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

核心提示：实际上，震撼阿拉伯世界的运动同结束苏联帝国的革命有着根本的不同。阿拉伯之春与民主有关，但是同时也与正义和公平有关。 原文： The Arab Spring is 2011, not 1989 作者： Jean-Marie Guéhenno 时间：2011.4.26 星期二 译者：阿拉伯的劳伦斯 阿拉伯世界没有民主转型能力的陈腔滥调已经被阿拉伯革命的现实所打破。但是另一种滑稽的说法却正在取代它：根据这种新的说法，那些通过脸书或者推特动员起来的，聚集在开罗、班加西或者大马士革的人群，是西方民主理想传播的最新实例；当“其他的崛起”挑战了西方国家的经济主导地位的时候，西方仍将继续决定世界的政治事务。 在这个乐观的说法里，1989年和2011年只是同一个故事的两个章节。它用一种自我肯定的方式，把对民主的政治需求同企业家和新技术的变革力量联系在一起。 实际上，震撼了阿拉伯世界的运动同结束苏联帝国的革命有着根本的不同。阿拉伯之春与民主有关，但是同时也与正义和公平有关。因为在这些社会里，有着数百万没有工作的青年男女——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低于每天两美元——他们渴求正义跟渴求民主的愿望一样强烈。 正如我听到一位资深阿拉伯外交家说的，今天的革命反对的既是独裁者，也是“既得利益者（profiteers）”。这些运动对外国干涉有着深深的怀疑，而许多年来一直和独裁者和既得利益者保持良好关系的西方国家会被这些运动利用，但是不会被信任，或将它们当做1989年时曾被景仰的模版。 我们的中东政策的影响非常广泛。好消息是，把注意力集中到社会正义、发展和再分配等实际问题上，有助于让公共讨论远离那些由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所宣传的，回到过去神话中的伊斯兰王国的梦想。 用法国学者奥利维尔 罗伊（Olivier Roy）的话说，阿拉伯的革命也许会成为第一次“后伊斯兰主义”革命。但是，只有当我们西方世界的人去接受伊斯兰的价值观——就像基督教或者犹太教的价值观一样，对它也有很多不同的解读——作为政治辩论的一部分（而不是辩论的中心）的时候，这才可以成为现实。 我们越是将对抗伊斯兰运动的世俗力量极端化，世俗力量获胜的可能性就越小。必须摒弃把阿拉伯世界的事务定义为一场温和派和强硬派的战斗的幻觉。欧洲和美国如果结束他们“点单式民主”的政策，并开始与哈马斯或真主党这样的运动展开对话，就能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任何方面都赞同他们的观点。 优先考虑把穆斯林兄弟会和相关的组织引入主流政治圈来，而不是试图孤立它们。这个考虑十分必要。因为对正义的追求将会带来这样的要求：目前的精英——尤其是安全部门——不仅要交出他们对权力的控制，还要交出对经济的掌控。而这个要求最终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动荡。 从2000年以来，国际社会对巴以冲突和以色列-阿拉伯之间的冲突通常采取善意忽视的态度，一个更加民主的阿拉伯世界将会更难以容忍这种态度。对那些支持依照与国际法和“两个国家”解决方案获得冲突决议的国家来说，这不应当被看作一种威胁。但是它将会要求对过去十年的政策进行“复位”。 最后，正如我们发现的，2011年的情况跟1989年不同。我们不再是值得信任的参照，我们将要在一片未知的水域里航行：我们在利比亚的行动的道德感在终结的时候也许会比开始的时候要少一些。政治进程将不可避免地出现混乱，而我们也会受到去挑选胜利者，操纵最后的结果的诱惑（尤其是在石油丰富的国家）。 但是，对我们的长期的立场来说，这是一场灾难：自从奥斯曼帝国崩溃后，这一地区的前途不断地被外国人决定。外界强国需要证明，他们这次是真的愿意支持本土成长起来的的政治进程。 西方要能接受它再也不是主要的参与者的局面。但是它也不必成为一个消极的、漠不关心的旁观者。在参与和克制中寻求平衡将成为这一新阶段的政策挑战。 在利比亚，也许还在其它国家，联合国为寻找一个政治解决方案而积极进行参与，也许能够帮助我们在提供正义和与大国政治之间保持足够的距离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大国政治也很重要，如果没有它们，没有任何政治进程会有一个可持续的结果。 Jean-Marie Guehnno是前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副秘书长，人权对话中心（Centre for Humanitarian Dialogue）的董事会主席，哥伦比亚大学索尔兹曼研究所（Saltzman Institute）专业实践的教授，布鲁金斯学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本文首次发表于2011年4月21日的《纽约时报》。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核心提示：这座被称为世界最具魅力的歌剧院刚刚使用一年，就出现外墙开裂、窗户脱离，雨水渗透等问题。 原文： Guangzhou Opera House falling apart 时间：2011.7.8 星期五 作者：Malcolm Moore报道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 广州大剧院被称为全球近几十年来建造的剧院中最迷人的一座，其中如闪耀银河一般的灯饰设计更是为建筑发烧友们所倾倒。 可就在向公众开放的一年以后，这个位于中国南方的剧院墙面和天花板上就出现了巨大的裂缝，玻璃幕墙也发生了脱落，雨水肆意地渗透进来。 这座剧院是耗时5年，花费13亿英镑（约130亿人民币）建成，被誉为出生于伊拉克的设计师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的巅峰之作。 中国对待重大建设项目时追求高速，但往往草率仓促，又一例证是大楼的墙面外观由75,000块花岗石砌成流线型，因为其中很多质量低劣，墙面的石材现在正被全部更新。 这些缺陷令广州大为尴尬，这个中国南部的大城市有1400万人口。规划者希望这座位于城郊结合处得剧院能将周边的新商业区转化为文化中心。 当地的《南方都市报》援引专家的话，称大剧院的墙面和天花板脱落让人“匪夷所思”。 但承接这项工程的广建集团副经理余辉耀（音）称，为了实现哈迪德女士的奇异构思，施工方做出了相当困难的努力。 他说：“建筑的质量问题并不在于设计，而在于我们在开工之前没有充分考虑到设计的复杂性。”他补充说，没有任何施工单位或是建筑师会在对质量没有把握的情况下坦然地称所提交的建筑方案是完美的。 同时，当地政府否认了大剧院出现任何问题的说法。全面调查后得出的结论是：“没有因赶工期而造成的质量问题，也不是使用了劣质材料、偷工减料建成的。”尽管有观察人士称有腐败现象，政府还特别强调：“迄今为止没有发现腐败迹象。” 根据政府的说法，质量问题是因广州潮湿的气候造成的，出现裂缝是“正常收缩”引起的。 哈迪德女士是在2002年和荷兰建筑师Rem Koolhaas及澳大利亚建筑师Coop Himmelb竞标时赢得了这个项目。她的设计让人联想到附近珠江里光滑的岩石，在她设计的大剧院中，有一个拥有1800个观众席的大厅和一个400个座位的小厅。设计灵感来源于时尚设计师Vivienne Tam2010秋季集锦。 大剧院发言人何轩（音）称她现在不对剧院的建筑结构以及没有采用本地剧院公司运营发表任何评论。但她补充说，剧院的高票价是因为政府没有提供任何补贴。 中国很多建筑在建设过程中的赶进度、腐败盛行，以及平均只有25年的建筑寿命（之后就会被推倒重建）预期都一再引起了公众对建筑标准的担忧。 2009年7月，上海一栋13层高的楼房从侧面倒塌，原因是地基不牢。同时位于北京的央视总部配楼发生火灾倒塌，原因是在附近燃放的鞭炮引燃了隔热板。 哈迪德女士的一位发言人确认剧院的确出现问题。他说：“从项目开始我们的客户和承包商就协作地非常好，大家都付出了极大的投入和努力。我们的客户说最近我们需要就一些外墙的问题进行沟通。”  相关阅读： 时代和每日电讯 中国的那些短命建筑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核心提示： 在中国，因为卖药比开处方药钱来的快，许多人医生当上了医药销售代表，薪水可以翻三番。 原文： China Doctors Earning $300 a Month Flock to Drug Companies 作者： Bloomberg News 发表：2011年7月12日 本文由”译者”志愿者翻译并校对 毛今年26岁，2009年从中国东北部一家医院中辞职，做起了医药代表，他的工资居然比原来翻了三番。根据怡安驻上海人力资源咨询公司（AON）的分析，在今后的5年内，大约有1.4万名像毛这样的内科医生会投奔外资医药公司。 无论是美国公司辉瑞制药，还是法国公司赛诺菲，新招录的职员都会被要求去销售药品。这些人的职业转变影响到了中国乡村和偏远地区对医生的需求，在这些地区医疗体制的不足使婴儿死亡率以及糖尿病发病率令人堪忧。 毛孟佳（音）当初在大连（距离北京460公里，也就是286英里）的一所医学院就读，他是2005年30名毕业生中的一位。他对记者说：”新进的医生工资很低，难以维持生计。现在他班级里面有9名同学改行做了医药代表。” 据毛称，一名刚去的行医资格的新进医生一个月赚2，3000（相当于309-464美元），然而在有着600万人口的大连生活，一室户的租金达到了2000到2500一个月。一般三、四个新进医生会一起合租一套公寓以减小成本支出。 稀缺的医生 据浙江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陈坤医生估计，在美国，每635个人种就有一名公共卫生专家，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1：7000。而医疗需求逐年提升，据2010年研究统计，中国有9240名成年人患有2型糖尿病，超过一半没有确诊。 成都的四川大学华西医科学院院长兼任中国医师协会副会长石应康（音）称在县级小城市的基础医疗层面上，医生人才方面的缺口很大，根本找不到人去。 石继续向记者说道，毕业后，他的很多学生放弃了当地医院，转而为了更好地薪资待遇，跑到海外，或者从事医药销售。在当地，一名新进医生的待遇是2000元一个月，而医药代表的待遇往往高出二、三倍。 石应康副会长同时还在四川省华西医院担任心脏方面的外科医生，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医生，现在，他的女儿也”子承父业”，他继续向记者解释道，对他们来讲，薪资不能与付出成正比。 中国医药官方界尝试鼓励越来越多的医生像石家一样，计划在下一个十年里推出例如免费培训等奖励机制，鼓励约30万普通医师到诊所、乡村及小城镇医院实习。 现金刺激 河北（位于北京的边缘）给予1000名志愿去农村助医两年的同学每人2000元人民币的安置费，还优先安排在大医院工作。在5月29日官方报纸人民日报报道了该省5万个农村里，合格资质的医生缺口达到6000名。 中国国务院一向是政策制定的机构，在6月22日，由温家宝主持的会议上，他宣布了通过提高教育水平，改善医疗体制的计划。在这次会议上，还提议在2012年之前， 每万名百姓中，将有2至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 在”三年计划”中，重中之重就是投资8500亿人民币（约合1310亿美元）用于9成中国百姓基本医疗卫生制度的支出，以此缩小城乡医疗机制上的差距，同时这份计划鼓励了医药的需求量以及促使医药代表的兴盛。赛诺菲公司还在上海市中心二十层高的本本大厦内为他的医药代表开设课程，而这个培训班也被称为”赛诺菲-安内特大学”。 “乐意培训” 【图：在培训医药代表是一幅心脏模型放在讲台前。原文配图】 赛诺菲公司中国人力资源副总裁Freddie Chow说：”我们将之为大学是因为当我们踏进高校，举行若干场招聘会时，这种比喻真的很奏效。中国人喜欢学校，他们对知识非常渴望。” 据翰威特基于对24家公司的调查，到2014年为止，外资医药企业，例如赛诺菲及他当地的子公司等，会雇佣至少3.5万名销售员工。而在2010年底它们已经拥有3万3千名员工了。根据上海翰威特咨询总监Jarroad Zhang估计，到2014年，受雇医药公司做医药代表的人群中有3至4成拥有医学学位。 “极为罕见” 德国最大的制药企业拜耳公司中国区总经理Chris Lee说：”在大多数国家，受过专业培训的医生去当医药代表，真是极为罕见。在中国，医生，其次是药剂师、护士，由于他们的医学知识，很受制药公司的追捧。” Lee 早已完成了2011年招聘1000个医药销售代表的指标，并称明年他继续会招聘差不多数量的人员。中国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拜耳七、八年内最大的医药市场。 Lee在新泽西的默克公司开始了他第一份医药销售的工作，他继续对记者说：”在公司内，我们已经达成一致，要继续雇佣新员工完成指标任务。” 根据IMS医疗保健信息研究所的研究表示，从2006年到2010年，中国的药品销售额每年都以24%的速度增长，并且，今后5年内会以每年19%到22%的速度增长。5月份，以康乃狄克州为基础的诺沃克研究人员称到2015年，整个行业市场的价值额会达到1150亿美元。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

核心提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谱系可以宣称的是一个武装政党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反叛。因此，我的愚见是，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解决、适应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否则它将永远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原文：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for Cross-Strait Relations 作者：布鲁金斯学会东北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卜睿哲（Richard C.Bush III） 时间：2011.5.20 星期五 译者：阿拉伯的劳伦斯 编者按：在2011年5月20日一场名为”现代中国的黎明”的讨论会上，卜睿哲（Richard Bush）就两岸关系中的历史、国家关系和主权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评论。他指出，在中国民国在台湾的持续存在这一独特情况向国际法提出了挑战，必须进行外交创新才能解决台湾和中国的争端。 100多年前，中华帝国消失，中华民国取代了它的位置，这些事实对今天的两岸关系有什么影响？别忘了，被我们现在称作两岸关系中的内容在1911年的时候还没有踪影。台湾于1895年被日本吞并。现在统治着大陆的中国共产党在1911年的时候还不存在，它在十年后才成立。我们所知道的是，过去的65年中统治了台湾57年的国民党在辛亥革命后被迅速边缘化。另外，一个世纪前重要的问题跟今天的北京和台北政府面临的问题有很大的不同。 但是，我要说明，在1912年的元旦建立的中华民国与两岸关系有着十分重大的关系。如果没有关系，我今天也就不会用这个题目来发表演讲了。中华民国及其意义是两岸关系的基本争议中的核心问题。除非理解了这一问题，最重要的是相关的党派理解了这一问题，否则困惑和误解的局面仍将继续。 而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好采取了这样的一个立场：在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中华民国就已经不复存在了。这就引发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在北京否认中华民国存在的同时，它又如何处理中华民国的现实呢？ 这里有一段有趣的历史。在1940年代末，当毛泽东的军队将战胜蒋介石的军队这一前景变得清晰时，毛最初的打算是保留”中华民国”作为新政府的名字。蒋介石在1928年成立国民党政权的时候也是这么做的。但是有人对毛说，共产主义革命是如此特别，过去的老称呼已经不合适了。所以才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个名字。 今天下午，我想从三个不同的方面来谈谈中华民国的不同维度。 第一是中华民国是否真的在1949年就不存在了。第二是世界上是否只能有一个中国政府。第三是关于主权的问题。 我知道，作为我们这次讨论会的最后一位发言人，谈论这样一些晦涩的问题有一点冒险，但请诸位多多包涵。我对这些问题的解答会十分有趣。 中华民国在1949年后就不存在了？ 在2000年2月发表的白皮书中，北京已经阐述了它对中华民国的看法，内容如下：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1949年10月1日宣告成立的时候，中华民国作为全中国的政府的资格已经被”取代”，它的历史地位也已经终结。 尽管”国民党统治集团”继续使用”中华民国”和”中华民国政府”的说法，但是它”早已丧失了代表中国行使国家主权的权利，而且实际上，它一直只是在中国领土内的一个地方政府。” 但是这就引出了一个有趣的问题。如果中华民国是1949年10月1日之前的中国政府，这点甚至北京也好象接受，那么在宣布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前，中国共产党和它的军队的政治角色是什么？ 事实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中华民国政府的态度和与它的关系都含混不清。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的大多数时间内，也就是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组成他们的第一次联合战线的时候，直到人民解放军于1949年取得了在中国大陆的胜利，双方一直处在意识形态和你死我活的斗争中。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当时拒绝承认国民党作为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并试图取代它。而中国共产党这一行动的主要理由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它坚称，国民党为中国的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服务，因此国民党站在了历史错误的一边。 但是中国共产党有几次接受了，或者考虑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的权威。第一次是在组成第二次联合战线，抗击日本侵略期间。根据当时的协议，中国共产党同意放弃武装起义的政策，废止苏维埃政府，取消”红军”的称呼，并把自己的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政府，而且接受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作为自己的纲领。 当然，毛并不愿意完全放弃阶级斗争或中国共产党的独立性，但是同联合战线和全国抗日【v.2，200】相比，这些不是重点考虑的事。在《毛泽东选集》这一时期的内容中，他称其为”中央政府”或者”国民政府”。甚至在两党关系破裂【428】的时候，他还是这么称呼。为了继续进行”民族抗战”【463】，他曾努力扭转颓势。有一段时间，他宣称问题源自”亲日集团的头目”，而不是国民党政权本身【452】。 第二个例子是战后时期。1946年1月举行了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政党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承认蒋介石作为国家领袖的决议，并呼吁重新制定一部宪法，在此之下成立联合政府。1946年2月，国民党和共产党达成了一项将共产党的军队并入国家军队的协议。当然，在双方强烈不信任的背景下，协议很快就被撕毁。但是他们的这些工作的基础，是假定中国共产党承认并接受，至少暂时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的合法权威。 双方不愿共存和合作的最终结果就是我们所称的”中国内战”。我发现，内战这个说法的政治和法律中立性十分突出。它让人觉得冲突中的交战双方好像是凭空产生并开始战斗的。可能有些情况确实如此，但是通常发生的情况是一群叛军拿起武器对抗现有政府。这个政府也许很弱小；也许没有多少合法性。但它仍然是政府。 想想美国的例子。我们现在把开始于150年4月的冲突称作”美国内战”。但是林肯政府用的不是这个名字。在当时和其后的多年，描述这次战争最常用的名字――至少在北方――是”平叛战争”。当然，南方对它有另一个称谓：”脱离战争”或者”独立战争”。但是就国家政府而言，南方在进行叛乱，而国家政府有责任去镇压这次叛乱。 同样地，我们所称中国内战，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对抗全国政府的暴力叛乱，而当时的执政党正是国民党。国际社会承认后者是中华民国政府。而且，正如我所解释的，甚至中国共产党都暂时地接受过这个状态。我认为，仅仅因为叛军取得了中国大陆的控制权，不足以否定前政府的存在。至少在概念上来说，举证责任应该在中国共产党政权一方，而不是中华民国一方。中国共产党要证明它地位的合理性，而中华民国则没有必要驳斥关于它已经终结的说法。 注意北京使用的强硬的声明，它说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战，它保留使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权利。也请注意这样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从1950年代开始，北京就设法说服美国人，台湾的持续分离跟美国的内战很相似，而大陆是北方，台湾则是南方。但是讽刺的是，北京把两个角色颠倒了。如果在1940年代的中国有人相当于林肯，那么他是蒋介石。毛泽东只是中国的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译注：杰弗逊・戴维斯是是美国内战期间担任美利坚联盟国首任也是唯一一任总统，美利坚联盟国是自1861年至1865年由11个美国南方蓄奴州宣布从美利坚合众国分裂而出的政权。美国南部多地至今还树有他的雕塑。） 有这样的争论的原因是，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已经不是代表全中国的政府后，它还是继续声称它是代表全中国的政府，虽然它作为一个合法政府的存在已经无效了。从一开始，中华民国在管辖权上就受到了挑战。领土模糊一直是中华民国的特点。抛开袁世凯的早期统治可能的例外，不管是在1928年之前还是之后，中华民国政府从未取得它所宣称的全部领土的管辖权。所以，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宣称拥有的领土远超它控制的领土的现实既不是刚刚出现的，也不损害它认为它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观点。 一个中国还是两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而它是中国的代表，并拒绝可有”两个中国”的观点。蒋介石也采取同样的立场，他曾这样生动地描述：”合法政府和叛军集团之间不会有妥协。”（注意蒋介石在这里使用的政府-叛军框架。）他当然要坚持中华民国是唯一，合法的中国政府。他们的共识是只有一个中国，双方就国际组织的成员身份和外交伙伴关系展开了斗争。总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取得了这场斗争的胜利。 但是双方的斗争和双方政府都采取一个中国的观点的现实，引起了这样的疑问，这是否就是唯一的选择。或者国际法是否同意并采用一个取代零和局面的解决方案？当然，北京和台北是否会接受这个解决方案是另一回事，但是提出这样一个概念性的问题还是有价值的。 碰巧，在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初期间，美国也长时间地认真地考虑过中华民国的问题。华盛顿承诺会保持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但是去殖民化创造了一些新的联合国成员，而他们倾向于支持让北京获得中国的席位。利用国际法，美国的外交家们提出了两种将中华民国留在联合国的理论。 第一种是”新国家(new state)”理论。正像一位国务院官员描述的：中华民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并且是持续的联合国会员。它失去了对它大部分领土的掌控，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之前的领土上建立了自己的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了主权的特性，【因此】有资格成为联合国的会员。” 第二种是”继承国（successor sate）”理论。这个理论说，”1945年的中国由两个一大一小的国家继承，它们都自动继承联合国大会的会员资格。” 当然，这两个理论仍然只是理论。他们都是为了让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联合国而创造的战术手段，但是北京一定会反对这样的做法。现实是，蒋介石一直拒绝两个中国的方案，直到最后为时已晚。在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权利和地位，承认它的代表是”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并驱逐了蒋介石的代表。 我唯一的观点是，中华民国的国际命运只是几个可能的概念性结果中的一个。而美国外交家提出的创新方案在两岸关系之中也是可能的――只要北京愿意进行实践。 主权 这个问题与中华民国高度相关。这就是台湾和台湾政府当局的法律和政治地位的问题。在任何重要方面来说，它是不是一个主权实体？根据我的观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看法是，”不是。”而台湾的看法一直是”是的”。 现在，主权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因此有必要从不同的方面来区分清楚。在我的《解开死结》（Untying the Knot）一书中，我提出了四个方面。 就我们的目的来说，有两个方面是相关的。一个是国际法主权(international legal sovereignty)，也就是，一个政府和它所管辖的人民是否参与了国际体系，包括通过和其它国家的外交关系，以及在像联合国（根据宪章，它只接纳国家）以成员方式进行的参与。 另一个是维斯特伐利亚主权（Westphalian sovereignty），这涉及到党外相对独立和与他们的互不隶属关系。这里的问题是，一块特定领土上的统治当局，无论组织形式如何，都有在他们的辖区内的绝对权利。现在，这些当局也可以选择通过与其它参与者的协议来限制他们的权力，或者让渡出一些权力给国际组织，但是他们做这些的前提是自愿。 在国际法主权方面，如我刚才描述的，在1960年代之前，中华民国一直在国际体系里代表一个叫做”中国”的国家。之后，在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与第三国建立外交关系，以及在国际组织中获得席位的斗争中，中华民国失败了。 而在维斯特伐利亚主权方面，这是过去三十年的议题，它其实包含了两个问题。第一是台湾的地理领土是不是中国合法的一部分，如果是，理由是什么。而第二个问题则让中华民国变得十分重要。 有少数的意见认为台湾可以走”台湾独立”之路。即，台湾岛完全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它应该是一个不同的国家，是国际社会的完全成员，并最好以”台湾共和国（Repulic of Taiwan）”作为称谓。但是由于政治和安全的原因，这也只是少数的意见。 大多数人辩论的题目是，台湾是否应该考虑和中国的统一，以什么条件统一。约一半的公众更希望维持现状，把问题留到以后。 但是，绝大多数人相信两件事：第一，不接受以香港方式跟中国统一（称作”一国两制”），第二，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国家。中华民国的存在和联系是香港方式如此不被接受的原因。 现在还有一些跟中华民国政府声称拥有主权的领土有关的复杂问题，不过我在这里没有时间一一说明。我的主要观点是，中国用来解决它和台湾的基本争议的办法并不是唯一的选择。北京想要的结果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有唯一的主权，而像台湾这样的实体则是拥有自治权的附属。但是还有一种政治统一的形式可以采用，你们可能会把它称作双主权（dual sovereignty）或者共主权（shared sovereignty）。不过这些统一都难以实现和维持。现有的方案对中国和台湾来说，不一定是个好的模式。但是这些方案确实存在。 总之，台湾政府可以把自己的历史谱系回溯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是清朝的继承国；它从此在某些地方开始不间断的统治，直到今天。这些事实给了中华民国一个现实的对立面，而没有其它相关政治实体的立场――香港没有，澳门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里没有一个省有（西藏更为复杂，但是仍然不同）。北京声称自己是中华民国唯一的继承者并不是事实（不过，作出这样的声明有它既定的利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政权的改变不一定产生了一个单独的继承国家。而且，我们也看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谱系可以宣称的，是一个武装政党对中华民国政府的反叛。因此，我的愚见是，除非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解决、适应中华民国存在的现实，否则它将永远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 友情提示：您可以到 这里 看到推友们对该篇译文的评论和转发；欢迎参与！如果您的电脑可以翻墙，请到 这里 的左栏参加我们的一个小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