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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代表 不纳税

【 原文 首发于《 人民法院报 》,感谢作者“葛峰”分享!曾撰文《 口述历史:香港法治掌故 》】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游客只要稍微留意,就会在这里的车牌号码的下方看到这句话: “NO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无代表,不纳税) 这句话颇有来头,它曾经是美国独立战争时的革命口号,北美的人民最初就是在这句口号的引领下,掀起了反抗英帝国殖民统治的浪潮并最终获得了独立。 但是,由于在美国联邦宪法分权制衡理念的影响下,联邦宪法的制度设计使身为美国首都的华盛顿并不属于任何一个州——它是一块为美国联邦政府独立使用的土地,以至于居住在这里的公民至今没有投票权。所以,这句话现如今依然是哥伦比亚特区的人们争取国会代表权和投票权的口号。这句口号并不是美国人所创造的,它最早形成于英国,其形成历史可以追溯到英国历史上有名的宪法性文件——《大宪章》(Magna Carta)。 《大宪章》的形成历史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国家资料馆内珍贵文献不计其数,前来慕名参观的游客众多。排起长队,等候进入馆内的人们都希望有机会看看这些重要的历史文件。在展馆中,美国的立国文件《独立宣言》和《美国宪法》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珍贵文献,世界各地的游客也大多聚集在它们的周围。其实,馆内还有一份非常值得注意的珍贵文件——1297年的《大宪章》抄本。 虽然作为英国宪政基石的《大宪章》在今日的实际法律效用已经很小,它却仍然是英国法律的一部分,令美国人骄傲的美国宪法也是起源于它的。正是从《大宪章》开始,曾拥有绝对权威的王权应受法律限制、应尊重司法过程、平民应当享受政治权利和自由等这些基本的宪政观念和原则发生发展,并惠及后世。 《大宪章》的形成过程漫长,充满了博弈和妥协。1066年,诺曼底大公威廉征服了英格兰,成为英王威廉一世。就当时的欧洲而言,英格兰的王权已算是最有力的。但是在封建时代的英国,王室权力并非全由英王享有,而是由教皇、英王和贵族所分享,贵族一直是能够抗衡王权的势力,王室权力自身的膨胀欲与藐视一切的权力威仪让英王与贵族之间一直存在种种冲突。 1215年,英王约翰在与法国的作战中连续失利,为了保证自己军事行动的财力支持,约翰利用手中的权力大大的提升了税率,这引起贵族不满。贵族们与英王的矛盾到达了顶峰,贵族们聚集起来商议要抵制王权的滥用,保卫自身利益。1215年6月10日,英国的一部分有着地位和影响力的男爵冲进了伦敦,他们强迫英王约翰同意保障贵族权利的男爵法案,并于四天后在温莎堡的流水草地强迫其签署并颁布了保障贵族与骑士利益的《大宪章》。此后,《大宪章》经历了增删修订,1297年英王爱德华一世发布了最后一次修订的大宪章。它在国王与贵族利益博弈的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 《大宪章》在近世的影响 从上述《大宪章》的历史形成过程,我们可以看出,贵族们无法忍受英王滥征税负的行为是《大宪章》形成的导火索,贵族们说国王征税要有限度,要有民意的许可,大宪章中的很多条款都体现了这一点。例如《大宪章》第十二章“除非得我们王国参议会之共识,在我们王国內不得要求免服兵役税或贡助,例外只有为赎还我们本人( 笔者按:指被俘时 ),为王长子之封爵士仪式与王长女的一次嫁礼。后三项之个别总额不得超过合理的数目。关于伦敦城市所提之贡助亦然。”( 根据台湾辅仁大学雷敦和(Edmund Ryden)教授的译本 )就清楚的说明了这一点。 就此而言,税收与宪政之间关系密切。贺卫方先生曾在《税收奠定宪政基础》一文中提出了税收对于宪政形成的重要影响,他说“《大宪章》本身具有明显的封建背景,但是,它却逐渐演变为英国的第一个宪法文件。它昭示了代议制民主和现代法治的一些基本准则:未经纳税阶层同意的征税是非法的;纳税的标准必须由纳税人的代表决定;国家财政预算及其支出要受到代表的审查和同意。由这些代表所组成的大会议后来成为近代议会。一直到美国独立战争时,那句响亮的口号也与《大宪章》有着密切的关联——“无代表,不纳税!”。 图片来自网络 其实,税收与宪政的关系,不仅法学家注意到了,经济学家也已经留意到了。陈志武先生在《金融是什么》的文章中说:“国库钱越多、朝廷银库越满,国王、皇帝肯定能专制,而且也会更专制,因为他们不需要靠老百姓的钱养着;相反,越是朝廷欠债累累的国家,其国王、政府就必然要依赖老百姓交税、有求于百姓,这最终能制约国王的权力、促进民主与规则的发展。 如哈佛大学教授Richard Pipes在《Property and Freedom》中所说,之所以民主法治能在英国兴起,就是因为在英国皇家把土地权逐步卖掉之后,国王不得不每年与掌握征税权的议会交涉。就像在当初美国一样,一旦国家负债累累,而老百姓又不得不交税的时候,连那些本来不关心政治的公民也不得不关心政府的权力、自己的权利,交税是提醒公民权利、感受政府权力的最具体方式。不需要征税也能自己富有的君主或者政府,其制度必会走向专制。”,继而他指出“或许,负债、债券市场、征税、纳税人,这都是民主宪政的砖瓦。” 《大宪章》是在“因税之名”的政治博弈背景下出现的,由于它在英国历史上尤其是法制史的地位上十分重要,无论是在当时的英国还是在后世的环球范围内,研究和解释《大宪章》的法律家众多,他们都从《大宪章》中汲取营养和推演原则,不断的从《大宪章》中寻找法律及政治的智慧。 我国的近代大学者梁启超在《新民说》( 1902年 )中曾经注意过英国的政治制度,他认为由于英国政府征稅,因此人民必须为自己的权利奋斗。他说﹕“吾国今日所最要者,在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要求立宪。若果能尔尔乎,则彼英人在昔常有‘权利请愿’之举,有‘不出付议士不纳租税’之格言,真可谓惟一正当之手段,惟一正当之武器也。“由此可见,梁启超先生也受到了《大宪章》的影响。 曾用“法律是一门艺术,在一个人能够获得对他的认识之前,需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与英王詹姆斯一世论辩,使英国的司法为职业法律家所垄断的柯克大法官本人就是一位《大宪章》的杰出研究者,他甚至认为英国国会和法制全部来自《大宪章》。当《大宪章》为人所知并经历了进一步的发展后,它不再仅仅是贵族们限制王权的工具,同样也成为了司法限制贵族权力(议会主权)的工具,它是对王权和贵族权力平等保护的契约,它赋予了法院,法官(职业法律家)以专业理性审查议会立法是否正确的权力。 当人们质疑法院确认议会立法的正确性的权力时,面对已经使王权低头的议会主权,柯克大法官说:大宪章之内没有什么至高无上的权力(”Magna Carta is such a fellow, that he will have no sovereign.”),这句话也可作为《大宪章》促进宪政形成的注释。 可见,税收促成了《大宪章》的形成,而蕴涵于《大宪章》之中,不断发展的种种宪政理念又帮助了后世宪政观念及原则的形成。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大宪章》正是税收与宪政的联接点。 相关阅读 把农民的还给农民 为什么我不能享受医保? 限购令是对法律的践踏 让腚沟子漏得更多点吧 © 2011 – INXIAN敬献 – 2个围观群众 – 我也投递! – InStoRE! – 邮箱订阅 – 微博( twitter | 新浪 | 腾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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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沦陷 上层逃离 中国正面临“人财两空”

中国经营报在反思大连PX项目时说,东亚国家大都是国家主导型的快速推进工业化发展模式,需要大量投资,所以政府和资本方结成的联盟,很容易把企业员工和民众的利益忽略了。在中国国内,政府和企业的沟通都很畅通,但是二者和民众的沟通都不怎么畅通。这就是大连PX留给中国社会的反思。这个也许可以作为“疏远群众、亲近资本”的一个注脚。 8月19日,前苏联解体20周年之日,中共中央前总书记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接受了南方日报记者的采访。在谈到苏共解体带给我们的借鉴时,他说教训之一就是千万不能脱离人民群众,而且对党的建设要加强监督。(2011年8月22日《南方日报》) 资本在权力的庇护下应该日子过得很舒坦,但吊诡的是,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出现底层沦陷和上层逃离并存现象。三联生活周刊曾引用《纽约时报》在报道印度获得板球世界杯冠军的文章中说:印度上层阶级追求的就是让自己远离印度—-远离印度的人群、灰尘、炎热、贫穷、政治、管理和其他一切显而易见的东西。“上层远离”现象不仅在印度,在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不仅远离贫穷、混乱,远离日益恶化的水和空气,远离不够宽松、自由、公平的投资环境,也远离趋向恶化和对立的阶层关系,甚至还有一种“祼官现象”或者“祼商现象”—-全家远离,一人“留守”。 据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移民数据显示,2010年中国共有超过7万人获得美国绿卡,仅次于墨西哥,排名全球第二。过去三十年间,总计有110万中国人获美国绿卡。加拿大公民和移民事务部负责人称,去年中国大陆投资移民该国人数占全部投资移民的62.6%。福布斯中文网一篇题为《中国富人席卷上万亿热钱外逃》的文章称,在不安全感的驱使下,中国的富有人群把移居海外作为自己的人生向往。那些拥有1亿元人民币可投资资产的人群中,有27%已经完成移民,47%正在考虑离开祖国。中国约60%的“高净值人士”,即那些拥有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可投资资产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经快完成移民手续了。《南方日报》8月17日报道,中国首部华侨华人研究蓝皮书《华侨华人研究报告(2011)》8月15日发布。蓝皮书显示,留学生不愿回国发展,中国富豪移民海外,中国财富流失他国现象已比较严重。1978年至2009年底,中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的总数为162.07万人,留学回国人员的总数为49.74万人。蓝皮书指出,改革开放30年以来,移民海外人数恐逾450万,对比当今全世界华侨华人总数为4543万,移民人数稳居世界第一。 中国正面临着“人财两空”的困境。也许有人会说,中国不是一直嫌人口太多吗,多一些人移民海外岂不更好?中国不是嫌货币超发太多吗?移民者带走大量货币有什么不好?问题是,移民者多属社会精英,而且他们带走的不是货币,是真正的财富—-他们在竭泽而鱼的发展过程中,将大量社会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和环境破坏了—-这是社会赖以生存的最重要财富。同时,不讲规则、不守法律、不讲道德和社会责任的发展逻辑,把人间一切美好的规则和人心也都破坏了。这,不也是社会最重要的财富吗? 上层远离和底层沦陷成为一枚硬币的正反两面:上层在刮地三尺的掠夺性发展中杀鸡取卵式地榨取社会剩余价值,然后快速逃离;下层和子孙后代则被迫陷于自然环境和人心败坏的恶劣环境中苟延残喘。整个社会缺乏凝聚力与社会共识,离心离德,环境破坏、道德沦丧。 胡德平先生在提到许多民企老板赚了钱就向外国移民、置业时说,很多民营企业家也表示还是在中国市场赚钱最容易。但是一考虑财产和人身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就选择移民海外。这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发展的环境不利,它就会选择走。 为什么权力庇护下的资本却没有安全感?一考虑到财产和人身需要就要选择移民海外?这是因为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条件下,由于政府掌握了太多的资源,使社会必然滑向权力市场经济、权贵资本主义陷阱而无以自拔。制度经济学上“分粥的故事”很多人都熟悉,靠选拔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来分粥,众目睽睽之下都难以避免滑向腐败深渊,不受监督而又资源无限的政府权力,以及直接投资经济的裁判员兼运动员双重角色,更难以指望其成为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守夜者。更何况,官员任期的短暂性使“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短期行为和政策的多变性更加令人眼花了乱,今天你还是权力的宠儿,明天换一任领导你就有可能成了权力的弃妇!权力之手不断洗牌、翻搅、调戏资本,权力与资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资本与资本之间、权力与权力之间,既彼此依赖和勾结,又彼此利益冲突甚至敌对。今天此权力是财富的保住伞,明天彼权力就成了财富的敌人。权力还是那个权力,只不过掌管权力者可能换了人。凭借权力,可以一夜之间鸡犬升天;也因为权力的虎视眈眈,你也可能一夜之间从亿万富翁坠入赤贫。前几天和一位某报著名调查记者聊天,说到某南方城市,一个开发商刚刚盖好一楼盘,工作人员马上被一帮流氓打出去,这帮流氓将楼盘换了个名称就卖光光!地方公安根本不立案! 为了百分之三百以上的利润,一些权贵资本的劫掠行为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他们上抗国法、下坑民众、中间则践踏和破坏一切道德与规则。全家人怀揣外国护照,一见风声不对或者权力失势,立即逃之夭夭,留下一个百孔千疮的大地,和沦陷在水深火热中的底层民众。 权贵资本的劫掠形式多种多样:行政垄断、行政管制、借土地矿山的“集体化国有化”混水摸鱼,等等,不一而足。任其发展,权力和资本只会成为劫掠自然和百姓的掠夺者和“刮地皮的”,剩下满目疮痍的大地和败坏的人心给底层和子孙后代。 杨锦麟先生微博说:某地见某退休高官,他主动谈及权贵资本主义的概念,远比我想象的还要深刻,可见即使在高层,对几乎已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权贵资本结合现象,认识是深刻的,也知道任其坐大,影响深远,但老人家长叹了口气说,都明白,都了解,只是力不能及啊!力不能及之语,极具震撼力,至少当时我听了之后,感觉震撼!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青少年爱心大使、新锐作家、社会活动家刘思宇则提到台湾立法委员洪秀柱上大陆微博,感觉受不了:“希望通过微博了解这个社会,只用了两天,就没勇气再看下去。太多太多的事情骇人听闻,太多太多的事情让人悲痛欲绝。这个社会里见不到的‘仁义礼智信’信仰,甚至没有‘伦理与道德’,公平和正义在这里都是愚蠢的行为,无法理解。” 我们受不了也得受,谁叫你生在中国大陆?谁都不行动,只能等着中国这艘船一起沉没。11年前,著名经济学家吴敬链先生呐喊:改革正在过大关。今天的中国,仍然正在过大关。11年过去,这个关隘更明晰了:我们要过权贵资本的大关。权贵资本正在成为改革开放的掘墓人。遏制权贵资本,不能寄望于自上而下的管制,管制越多,权力越大,腐败的空间也越大。况且,权贵资本错综复杂的利益和权力关系,事实上也在消解法律和中央权威,“政令出不了中南海”是也。民众更不能对权贵资本作壁上观,看戏一样看他们在台上你死我活地厮杀!须知,他们的战争,炮灰都是美丽的自然环境和逃无所逃的普通百姓! 普通百姓的个人力量固然不如国家领导人大,但是,群起而为的曝光和媒体运动却能够使黑幕一点点暴露在阳光和监管者的眼皮底下,从而使权贵资本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恶行得到惩罚和遏制。黑暗最怕的不是权力,而是阳光。眼下的中国,迫切需要的就是“扒粪运动”,让阳光和公开化来洗涤污垢和罪恶。 {lang: ‘zh-CN’} 相关日志 2011/06/17 — RFA:中国富人移民海外浪潮-中国的财富外逃和外流 (0) 2010/07/29 — 郑永年:中国的知识和财富“退出”潮说明了什么? (0) 2010/07/12 — 我国精英移民潮引发思考 专家称系追求安全感 (1) 2010/06/04 — 多少精英正在移民海外,他们寻求什么?? (0) 2011/08/29 — 浙江甬台温及广东考察见闻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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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立诚 | 震后发酵新思维

    很久没见过中国媒体如此自发的激情。日本3·11国难之际,上百名中国记者从各地火速飞越国境,赶往东瀛采访。钱江晚报等地方报纸也派出记者赴日采访灾情,这是以前没有过的。紧接着,国内不少城市报每天三个版全面报道日本灾后状况,持续半月,满足了读者关切。就近期情况来看,印尼海啸以及新西兰基督城地震,都没有这样的报道盛况。这是什么原因呢?恐怕只能有一个解释,日本是邻居,是亲戚,所以特别上心。胡锦涛4月15日在博鳌亚洲论坛讲话说:“亚洲人民是一家”。中国媒体对日本灾情的报道应验了这句话。 也有一个署名“李阳老师”的在网上说:“日本不需要同情,这次地震只是上帝小小的惩罚。”但这种被仇恨蒙蔽了良知的说法遭到多数人批驳。应该说,中国报刊对日本灾情的报道足够理性和客观。尤为难能的是,许多媒体突出报道了日本民众面对灾害表现出来的优秀素质。 知名媒体人许知远在《压力下的风度》一文中说:“灾民排着队撤离,没人对着镜头哭喊。超市免费开放,没传来任何抢劫的消息。一位外来记者发现,即使在废墟中,人们仍然听到邻居们以良好的情绪,礼貌地问候彼此和来访者。而另一位则发现,在东京,计程车司机依然向客人鞠躬致敬,车内依然装饰着白色花边。卫生间马桶的坐圈依然是加热的,店主们依然一路小跑到顾客面前为他们服务。公司的员工们兢兢业业地加班,要提供更好的服务。在街道上,人们被口罩遮住的面孔异常平静。”     上海东方早报4月3日发表叶千荣的文章说,地震发生时,他正在东京路上开车,看到一幢幢大楼都在“吐出”人群。“人们都在一种异样的沉默中缓缓移动脚步……所有人脚步移动的节奏都是一致的,有序的。大部分人戴着口罩,背着包,穿着大衣,互相没有交流,也没有人抢先或插队,上百万人一步一步往家的方向走。这一刻,他们都肯定明白至少要步行三四个小时才能回到在郊外的家。但他们依旧平静地走着。车道上虽然塞车,但没有一个人试图走到车道上,尽管这样可以走得更快。当时感觉这个民族在一个巨大悲剧到来的时刻,开始了一场全民族出征。我在车里发出了地震后第一条微博,说好像是一个巨大的无声电影的场面,仿佛是《出埃及记》里的一幕。”     突发的巨灾最能显现人的本来面目和真实情感。中国媒体报道的这一幕幕情景,与过去一些舆论“逢日必反”的情绪化表达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媒体打破仇恨的延续,显示了实事求是的胆魄和见贤思齐的学习精神。     这是中日民间互动的一个巨大变化与转折。     2002年12月,我在《战略与管理》杂志发表《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文章副标题是“中日民间之忧”。当时是什么情况呢?《中国可以说不》出版不久,民族主义飙升。网上凡提到日本人,不是叫鬼子就是叫倭寇。有文章甚至说日本国民都是好战分子,“日本民众是铸就日本右翼势力的肥沃土壤”。人们还记得,2001年底发生了一个轰动事件,就是演员赵薇由于曾穿过一件类似日本军旗的服装,在长沙演出时被人推倒在地,并往她身上泼粪水。这个事件点燃了情绪大火,延烧不已。许博渊在学习时报今年4月25日发表文章回忆当时情况说:“事情已经发展到不能听人议论日本的优点,一听就勃然大怒,就汉奸卖国贼地骂。” 我在《对日关系新思维》一文中,批评了向赵薇身上泼粪的暴力行为,也批评了日本右翼人士鼓动民族主义的行径,提出中日两国民众都应该克服各自的民族主义,理性看待和改善两国关系。文章说,日本在中日两国的联合声明和联合宣言中承认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灾难和损害,并表示深刻反省。历史道歉的问题已经解决。日本自1979年起通过向中国长期提供低息贷款援助中国建设150个大型项目,也表现了诚意。今天,中日两国国力对比发生巨大变化,中国经济将要超过日本,日本对此感到紧张不足为怪。中国要有战胜国和大国的气度,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要把日本恢复正常国家状态的诉求,同重新恢复军国主义发展道路区别对待。欧洲人在化敌为友实现一体化方面远远走在亚洲前面,亚洲应该向一体化方向迈进,推动中日韩三国建立自由贸易区。这是亚洲的人心所向,潮流所向。     我的文章发表之后,人民大学教授时殷弘、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冯昭奎也相继发表文章,支持对日新思维,并从不同侧面展开论述。 犹如巨石投入水中,这些文章引起轩然大波。愤青齐上阵,在各网站合力围剿多年。国内日本问题专家金熙德等人2003年9月还在日本东京出版日文专著《何谓对日新思维——对马立诚、时殷弘论文的批判》,把国内的仗打到国外,对新思维大加讨伐,给我和时殷弘的文章扣上“迎合日本右翼势力”的帽子。     直到2007年和2008年,温家宝、胡锦涛相继访日,实现“融冰之旅”和“暖春之旅”,推动两国关系新突破之后,这股批判劲头才减弱下来。后经有关部门调查,以极左面目出现的金熙德原来是日本间谍,今年年初被判处有期徒刑14年。而时殷弘则在今年4月被选拔为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新思维获得越来越多的理解。一些曾经骂我的青年网友给我来信,承认当初的幼稚和偏激。我在国内出差与各界人士谈到新思维,也获多数人首肯。中联部前部长朱良给我来信说,你很有勇气,这个问题应该提出来了。张闻天的秘书、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何方对我说,新思维提得好,把算历史账问题摆在首位,会陷入恶性循环,不符合我国战略利益。黑龙江省现任政协主席杜宇新也鼓励我说,新思维能够经得起历史检验。     美联社3月15日电说,中国救援有利于拉进中日关系。这话不错。环球时报3月17日报道说,日本国难以来,中国民间掀起了救援潮。3月16日,由清华大学王中忱教授等人发起的100名中国学者倡议书《让我们向日本伸出温暖的手》获得热烈反响。四川企业发起“报恩”活动,为日本捐款,回报日本对四川地震的救助。中国红十字会及各地民间团体、学校、个人也纷纷捐款,很多网友捐款的留言感人肺腑,亲情可掬。日本驻华大使丹羽宇一郎4月25日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中方民众的诚意“让日本民众感到如同触碰到了内心深处的琴弦般的温暖”。日本社会舆论也发表了同样的报道和评论。     前面提到的许博渊的文章《也谈灾难中日本国民的高素质》,对比了两国国民素质,提出应该向日本国民学习。     总之,在全球化大背景下,对日新思维经历曲折,顽强地生存下来,越发具有生命力。中日两国走出悲情改善关系是历史潮流。连新思维的批判者刘建平也承认,在经历了“非礼责攻的困难”之后,“对日新思维作为一种时代主题的呈现,终于得以领一时风骚。”正如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所说,我们不能不超越历史,历史问题不是发展中日关系的前提,只有发展中日关系才能解决历史认识问题。冯昭奎则指出,对日关系新思维的提出,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思想路线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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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 | 孔子等待入场

孔子等待入场 有报道说, “9.5 米高孔子像落户天安门广场东侧。 ” 我以为孔子像的位置是在国家博物馆西门广场(台湾某报的示意图就是这么画的),坐东朝西,隔人民英雄纪念碑,与人民大会堂相望。如果他老人家环视广场一周,向右看到的,是天安门,和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毛泽东画像;向左看到的,是前门门楼,以及门楼北面的毛泽东纪念堂。 于是,一个句子,像济南珍珠泉里的泡沫那样,一字一泡地浮现在脑际:孔子来到天安门。 但心里没底,下午打车到天安门看看。一看,才知道,别说孔子像没有来到天安门广场,站在他的位置,如果不能转动脑袋,甚至连天安门广场都看不见。他站在国家博物馆北门广场,面北而立,对面是天安门城楼东观礼台,东长安街的滚滚车流在他面前川流不息,他可能有的感慨或许是: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在这个地方,孔子曾经两次被无形打倒,一次是 1919 年,另一次是 1960 年代中期;这次,他有形地来了,虽然只蹭到它的边缘。他身高 7.9 米,状如山崖,拱手欠背,收眉敛目,若有所悟地口含春风 ⋯⋯ 让人想起 2100 年前史学家司马迁想象的孔子: “ 高山仰止,景行行之 ⋯⋯” 在新浪微博上创建了 “ 儒家学派与国家智库 ” 微群的李仲均说: “ 看见孔子像树立在庄严的国家博物馆前的时候,有潮湿的感觉在我的眼睛里,那不止是伟大,也是亲切,好象遇见一个老朋友。 ” 看见孔子像,并非所有人都看见了老友,也有人看到的是寇仇,李承鹏就是其中一个: “ 刚才有猫眼朋友问怎样看孔子像立于广场 —— 很多年了,他们让我们学习孔子,实则要变我们为孙子。孔孟不死,国难不已 —— 这话我较认同。孔子孟子本人不知怎样,至少流传下来的这些,让中国人系统化成为世界上最大的一个集中营。 ” (原文地址: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6741106 ) 委婉一点的,是熊培云。我于 1 月 14 日发微博说: “ 孔子来到天安门,是中国当代文化发展上的一个伟大事件。 ” 培云评论说: “ 没有其他诸子,孔子进入天安门充其量只是个大事件,而且属外宣范畴。说伟大,恐怕为时过早。论思想的深度与广度,孔子甚至不及吕不韦旗下的门客,缘何要一枝独秀?从以伦理治国到以权利治国,中国在文化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 我不同意承鹏和培云二位先生的看法,理由是:孔子对华夏文明存续有功,对中华帝国专制无罪,甚至,还提供了暴政解毒剂。 迄今存活下来的文明,可以分为两大类:海洋文明,和河流域文明。规模大,活力小,是河流域文明的特征,因为它必须揽括整个河流域,它的规模由其所在地区的河流长度决定。一个例外是美洲亚马逊河流域和密西西比河流域,从来没有诞生过全流域文明国家。 为什么?经过研究我发现,亚马逊河流域是热带雨林气候,不适合大规模农耕;密西西比河流域适合大规模农耕,但墨西哥湾 的 “ 奥尔梅克文明 ” 及其后续文明一直忙于 “ 自杀 ” ,没有过剩人口向该河流域迁徙。玛雅文明,以及阿兹台克文明,之所以消失或不堪一击,是因为它们只重鬼神不重人,用大规模活人,献祭天神,因此是 “ 空心文明 ” ,或者说是没有心跳的文明。 华夏文明,早在 3000 年前的西周时期就有了心跳。这颗心跳,有两个重要节拍:第一是 “ 务人 ” ,以人为本;第二是 “ 贵生 ” ,珍爱生命。伟大的教育家、思想家孔丘先生用 8 个字击出第一个节拍: “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 ,用 6 个字击出第二个节拍: “ 未知生,焉知死? ” 他的学生樊迟曾经向他请教 “ 智 ” 的含义,他回答说: “‘ 智 ’ 就是把功夫都下在人和老百姓的事务上,不要在鬼和神那里耽误工夫。对鬼和神,第一要敬畏,第二要离远点儿。 ” 孔丘开创的儒家思想体系,都是围绕人,而不是围绕鬼或神展开的。这种华夏版的 “ 人本主义 ” (或者用孔丘的话说, “ 务民 ” 主义),是儒家学派对华夏文明的成形所做的最大贡献之一。 所以说, 孔子对华夏文明存续有功。在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看来,华夏文明成为世界四大轴心文明之一,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四大轴心民族之一,关键在于有孔子这样的伟大导师,推动了地域思维的普世化,神巫思维的人性化。 那么,孔子要对秦以后的专制负责吗?非也。孔子做梦都梦不到秦国那样的 “ 霸道 ” 国家,他的政治理想,有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最高纲领是 “ 天下为公 ” ,最低纲领是西周体制。西周体制,并非中央集权体制,它被荀子称为天下 “ 兼制 ” (《荀子 . 儒效》),而非专制。与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创立的 ” 社会主义 ” 体制不同,秦始皇创立的郡县主义,不是孔夫子主义指导下完成的,秦国主流意识形态是法家。 尽管汉儒将儒家思想体制化为国家正统意识,但孔子政治思想的两个纲领,一直是历代政治思想家对抗过度暴政的思想武器。远的不说,顾炎武提出的郡县制下分权、黄宗羲提出的 “ 公法 ” 治天下,还有康有为的托古改制,都来自孔子的这些思想。 不过,如果要从孔子思想里寻找自由宪政观念,那就找错了地方。我们不能责备他没有自由观念,就像我们不能责备他不穿西一样。假如我们不能把祖先的哲学,变成我们今天的思想力量,那是我们的无能,别苛责先贤。 孔子并没有成为过去,他还在天安门西北角守侯,等待入场。                                吴稼祥, 2011 年 1 月 17 日于北京家中                  载南都周刊,2011年第4期, http://www.nbweekly.com/Reviews/1186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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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稼祥 | 贺慕群:对表象的反叛

贺慕群:对表象的反叛 时间,对于贺慕群的作品来说,似乎是多余的。 所以我们看到,她的所有作品,油画,版画,墨彩,速写,多数没有任何落款,有的,也只是 “MoJong” ,她的名字的拼音,台湾拼音法,或民国拼音法,没有画作完成的时间。如果某些画作的边框上出现了 “ 时间 ” ,那也是展览时用铅笔加上的,为了观众,不是为了自己的画作。时间,不是她画作的构成部分。她的作品,没有时间性,你可以把它们安置在时间长河的任何一处河岸上,甚至危地马拉的桑巴托罗( San Bartolo )玛雅文化遗址上。 名称,对于贺慕群的作品来说,似乎也是多余的。 所以我们看到,她的绝大多数画作,都没有题名,你看到什么,就是什么,花啊,草啊,果啊,人啊,鱼啊,等等,这些都是事物本身,叫什么,不关她的事。同样一个东西,在不同民族的语言里,有不同的叫法,更不用说,不同的含义了。贺慕群不需要语言,也不需要含义,她有一幅静物水果画,边框上被铅笔标上 “ 红绿黑 EA” ,可见,为画作命名,对于作者,是一件多么勉强的事。如果万物起源于 “ 一 ” ,她愿意用 “ 二 ” 来命名,越接近本源,似乎越让她安心。在富士苹果之上是苹果,在苹果之上是水果,在 “ 红绿黑 ” 之上是什么?是色彩,在色彩之上是 “ 空 ” 。 细部,对于贺慕群的作品,似乎还是多余的。 她画的 “ 玩具系列 ” 里的人,基本上没有面孔,好不容易露出面孔,也没有表情,比如 “ 玩具系列, 99cm×72cm, 1975” 的那幅油画,我们只知道画中的那个主题是个人,除此之外,我们一无所知。不知道是他,抑或她,是黑种人,白种人,黄种人,或红种人;也不知道他或她生活在哪个时代,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她或他甚至五官不全,面颊两侧,没有耳朵;怀中抱着一个大南瓜,那南瓜似乎是他或她的全部世界,从面部或体态上,看不出喜怒哀乐悲恐惊,没有七情,也没有六欲。 没有时间,就没有生死;没有名称,就没有分别;没有细部,就没有万象。生死,分别和万象,都是事物的表象。贺慕群要画的,不是作为表象的世界,而是表象背后的世界。她的画,是对表象的反叛。在古代东方哲学,特别是佛教哲学那里,表象背后是 “ 空 ” ;在古代西方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那里,表象背后是 “ 原型 ” 。 “ 空 ” 是无时空的,能表现空的只有 “ 色 ” 。贺慕群的画,最好地诠释了 “ 空即是色,色即是空 ” 的禅意。 “ 原型 ” ,是静寂的,所以,在贺慕群笔下,动物被画成静物,静物被画成色彩。由动到静,由静到空,是贺慕群的画笔始终指划的方向。某些评论家们从她的画作里读出了 “ 寂静 ” 、 “ 沉默 ” 、 “ 孤独 ” 和 “ 坚强 ” ,但没有读出她对表象的反叛。 她和她的画笔,要逃避的,是喧哗与骚动。 这不难理解。贺慕群的一生,遭际离乱,国分家破, 4 次出离:从宁波出离,到上海;从上海出离,到台北;从台北出离,到巴西;又从巴西出离,到巴黎。世界似乎一直在她脚底下摇晃,她的现实世界,充满了战乱时的死亡,以及接踵而来的动迁,和无休止的变化。变幻不定的时髦和潮流,对于她,不是构成幸福的要素,而是痛苦的来源。她巴黎时代的一个朋友,提到一件往事:她有一次出门,穿了一件新外套,一路上浑身不自在,直喊 “ 难受 ” 。她要的,不是标新立异,而是返璞归真。把贺慕群归于任何画派,都是勉强的。事实上,她一个人,就是一个画派。 当人们无法接受动荡不安,或没有归属感的外部世界时,通常会梦想一个寂静不变的世外避难所。如果现实中没有,特别有创造性的人,比如陶渊明,会为自己创造一个 “ 桃花源 ” 。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认为,贺慕群并没有为别人在画画,而是在创造自己的 “ 桃花源 ” 。她的桃花源里,无论花草树木,瓜果面包,还是动物人物,都充满了永恒的神圣、静穆、质朴和庄严。它们是永恒的摹本,不朽的剪影。                                 吴稼祥, 2010 年 12 月 25 日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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