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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足本)上

作者: 章立凡  |  评论(0)  | 标签: 思想史 , 民国 , 多元文化 , 章立凡 时间:2010年11月14日上午 地点:深圳市少儿图书馆多功能厅 主讲人:章立凡(近代史学者) 【提要】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时过境迁,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贤们的思想高度。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章立凡:我注意到广东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从这几次来广东我发现一个特点,广东的讲学风气特别兴盛,不但在深圳,在广州以及广州周边地区,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这样的讲座、沙龙活动。这个风气是清末以来的讲学风气的延续,从当年康有为先生创立万木草堂讲学那个时代起,广东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新思潮的策源地,而且近代改良和革命两次重大思潮的先驱都是从广东产生的。这得益于广州是一个口岸,毗邻香港,各种新思潮容易进入;而且商业也比较发达,较早形成了市民社会的雏形。我想这些都是广东在思想先行方面便利的地方。 百年两大主题:“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 我今天讲思想界的历史高度,也不局限于民国,会追溯得稍微远一点,然后集中讲民国。我注意到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引人瞩目的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次是在近代,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民国这一段,这两段是学术界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当然可能有人会说魏晋时代算是一个,但是总体来讲,魏晋的精神是比较偏于消极的,而春秋时期和民国时期的思想上的争鸣是相当活跃的,是很有进取性的,但是这两次又有所区别,它们有共同特点,也有区别。共同特点就是都处于这种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这种状况下,各种学术思想可以在竞争的生态里各自表现。但是两者也有不同,后者处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有东西文明的对撞和交汇的历史环境。我把它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撞的结果。从秦汉以来,由于高度的封建专制制度,再加上独尊儒术的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长期的文化专制,这种文化专制导致没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出现,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当然有人会提出有佛家、道家等等,但它们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直到19世纪中叶,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文明的进入,形成了东西文化的对撞,中国就面临一个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样的变局不仅是经济上的,经济上是西方带来了自由贸易,政治上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从文化上讲,西方的文明也进入中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多元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然后又重新定于一尊。对这段历史应该有所梳理,我认为各种思想的争鸣,大体上还是围绕在当年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后来学人们主张的“全盘西化”这两大主题。但是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改良与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不易同时并行 首先是政治上的主义之争,清末的君主立宪主义(也可以叫改良主义)和实行排满的民族主义的交锋。这种交锋是20世纪思想交锋的第一波,主题上也就是到底是立宪还是共和,到底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一个是要解决体制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体制问题。从改良和革命来比较,实际上改良的社会成本比较低,但不幸的是改良走得太慢,因为所有的改良,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改革,都是被迫的,统治者一般不愿意让出原有的利益,所以就造成改良或改革的滞后,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发生。革命走到了改良的前面以后,从这100年的实践来看,革命的后果未必好。 改良的理论,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叫做“总开关理论”。在1911年的时候,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有一个年轻人叫王眉五,跑到日本见康有为,他问康有为,为什么别人都主张革命,你还是主张改良?康有为讲了一番道理,他说:君主制像一个大楼,我们要让这个大楼亮起来的话,就需要安很多电灯,但是我们不需要拆掉了这栋大楼重建,再安电线和电灯,我们只需要把原有的建筑布上线、安上电灯,然后有一个总开关,这样大楼就全都亮了。他比较了各国的革命,认为法国革命、墨西哥革命在历史上都流了很多血,而且持续长达八十年到一百年,对社会的破坏太大,主张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他认为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搞“虚君共和”,利用君主制原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把这个体制改革,然后达到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如果骤行革命的话,列强就会趁机进来,实际上就把国家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这预言果然应验了,后来有了日本的入侵。从1927年到1936年这10年,我们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后来突然中断了,就是因为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而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阻击中国的现代化。 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和康有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了欧美社会的很多问题,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叶在全世界开始流行了,孙先生看到了另一方面,就是资本主义的很多弊病,所以他主张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要一次完成。用他的话说叫“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点后来被证明是没法实现的,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土地改革就没有实现,这跟它本身的政权结构及土地改革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它后来到台湾以后实现得很成功,比大陆还成功。中共毛泽东搞的这一套,也是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所以他在掌握政权以后的这28年间,就不断地搞社会革命,最后搞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是越搞越乱。搞得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和经济的危机都十分深重。 在30年代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有这么一个观察,他说“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无不以“均贫富”为一种动力,实际上“均贫富”只是暂时的,不是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共和国前30年也是搞“均贫富”,结果是“均贫”,后30年又搞了另一种,就是“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又导致两极分化。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分配制度。 五四的背景:社会主义思潮与新文化运动 下面再说说其他的主义,民国初年,各种外来思潮都进入中国。像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多人早年都是信仰的,毛泽东早年也是信仰进化论的,其他信仰进化论的思想界的人物也有很多,过了一段之后才逐步转向社会主义。还有君宪主义,还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等等。这些主义也出现本土化的变种,像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这些都是一些变种。当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像今天这样非常地政治化,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还有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等等,它们都算是社会主义。这个现象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确,不像我们今天说的“姓社姓资”,那时候没有太明确的概念,也没有把它与资本主义对立到什么程度,都是在探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主义。 多元化的主义的出现和中西文化的交汇,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追溯起来,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就任教育总长的时候废止了读经,出任北大校长以后提倡“兼容并包”,而且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做了一个思想上的铺垫。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以来启蒙思潮的继续,追溯起来,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在这之前,中国人写的文章和平常说的话是两种东西,是不一致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可能没法接受这些东西,或者没法理解这些东西。胡适提倡白话文以后,把文化普及的手段变得非常的尖利,可以很快地让更多的人接受思想文化。从白话文运动以后,思想文化就不再是文化人的专利,开始向平民百姓普及。 政治还是学术: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 关于五四的反封建的意义,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也不再多说。我想观察一下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一部分人走向了党派政治,另一部分人趋向于学术文化,但是界限也不是很明确。走向政治的这部分人后来很失落。我以前也谈到过,中国近代没有什么真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大多是一种会党政治的延续,我把他称之为会党化现象。当时五四的先驱,除了李大钊是为主义牺牲了,其他的人,像陈独秀后来被排除出共产党,又坐了国民党的牢,最后又搞学术,但是他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蔡元培先生担任政府要职,胡适也是,他们还是参政的,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应该说还是在思想学术方面。还有像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搞文学的,最后彻底投身政治的人都不是大知识分子。 1957年的时候,领袖对有一句话很反感,某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不了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对这句话是很有情绪的,他当然是读过很多书的,但还是很有自卑感。此外,胡适晚年有一件事挺后悔,他说:当初我没有把陈独秀留住,结果他去搞政治了。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呢?陈独秀是一个不拘细行的人,他去了北京的八大胡同,然后就出事了,北大就逼他辞职了。离开北大以后,他没有地方去,就到了上海,那时候正好苏俄又给钱,所以他就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胡适后来想起这件事,他说那时候我要是想办法把陈先生留住,后来的很多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历史也没法假设,可能有些事该发生还是要发生,也不是说一个偶然的事就能改变历史。但是这也说明一个情况,当时在社会上有很多共产主义的小团体,不止一个,而每个小团体的组织方式就是开会,然后办一个杂志,或者办一个书店,以此来传播共产主义。但是搞政治还是要花钱的,有的就是一笔经费花完了以后,影响没有起来,这个团体无形中就消散了。那时候苏俄是有想法的,它要在全世界推行他们的这一套,所以苏俄也在选择中国可以跟他们合作的人选,一起来推动苏联模式和影响的团体。当时也考察过很多人,比如吴佩孚、冯玉祥等等,还包括孙中山。最终选了陈独秀、李大钊他们这批人,那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搞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俄提供了很充足的经费。而其他的很多就没搞起来,最后就剩下这一个。 当然另外还扶植了一个,就是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孙中山曾经提出过,我们国民党也想加入共产国际,这个问题提了以后,共产国际很尴尬,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不够格的,共产党是可以的。后来提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国民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 问题与主义:主义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有点扯远了,再回到主题上来。现在胡适提出的“问题与主义”这个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有主义,但是社会问题还是越来越多,而且单从主义的教义上,我们解决不了很多现实问题,主义与现实脱节,而且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下面再聊聊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从西方来的,它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有两条线,一条是思想的线,这条线严复是一个先驱,后来就是胡适;另一条是宪政这个角度的,应该是从梁启超开始,后来的继承者像张君劢、张东荪这些人,后来成为宪政运动的主要推手,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活动的“第三势力”,主要是这些人。张君劢在30年代起草了一个“五五宪草”,那是一个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在1946年经过修改,就变成了一部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现在台湾提到张先生,称他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到国共内战爆发的时候,“第三势力”就分化瓦解了,分成两派,一派到台湾,一派在大陆。台湾的代表人物就是像雷震,殷海光等等,留在大陆的是张东荪、罗隆基等一批人,但是这两批人最后都在政治高压下烟消云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兴起,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出现的,领军人物是李慎之先生。 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有多种,在中国也有多种,现在看三民主义,应该也算是一种社会主义流派,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国共两党在很多社会改造的观点上实际上也是一致的。国共两党基本上都是西方学说的本土化产物,而且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曾经“以俄为师”。历史上分了合,合了分,现在仍然在中国的两片土地上(一块很大,一块比较小)行使治权。所以,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解读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需要研究这两种主义和这两党。 还有一派人是强调中国本位文化的,这一派的传承直到今天都可以看到。当年康先生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后来章太炎也提倡读经,说明无论改良派和革命派,相当一部分人在尊孔上是有共识的。虽然政治主张不一样,对传统的儒家文化都比较认同,但是共同的文化认同。不排除对儒教各取所需。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梁启超就不是这样主张的,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是从更高的思想文化角度来认识尊孔的问题。 大师的背影:没有多元文化就没有大师 五四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年非常激进的一部分人,后来也有了变化。30年代张申府先生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要把儒教和孔子的思想做切割,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什么是意识形态。这就涉及到怎么理清传统文化的手段和方法,就需要沉下心来研究,不是光喊口号去打倒就完了,而是要研究其所以然。胡适提出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个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他给相互对立的“打倒”和“继承”两派,各自指出了一块空间,就是提倡新文化和整理传统文化可以并行不悖。我们还注意到,同样是研究传统文化,但胡适一派是引入了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治学已经有所不同。 胡适倡导研究问题,提出整理国故之后,文化探索显得非常多元。在五四以后有很多的文化论争,比如像“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乡村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新理学等等都开始兴起,文化上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冲击,把原来的秩序框架打乱了,大家混沌了一段时期以后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分成了很多板块,变成多元的,按自己的思想脉络和主题去研究发挥。像冯友兰先生就是阐发“旧邦新命”,把中国的本土价值观重新诠释,点燃并赋予新的使命。 公民社会的雏形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形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态,开始有地方自治的功能出现。从清末到民国阶段的广州、上海,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出现了有一定现代性的地方自治,这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的经济、社会基础。 为什么这60年出不来大师?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出大师要有出大师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我们分析像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这一代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和现在我们(至少我这一代人和我往后的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一是他们都有非常坚实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根基,又受过比较完备的西式的教育。二是这些人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像胡适提倡的是西式的研究方法,蔡先生提倡兼容并包,他在北大造成的这种学术氛围,才能产生出像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这样一批学术大师。现在没有这种环境了,初级教育中没有这种环境,到了高等院校也没有这种环境,我们这60年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全盘西化”变成“全盘苏化”,把社会当作一部大机器,教育变成一条流水线,按一定的模式生产标准件。这种教育模式不需要思考,只要生产出大机器上的标准配件甚至是螺丝钉,它是相当工具化的,这就是苏式教育的特点,它不需要通才,不需要天才,不需要真正的有独立思想的人才,只需要你为这个体制服务就可以了。这样的教育是产生不了大师的。传统文化也是这样的,我们注意到,后来大师没有在中国大陆产生,但是在大陆以外的地区还能产生,像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这些人就是在海外治学,国内的土法治学的就达不到他们这个高度。 百年悲喜剧:半盘“西化”与半盘“苏化” 从新儒学的兴起到近年“国学热”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当然这种回潮也有它的依据。1949年以后,特别是历次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整肃非常厉害,五四所产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被摧残殆尽,传统文化也好,西方的文化也好,经过历次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文化断层。我上次讲到知识分子的去留问题,1949年的时候,出走的这批知识分子,把中国文化的文脉也带走了,而且他们还能够在台湾、香港等地延续这种文脉,在大陆,文化的传承就被斩断了。近年“国学热”的回潮,一是经济发展以后,对本民族文化的追求、推崇,随着经济的强大逐渐的成长。人总是需要一些自信心,有时候就会把老祖宗的东西放大很多倍。二是主义的教义已经脱离现实了,出现了信仰危机和思想真空。大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精神支柱了,国学的兴起就填补了这部分空间。填补这部分空间是不是就应该充分肯定呢?我觉得既不应该过分否定,也不应该把它提到一个太高的位置上。因为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多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留滞,市民社会成长缓慢,近代工业文明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些都跟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既要承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过分夸大传统的论调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1935年的时候,有一群文化人搞过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2004年的时候,又有一批文化人搞了一个《甲申文化宣言》。这两个宣言,一个是要提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另一个俨然是中国时代将至的自负感。这两次宣言实际上都是趋同或附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 刚才所讲实际上是理一个脉络,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流派的传承关系。很多流派是从清末开始,断断续续传承到今天,各自有各自的源流。唐德刚先生讲“五四以来大半世纪中国的悲喜剧,即为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斗争的结果”。我觉得说得更透彻一点,就是“西化”和“苏化”这两种观念冲撞的结果。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变化,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坚持讲“中国特色”,在这个背景下,新左派兴起并与自由主义展开论战。近年谢韬先生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国际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且比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更为激进一些。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上次在广州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位听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都完了,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屹立不倒。我回答说:我治学这么多年一直很困惑,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的解读也是很多元的,有很多种的社会主义可供选择。近年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是因为中国经济财富的积累,觉得在国际上可以伸一伸懒腰了,再就是国内矛盾的尖锐化,需要民族主义来煽情,引导大家一致对外。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思潮,没有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往往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所最容易接受的东西,他们的利益被忽视了,能够分享的社会财富非常少,有一种被抛弃感。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章立凡的最新更新: 章立凡:民国思想界的历史高度(足本)下 / 2010-11-24 20:53 / 评论数( 0 ) 纪念维权先行者李文波 / 2010-11-20 23:14 / 评论数( 0 ) 持枪的商人 / 2010-10-17 11:26 / 评论数( 2 ) 我的选择——支持温家宝的政改主张 / 2010-10-08 20:49 / 评论数( 5 ) 敏感帝国:与网管机器人对话 / 2010-09-22 00:14 / 评论数(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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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勋爵,你处罚了一个……无辜的人”

作者: 李公明  |  评论(0)  | 标签: 读书看电影 “我的勋爵,你处罚了一个……无辜的人” 李公明 对于英国诗人雪莱,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是从小说《青春之歌》中最初接触到的:北大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卢嘉川以雪莱“如果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的诗句结束他的广场演讲,林道静眼里含着热泪重复吟诵着这句诗。从此,雪莱在我们心中就是一位革命的诗人,他使我们认识到冬天的来临与春天的关系—— 虽然后来我们发现这一名句可以作为信念,但很难作为乐观主义的预言。10月8日上午,我在台大图书馆二楼书库找书的时候,无意中找到很多年以前读过的那本《雪莱政治论文选》(杨熙龄译,商务,2009年5月,珍藏本),匆匆翻看之后就借了出来。下午和几位朋友在街边公园里喝着啤酒,等待着、讨论着大家关心的事情,直到夜色降临。 这时候我想到了雪莱在1812年的都柏林,那时他年仅20岁,在那一年他写下和发表了《告爱尔兰人民书》、《关于建立慈善家协会的倡议》、《人权宣言》和《致艾棱巴罗勋爵的信》等文章。难以想象一个20岁的年青人会有如此成熟的思想理性和锐利的文笔,更难以想象两百年前的文本至今仍然具有强烈与尖锐的现实意义:“他们应该知道,没有比暴力更有利于造成奴役、暴政和邪恶;可是有人却把暴力说成是自由之友们所主张的,其实却唯有真正的自由之友才是厌恶采取暴力行为的”(《告爱尔兰人民书》,第31页);“然而我绝不认为连集会议论形势的发展,也属于暴力或暴乱性质的活动,我绝不认为,即使政府会感到不快,为讨论任何问题而成立的团体是属于暴力性质的”(同上,第35页);“出版自由就像一个哨兵,当发现有任何破坏我们的自由的迹象时,他就向我们报警。就是这个哨兵,爱尔兰人啊,我现在要把他唤醒!”(同上,第37页);“任何不能表示意见的现象本身意味着,在政府方面是赤裸裸的暴政,在被统治者方面则是无知的奴性”(《人权宣言》,第67页)。 《致艾棱巴罗勋爵的信》则是专门对以信仰、言论和出版治罪的荒谬与无耻的鞭笞:“我再问一遍,伊吞先生是为了什么而被处罚的呢?……你迫害他是因为他的信仰和你的不一样”(第76页);“在这样一个政府的统治下——它一面破坏思想与言论的权利,一面却吹嘘其容许出版自由;在一个文明和开通的国家,一个人由于是个自然神论者,而戴枷示众并被监禁;却没有一个人为这种侵害人类的暴行愤慨地仗义执言”(第77页);“由于一个人的见解,而对他施以刑罚;这种行为的唯一适当的名称就是迫害。迫害到底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它能说服受害者吗?它能向人民证明这个人的见解的谬误吗?它也许能使他成为伪善者,而使人民成为懦夫,但是恶劣的手段绝不能促成善的目的。不带偏见的人就会怀疑这种需要用暴力来支撑自己的学说”(第81页)。最后,雪莱以对勋爵本人的蔑视和鞭笞来结束这封公开信:“我的勋爵,你处罚了一个无辜的人——他身上没有任何罪孽——而你判处了他肉刑和监禁。我写这封信给你,并不希望说服你,要你承认自己的行动错了。最无原则、最野蛮的人都善于作诡辩,以证明他们非如此做不可,证明邪恶就是道德。但是我以我孤单的声音,来表示我的异议,也就是说,你对伊吞先生的判决是残暴而不公正的;我以我孤单的声音来维护人类的权利(不管我的影响会有多大),这些权利遭到了你蛮横而非法的破坏”(第87页)。 这种口吻和言辞甚至可以成为某种公开信写作的范本。 刚出版的《思想》第十六辑的主题是“台湾史:焦虑与自信”( 思想编委会编,联经出版,2010年10月初版),正好与我近期关注台湾美术史学研究有密切的关系。本辑编者指出,台湾史研究的独特性(如研究者身份、难以摆脱的政治意蕴以及使命感)使它“很难以狭义的学术意义为界线”;而正是在这种张力之间,高度的自我意识反而可望带来益形丰富的历史智慧,即使必须以“焦虑与自信”来形容(致读者)。这的确是台湾史研究区别于其他史学研究领域的氛围,同时也因此更鲜明地显示出历史研究与现实关怀的内在张力。 法国学者莫达明的论文《台湾本土史学的建构与发展(1972—2004)》探究三十年来台湾本土史学的崛起与演变,并且视之为一个在与台湾社会变迁相互作用中的思想解放过程。作者以重回地方脉络、重省族群文化的多元性格、重新考察党国体制下的中心史观等作为本土史学崛起的标志,进而重新评估了日据时代的历史地位及其与现代性发展的关系;最后,作者探讨了在史学研究本土化过程中的方法论与叙事方式之变化所带来的影响。许雪姬的《台湾史研究三部曲:由鲜学经显学到险学》论述的时间范围和问题范围都更广、更深入,具体涉及到许多个人和学术团体对台湾史研究的影响和推动作用。从中可以看到研究角度与专题领域的多样性,如文献整理、地方史研究、民俗学研究、海外运动研究、名胜史迹研究等,促成了台湾史研究的丰富性。但是作者一再指出,在史观问题上难以取得共识,甚至对历史现象的重塑也会成为政治表达,这是由于复杂的历史与政治原因造成的现象;另外,在跨界研究的发展中,史学本身的基本要求有受到挤压和被淡化的危险,就有点像我们过去谈的“以论代史”的危险。与前面两篇相比,张隆志的《拾贝于婆娑洋畔、美丽岛间:一个学院台湾史研究者的观察札记》更深入地论述了如何重建台湾史研究的知识系谱与学术脉络的问题:关于典范与系谱、世代与传承(个人的师承等问题)、史料与史学、课题与方法、书写与阅读、论争与实践、愿景与挑战,所有这些话题正是一部学术史的基本叙述框架。作者指出,“学院台湾史研究如今无论在正当性、制度化乃至学科化等方面,均已获得显著成果。然欲理解当代台湾史研究的丰富内涵与复杂风貌,除认识解严前后台湾政治社会变迁等外在情境因素,实更需深入分析近代台湾历史知识形成与典范转移的长期学术轨迹”(第118页);同时,作者更为精准地指出了问题与危机:政治工具化、商品庸俗化、研究琐碎化以及媒体学者的党派化、知识生产的粗廉化,以及史料解析的扁平化等现象。最后一篇是杨照的《建立衡量台湾史深度与广度的标尺》,在较为直观的层面上对深度和广度以及衡量标尺的问题进行了颇有启发意义的论述。 本辑的另一焦点是有关大陆的文化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言述,《崛起中国的十字路口》(许纪霖访谈录)以及高力克、成庆的文章提供了不同的思考维度。今年8月间,美国学者托尼•朱特与中国学者谢韬相继去世,本辑同时发表了纪念文章,这两位并无任何交往的思想者在社会民主问题上殊途同归,其间的意味很值得思考。 2010,10,10,于台湾大学修齐会馆 一五一十部落原文链接 | 查看所有 0 个评论 李公明的最新更新: 使学生运动“去政治化”的双翼 / 2010-10-11 22:26 / 评论数( 0 ) 政治哲学的道德性实践与……自由平等 / 2010-10-09 15:42 / 评论数( 1 ) 拆违工程虎头蛇尾会使人心寒 / 2010-10-01 08:59 / 评论数( 4 ) 权力观的颠覆:历史叙事中的非暴力运动 / 2010-10-01 08:51 / 评论数( 1 ) 官员失踪之迷背后是公共监督的缺失 / 2010-10-01 08:46 / 评论数(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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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列专家谢韬追思会在监控中举行

不久前,一些原人民大学常务副校长谢韬的生前好友和学生在北京举行谢韬生平与思想追思会,讨论谢韬一生的遭遇和思想转变。但是,追思会遭到了国安便衣的监控和干扰,一些为中共奋斗过几十年的老人对自己成为“维稳”对象感到愤怒。 今年9月3日,包括李普、杜光、辛子陵、铁流、萧默、姚监复、郭道晖等在内的40多位前中共马列研究专家、人大常务副校长、社科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谢韬教授的生前好友、亲友、学生以及崇拜者在北京中关村大厦聚会,举行谢韬生平与思想追思会。 *反省马列主义:民主是出路* 谢韬1946年加入中共,曾任延安新华社总社编辑。49年以后,谢韬担任人民大学马列主义哲学教授,并担任马列主义基础教研室负责人。1955年,谢韬被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的“骨干分子”,随后身陷十多年牢狱。 胡风集团冤案平反后,谢韬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副社长。1982年底回到中国人民大学,任副校长兼人民大学出版社社长和总编辑,1988年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副院长。 谢韬晚年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深刻反思。2007年春,86岁的谢韬在炎黄春秋杂志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提出以瑞典为代表的民主社会主义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引起中国思想界的震荡。 2009年8月25日,谢韬病逝,30号在八宝山殡仪馆的送别仪式遭到了当局的骚扰。因此,一些人当时为防止电话窃听便口头约定举行这次追思会。 中国体制外法律专家俞梅荪担任过国务院主管法律事务的副秘书长顾明的秘书,这位民间维权活动家介绍,与会的前中央党校离休干部、反右幸存者杜光教授用8个字总结了谢韬的一生:追求、蒙难、觉醒、奋起。杜光教授表示,1979年平反后,谢韬教授痛苦反思,因觉醒而奋起,成为推动中国实现自由民主的自由派开明人士。 俞梅荪对美国之音表示,谢韬教授通过反思和考察,悟出了只有民主才能挽救社会主义。 他说:“冤狱了,九死一生,25年,作为马列主义学者,他必然要研究、反思这个问题。后来他到欧洲各国考察,而且经历了1989年苏联土崩瓦解的过程。他到欧洲考察发现那里的马列主义学者和他交流,那里的人对马克思的认识跟我们中国人完全是不对的,他当然触动很大。因为他是马克思主义学者,他认为,正宗的马克思主义是民主社会主义。恩格斯和马克思晚年都提倡民主社会主义。他认为,作为中国特色,如果演变成暴力地推动改革、暴力地维持局面,那也会走上绝路的。他认为,只有民主社会主 义,通过选举、通过宪政,他悟出了民主社会主义的道理。” *追思会遭到国安监控* 主持这次谢韬追思会的老报人、老作家铁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次追思会受到了国安便衣的监控和秘密录音录像。 他说:“我们一开会的时候,大概楼下有两个,楼上上来一个。他没有正面干预我们,但是通过餐厅经理找我们,要我拆下来(标语)。我们当时没同意。最后,他老在那儿晃去晃来,我们就有两次欢迎鼓掌,欢迎安全部的参加我们的会,欢迎他进来听。我说你听听看我们有没有颠覆国家,有没有其他的违反宪法的事。我们会开完收拾这个会场时候,发现录音箱里有一个微型录音机,另外有一个微型摄像机。” 原国防大学资深研究员、当代中国编辑室主任辛子陵对许多老党员、老干部成为当局“维稳”对象非常不满。另外,曾在人大新闻学院读博士生的前北京大学教授焦国标因被“上岗”不允许出门,对未能与会追思老校长谢韬感到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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