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小年

　 　 （ 2013 年 2 月 18 日） 　　翻开近期的报刊，“城镇化”无疑是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词。 　　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潜力行将耗尽之际，“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幽灵笼罩着中国经济。在过剩产能的沉重压力下，企业再也不敢扩张投资规模；各级政府虽然仍在无效项目上浪费资源，财政和银行却已捉襟见肘，难以为继；雪上加霜的是外需疲软。经济增长的前景昏暗得如首都的雾霾，令人看不到希望。 　　忽然间，地平线上出现一道曙光，城镇化！据说，城镇化将拉动基础设施投资 40 万亿，相当于 2012 年 GDP 的 80% ；据说，城镇化将从根本上扭转长期以来的投资 – 消费失衡，因为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村的 3 倍。忽然间，不必推动改革就可拉动需求了；忽然间，不必触动复杂利益关系即可调整结构了。据说，只要抓住城镇化这一环，中国经济就将以 8% 的速度至少再增长 20 年！ 　　怎么早没想到这招儿呢？是前人太过平庸，还是今人智慧超群？ 　　 市场化的结果而非政策工具 　　先让我们看看历史吧。读史未必使人聪明，忽视历史却是不可饶恕的愚蠢。 　　改革开放 30 多年至今，我们可记得什么时候搞过城镇化的规划？可曾制定过什么样的城镇化政策？从来就没有。没有宏伟蓝图，没有统筹兼顾，没有配套政策，没有资金安排，甚至连试点推广都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率就从 1978 年的 18% 上升到 2012 年的 53% 。即使扣除进城不落户的农民工，城镇化率也达到了 35% 左右。 　　城镇化的提高并非来自政府主动的和有意识的推动，而是城乡社会、经济、市场、产业和文化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像小孩子的身高是自然生长的结果，而不是家长调控的变量。家长可以提供营养，但不能打鸡血、喂激素，操控孩子的生长过程。同理，政府也不应自己动手，圈地迁人，按图造城，而应该并且只能是营造有利于城镇化的法律和政策环境。 　　回顾过去的历史，对我国城镇化贡献最大的，当属农业改革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壮大。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们解散了人民公社，打破了僵硬的计划体制，长期束缚在故乡和故土上的宝贵生产要素劳动力开始自由流动，经过乡村副业和乡镇企业，最终进入了城镇工商业和服务业。 　　农村改革的意义不仅在于为城镇经济提供低成本的劳动力，而且还在于农业剩余的大幅度增加。古往今来，世界上城市扩张的制约因素都是农业剩余，即农业产出减去维持农村人口自身所需后的剩余。我国明、清时期的城市规模小于前代的宋朝，原因就是明末的人口爆炸，在农业生产效率基本不变的情况下，可供城市人口消费的粮食减少，导致城市规模的萎缩。建国后实行至今的户籍制度，其初衷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也是限制城镇人口的增长，缓解粮食供应的压力。 　　农业改革彻底打破城市扩张的这个瓶颈制约因素，“包产到户”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民的激励机制，集体经济的“大锅饭”让位于真正的按劳分配，“多劳多得”提高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单位土地产出随之增加，在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城镇的粮食和副食供应问题，为城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农村劳动力变为多余。幸好我们在 1980 年代中期启动了城镇经济改革，快速增长的民营企业及时吸纳了农村的富余劳动力，而民营企业的发展又得益于国有经济的改革与收缩。国有企业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释放出原材料、能源、机器设备，民营企业由此在市场上获得了生产所需的投入品。在这个资源从农村到城镇、从国有到民营的重新配置过程中，既没有政府规划，也没有政策扶持和指导。政府做的只是打破计划体制，一只“看不见的手”市场无声无息而又有效地组织和协调了城镇的经济活动，价格信号指导了城乡资源的流动与组合。这里所说的价格信号不仅指企业投入和产出品的价格，而且包括资本回报率和工人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 　　在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资源必然流向更有效的地方。企业追求资本回报最大化，力图实现成本最小的投入品组合。这导致投入品的有效利用：追求收入最大化。农民一定会寻找最适合自己的工作，这意味着劳动力的有效使用。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以市场为基础的资源重新配置。自利的企业和个人无意中提高了社会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在无意中提高了城镇化的程度。“无心插柳柳成荫”，迄今为止的城镇化是谁也没有、也不可能预料到的一个结果。政府过去做的和今后应该做的是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或者更现实一点讲，起码不要为资源的市场化配置制造障碍。 　　就政府的作用而言，回顾“傻子瓜子”事件是非常有意义的。设想当初若无小平同志的过问，依照地方政府的意见，以“走资本主义道路”为名，将民营企业家投入监狱，民营企业就无法生存，而没有民营企业，进城的农民到哪里去就业呢？那时的国有企业因效率低下，处于停滞和萎缩状态，而且没有计划指标，不能擅自雇人。如果没有那时的民企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今天的城镇化率又会是多少呢？ 　　改革解放了资源和生产要素，资源与要素的自由流动导致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随着企业与人口集中到城镇地区，聚集效应越来越显著，城镇经济的效率进一步提高，而产生聚集效应的，依然是那只看不见的手。 　　 城镇的聚集效应 　　城镇与农村的区别在于聚集程度，在人口密集的城镇中，至少可以产生下列几项效应。 　　 1.  规模经济效应。企业的总成本中有一部分是固定不变的，例如厂房、设备、办公楼等。企业的产量越大，分摊到单位产出上的固定成本就越低，产品的平均成本也就越低。钢铁、汽车等资本密集型行业都有很强的规模经济效应。由于需要众多的员工，大型企业不可能建在农村，只能设在人口稠密的城镇地区。城镇因此具有规模经济效益。 　　 2.  社会分工效应。早在 200 多年前，亚当 – 斯密就以现实中的缝针生产为例，说明专业化分工可以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如果将缝针的生产过程分解为下料、成型、磨尖、钻孔、抛光等几道工序，和一个工人从事所有的加工相比，每人只负责一道工序，可增加产量数十倍。在长期的专业化工作中，技工积累了知识，不断改进操作技巧，其效率远远超过样样都干而无一精通的多面手。不仅如此，将复杂的生产过程分解为简单的工序有利于机器的应用。制造能够完成所有工序的机器，不仅设计难度大，而且成本也会很高，在单个操作工序上实现机械化就容易得多。如同企业内部的分工，社会上企业之间的分工也可带来效率的提高。 　　不言而喻，企业内部分工以工人聚集在工厂为前提，而社会上的专业化分工则需要工厂在某一地区内的聚集。毫不奇怪，历史上最早的一批工厂诞生在城市，城市的扩张又为更大规模企业的出现创造了条件。 　　 3.  节省交易成本。人口和企业的聚集缩短了企业和消费者之间、企业和企业之间的距离，降低了交通运输成本。更为重要的是，信息汇集和传递的速度在城镇地区大大加快，便利了社会的分工与协作，企业更容易发现协作厂家、客户以及所需要的资源与生产要素。另一方面，资本、土地和劳动力也更容易找到有效的用途，从而获得更高的回报。 　　 4.  技术溢出效应。企业与人口的聚集有助于新技术、新生产方式和商业模式的模仿与扩散，经济学中统称为“广义的技术溢出效应”。在我国东南沿海，可以看到相似产品和企业扎堆集中在某些区域，形成“打火机之乡”、“皮具之乡”、“电器之乡”等各具特色的产业带，就是溢出效应的具体体现。 　　 5.  启发和激发创新。人多了聚在一起，为思想的碰撞创造了机会，在相互启发和激发中产生新想法、新主意，产生创新的最初火花。创新的三要素为思想、研发和融资，分别对应高校、企业和投资基金。这三个创新的主体也聚集在城市。三者之间的密切交流与频繁互动是创新成功的必要条件，城市因此成为了创新的基地和创新企业的摇篮。 　　我们再次强调，实现聚集效应的主体是企业和城乡居民，而不是政府官员，因为官员没有积极性也不可能掌握这么详尽的信息，他们不知道哪些企业具有规模效益，不知道企业之间应该怎样分工和协作，不知道哪些企业需要什么资源才能创新成功；他们也不知道农民进城后到哪里工作才能安居乐业。这些效应是企业与个人在自身利益驱使下，由价格信号指导，经历无数次试错，通过市场上自愿交易而实现的。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需求和技术的不断变动，今天的资源最优组合和最佳聚集效应到明天就可能是低效甚至无效的了。企业和个人必须根据变化了的形势，不断地调整资源组合与博弈策略，这些实时并且往往是随机的调整更不是官员所能预见和操作的。硬要规划不可预见的未来，结果只能是空话和废话。 　　这当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政府的职责是：（ 1 ）放松管制，减少干预，促进资源的自由流动；（ 2 ）公正执法，保障市场自愿交易的顺利进行；（ 3 ）提供市场供应不足的公共产品与公共服务。围绕这三项职能，我们简要讨论几个和城镇化相关的改革问题。 　　 若干具体的改革 　　 1.  取消户籍制度，让农民工享有与城镇居民同样的社会保障和社会服务。由此而产生的公共设施与服务的投资需求，通过财政改革解决，不能以地方财政难以承受为名，继续保持歧视性的户籍制度，阻碍劳动力的流动。 　　 2.  推进土地制度改革，从确认农民土地权利入手，允许集体土地直接进入市场，取消剥夺农民的征地环节，废除“ 18 亿亩红线”，打破政府垄断，建立个人、集体、法人和政府多方参与的土地一级市场。这项改革不仅可增加土地供应，降低城镇房价，有助于城镇职工安家，而且将土地增值的一部分收益从政府转移到农民手中，使他们有可能在城里租房、买房，进入并且真正融入城镇的经济与社会。目前已有一些地方进行了改革试点，要想在全国范围推广，就必须平衡已经相当紧张的地方财政，否则就有可能因土地收入的减少而引发地方性的财政危机。 　　 3.  以节流和强化民众监督为主，平衡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财政改革的重点不是中央和地方如何分钱，而是政府和民众如何分钱，民众如何监督政府花钱。地方财政日益依赖土地收入，主要原因不是收入减少，而是支出膨胀乃至失控。 1990 年代中期实行分税制后，地方政府作为一个整体，收入并没有减少，但支出特别是投资和人员薪金的支出急剧增加，造成今天的尴尬局面。大致而言，预算内收入仅够养人，投资主要靠卖地收入。若不削减开支，强化对开支的监督和制衡，再开发多少财源也不够用，况且开源势必增加企业和民众负担。 　　 4.  减少和解除管制，取消对资源自由流动的行政性限制。一方面，放松对银行和金融市场的管制，金融机构可根据收益和风险平衡的原则，自行参与城镇化建设，政府以利息补贴等方式适当引导；另一方面，开放服务业和国有垄断行业，允许资源和生产要素自由流入，创造更多的城镇就业机会。 　　 5.  广泛吸收各种民间资金，在政府的主持下，建设公共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例如，低成本医院、中小学校、城市街道和公交，以及少量的廉租房。未来城镇民众的居住主要靠市场解决，而无法将希望寄托在政府大包大揽的保障房上。政府既无足够的资金和管理能力，也不可能预见人口流动的方向和聚集地点。保障房很可能建成没人住，而有人愿意去住的，又可能在行政性分配过程中产生大量寻租腐败。不要用新加坡或香港作为保障房方案的依据，几百万人和上亿人的住房供应完全不是一个概念。除了规模小、管理难度低，廉洁的政府也是新、港模式的必要条件。对此我们要有自知之明。 　　 6.  取消城市的行政级别，停止按行政级别分配公共资源，避免在城镇化的过程中出现超大城市。人口向首都等大城市集中的一个原因是优惠的公共资源，例如学校和医院。 　　 7.  探索新型的城市治理方式和管理体制，新体制的核心是市民广泛而积极的参与，以及行政管理的公开和透明。没有民众的监督与制衡，地方财政预算难以平衡，官员腐败和环境污染等社会公害就是不治之症。在新型的城市治理机制下，政府的职能不再是经济建设，而应转向以提供公共设施和社会服务为主。 　　资源在市场上的自由流动形成城镇，城镇聚集效应在市场上得到实现，或许用“城市化”这个词能够比“城镇化”更好地表达笔者想要传递的信息。城市由“城”和“市”组成，“市”为效率的源泉和增长的动力，“城”是经济发展的结果。当然，反过来“城”也促进“市”的扩大与效率的进一步提高。“市”的主角是企业和个人，政府仅仅是“城”的守夜人。只讲“城”不讲“市”，就抽掉了城镇化的精髓。依靠没有“市”的“城”维持经济增长，那是将城镇神化，一个美好却无法实现的城镇神话。        （来源：经济观察报）

把城镇化当作救命稻草，其实它不是。城镇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而不是一个经济政策，你可以把城镇化当成一个经济政策来拉动内需、来刺激投资，完全理解错误。城镇化是经济逐渐发展的一个自然结果。 　　你想像一下，改革开放初期我们的城镇化率大概是到不到20%啊，大概也就是20%左右，去年官方数字城镇化已经突破50%了，30个百分点的城镇化率的增加，你回忆一下政府出台过什么政策吗？没有，有规划吗？没有，有配套政策吗？没有，有学者讨论吗？甚至都没有。为什么城镇化从20就上到50了呢？ 　　实际上城镇化是无心插柳柳成荫，更多的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原因，政府不可能用城镇化当灵丹妙药来解决经济中的问题。 　　对于中国城镇化的提高两件事是至关重要的，第一件，农村改革，第二种，民营经济的发展，两件事提高了中国的城镇化。城镇化作为农村改革的一个结果，作为民营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出现的。 　　农村改革的意义在什么地方呢？农村改革的意义就在于把农民从僵硬的计划体制下给解放出来了，解放出来了以后，劳动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生产要素可以开始自由流动，所以城镇化的前提是什么？城镇化的前提是资源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还在计划体制下城镇化是提高不了的，因为农民被这个计划体制死死的拴在土地上，死死的拴在他的家乡，他动不了，不允许他到城里去，他在城里没法谋生。一个农村改革，农民开始自由选择行业了、选择工作了。不会被拴在土地上了，而且因为劳动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也提高了。 　　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于计划体制下这些资源都被固定在这个地方、那个地方，不能发挥他最大的效用，把他打破了以后这些资源开始自由流动，自己去配对，资源的流动，寻找更高效率的地方，城镇化就这么起来了。 大城市病根源在于公共资源分配不合理 　　资源更大程度、更大范围的自由流动，这一次的自由流动不光是允许农民自由流动，那就要取消户籍制度，现在农民进城以后很多的社会服务他没办法享受，现在的自由流动不光是农民，土地也要自由流动，所以土地制度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现在国进民退，民营经济发展不了，国有企业能再吸收一两亿农民工吗？行吗？你自己算算，我们民营企业在GDP中的比重虽然是50%，但是他就业的比重75%以上，75%以上你要明白。 　　所以农民进了城以后，你要想让他住下来，我们现在讲首先第一步解决现有农民工变成居民的问题，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才是更多的农民进城，他的工作在什么地方？你要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你要，让他有更高的收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收入就要求资源产生更高的效率，而更高的效率来自于市场上的这种重新的组合，更加自由的流动。所以不光是农村劳动力，农村的土地也要自由流动。 　　取消户籍制度有一些现实的困难，比如说取消户籍制度以后，我们可以想像的，北京这个城市砰一下就要膨胀多少，但是你问一问，为什么北京会变得这么大？为什么大家都往北京跑？为什么？你得问问这个问题，因为北京不公正的享受了更多的公共资源，这是公共资源分配上的不公平造成的，大家全往北、上、广跑，特别是往北京跑。 　　有人担心超大城市的出现，如果大家全自由的话，他们不去研究一下超大城市的根源在什么地方，发展中国家首都经常成为巨大的贫民窟，为什么？因为首都享有特权，发达国家的首都都是小城市，发达国家不是往华盛顿跑的，他往纽约跑，纽约不是首都，你老用户口把人挡在外边，你就没有想到为什么人家打破脑袋也要进来。这个问题如果要从根源上找的话，是可以想办法解决的。 　　第二，跟着的就是担心向城市集中之后公共服务跟不上，地方财政没有这个财力。地方政府的财力完全是够的，问题是现在他们没有用在正道上，地方财政的支出现在大头两个，一个叫投资，一个叫养人，你看他养了多少人，他永远钱不够用。你要不大规模的去裁减冗员，地方财政、公共服务、公共设施永远钱不够，在市场经济中政府为什么要做投资主体呢？不应该做投资主体啊，你建那么多大桥、你建那么多机场。这是因为我们政府的职能没有正确的去界定，所以财政老觉得公共设施、公共服务不够，钱不够，他公共设施、公共服务钱为什么不够啊？因为在那方面花钱他没积极性，他花钱的积极性在大投资项目上。 政府对土地财政依赖像吸毒不戒毒无解 　　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在地方财政的收入这一端，刚才我讲的是支出这一端。土地制度的改革最困难的就是地方政府对土地卖地收入的依赖，已经到了像依赖毒品的地步了。你把土地财产拿掉，很多地方政府立即过不下去，财政改革迫在眉睫，你不改革财政什么城镇化，你改革财政就是为了创造资源更加自由流动的条件和环境，城镇化才能起来。只要资源一开始流动以后，他往哪流、流多少你不用管，市场全给你解决了。 　　我强调资源的自由流动，这两个改革都是很关键的改革。（这两个改革背后深层次的原因）是改变目前的利益格局，是要动政府的奶酪，所以非常困难，你要想动政府的奶酪你试试看。 　　这样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你不是从市场化的改革，你不是看我们国家城镇化怎么发展过来的，而是抱着过去几年间这种政府操办的思路去做，会产生什么结果？会第一，使城镇化举步维艰，城镇化做不到。为什么？基础设施的投资我问问你钱从哪来？ 　　财政现在已经非常紧张了，现在财政的情况，中央财政还有一些余力，地方财政非常紧张，地方财政如果不紧张的话，他不会死死地捏住土地财政的，而城镇化又要动土地财政，你不是自相矛盾嘛。地方财政如果没有钱的话，他只能够去吃银行。 　　4万亿政府花钱是不讲效率的，到最后我们中央政府监管当局都感到这个东西这么弄下去有问题，所以禁止向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融资，禁了一阵又禁不了，为什么啊？一禁来以后GDP就掉下来了，所以他现在已经形成对鸦片的依赖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都要戒毒，不戒毒这个局没解。 　　保障房将来有很大的问题，保障房的地段稍好一点的就变成了寻租工具，而保障房那个地段不好的将来是空城，没有人去，资金怎么回收？你如果是用银行贷款做的资金怎么回收？政府去建的保障房，他怎么能够知道这个劳动力是怎么流动的、是怎么分布的，哪些地方建的房子可能有人，哪些地方建的是没有人住的，这都是在市场上经过不断的试错，有多少地产开发商去做市场调研等等，最后他才能够知道我这个楼盘盖在什么地方，因为我要赚钱啊，政府不管，必须保障房多少套盖起来，我找个地方盖起来，完成任务再说，将来有没有效益不管的，你看保障房将来全是问题，你还想更大规模的搞这种东西，中国的基础设施已经过剩了你再怎么投。 （新浪财经采访）

         经济转型需要傻一点的政府。政府太聪明后，天天算计企业。企业被搞得痛不欲生。凡是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政府都是比较傻的，政府比较聪明的地方，经济发展不起来。      我对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一点疑问都没有。我的学生都是企业家或者是企业里面做管理的。中国的企业家资源是最丰富的，世界上罕见的。      在广州、广东可以找到粤商，福建可以找到闽商、往上有浙商、苏商、徽商。企业家的资源丰富，从三十年的改革开放看，只要我们放手，让企业家创造，他们可以适应市场上多么严峻的挑战，我一点都不担心。      我担心的是政府，担心的是特别聪明的政府，政府不要说给企业营造良好的环境，现在干预之下，企业的经营环境没有在改善，是在恶化。恶化在什么地方，跟我们讲创新和转型是非常有关系的。　　     第一个是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保护只是产权保护的一种，我说的是更为宽泛意义上的产权保护。你要让我们的企业家能够安心在这块土地上经营下去，不要让它一天到晚提心吊胆，要用法律的形式做出可信的承诺，要让企业感觉到。我的财产权是受到保护的，他才能够在这里安心的经营下去。如果要重庆事件重演或者是在其他的城市发生，哪个企业家可以在这里安心的经营下去？如果不能安心地经营下去，转什么型，根本不考虑长远，就考虑今天可以赚两个钱就可以了，明天不知道怎么回事，明天来一个打黑或者是黑打，财产没收，莫须有的罪名抓进去，怎么可能有长期的打算，从而经营自己的资产，会是另类的转型。      我现在已经看到另类的转型越来越普遍，另类的转型是什么，就是移民，这也是属于转型。企业家跑了，不好玩了，为什么，因为规则是怎么回事，我说不清楚了，感觉到不安全了，不仅仅是企业家移民，高薪白领都在移民，政府要考虑产权保护到底是怎么样去做。      第二个转型是不健康的转型，但是我不责备企业家，我责备政府。纷纷放弃实业，转向投资，不做实业了，没有办法做了，太辛苦了，工商税务、计划生育、环保、街道，一天到晚来骚扰，我实在是无法应付，算了吧，我做投资，这样轻松一点，让别人处理这些头痛的事情。特别是现在经济增长速度放慢，税收要完成有困难，于是各地的税务主管部门翻箱倒柜，掘地三尺，查祖宗三代，欠税补交，这还说得过去，还要借税。这么折腾的话，怎么能让这些企业家有安全感，怎么能让这些企业家能够安心在这里经营下去，所以我说产权保护是当务之急。      产权保护中涉及到创新的，有知识产权保护，就说到司法机构，我们的司法机构现在怎样的情况，民谣中说的，“大盖帽，两头翘；吃了原告吃了被告。”政法不分，司法不独立。不独立的司法，你让大家到哪里去找公正，到哪里找正义？司法体系能够维系正义，一定是独立的，独立于政府，独立于企业。现在企业打官司，打的结果是什么，政府在后面，政府在法官后面，法官判决不是根据市场来的，而是根据政府领导的意思来的。这样的话，我们怎么办，司法不能保护产权，不能够保护知识产权的话，谁去创新，谁都去偷，偷了吃官司没有关系，可以找政府摆平，结果大家都没有创新的积极性。大家都去偷，偷的结果就是没有人做原创，你的创新就没有了。      （此为2013年3月31日在第二届岭南论坛上的演讲，来源于财新网）

　　改革思路需要调整一下，应该是基层创新和顶层的总结与推广相结合，而不单纯依靠顶层设计。 　　金融不能沦为政策工具 　　好在2000年前后搞了银行改革，否则的话，银行体系无法承受“4万亿”和“4万亿2.0”的重压。 　　过去我们一直强调政企分家、政金分家，但实际发生的与之相反，政府、金融机构和企业在国进民退大趋势下越走越近。以“4万亿”为代表的财政刺激政策大部分都货币化了，真正的财政投入不到2万亿，政府和国企的投资项目主要靠银行贷款，由金融机构出钱。在拉动内需以及产业政策的强力影响下，金融机构的独立性受到侵蚀，独立评估风险和收益的能力、根据风险和收益的平衡选择项目的能力不断降低，为政府的拉动内需和扶持重点产业服务，金融机构再次沦为政策工具。 　　不仅是信贷、保险、资本市场，货币政策实际上也以稳增长为唯一目标。货币政策目标的官方表述虽然是多重诉求，例如稳增长、调结构等等，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最硬的指标还是GDP增长，而且货币供应作为总量政策，不具备调整结构的作用，结果就是为了保增长而继续发钞。 　　为了保增长，2009年前后的货币政策说是适度松宽，哪里是适度？分明是极度松宽，极度松宽的货币政策所带来的危害不仅是长时间的通胀压力，现在大家在菜市场、在超市里感觉到的通胀，和公布的CPI数据有不小的出入。更严峻的挑战是，由于长时间的低利率政策，造成了市场资金成本的扭曲，直接助长了一大批低效甚至无效的项目上马，这为中国经济埋下了很大的隐患。 　　第一次货币和信贷的极度放松在2009、2010年，第二次放松就是民间盛传的“4万亿2.0”版。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金融而不是财政，再次充当了主要的资金供应渠道。如果我们回顾一下社会融资总量对GDP的比率，2012年只比高峰期的2009年略低一点，当然，这一次主要是通过资本市场直接融资，而不是银行贷款。 　　自金融危机以来，金融体系的发展，我个人认为是处于一种倒退状态，结果造成整个金融系统风险的上升。2000年前后我们花了那么大的力量进行银行改革，这个成果在这几年中基本消耗殆尽。现在回过头来想一下都后怕，幸好2000年前后搞了银行改革，否则银行体系无法承受“4万亿”和“4万亿2.0”的重压。 　　首先要把坏账规模搞清楚 　　我不认为中国会出现欧洲那样的债务危机。 　　金融倒退给本届政府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如果要推进新的金融改革的话，首先要处理的便是历史遗留问题，具体而言就是金融体系中的坏账。坏账虽然眼下看不到，但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每一轮投资高峰之后，都会有大量的银行坏账出现，没有一次例外。 　　上一次的大量坏账是1993、1994年投资高峰中形成的，拖延到了1990年代末，实在拖不过去了，中央领导同志讲：一想起银行坏账，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在2000年前后我们搞了银行改革，清理银行坏账，充实资本金，国家补一部分，央行拿一部分，国有银行上市，社会融资解决一部分。这次拉动内需的投资狂潮之后，可以想象，必然产生大量的银行坏账，本届政府必须要处理这个问题，拖延、应付是过不了这一关的。 　　坏账什么时候开始显现？有两个可能的触发因素，一个是经济增长继续放缓，企业经营状况恶化，现金流紧张，还款困难，坏账就冒出来了。实际上2012年的上半年已露端倪，但是2012年下半年的再度松宽把这个问题暂时掩盖了。第二个触发因素是房地产市场的调整，以及和房地产关联度非常高的地方财政。现在我们的政策相互矛盾，竭尽所能地打压房地产市场，但如果打压政策奏效，对金融体系意味着什么？如果房地产市场真的崩盘了，地方财政承担得了吗？ 　　执行“4万亿”政策以来，地方政府到底借了多少债，谁也说不清楚，目前披露的官方数据只有一个，那就是2010年底出自国家审计署的数据，是10万亿。但历史经验证明，这只是一个下限。我本人在下边做调研时，非常关注这个问题，碰到地方政府的财政官员，总要了解他们到借了多少债，到现在为止也找不到准确的数字。粗略的印象，在经济和财政状况较好的东南沿海，地方政府的负债大概是两倍于全年的财政收入。如果按两倍计算，2012年各级政府的财政总收入大约10万亿，10万亿乘以2就是20万亿，那就是国家审计署数字的两倍。最近看到一个半官方数字，是前财政部长项怀诚在博鳌论坛上给出的：政府负债30万亿。国外有研究机构估计，各级政府负债加总有可能高达GDP的100%，这个估计不是很离谱。2012年GDP50万亿，如果政府负债是项部长所说的30万亿，那就达到GDP的60%-70%了。别忘了，还要包括或有负债，也就是地方政府担保的负债。 　　很多地方政府的债务用土地抵押，房地产市场一旦垮下来，土地卖不出价了，怎么还债呢？政府还不了的债不就是银行的坏账吗？现在金融机构看到土地抵押和政府担保就放贷，认为是优良资产，有没有想过，谁来担保地价和地方财政呢？所以我们说，金融的系统风险在上升。 　　最近记者问新上任的财长，地方政府有没有可能发生债务危机。他说先要调查，了解清楚现在地方政府的债务规模到底有多大。这是很务实的态度，先搞清问题，再想办法解决。政府借了多少钱，违约的风险有多大，为了避免违约，需要多少资源投入。所以新一届中央政府在谈金融改革前，一定要做的事就是清理坏账。也许我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希望没有这么严重，但真不可掉以轻心，先把问题的规模和性质搞搞清楚。 　　债务不可怕，可怕的是借钱投了没有效益的项目，“4万亿”和“4万亿2.0”的项目有没有效益？看看高铁、城市地铁、机场、光伏、钢铁、有色金属、海运，没有理由感到乐观。 　　坏账现在从金融机构的报表上还看不出来，因为“发明”了各种各样的做账方法，不是直接改数字，而是找“影子银行”、“影子金融机构”，联手操作。一笔贷款到期，债务人没钱还，监管规定不准展期，眼看要变成坏账，但临近年底，银行有KPI考核，坏账超标拿不到奖金。于是找个中间机构，做个高息的过桥贷款，还了银行的钱，明年开春银行再放款给这客户，还中间机构的钱，坏账就这样被掩盖起来。报表上的数字你敢信吗？我是不敢。 　　即使政府负债已经达到了很高的地步，起码30万亿，像项部长讲的，或者高达GDP的100%——50万亿，我也不认为中国会出现欧洲那样的债务危机。政府负了很多债，它也有很多资产，不行就变卖资产吧，反正政府也经营不好这些资产。但是这一次变卖资产会比较难，经济下行时的资产价格可不比繁荣期，打对折、腰斩很正常，而且这些年国进民退，民间敢不敢买也是个问题，搞不好扣上“侵吞国有资产”的帽子，既有政治风险，也有法律风险。 　　顶层放开+基层创新 　　不靠顶层设计，顶层放开就行了，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都是先由基层创新开始。 　　清理坏账之后，第二件事是金融的市场化改革。近年来逐渐扩大债券市场的方向是正确的，提高直接融资的比重。但是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扩大直接融资的同时，要强化预算约束，我们现在只提扩大直接融资，不提强化预算约束，一旦市场上出现违约，到头来又是政府兜底，这样的债券市场是没有用的。如果政府兜底，市场的定价机制和惩罚机制就全被破坏掉了。你必须要让投资者为他的错误决策付出代价，必须要用破产惩罚债务人，市场的定价机制和约束机制才能够发挥有效作用。要允许债务违约，这个市场就不会起到设想的作用。要严禁政府兜底，特别是为国企兜底，严禁违约时由政府埋单，否则扩大市场也没用。 　　关于证券市场，我认为应该继续上一届证监会主席所推进的市场化改革方向，减少审批。上届主席上台伊始就放出一句话，IPO能不能不审呢？当然不必审，但后来就无声无息了。要放松对证券市场的管制，监管以信息披露为核心，而不是具体的管理。新主席说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这是令人鼓舞的。 　　对于PE（私人股权投资）、VC（风险投资）基金，同样也要减少管制。实际上，PE不需要监管，PE是私对私的事，你管得着吗？管的目的说穿了就是为了雁过拔毛，为寻租创造机会。银行也是同样，民营银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他自己掏钱办银行，风险意识比你强多了，你没必要管那么严。 　　顶层少管，少设计，因为顶层设计往往不靠谱。中国的经济改革从来不是靠顶层设计——顶层只要放开就行了，而是由基层创新开始的，靠诸如小岗村的农民、创办“傻子瓜子”的年广久、民营企业家。然后，中央把基层的创新合法化，作为政策来推广。自己闷在办公室设计，设计出来的东西拿到市场上一定碰壁，因为政府经济官员不在市场上操作，很多情况预料不到，看上去一个周全的方案，到现实中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的经济改革思路要调整一下，从顶层设计逐渐地转向更多地依靠基层创新，基层创新和顶层的总结与推广相结合，而不单纯依靠顶层设计。 　　能不能把一行三会划归人大？ 　　央行越独立，越能有效控制通胀。 　　最后谈谈货币政策方面的改革，这就是增加央行的独立性。 　　世界各国的实证经验表明，央行越独立，货币政策越有效，也就是控制通胀越有效，央行独立性和通胀率高度负相关。政府永远追求GDP高增长，高增长才能搞就业，才能得到选票或者民众支持。央行如果不独立，政府就要让它发钞票，刺激增长，结果当然是高通胀。这不是什么新主张，而是国际上的共识，本届政府应该认真考虑，提高央行的独立性。 　　我们的央行干脆是内阁的一个组成部分，直接听命于国务院总理，这样的央行无法执行独立货币政策。要提高央行独立性，能不能把央行划归全国人大，央行对全国人大负责？其实不仅仅是央行，金融监管当局也应该是独立的， 而不是政府的一部分，把一行三会统统划到人大去。监管机构从属于政府，会带有很多社会目标，成为政府执行政策的工具，而不能把精力集中到市场规则的制定和市场秩序的维护。我前面提到的金融倒退，政府、金融和企业不是逐渐地分离，而是越走越近，和我们的监管体系直接相关。 　　在金融改革中，重塑微观机制比宏观层面上的调整更重要，厘清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政府和金融的关系、金融和社会稳定的关系，做到这几个方面的分离。最近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提到政企分离、政府和金融分离，下一步要研究怎么落实。 　　来源: 南方周末（2013.5.3）

(摘要：如果看一下中外历史、看一下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马上就可以知道把城镇化当成灵丹妙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来推动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这本身是很荒诞的。如果这样执行下去的话，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失误。 从世界上来看，“城镇化”其实应该叫“城市化”。“城市”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城”，一部分是“市”，这两个词很形象地说明了城和市之间的关系。城就是城墙，是硬件，市就是市场，是软的，是看不见的。) 许小年做客共识网（主持人邵梓捷） 主持人： 近几年来，城镇化成为新的国家级大战略，造城运动大有愈演愈烈之势。伴随而来的是此起彼伏的旧城改造、新城扩建乃至圈地运动，对此有人欢呼，有人窃喜，有人忧心。 户籍制度如何突破，拆迁征地难题如何破解，城镇化究竟能不能拉动新一轮经济增长，政府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扮演何种角色？城镇化应该作为提振经济的工具吗？如何防止资本和权力上下其手？未解的疑惑太多。我注意到，许老师最近关于这个话题，写了一篇《城镇化或城镇神化？》的文章，那么在这里能不能谈谈当时是出于什么样的动机创作这篇文章的呢？ 许小年： 自从政府提出将城镇化作为一种工具性的政策，以推动中国经济的下一阶段发展，媒体上就开始出现大量的文章和观点。本来已经不想写这方面的文章，可是觉得误解太深，以至于到了闹笑话的地步，不澄清一下实在说不过去，所以就写了这篇文章。 现在社会上存在着各种各样的误解，主要问题就在于把经济发展和城镇化两者之间的关系搞颠倒了，或者说把整个关系搞错了。城镇化和经济发展应该是互为因果关系。经济发展可以推动城镇化的提升，而城镇化的提高确实可以促进经济发展，所以是一个互动的过程，但这个互动过程却被说成是单向的从城镇化到经济发展的过程。如果看一下中外历史、看一下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历史，马上就可以知道把城镇化当成灵丹妙药，作为一种政策工具来推动下一阶段的经济发展，这本身是很荒诞的。如果这样执行下去的话，有可能会造成重大的失误。 从世界上来看，“城镇化”其实应该叫“城市化”。“城市”是由两部分组成的，一部分是“城”，一部分是“市”，这两个词很形象地说明了城和市之间的关系。城就是城墙，是硬件，市就是市场，是软的，是看不见的。 当然与中国情况不太一样，欧洲、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希腊文明发展起来的时候，都是先有市，后有城，城市是从贸易通道上的枢纽发展起来的，首先是作为商品的集散地，先有交易，有市场，商人赚了钱，就有人要来抢，于是就建一道城墙把这些商人保护起来，所以是先有市后有城，没有市就没有城。中国的城市不太一样，中国的城市最早是作为军事要地和政治统治中心发展起来的，周武王灭商以后分封诸侯，每封一个国家，诸侯都要建都，都城当时是军事要塞，是政治中心、统治中心。所以中国的城市发展和世界其他文明有些区别。历史上看城市的发展，我想强调的是先有市后有城，先有市场后有城墙。 回顾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如果按照官方的统计指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算，1978年的时候城镇化率大概不到20％，到去年突破了50％。这三十年过程中我们自己回忆一下，什么时候提出过城镇化的政策？出台过城镇化的规划？什么时候政府有意识地去扶持了城镇化？没有，为什么城镇化就到了50％了呢？ 因为改革开放使得中国的经济得到了很大发展，城镇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并非原因。作为结果的一个经济现象，如果把它当成经济政策来大加提倡，甚至当成救命稻草，就是和历史进程相冲突的。先有经济发展、市场的发展，才有城镇的发展。如果这一点搞不清楚，以为城镇化一提高，经济就发展了，就会搞新的圈地运动，新的拆迁浪潮，把农民圈上楼去。农民吃什么、喝什么？到哪里工作，收入在哪里？……没有产业和市场的支持，没有经济发展，农民的生活问题都解决不了，哪里来的城镇化效应？这种一厢情愿的政策幻想，缺乏最基本的历史观，缺乏最基本的经济发展的常识。这种政策如果不及时澄清，会造成资源大量的浪费，而且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所以这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主持人： 我能不能理解为城镇化过程是发生着的，而不是像政策一样被制造的。 许小年： 可以这样理解，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自然的过程，而不是政府去揠苗助长。 主持人： 现在政府大力提倡城镇化，是不是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可以发展城镇化了呢？ 许小年： 我觉得这个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一系列误解，它还是认为城镇化是它可以掌控的政策工具，它可以像揠苗助长一样把庄稼拎起来，主要是根深蒂固的误解和对政府行政权力的迷信造成的。 主持人： 许老师的意思是，现在我们还不具备大力发展城镇化的条件？ 许小年： “大力发展城镇化”这个提法本身就是错误的，讨论它干什么？就像我们讨论现在是不是可以揠苗助长，你为什么要讨论这个问题呢？怎么讨论揠苗助长的问题呢？ 主持人： 有网友问，究竟是谁规划了城镇，是政府还是个人？ 许小年： 谁都规划不了，市场决定的。从1978年的不到20％的城镇化到今天的50％的城镇化，谁做规划了？谁来主导的？政府、农民、城镇居民？谁也没有，不知不觉中城镇化就超过了50％。这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就像庄稼生长一样，你说谁做主导了？庄稼生长如果硬要说谁做主导的话，上帝做主导，自然做主导。 城镇化不是下一个“四万亿”计划的可用替代品 主持人： 也有网友问到“城镇化率”，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的城镇化率已经超过了50％，想问许老师，这个数字有什么指标性意义吗？ 许小年： 照字面上理解，城镇化率就是城镇人口对总人口的比例，但是这个50％有一些扭曲因素，因为它包括了1.6-2亿的农民作为城镇人口。如果扣除1.6-2亿的农民工，我们的城镇化率大概只有35％。这个指标本身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政策含义，你们家小孩长到一米还是一米二，有什么含义吗？没有什么含义，只能说我们城镇化的潜力还非常大，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城镇化”政策出台的背景是什么呢？在金融危机之后，政府启动了“4万亿”的财政刺激政策拉动内需，这个4万亿产生的负面效果现在已经充分体现出来了，批评、否定“4万亿”的人越来越多。我最近看到中央在讨论经济形势的时候，基本否定了进一步出台刺激经济政策的可能性，我认为这是正确的。因为这种揠苗助长式的“4万亿”，对经济所带来的后果非常糟糕。 如果政府不再出台“4万亿”了，拉动内需靠什么呢？这就想到城镇化了。 因为城镇化有两个数字对政策制定者非常具有吸引力，一个数字叫做“城镇化可以拉动城镇基础设施投资40-50万亿”。这个“40-50万亿”什么概念？相当于去年全年GDP，这个数字非常诱人，但他们从来没有想过钱从哪儿来，这是做梦，但不是中国梦，是白日做梦。 还有一个数字看上去非常有吸引力，叫做“城镇居民的人均消费是农民的3倍”，一看到这个数，马上兴奋了，像打了鸡血一样，说这么好啊，我把农民赶进城里，他的消费立即就是以前的3倍，不仅能靠消费拉动内需，而且还能调整经济结构。因为学者一直批评中国的经济结构，投资太重，消费太轻，城镇化提高了不是消费比重就上去了吗？他在做这两个梦。 为什么不是中国梦而是白日做梦呢？就是因为40万亿基础设施的投资，钱从哪里来你没有告诉我。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的确是农民平均消费的3倍，那是有大约3倍的收入做支持的，再问为什么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的3倍呢？因为城镇居民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民的3倍，这3倍的劳动生产率又是从工商业来的，但是工商业在什么地方啊？你把农民圈到楼上去，工商业自然就在它周围形成了吗？你做什么梦呢？所以首先要发展产业，要发展工业、发展商业，发展比农业效率更高的行业，农民进城以后才能就业，才能赚到3倍的工资，才能有3倍于农民的消费。基本的常识都没有，所以说是在那儿做梦。 主持人： 有网友问，城镇化本质上是不是圈地运动？ 许小年： 很多地方政府在想圈地运动，在想造楼运动，我们所理解的正确的城镇化绝对不是圈地运动，我们所理解的发展经济的办法根本就不是城镇化，城镇化根本不应该拿出来讨论。 过去三十年间，对中国城镇化促进作用最大的是什么？是两项“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改革。第一是农村改革。农村改革对城镇化有什么意义呢？农村改革包产到户，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提高，结果就是使得农村的劳动力变成了剩余劳动力，这部分剩余劳动力离开了土地和农村，这才开启了中国城镇化的进程。如果不能把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从人民公社、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就没有中国的城镇化。 城镇化仅有剩余劳动力还不行，农民离开土地以后去哪里就业？刚开始农民是到乡镇企业，做农产品加工和手工业产品，然后又从乡镇企业到了城镇，到了城市里，那是1980年代的中期，正好我们在城镇推进了经济改革，以民营企业为代表的新的经济力量成长起来了，吸收了从农村游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农民到了城里以后才能找到工作，才能有收入。所以对中国城镇化的进程起到最大推动作用的一个叫“农村改革”，第二个叫做“以民营经济的发展为代表的城镇经济”，城镇化只是这两项改革的结果。 市场聚集效应的形成不能靠政府规划 主持人： 您刚才说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之间是一个互动关系，并且谈到了经济发展对城镇化的作用，那么，能不能再说说城镇化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呢？ 许小年： 就是城镇化怎么能够促进经济发展？为什么城镇居民的收入是农村的3倍，或者说为什么城镇居民的劳动生产率是农民的3倍？城镇经济的效率是从哪儿来的，这个问题没有人讨论，没有搞清楚城镇的经济效率为什么比农村高，还以为政府在那儿搞搞规划，大城市群一建立，效率自然就提高了。 城镇经济、工商经济的效率从哪儿来？我们归纳为聚集效应。 聚集效应说起来很多，第一叫做规模经济。举个例子，比如农村是各家各户自己做饭，城里人现在很少一天三餐都在家吃，起码中饭不在家里吃，有的时候晚饭也不在家里吃，他可以去饭馆吃。你问一下为什么农村没有饭馆？为什么农民不去饭馆吃饭，一天三餐都自己做。因为一个村子一、两百户人家，养不活一个饭馆，饭馆的营业需要一个最小规模，需要一个最小的人口规模，比如说需要一千人，把这一千人的中饭包下来这个饭馆才能挣钱，所以我们把它叫做规模经济。聚集到城里就不一样了，一条胡同里就有十万人，一条胡同里就可以开好几个饭馆。饭馆的菜饭花色品种多，效率高成本低，因为它可以批量生产。 有了规模经济，另外一个经济效应也就随之出现了，那就是分工效应，你自己做饭当然没有专业的厨师做得好，历史上自给自足的经济逐渐向专业化分工的经济发展，这种分工效应，亚当·斯密最先观察到并且最早给予阐述。亚当·斯密举的例子是缝针的制造，一共有五道工序，下料、成形、打磨、钻眼，抛光，让一个工人做这五道工序，和把这五个工序分解开来让每个人专门负责，相比较劳动生产率可以提高十几倍甚至几十倍。为什么？专业化分工可以形成知识和技能的积累，就像你做媒体、我做教育一样，你让我既做媒体又做教育，变成通才，样样通，样样松，什么都干不好。分工、专业化以后你才能做好媒体，我才能做好教育。 但是，专业化分工要有一定的规模，如果没有一定规模，就没有办法进行分工，只有在人口多的地方才能实现社会分工的进一步深化和进一步的细化，从而提高效率。所以人口在城市聚集后，社会分工、专业化程度能够进一步提高，这是聚集产生的第二个效应。 第三个效应是降低交易成本。首先运输成本节省了，专业化分工，企业把很多生产加工的工序外包出去了，甚至零件、部件都外包出去了，如果我们彼此离得太远，显然运输成本太高；如果我们聚合在一起，都在北京周围、或都在上海周围，运输成本就降低了。交易成本中不光有运输，还有信息成本。企业彼此离得很近，我想做一个零件，把它外包出去，周围跑一跑，看几家工厂马上就知道哪个工厂可以给我做这些零件，哪些工厂不能做。如果企业散布在全国各地，交易成本、信息成本就非常高。美国最初开始工业化的时候，企业为什么会在五大湖附近扎堆？就是因为五大湖像海洋一样，极大降低了运输成本。所以那些企业都聚集在五大湖附近，分工协作方便多了。 聚集在一起还会产生技术的溢出效应。你在这儿做共识网，那边有一个创业者看了看你的网站，觉得不错，他就模仿你又做了一个媒体网站。人聚在一块互相学习，使得新的技术能够很快的传播，这叫做技术的溢出效应。你看网络公司为什么基本都在北京呢？为什么在东南沿海有玩具之乡、塑料之乡、鞋袜之乡，为什么都扎堆？原因就是溢出效应，在学习新的技术、新的商业模式，在模仿别人的产品的时候，这个效应就出来了。如果你离得很远，老死不相往来，就没有学习模仿效应。这种产业的聚集效应都发生在城镇，不可能在农村，彼此相距太远就不可能发生。 还有一个效应是创新效应。就是思想的碰撞、激发，这也一定是在人多的地方，写小说可以躲到乡下，但是搞创新一定要在人的学习、争论、竞争的环境中才能产生出来。所以创新都是在城市里，思想碰撞产生的创新。 所有这些效应加总起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城市经济要比农村经济更有效，为什么城镇居民的收入比农民更高。 所有这些效应靠什么实现？靠政府规划和政策吗？不是的，靠企业和个人在市场上摸索，实现这些效应的信息分散在市场上，分散在个人的头脑中，分散在企业、社会的各个角落中，没有任何人有可能把这些信息都放到自己的计算机里，制定出一个完美的规划来，不可能。分工协作关系、产业聚集、交易成本的降低，都靠企业自己在市场寻找，经过多次的试错，指导企业的主要是价格信号而不是政府规划。所以我们讲城镇化对经济发展能够起到推动作用，但这个推动不是政府的有形之手，而是市场看不见的手。 强势政府必然造就大城市病 主持人： 有人说，如果大家都往城市跑，就会出现“大城市病”。在这个背景下，户籍制度一旦被打破，教育、社保和公共资源等领域都会随之出现很大的问题，您怎么看？ 许小年： 你首先要问一下大城市是怎么形成的，大城市病是怎么出现的？大城市病是公共资源分配的不均匀造成的。为什么大家都往北、上、广跑？为什么都要进大城市，使得这些城市膨胀越来越大，现在北京已经到了六环了，什么时候出七环、八环？不知道。原因就是公共资源优先向大城市配备，歧视中小城市。 我们的城市是分行政级别的，首都直辖市是一级、省会城市是一级，剩下的我们叫做三、四线。公共资源的配置和行政级别是一起走的，因此直辖市的公共资源配备最好，人们就往北京、上海、天津涌，包括后来新的直辖市重庆。接下来就涌入省会城市，北京的中小学教育质量、北京公共医疗服务，尽管大家都有意见，可是比起其他城市还是最好的。 在北京找工作也相对容易，为什么？因为这里聚集着世界上最庞大的官僚机构，聚集着世界上最庞大的政府企业群，这里还集中着全国性的资源配置权力。有一句话叫“跑部钱进”，你只有跑部委，钱才能进来，北京掌握着资源配置的权力，全国各地的人都必须跑到这里来才能够得到他想要的资源。你想一想围绕着权力配备资源能够产生出多少工作，能够产生出多少需求？吸引着大家往这里跑。 所以，这种大城市病本身是体制性的，你要想解决大城市病，必须解决按照行政级别配置公共资源这样一种做法，将公共设施与服务和行政级别脱钩，地方有财力就多建一些医院和学校，不用管什么级别。在目前的体制下，北京肯定是超大城市，现在大家谈论说什么时候出现1亿人口的城市，按照目前这种状况，很有可能啊。大城市病是表象，根源在于高度集中的行政体系。 主持人： 我们国家现在所谓倡导的城市化有一些人觉得是照搬日韩模式，您觉得日韩现在是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吗？ 许小年： 我觉得模式没有照搬不照搬的问题，我们的城镇化率从20％上升到50％没有搬任何一个国家的模式，而是经济发展、制度体系的一个结果自然。我认为在发展模式上也不存在什么照搬问题，为什么西欧和美国没有大城市病？美国最大的城市不是华盛顿，是纽约，是商业城市。为什么？因为纽约经济发达，市政府有钱，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就比别的地方好，所以大家自然就跑到那里去了。华盛顿是一个政治城市，工商产业不发达，人家去哪儿干什么？所以华盛顿不是最大的城市。 在很长时间里，德国最大的城市不是首都波恩，两德统一以后柏林才是首都；澳大利亚最大的城市也不是首都堪培拉，而是悉尼，但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堪培拉在什么地方。大城市、超大城市的出现是在东方，在新兴市场国家，是因为这些国家的政府太强大，政府能够配置公共资源，它当然要为自己配备最好的公共资源。东京越来越大，这就是强势政府的结果，凡是一个国家的首都是最大城市，说明这个国家的政府手太长，权力太大。本来大阪是很大的城市，现在工商业中心大阪在萎缩，政治中心东京在膨胀，正因为东京在膨胀，所以日本经济箫条二十年。如果日本想从经济衰退中爬出来，他们需要思考一下如何停止东京的膨胀，如何减少日本政府对经济的干预。 主持人： 回过头来，我们再聊中国的城镇化问题，许老师前边讲的，是不是可以概括为要想中国的城镇化发展得好，就应该控制住政府那只手？ 许小年： 是这样的，政府越小，对经济干预越少，经济发展得越快，城镇化也就发展得越好。 主持人： 现在还有一种城镇化的学说叫做小城镇化，您怎么看待小城镇化呢？ 许小年： 我还是那个观点，如果城镇的发展是作为经济和市场发展的一个结果，做太多的规划没有意义，确定太多的所谓城镇化发展战略没有太大的意义，这不是我们应该讨论的问题。我们讨论的是结果还是原因？应该把重点放在哪里？我还是希望能够更多的讨论原因，而不是到这个原因已经形成结果了，然后再聚焦在结果上，说这个结果好还是那个结果好，那时候已经太晚了。 主持人： 应该说，现时的中国城镇化发展程度，东部和西部之间也是有差异的。 许小年： 这个差异永远存在，美国东西部和美国中部现在也是有差异的，南欧和北欧也是有差异的，差异永远存在，为什么要把它抹平呢？人是能动的，哪个地方经济繁荣，就业好，哪个地方公共服务好，人长两条腿，会走的，他过去就是了，为什么要把各个地区抹平呢？这不是本末倒置吗？城市是搬不走的，但是人是有腿的，他可以走，他嫌西部城市不好，可以到东部去。 解禁18亿亩红线，降低农民进城成本 主持人： 具体来讲，您对促进城镇化良性发展有哪些政策性的建议呢？ 许小年： 政府所能做的就是进一步推动改革和对内开放，让资源更加自由的流动。现在资源的流动比以前自由了，但还不够自由。比如人力资源的流动，农民为什么进了城之后住不下来，因为没有户口，不能享受城镇居民所能享受的医疗卫生、教育等等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这对农民的自由流动是很大的束缚，要把这个束缚进一步打破，让他完全自由流动，他不仅进了城，在城里工作，而且在城里能够安居落户。他现在是“进城不落户”，1.6亿或者2亿的农民工还不是我们城镇经济的一部分，也不是城镇社会的一部分，下面要做的就是把他身份上的歧视解除掉，让他跟城镇居民完全一样，让人力资源自由流动。 第二个自由流动就是土地，现在土地的供应由政府垄断，农民的土地不能直接进入市场，要让农民的宅基地、集体土地能够自由的进入市场，这种流动不是物理位置的流动，而是在市场上所有权的流动，促进资源更加自由的流动，城镇化自然就会提高。 为什么要促进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大家可以理解，促进土地的自由流动看上去不那么直观。土地自由流动的重要性就在于要降低地价、降低房价，使得进了城的农民能够住下来，起码他租得起房子，能够把家小接来，有正常的家庭生活。我们的农民工生活是非常辛苦的，换了你、我谁都无法承受，把家小留在农村，自己住在拥挤不堪的集体宿舍里，每年就回一趟家，没有正常生活的农民，社会稳定怎么能够实现？这样的农民工，他怎么可能有真正3倍于过去的消费呢？他不消费，每年就消费一次，因为他的消费主体没跟他在一起，他的消费主体还在农村。要让他的家小、子女全都跟他在一起生活，成为城镇经济的一部分，城镇化的效益才能发挥出来。现在城里房价不要说农民工了，连城镇职工都买不起，甚至租不起，要跟别人合租，这是对城镇化极大的阻碍。房价已经严重的阻碍了中国城镇化的进一步提高，亟需把房价降下来。降房价首先要降地价，降地价必须增加土地供应，必须打破政府对土地的垄断，必须打破政府财政对于土地的依赖，让资源更加自由的流动。 主持人： 为什么说土地自由流动就能降低房价，这里边的逻辑关系，您能不能再详细说说？ 许小年： 房子是一种特殊的商品，我们把它叫做资产类的商品，资产类商品的当前价格不是由当前的市场供给和需求决定的，而是由未来的预期供给需求决定的，这是资产类产品和消费类产品定价的一个根本的区别。 桌子上的这杯水就是由当前的供给需求决定的，而资产不是，人买了资产是预期它未来增值，这个增值是在将来发生的，所以当前的交易价格反映的是交易双方对于未来资产价格的预期。这个概念如果讲清楚的话，我们就要问，到底是什么样的因素决定了人们对于未来供给和需求的预期？一定是要问未来预期，而非当前的供需。我看到一些文章讲二手房现在已经有多少套了，房屋存量已经有多少了，够全国几亿人居住了，这都讨论错了，说的都是当前供需，资产价格不是由当前供需决定的，是由预期的未来供需决定的。所以当前的空房再多，房价还下不去，为什么？人们预期未来这些空房都会有人住，因为房子放在那儿十年也倒不了，人们看的是它十年以后的价格，不是今天的价格。 决定未来预期的几个关键因素：需求方，关于未来都是往上走的，人口和婚龄人口的增加、改善性需求、收入的增加，全都是往上走的，这个不会改变。供给方，现在主要问题出在供给方，人们的预期是土地供应越来越少，因为有18亿亩红线。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就这么大，18亿亩一封顶，能够用于商业开发的土地当然越来越少，在这样的预期支配下，开发商捂地。捂地的原因就是18亿亩红线已经很清楚的告诉我土地供应越来越少，我捂地就能赚钱。土地供应越来越少就意味着楼盘供应越来越少，楼盘供应越来越少，老百姓有什么想法？晚买不如早买，越晚买价格越高，这都是由预期决定的。要想破除这样的预期，就得宣布放弃18亿亩红线，宣布多种渠道土地入市，再看看市场上会怎么样？宣布小产权房合法、宅基地、农民集体用地可以进入市场，这个预期改变以后你看开发商还捂盘捂地吗？老百姓还抢房子吗？所以土地制度要改革。 现在大家认为土地制度改革短期内出不来，为什么？因为地方政府吃土地财政吃得厉害，你把这个土地制度改革了，相当于把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让利给农民了，地方政府的日子怎么过？所以大家预期你土地财政一时半会儿改不了，那你就要拿出一点实际行动告诉市场，土地财政有办法解决，解决了土地财政以后土地多种渠道入市。应该是增加供给，改变人们的预期，而非控制需求，经济活动的终极目的是为了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需求。 主持人： 有人说18亿亩耕地红线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的必需，这样的担忧您怎么看？ 许小年： 这样的担忧有一定道理，但不能夸大。我建议有这种顾虑的人去看看历史，看看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农业土地生产效率的提高。我大致看了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亩产大概上升了30％，换句话说就是耕地减少30％，粮食供应不受影响，当然这里有很多问题，比如土地地力的透支、化肥农药的超量使用，就算30％不现实，10％总是现实的吧？土地的生产效率提高，单位亩产提高10％也是有可能的，农业用地拿出10％来盖楼，其实根本用不了，拿几个百分点出来就够了。城市用地，楼这么高，能占多少地？所谓粮食安全是不成立的，为了粮食安全控制18亿亩红线，是站不住脚的。 主持人： 应该说，对地方政府来讲，靠土地财政带来GDP是最轻松的，一旦他们不能从这块获利，那地方财政靠什么来确保？也就是说，他们靠什么来创收？ 许小年： 地方财政支出到底带来了多少GDP，是带来了GDP还是破坏了GDP？恐怕都需要研究，它所投资的项目哪些是有效益的，“4万亿”拉动的结果是什么？拉动了高铁、光伏，现在光伏和高铁是什么情况？造成了当期GDP，这个当期GDP是对价值的破坏。光伏有多少中央财政的投资？多少地方财政的投资？再看看今天的惨状，活活把一个产业搞死了，这都是政府大干快上的结果。 主持人： 您刚刚说了城镇化的可行性建议，比如说农村改革方面，您觉得现在农村改革我们还有哪些东西没有做到，还有什么可发展的空间？ 许小年： 各种改革现在都在做，就是步伐稍慢了一点。户籍制度改革，越来越多的社会共识在推动政府取消户籍制度，但仅仅取消是不够的，取消以后大家就涌向大城市。同时要改革按照行政级别配置资源，否则就会出现大城市病和超大城市，这些改革要同步进行。财政改革要跟上，有多少财力办多少事，地方财政到底怎么样安排，能不能满足更多的人口进入城市之后的需求，很多问题都要研究。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它也在做，比如说土地使用权的流转也在做，也在做农村的确权，确认农民的土地权利，在确权的基础上做流转和流通。这些要加快，否则跟不上。眼见着中国经济增长势头减弱，改革措施不到位的话，就有可能跟不上，新一轮的增长引擎无法在市场上出现。政府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但是改革速度很慢。 主持人： 还有不少人关注由人口流动造成的农村留守妇女、老人、儿童问题。 许小年： 这不是人口流动造成的，这是我们的歧视性政策造成的，这是农民进了城而不能定居造成的问题，所以你不能责备人口的流动，你要责备的是那些使农民进城不能定居的制度因素。 对内开放以发展民营经济，承载城镇化的就业压力 主持人： 您刚才也说到了除了农村改革，民营企业的发展现在也受到了一系列限制。 许小年： 要想城镇化的话，一定要有足够的工作机会给进城的农民，这个工作机会主要来自于民营企业，政府一定要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很准确的官方数字统计我们没有看到，民间的估计，现在民营和国有GDP大概是半壁江山。可是在就业上，民营绝对不止半壁江山，我看到了一些数字，在就业上大概民营经济贡献了70％-80％，没有民营经济的发展，城镇化就是空中阁楼，农民进城以后找不到工作，还讲什么城镇化。 民营经济怎么发展？过去几年，特别是推行“4万亿”政策以来，民营经济的生存空间不断受到挤压。虽然政策上都说叫做“两个坚定不移”，实际上都是第一个坚定不移，第二个是怀疑观望的。第一个坚定不移叫做坚定不移地发展国有经济，第二句话是坚定不移地发展民营经济。第二句话说了是当陪衬的，实际大家强调的都是第一句话，叫做理直气壮的发展国有经济。我觉得这是开倒车，是自相矛盾的政策，你想推进城镇化，必须要大力发展民营企业，只有民营企业才能提供大量的工作机会。 如果70％-80％这个统计数字可靠，事实摆在眼前，单靠国有企业是解决不了那么多就业的。今年就业的接近七百万大学毕业生，北京大概只有30％的签约了，是历史最低。你还坚定不移地在发展大型央企，大型央企能雇多少人？你要赶快打开民间的空间，鼓励这些人去创业，鼓励民营企业去更快的发展，才能够有足够的就业机会。现在民营企业都是受到挤压的，没有任何人替他们讲话，说要理直气壮的发展民营企业，国资委的都是央企，在那里理直气壮的要给长子撑腰，如果长子们能够把这个国家的就业都能解决也行，但是解决得了么？ 主持人： 从目前看来，政府更想推动中小城市的城镇化，很明显，大城市的机会更多，福利更好，设施更完善，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大城市要不要控制，合理性在哪里？ 许小年： 刚刚讲过，大城市吸引人就在于工作机会，就是在于更好的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所以在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供应方面，要打破和行政级别的联系，要降低政府干预经济、管制经济的权力，这样的话，机会和工作、资源会分布得更加均匀。现在资源集中在大城市实际体现了一种行政权力的集中，行政权力的集中带来了机会和资源的集中。北京和其他地方比起来，谁能跟北京比？这么大的国企企业群在这里，当然工作机会多。这么多的官衙门在这里，什么东西都要他们批，人当然往这里跑。衙门配备公共资源，首先要给自己配备最好的公共资源。所以我们的大城市实际反映的是政府权力的过度集中，要想分散的话，首先要分散政府的权力，要想分散的话首先要分散公共资源的配置。 主持人： 关于民间资金的吸收，我们可以在哪些领域先进行起来？ 许小年： 民间资金在城镇化过程中，举个例子，如果我们发现这个地方就业情况非常好，产业不断向这里聚集，不断的有农村人口到这里寻求就业机会，而城里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跟不上，这时候完全可以考虑吸收民间资本进来。民间资本可以建自来水厂、电厂、公路，没有问题，并不是说都要政府来解决。这个世界上政府能解决的问题很少，政府不制造问题已经是谢天谢地了。这些领域都可以开放，包括保障房都可以开放，政府适当地给一些补贴，大致做一下整个城市的规划。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提供，包括医院、学校为什么不可以私立？这个世界上很多学校都是私立的，为什么不可以开放？都是可以开放的，我认为没有禁区。 主持人： 您如何看待现在的新生代农民工，就是农民工子女进城以后，农村现在劳动力不足问题。 许小年： 农村劳动力真的出现不足了吗？这个要做一些调研，要有一些数据来表明。我觉得农村的劳动力也还有进一步向大城市转移的可能性，如果我们能够在土地制度上加快改革的步伐，也就是土地的流通和流转。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通过土地的流转可以形成大农业。现在大农业的形成，土地制度是一个很严重的障碍，现在流转的都是使用权，不是所有权，但是这个使用权里有很多问题。如果我们能够最终把土地私有化，通过土地的集中形成大农业，可以进一步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可以进一步的释放农村劳动力。所以我觉得所谓农村的劳动力紧缺或者过剩都是相对于当前的制度而言的，通过制度上的调整和改革，这个劳动力的供给形势会发生变化。 主持人： 好几个网友都提到了关于他们老家当地农民上楼的问题，您觉得农民上楼会出现一些危机吗？ 许小年： 这个要具体地做调研，在没有农民同意的情况下强行征地，把农民赶上楼，这件事本身就应该遭到社会各界的批评。这种侵犯农民权利的事情不能再这样做下去，而且把农民弄上楼以后，如果周围没有产业的发展，他们的生活怎么办？所以不能强行地去人为造城造镇，而应该循序渐进。城市发展到什么程度、城市有多少财力能够做公共设施和公共服务，我们就往前推一步，相互促进，是走一步看一步的过程，而不是规划一个宏伟的大城市蓝图而把大家迁进去，世界历史上城市的发展没有一个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