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

自由亚洲 | 十七届六中全会将讨论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问题

香港媒体载文指出,将在十月中旬举行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将讨论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将会采取「有放有收」的策略,加强对网络和手机的管理。 中国官方媒体宣布,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将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香港《明报》9月30号刊登署名鍾鳴九文章,题目是“北京听风:六中全会文化改革 中国‘有放有收’”。文章说会议将审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美国纽约的中国学者谢选骏就此表示,中共的所谓放松是为了收紧对媒体的控制, “所以不要认为放就是放弃控制,不是。它是加强控制的一种手段,用通过所谓放来加强控制;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控制得了控制不了这确实是一个未知数。现在中共政权有点像一百年前的满清政权似的遇到了媒体的挑战。满清其实是被报纸推翻的。公报的那些舆论给它推翻的。那么现在中共通过控制新闻媒体中宣部把报纸、出版都捻在手里了,有效地扼杀了所有的社会进步。但是现在出现了网络,网络和微博中共能不能控制得住?中共如果控制不住就会起到报纸在一百年前推翻满清那样的作用。” 中国杭州的自由撰稿人昝爱宗认为,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主要讨论的是所谓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设,主要给报业集团制定方向, “前面的是十六届六中全会,也就是精神文明。再往前面每一届的六中全会基本上都是抓住精神文明建设。这次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主要是文化界的,其实也都是精神文明的建设。它从文化方面来进行一种规划吧。实际上它的文件都是偏重于文化、企业做大做小,比如报业集团要上市啊,发股票或者创立大的报业集团。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主要以发展经济为主。” 香港明报的文章说,「放」的一面是,只要不危及中共主导理念和政治制度,西方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都在包容之列。近期中共已频频释出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信号。「收」的一面是,将提出加强对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管理。 在美国的谢选骏表示,网络媒体,特别是手机网络微博对中共的新闻控制及独裁政治体制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 “举一个例子,最近云南有一个杀人犯,把姐弟俩个人都杀了,弟弟才三岁都被他给弄死。结果是地方政府给他判处死刑,云南高等法院竟然把他改判为死缓。不知道他怎么收买了云南高院。但是网络上不干了。老百姓开始在网络上开骂了。所以云南高院慑于民众的压力,最后再度给他改判,立即执行。可见,中共是受到网络的极大压力了。这也正是它们恼火的地方。它们觉得它们的独裁权力受到了影响。” 在杭州的昝爱宗说,和传统媒体相比,手机微博有很多灵活性,能随时发布信息, “比如在火车上面有个列车长把一个坐车的人打死了。手机随时可以把事情变成文字,只花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同步上网。一上网进入微博以后,可能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人在浏览看到这个信息。有可能这个信息就被新闻网站选用,然后记者再做深入调查。这个新闻形成了以后,官方马上就开始采取措施。等于是互联网在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把信息传播出去。所以说你想掩盖这信息,禁发这种信息在互联网和微博时代就非常艰难了。” 昝爱宗认为,中共要控制网络媒体,除非关闭整个网络,否则根本无法有效控制网络媒体, “它是想控制的。但是有新浪微博有两亿注册用户,腾讯微博可能也有两亿的用户吧。这么多用户都在网上,它实在没法控制。等于说互联网是非常大的一个传媒。谁也不能说把互联网给关掉。你不能关掉,你就没法控制。” 香港明报的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已经提出,将尽快推出加强网络和手机信息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这被认为具有风向球意义。 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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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揭晓

中国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日前在北京揭晓,部分获奖作家呼吁,应该把中国更多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提高中国作家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但有海外学者认为,有的中国当代作家急功近利,作品有缺陷,因此影响力有限。 中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经过五轮投票,8月20号在北京揭晓。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5部长篇小说胜出,获得中国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创作奖。官方新华社报道说,今年茅盾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家表示,尽管中国的经济在世界舞台上已经取得了重要地位,但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国外却常常无人问津。获奖作品《天行者》的作者刘醒龙表示,中国家庭的书架上常常有外国作家的中文翻译作品,但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在海外却遭受冷落。他呼吁,有关方面将更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品翻译成英文。 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学者谢选骏认为,文学作品是不是能得到海外读者的喜欢,关键要看作品的质量。 “因为他们感觉好像是小说翻译成英文需要政府去推动的,他们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努力不够。其实他们完全不了解,世界上的自由国家,除了中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他们的文学翻译都不是由政府去推动的,都是由市场推动的,作品好,有卖点了,人家当然就把它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拿来去卖,拿来去介绍。这不是由政府推动的。” 有中国评论家认为,今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作者用不同时代的两段故事和具有血缘关系的不同时代的普通人的命运,讲述了人生的“出走”和“回归”的大主题,由此追问横在东西古今之间现代中国的“大历史”。刘震云是本次5位获奖者中唯一不是官方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作家。他在获奖后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时说,写作是作家自己决定的,得奖则是别人决定的,诺贝尔文学奖更是由别人决定的,文学奖评的不是作家,而是作品的翻译。 在美国耶鲁大学教书的中文作家苏炜对此表示: “我个人在海外真的是有机会接触到诺贝尔奖评委像马悦然这样的教授。我注意到诺贝尔奖的评奖体制确实有它自身的问题。懂中文的人那么少,他们能读的只是翻译作品,他们能了解的,比如通过马悦然去了解中国文学本身这个面就很窄。当然海外的好的中文的翻译,中翻英、或者中翻别的语言的翻译很少,这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这是没有异议的。但是翻译的问题是技术性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学本体的健康才是根本性的。” 在美国的学者苏炜说,除了翻译问题之外,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无缘的根本问题是作品本身有欠缺。 “今天,刚刚我们提到的,包括刚才提到的刘震云也好,刘醒龙也好,他们都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八十年代那十年的作家和文学,都有一种蓬蓬勃勃,特别有种生命力的状态。现在文学慢慢地有些作家自我边缘化了,有些文学作品本身失掉了生活的现实关怀,失掉了大的人文关怀。最近的作品,我常常想拿起来看,我作为一个海外教授,用中国文学来给大学生上课。看了很多作品,我没法看下去,甚至包括前几年的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今年这几部我没有看过,我拿起来实在是看不下去。” 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学者谢选骏认为,中国部分当代作家有急功近利的浮躁倾向,不少人还有诺贝尔奖情结。 “法国的沙特不一定是第一流,从历史上他不一定是最伟大的作家吧。但他都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看诺贝尔奖的历史,并不是所有伟大的一流作家都获得诺贝尔奖。它就跟中国过去的科举制一样,不是所有的大学者、大诗人都获得状元的。相反得过状元的人并不一定是第一流的人物。所以要看淡诺贝尔奖才是一个正常的心态。 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苏炜说,真正的好作家是甘心做冷板凳的,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唯一的目标,而不是追求名利。 “真正的作家在我看来是对这个世界真正有很深刻地观察以后,有自己想说的话,而要把这个话说得很好,说的很漂亮。画家李可染说过一句话:‘什么叫艺术?艺术叫狠狠地表现’。我今天看到我们当今的文学作品,‘狠狠地表现’这几个字虽然是大白话,很少看到‘狠狠地表现’的文学作品。思想也‘不狠’,表达也‘不狠’,所以没有‘狠狠地表现’的这么一种内在的气魄和把握能力是出不了好的伟大的文学作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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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南风窗》刊登批评孙中山文章 社长调任记者停职

中国知名杂志《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及记者赵灵敏,因发表采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教授唐启华的文章,已分别被调任和停职。 香港《南华早报》报导,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教授唐启华在接受的《南风窗》杂志社采访时,对两岸均视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提出批评说,”在护法运动失败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唐启华呼吁,”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 纽约的自由撰稿人谢选骏说,对孙中山提出批评,在中国大陆是很敏感的事情: “照道理说这种事实的揭示对台湾的震动要比大陆要大,因为台湾还奉孙中山为国父,大陆把孙中山仅仅是当做是所谓的共产党的革命先行者。照理说台湾比大陆震动要大,但是因为台湾已经民主化了,所以它就不能因为言论而进行政治迫害,而大陆就因为言论进行政治迫害。” 《南风窗》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双周刊杂志。引起争议的文章采用问答式形式,标题为 “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 。文章于7月25日刊出。星期一,《南风窗》社长陈中被调任该集团内部一个不太重要的职位。《南风窗》的记者赵灵敏也不再担任记者小组主任职位,目前被停职。贵州贵阳的自由撰稿人陈西说,对社长陈中和记者赵灵敏调任和停职的做法欠妥: “《南风窗》的社长和记者被免职,实际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国应当说是非常常见的。我们知道尽管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我们有权利保护他们的人权,保护他们说话的自由,言论自由。我们认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只有专制的国家才会有这种现象。” 陈西说,“南风窗”是一个深受读者欢迎的杂志,由于他们的记者敢于打擦边球,他们因此受到的压力很大: “在中共中宣部的领导下,一切不符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会被扼杀会打压的。涉及的人员会遭到丢饭碗,会处分,甚至坐牢这些事情是常见的。《南风窗》的一些先进记者和新闻工作者他们很不容易。他们在开放社会世界和专制共产党的夹缝之中,生存是非常不容易的。” 陈西说,他曾经在网上看到“南风窗”记者赵灵敏刊发于上一期杂志的《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但目前这篇文章在《南风窗》网站上已经无法找到,但仍在各大新闻网站的转载仍可以打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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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亚洲 | 广州通报“6.11”增城事件 将起诉11人

6月11号广州增城大敦村发生重大警民冲突,当局调动数千武警才平息事件。广州市政府部门日前发布通报,聚众滋事的相关责任人已受到处分,11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訴。 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广州市综治委星期四通报说,大敦村聚众滋事事件发生后,增城市委、市政府已经启动问责机制,免去刘某新塘镇党委书记职务,免去麦某新塘镇党委副书记职务,並提请依法免去其新塘镇镇长职务;提请依法免去其新塘镇镇长职务;给予大敦村党支部书记吴某、村民委员会主任卢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虽然广州市综治委的通报谈到处置了一些村镇级官员,但上级官员似乎还没有人对事件承担负责任。 官方新华社星期四报道说,增城市有关部门对引发事件的有关治保会人员也做出了严肃处理,对在现场与王联梅夫妇拉扯争执的治安联防队员卢某,予以治安拘留10天的处罚,并将其开除出联防队;对负有管理责任的治保会常务副主任卢某予以开除。目前,增城市政法机关在依法处理6-11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增城市监察院近日对赵某等11名被告人依法提起公诉。 官方媒体报道对6-11事件的描述是,因当地治安联防队员禁止摆摊的王联梅夫妇而拉扯他们,双方发生争执。部分围观人员借机在广州增城大敦村聚众滋事泄愤。围观人员集聚、起哄,拦截损坏车辆。针对事态可能升级的情况,广州市公安局于6月11号晚间出动警力,采取措施使事态得到处置。 在美国的冉伯恭教授认为,在中国大陆,许多民众对地方官员和城镇管理人员充满怨愤,一件小事就可以引发群体事件: “为什么?一个小贩的问题结果引起上千人的抗议。这表示民众对政府某些方面积累起来的不满意,小贩的事情是一个导火线。其他的人本来对政府就不满意了,趁着这个机会大家一起群起而攻之;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城市管理确实地方行政有问题。它引起很多群众的不满意。一方面地方的规章不合理,比如乱收费,有的是贪污受贿,当然引起很多人不满意。中国每年将近上千个这种事件发生在各地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是大城市。城乡各地都发生这种事情,每次的事情牵扯到上千人。中国很多民众对地方的很多法规和行政人员的态度以及贪污,各种违反法律的情形是非常地不满意。” 中国网民对这起冲突的起因的描述与官方的说法有区别。网上的消息说,村治安队因对商贩王联梅勒索“保护费”,双方发生口角,治安队员继而殴打怀孕在身的王联梅。治安队员的这一举动引来附近外来民工的不满,数以千计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连续两个晚上与警方发生冲突,上万人上街封锁了107条街道,从大墩村向新塘镇政府进发,沿途有商店被砸,几十辆警车被烧,车辆被砸,还有网上报道说,有多人死亡。为平息民众抗议,当局调动大量防暴警察。有当地的外省民工说,地方治安队长期对商户小贩勒索保护费,并殴打外省民工,引起民愤。 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学者谢选骏指出,中国政府现行的各级管理制度存在严重问题: “老百姓有气,而且老百姓内心不怕官府。敢于造反了。以前有气不敢变成这种群体事件嘛。以前就有气了,但以前不敢。现在老百姓对反动政府敢于说不了。一方面是开发,流动性大不好控制;第二个就是政府的权威丧失,贪官污吏太多了,而且大家利用互联网把贪官的事情都给泄漏出来了。老百姓对政府没有一种敬畏的感觉。看不起政府。这几种因素凑起来,再加上一点什么事情,导火线一来,这种不满就爆发出来了。这就是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里,政府的职能没有跟上社会变化的幅度和频率。所以社会就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混乱。” 有中国网友说,6月11号当局出动的警力超过5000人,动用装甲车、催泪弹,造成伤亡。但增城市市长叶牛平在新闻发布会否认了有人死亡的说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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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斗 | <反思“暴力”特稿>一个非暴力主义者的自白

对改良派而言,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权贵阶层,而是时间。用笑蜀的话讲,现在是选票在与炸弹赛跑,谁能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将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什么是“终点线”?终点线就是民众在当局的压榨下到达临界点的时刻。这个时刻越远,留给改革者的机会就越大。而只要有足够多的和平时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原初状态再糟糕的社会,自由与人权的种子也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 一个非暴力主义者的自白 文/丰钊(华中科大) 关于革命派 急功近利在当今的中国似乎是一种传染病,无论是毛左还是自由主义者,一锤子买卖式的暴力革命论都颇有市场。毛左嗜血,是由于他们骨子里阶级斗争敌我二分的观念在作祟,他们的逻辑虽然愚蠢却也简单,理解起来并不难。而一些人既宣称自己是自由主义者,又对暴力手段充满了迷恋,这就非常令人费解了。 这些所谓“自由主义的革命派”是一群很有意思的人。他们揭露当局的种种恶行,控诉这个政权对普通公民的压榨和迫害,嬉笑怒骂间颇有正义感。问他们怎么办?他们往往就搬出了以暴制暴这一余世存所言的“类人孩”式的思维方式予以解答。这种不需要深入思考,只需要诉诸本能的回答,则再次赢得了乌合之众们的拥护。 他们说:“这个民族无可救药。” 他们说:“暴力与混乱是这个国家唯一的结局。” 他们说:“理想主义青年们的非暴力改革只是一种无谓的牺牲。” 他们痛骂暴政时,让人觉得他们对自己的同胞们充满了热爱和怜悯;可他们对中国未来的唱空,对国内改革者们的嘲讽,对暴力的噬好,则很让人怀疑他们此前的正义有几分是真心,有几分只是故作姿态。 更有意思的是,口号叫得最响的革命派往往都在海外。他们在鼓动国内人民起义时,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的身家性命。起义失败,他们可以继续义正言辞地痛斥当局的残暴;起义成功,他们名利双收,踩着万千底层民众的尸骨垒起的高台,享受着人们对其先知先觉的崇拜。 跑路党与革命派在校内上往往指的是同一类人,这是一个很有值得玩味的现象。 这让我想起了张千帆教授前不久演讲时,解释“中国的宪法为什么比一些民主国家的还好看”时说过的话:“既然一开始就不打算实行,那为什么不制定得漂亮些呢?” 既然这些网上的革命派们其实从一开始就根本不打算自己亲身发动革命,那么他们何不干脆就把口号叫得更响呢? 张口闭口“支那猪”、“劣等民族”、“满洲独立”,听起来多么惊世骇俗! 一言不合则斥之为SB,为了不给对方反唇相讥的机会,还会把对方立刻拉黑,这看起来多么率性! 然而你让他自己回来发动革命试试!     我想起了鲁迅。鲁迅文章锦绣,针砭时弊、揭露黑暗时毫不手软,可面对革命党布置的暗杀任务,却轻轻松松地用一句“家有老母,恕难从命”就推脱得一干二净。 他在国外鼓吹暴力是今后中国的唯一出路,你在国内附和叫好,这才让人觉得悲凉。   所谓民族的劣根性 强调中华民族的“劣根性”只会有两种结果,一种是自暴自弃,所谓“中国人素质太低,需要管一管”,“中国国情特殊,不适合搞民主”,无一不是这种思维下的产物。 另一种则更加可怕,它就是思想改造。文革“破四旧”,就是在“铲除封建余毒”的口号下大兴思想审查,几千年来中国人第一次体会到深入脑海的极权控制。“狠斗私字一闪念”,斗的是自私吗?不是,斗的是人思考的自由。那么,我很难不去想,当年高呼中国人有“劣根性”的所谓“激进派自由主义者”上台后,对待每个人思考的自由,又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 “劣根性”的提法与思想改造、暴力革命在逻辑上相依相生,在历史上,则是一脉相承。回顾20世纪不难发现,满口“中国人的劣根性”,恰恰是近代以来中国所有革命派的典型特征。 孙中山以暴力起家,对个人权利毫无尊重,在政治上,主张将党员划分为“元勋公民”、“有功公民”、“先进公民”,不同的人享有不同的政治权利;其治国方略则是“军政”“训政”“宪政”三步走,对国民的“思想改造”意味相当浓厚。而TG则是变本加厉,向传统文化宣战,向自由主义宣战,思想改造手段的可怕更不用多说。 现在客居台湾的国民党,都知道用暗杀和暴力缔造中华民国国父的孙文,却没有多少人知道曾为议会制和现代政党政治奉献了自己生命的宋教仁。一如今日的大陆,都知道那个把法家之术玩得炉火纯青的太祖,却鲜有人怀念晚年对共产党暴力革命路线进行了深刻反思的陈独秀。 历史的玩笑,只会为那些仍然无法跳脱珍珑棋局的人而开。   关于这个国家的现在 如果在十几年前,互联网在中国还没有普及,也许习惯接收过滤后的信息的中国人,不会有那么多人像今天一样悲哀。十几年后的今天,信息管制变得越来越难,民众在接受了有关这个政府和这个国家的大量负面新闻后,面对的却是和十几年前没有太大区别的政府。 这种局面很容易让人生出一种绝望感,尤其是对于非暴力主义者而言,他们向当局发出的善意,往往被当局解读为一种懦弱和无力;而此起彼伏的暴力对抗事件,则让很多人坚信,只有暴力,才是这个政府能够读懂的语言。 对改良主义者来说,法律的路径似乎难以看到希望,早年学者和体制内的改革派人士试图确立“违宪审查制度”的努力,在“齐玉苓案”之后戛然而止;强拆引发了如此之多的血案,可新颁布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仍旧在第二章第八条所规定的第六种情形中,为当局以“公共利益”为名对个人财产权的侵夺开了一扇后门。姜瑜的那句“不要拿法律当挡箭牌”,似乎是为今日大陆法律界人士的努力做了一个无情的注脚。 基层选举的路径一再受挫。刘萍在宣布竞选人大代表后,人身自由多次受到威胁;李承鹏因为独立参选,被当局无耻地用儿子进行胁迫;曹天在宣布用一亿元竞选郑州市市长后,所在公司立刻受到了当地政府部门的关照,而曹天本人则不知所终。尽管我和很多人说,把自己的视线从群体性事件中移开,更多地关注这些在法律框架内的正当尝试,然而,我还是很担心这场来自基层的努力会和70年代末的“西单民主墙”一样,消失在历史的无声之中。 体制内改革的路径基本被堵死。当局从80年代的政治改革大步后退,政治改革蜕变为行政改革,而简简单单的公车消费改革和政务公开改革,推行起来却举步维艰。早年的大部委改革,在一番轰轰烈烈的宣传后搞笑落幕。冉建新的死,似乎是在警告着体制内还活着的残留着良心的人。而我们总是只能通过境外媒体倾听总理“推进政治改革至死不渝”的表态,这又显得多么悲哀! 新闻自由上的抗争,不是失败,也至少是惨胜。媒体近些年来,似乎都是用一个或几个人的牺牲,来换得在一次报道上的胜利。南方系、潇湘晨报等媒体每在一次突发性事件中发出自己的声音,参与报道的记者往往会被宣传主管部门勒令离职。最近卫生部在一次座谈会上,宣称“要对个别媒体记者建立黑名单”。经历了这么多,在当局的眼里,中国的媒体仍旧是一个谁都能蹂躏的妓女。     而来自底层的维权运动之路,则更是充满了辛酸与血泪。谭作人,赵连海,仅仅为了衣食住行层面的基本权利而抗争,就身陷囹圄。从开胸验肺开始,当局似乎在使劲地把普通民众推往两败俱伤的“自残式维权”的道路上,而公众面对日复一日维权者惨遭横死的新闻,耐受阈值愈发地提升,情感愈发的麻木。“唐福珍案”时,人们还能群情激奋,现在呢? 秋月照层岭,高木多悲风。 有人问,你们改良派到了现在这样的境地,还能拿出什么方案?我苦笑,的确,至少在我眼里,我也看不到直通宪政的希望。局面已然如此悲观,林柏墙最近的每一条状态似乎都在暗示,改良的道路已经被堵死,所有在法律框架下的改革尝试都是在自欺欺人。 身为一个非暴力主义者,我所目睹的困境,都列举在了前文中。我所感受到的无助,并不比那些所谓的跑路党和革命派少。选择改良作为我的信仰,并非由于我是一个韦伯所言的“无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者”。 07年起我开始在校内潜水,那时的校内上还没有徐宪,黄陀和林柏墙;那时的所谓“意领”是张晓东,一个现在估计没多少人知道的人;那时基地老狼建立了“星空书院”,尝试在网络上开展公民教育,直至他在某一年的清明节组织若干同仁集体祭拜林昭,丢掉了毕业证,从此不再过问校内。我还记得当时校内上活跃的那一批人,施宇、王星游、邱靖、季列夫、刘静知,他们今天有的依然在校内上,能偶尔看到他们冒泡,他们是校内草圈的先驱,是当年我曾与之一起奋斗过的同仁。 在4年的时间里,我经历过数次封号,自问文章写得很少,看得负面新闻很多。每每心情沉痛一番之后,我都会重拾信心,因为我仍然看到了进步,仍然看到了这个国家可以改进的空间。尽管我看不到脚下的路何时才能通达宪政的殿堂,但路毕竟还在脚下,即使荆棘丛生,我却依然得鼓起勇气走下去。 我从来不认同林柏墙“非暴力只是一种斗争策略”的说法,非暴力怎么能和暴力等量齐观?对于正常国家而言,非暴力只是一种底线;而在今日的中国,非暴力则很可悲地成为了一种信仰。这种信仰,即使是在自称自由主义者的群体里,似乎也成了一种稀缺的价值。 然而我想说的是,即使我已身无一物,即使我眼前已经一片漆黑,即使当局已经在每一条通向宪政文明的道路边立起了“此路不通”的标识,即使身边充满了跑路党和暴民们挖苦和讽刺的声音,我依旧会谨守“非暴力”的信仰。因为在这片国土上,放弃了“非暴力”的原则,就等于放弃了自己最后一个身为人的证明。 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而犹未悔,这就是我心路的真实写照。   与其他立志于改革的人共勉 改良派懂得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非常欣赏黄陀的一个观点:“中国也是一样,它越是缺的,就越是需要花时间、花代价去构建,这样我们的子孙后代才能拥有他们的中国梦。”企图在短时间内完成社会改造,只会将原有社会中业已存在的一丁点道德毁灭殆尽,而革命者们当初的理想,则会被他们早早地抛到九霄云外。 改良派对披着正义外衣的暴力有着极大的警惕,因为他们知道,法国大革命中成立的制宪会议既可以处死路易十六,也能处死拉瓦锡。     改良派是一群真正的实干家。他们没有激情澎湃的革命家那样拉风,他们只会机敏地在利用每一次机遇,一点点地撼动这个看似坚不可摧的体制。大家都知道2003年死于收容制度的孙志刚,却少有人知道贺卫方等人废除该条例的努力;大家都知道死于车轮下的钱云会,却少有人赞扬于建嵘等人组织公民调查团去乐清实地考察的勇气;大家在负面新闻曝光后都会群情激奋,但很少有人去关注当初冒着生命危险揭露黑幕的记者。但他们都并不在乎自己是否能成为所谓的意领,他们行事,凭的只是自己的良心。 虽然看不到直通宪政的道路,但值得庆幸的是,相比于80年代的知识分子,至少当代的知识分子们已经初步把握了通往现代文明国家的大方向。更多的人开始着眼于具体的法制建设、言论自由以及对公民权利的切实保障等问题,而对大而空的“文化”、“民族性”等概念则不再那么热心。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河殇》的作者,在80年代“文化热”中名噪一时的谢选骏,如今已鲜有人提及。 然而,“非暴力”又是当代中国最为吃力不讨好的主张。宣扬非暴力的人,如同一个特技演员,望着对岸飘渺的现代宪政文明的目标,颤颤巍巍地走在一条细得不能再细的钢丝上。稍有不慎,他们就会滑向脚下混乱与暴力的万丈深渊。 至于改革所面临的主要困境,我和林柏墙的观点还是颇为类似:对改良派而言,最大的敌人,并非是穷凶极恶的权贵阶层,而是时间。用笑蜀的话讲,现在是选票在与炸弹赛跑,谁能第一个冲过终点线,将是决定未来中国命运的关键。什么是“终点线”?终点线就是民众在当局的压榨下到达临界点的时刻。这个时刻越远,留给改革者的机会就越大。而只要有足够多的和平时间,我相信,任何一个原初状态再糟糕的社会,自由与人权的种子也能落地生根,发芽成长。 最后,你对这个时代的绝望,不应该成为你行凶和鼓励他人行凶的借口。 (采编:佛冉 责编:黄理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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