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章立凡 | 评论(0) | 标签:思想史, 民国, 多元文化, 章立凡
时间：2010年11月14日上午
地点：深圳市少儿图书馆多功能厅
主讲人：章立凡（近代史学者）
【提要】中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比较引人瞩目的有两段：一段是两千多年前的先秦时期，另一段即与中国近代史同期之晚清至民国时期。两者的共同背景特点，是处于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各种学术思想得以在竞争的生态中异彩纷呈。两者的不同之处，是后者处于东西方文明的对撞与交汇的历史环境，有了更为广阔的全球视野。20世纪上半叶大师辈出，极一时之盛；时过境迁，中国思想界至今仍未企及先贤们的思想高度。 30年前开始的改革开放，结束了一个威权时代，新一波的“思想解放”运动，令思想界再度呈现活跃的气象，但历史的惯性依然存在，气候乍暖还寒，风潮时涨时落。在经济全球化和信息时代来临的大背景下，历史的脚步越来越快，多元化渐成大势所趋。梳理百余年来中国思想界的各种论争的脉络症结，仍不离“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两大主题，而一个半世纪以来困扰中国的诸多疑问，依然挥之不去，有重新解读的必要。
章立凡：我注意到广东确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地方，从这几次来广东我发现一个特点，广东的讲学风气特别兴盛，不但在深圳，在广州以及广州周边地区，每个周末都有很多这样的讲座、沙龙活动。这个风气是清末以来的讲学风气的延续，从当年康有为先生创立万木草堂讲学那个时代起，广东实际上成为中国近代新思潮的策源地，而且近代改良和革命两次重大思潮的先驱都是从广东产生的。这得益于广州是一个口岸，毗邻香港，各种新思潮容易进入；而且商业也比较发达，较早形成了市民社会的雏形。我想这些都是广东在思想先行方面便利的地方。
百年两大主题：“中体西用”与“全盘西化”
我今天讲思想界的历史高度，也不局限于民国，会追溯得稍微远一点，然后集中讲民国。我注意到历史上百家争鸣的时代引人瞩目的有两次，一次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还有一次是在近代，从鸦片战争以后一直到民国这一段，这两段是学术界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当然可能有人会说魏晋时代算是一个，但是总体来讲，魏晋的精神是比较偏于消极的，而春秋时期和民国时期的思想上的争鸣是相当活跃的，是很有进取性的，但是这两次又有所区别，它们有共同特点，也有区别。共同特点就是都处于这种动荡、分裂、战乱的社会转型期，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国家权力，这种状况下，各种学术思想可以在竞争的生态里各自表现。但是两者也有不同，后者处于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有东西文明的对撞和交汇的历史环境。我把它视为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对撞的结果。从秦汉以来，由于高度的封建专制制度，再加上独尊儒术的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形成了长期的文化专制，这种文化专制导致没有多元化的意识形态出现，就是意识形态领域一直是以儒家为主导的，当然有人会提出有佛家、道家等等，但它们不是占统治地位的。直到19世纪中叶，从1840年开始，由于西方文明的进入，形成了东西文化的对撞，中国就面临一个3000年未有的大变局，这样的变局不仅是经济上的，经济上是西方带来了自由贸易，政治上列强环伺、虎视眈眈；从文化上讲，西方的文明也进入中国，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很多元的局面，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到1949年，然后又重新定于一尊。对这段历史应该有所梳理，我认为各种思想的争鸣，大体上还是围绕在当年张之洞提出的“中体西用”和后来学人们主张的“全盘西化”这两大主题。但是有很多问题我们今天仍然没有解决。
改良与革命：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不易同时并行
首先是政治上的主义之争，清末的君主立宪主义（也可以叫改良主义）和实行排满的民族主义的交锋。这种交锋是20世纪思想交锋的第一波，主题上也就是到底是立宪还是共和，到底是改良还是革命，这两者是互为表里的关系，一个是要解决体制问题，一个是用什么样的手段来解决体制问题。从改良和革命来比较，实际上改良的社会成本比较低，但不幸的是改良走得太慢，因为所有的改良，或者我们今天讲的改革，都是被迫的，统治者一般不愿意让出原有的利益，所以就造成改良或改革的滞后，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发生。革命走到了改良的前面以后，从这100年的实践来看，革命的后果未必好。
改良的理论，康有为提出“虚君共和”，他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叫做“总开关理论”。在1911年的时候，辛亥革命已经成功了，有一个年轻人叫王眉五，跑到日本见康有为，他问康有为，为什么别人都主张革命，你还是主张改良？康有为讲了一番道理，他说：君主制像一个大楼，我们要让这个大楼亮起来的话，就需要安很多电灯，但是我们不需要拆掉了这栋大楼重建，再安电线和电灯，我们只需要把原有的建筑布上线、安上电灯，然后有一个总开关，这样大楼就全都亮了。他比较了各国的革命，认为法国革命、墨西哥革命在历史上都流了很多血，而且持续长达八十年到一百年，对社会的破坏太大，主张用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效益。他认为办法只有一个，就是搞“虚君共和”，利用君主制原有的框架，在这个框架下把这个体制改革，然后达到社会的进步。他认为如果骤行革命的话，列强就会趁机进来，实际上就把国家放在一个很危险的位置。这预言果然应验了，后来有了日本的入侵。从1927年到1936年这10年，我们称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后来突然中断了，就是因为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而日本发动这场战争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要阻击中国的现代化。
孙中山先生的观点和康有为是不一样的，他看到了欧美社会的很多问题，社会主义思潮在19世纪下半叶在全世界开始流行了，孙先生看到了另一方面，就是资本主义的很多弊病，所以他主张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要一次完成。用他的话说叫“毕其功于一役”。这个观点后来被证明是没法实现的，国民政府在大陆时期，土地改革就没有实现，这跟它本身的政权结构及土地改革的成本有很大的关系。当然，它后来到台湾以后实现得很成功，比大陆还成功。中共毛泽东搞的这一套，也是要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同步进行，所以他在掌握政权以后的这28年间，就不断地搞社会革命，最后搞文化大革命等等，但是越搞越乱。搞得国家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政治和经济的危机都十分深重。
在30年代的时候，吕思勉先生（他是一位著名的史学家）就有这么一个观察，他说“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我觉得这个判断是很准确的。中国历代的王朝更迭，无不以“均贫富”为一种动力，实际上“均贫富”只是暂时的，不是一个解决根本问题的办法。共和国前30年也是搞“均贫富”，结果是“均贫”，后30年又搞了另一种，就是“一部分人先富”，如今又导致两极分化。现在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体制，就不可能有一个好的分配制度。
五四的背景：社会主义思潮与新文化运动
下面再说说其他的主义，民国初年，各种外来思潮都进入中国。像进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很多人早年都是信仰的，毛泽东早年也是信仰进化论的，其他信仰进化论的思想界的人物也有很多，过了一段之后才逐步转向社会主义。还有君宪主义，还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实验主义等等。这些主义也出现本土化的变种，像三民主义、国家主义，这些都是一些变种。当年社会主义这个概念，不像今天这样非常地政治化，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在国际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社会主义，还有布尔什维克社会主义等等，它们都算是社会主义。这个现象到20世纪初的时候还不是很明确，不像我们今天说的“姓社姓资”，那时候没有太明确的概念，也没有把它与资本主义对立到什么程度，都是在探索。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其实也是一种社会主义。
多元化的主义的出现和中西文化的交汇，推动了新文化运动。追溯起来，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初年就任教育总长的时候废止了读经，出任北大校长以后提倡“兼容并包”，而且引入了西方的大学管理制度，为新文化运动及后来的五四运动做了一个思想上的铺垫。新文化运动是清末以来启蒙思潮的继续，追溯起来，梁启超提出“新民说”，陈独秀发表《敬告青年》，再到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胡适提倡的白话文运动，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思想解放，在这之前，中国人写的文章和平常说的话是两种东西，是不一致的。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讲，造成了很多的不便，很多教育程度不高的人可能没法接受这些东西，或者没法理解这些东西。胡适提倡白话文以后，把文化普及的手段变得非常的尖利，可以很快地让更多的人接受思想文化。从白话文运动以后，思想文化就不再是文化人的专利，开始向平民百姓普及。
政治还是学术：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
关于五四的反封建的意义，大家都已经了解了，我也不再多说。我想观察一下五四以后思想界的分化：一部分人走向了党派政治，另一部分人趋向于学术文化，但是界限也不是很明确。走向政治的这部分人后来很失落。我以前也谈到过，中国近代没有什么真正政治学意义上的政党，大多是一种会党政治的延续，我把他称之为会党化现象。当时五四的先驱，除了李大钊是为主义牺牲了，其他的人，像陈独秀后来被排除出共产党，又坐了国民党的牢，最后又搞学术，但是他没有完全脱离政治。蔡元培先生担任政府要职，胡适也是，他们还是参政的，但是他们的主要贡献应该说还是在思想学术方面。还有像鲁迅、周作人兄弟是搞文学的，最后彻底投身政治的人都不是大知识分子。
1957年的时候，领袖对有一句话很反感，某人说“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不了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毛泽东对这句话是很有情绪的，他当然是读过很多书的，但还是很有自卑感。此外，胡适晚年有一件事挺后悔，他说：当初我没有把陈独秀留住，结果他去搞政治了。这个背景是怎么样的呢？陈独秀是一个不拘细行的人，他去了北京的八大胡同，然后就出事了，北大就逼他辞职了。离开北大以后，他没有地方去，就到了上海，那时候正好苏俄又给钱，所以他就组织了中国共产党。胡适后来想起这件事，他说那时候我要是想办法把陈先生留住，后来的很多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了。
当然历史也没法假设，可能有些事该发生还是要发生，也不是说一个偶然的事就能改变历史。但是这也说明一个情况，当时在社会上有很多共产主义的小团体，不止一个，而每个小团体的组织方式就是开会，然后办一个杂志，或者办一个书店，以此来传播共产主义。但是搞政治还是要花钱的，有的就是一笔经费花完了以后，影响没有起来，这个团体无形中就消散了。那时候苏俄是有想法的，它要在全世界推行他们的这一套，所以苏俄也在选择中国可以跟他们合作的人选，一起来推动苏联模式和影响的团体。当时也考察过很多人，比如吴佩孚、冯玉祥等等，还包括孙中山。最终选了陈独秀、李大钊他们这批人，那时候他们之所以能够搞起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苏俄提供了很充足的经费。而其他的很多就没搞起来，最后就剩下这一个。
当然另外还扶植了一个，就是帮助孙中山改组了国民党。孙中山曾经提出过，我们国民党也想加入共产国际，这个问题提了以后，共产国际很尴尬，因为他们认为国民党是不够格的，共产党是可以的。后来提了一个折中方案，就是国民党以观察员身份参加共产国际的会议。
问题与主义：主义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这有点扯远了，再回到主题上来。现在胡适提出的“问题与主义”这个概念，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们现在有主义，但是社会问题还是越来越多，而且单从主义的教义上，我们解决不了很多现实问题，主义与现实脱节，而且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
下面再聊聊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从西方来的，它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发生了很重要的影响。它有两条线，一条是思想的线，这条线严复是一个先驱，后来就是胡适；另一条是宪政这个角度的，应该是从梁启超开始，后来的继承者像张君劢、张东荪这些人，后来成为宪政运动的主要推手，抗战期间在大后方活动的“第三势力”，主要是这些人。张君劢在30年代起草了一个“五五宪草”，那是一个宪法草案，这个宪法草案在1946年经过修改，就变成了一部正式的《中华民国宪法》。现在台湾提到张先生，称他是“中华民国宪法之父”。到国共内战爆发的时候，“第三势力”就分化瓦解了，分成两派，一派到台湾，一派在大陆。台湾的代表人物就是像雷震，殷海光等等，留在大陆的是张东荪、罗隆基等一批人，但是这两批人最后都在政治高压下烟消云散。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再度兴起，是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以后出现的，领军人物是李慎之先生。
社会主义在世界上有多种，在中国也有多种，现在看三民主义，应该也算是一种社会主义流派，民族主义、民生主义、民权主义，尤其是民生主义，社会主义色彩是非常浓厚的。国共两党在很多社会改造的观点上实际上也是一致的。国共两党基本上都是西方学说的本土化产物，而且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曾经“以俄为师”。历史上分了合，合了分，现在仍然在中国的两片土地上（一块很大，一块比较小）行使治权。所以，研究20世纪的中国思想史，解读西方政治学说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需要研究这两种主义和这两党。
还有一派人是强调中国本位文化的，这一派的传承直到今天都可以看到。当年康先生主张“以孔教为国教”，后来章太炎也提倡读经，说明无论改良派和革命派，相当一部分人在尊孔上是有共识的。虽然政治主张不一样，对传统的儒家文化都比较认同，但是共同的文化认同。不排除对儒教各取所需。这种情况也不是绝对的，梁启超就不是这样主张的，他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是从更高的思想文化角度来认识尊孔的问题。
大师的背影：没有多元文化就没有大师
五四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当年非常激进的一部分人，后来也有了变化。30年代张申府先生就发表过一篇文章，题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他要把儒教和孔子的思想做切割，区分什么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什么是意识形态。这就涉及到怎么理清传统文化的手段和方法，就需要沉下心来研究，不是光喊口号去打倒就完了，而是要研究其所以然。胡适提出要“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这个见解是很有道理的。他给相互对立的“打倒”和“继承”两派，各自指出了一块空间，就是提倡新文化和整理传统文化可以并行不悖。我们还注意到，同样是研究传统文化，但胡适一派是引入了西方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化，和传统的治学已经有所不同。
胡适倡导研究问题，提出整理国故之后，文化探索显得非常多元。在五四以后有很多的文化论争，比如像“科学与人生观”的争论，乡村建设运动、新生活运动、新理学等等都开始兴起，文化上出现了多元的、百家争鸣的现象。这种现象是由于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冲击，把原来的秩序框架打乱了，大家混沌了一段时期以后再重新组合，这样就分成了很多板块，变成多元的，按自己的思想脉络和主题去研究发挥。像冯友兰先生就是阐发“旧邦新命”，把中国的本土价值观重新诠释，点燃并赋予新的使命。
公民社会的雏形在民国时期已经出现，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城市已经形成了市民社会的形态，开始有地方自治的功能出现。从清末到民国阶段的广州、上海，以及其他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都出现了有一定现代性的地方自治，这实际上是多元文化的经济、社会基础。
为什么这60年出不来大师？确实是一个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出大师要有出大师的文化氛围和社会环境，我们分析像胡适、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这一代人，他们所受的教育是和现在我们（至少我这一代人和我往后的一代人）所受的教育是不一样的。一是他们都有非常坚实的传统文化的教育根基，又受过比较完备的西式的教育。二是这些人的研究方法也不一样，像胡适提倡的是西式的研究方法，蔡先生提倡兼容并包，他在北大造成的这种学术氛围，才能产生出像梁漱溟、钱穆、冯友兰这样一批学术大师。现在没有这种环境了，初级教育中没有这种环境，到了高等院校也没有这种环境，我们这60年的教育基本上是由“全盘西化”变成“全盘苏化”，把社会当作一部大机器，教育变成一条流水线，按一定的模式生产标准件。这种教育模式不需要思考，只要生产出大机器上的标准配件甚至是螺丝钉，它是相当工具化的，这就是苏式教育的特点，它不需要通才，不需要天才，不需要真正的有独立思想的人才，只需要你为这个体制服务就可以了。这样的教育是产生不了大师的。传统文化也是这样的，我们注意到，后来大师没有在中国大陆产生，但是在大陆以外的地区还能产生，像方东美、唐君毅、牟宗三这些人就是在海外治学，国内的土法治学的就达不到他们这个高度。
百年悲喜剧：半盘“西化”与半盘“苏化”
从新儒学的兴起到近年“国学热”的现象，也是一种文化保守主义的回潮。当然这种回潮也有它的依据。1949年以后，特别是历次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的整肃非常厉害，五四所产生的那一代知识分子被摧残殆尽，传统文化也好，西方的文化也好，经过历次运动到“文化大革命”，出现了文化断层。我上次讲到知识分子的去留问题，1949年的时候，出走的这批知识分子，把中国文化的文脉也带走了，而且他们还能够在台湾、香港等地延续这种文脉，在大陆，文化的传承就被斩断了。近年“国学热”的回潮，一是经济发展以后，对本民族文化的追求、推崇，随着经济的强大逐渐的成长。人总是需要一些自信心，有时候就会把老祖宗的东西放大很多倍。二是主义的教义已经脱离现实了，出现了信仰危机和思想真空。大家找不到方向，找不到精神支柱了，国学的兴起就填补了这部分空间。填补这部分空间是不是就应该充分肯定呢？我觉得既不应该过分否定，也不应该把它提到一个太高的位置上。因为中国文化确实有很多的缺陷，导致了中国社会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制度的长期留滞，市民社会成长缓慢，近代工业文明没有在中国发生。这些都跟中国传统的思想文化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既要承认传统存在的合理性，又要对过分夸大传统的论调给予足够清醒的认识。1935年的时候，有一群文化人搞过一个《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 2004年的时候，又有一批文化人搞了一个《甲申文化宣言》。这两个宣言，一个是要提振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另一个俨然是中国时代将至的自负感。这两次宣言实际上都是趋同或附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
刚才所讲实际上是理一个脉络，从中可以看到各种流派的传承关系。很多流派是从清末开始，断断续续传承到今天，各自有各自的源流。唐德刚先生讲“五四以来大半世纪中国的悲喜剧，即为列宁的‘半盘西化’和杜威的‘半盘西化’斗争的结果”。我觉得说得更透彻一点，就是“西化”和“苏化”这两种观念冲撞的结果。这种情况真正发生变化，是在苏东剧变以后。主流意识形态一直坚持讲“中国特色”，在这个背景下，新左派兴起并与自由主义展开论战。近年谢韬先生发表了“只有民主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观点，实际上民主社会主义也是国际上社会主义的一个流派，而且比第二国际的社会民主主义要更为激进一些。到底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是真正的社会主义？我上次在广州演讲的时候就有一位听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都完了，我们中国的社会主义屹立不倒。我回答说：我治学这么多年一直很困惑，就是搞不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现在看来，社会主义的解读也是很多元的，有很多种的社会主义可供选择。近年还有一些现象，就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民族主义的回潮，一是因为中国经济财富的积累，觉得在国际上可以伸一伸懒腰了，再就是国内矛盾的尖锐化，需要民族主义来煽情，引导大家一致对外。民粹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破坏性很大的思潮，没有很明确的政治目标，但往往是被社会边缘化的人群所最容易接受的东西，他们的利益被忽视了，能够分享的社会财富非常少，有一种被抛弃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