发表的见解十分相似。罗素的语言远比哈耶克通俗,也因此而失去了一部分深入探究的思想能力。不过,罗素发表这番言论的年代与哈耶克的相比,早了整整四十年。 2.       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10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丁丁荐语:与罗素在《权威与个人》里描述的人类社会官僚化的大趋势及可能出路恰成互补的当代描述,是蒂利的这部作品。令人惊讶的是,这位半世纪前已确立了学术声望的作者依旧勤奋地研读最新的网络社会科学专著,例如Duncan Watts 2004年发表的综述文章“网络社会新科学”和华裔女学者兰达(她和布坎南的合作者图洛克一起创建了社会生物学学会)关于东南亚华人成功社团的研究报告。我们为何信任?例如,“我会对你孩子的教育负责”(可是学校失败了)、“请把你毕生的储蓄交给我投资吧”(可是不断出现金融黑幕)、“服用我开给你的药剂”(可是医院失败了)、“请让我们为你的房屋装修”(可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轻易信任诸如此类的承诺,不是吗?但我们为何信任?学术界始终没有令人信服的解答。蒂利不再将信任视为人们相互之间的一种态度,借鉴了最近几年流行的“内生社会网络”研究成果,他将信任视为一种特殊的社会网络。不同于亚当.斯密和格雷夫,他认为信任网络不仅在远古社会至关重要,而且在当代社会仍自发涌现并与权威政府争夺政治合法性资源。 下一篇: 丁丁近作—教养何以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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