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国忠

谢国忠:热钱外流会促使央行继续降低存准率

    近期,央行将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了0.5个百分点,旨在增加货币供应。此前,中国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反映出资本内流趋势,为对冲流入资本,存款准备金率被一再上调。而在过去的两个月中,资本流向呈现逆转,外汇储备自2008年以来首次下降。因此,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主要是为了对冲热钱外流,以削弱其对现行货币政策的影响。     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要早。此前,全球六大央行为向市场提供流动性而采取“联合行动”,这可能推动了中国下调准备金率。中国希望配合全球行动,以稳定自身金融体系和支持经济增长,这一愿望将指导中国未来的政策走向。未来的几个月内,热钱外流会继续促使央行降低存款准备金率。     热钱外流主要由两方面因素推动:国内房地产价格下跌和美元上涨。很明显,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泡沫正在破裂,且这种趋势几乎不可能扭转。目前正在建设中的房产建筑面积为46亿平方米,其中住宅面积占33亿平方米。过于庞大的超额库存使得房产价格上涨的预期几乎不可能实现。     有些人将央行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行动视为2009年事件的重演,但事实情况远非如此。     2009年央行颁布相关政策,促使国内银行新增表内、表外贷款共40%,让面临泡沫破裂的房产市场重新振作。如果政府现在还想挽救房市,要做的远远不止这些。即使政府想救房地产市场,也没有这样做的能力。重复2009年的政策必然会导致货币贬值、大量资本外逃甚至经济崩溃。所以,我并不认为此次降低存款准备金率是为了挽救房产市场泡沫,未来的存款准备金率下调也不会是为了这个目的。     中国对利率基本上实行宽松管制。银行为争夺资金,变相调高利率,与各种边际成本各异的基金产品激烈竞争。这里所说的利率和政策利率是非常不同的。在贷款方面,通过设定咨询费和要求的保证金水平,银行可以在并不明确违反官方规定的前提下,很大程度上自由决定贷款利率。中国利率的市场化将是此轮经济周期所带来的永久遗产。     我认为控制货币供应量是中国的政策目标。鉴于最近十年来中国经济平均增长率约为8%,广义货币供应量(M2)增长的长期目标应该是12 % 到13 %。目前的M2增长目标速度为15%,高于长期持续增长率。因此,认为目前货币供应量紧张这一观点是不对的。我们感觉M2紧张,是因为像囤积土地这样的一些行为造成了泡沫经济,导致大量货币需求。解决现阶段货币供应量紧张问题的方法,应该是停止类似活动,而不是增加货币供应以满足投机需求。     央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的的举措与中国政府政策相符合。但是,它可能被误解为一个旨在挽救房地产市场的政策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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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语录(四)

作者:李昭成 1、【我军是全世界战斗力最强的军队】正军级:李双江、马玉涛、克里木、耿莲凤、杨洪基、程志、彭丽媛;副军级:阎维文、董文华、郁钧剑(已转业)、宋祖英、黄宏、刘敏、范琳琳;正师级:刘斌、吕继宏、梦鸽、佟铁鑫、蔡国庆、于文华、郭达、魏积安、沈培艺 副师级:王宏伟、谭晶、刘小娜、李丹阳、陈红、白雪、吕薇、甘萍;正团级:祖海、陈思思、索郎旺姆、刘和刚、王莉、麦穗、雷佳、王丽达,红色政权就靠他们保卫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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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美国走向末日,帝国衰落不可逆转

  (帝国衰落是因为只奖励特权阶层,并为过去支出庞大。美国很可能重蹈覆辙)   美国衰落源于其内部问题,而非国际竞争。主要原因是奖励了不该奖励的人,并且支出比例严重失衡。一些短期问题,如庞大的财政赤字、高失业率、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以及失败的基础教育等等,都是错误激励的表现。除非能够调整其错误激励的体系,否则美国将逐步沦入拉美国家之列。   帝国兴起的原因是奖励那些做出贡献的人,并对未来投资。帝国衰落是因为只奖励特权阶层,并为过去支付庞大的支出。美国现在属于后者。除非其政治体系能够改变现在的激励结构以及消费习惯,否则美国很可能衰落。   几个月前,在有关提高国家债务上限的争论中,共和党和民主党达成共识,授权在未来十年将预算赤字削减 1.2 万亿,并成立了一个超级委员会来负责相关细节。   超级委员会未能达成妥协。其后果不会在 2012 年浮出水面,因为授权的削减从 2013 年才开始。明年的大选可能会改变整个政治格局。很可能一党会再次同时主导国会和白宫,这将意味着完全不同的解决方案。   因此,超级委员会不用承担自己失败的后果,但却为明年的大选提供了弹药。这是美国政治体制失常的另一个例子。    奖励错误   “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是“ 99%VS1% ”。最顶层 1% 的人口拥有大约全部五分之一的收入和五分之二的财富,顶层 10% 的人口占有超过一半的收入以及 80% 的财富。 80% 的人口基本上只拥有很少的财富,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几乎没有积蓄作为缓冲。这种不平等在过去 20 年内又几乎翻了一番。   不平等是竞争的必然结果。当然,竞争具有鼓励作用。不平等常常是鼓励人们把蛋糕做大而值得付出的代价。蛋糕做大会使所有人获益,但是不平等也随之加剧。限制竞争提高了平等,但却降低了人们工作的动力。社会需要在这两者之间找到平衡。   最糟糕的不平等来自限制竞争。这同时破坏了效率和社会和谐。比如菲律宾曾经被少数几个鼓励垄断的家族所统治。在过去 20 年内,跟其他国家相比,这个国家变得越来越穷。菲律宾人在国外打工,寄钱回国,又延续了国内的低效率。很多拉美国家也有类似情况。   美国的情况也越来越类似。富人大都是企业管理人员,医生,律师,银行家等。他们获得的奖励跟表现无关,而是取决于他们的位置。企业经理比普通员工的工资要高,但是应该高多少呢?以什么为基础呢?   比如,现在美国大公司 CEO 们的工资是普通员工工资的 343 倍, 1980 年只是 42 倍。如果 CEO 们创造了很多价值,也算值这个工资。但是,看看股票市场,股东在过去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表现极为糟糕。如果股东也就是老板表现糟糕, CEO 们怎么能够拿千万的报酬呢?薪酬顾问们或许可以给出冠冕堂皇的理由,但是,这种现象已经持续太长时间了。当然,当 CEO 们拿千万的报酬时,其直接下属就会拿百万的薪资。管理层薪酬上涨是美国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原因。从股票市场的表现来看,这种支出并无贡献支撑。   公司治理的崩溃是美国经济问题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20 世纪初期,大公司蓬勃发展,经理人而不是股东取得了企业控制权,有关这种模式可以提高效率的理论应运而生。   但是,因为经理人决定自己的薪酬,大公司最终沦为了经理人的牟利工具,而不是为股东或员工谋福利。董事会本应维护股东利益。但实际上,大多数董事都是 CEO 的朋友。或许可以这么说,美国经济的失败不是资本主义造成的,而是破坏资本主义造成的。   美国医疗费用如此之高,一半是因为医生和医院的收费高于其他国家。美国人口的健康状况表明,费用越高不代表效果就越好。竞争在医疗市场上不起作用。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严重降低了市场竞争分配资源的有效性。患者是弱势群体,必须听医生的话,医疗市场自然具有通胀趋势,因为医生更偏好贵的治疗方法。   患者要是有医疗保险,因而不拒绝高价,那么价格上涨就会相对容易。当然,保费也会上涨,反映成本。这种螺旋式上升是美国医疗支出上涨失控的原因。   在其他发达国家,政府采取限制医生收费和配给服务的措施,控制了医疗费用上涨失控的趋势。有人认为美国在某些方面的服务确实更好,但这种孤立案例不足以证明一个医疗成本是别国两倍,但是人口健康状况却没有更好的体系的合理性。   金融专业人士是另一个不是根据贡献获取收入的例子。金融行业的薪酬已经增加到了其他行业的四倍,金融行业的崩溃,使得所有股东一无所有,需要纳税人救助。这个行业并没有为股东牟利。为什么其从业人员能够获得如此高的薪酬呢?   律师是另一群高收入人群。法治需要这种专业人士的维护。但是,美国的问题是律师数量太多了。这种供大于求造成了一系列规避或钻制度空子的服务。最极端的例子就是专门打事故官司的律师 (ambulance chasers) ,他们寻找各种机会起诉医院、医生和保险公司。在高端服务领域,律师为企业提供如何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最大化企业经理人利益的服务。对于法治来说比较重要的法律人士,例如法官、检察官和辩护律师等等,其收入并不高。律师行业是另一个收入很高但不创造价值的例子。    为过去支出   要了解美国的财政问题,就必须研究美国退休人员协会 (AARP) 。医疗和社会保障是美国最大也是增长最快的两个预算项目。这两项都针对退休人士。 AARP 有超过 4000 万成员。美国处于投票年龄的人口为 2.3 亿,但通常只有一半会参与投票。 AARP 成员当然有时间投票。如果他们真的关心某一问题,他们可以占到投票人数的三分之一。因此,如果 AARP 反对,没有任何政治人士能够当选。这就是为什么医疗和社会保障从来都不在预算削减范围内的原因。   医疗和社会保障占联邦支出的 45% ,财政收入的 70% 。据估计,这两项支出到 2016 年将会达到总支出的 51% 。除非能够遏制这种趋势,否则,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两项支出将吞噬全部预算,让美国走向破产。   与此相反,联邦政府花在教育上的钱只有 3% 。地方政府主要依靠房产税提供教育服务。但是,看到联邦政府成为只支持退休人员而非年轻人的机构,还是很令人震惊的。   除了对应该奖励的人进行奖励,帝国兴起还有赖于对未来投资。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初,美国掀起了一股投资热潮,打下了成为超级大国的基础。 20 世纪 30 年代的基础设施建设和 70 年代的信息技术投资,在“二战”后巩固了美国作为超级大国的地位。       在过去 20 年内,美国却似乎向着相反的方向前进。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似乎表明,美国的钱大部分已经被用于负担退休人士的生活了。       (原载于财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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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昌海:谁来做中国经济的“维持会长”?

又到大陆每年的财政年底,各级政府突击花钱闹剧重演, 11 月 23 日,媒体透露“各级政府年底将突击花钱 3.5 万亿”。大陆普通百姓伤心、愤怒,直呼“肉痛、肝痛”,有民众通过微博呼吁:纳税人的钱被乱花,联合起来不要纳税了! 湖南的一位乐器老板踢爆了政府年底突击花钱的内幕。为了完成“预算”任务,各级政府年底忙于“虚张采购”,花双倍的钱采购——本该花 1500 万买的东西偏要花 3000 万买下,其中的猫腻令人惊讶。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微博表示,“突击花预算”是各个部门、各个单位都存在的普遍现象。“我们不允许上一年没用完的预算留到下一年,因此只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全部花完。”深圳花 160 万元翻修尚未验收的天桥,长春警方采购单价近 3 万元的笔记本电脑。一名税务局的公务员抱怨年底买发票的人太多,因为“太多工作项目集中在年底开展”。有专家评论说,这些荒诞故事的背后,都隐藏着“花光预算”的逻辑。 大陆政府一直实行传统的“基数预算”。在这种模式下,每一年的预算决策都是在上一年拨款的基础上增加一定的数额,并且结余全部上缴。叶青举例称,一个单位去年预算是 100 万元,但是只花了 80 万元,节约下来的 20 万元不仅全部上缴,而且第二年的预算会因此被削减为 80 万元。“节约不仅没好处,而且还吃亏”,“这是最大的问题。”广州海珠区区委书记邓伟强说,这就意味着很多财政拨款既用不完,又花不到需要的地方去。在政府每年“突击花钱”的众多“败家”行为中,荒诞的故事不计其数。…… 在投资带动经济增长的思路下,政府大多宁可花钱也不愿意省钱——花掉的钱可以转化为光鲜的 GDP 和显赫的政绩,而省下来的钱,除了上缴没有别的用处。统计数据显示,大陆财政部门不得不在余下的近两个月中确定超过 3.5 万亿元财政资金的去向——这相当于瑞士 2010 年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显示, 2010 年的政府收入超 10 万亿,踞全球第二。据预测,今年的财政超收收入将创新高,预计将达到 1.4 万亿元。这些钱主要来自百姓的税收。福布斯发布的榜单称,中国大陆内地税负痛苦指数全球第二,尽管大陆官媒竭力否认,但民众的感受却大相迳庭。最近颇受关注的千万富豪移民潮,一大理由也是税负过重。 民众在网络上愤怒表示:“花不完也舍不得退纳税人!全世界都在减赤、压缩政府财政开支,唯中国政府‘一枝独秀’相互攀比花钱!”;“超过所需的财政收入意味着对国民无情掠夺和残酷剥削!一方面是预算虚高导致年底突击花钱,另一方面则是科、教、文、卫、社保的巨大资金缺口……”;“疯狂的腐败,大如天的漏洞。”;“老百姓还在为生计奔波劳碌,政府宁可乱花也不给老百姓看病花钱!肝痛肉痛啊”;“这边钱花不完,那边地方融资平台债台高筑”。…… 与政府年底突击消费财政预算相对应,甘肃“校车门”揭开了全国校车新闻的序幕。校车破烂不堪,各地政府却纷纷说没钱采购校车。“再穷不能穷教育”的教育部门没钱买校车!大陆还有 2 千万学童营养不良。网络民意表示,各地政府突击消费预算不如采购校车。 中国大陆贫困地区学童免费午餐发起人、媒体人士邓飞在微博中表示:能不能动员哪个地方政府把钱突击花在校车、教育、贫困人口上?现在这种宁愿年底糟践了,也绝对不给老百姓办事的“大好”局面不知还能维持多久? 媒体《新周刊》通过官方微博表示,你听到政府年底突击花掉血汗钱的哗哗声了吗?每年最后一个月,中国大陆各级政府在 2007 年花掉 1.2 万亿元, 2008 年花掉 1.5 万亿元, 2009 年花掉 2 万亿元。日前,财政部负责人出面讲话,称对于媒体报导的年底乱花钱乱象要“坚决制止”,但民众表示,“严禁”年终突击花钱多少年,还是照旧!如此这般,反正就是那么应景的几句套话,财政部大可不必劳神费事。不如在电脑里存个拷贝,每年到这个时候,自动改个日期复制一份发下去完事。有评论指,政府部门花钱失控,原因之一是由于根本没有对于政府开支的严格监控制度和程序;尽管,每年都召开“两会”,但各级政府预算不透明,开支的随意性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突击花预算”是个老问题,媒体每年讨论,政府官员每年表态,可这么长时间,不但问题没有解决,而且“花钱”的金额和规模已经变得越来越让人瞠目结舌 有人问,这样下去将来会怎么样?官方这几年来一直是这么安慰人们:没事的,没事的。 2010 年,没事; 2011 年,还是没事。很多人在论坛上说,中国大陆要崩溃了,人民币要变成冥币,一文不值。对这些话,官员们都当作笑话,笑笑而过:中国没事儿! 有人更说,中国大陆这个社会,现在很浮躁,不但希望发财的人很浮躁,希望崩溃的人也很浮躁。希望崩溃的那些人现在就希望中国大陆一下子完蛋了,然后房价一下子掉下来了,他们可以结婚了。他们想得实在是太美了!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发展,出现了美国 1929 年那样的大萧条的话,那就不叫崩溃了。 1929 年底美国股市崩盘, 1945 年美国打败法西斯联盟,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这当中只有 16 年的时间。 16 年就发展成为世界第一强权,如果这样的“崩溃“落到中国大陆的头上,那大概人们晚上做梦都要笑醒了。所以,大陆官方绝对不可能出现苏联式的崩溃,也绝对不可能出现美国式的崩溃。 中国大陆的崩溃,也将是有中国特色的真正的崩溃。 首先,中国大陆不可能出现苏联式的崩溃。人们知道,苏联崩溃源于轻工业的产能不足,物资紧张,人民生活极其困顿。还记得苏联崩溃的时候去莫斯科,中国倒爷带去的牛仔裤子,小电池什么的都成为当地人抢购的紧俏物资。马路上老太太摆个小摊卖东西,卖四根胡萝卜。各处的商店空空如也,除了一些刚刚从中国大陆倒卖来的日用品,其他几乎什么都没有。当时苏联就是这么一副惨象。而今天中国大陆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要牛仔裤?好,十万条还是二十万条?随便。中国大陆现在是严重的产能过剩。根本不是没有东西,而是东西生产出来卖不出去。所以苏联式的崩溃,也就是人民币变冥币,不可能在中国大陆出现。 美国 1929 年大萧条,源于贫富差距过大和产能过剩,这和今天中国大陆的情况极其相似,那为什么中国大陆不会出现美国式的崩溃?人们要知道,不管是 1929 年的崩溃, 1980 年代的崩盘,还是最近的次贷,都伴随着一个现象出现,那就是大量银行的破产。银行的破产阻碍了金融系统的运作,让整个社会陷入突然性的失血,大量企业纷纷破产。然后人们才看到大崩溃。那么,现在人们看看,这在中国大陆可能吗?中国大陆的大银行都是国有的,是国家信用支持的产物。中国大陆的银行破产,几乎等同于国家信用的破产,而国家信用的破产,直接威胁到执政党的地位,这在大陆官方是绝对不会被允许的。因此,中国大陆也不可能出现美国式的大崩溃。 最近香港中文大学的郎咸平教授在沈阳做了一个据说是“秘密”演讲,虽然他不是什么“末日博士”,但是对中国大陆经济看法实在悲观,因为他认为中国大陆政府实际上已经破产。郎咸平常有惊人之语,这次也不例外,但以中国大陆目前所出现的经济表象来看,的确是危机四伏。近来人们议论最多的是温州民办企业的破产,但是如果眼界只是“民企”,或只是高利贷的猖獗,那就太狭隘了,因为背景是官方的贪污腐败与金融危机。 温州的高利贷主有报道说八成是公仆,可以理解,因为公仆已经靠权力暴富,又不敢把钱存在银行里,拿来放高利贷就不会放在家里霉烂;而且也只有公仆,可以利用权力挪用公款来为自己赚取高息。问题是一旦债务链断裂,前者可以自叹倒霉自认损失,后者就东窗事发要被惩处。因此温家宝赶赴温州,表面要救民企,但也被嘲讽为实际上是拿纳税人的钱去救他的那些公仆。然而问题还在于,高利贷的横行、民企的破产,不止是温州,媒体的报道还有郑州、大连等地,可谓“地无分南北”了。而救命的唯一办法,还是为了压制房价而收紧的银根再次被迫放宽,避免债务链断裂。而直接可以看到的恶果,就是贪官再添油水,通胀再次加剧。 2008 年秋天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官方豪气冲天拿出 4 万亿救市,造成高铁大跃进、房价大跃进,接着就是通货膨胀,引发民怨。显见在官方目前体制下,民脂民膏救不了市,只是肥了贪官而已。但是此举也的确让老外刮目相看,在有意的吹捧之下,让大陆官员处于亢奋状态,自以为真是全世界的大救星,官方更是口若悬河,欧洲什么地方出现债务问题,例如希腊、西班牙、意大利等等,官方就拍胸口做出暗示。中国大陆的愤青还一度要筹款买下冰岛。这暴发户嘴脸,让没有见过世面的老外们为中国大陆疯狂。但是最近欧债问题的恶化,大陆官方已经非常收敛,原因就是中国大陆自己面临的问题都难以解决,不要说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就是资产阶级利己主义精神也都无解。 只要看看最近中国大陆官方的基础建设频频烂尾就可以知道当局的窘境,情况就如 1950 年代末期大跃进以后的“下马”风潮,当时把一切责任推给“苏修”如何向中国大陆逼债;这次就要推给西方国家的金融风暴了。可是以浙江湖州的抗暴为例,则与西方无关。这个童装之都固然因为西方经济的放缓会影响出口,但是导致暴动的却是地方政府因为缺钱而加税;问题却又是不向企业主加税,而是向缝纫机加税,也就是向具体的生产工人加税,这样的劫贫济富,自然引发抗暴。而问题还在于地方政府怎么会没有钱?如果不是被贪官污掉,就是税制的不合理,中央剥削地方。而这种情况很普遍,为此北京破例允许四个地方政府发债,表面上纾困,实际上是加大地方本已债台高筑的困境。 那么,在这种境况中,中国大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崩溃?大概就是小规模危机持续不断,整个社会不断失血,以相当慢的速度,逐渐进入僵尸社会,最后进入真正的崩溃。 以温州为例,温州都知道,最近很多老板跳楼跑路。这是美国式的崩溃,地下银行崩盘,流动性消失,企业倒闭,老板跳楼,这是经典的 1929 式的崩溃。但这个时候,人们忽然发现,有中国特色的救星到了。跑路的老板,被请回来处理问题。跑路的老板是因为做不下去没有办法了才跑路了,到国外呆了一周就能脱胎换骨解决问题?不可能。无非就是国家支持,给一笔钱,让他把问题解决掉,把厂子维持下去。这些企业是因为经营不下去了倒闭的,给了他们钱,维持自然可以了,可是利润呢?没有利润,或者利润不足以支付正常的利息的话,那么这些企业就开始变成吸血的僵尸。它们需要源源不断,小规模地给于支持,同时却不能提供任何值得一提的回报。而更可怕的是,随着国际和国内环境的变化,这些企业只能越来越糟糕。民营企业变成僵尸,那么国企呢?最近的报道说,铁道部获得了 2000 亿。铁道部自从上次出轨事件后,所有的工程陷入停顿。欠了据说有两万亿之多。利润只有 1-2 亿。人们可以想像, 1-2 亿的利润如何去支撑 2 万亿的利息?给它 2000 亿能不能解决其债务问题?显然杯水车薪,根本不可能起作用。那这 2000 亿是干啥的呢?维持。还是维持 这家给 2 亿,那家给 2000 亿,这七七八八的维持金到底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很显然,要么从税收来,要么印钞票。现在税收的情况是,从 4 月份开始,中国大陆各地方政府的城投债,纷纷违约,地方债务的二级市场,几乎死掉。地方政府根本拿不出钱来支付其债务的利息。更不要说,拿出钱来支持那些僵尸企业了。上海等地,已经开始借新债,还旧债。中央政府还算好点,但是要救助这些僵尸企业,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接下来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印钞票。印钞票的结果人们都知道,就是通胀。中国大陆的通胀高,每一个人都感同身受之。所以说了半天,都是“维持”两个字。因为当局也知道,不能多印钞票,多印了物价涨起来要死人的。所以今天印一个亿,明天再印一个亿,就只能这么慢慢熬。 中国大陆经济,就陷入了一放松就通胀,一收缩就破产的死循环。这就是滞胀。 最后会出现一个现象,加税。经济学者谢国忠分析问题经常非常切中要点,但是这老弟大概是因为美国绿卡还没拿到,对大陆官方总是抱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他最近居然说,大陆官方要减税。这话一说出来,礼堂里哄堂大笑了。地方政府已经穷到连利息都支付不了了,还会要减税?!减税的基础何在?减税了军队还要不要养?稳定还要不要维持?公务员还要不要加薪?地方公债还要不要还?大陆官方绝对不可能减税!即便有,也是名义上的,这里刚减了营业税,那里马上房产税又搞起来了。不管是什么税种,其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从家庭消费部门和企业生产部门抽钱。但加税,钱都叫官方抽去了,消费还能起来么?内需还能发展么?!不过,大陆官员都很能干,可以拆东墙补西墙,寅吃卯粮。 因为从维稳国策中他们学会了一招,就是维持,不断地维持。 所以,中国大陆不会立马崩溃,但是会溃败。 平心而论,中国大陆的确有经济发展的黄金 30 年。但那是由于经济开放引入外资、外管、外技导致,而非党官们有发展经济的天才与能力;他们的本事是掠夺,革命时期靠掠夺起家,即使如今经济建设,也是从经济发展中掠夺民脂民膏放在自己兜里,才形成目前贫富悬殊、烽火连天的社会景象。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能否维持下去,中外经济学家看法极端差异。谁对谁错,最后只能由时间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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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忠:援欧对中国人民不公平

   我认为,参加任何欧洲的救市计划,皆不符合中国的利益。我这么说有五个方面的原因:       首先,财务回报不会好。中国在海外的金融冒险至今无果,投资百仕通、摩根士丹利、力拓皆未成功。最重要的原因,是中国的国有金融体系不具备挑选并执行对外投资的能力。国有金融机构都是商业和政治的混合体,后面这个特点妨碍了它去挑选合适的人作决定。中国还不具备大规模涉入全球金融事务的能力。     其次,欧洲不会对中国的帮助还以政治上的回报。欧洲对中国并不好。虽然宝马、奔驰、家乐福这样的欧洲大公司在中国赚了大钱,欧洲媒体和政客对中国的态度还是负面的,抱怨中国人抢走了工作机会。欧盟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即是消极态度的明证。随着欧洲危机日益加深,它对中国的不满似乎也在在加大。事实上,中国的援助反而可能引起它对中国更多的担心,强烈反对中国。     第三,中国的援助将大大削弱了德国在欧洲的地位,且会在不经意间将自己拖入欧洲政治泥淖。中国尚不具备此能力。弱化德国对中国只有坏处没有好处。中国会有影响欧洲事务的一天,但至少还得等十年。我坚信这一天会到,但不是现在。     第四,援助欧洲对中国人民不公平。中国人比欧洲人工作辛苦的多,收入只有人家的十分之一。让中国人去援助这样的人,在道义上就是错误的。况且,这些人还不喜欢中国,所以根本行不通。     第五,欧洲有足够的资源来解决它的问题。希腊的债务总额是 3500 亿欧元,而欧元区的 GDP 超过 8 万亿欧元。欧元区在国际贸易上大体平衡。这只是一个资金的内部分配问题。在财政赤字方面,以亚洲标准看,需要削减的量并不大。当年,亚洲金融 [2.79 -0.36%] 危机后,亚洲经济体当时削减的财政赤字是它的好几倍。在欧洲有能力自救时去救它,说不过去。     中国把自己的事做好,就可以帮助世界和欧洲。首先,中国应该尽快启动国际板。这可以为全球性公司新建一个融资渠道,促进它们增加投资和创造就业。这是中国输出资本的相对安全的方式,因为可以在国内密切监控,而全球性公司有良好的资产负债表。     其次,中国可减税以刺激消费。最近,中国宣布把服务业的营业税转为增值税,算是向前迈进了一步。中国可以减少增值税,个人所得税和物流费用。中国的增值税可从 17% 降至 12% ,最高个人所得税税率可从 45% 减至 25% ,此外,中国单位 GDP 的物流成本可能是其他国家的两倍。中国可以削减高速公路通行费,港口使用费等以刺激消费。当然,这些改革会削减政府的收入。但是,政府似乎花费太多且效率低下。这样的资源再分配对中国有利。     从长远来看,中国必须把重点放在提高技术含量和工业部门的质量。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经济增长并不是那么重要。想在未来十年把人均收入从现在的 5,000 美元提高到 15,000 美元,关键是提高在产业链中的地位。在这方面,中国必须向德国和日本学习。德国和日本的工业在中国的产业链上游,令他们的人均收入是中国的 10 倍。他们拥有的是专有技术和工艺,而不是知识产权。中国必须做德国和日本正在做的,让其人均收入增加两倍。     中国的未来取决于提高生产率,而不是需求。世界需求疲软对中国而言不是太有所谓。重要的是,通过资本市场和技术投资,将全球性公司整合到中国经济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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