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良英

方励之:我经历的1989-1990中美互动(A)

开篇 2010年圣诞节前,收到李荫远先生的e-短信。云:“多年不通音信。钱先生辞世不觉已十一年了,我手边只有他指导的科学史学生早年写的传略。我在网上读到过你的两篇回忆散文,都是关于大学刚毕业时期的,也许你真该动笔写回忆录了,不是写你正确与否,而是可以给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之采择与评论。” 这里钱先生是指钱临照。李荫远先生曾任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62-1965年间,我一边在科技大学教书,一边在李先生门下作研究。李先生现年已92岁,已洗手物理,也不参加院士活动,转而研究新诗,2006年有“当代新诗读本”出版。 因我忙于日常的教学和研究,“剩余劳动力”不多了,没有写回忆录的能量。加之,“回忆录”这类“书”,如美元一样,正在贬值。然而,如李先生所言,“二、三十年后治史学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回忆者自陈的“正确与否”,而在于可“采择与评论”的史实史料。所以,重要的是提供史实,即可被证明或证伪的硬史料。 本文涉及的历史,主要是李淑娴和我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避难时期,中美两政府之间的外交互动。 有关的史料 避难时期是1989年6月5日到1990年6月25日。该期间,“方李避难”是中美外交的核心问题之一。中方当局公开的史料,记在钱其琛的书中[1],很简略。美方当局的记载,在布什(G.Bush)和斯考克罗夫特(B.Scowcroft)的合作回忆中[2],也简略。记者James Mann查阅了美国务院的档案,对此案写得较为仔细[3]。 大使李洁明(James Lilly),对“方李避难”一案,无疑所知最多。他对此段历史,有相当长的叙述[4]。不过,李洁明的回忆录是经CIA出版评审委员会审查过的。对比基辛格的新书[5]关于“方励之问题”的章节,就会发现一些史实在[4]中被隐去。以下文字谈到的历史故事,尽量不重复已发表的文献。 当年美方的谈判立场之一是:“We are prepared to serve as the `mailman’ between Dr. Fang an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n this regard without offering commitments on behalf of the US government.”(见talking points Nov.18, 1989, 全文将附于(B)中)。大使李洁明确曾说:“I’m only the mailman for Fang Lizhi (我只是方励之的传信人)”[3]。“only”一词不准确。但李洁明确实在谈判中扮演过传信人角色,他传来中国政府的口信和文件,也传去我们的回应。重要谈判前,李洁明往往将他的谈判要点(talking points)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知道1989.6-1990.6期间的中美夛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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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台北温州街小巷中的殷海光故居:“自由薪传”系列讲座

2011年08月29日 11:21:54        前年春夏之交去台北,第一站就去了殷海光故居,那房子不过是平房,站起来就感觉能碰到屋顶似的,特别低,室内挂着一些殷海光的格言,当时让我感触最深的一句好像是:“逻辑就是把人当人。”【大意】屋外的院子倒是别有天地,当年殷海光手植的那些树如今已亭亭如盖矣。这个故居属于台大所有,现在已对外开放,由殷海光基金会在管理,定期的“自由薪传”讲座系列,市民都可以来听,在实现了自由的土地上,在贫病中死去的自由先驱殷海光生前就乐观地预言了“历史在自由的一边”,他想不到的恐怕是,他的小屋今天还有“自由薪传”的用途。                      顾忠华教授在演讲,主持人为潘光哲教授。                 殷海光先生手植的树已亭亭如盖。             附录一篇2004年的旧文:        “历史在自由的一边” ——重温殷海光的预言 上个世纪60年代,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似乎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在孤岛台湾,一个热烈地追求自由的知识分子殷海光(1919—1969)就坚定地预言——狂澜已在退落,“历史在自由的一边”。这是他在1965年底出版的《中国文化的展望》第十三章《世界的风暴》中提出来的,他以强有力的逻辑力量和常识理性深刻地指出了当代共产集团的弊病,毫不留情地批判“泛政治主义”以及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等违背基本人性所导致的灾难。但是他从不可摧毁的信念出发,乐观地预言了“历史在自由的一边”。其时,他本人正遭受着国民党专制势力的严重迫害,被剥夺了在大学的教席,贫病交加,离生命的终点已没有几年。     这个预言要比尼克松的“1999:不战而胜”早了二十几年,殷海光在这个苦难的世界上只活了50年,在他身后二十年,共产主义如同多米诺骨牌一般在东欧、苏联一个接一个倒下,他的预言实现了,历史固然在自由的一边。即使在他的祖国,在古老的大陆上也曾发生过震撼世界的自由风暴,虽然最终以流血的告终,但却预示了殷海光的同胞——这些黄皮肤、黑头发的人类也终将要拥抱自由,暴力可以暂时阻挡人类追寻自由的脚步,却不可能永远阻挡这一进程。当全世界都沐浴在自由的阳光下,我们这个“最后的角落”又能等待多久?在殷海光晚年栖身的孤岛,他曾经为自由奋斗、受难的土地上,自由的阳光已经洒满,自由的种子已遍地生长,其中包含了他和同伴雷震等人当年的汗水、努力和智慧,胡适喜欢的一句话:“要怎么收获,先那么栽”。     殷海光出生于1919年,不少年轻时与他走着一条不同道路的同时代知识分子,到了生命的晚年竟然也在海峡此岸踏上了他走过的那条道路,朝自由走去,历史就是这么奇诡。顾准是1915生人、胡绩伟是1917年生人、许良英是1920年生人、李慎之是1923年生人……,这些殷海光的同时代人几乎都是青年时代追随共产党革命,以为革命是通向民主、自由的必由之路,满腔热血,无私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然而在革命高歌行进、刷新历史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接连不断的运动、一场接一场的灾难,革命吞噬自己的孩子,他们中的大多数未能免于“反右”的浩劫,即便侥幸漏网的也难逃“文革”的网罗。20世纪50年代,殷海光以笔为枪在《自由中国》书写了无数自由的篇章,即使在《自由中国》被查封、雷震锒铛入狱之后,他也没有屈服过,没有向专横的国民党低下高贵的头颅,继续以充满道义关怀的思想和学术研究影响社会,不倦地追求自由的理想,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因此而成为五六十年代孤岛最有影响的知识分子。与他相比,他同时代即“五四”前后出生的这一代知识分子在大陆产生影响却是八、九十年代以后的事,至少比他们同时代的殷海光晚了三十年。顾准于70年代初含恨而逝,举国之大几乎没几个人知道他在黑暗隧道中的思考,直到1995年《顾准文集》出版,他的思想、言论才开始影响社会。李慎之真正对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应该是在1999年《风雨苍黄五十年》洛阳纸贵之后,《爱因斯坦文集》的编译者、科学史家许良英80年代即以倡导民主与科学著称,但他影响最大的时期也是在90年代中期,他发出“宽容呼吁”之时。在某种意义上,特别是在通往自由的路上,大陆无疑也要比孤岛滞后了大约三十年。     好在“历史在自由的一边”,这不仅是殷海光四十年前的预言,差不多与此同时,一个叫做林昭的女政治犯在一个暗无天日的监狱里用淋漓的鲜血写下了她对自由的热切渴望,“自由,这个人类语言中最神圣、最美丽、最高贵的名词,永远燃起人们特别是青春心灵之最强烈的爱恋与追求的感情!”自由是人类不灭的追求,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没有理由怀疑“五四之子”殷海光的预言只适合于其他民族,而不适合于他自己的祖国。          2004年10月6日                上一篇: 嘉兴,褚辅成墓只剩下一块石头   下一篇: 爱好天文的摄政王载沣 阅读数(140)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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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推荐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先生的博客

2011年08月18日 12:00:43    推荐许良英先生和王来棣先生的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303182775       附录:        “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        ——为许良英先生90岁而写      傅国涌        1957年7月29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头条显著位置刊出“本报讯”,题为《许良英的灵魂浸透了右派思想》,上面还有一行眉题:“公然反对党对右派分子的反击”。8月3日,《人民日报》第二版刊登一篇“新华社讯”《许良英李德齐是党的叛徒》。那一年,许良英先生37岁。     很多年以后,许良英先生回望和反思反右运动时,几次提到1957年的自己仍是崇拜、迷信毛泽东,更没有对极权体制本身产生怀疑,他质疑的只是党怎么可以出尔反尔,既号召知识分子来提意见,人家提了意见,却突然变了脸,这样做,“不道德,连起码的民主也没有,太粗暴了。”在“鸣放”当中,他本人并无右派言论,他因反对反右运动而成为右派。所以《人民日报》指控他——“这个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真面目的充分暴露,还是在党中央提出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战斗号召之后。”     他常说自己真正觉醒,对这个制度、对毛泽东产生根本性的怀疑,是在1974年开始的,他意识到自己和同时代的知识分子并不真正懂得什么是民主。从那时起他一步步踏上了追求民主的道路,背离了他年轻时所投身的这个革命阵营,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争自由、争民主的重要象征。但是,透过《人民日报》对他的批判,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即使在1957年春夏之交,他就具备了一定的民主思想萌芽:     “许良英认为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初期有许多好的东西,如自由、平等、博爱、个性解放等等,值得我们继承。并认为只有继承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才能‘使社会主义国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思想上能迅速赶过资本主义国家。’他说这是他学习了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后的‘心得’。并到处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和自由。他曾对科学出版社的一位同志说:‘资产阶级旧民主好,苏联所以发生斯大林事件就是因为缺乏资产阶级民主。’”     “他四出奔走点火,曾经向科学院院部、几个研究所、中央团校等十多个单位的二十多人散布对中央、对人民日报反右派社论的不满言论;向他们宣传资产阶级的所谓‘民主’,鼓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字报。他认为党中央、领袖和任何人都不配被信任,只能相信他自己的‘独立思考’。科学院党委书记对他进行教育后,他仍然坚持反社会主义反共产党的立场和观点,说要坚决反对党中央这样做法(指反右派斗争)。”     报道还说,批判会上,“留学美国的科学家举出了美国劳动人民没有民主自由的许多事实,来驳斥许良英所十分欣赏的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     我认识许良英先生很晚,直到1995年才接触到他的文章、著作,并开始与他通信,15年来我们通信不辍,也有过多次的见面交谈。时间的流转不可抗拒,许先生今年90岁了。时代的浪花翻卷不定,变幻莫测,而他就是一块经得起潮起潮落的礁石,始终平静地屹立着,不为物喜,不为己悲,持续地做他要做的事,不为外界环境的变化所动,视世俗的浮名功利如无物,坚持独立的思考,坚守他的价值选择。     他生于1920年,在他成长的时期,“五四”的浪花已经消退,在偏远的浙江临海,他从“九一八”之后开始关注民族的危亡,身历“一二九”以来一系列学生运动,成为浙大乃至杭州地下党的主要负责人,直接参与领导了于子三运动。1949年以后,他觉得革命已经完成,要回到科学研究中去,不久就遭遇铺天盖地的反右运动。在被放逐回故乡种地的岁月里,他编译了《爱因斯坦文集》,因为选择革命,他曾疏远了物理学,令他的恩师王淦昌惋惜,爱因斯坦的研究也许稍可告慰他年轻时做一个物理学家的梦想。在经历“文革”的生死考验之后重回中国科学院,他已年近花甲,大好的时光都已消逝。正是从上世纪80年代起,他站到了时代浪潮的中心。今天回过头来,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整个激荡的80年代,正是他与比他年轻的挚友方励之等人举起了科学、民主、自由的旗帜,带动了那个年代的启蒙思潮,并直接影响了年轻一代的大学生,他们身上蕴含的学术和思想力量,毫无疑问是那个年代最珍贵的因子。方励之曾对一位美国的教授说,自己的民主思想源自许良英,令他意外。如果说,1989春天,他与许多自然科学家联名发表的公开信,成了##民运壮丽一幕的重要序曲之一,那么“##”的血腥杀戮是许先生晚年最大的心伤。凭着他正直的个性、敢于直面现实的品格,在万马齐喑的90年代,他一次次地为人权、民主大声疾呼。在淋漓的鲜血面前,多少知识分子或改弦易辙,或保持沉默,或顾左右而言他,敢于说真话、直指真相的举国上下寥寥无几,许先生就是其中骨头最硬、乃至看上有点迂的一个,所以他多次说自己就是安徒生童话中那个直言皇帝无衣的小孩,他的老师、心理学家陈立百岁高龄时还为他这个学生担心。     1992年他在《未来与发展》杂志发表的《没有政治民主,改革不可能成功》一文,是“##”之后第一次有人在媒体上公开地呼吁民主,为“和平演变”的合理性辩护,尽管文章发表时做了一些删节,但还是遮不住逼人而来的锋芒,被中宣部视为严重的政治事故。同一期发表的还有李锐、胡绩伟、于浩成等人的文章。1993年春节时,李锐先生还当面说他的这篇文章“闯了祸”。这个“祸”还是日本记者首先发现的,文中将###与希特勒相比,说,人是经济动物,纳粹上台,纳粹上台后,德国经济每年增长11%,我们应该高呼“希特勒万岁”了,何况他们搞的也是社会主义!     也就是这个时期,在经过无数血的教训之后,通过对自己革命生涯的痛苦反思,他逐渐领悟到中国的民主化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首先要有一个思想启蒙阶段,民主化的道路应该是和平、非暴力的,要避免重复暴力革命的老路,从地下党阵营走出来的他反对年轻人重复地下斗争、秘密组织那一套。同时他认识到,中国实现民主需要有一批独立的知识分子,不依附任何权贵和势力集团,具有独立人格和独立思想,通过思想影响社会。这些思路他在90年代初就已形成,我与先生初识时,他也曾郑重地将这些观点告诉我,对我产生了深深的震撼。随着时光的推移,现实依然是那样的严峻,许先生的思考就愈益显示出它的可贵和沉重。这些看上去似乎寻常的结论,不是象牙塔中得来的抽象原则,而是他从风风雨雨中一点点悟出来的,既包含了他的生命体验,也有他在世界文明史中所得到的启发。1994年,他为改善中国人权状况发出的联名信,1995年他发起的宽容呼吁,1996年他为王丹的辩护……在幽暗的夜空中,这些声音代表了一个时代最有血性、最有担当、也是最真实的一面。     许先生迄今走过的90年,见证了我们这个跌宕起伏的大时代,他的命运几乎已完全融入时代的命运中,抗战背景下的流亡大学,国共地下斗争,胜利的欢呼声,拍案而起的反右运动,颠倒山河的“文革”,曾经抱有希望的改革10年,89风云,“##”的血腥……我常常想,通过他这个个体生命,我们可以清晰而具体而看到时代风云的变幻不定,看到家国命运的坎坷曲折,看到热血如何被亵渎,青年如何被忽悠,他们的理想如何被利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像先生这样正直无畏的知识分子如何承担起本民族的命运,无论在何等黑暗、残酷的年代,都没有被征服,而是坚持独立的思考,最终回顾人类文明的正道。这正是一个民族最为可贵的精神财富,它比什么惊世的功业、藏之名山传至不朽的名作都要可贵。通过许先生和他那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命运,我们对历史、对社会、对人生、对人性都可以有进一步的理解。     许先生对民主和中国命运的思考从来没有停下来,他与李慎之先生多年的通信,他与胡绩伟、刘绪贻、李锐等先生的通信,都可以证明他的坦率、真诚和认真,他们之间有共识,也有分歧,而他在任何时候都能坚持直言不讳,这样的品格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知识分子中所稀缺的。也因此,有人不喜欢许先生,因为他太直了,有时直得有点让人无法接受。90岁的许先生仍然保持着纯朴的天性,没有被政治扭曲,也没有被变态的社会污染,他活得真实,活得坦然。他没有任何面具,没有任何装饰,他活在他自己的生命里,在他一切都出于自然。每一次到中关村看到许先生,总觉得他没有变化,总是那么平静,那么踏实,那么笃定,因为他的世界是确定的。他一再地在文章中说,要有一颗平常心,做一个平常人。这样的话他也无数次地对我说过。他自己做到了,从少年到白头,他几乎都是这样想,也是这样做的,从没有因为自己理想的高远,或知识上的优越,而在内心产生高高在上的精英心态。他认为,民主社会的建成要靠民主观念的普及,而不是靠个别先知去建立的。每一次看到他,一个平凡的老人,满头白发,说话时有激情,有时还会有愤怒,说到开心时笑得很纯真。说到种种人事的评价,他都毫不隐晦自己的观点,90岁的先生依然不知世故为何物。知识界在“六四”后的大面积溃败,说到底,就是人们太世故,太懂得利害了,太会算计、太功利了,究其原因,缺乏平常心是一个重要因素,一旦环境有了压力,就守不住良心的底线,纷纷转向,四处分流。     与同时代的知识分子相比,许良英先生对年轻时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告别得早,而且彻底,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刘宾雁先生有分歧,与其他许多可敬的老人也都有分歧。他为共产革命奉献了青春和热血,他的信仰在1974年起发生转折,1987年开始全面抛弃马克思主义,1988年,他在一次现代化理论讨论会上公开指出马克思最大的历史错误是主张专政,反对民主。会后李锐先生当面责备他批判马克思,在日记中还说他“偏激”。他没有想到的是,20年后(2008年),李锐亲口告诉他:“现在我和你一样。”这些曾经的马克思主义者最终都离开了他们热忱信仰过的主义,这是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道路,也是中国20世纪以来的道路,这条路满布伤痕和创口,至今未能愈合。     在对民主的认识上,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中也很少有人像他那样清晰,他可以用20多年时间来研究民主的历史与理论,现在还在跋涉中。这一点曾令已故的李慎之先生十分感佩。1989年春夏之交,我在天安门广场附近多处看到张贴发表在《世界经济导报》上的“民主要义”八条,后来才知出自先生的笔下。他在逐步摒弃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重建了对民主的信仰,从来没有因为现实的令人失望而有所动摇。     2008年8月7日,美国总统布什参加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前夕,在泰国曼谷发表演讲时说,“我们呼吁实现开放与正义,不是为了把我们的观念强加于人,而是为了使中国人民能够表达他们的意见。正如中国科学家许良英所说:‘向往自由、平等,是人类的普遍人性’。”许先生很意外,布什竟然引用他的话,当我问及这句话是他在哪里说的,他也记不得了,因为长期以来,同样的话说过多次。其实,这句话源自《纽约时报》2006年8月22日一篇题为《北京的爱因斯坦传人——一个为真理奋斗的叛逆者》的采访报道。布什之所以会引用他的话,可能与他此前不久(2008年4月)获得美国物理学会颁发的“萨哈罗夫奖”有关,这个学会拥有4万4千位成员,来自工业界、大学和国家实验室,都是物理学家和相关专业人士。这是美国物理学界对这位中国同行在民主、人权方面努力的肯定。尽管在自己的祖国,许先生数十年来所作的一切,今天似乎都看不到结果,但是他总是乐观地相信,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人心不可侮。       2010年5月31日初稿                  上一篇: 转载《南方日报》 社论 :绝不让…   下一篇: 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许良英先生… 阅读数(30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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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满头银发的张思之律师仍站在第一线

2011年08月24日 17:19:58        1927年出生的张思之先生仍在为中国的法治进程劳碌奔波、苦心焦虑,聂树斌案、重庆李庄案、成都冉案……许多重大案件都能看见他的身影。85岁高龄,满头银发,身体看上去却很硬朗,感谢上帝对中国律师界的祝福,我们还有一个张思之。他80岁时我曾写过一篇小文,再贴上一次。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傅国涌            1995年12月13日,是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开庭的日子,北京下了那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据说也是唯一的一场雪,迎着漫天飘飞的雪花,在前往法庭的路上,68岁的张思之先生想起了艾青的诗《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     寒冷在封锁着中国呀……”     虽然我一直没有问过先生,但我相信他默默念叨着这两句诗的时候,他的眼眶一定是湿润的。     从那个雪天以来,又是12个年头过去了,张思之先生已跨入了“80后”,他依然没有离开律师的职业位置,依然与脚下这块土地同忧乐,从容、乐观、明白地面对日出日落。今年是他从业满50年,如果减去中间二十多年的中断,他的实际执业时间其实还不足30年。50年前,他甫一从业,只办了一个半案子,就赶上了铺天盖地的反右风暴。1980年,当他出现在电视镜头中,以辩护律师的身份站在举世瞩目的江青、林彪“两案”特别法庭上时,那年他53岁,年轻已经不再。半个多世纪的血水流年,并不如烟的风云往事,翻烙饼一般的民族命运,多少泪水与苦难都已在他的生命中凝固、沉淀。     穿越上个世纪80年代的浪花,和90年代的阴云,进入扑朔迷离、变幻不定的世纪之初,他之所以越到后面越加散发出夺目的光华,靠的不是法庭上的“胜利”,恰恰相反,作为律师,他辩护的许多案子都以失败告终,他曾不无悲壮地以四个字概括自己的律师生涯——“屡败屡战”,他接收的那些案子,他知道,所有具备正常判断能力的人都不难知道,注定是要失败的,他能做的就是不问结果,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他要履行一个律师的职责,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行事,对历史负责。世人皆知,他是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鲍彤“泄密、煽动案”、魏京生“阴谋颠覆政府案”、高瑜“泄密案”等著名政治案件的辩护律师,他也曾为陆子斌“反革命宣传煽动案”、冯邵力等“阴谋颠覆政权案”、杨子立等“颠覆国家政权罪案”等并不那么有名政治案件辩护。当然,在他是职业生涯中,他也曾为包括大兴安岭火灾的庄学义“玩忽职守案”等在内的许多其他案件出庭。近些年来,他仍接办了“郑恩宠案”、“聂树斌案”、“禁书案”等世人关注的案件。     在他年近古稀时,曾出版过带有总结性质的著作《我的辩词和梦想》,遗憾的是大陆版删除了他一生中许多重要的辩词,变成了一个残缺的版本,好在海峡对岸出版的同名著作是一个完整的版本,厚厚的近千页,记录了他在法庭上那些金石般的辩词,也记录了他在法庭之外的思考和感受。先生在送给我的这部沉甸甸的大作扉页,谦虚地写下“资料一册”一行字,这哪里是普通的资料,这是历史活的见证,是一个中国律师记下的20世纪后半叶这个大时代,一字一句,都令人动容。     在他的执业生涯中,一次又一次地为现政权眼中的异端做无罪辩护,处在一个远没有法治保障,政治凌驾在法律之上的国度里,他这样做的风险可想而知,很多时候,能不能对某个案子做无罪辩护,并不是律师本人能决定的,需要事先经过审查批准,一不小心,就会逾越当局划定的圈圈。他头上带着紧箍咒,身边是一道道或有形或无形的铜墙铁壁,身为专业律师能发挥的空间狭小又狭小。就是在这样的客观条件下,他尽其所能地作了无愧于职业良心的辩护,这需要勇气,需要承担。他曾说过“天不难测,讼事难测,这是无情的现实。”其实,难测的不是讼事,不是其变化无常,而是许多案子本来就是有罪推定,开审之前就定下了判决结果,法官、法院、法律也无能改变,开庭不过是形式,律师不过是道具,法庭辩护在权势者眼里只是走过场,是自欺欺人的表演。但既然身为律师,就要有职业自尊,要直面良心,所以他才一次次违逆上意,按自己的职业良心进行辩护,他选择的辩护方法常常是把指控的事实一项项驳倒,让那些漏洞百出的起诉书穿帮,让法院在哪怕不能影响最终的判决,对他已经尽心尽力,无愧于律师这个名号。     长期以来,他总是那么的谦卑,对自己从事的神圣职业充满敬畏,他总是感慨自己的不足和遗憾,他对自己不能在法庭畅所欲言而深深不安,甚至默默流泪。他多次为自己的辩护不够到位、“重大失误”而难过。魏京生案,他追问:“不能看完全卷就要出庭为被告人辩护,姑且不论‘风险’,试问:你称职吗?”王军涛案,他自责:“我在法庭上发表的那篇几近七千字的辩词是蹩脚的。问题不在于时间仓卒,而在于我的软弱和无能!”     这一切其实都不是他的过失,而是时代环境的局限,魏京生案,法院只给了他们不到24个小时看案卷的时间,全卷有12宗1900多页,而且许多材料都是密密麻麻的小字,这中间司法局的官员还要找他们“商讨”,即便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特异功能也看不过来。一些至关重要的书证来不及摘抄,因为相信法院的人,就交他们复印,结果发现最重要的恰恰都遗漏未印,只是页码不少。王军涛案一开始只给3天阅卷的时间,争取之后加了两天,然而21个卷宗,2900多页,5天下来也没能看完。     尽管如此,在极为不利乃至恶劣的条件下,在层层的限制中,他也能在千头万绪中迅速抓住每个案子的核心,洞见事实上的破绽,逻辑上的裂口,法理上的牵强,清晰、干净、利落地进行辩护。他办的那些政治案,尽管结局都已先定,但他仍能按法的精神一一进行辨析,一丝不苟,用思之深,用思之精,用思之准,都应了“思之”之名。我常常想,他的许多辩词都属于历史,不仅属于20世纪的政治迫害史,而且属于20世纪的言论史。他的辩词没有带感情色彩的抒情语句,几乎没有任何华美的装饰,他的立足点是事实、逻辑、法理和现行法律,他始终记得他是个律师,一切都是按这个职业赋予他的天职去做。他有喜怒哀乐,但从来不在职业岗位上流露,他有情感是非,但在法庭上他有自己特定的角色。他的热忱、情感、倾向都是内敛的,他的辩护靠的不是外在的激情,而是内在的逻辑。我喜欢他辩词的语言,那是法的语言,力求准确、严密、冷静,在他的辩词中,我们仿佛可以看到他在法庭上说出每个字、每句话时的脸色,甚至听见他的心跳。     “政府与政权,是两个相关但又相异的概念;攻击政府与推翻政权,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法律概念。请允许我据此说明:反对政府首脑,并不等于反对政府;反对政府,也并不等于推翻政权。当年反对主张‘两个凡是’的政府首脑,谁也不会认为这是‘攻击政府’,更无人能得出这是旨在‘推翻政权’的结论。”这是他在法庭留下的声音,在自由还没有眷顾这块土地的时候,这样的声音有着闪电一样的力量。他的辩词包含着他的梦想,在没有成为过去的“黑暗时代”里,张思之先生奉献的不仅是金子般可贵的辩词,更可贵的是他的独立人格。在这样一个时代,在12万执业律师中竟然诞生了他这样一个人,几乎是一个奇迹,是老天对我们这个不幸民族的厚待,“伟大”这个词曾经被滥用,我们平常不愿意轻用,我想,如果要用的话,张思之先生就是当得起“伟大律师”四个字的。1991年冬天,在王军涛“颠覆、煽动案”闭庭之后,他哭了。他说,那是为自己,为他钟情的律师这个神圣职业,为他深爱着的祖国。泪水滑落,如同雪花悄悄融入大地。这个细节记在《我的辩词和梦想》长长的后记中,每次翻到这里,我总是想到艾青的另外两句诗,这一定也是先生熟悉的——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上一篇: 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许良英先生…   下一篇: 转帖《人民日报》:民主是一种纠… 阅读数(122) 评论数( 0 ) 0 条 本博文相关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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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国涌 | 中国知识分子的傲骨:许良英先生近照

[unable to retrieve full-text content] 2011年8月19日,91岁的许良英先生在北京中关村家中,去年,方先生为他90岁写的文章转帖如下 转帖:许良英先生九秩贺 方@@ 许良英先生九十岁了。我同许先生相交为友,至今也已三十六年。我在中国生活时,同许先生往来不少。但交往的内容却相当简单,大多围绕两件事:1957年的反右运动,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及人生。 1974年,文化大革命已是强弩之末。大学已招生上课,我上普通物理,一开始就说到伽利略,牛顿和爱因斯坦的时空观念[1]。然而,当时的文革舆论,对爱因斯坦大批判还没有停。爱因斯坦的政治帽子是本世纪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爱因斯坦的小传被总结为一句话: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2]。批判的主力是上海的理科(李柯)大批判组,它由一位学者兼党棍牵头。文汇报上有整版的李柯批判文章。幸亏爱因斯坦早得死,不然,按当时的气势,可能会被押到上海,戴上最大反动权威纸高帽游街,因为爱因斯坦于1922年到过上海,要消毒。 北京的学者大都不买上海大批判的账。轻视他们,就如爱因斯坦说的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轻视他[3]。广义相对论的,引力波的研究,在北京已展开。我和我的科技大学同事在合肥,也开展了宇宙学研究,尽管不时有洋洋得意的军乐队骚扰。 许良英先生则在系统地编译爱因斯坦的文献,物理学的,哲学的,社会政治思想的,都有。我早知道许先生也是物理同行,也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但一直没有机会碰过面,不认识。一则因为许先生长我十六岁,朋友圈子不相交。又因许先生于1957成为右派后,失去科学院工作,回浙江老家务农,离开了学术圈子。 我和许先生的相识是通过一个字。一天,我的科技大学同事解俊民教授问我,binary应当如何译?他说这是许良英先生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上看到的,原译为双谱线。我想,如果是爱因斯坦文章中的binary,一定是指双星。一查原文,果然不错。用双星光谱的时间变化可以证明,不同颜色的光在宇宙空间中的传播速度一样。它是支持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的一个有名的观测。应当提到,这项观测是前北京天文台台长程茂兰先生(1905-1978)在法国里昂天文台任职期间做的[4]。后来,我写信告诉许良英先生binary的译法。许先生说他接到信时非常高兴,就写信邀请我去见他。 此后,凡我有机会去北京,就会去看望许先生。他那时还没有恢复科学院的职务,正式的身分仍是一个回浙江老家务农者。他一个人住在位于八面槽的商务印书馆。他有一间不太小的办公室,堆满编译爱因斯坦文集用的资料。许先生的编译爱氏文献,始于1962年,即他还在浙江务农种田期间。我在八面槽,看到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三卷收共有爱氏的论文、讲词、谈话及书信等410篇,130万字。许先生如何为中文版的爱氏三卷集工作的,我是一个目击者。直到1978年他才复职,被委托筹组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 爱因斯坦文集很成功,不仅一扫上海大批判为爱氏戴的纸帽子,而且成为一时之启蒙。它对70年代末的平反改正也有推力[2]。 1978年秋,中发55号文件,即为1957年的右派分子平反文件,尚未正式发表,但已经在知识分子中广为流传。按此文件,因右派和右派言论而被开除中共党籍的人,都将自动恢复党籍,再度成为中共党员。 10月初,在桂林召开微观物理学思想史讨论会。内容是讨论物理学哲学。在桂林的三天会议中,微观物理学思想史并不是中心话题。会议组织的溶洞芦笛岩游,也有许多人不去,因为地洞或山洞只能引起对黑暗的岁月的回忆。讨论会的实质热门话题是55号文件。 与会者中不少是右派分子或漏网右派。其中不少人同我类似,不再认为中国共产党代表社会的先进力量,也不再认为马克思主义值得作为人生信仰。问题是,要不要接受按55号文件恢复的党籍?这成了桂林会议的会外会的一个中心议题。 有人准备无条件地接受恢复党籍。有人不赞成。 许良英先生无疑是会外会的一个中心。因为,在右派分子或漏网右派中,他的经历最完整。早在40年代,他在浙江大学物理系当助教时,就领导地下党,随后又当过十多年的底层农民。许良英先生的基本态度应是最值得参考的。 许良英先生的意见是接受恢复党籍,入党以改造党。 我也接受了许先生的意见。后来的发展证明,许先生主张的道路,入党以改造党,在中国不通,或还未通。但对比战后共产国际所属各共产党的结局和结局的方式,就会有对许先生的主张的历史应验概率,有一个结论。 八十年代的自由化大潮时,许先生的故事就更多了。只讲一个秘密。1985年底,我几乎第二次被开除党籍,安徽省委已向我暗示了,只等中央纪委书记王鹤寿来合肥正式公开宣布。主要的自由化罪行是我在浙江大学的一次演讲。内幕如下。 1985年,是爱因斯坦逝世三十周年。是年三月在浙江大学举办学术讨论会,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近现代科学史研究室主办。许先生是老浙江,办会很容易。我也被邀作学术报告。会外,浙江大学学生邀我讲讲开放改革。后来,该演讲被科大研究生印成小册子,散发全国。被中共中央党校发现,呈报中央。终于事发,纪委决定开除方的党籍。由于胡耀邦的作用,推迟了一年。到1987年我终于被开除党籍时,该小册子仍是罪行之一。所以,该演讲可在中共中央1987年一号文件的附件中看到。 秘密是,浙大开放改革演讲中的许多观点是许先生的。而且,当时浙大学生和研究生是要请他们的老学长许先生讲,并未找我。而是许先生要我去讲。原因之一是,哪怕在浙江,许先生的浙江话也有许多学生听不懂。而我说的是播音员标准的普通话,下里巴人。所以,我被开除党籍后,许先生有一点不服气,为什麼不同时开除他?中央也不调查,方励之浙大报告的黑手,不折不扣的黑手,是许良英。 许先生的其他故事。留待他95岁,100岁时续写。 本文的目的是祝寿。至此,还没有写一句颂赞语,谨借如下两句为许良英先生九秩贺: 赞天地之无穷兮,颂人生之长勤。 2010年7月,Pescara [1] 见文革复课后用的物理教材,后出版为力学概论(1986) [2] 许良英,在美国科学协进会(AAAS)上的书面讲话(1994) [3] A.Einstein, Ideas and Opinions, p. 10. 1954 [4] Tcheng Mao-Lin,Annales dAstrophysique , 4, 97, 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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