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2011年08月04日 21:35:01 　　注：此文发表于2011年3月11日   　　三不合理   　　近年来的房地产调控政策有“三不合理”，特别是70/90的规定和“限购令”，一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伦理，二不符合法治国家的法理，三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   　　市场经济的伦理是尊崇法律框架内的交易自由。交易自由是每一公民的权利，这一权利不仅体现了社会公平与正义，而且保证了市场经济的效率。   　　现代社会的公平是权利和机会的平等，其中包括了交易权利和交易机会的平等，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限制或剥夺任何公民的自由交易权利，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名义限制或剥夺任何公民的自由交易机会。“国家利益”、“经济稳定”、“市场秩序”、“弱势群体”等说法都不能作为政府限制和剥夺公民权利的理由，在这些名义下的行政性垄断、倾向性的优惠政策以及对市场的任意干预却正是对社会公平的破坏。   　　用行政手段打压房价，购房者或许受益，但对房产所有者是不公平的，房价下跌，他们的资产缩水。住建部的最新数字表明，城市居民的住房拥有率已达89%，以低房价为目标的政策伤害了相当多人的利益。当然，笔者在这里赞同并强调的不是多数对少数的权利优越，更不是少数决定多数人命运的权力，而是对每个人权利的承认与尊重，以及在这个基础上的社会公正。   　　交易自由与社会公正的关系易于理解，交易自由产生经济效率的逻辑就不那么直接了。自由意味着交易的自愿性，凡自愿之事，必为互利，一方获利而一方受损就不会有交易。既然是互利的，自愿交易就增加了社会总福利。交易越自由，社会福利越大，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就越高。   　　交易自由因此既是目的又是手段。   　　70/90的规定（70%以上的商品房面积必须在90平米以下）既限制了消费者的自由选择权，也限制了开发商的经营自主权，“限购令”则直接剥夺了消费者的自由购买权。这些行政干预措施均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伦理。   　　公民权利至上并不排斥对交易自由的限制。为了从交易中获得更大的收益，全体公民同意制定一些规则（立法），委托政府执行这些规则（执法）。规则当然对交易的自由构成限制，但这种限制不是从外部强加的，而是公民为了提升自己的利益，自发提出和自愿接受的，他们同意让渡出部分权利，遵守自己制定的法律，以降低交易成本，提高交易的收益。例如政府可以在战争期间依法对经济实行管制，以限制交易自由为代价，保障国民的安全，因而得到全体公民对这项政策的一致拥护。   　　在很多甚至是大部分问题上，公民不可能取得一致意见，特别是当涉及不同利益时。为打破公共决策的僵局，全体公民同意建立决策规则，遵守这个规则，并接受这个规则下的决策结果。权利的公平就此转化为程序的公平。公平体现在程序和规则的全体同意上，尽管结果不一定是全体同意的。台湾的民进党人反对国民党的马英九任“总统”，但他们必须服从选举程序产生的行政权威，因为选举的程序和规则也得到了他们的事先同意。   　　由公平性的原则决定，政府对经济和市场的干预必须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政府有权干预房地产市场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八十九条规定了国务院的十八项职权，第（六）项为“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和城乡建设”。如此具体地干预房地产市场是否仍属“领导和管理经济工作”的范畴，留待法律专家论证，笔者质疑的是调控政策出台前有无制定法规，以及法规的制定是否符合程序。   　　以“国十条”为例，文件的全名是《国务院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通知”就是法规吗？若是法规则适用于全国，但文件仅提到“部分城市”。若是法规，在起草过程中就应按照我国《立法法》的规定，“广泛听取有关机关、组织和公民的意见。听取意见可以采取座谈会、论证会、听证会等多种形式”。在起草工作完成后，“起草单位应当将草案及其说明、各方面对草案主要问题的不同意见和其他有关资料送国务院法制机构进行审查”。如果“通知”不是法规，调控政策就缺乏法理依据。   　　至于地方政府颁布的“限购令”和开征的“房产税”，在《立法法》中找不到任何根据，《立法法》第六十三条规定，地方性法规的制定者是“省、自治区、直辖市的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而不是地方政府。   　　第三，调控政策不符合经济学原理，由此决定了政策作用的有限，而且是弊大于利。   　　房屋是具有消费和投资双重属性的商品，投资的目的是资产的保值和增值，保值、增值都是未来事件，投资品的价格因此与当期供给和需求的关系不大，而主要取决于预期未来的供给和需求。以此观之，报社记者晚上到小区去数电灯，纯属浪费时间，因为灯泡告诉你的只是当期供需之差，而不是预期的供需失衡。很有可能正好相反，当期空置率越高，表明对未来供应短缺的预期越强烈。   　　不少人把房产投资说成是“投机”，由此找到了打压房价的精神武器，就像京剧中贴上一个白色脸谱，不需要任何理由，五尺汉子就立即变成龌龊小人。尽管贴脸谱的方法不可取，结论倒是正确的，因为无论从金融学、经济学还是法律和常识上，都无法区分投资和投机，投资和投机是一回事儿。但若因此将投资押上道德的审判台，那将是无知和愚蠢的胜利。   　　如笔者在另外两篇博客文章（“房价为什么还会涨？”，“房价为什么不会大跌？”）中所述，如果将收入、婚龄人口、城镇化等因素决定的需求称为“刚性需求”的话，对“弹性需求”或者“投资/投机需求”影响最大的就是通胀预期、替代性投资品以及未来房屋供应。预期未来通胀越高、持续时间越长，购买实物产品以保护储蓄价值的冲动就越强，当期房价也就越高。预期未来投资渠道继续狭窄，当期的需求就越旺盛，带动当期房价上升。   　　未来房屋供应取决于土地供应，“18亿亩红线”使预期基本无悬念：地产商和百姓都认为土地供应会越来越少，房产将越来越稀缺。在这样的预期下，地产商捂地，放慢开发节奏，当期供应下降；在这样的预期下，消费者抢购，各地频现“日光盘”，开盘即销售一空。僧多了、粥少了，房价焉有不涨之理？   　　预期，同志们，预期是关键词。“国十条”、“新八条”、“限购令”仅针对当期供应和当期需求，对预期几乎没有影响。如果说还有一点影响的话，那就是增加了未来的不确定性，令开发商更加谨慎，令购房的心情更加迫切。难怪调了这些年，房价越走越高。   　　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对未来供给和需求的预期有无影响？当然会有，但哪个方向还很难讲。地从哪来？钱从哪来？地方政府过去靠卖地弥补赤字，今后不仅卖地收入少了，而且还增加了一块保障房的建设开支，这一进一出的亏空谁填上？若无财税改革，又有谁能填上？在房地产市场复杂的利益博弈中，地方财政从来就是举足轻重的力量，3600万套保障性住房没有改变基本的利益格局，地方财政依旧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   　　改革恐怕是绕不过去了。   　　财税改革，平衡地方预算，消除土地财政。土地制度改革，建立真正的土地市场，彻底扭转土地和房产长期稀缺的预期。   　　这是一个“完全的”、对民众“没有任何副作用”的方案，就看政府能否笑纳。   　　  上一篇： 重回改革开放之路 　 下一篇： 没有了 阅读数(2177)　评论数( 5 ) 5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局外人”陈志武 　　一个经济学人的第三条道路 陈志武 　　这个站在“城外”观察、评说中国社会的局外人，曾接到了不少“入局”的邀请。不过，对陈志武而言，个人自由超越了一般价值，他选择了特立独行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北京 　　北京的气温到了39度。 　　整整一个上午，坐在咖啡馆里的陈志武都心神不定——那对宝贝女儿住处的空调坏了，他每半小时一个电话，催促维修工人上门，中途还为她们联系、安排美元兑现金。 　　俨然是一位细心周到、性情平和的好父亲形象。 　　在媒体聚光灯之外，这位经济学者过着普通、寻常的生活，有自己的恋爱、婚姻、家庭、孩子，“人生的七情六欲，生活的一切，我都会去体验、经历。我觉得，一个人若要研究经济和人类社会，自己必须要体验普通人的一切甜酸苦辣。” 　　安排好女儿们假期的同时，陈志武在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做调研，学术交流。在他的带领下，一项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正全面铺开，从东部沿海到西北内地的11个省市，四十多个大学生对中国人的价值观、对市场和金融的认识进行数据收集和整理。 　　日程排得很满。现在，他每年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国内。 　　 “暴风眼”之外 　　《南方周末》上的一则报道——《让出身不再决定命运》吸引了陈志武。他用iPhone拍下报纸，发在了微博上。在这个有着320万粉丝的平台上，他就这个话题逐一阐述：“政府权力的膨胀，是如何扭曲着社会资源的分配，进而破坏普通人所能得到的机会和公平。” 　　他自己就是一个乡村孩子改变命运的故事。父母都是农民，童年和青少年在湖南茶陵的田野、山岭上度过。整个启蒙阶段都在“文革”期间，没好好上过课，“老师都是本村本镇的，没有人上过大学，给不了启发性教育，就是按教科书很枯燥地讲。” 　　没看过什么书，那个时候一本书几毛钱，也没钱买。后来，他学现代金融学，常常感慨如果当时有金融工具，能把现在收入的一部分变现到那个时候去花，人生的幸福度该有多大的提升。当然，“那个时候，货币使用的限制还很大，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通货。通货应该是不受约束的，而不是还需要粮票、油票、布票、火柴票。” 　　直到1979年考上大学，他才第一次离开了茶陵县老家，来到大城市——长沙。班上有很多来自城市的同学，“和他们一比，才知道生活条件、父母家庭带给他们的影响和自己有多大的差距。” 　　除了继续打数学功底，大学4年最大所得是把外语学好，“每天坚持看《中国日报》、听美国之音，到毕业时，听英语广播已经不用和同学一样需要先在大脑里翻译成中文。” 　　他说：“其实，工科也是可以讲得很有意思的，启发年轻人的智力，可惜老师讲得很枯燥、很机械。譬如高中时，大家学过无限序列的求和，直到最近几年，我在研究保险、人寿年金、金融产品的定价问题，才知道这个知识最初在西欧是怎样的背景下发展出来的。” 　　在国防科大读研时，陈志武经常去湖南省图书馆借书看，印象最深刻的，一套是80年代非常有影响力的《走向未来》丛书，还有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一系列翻译介绍西方思想家、政治学家的经典著作，“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佛里德曼的《自由选择》。” 　　这个时候，他结识了影响他走上学术之路的人——崔之元。当时，崔之元还只是数学系大一学生，读过非常多的书，高中时就在大学学报上发表过文史哲方面的文章，和李泽厚这些人都有来往。 　　陈志武最初对社会科学、哲学的兴趣，是受到崔之元的影响，而崔之元“很羡慕我的英语很好”。他们组织了一个X中心，两人合作翻译了阿罗的一本著作《社会选择和个人价值》，被收入《走向未来》丛书。陈志武觉得自己对工程没有多大的兴趣，想转到社会科学——“用数理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和政治问题”。 　　当年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如今是自由主义市场派的标杆人物，一个则是新左派的代表之一、重庆模式的鼓吹者。命运似乎和他们开了一个玩笑；“想一想很有意思，当初我们的理想是一样的，走到后来，我们对社会做出的判断是截然相反的。” 　　“他有许多乌托邦似的社会理想。譬如他讲的鞍钢宪法、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他觉得还是有第三条道路，在国家主义、大政府的安排之下，通过公有制，还是可以实现一个更理想的社会。” 　　“可是，我认为，对人的本性、人的社会要有真实的认识。一旦把太多资源集中到少数人的手里，特别当行政权力没有得到可靠的制约时，这种委托代理所带来的扭曲，以及对社会平等的破坏，这是他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盲点。” 　　上世纪80年代，正是学术和思想最为活跃和激荡的年代。远在长沙的陈志武所接受的这些碎片化、不成体系的启蒙知识，远远不及那些处在北京、上海这些核心城市的同时代知识精英们。 　　离开时代的“暴风眼”，也是一种幸运。 　　在耶鲁，在读博的薛涌常常和陈志武谈到对他的羡慕——羡慕他有扎实的理论分析框架，“他也很苦恼。他在北京长大，从小就在这个或那个圈子里混，受到这个那个政治文化话题、大国情怀的很大影响，以至于没有耐心去学习工具性的数理分析框架，没有受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系统训练。” 　　当这个长沙的年轻人还在用数学工具解着工程问题的时候，在80年代的早中期，张维迎、周其仁等一批年轻的经济学人已冲进体制，参与中国经济改革中具体政策、举措的选择和制定了。 　　这种学术路径的差别，使得陈志武对学术、经济、文化问题的兴趣点、研究话题和角度，和那些早期就介入政策圈子的同龄人有着明显的不同。从2001年起，当把更多精力投入到国内的经济问题研究后，他为自己在学术上设了一个基本原则——不接受来自政府部门的项目课题，“不根据别人的兴趣和要求来决定自己的研究”。他的主要研究基金来自耶鲁，那是按捐赠原则保障独立性的资金来源。 　　“对我来说，兴趣才是第一位——研究本身是否很有意思，发现的结果是不是让我很陶醉、为之眼睛一亮，这才是第一重要的。” 至于，“我的建言是否被决策层采纳，是否会对政策和社会产生影响，那是第二甚至第三重要的。” 　　陈志武认为自己身上依然有湖南人的家国情怀，但是，“如果把这个情结摆在第一位以后，你会很痛苦，把自己悬放在空中，很不踏实。”“太重的家国情怀，往往使得社会被充满着愤恨、抱怨的人组成。” 　　“中国传统教育的结果，让每个人首先忘掉了自我——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应该好好去读胡适的著作和言论，一个自由的、完整的人，应该是利己主义的。真正的利己主义，是最好的利他主义——只有把自己的事料理好了以后，才有可能为国家和为社会做事。” 　　 人生的自由市场 　　1986年，陈志武被国防科大留校任教。 　　80年代中期，出国留学的一股风也刮到了这个角落。陈志武开始尝试申请美国的一些大学，他给耶鲁大学一位老教授写信，询问申请攻读博士学位的可能性。“我没有参加托福和GRE考试，因为当时中国的外汇管制很严，参加这些考试都需要32美元，而我一美元都找不到。所以我就给耶鲁负责招生工作的教授写信说明原因，我向他们解释之后，他们答应让我免掉托福和GRE的考试。” 　　在崔之元的建议下，陈志武选了金融学，“当时我连金融（Finance）这个词都不清楚是什么意思。他当时给我看了一些书，但我还是没有搞清楚。” 　　在政治教研室发苹果，打了4个月的杂后，一封来自耶鲁的录取通知书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带着几十美元，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有时在纽约的大街上，在曼哈顿走着，我就想，就这几年以前，我还在茶陵农村的那些山沟里面扛着柴走呢。” 　　“我现在相信自由市场，和我的经历也有很大关系。我这一生很随机、很自由，没有任何人给我计划，自己也没有计划，我的父母、弟兄姐妹无法强加什么给我。今天对什么感兴趣，就自己摸索下去；明天如果有新的兴趣点，就再作调整，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所以，“我比较相信：非受控制的人生和社会，也许不像许多人担忧的那样，甚至是更好、更自然的。” 　　国外的一切，让农村娃子眼花缭乱。最大的冲击，是耶鲁学生食堂的自助餐，“我一看，那么好，这么多的东西随你去吃，光饮料的选择就有这么多。”他喝得最多的是雪碧，整整喝了一年，那以后就再也没碰过，“喝伤了，想到那个味道，胃就难受”。 　　从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他开始感知什么叫自由选择，以及当选择多了，人们又怎样选择生活。他也从零开始接触和学习西方经济学和金融学。多年的理工科训练，让他在学术上受益匪浅。“若当时我在国内学习经济学的话，那我的思维就被固定下来，这种情况只会让我在美国学习经济学更困难。” 　　1990年，陈志武从耶鲁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先后在美国威斯康星-麦迪逊大学和俄亥俄州立大学任教，1997年晋升为金融学副教授，1999年晋升为金融学教授并重返耶鲁担任终身教职。 　　80年代中后期，一些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开始自发组织一些研究学会，最出名是“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林毅夫、徐滇庆、钱颖一、许小年等都曾活跃在其中。但是，埋头于纯学术研究的陈志武很少参加这类活动，也很少关注中国经济以及政策问题。 　　那是非常安静的十年书斋生涯。“每天钻在学术里、推演出不同的新问题。很安静，外界的干扰基本都不存在。”他有个印度裔的学生，两人每天都会通上几次电话，讨论不同的研究问题，就是在节假日也不中断，“很享受，全身心地陶醉其中”。 　　他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地发表在《美国经济评论》、《经济理论》与《金融经济学》等主流学报上。1994年，他的论文《人口老龄化和资本市场》获 得了默顿•米勒研究奖， 为基础的资产定价》获得了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研究奖。在美国、欧洲、日本，以及中国香港等地的金融经济学圈子里，陈志武这个名字被越来越多的人所知。 　　2000年，一项颇得全球经济学家首肯的世界经济学家排名出炉，在前1000名经济学家中，仅有19人来自中国，陈志武的排名是第202位。 　　这个被国内媒体津津乐道的榜单，他本人却不以为然。“这些排名的局限性很大，就是根据在那几年发表的论文、被引用率来排名。大家各自研究的领域不同,排行的价值判断是非常主观的。” 　 　“第三条道路” 　　2001年7月，在上海飞纽约的飞机上，陈志武翻到了一本当月的《财经》杂志。“从头到尾都读了一遍，觉得很吃惊，办得和美国的《商业周刊》没什么区别，完全没有那种国内杂志惯有的、意识形态化的官腔官调。” 　　引起他兴趣的，是一篇讲上海法人股拍卖的报道。当时，18个民间拍卖行在周末和周一的晚上拍卖法律上不能在市场上流转的法人股。“这么大的价差，我当时就想弄清楚这些拍卖的价格有些什么规律，和哪些因素有关，交易限制条款对证券价格有多大的影响。” 　　这篇分析如何用中国数据来研究一般性的经济金融学问题的学术论文——《非流动股折价研究——来自中国的证据》发表后，在国内外经济学和金融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影响，学界引用率相当高。在他之后，有关这一领域的论文开始陆续出现。 　　从那时起，陈志武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国内的经济现象和问题。2001年，正是中国A股的转折之年。当时，《财经》接连曝出深圳世纪新源、银广厦等一系列的内幕交易丑闻。吴敬琏由此抛出“股市赌场说”。几个月后，股指从2245点一路下跌到998点，中国股市便进入了4年多漫长的熊市。在媒体上，关于上市公司的治理成了重要话题。 　　2001到2002年，陈志武在《新财富》上开设专栏，介绍美国证券法案，监管规则、法律以及诉讼案例、内幕交易。 　　“回过来想，自己当时是太天真，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环境方方面面和美国完全不一样，但是这种天真也有它的价值：我还是希望给业界的人提供一个参考的样本：美国是怎么做事的，依赖的逻辑是什么。” 　　个人的学术兴趣始终是第一位，“这也是我自己重新认识、思考中国社会的一个结果。把自己过去所掌握的数理模型所包含的经济、社会、文化内涵，发挥想象、拓展诠释出来。” 　　个体的幸福和自由，是他一切逻辑的出发点。无论是产权、法律、新闻自由、社会文化以及个人选择，还是表面上不同领域的学科、话题，不管是文化还是制度设计，都围绕着“人怎么活得更好”这一核心。 　　2006年，美国《华尔街电讯》公布了一份十大华人经济学家的榜单。这份引人注目的榜单把学术影响力作为最重要的评价指标，其次是经济影响力和社会影响力。陈志武名列其中。 　　他陆续整理出版了《24堂财富课》、《金融的逻辑》、《陈志武说中国经济》等书。其中，《金融的逻辑》把历史、社会文化与现代金融联系起来，把枯燥专业的金融问题阐述得通俗而有趣，试图从另一种可能性来解答近代中国落后之原因。尤其是对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部分运用金融学分析，引起了社会巨大的兴趣及热议。 　　未来两年，他还将完成另一部书稿——《文化的金融逻辑》，“已经准备七八年，一直在收集素材和案例。” 　　这个站在“城外”观察、评说中国社会的局外人，也接到了不少“入局”的邀请——或是大学，或是政府机构。 　　“我的朋友、同行陆陆续续都进入体制内。坦白说，我也想过。”“这个社会需要不同的角色，有一些人进到体制内，如果他们能适应体制内的环境，愿意个人做出一些牺牲，可以为中国社会做出很大甚至更大的贡献，那也很好。” 　　“我所希望的，是给年轻人树立一个榜样——不是所有人都得去走这条路子。对我而言，个人自由那是超越一般价值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