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选骏

香港媒体载文指出，将在十月中旬举行的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将讨论中国的文化体制改革问题，将会采取「有放有收」的策略，加强对网络和手机的管理。 中国官方媒体宣布，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将于10月15日至18日在北京举行。香港《明报》9月30号刊登署名鍾鳴九文章，题目是“北京听风：六中全会文化改革 中国‘有放有收’”。文章说会议将审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美国纽约的中国学者谢选骏就此表示，中共的所谓放松是为了收紧对媒体的控制， “所以不要认为放就是放弃控制，不是。它是加强控制的一种手段，用通过所谓放来加强控制；第二个问题就是它控制得了控制不了这确实是一个未知数。现在中共政权有点像一百年前的满清政权似的遇到了媒体的挑战。满清其实是被报纸推翻的。公报的那些舆论给它推翻的。那么现在中共通过控制新闻媒体中宣部把报纸、出版都捻在手里了，有效地扼杀了所有的社会进步。但是现在出现了网络，网络和微博中共能不能控制得住？中共如果控制不住就会起到报纸在一百年前推翻满清那样的作用。” 中国杭州的自由撰稿人昝爱宗认为，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主要讨论的是所谓精神文化方面的建设，主要给报业集团制定方向， “前面的是十六届六中全会，也就是精神文明。再往前面每一届的六中全会基本上都是抓住精神文明建设。这次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主要是文化界的，其实也都是精神文明的建设。它从文化方面来进行一种规划吧。实际上它的文件都是偏重于文化、企业做大做小，比如报业集团要上市啊，发股票或者创立大的报业集团。从这个角度来说它主要以发展经济为主。” 香港明报的文章说，「放」的一面是，只要不危及中共主导理念和政治制度，西方文化或中国传统文化都在包容之列。近期中共已频频释出对多元文化的包容信号。「收」的一面是，将提出加强对网络、手机等新媒体的管理。 在美国的谢选骏表示，网络媒体，特别是手机网络微博对中共的新闻控制及独裁政治体制构成前所未有的挑战， “举一个例子，最近云南有一个杀人犯，把姐弟俩个人都杀了，弟弟才三岁都被他给弄死。结果是地方政府给他判处死刑，云南高等法院竟然把他改判为死缓。不知道他怎么收买了云南高院。但是网络上不干了。老百姓开始在网络上开骂了。所以云南高院慑于民众的压力，最后再度给他改判，立即执行。可见，中共是受到网络的极大压力了。这也正是它们恼火的地方。它们觉得它们的独裁权力受到了影响。” 在杭州的昝爱宗说，和传统媒体相比，手机微博有很多灵活性，能随时发布信息， “比如在火车上面有个列车长把一个坐车的人打死了。手机随时可以把事情变成文字，只花几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同步上网。一上网进入微博以后，可能有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几千万的人在浏览看到这个信息。有可能这个信息就被新闻网站选用，然后记者再做深入调查。这个新闻形成了以后，官方马上就开始采取措施。等于是互联网在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把信息传播出去。所以说你想掩盖这信息，禁发这种信息在互联网和微博时代就非常艰难了。” 昝爱宗认为，中共要控制网络媒体，除非关闭整个网络，否则根本无法有效控制网络媒体， “它是想控制的。但是有新浪微博有两亿注册用户，腾讯微博可能也有两亿的用户吧。这么多用户都在网上，它实在没法控制。等于说互联网是非常大的一个传媒。谁也不能说把互联网给关掉。你不能关掉，你就没法控制。” 香港明报的文章最后指出，中国共产党北京市委已经提出，将尽快推出加强网络和手机信息管理的地方性法规，这被认为具有风向球意义。 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中国的第八届茅盾文学奖日前在北京揭晓，部分获奖作家呼吁，应该把中国更多的现当代文学作品翻译成英文，提高中国作家在世界上的知名度。但有海外学者认为，有的中国当代作家急功近利，作品有缺陷，因此影响力有限。 中国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经过五轮投票，8月２０号在北京揭晓。张炜的《你在高原》、刘醒龙的《天行者》、莫言的《蛙》、毕飞宇的《推拿》和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５部长篇小说胜出，获得中国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小说创作奖。官方新华社报道说，今年茅盾文学奖的部分获奖作家表示，尽管中国的经济在世界舞台上已经取得了重要地位，但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作品在国外却常常无人问津。获奖作品《天行者》的作者刘醒龙表示，中国家庭的书架上常常有外国作家的中文翻译作品，但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在海外却遭受冷落。他呼吁，有关方面将更多的中国现当代作品翻译成英文。 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学者谢选骏认为，文学作品是不是能得到海外读者的喜欢，关键要看作品的质量。 “因为他们感觉好像是小说翻译成英文需要政府去推动的，他们觉得政府在这方面努力不够。其实他们完全不了解，世界上的自由国家，除了中国以外的绝大多数国家他们的文学翻译都不是由政府去推动的，都是由市场推动的，作品好，有卖点了，人家当然就把它翻译成其他国家的语言。拿来去卖，拿来去介绍。这不是由政府推动的。” 有中国评论家认为，今年茅盾文学奖的获奖长篇小说《一句顶一万句》是刘震云最具想象力的作品，作者用不同时代的两段故事和具有血缘关系的不同时代的普通人的命运，讲述了人生的“出走”和“回归”的大主题，由此追问横在东西古今之间现代中国的“大历史”。刘震云是本次5位获奖者中唯一不是官方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作家。他在获奖后谈到诺贝尔文学奖时说，写作是作家自己决定的，得奖则是别人决定的，诺贝尔文学奖更是由别人决定的，文学奖评的不是作家，而是作品的翻译。 在美国耶鲁大学教书的中文作家苏炜对此表示: “我个人在海外真的是有机会接触到诺贝尔奖评委像马悦然这样的教授。我注意到诺贝尔奖的评奖体制确实有它自身的问题。懂中文的人那么少，他们能读的只是翻译作品，他们能了解的，比如通过马悦然去了解中国文学本身这个面就很窄。当然海外的好的中文的翻译，中翻英、或者中翻别的语言的翻译很少，这也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也是一个需要面对的问题，这是没有异议的。但是翻译的问题是技术性的，我觉得我们中国文学本体的健康才是根本性的。” 在美国的学者苏炜说，除了翻译问题之外，中国作家与诺贝尔奖无缘的根本问题是作品本身有欠缺。 “今天，刚刚我们提到的，包括刚才提到的刘震云也好，刘醒龙也好，他们都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作家，八十年代那十年的作家和文学，都有一种蓬蓬勃勃，特别有种生命力的状态。现在文学慢慢地有些作家自我边缘化了，有些文学作品本身失掉了生活的现实关怀，失掉了大的人文关怀。最近的作品，我常常想拿起来看，我作为一个海外教授，用中国文学来给大学生上课。看了很多作品，我没法看下去，甚至包括前几年的茅盾文学奖的作品。今年这几部我没有看过，我拿起来实在是看不下去。” 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学者谢选骏认为，中国部分当代作家有急功近利的浮躁倾向，不少人还有诺贝尔奖情结。 “法国的沙特不一定是第一流，从历史上他不一定是最伟大的作家吧。但他都拒绝接受诺贝尔奖。看诺贝尔奖的历史，并不是所有伟大的一流作家都获得诺贝尔奖。它就跟中国过去的科举制一样，不是所有的大学者、大诗人都获得状元的。相反得过状元的人并不一定是第一流的人物。所以要看淡诺贝尔奖才是一个正常的心态。 在美国耶鲁大学的苏炜说，真正的好作家是甘心做冷板凳的，把文学创作作为自己的唯一的目标，而不是追求名利。 “真正的作家在我看来是对这个世界真正有很深刻地观察以后，有自己想说的话，而要把这个话说得很好，说的很漂亮。画家李可染说过一句话：‘什么叫艺术？艺术叫狠狠地表现’。我今天看到我们当今的文学作品，‘狠狠地表现’这几个字虽然是大白话，很少看到‘狠狠地表现’的文学作品。思想也‘不狠’，表达也‘不狠’，所以没有‘狠狠地表现’的这么一种内在的气魄和把握能力是出不了好的伟大的文学作品。”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中国知名杂志《南风窗》杂志社社长陈中及记者赵灵敏，因发表采访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教授唐启华的文章，已分别被调任和停职。 香港《南华早报》报导，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历史教授唐启华在接受的《南风窗》杂志社采访时，对两岸均视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提出批评说，”在护法运动失败后，转而向日本提出割让满洲，海南岛，组织国民革命军由日本军官带领，出让全国的警察管辖权和税务权，以换得日本派兵出战。”唐启华呼吁，”中国必须告别革命外交，过去近百年，外交往往成为内部斗争和政治宣传的工具，告诉大家列强欺负中国，要报仇雪耻，这种灌输不容易形成平衡公允的世界观和民族性格。” 纽约的自由撰稿人谢选骏说，对孙中山提出批评，在中国大陆是很敏感的事情： “照道理说这种事实的揭示对台湾的震动要比大陆要大，因为台湾还奉孙中山为国父，大陆把孙中山仅仅是当做是所谓的共产党的革命先行者。照理说台湾比大陆震动要大，但是因为台湾已经民主化了，所以它就不能因为言论而进行政治迫害，而大陆就因为言论进行政治迫害。” 《南风窗》是《广州日报》报业集团旗下双周刊杂志。引起争议的文章采用问答式形式，标题为 “中国要崛起，必须告别革命外交” 。文章于7月25日刊出。星期一，《南风窗》社长陈中被调任该集团内部一个不太重要的职位。《南风窗》的记者赵灵敏也不再担任记者小组主任职位，目前被停职。贵州贵阳的自由撰稿人陈西说，对社长陈中和记者赵灵敏调任和停职的做法欠妥： “《南风窗》的社长和记者被免职，实际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中国应当说是非常常见的。我们知道尽管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但是我们有权利保护他们的人权，保护他们说话的自由，言论自由。我们认为一个民主的国家，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不会有这个现象的。只有专制的国家才会有这种现象。” 陈西说，“南风窗”是一个深受读者欢迎的杂志，由于他们的记者敢于打擦边球，他们因此受到的压力很大： “在中共中宣部的领导下，一切不符合他们口味的东西都会被扼杀会打压的。涉及的人员会遭到丢饭碗，会处分，甚至坐牢这些事情是常见的。《南风窗》的一些先进记者和新闻工作者他们很不容易。他们在开放社会世界和专制共产党的夹缝之中，生存是非常不容易的。” 陈西说，他曾经在网上看到“南风窗”记者赵灵敏刊发于上一期杂志的《狭隘民族主义与外交政策》，但目前这篇文章在《南风窗》网站上已经无法找到，但仍在各大新闻网站的转载仍可以打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高山的采访报道。

6月11号广州增城大敦村发生重大警民冲突，当局调动数千武警才平息事件。广州市政府部门日前发布通报，聚众滋事的相关责任人已受到处分，11名犯罪嫌疑人被提起公訴。 广州市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广州市综治委星期四通报说，大敦村聚众滋事事件发生后，增城市委、市政府已经启动问责机制，免去刘某新塘镇党委书记职务，免去麦某新塘镇党委副书记职务，並提请依法免去其新塘镇镇长职务；提请依法免去其新塘镇镇长职务；给予大敦村党支部书记吴某、村民委员会主任卢某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虽然广州市综治委的通报谈到处置了一些村镇级官员，但上级官员似乎还没有人对事件承担负责任。 官方新华社星期四报道说，增城市有关部门对引发事件的有关治保会人员也做出了严肃处理，对在现场与王联梅夫妇拉扯争执的治安联防队员卢某，予以治安拘留10天的处罚，并将其开除出联防队；对负有管理责任的治保会常务副主任卢某予以开除。目前，增城市政法机关在依法处理6-11事件的犯罪嫌疑人。增城市监察院近日对赵某等11名被告人依法提起公诉。 官方媒体报道对6-11事件的描述是，因当地治安联防队员禁止摆摊的王联梅夫妇而拉扯他们，双方发生争执。部分围观人员借机在广州增城大敦村聚众滋事泄愤。围观人员集聚、起哄，拦截损坏车辆。针对事态可能升级的情况，广州市公安局于6月11号晚间出动警力，采取措施使事态得到处置。 在美国的冉伯恭教授认为，在中国大陆，许多民众对地方官员和城镇管理人员充满怨愤，一件小事就可以引发群体事件： “为什么？一个小贩的问题结果引起上千人的抗议。这表示民众对政府某些方面积累起来的不满意，小贩的事情是一个导火线。其他的人本来对政府就不满意了，趁着这个机会大家一起群起而攻之；第二个问题，中国的城市管理确实地方行政有问题。它引起很多群众的不满意。一方面地方的规章不合理，比如乱收费，有的是贪污受贿，当然引起很多人不满意。中国每年将近上千个这种事件发生在各地少数民族地区或者是大城市。城乡各地都发生这种事情，每次的事情牵扯到上千人。中国很多民众对地方的很多法规和行政人员的态度以及贪污，各种违反法律的情形是非常地不满意。” 中国网民对这起冲突的起因的描述与官方的说法有区别。网上的消息说，村治安队因对商贩王联梅勒索“保护费”，双方发生口角，治安队员继而殴打怀孕在身的王联梅。治安队员的这一举动引来附近外来民工的不满，数以千计的民众走上街头抗议，连续两个晚上与警方发生冲突，上万人上街封锁了107条街道，从大墩村向新塘镇政府进发，沿途有商店被砸，几十辆警车被烧，车辆被砸，还有网上报道说，有多人死亡。为平息民众抗议，当局调动大量防暴警察。有当地的外省民工说，地方治安队长期对商户小贩勒索保护费，并殴打外省民工，引起民愤。 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学者谢选骏指出，中国政府现行的各级管理制度存在严重问题： “老百姓有气，而且老百姓内心不怕官府。敢于造反了。以前有气不敢变成这种群体事件嘛。以前就有气了，但以前不敢。现在老百姓对反动政府敢于说不了。一方面是开发，流动性大不好控制；第二个就是政府的权威丧失，贪官污吏太多了，而且大家利用互联网把贪官的事情都给泄漏出来了。老百姓对政府没有一种敬畏的感觉。看不起政府。这几种因素凑起来，再加上一点什么事情，导火线一来，这种不满就爆发出来了。这就是中国社会在转型过程里，政府的职能没有跟上社会变化的幅度和频率。所以社会就出现了相当程度的混乱。” 有中国网友说，6月11号当局出动的警力超过5000人，动用装甲车、催泪弹，造成伤亡。但增城市市长叶牛平在新闻发布会否认了有人死亡的说法。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希望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