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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也有“思想偏激”的学生，而且“偏”得厉害，“激”得重大。对于学生“偏激”的思想，美国实行“司法最终解决”。一些涉及学生“思想偏激”的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最高法院以宪法第一修正案定谳，通过这样具体案件的审判，不断地为社会制定言论自由的规范。 什么要件构成“思想偏激”？在北大，对于学校伙食涨价提出批评就是“思想偏激”。不过，打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学生“思想偏激”案，一般都涉及重大的主题，比如焚烧国旗、拒绝遵守向国旗敬礼的法令、在越战期间佩戴黑色袖章到校上课表示反对战争等待。 在北大，对于“思想偏激”采取“会商”制度。“会商”成功，毫无疑问显示了组织的力量；“会商”不成，组织也有的是解决办法。但是对于受害的学生呢，有什么救济途径？中国有宪法，也有各级法院。制裁异见维稳和谐的法院，顾某常见；依照宪法保护言论自由的法院，顾某不常见。这也是中美法院在政治、社会生活中扮演角色的重大不同之处。 1943年，西维吉尼亚州发生一起小学生拒绝向美国国旗敬礼案。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爱国主义高涨，加上对于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恐惧，美国若干州和地方制定了法律法规，要求学生们想国旗敬礼并背诵效忠誓言。西维吉尼亚也制度来类似的法令。当地小学生巴尼特拒绝向国旗敬礼，学校当局就“会商”。巴尼特的父亲就站出来挑战向国旗敬礼的法律的合宪性。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 法官在判决中写道：如果说在我们的宪法星系中有一颗恒星的话，那就是没有任何官员–不论官阶高低–有权规定什么是正统的政治、民族、宗教等观点，也没有任何官员有权强迫公民以言行承认自己的信仰。如果有例外，那么例外现在还没有出现。 法官在判决中继续写道：我们认为地方当局强迫学生向国旗敬礼和宣誓的行为超越了它们的宪法权限，构成了对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护的公民精神和智力的侵犯。 和纯粹的“言论”相比，拒绝向国旗敬礼、焚烧国旗、倒悬国旗、佩戴黑袖章反战等都属于所谓的“象征性言论”，静坐、游行、示威等属于“言论加行为”，都属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保护的“言论自由”的范畴。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哈兰（Justice Harlan）说：本院从来没有把言论的权利限定为只是口头表达。 学生批评学校食堂伙食涨价在北大就被划为“思想偏激”，那么联邦最高法院保护的那些“象征性言论”如果发生在北大，中国人都知道会有什么后果。 在1965年，在爱荷华州也发生了一起学生“思想激进”案。爱荷华州Des Moines地方的一群学生举行集会，决定在假期佩戴黑色臂章，表达他们反对政府卷入越南战争。Des Moines当地的校长们闻讯后，迅速采取措施，制止学生们在学校佩戴黑色臂章，违者将遭停学。 15岁的高中生约翰廷克（John Tinker）和他13岁的初中生妹妹玛丽拜慈（Mary Beth）拒绝了学校的规定，坚持佩戴黑色臂章到校，结果被立即遣送回家，在他们同意学校不得佩戴黑色臂章的规章之前不得上学。 廷克和妹妹及其父母把官司一直打到联邦最高法院。最高法院以7：2作出判决，认为：学生佩戴黑色臂章以表达某种观点属于象征性言论，这种言论在宪法第一修正案言论自由条款的保护范围之内。学生的这种静默的、消极的表达思想的行为，没有证据显示干扰了教学秩序，学校当局对学生佩戴黑色袖章到校的禁止，是宪法不能允许的。 在美国，学生包括中学生集会示威，批评政府是日常的社会生活实践和民主实践。在中国，大学生批评食堂涨价就荣膺“思想偏激”的称号，到社会上批评物价上涨，校方会不会追授一个“思想偏激+”？如果有一日，中国社会满眼和谐盛景，到处赞美飞扬，顾某就知道北大的教育目标实现了。那时，我们可以称中国进入了一个“北大新国民”社会。 顾某没指望看到北大某位学生不服“会商”，把官司闹到中国的最高人民法院。别地，中国的最高法院不管哪个。对于中国宪法，顾某强烈的印象是国庆游行中的宪法花车方阵。宪法一日不从花车上下来，那它一日就是花车上的宪法。只能远观。 和美国学生的这些“偏激”相比，北大学生只能在回首往昔峥嵘岁月中寻找安慰。“祖上阔过”。 相关日志 2011/03/30 — GFW的一些内幕。都来看看。有些东西你并不知道 (0) 2011/03/29 — 华尔街日报:美国产品助中东国家进行网络屏蔽 (0) 2011/03/28 — 长平:中国进入信息恐惧时代 (0) 2011/03/28 — 川网站公开对抗宣传部 抵制强权宁死不屈 (0) 2011/03/28 — 阆中热线被指最强硬网站 打死也不删帖 (0)

近来，一批作家和出版策划机构集体声讨百度文库侵权一事，闹得沸沸扬扬，接下来双方谈判破裂，引发作家和出版策划机构愤慨，用微博、博客等UGC工具予以口诛笔伐，北京有司出来表态说百度涉嫌侵权，一时间坊间热议，煞是可观。 百度这档子危机，我觉得可以从以下六个方面来观察并讨论。 为什么是百度？ 事实上，网上可以获取电子书的地方很多，比如verycd到我写此文时还提供有18102个图书下载链接，其中不乏版权可疑者。豆丁网亦是一个可以下载大量电子书之所在，甚至有利用版权不明的作品进行售卖的嫌疑。当然，这两个网站比起百度来，个头小得几乎可以不计，毕竟百度刚刚拿下了中国市值最高数字公司的头衔。 不过，并不是只有小个头在那里打游击，赫赫新浪，也在干这事。新浪爱问是一个电子书宝库，数量远远超过verycd和豆丁的。根据alexa统计，新浪爱问占据整个新浪访问量2.34%，百度文库则占百度1.63%。当然，新浪爱问还提供类似百度知道的服务且新浪整站访问量不及百度，但要说新浪爱问没有庞大的电子书下载群体，那纯属鬼话。 更早些时候，盛大文学侯小强也痛斥百度侵犯盛大合法权益，却完全不曾提及新浪。而这一波又是如此。新浪刚刚突破股价100美元，新浪微博搞成一个时代风潮，也是一风口浪尖公司。诸多权益受损者，怎么就忘记它了呢？ 道理很简单：因为新浪是一个媒体。 新浪是一个可以搞策划、弄活动使劲倒腾出声音的媒体，但百度不是。百度更多的是依靠用户自己输入关键字的“传播渠道”。如果我对作家张三毫不感兴趣，百度不会让我看到作家张三的东西，但新浪却可以把该作家新书的信息推送到我的眼前。这两者的运作机理不太一样，从做宣传搞推广的影响力而言，新浪可能比百度更有用。 码字的人，大多知道，轻易不要得罪媒体。更何况这批作者和出版策划机构运营者，大多还有一个带V认证的新浪微博帐号。新书一出，还指望着这类媒体帮忙吆喝一下呢。如果控诉百度成功，新浪最好自行收敛——事实上，新浪爱问一向也的确低调得很。 至于侯小强，本来就是新浪陈彤的部下，指望他先对以前就关系较好的老东家叫阵，有点违背中国人的所谓道义。于是乎，百度就被挑上了。 故而，权益受损者也不是逢“盗版”就打。专攻百度，不计其它，这是很聪明的进攻手法。一个和利益有关的事，算计一下，也属正常。 百度有没有侵权？ 在现行著作权体系下（请注意这个前提），百度无可争议地侵权了。 百度文库和百度MP3并不一样。百度MP3提供的是音乐下载的链接地址，而不是把音乐放在自己服务器上。故而，它可以辩解说：仅为传播信息之方便。至于人家网站盗版不盗版，与我无干。从侵权责任角度而言，这个辩解不能说一定道理都没有。故而百度MP3至今屹立不倒，为百度提供了1.28%的流量。 但文库却把资料（无论合法的还是盗版的）都放在了自己的服务器，这个性质就完全不同了。事实上，我也一直很奇怪百度这个行为：它完全可以提供类似MP3搜索这类网盘资料搜索的功能，链接地址都是别人的。在这个策略下，百度可以继续利用为自己辩护MP3搜索的方法来辩护这个资料搜索，但百度却没有这样做。 极有可能的是，在MP3搜索的数个官司中，百度屡屡得手，助长了它的势头。另外一点是，文库资料从表面上看，都是用户上传，而非百度自己上传。百度是不是可以在这里使用“避风港原则”？ 仅仅从先前视频网站版权大战的结果就可以知道了，这把保护伞其实相当不靠谱——如果可以有效地用来做挡箭牌的话，为什么它们还纷纷撤下有侵权嫌疑的视频作品呢？。当避风港原则无法使用时，网站运营者极有可能被判定承担“连带责任”，而连带责任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先可以由原告向任一被告要求全部的赔偿，再由诸个被告自己去分别算账。现行的侵权责任法第二章里，对于连带责任的判定有很详细的描述，而第三十六条，更是清晰： “网络用户利用网络服务实施侵权行为的，被侵权人有权通知网络服务提供者采取删除、屏蔽、断开链接等必要措施。网络服务提供者接到通知后未及时采取必要措施的，对损害的扩大部分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网络服务提供者知道网络用户利用其网络服务侵害他人民事权益，未采取必要措施的，与该网络用户承担连带责任。 而百度非要用“避风港原则”来说自己不知情，在如此大的规模之下（目前大概存有2000万份文档，版权不明的比例相当高），显然有点站不住脚了。 百度主要侵了谁的权？ 一般人会以为：当然是作者的。但如果你换一种问法：谁的利益受损最大，就知道，其实不是作者的。 对于一部作品而言，通常来说，作者（也包括译者）的权益体现主要是三个部分：署名权、稿酬和版税拆账。署名权是不会动的，即便是在很多非法电子书下载中，由于是扫描件，故而作者（译者）大名高高在上，人没说这东西不是你写的，是我写的。 现在看稿酬。有些出版合同里索性没有稿酬（也就是0元），全部用版税代替。即便有，对于很多非大牌作者而言，稿酬也不高（其实大牌作者更愿意用版税拆账）。写一本20万字的书，能拿到几万元稿费，那是很不错的稿酬。而至于版税部分，一般情况下也就7到8个点，12-15个点是著名作家那个级别——而很多情况下，除了很小部分的著名作者预付版税外，大部分一般性的作者的版税还要被用各种借口拖欠，因为版税是跟着销量走的，销量是得一版销售完才晓得的且充斥着各种猫腻。 很多作者在签订版权合同时，还被剥夺了著作权下大量的其它权益（出版机构和非大牌作者签订合同时，都是格式条款，也就是俗称的霸王合同），比如说：根据你这个作品拍个电视剧，拍个电影？对不起，这个权益归属出版机构（或者要出版机构点头同意，下同）。再比如说，你这个作品搞成英文版卖点海外市场？对不起，这个权益也归属出版机构。搞成电子版？对不起，出版机构没点头你作者不能干。故而，码字的，和印字的，很象演艺人员和经纪公司的关系。你看着那些影星们在台前人五人六的，真正赚钱的，都是背后的经纪公司。 至于译作，译者就更可怜了。可怜到我都不想告诉你（为何道宽先生一哭！）。 所以，写作者和出版机构，是两码子事，有时候，他们的利益甚至是对立的（下文解释）。出版机构还包括两种：专业图书策划公司和出版社。专业图书策划公司就是书籍这个行当里的经纪公司，他们不仅经纪一本书，甚至经纪一个人。不过他们没有书号，需要向出版社索取（或者购买）。专业图书策划公司是一个彻底的商业公司，完全不承担除商业以外的义务（有时候一些大学出版社有这类义务，做一些不怎么赚钱的书，不过通常也需要基金立项来保本）。说它们是搞文化的？姑且算之，以赚钱为核心的披着文化皮的商业机构。 在图书市场里，在大众面前，通常就是作者和售卖渠道（以前是书店，现在是当当卓越这类网商），但其实，这两者都不赚钱。真正相对赚钱的，是图书策划公司，以及出版社（在音乐产业里，就是唱片公司）。 既然是真正赚钱的，故而就特别看重所谓的著作权。因为一旦被侵权，它们的利益就受到最大的影响。这些机构，自身自然也有一定的风险，比如没包装好，眼光不准没搞好一本书。做十本书，两三本大卖，七八本亏本或刚保本也不算稀罕。而这三本大卖的书，如果还让人给免费传播了，那可就亏大发了。 故而，百度真正动及的奶酪，是它们的。 现行版权体系之恶 我前面说到的是，百度是侵犯了现行版权体系下的他人权益的。但作为一个每月要写十几篇专栏文章经常有点稿酬的码字者，我一点也不想掩饰我对现行版权体系的厌恶和痛恨。 先把目光投到很久很久以前——大约在1453—1456年间。 德国人谷腾堡捣鼓出了一个新玩意儿：印刷机。这被称为“谷腾堡革命”。印刷机出现的意义是巨大的。因为在印刷机没有诞生之前，人们复制一本书的唯一方法就是：誊写。誊写的工作效率很明显非常低下，以至于一本《圣经》被当成宝贝一样锁在教堂的桌椅之上。由于圣经稀少且只物理存在在教堂中，教士神父们就成了圣经的唯一解释者。而印刷机的出现，使得圣经在物理上被广为流传，打破了教廷对圣经的唯一解释权，最终引发了新教革命。而据马克斯韦伯的说法，新教伦理直接构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重要基石——这就是知识、思想、智慧的传播引发的整个社会变革。诚然，对于教士们和誊写者而言，这是一个噩耗。后者作为一种工种，已经基本消失。 现行的版权体系呢？它也在阻挡思想的传播：书价并不便宜，甚至有些书都已经买不到了，比如中国数字世界启蒙之作：《数字化生存》的译本，除了二手市场，你已经无法购得。而另外一方面，由于出版机构对于书籍作品的商业贪婪，使得很多国外的书籍普及到中国并不容易。我这里举几个例子： 网络法领域中的学术重镇，Lawrence Lessig所著的三部书： 《The Future of ideas》，2001年出版，中译本《思想的未来》，2004年10月出版 《Code》（第一版），1999年出版，中译本《代码》，2004年10月出版 《Free Culture》，2005年出版，大陆译本无，台湾译本《谁绑架了文化创意》2008年出版 再来看网络社会学家Manuel Castells著名的信息时代三部曲：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2000年出版，中译本《网络社会的崛起》，2003年4月 《The Power of Identity》，2004年出版（第二版），中译本《认同的力量》，2006年 《End of Millennium》，2000年出版，中译本《千年终结》，2006年 看出点什么没有？ 基本上，我们的中文版本要落后英文版本3年以上。那么，一部书的翻译工作需要多少时间呢？译者全力以赴的话，大概3个月到半年。 6个月变成3年，怎么回事？ 很简单，版权金的讨价还价。以至于我们的知识更新比美国人的，落后3年以上（还不包括大量的书籍并没有中译本）。 是写作者本人不愿意传播他们的思想么？答案似乎并不如此。Lawrence Lessig后来还写了《Remix》以及《Code》第二版，他主动采用CC协议（具体说来：署名权-保持一致-不得商用），供人们免费传播。其实，对于很多写作者而言，ta的思想被传播，是ta最开心的事。有人替ta译介，ta乐见其成——这里插一句，我始终好奇的是，一本CC协议下的《代码》第二版，到了中国，就变成售卖48元了，中间是怎么回事？ 但出版机构不愿意。他们的理由是：我们的合法利益要保证。如果我们没有利益，谁帮你出书？他们再用类似恐吓的语调说：如果写作者和我们的利益丧失殆尽，那么，你们就没书看了。 真的是这样的么？ 在信息爆炸的年代，我丝毫看不出如果人们写东西无法获得利益的话就没人再写东西了的迹象。维基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写作者没有任何物质利益，但硬是造就了人类智慧文明上的皇冠。中国大陆现在每年出品的书籍种类大概是30万之多，而整个人类文明的书籍浩如烟海，不计其数。退一万步讲，话说得极端一些，这个世界，我看一百年都没有任何一本新书问世（这不意味着没有新内容的出现），也没什么了不得的。我们有太多的前人智慧尚未消化，而这个世界，已经成为Postman笔下的《娱乐至死》，我看没什么夸张的。 还是回归到稍许理性一点的层面上，好吧，我们需要写作者和出版机构获得利益，但现行版权体系是原子时代所构建的体系，它需要去适应比特时代，而不是让比特时代去适应它。时代演进中，动了谁的奶酪很正常，关键在于，你的奶酪在这个时代还能有么？当年誊写人的奶酪，就已被剥夺得一干二净，荡然无存了。 因为数字时代使得内容可以脱离纸张而独立存在，数字时代使得人们可以在互联网上发布自己的作品而无需经过传统的出版机构。而今天的版权组织和数字公司之争，说到底，争夺的就是这样一条渠道：出版渠道。在版权组织眼里，数字公司要进行出版，必须获得它们的同意。而这份同意，其实对文明的进步而言，并不具有“合法性”。 书籍的自由传播，真正的阻碍者是出版者而不是写作者。因为它的主要目的是赚钱（或者其它，比如意识形态），而不是传播思想。从过去曾被印刷机赶下岗的誊写人，到今天要被服务器赶下岗的印刷机，莫不如是。 CopyLeft的希望 我并不是一个藐视著作权的人，作为一个码字者，我很看重著作权：1、如果你胆敢把这篇文章的作者改成你自己的，我当然很不爽。2、如果你胆敢把这篇文章断章取义重新拼凑加入你自己的私货，我也很不爽。3、如果你胆敢把这篇文章拿去印在你的某本集子里卖书赚钱而不基于合理的原则分给我，我还是很不爽。—— 故而，我对于一些网站匿名转载我魏武挥的东西，我一向深恶痛绝不过又无可奈何。 这就是署名—保持一致—不得商用的CC原则之一。CC协议，又被俗称为Copyleft（相对于CopyRight），是版权所有人可以自行决断保留著作权中哪一部分的授权协议。有些内容贡献人，可以放弃所有的著作权项，而有些人，还希望保留一部分。 除了侵犯到CopyRight体系下的他人利益，百度文库的问题还在于：看上去它目前是没有商用的（它的页面没有广告），但还是会让人认为这是有商业目的的。比如说这个域名：wenku.baidu.com，是百度的二级域名，所有的访问量将计算在百度域名之下，对它在全球网站的排名有一定的支撑作用，而百度域名，正如baidu.com所标识的，这是一个商业域名。 在数字时代到来之前，CopyLeft是没有任何实操意义的，因为内容必须依附于纸张之上，而纸张的消耗，必然引起成本增加——这种增加，通常不是一个人随随便便就能负担的。但数字时代到来以后，人们发布作品的成本急剧下降，那么，就应该允许有些人完全不在乎商业利益而自行发布作品——我就是愿意让人免费阅读，不可以么？ 答案是：有点尴尬。 因为所有的出版物，需要书号。这也是盛大文学目前碰到的一个尴尬：旗下文学网站上有太多的作品，其实没有书号。如果只是放在网上供人阅读，那么一个ICP经营许可证或可作为合法证明。但现在跑到电子阅读器中，怎么办？ 但时代之轮滚滚向前，靠一个书号来束缚人们宪法赋予的“出版自由”，已经越来越不牢靠了。有人在这其中，并不想获取直接的利益，ta为什么不可以使用Copyleft协议呢？而有人，还是想通过码字来获得一份不错的收入，ta就一定要通过图书策划公司和出版社么？ 未必。 数字出版的未来 最近有一则新闻，被称为“印刷业的地震”：一个美国大牌作者，《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作家Barry Eisler拒绝了价值50万美元的图书出版合同，而决定选择自行出版模式出版最新的小说：即电子书。电子书虽然廉价，但作者可以从亚马逊中获取70%的收入分成，而昂贵的实体书只有14.9%。 人类文明的总体态势是这样两条线交织前行的：其一产业分工，分得越来越细，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做；其二缩短渠道，最好是制造者直接和消费者交易，中间环节越少越好，因为中间环节的存在会抬高最终消费成本，同时降低最初制造者的利益。这两条线其实并不矛盾。产业分工并不等于拉长渠道，设置更多交易环节。 过去的书籍产业的环节已经显得过长。从写作者到阅读者，中间要经过策划机构、出版机构、印刷机构和售卖机构。书籍同时也是树木的杀手，在钞票都开始提倡无纸化的今天，书籍需要一定程度上的数字化。 实体书只给予写作者不到2成的版税分成，主要原因在于它们的成本太高了。纸张、油墨、库存以及运输都是成本（在中国，书号都可以算为成本）。而电子出版之所以敢给7成的利益，就在于它的成本极低——规模效应下，甚至是零成本。 我个人虽然更倾向于CopyLeft式的著作传播，但我不至于书斋到认定所有的写作者都不关心自己的物质利益。美国这位畅销书作者很显然已经意识到，什么样的做法能更大化自己的利益。内容生产者并没有变，但内容出版和传播渠道正在发生变化。今天的出版机构们，牢牢抱着现有的版权保护体系当救命稻草，痴人说梦罢了。 百度文库搞了一个“文库书店”的模块，这不代表着百度会全力进军数字出版领域，但我个人表示谨慎乐观：谨慎的原因在于国内所谓合法出版物还是有很多条条框框的。因为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出版，是应该抛弃传统的出版机构：要它们在这个产业链条里干什么呢？我坐在电脑前用WORD码下20万的字交付数字出版，干你鸟事？ 乐观的原因在于，我相信迟早有一天，整个出版业会抛弃今天的这种做法：书号式出版。一本书的价格和著作权授权，将由写作者做主。Ta可以选择保留一定权益的免费传播，亦可以随意定价，只要市场接受。抱着陈旧版权体系的出版者们，迟早向数字低下他们今天高傲的头颅。 相对于互联网，传统出版的效率已经低下了，故而，它们将被淘汰，必须的。 作者简介： 魏武挥，曾经供职于多家网络公司，混迹互联网多年，目前执教于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对一切数字化的互动媒体都抱有浓厚的观察、研究和批判的兴趣。 现为网易科技专栏之“数字与人”专栏独家供稿，与读者探讨数字化的媒介和人这种物种以及这个物种所构成的社会之间的关系。 相关日志 2011/03/29 — 一五一十部落:透视百度互联网“共享主义” (0) 2011/03/26 — 写给和百度作战的文艺工作者们 (0) 2011/03/26 — 南方周末: “盗书贼”百度的避风港 (0) 2011/03/26 — 韩寒: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 (0) 2011/03/26 — 韩寒:为了食油，声讨百度 (1)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加藤嘉一 　　前不久，我朋友白鹤鸣在FT中文网上发表了他对福岛核泄漏事件的分析“福岛灾难中的人祸”。文中白鹤鸣对东京电力株式会社的日常运营和事故处理的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曝光了东电招聘“四无人员”进核电站工作的内幕。正如他所预料的，东电已经成了日本舆论的焦点，各方纷纷谴责东电在抢险救灾中的失误和失败之处。 　　在技术方面，东电3月27日上午曾宣布，福岛第一核电站2号机组涡轮机房地下室积水中放射性活度达到每毫升29亿贝克勒尔，“相当于一般反应堆运转时冷却水放射性物质活度的1000万倍”。这一宣布立即被日本及国际媒体广为报道，但日本原子能安全委员会认为“数值过高，很可疑。活度如此之高很不正常”，并要求东京电力公司重新做出分析。东京电力公司重新检测后发现，由于“没有仔细研究数据”，搞混了两种元素的比例，其实放射性活度超标10万倍而非1000万倍。 　　在员工的保障方面，备受关注的“福岛勇士”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待遇。日本原子能保安检察官横田一磨在当天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22日至26日对福岛核电站工作人员相关状况进行考察后确认，他们每天只收到发放的1.5升矿泉水1瓶。”后来，据说饮食有所改善，但还是吃不饱，睡觉用的毛毯也很缺乏。横田又说：“不能这样对待在如此恶劣条件下工作的人。根本问题在于企业。”企业指的无疑是东京电力，他们肯定不缺钱，但组织和运输恐怕已经崩溃。 　　崩溃是正常的，因为一把手没有出来指挥。美国《华盛顿邮报》29日刊登专文批评东电高层，指出东电株式会社的社长清水从13日以来就见不到面，不知道去了哪里。文章还提到，日本参院议长西冈武夫表示“无法理解”清水的行动。据悉，清水曾向福岛县知事提出前往灾区向居民道歉，但遭到了断然拒绝。无论如何，如菅直人所表达的那样，日本此次“史上最大危机”是由东京电力这样一家私营企业处理的，而他们处理的效果绝对不理想。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战略担当相玄叶光一郎提出，“围绕东京电力何去何从当然会有各种讨论意见”，国有化也是可能的选项之一。不过，官房长官枝野幸男则表示现在政府还没有这样的计划，当务之急是指挥东京电力把抢险的事情做好，到安全了以后再说。按照这几天东京电力分析危机和解释情况的逻辑，似乎可以说，该公司的命运还“无法确定”。 　　不过，我认为，东京电力的问题，此刻，该好好反思一下了。日本的电力管理体制非常奇怪，若干家大企业是私营企业，却依靠政府的力量获取了垄断经营的地位。比如东电，尽管资料上说其成立于1951年，但其实他们早在1883年就以“东京电灯”的名义活跃于东日本了。早在战前就实现了对东京等地电力市场的控制，成为控制日本经济的“财阀”之一。 　　二战之后，日本被迫开国，麦克阿瑟将军处理和惩罚了一些参与侵略扩张的大企业。许多他认为“坏”的企业都被解散或事实上国有化了，但东电作为只在本土经营的“好”企业，没有遭到处理，保持了垄断。就这样，东电一百多年来控制着日本全国三分之一的电力却一直没有出事，这本身就似乎不正常。人们对于电力公司也了解得很少，在跟电力公司打交道的场合，“神秘、陌生、奇怪”是大多数人的印象。 　　当然，政府对东电可不陌生。国会的政治家们需要政治捐款，经济产业省和它下属的原子能安全保安院的官僚们需要退休以后找个地方继续上班，都得依赖企业。前者是必须由东电这样的私企才能提供的，后者对东电也很有好处，没有谁比退休的公务员更善于对付民选的政治家了。东电这样的大公司当然不可能没有出过事，但在糊涂的政治家和精明的公务员的共同支持下，东电可以一次又一次的隐瞒事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一切都以公司利益为最优先考虑，直到这次出了日本史上最大灾难为止。 　　如果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中国，我相信，中国必然立即成立以温家宝或其他官员负责的“指挥部”，以举国体制投入抢险救灾，该指挥部具有对不服从命令的军人、官员或企业进行当场处分的权力。而日本的应急体制远比中国复杂，许多人到现在也看不明白，指挥抢险的到底是政府还是东京电力？似乎每次汇报情况的都是东电，而在紧急关头下达命令的却是政府。 　　其实，东电当然也是想救灾的，不过它的利益毕竟首先是股东的利益，必然带有“最好别让外界知道问题”的侥幸心理，这就极大的影响和耽误了这场特殊事故的救灾进度。以菅直人为首的日本政府，对东电只能提出要求而不是死命令，具体的执行人员也是以企业为主，企业不执行或以各种借口拖延的话，政府也没办法，毕竟政府无权解除东电任何人的职务。我在微博上曾经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此刻最重要的是像中国共产党那样的体制优势和指挥能力，战胜危机取决于开放的信息和坚韧的精神”，而这都是日本的体制暂时提供不了的。 　　由于日本人极度谨慎刻板的性格，在救灾结束之前对负责救灾的东电实施国有化确实不可想象。不过，如果政府未来想国进民退，难度其实不会太大。舆论上，正如我一开始说的，东电应对事态实在不得力，已经丧失了民间的支持。经济上，东电作为直接受打击的企业，经济状况已变成一塌糊涂，其股票在证券交易所里已经下跌到了历史上最低点，却没有任何人购买。按日本法律规定，核泄漏事故后东电和政府都有赔偿受损者的义务，但各自承担多少份额却没有相应规定，也就是说政府很容易让东电多赔点，在经济上破产后毫无阻碍的接收，就像山西对付出了矿难的小煤窑一样。 　　对东电实行国进民退，还有更深刻的意义。我一直认为，日本经济的问题在于该私有的没私有，该国有的没国有。显然有必要的邮政私有化改革（国有的日本邮政是一个比电力还要特殊的体制，其荒唐程度是中国人难以想象的）一直推进不下去，而国家安全最需要的电力却控制在私营企业家手里。 　　这两个问题都是上百年的老问题了，但这也不是现在做不到的理由。如果利用福岛灾难的机会，对东电和其他同样陷入困境的电力公司实施国有化，使政府能够以撤职为制衡手段，那么电力公司莫名其妙的巨大权力就会变成名副其实的权力，走到阳光下来，这将成为现代日本政界为国家留下的重要遗产。而如果这次就这样放过他们，东电会变成一家“福岛事件我都没倒”的无敌企业，以后谁还能对付它？ 　　日本的事情对中国也是很有借鉴价值的。毕竟是较早实现工业化的国家，日本留下的很多教训值得中国吸取。比如，普通铁路不要建成窄轨，高铁线路不要拐大的弯，全国电网不能搞成互相不通的两种频率，核电站一定要抗海啸，年轻人不要老是在家玩游戏机等。现在，东京电力再一次成为了中国的反面教材。最重要的东西一定要由政府可以撤掉的人来掌握。 相关日志 2011/03/30 — cloudsforest:乏燃料池的水哪里去了？ (0) 2011/03/29 — 韩媒称福岛勇士陷入饥寒交迫 东京电力备受指责 (0) 2011/03/28 — 香港文汇报:争相逃往国外「保命」 日本有钱富人大规模逃向中国上海 (0) 2011/03/28 — 广州日报:内地部分日本食品遭禁后商家换产地 前后说法矛盾 (0) 2011/03/25 — 东京“菜篮子”告急 (0)

事情要从一场婚礼背后的生死之战说起。 张朝阳，率领技术精英们在第一波互联网泡沫中厮杀出来的大英雄、网络时代缔造者，为区区几张照片和小微博言论，被汪小菲夫妇骂了。仔细一瞧，是做了小偷的勾当，往酒店里藏了自己员工，未经允许就私自拍照。被大红人大S当狗仔队领袖给骂了。 张大侠的光辉形象被区区几张照片蒙尘褪色，这怎么说的？ 这种鸡鸣狗盗，名人说做就做，而且冒了大险，这苦衷这隐情，肯定大大的。我们都想给大侠找点好理由，遮挡一下小偷之举的不堪。 但是张大侠其实火红依旧，人家是生死肉战，顾不得许多。 李嘉欣怀孕以来，互联网一路微博曝光，王菲狮子王在微博里谈笑风生了不耍酷了，等等小细节，再了解一下已经互联网数据中心发布的微博市场份额，就能嗅到各大门户网微博之战的硝烟味。互联网春秋战国乱世纷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去年年底就打响了！ 在微博生死之战的关键时刻，竟然让搜狐暗处出手明示战利品，连遮掩的面纱都免了。 我不占先，就要给别人占了，我不出手，别人连剩肉都不会给我留！硅谷和华尔街的竞争，没有任何中间状态，不是大赢家，就是彻底消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大小战役都不能输，大家都冲锋啦！门户运营商伙同名人娱乐圈一起，演给网民用户看，也演给华尔街看。搜狐在搜狗搜索市场与百度有竞争，视频网站则有华尔街新宠优酷，与其渐成竞争状态，要突围互联网候补梯队的老二身份，这轮大战的机会都在微博用户体验上了。网民使用习惯上多数是先入为主，搜狐只能赶上个晚集。不得不上刺刀！近身肉搏，把朋友都得罪了，光天化日。 这场生死之战，早就蔓延了互联网所能渗透的各个领域。腾讯新闻，3月28日张朝阳李彦宏马云齐聚深圳，这次行业峰会所为何来？我们暂时不得而知。但新闻照片上门户网、搜索引擎、电子商务三大巨头的中国面孔上都透着酣战者的自信和笃定：输或赢，这舞台只能是我们的。 这背后的热闹不得不提。 李彦宏表示要自己在百度文库端口搞电子商务，当当网没多久便称广告费太贵把自家广告全撤了。把广告费给你，还不如把钱揣腰包里，多用点功夫在物流服务上，价格战咱俩之间免不了的。那才是比实力的地方。 但是，不买搜索引擎百度大佬的帐，你还想混互联网吗？俺等着坐看您后悔的时候。将来，编剧们一定要给李彦宏一个镜头，对互联网先烈们的冷静残酷给个特写：李大侠悠悠地对着张大侠吐着烟圈，把当当李国庆的那点算计当笑话透給张，声音不大不小，正好给另一边的马云听到。 不过，这不等他讲，大家伙儿都晓得的： 战事打响，各路神仙都要占山头，搜索引擎就是战略堡垒，你冲上山顶的必经之路。而且，互联网占山头还不能是你自己占，终究得让你想找的人主动来找你。你要修好路了，村里人看着路标才能进得来。搜索引擎这过路费收得越来越贵，广告费、关键词竞价排名，百度这套体制妙极了。和D的行政体制扼守’批条‘要塞一样，用这一招收编互联网各路豪侠，在中国极其靠谱，没失效过。牛逼。 站在搜索引擎的制高点上，扼守战略要塞，百度于是发话了：嗨，朋友们，新时代就在眼前，计算机技术和网络软件应用的难题，都被我们伟大的解决了。网络时代将实现免费共享。未来属于你们！ 价值创造者的产品，文化工作者的劳动成果，在互联网精神下被描述为免费共享。人类一直没能实现的共产主义和按需分配，就要在互联网技术先驱这里实现了！ 这是熟悉中国网民和中国国情的企业才敢说出的话。在这片土地上，还没有确立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规则。（这个国家一直在弘扬精神自由和个人权利，但是个人基本权利却握在一个抽象的庞大机器手里。此一逻辑我高中以来就一直没能理解。） 这一套“互联网精神是免费共享”的逻辑，太容易就令人想起当年把土地财产都归为国有、然后由代表们管理全民财产的做法。 都是以“天然免费共享”的深明大义之精神绑架民众。作为网络导航和链接网页的入口通道，百度搜索引擎是传播者，资讯传播者赖以存在的基础有两点：一是读者，一是内容创造者。百度要携网民读者以令天下，这一套“免费共享平台”的说辞正好适用。 最后的剧情是否会变成这样： 只有尊重价值创造者权利的人才会尊重正版注重品质，从而忠于品牌；但是，免费共享百度文库资源的网民，免费阅读百度文库书籍的读者，却不幸只是山寨产品的使用者，因为购买力的原因，因为网络电子商务市场货品的良莠不齐，百度文库项目所在的互联网通道广告植入，最终只是掏光了民族制造业的钱袋，却从未塑造一个民族自立品牌，毫无促销实效，只是虚构了“百度一线产品”的用户体验和商业繁荣。因此，第二次互联网世界大战之后，电子商务和网络科技英雄仍然只不过在华尔街资本市场面前做了又一番完美表演，造就了少数几个巨头和他们手下功臣的百万收入。 忽悠，忽悠。左小祖咒近十年成熟人生的历练，使这两个词的发音方式和曲调在他的歌里没有任何期待共鸣的意思，听上去也没有引发听者情绪的欲望。 大陆歌坛里，没人像左小祖咒这样了解我们听众。这么多年，听众都挺爱惜自己精力的。情绪？提不起劲儿来。自己操心的事儿多着呢。唱歌的人，干嘛这么卯着劲儿要人High起来呢。 百度文库事件这一仗，也没有人想惊动网民或警醒何方神圣。唱歌的怎样唱只是因为自己爱唱。打仗维权的，只不过认定此仗非打不可。何况，对方没有胜算，维权者会得到想要的。在一切商业消费领域，价值创造者的重要性天生优于传播者；携渠道优势占据高地的一方，只是暂时领先——“过河拆桥”这句话在这种情形下是更适用的。 随着华尔街和全球市场对中国的深入了解，我想，百度和百度文库对华尔街投资人讲故事的方式一定会改，他们必须更接近网络消费真相，必须有更科学的技术检测标准。这意味着对网络传播内容及传播价值的真实描述，这意味着资本市场的冷静务实将促使互联网转向“以内容创造价值”。届时，百度所谓互联网“共享主义”将不攻自破。 而这次，基于免费共享精神，百度提出由互联网平台的DNA对比技术来监测百度文库侵权文件并删除。这种公有制经济下国家代表人民行使权利的做法，决定了互联网传播通道和内容提供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我们很惊喜，在我们的国土上，终于也有大国思维了：看百度老大，和美国大佬一样，总是爱把周边国家都当作自己的保护国，帮助解决问题，顺便收保护费。 在庞大的资本运作机器面前，无论哪个个体，畅销书作家或音乐巨星，普通作者或三流歌手，时代精英或少年闰土式的乡间农民，每个人都是弱者。历史的滚滚车轮，从来只顺着弱肉强食牵引的方向前进；但是，没有谁理该被碾过，没有谁能操纵所有规则。只是，我们等不及，时间不够，很多人等不到最后的公平来临。 我理解。你也理解。我们都懂的。所以，前几天，海子对我说，从今天起，或许可以用句号写写咆哮体。他还说，在今天，像他那样有勇气选择死亡的人，其实应该选择活下去。智勇双全地活着。春暖花开，是每一个人的暖意和信心传递开去，是每一处公正之心和勇气信念的累积。 在我们这个时代，得出悲观的结论总是更容易些 。但是，无论悲观或乐观，人应该看着光亮而行。不要以为自己正好走在倾盆大雨的雨丝缝隙里，每一个把正义之心关闭的人，更是一座孤独的岛屿，会使所有事情走向更狭隘偏仄的结局。 相关日志 2011/03/26 — 写给和百度作战的文艺工作者们 (0) 2011/03/26 — 南方周末: “盗书贼”百度的避风港 (0) 2011/03/26 — 韩寒:给李彦宏先生的一封信 (0) 2011/03/26 — 韩寒:为了食油，声讨百度 (1) 2011/03/26 — 李彦宏:我爸是李刚 (0)

曾以为这只是一道矮矮的门槛 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开始于1992年，真正的起飞则源自加入WTO后引发的化学反应，这当中，最为重要的是外来资本与内地劳动力的结合，此外,这一结合发生在沿海城市，离不开当地公共部门、基础设施体系的配合，在很大程度上，这一高速发展是外资(以及随后兴起的民营外向型资本)、内地劳动力和沿海城市三驾马车的合力所致。或者简捷地说，乃是资本、劳动力和政府的协同成就。 此轮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无疑回馈了参与各方，而其中最大的赢家一是外资，凭借独有的技术和市场优势，获得了高额利润；二是沿海城市，在中国特有的经济改革进程中，沿海城市政府依旧牢牢控制着基础设施体系，也控制着土地资源，随着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的不断提升完善，通过土地升值、基础服务的垄断价格和公共税收等方式，沿海城市政府成为了此轮经济高速发展的大赢家，如果不是说最大的赢家的话。 作为三驾马车的另一方，内地劳动力大致可分为两部分，一是来自广大农村的所谓“农民工”，进入到沿海城市，习得了技能，获得了虽然收入微薄，但也远超于乡居务农所得的现金收入，无疑是一种福利改善；另一部分则是从事管理、商业或各种专门技术的内地人员，在沿海港口城市，一度有着更多的机会，也有着更优裕的收入。 当然，在这一幕戏剧中，并非没有人受损，对于本地劳动力来说，既有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转向商业的机会，也有传统产业破败后的下岗事业之痛；既有大量外来人口拥入所带来的租赁房屋之利，也有被拆迁征地所带来的利益剥夺之痛。 对于内地劳动力而言，也存在着收益与其贡献不相称的问题，无论的普工、技工还是所谓的白领。与经济发展持续高歌猛进相伴随的，是劳动报酬占GDP比重的持续下降，相关研究显示，1992年-2004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重从54.6%下降到47.1%,在12年里下降7.5个百分点。2004年-2008年按新口径,劳动者报酬从50.6%下降到47.9%,在四年中下降了2.7个百分点。 但无论如何，这一轮开启于1992年，大行于2000年后的经济发展，仍是一个相对多赢的局面。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还有个人自由提升，沿海港口城市也因为外来人群的加入而日渐多元开放，在一个经济中心的快速发展阶段内，人们对于未来也更有信心，对于从事脑力劳动的外地人群来说，在沿海港口城市安居乐业乃至扎根繁衍，显得并不遥远。 这一信心并非无中生有，在这一时期，户籍作为区分本地人和外地人的标志，其功能正在迅速弱化中。在计划经济时代，户籍不仅是社会管理手段，也是经济分配手段，一度，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包括米面、食油、肉、肥皂。。。都根据户籍而配给，试图将所有人归入所谓的计划体制当中。市场化的深入，弱化了户籍的功能，各类票证相继取消，尤其是1992年之后，随着大范围的人口流动涌现，票证更加不符合市场化的需求，1993年初，各地粮票相继停止使用，1993年5月，北京最后停止使用粮票，粮票全面退出历史舞台。这也就意味着，户籍作为经济分配手段的功能已经大大地弱化了。人们开始推测，进一步的发展将使得户籍制度彻底退出历史的舞台。 然而，这只是一度拥有的幻觉而已，现实的发展恰恰与之背道而驰。 如今渐渐成为高高的墙 外地人与本地人同为财富的创造者，理应一同分享当地的公共设施，享用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甚至还应享有进入当地公共部门的资格，简而言之，只要符合一定条件，就应该给予定居于当地的外地人以市民资格，享有与本地人同等的权利。 事实上，沿海港口城市并非完全拒绝外地人入籍本市，几乎所有的城市都有附带了提供户口的条件的人才招募和招商项目。这也就意味着，将大批外地人拒之门外，其实是以户口为标准，制造奉献和回报的不对称,这样一来，有户口不啻成为了一种特权，这相当与人为地制造或者至少是延续了一种身份歧视。无疑，这样的状态并不合乎正当、权利和法治的要求，也因此，自从外地人大量涌入沿海城市的现象出现以来，呼吁取消户籍制度的声音就不绝于耳。 但是，与呼吁取消户籍制度的声音相伴随的，却是现实中以户籍为排他标准的日益强固。市场化的进展初步解决了物质匮乏的问题，户口本上所包含的实物配给功能一度弱化，但在教育、医疗和就业等领域，本地户口依旧具有优先权，本地公共教育和医疗资源以及公营事业等部门职位，仍排他性地倾向于户籍人士；与1980和1990年代户籍含金量下降适成对照的是，近些年来，沿海港口城市政府从经济发展中获得越来越多的利益，围绕教育、就业和医疗，本地户籍的含金量也越来越高。 近年来轰轰烈烈的和谐社会建设，更是几乎完全建立在户籍制度之上，无论是低保、社保还是经济适用房、廉租房，一般都需要具有本市户口，才可以申请；与户籍一样，两限房之类也有”后门”,如北京就规定,符合首都产业结构的人才、北京市吸引的人才，包括为中央服务的人才，可临时调剂供应。同时，持绿卡的人员享受北市民待遇，也可按照相关要求申请购买。 这也就意味着, 身份而不是贡献才是决定相关福利和利益归属的前提条件. 大批迁移到沿海城市的白领阶层，就这样成为了所谓的“夹心层“：收入尚不足以应付越来越高的房价，因为户口的因素又与两限房无缘。尤有甚者的是,2010年底和2011年春，北京市接连出台购车摇号与房屋限购政策，再次以户籍为排他标准，如此一来，为之作出贡献的城市不要说什么两限房了，连买房、买车也没有资格，网络上开始流传靠北京户口假结婚赚手续费的段子，新浪微博流行的”随手拍解救大龄女青年“里面，”北京土著“、“北京户口”成为不无炫耀的条件。 随着10多个城市宣布跟进出台自己的房屋限购令，一道以户籍为排他标准的高墙，竟然在短短几年内悄然耸立起来。 愿高墙不要成为鸿沟 如此现实自然引来不少质疑：这还是我们一心要建立的市场经济吗？如果都不允许买房，又哪里来的城市化和现代化？更让人难以接受的是，平等国民待遇还有没有价值了？难道，沿海城市的经济发展没有外地人的奉献吗？为什么奉献却不能获得同等的回报，仅仅因为所谓的户口？ 自1990年代初以来，大批外地人涌入沿海港口城市，既成为当地经济起飞不可或缺的条件，也给当地的社会管理造成了更多的压力。运行至今，外向经济发达的沿海城市外地人口超出本地人口已是普遍现象，在深圳和东莞等地，甚至出现了外地人数倍于当地人的情况。由于.现行体制下，警察人数与户籍人口相对应，外来人口的涌入带来了很大的治安压力，广州深圳等地严重的双抢案件和砸车偷盗等越演越烈，甚至一度出动大批武警维持秩序。此外，大量脱离既有社会管理体系的流动人口聚集在一起，也增加了出现群体性事件的可能性，如何管理这些新居民，成为政府必须面对的严峻课题。 理想的状态当然是设立相应门槛，逐步将新居民彻底转化为本地居民，这样做一举两得：既吸引了外地劳动力为本地经济发展作贡献，又能将新居民纳入当地的社会管理体系，有助于社会稳定。然而，下列原因阻碍了制度变革的尽早出现：首先，地方政府并无作出如此制度变革的权力，而在世纪之交，中央政府面临着繁多的议题，既然从表面上看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社会相对稳定，也就缺乏动力推出如此重大的制度变革。 其次，在在现行体制下，很难想象存在一个边界清晰的本地人利益集团，可以持续地影响公共政策的出台；但无论如何，经济发展始终在源源不断地为沿海城市带来巨大利益，维持既有的户籍制度，以及此一制度所支持的社会管理和福利分配，就是有利于本地居民的，这势必会产生出一种倾向于保守现状的立场，成为延缓制度改革的因素。 不过，上述理由或许可以解释制度变革的迟滞，却无法解释近年来户籍高墙的悄然耸立。在我的理解，这一逆转应该与今年来不断上涨的维稳压力有关。随着单位制和公社制的逐渐解体，越来越多的人游离于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之外，尤其是近10余年来，数以亿计的人离开了自己的户籍所在地，来到异乡务工经商，进一步脱离了村委会、居委会等基层组织的控制，尤其是在沿海城市，由于缺乏根本的制度变革以吸收新居民进入社会管理体系，占人口过半甚至绝大多数的外地人全然游离在既有的社会管理体系之外。这无疑给予政府相当的危机感。 而在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无疑具有相当的普惠性，但与此同时，也存在庞大的利益被剥夺群体：被买断工龄的下岗职工、征地中获得极低补偿的农民、城市中被强制拆迁的业主、以及因各种原因而引发的种种纠纷制造出的庞大上访群体。从整个人口的相对比例来看，利益被剥夺群体所占比例并不会太高，但是，其绝对数量却足够惊人，始终在不可逆地堆积增长，群体性抗争事件也相应剧增。 在上述双重危机感之下，政府面临着两种选择，一是开启迟滞多年的制度改革，逐步将新居民纳入到社会管理体系当中来；但是，多年累积的外地居民，很难在在短时间吸收，对于当下的维稳贡献不大；一是维持既有制度，甚至加以强化，却可能成为维稳体制的现成基础。从可观察的事实来看，后一种成为了现实的选择，一种沿着既有的以户籍为基础的社会管理体系的政策安排得以浮现，在这一政策安排中，本地人成为了社会管理体系的依靠对象，而外地人则成为了社会管理的目标对象，与之相应的，则是在利益上或者至少在名义上对本地人的倾斜。各地在低保、社保等社会保障和经济适用房、廉租房等福利提供上，政策几乎如出一辙，2001年，全国将总共建设保障房一千万套以上，这表明，以户籍为排他性的标准的政策出台，并非什么本地人利益集团的驱使，而应是更高的政治权力的统一意志所致，来自于维稳政治大局的需要。 从短期来看，这样的选择或许是有效的；通过2008年北京奥运、2010年上海世博会和广州亚运会，以本地居民为依靠对象的安保和维稳体系日益成熟，正在进行的两会安保，北京市再次动员了将近80万人，以维护稳定；但是，如果我们将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这一选择也将带来新的问题，本地人与外地人之间的身份区别，悄然形成了两者之间的高墙，而诸如房屋限购令之类措施，正在将这样的高墙转化为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而在一个国家的国民之间，这样的鸿沟始终不应该存在。 相关日志 2010/10/09 — 美国户籍制度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