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韬

华盛顿 — 连日来，中国主要媒体都发表“学者”文章，批判西方特别是美式宪政，引起反对声浪。星期五，人民日报再度发表学者文章，强调“制度自信”。环球时报周四也发表社评说，认识中国，永远挺难。   *郑志国：“功归资本主义，过因社会主义”是错的*   人民日报发表广东省委党校郑志国教授文章，题目是：人民日报学习连线：为什么我们有制度自信。中新社转发时改题目为：党报：“功归资本主义，过因社会主义”是错的。中国许多网站转载此文时都用了这一标题。   郑志国是湖北人，现为广东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他在人民日报刊登的文章，只有四大段。人民日报发表其文，显然是为最近围绕宪政而展开的讨论和争议定调和降温。   *中国制度西方宪政，谁优谁劣*   至于学者网友争执不下的西方宪政和中国制度谁优谁劣，郑志国开门见山：“判断一种社会制度是否合理、关键要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是否有利于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以促进经济、政治、文化、生态方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为目标，以谋求人民幸福、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为价值取向，无疑是先进合理的制度。” 美国国旗和宪法中开宗明义的文字：“我们，人民……”中国人在争论是否应该借鉴美国式宪政 x 美国国旗和宪法中开宗明义的文字：“我们，人民……”中国人在争论是否应该借鉴美国式宪政   郑志国教授显然知道，光是这样下定义，是无法服众的，所以，他马上谈到问题：“当然，尽管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形成比较完整的体系，但一些具体制度还不完善，这使它蕴含的优势和潜能尚未完全发挥出来。”“具体制度问题可以通过改革创新逐步加以解决。”   郑志国还说，这些问题，有些和制度不完善有关，但有些问题“主要是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协调造成的，不能笼统归咎于制度。”     这位“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可持续发展理论教学与研究”、给硕士生讲授“资本论”的教授说，“一些人常常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某些制度为标准来评价我国的相关制度，并把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归结到制度上，这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但除了少数发达国家外，其他大多数国家发展水平并不高。”郑志国说，如果割断历史，把当代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逐步缩小但依然存在的差距归咎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幻想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会发展的更快更好，“显然是不切合实际的。”   郑志国谈到的这些观点并不新颖，甚至在改革开放之前的所谓“四人帮”时代，好多大批判写手如张春桥和姚文元就都提到过。 1991年立陶宛拆除列宁雕像，装上卡车 x 1991年立陶宛拆除列宁雕像，装上卡车   *谢韬：德俄更懂马列，华人更懂孔子*   并不是针对郑志国的观点，另外一位“老马列”、已故人民大学副校长、学者谢韬曾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德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马克思，俄国人是不是应该比我们更懂列宁，就像我们比外国人更懂得孔夫子一样。为什么德国人扬弃了的马克思主义不适合现实生活的部分，为什么俄国人抛弃了列宁主义，我们要当作神物供奉着？当作旗帜高举着？”   谢韬的话，放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因后者否定斯大林而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交恶时用，也挺适时。   郑志国的文章比王小石的要理性，但相比之下，环球时报周四一篇社评相对要更“温良恭俭让”。一向“左派”观点鲜明而遭到自由派网友抨击的环球时报在标题中说，认识中国永远挺难。   被某些网友称为著名“五毛”的胡锡进领衔的环球时报，一向在重大问题上比较敏感，意识到了“当前舆论场出现的一系列 重大问题。”它说：其根源之一，就是“中国的自我意识没有达到社会共识应有的底线。”“中国是什么样的国家，如何确定中国的现实坐标和历史方位，中国的知识界和与大众莫衷一是。”   *环时：政论之争是知识界和大众之争*   环球时报认为：这场舆论争执双方不是左与右争，而是“知识界”VS“大众”—-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争执。社评说，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挺复杂，但作为超大规模的国家，中国出乎意料的发展速度和发展的不平衡带来了评价这个国家的更多视角。   环时说：“中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它之前的承载主体苏联已经垮台，但这一制度经过改革却成为中国快速发展的政治基石，这刺激了全世界围绕国家发展道路的大辩论。”   环时对目前围绕宪政问题展开的大讨论提出“中立客观”观点：“中国国内舆论对国家的认识歧见几乎无处不在，由于中国的多元和多样性，每一种认识都能找到有说服力的现实依据，它们彼此的冲突性构成舆论的基本面，社会的共识陷入短缺。”环球时报认识到，每一种观点，都在“竞争政治影响力，这使得国家改革进程受到干扰。”言外之意是：中央高层面对各种“对中国的自我认识”而犹豫不决，模糊不定，无法决断如何前行。   *环时：无任何观点占“绝对主导地位”*   环时说，现在急需理性认识国家，“一要厘清事实，二要厘清事实与国家政治路线关系。”社评说：“厘清事实并非易事”，无法得出统一答案，但应清楚“任何一种评价的局限性，不应该以一代全，谋求某一种评价的‘绝对主导地位’”。   环时社评说，新中国是从一个落后大国的很低基线开始全面现代化进程的，我们缺物质，缺见识，也缺自信。“从内部自我审视，有‘只缘身在此山中’之难。从外部认识中国，虽有视角之新，但因参杂外国国家利益而不纯正，简单的类比难免是皮相之见。”   *南方日报：改革凝聚共识，共识实现梦想*   南方日报周三发表评论题目是：改革要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评论说，改革需要最大程度凝聚社会共识。“凝聚共识并非一句简单口号，它包含了社会各阶层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和价值观认同，这是减少改革阻力、全面深化改革的动力所在。”   改革凝聚共识，容易实现“中国梦”。环球时报说：“认识国家的分歧已然存在，我们很难统一它们，但我们应当努力构建应对这种分歧的方式和规则，从而使得国家能够带着这些分歧往前走，而不是被它们绊倒。”这就是说，做梦，大可同床异梦，但集体梦，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fullrss.net

 　　大选之年，只要有助于赢得选票，什么问题都可能成为竞选话题。套用中国的一句谚语，“不管白猫还是黑猫，能赢得选票就是好猫”。6月15日，奥巴马找到了一只看起来能帮他赢得不少选票的“猫”——他下令停止遣返年轻的非法移民。 　　不管是非法还是合法，移民还涉及到美国社会的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化认同。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造就了美国独特的多元文化，但是作为一个国家，问题是：多元文化就是美国文化？还是美国有自己固有的文化，外来移民都要逐渐融入这种文化? 　　美国的非法移民 　　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的数据，截至2011年1月，在美国境内的非法移民高达1115万。这些非法移民中约有800万在工作，占美国在就业人口总数的8%。与墨西哥接壤的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两个州的非法移民数量最多，分别为283万和180万。奥巴马政府在2009年和2010年分别遣返了40万非法移民，创造了历任总统之最。 　　非法移民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福利开支增加、教育资源短缺、犯罪率上升、与美国人争抢就业机会等。有数据显示，非法移民每年要花费美国纳税人1130亿美元。国土安全部的统计表明，2010年遣返的40万人中有55%被法院定罪。在靠近墨西哥边境的亚利桑那州和得克萨斯州，来自墨西哥的毒贩给当地的治安造成了严重影响，各种谋杀事件接连不断。 　　面对非法移民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联邦政府一直未能采取任何有效的应对措施。无奈之下，受非法移民影响最严重的一些州通过了严厉的法律以打击非法移民。亚利桑那在美国首开先河，于2010年4月通过了当时最严厉的移民法。该法律允许警察拘留他们有足够理由认为是非法进入美国的人士，并规定不随身携带证明自己合法身份的移民文件将被视作犯罪行为。一年之后，亚拉巴马通过了一项类似的法律，严厉程度更超过了亚利桑那。根据这项法律，非法移民不能享受州政府或者地方政府的任何福利，并且禁止非法移民就读公立大学。 　　在这样的背景下，非法移民变成了美国政治中最具争议性的话题之一。奥巴马在2008年竞选中的一个重要承诺就是改革美国的移民法。因此，他当选后，《梦想法案》被重新提上国会的立法议程。之所以叫《梦想法案》（DREAM　Act），是因为这项法案名称(Development,　Relief,　and　E-ducation　for　Alien　Minors　Act)中各单词首字母正好组成英语中的梦想一词，该法案的核心内容就是区别对待在美国的非法移民。该法案的雏形是众议员路易斯·古铁雷斯于2001年4月提出的，几经修改，变成了现在的《梦想法案》，在2001年8月正式提交参议院。在小布什时期，由于保守参议员的阻挠，《梦想法案》一直没有被通过。奥巴马上台后一直力推该法案，众议院在2010年12月通过了修改版的《梦想法案》，但是该版本在参议院至今还没有被通过。 　　随着大选日益逼近，奥巴马政府只好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梦想法案》。 　　非法移民与选举政治 　　6月15日，奥巴马在白宫宣布了一项行政命令，授权国土安全部暂停遣返符合指定条件的非法青少年移民。该命令允许16岁以前来美、在美生活至少5年、在学校就读或拥有高中毕业文凭、表现良好的现役军人、年龄在30岁以下并且无犯罪记录的人士申请继续留在美国而不被遣返，并可以申请工作许可。虽然该行政令没有为非法移民提供永久性合法身份，但仍让生活在遣返阴影下的80万年轻人看到了“美国梦”。可以想象，他们中有很多人会对奥巴马报以感恩戴德之心。 　　在美国的非法移民绝大多数是西班牙裔（对来自拉丁美洲并且说西班牙语的移民的统称），从1965年移民法重大改革以来，西班牙裔合法移民的数量是所有族群中增长最快的，他们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少数族群。在今年11月的大选中，西班牙裔选民将达到2100万。他们中可能只有不到一半将在选举当天投票。即使这样，如果能赢得这个群体大多数人的支持，奥巴马就可以轻松地实现他的连任梦。事实上，在2008年大选中，67%的西班牙裔选民投票了奥巴马的票。在2010年中期选举中，要是没有大量西班牙裔选民投票反对在非法移民问题上持强硬立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民主党就不可能在很多竞争激烈的选举中赢得国会议席。盖洛普的一项最新调查还显示，67%的西班牙裔选民表示将11月份支持奥巴马，只有26%支持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人罗姆尼。 　　奥巴马在移民问题上的举动让罗姆尼处于极其被动的局面。在共和党内初选的时候，罗姆尼为了赢得保守派的支持，在非法移民问题上持强硬态度。在今年1月初，他说，非法移民应该“回家去，然后和其他人一样排队申请移民”。今天，他所面临的将是如何在11月份的大选中打败奥巴马。他非常清楚西班牙裔选民的重要性。他在这个问题上变得异常谨慎，在多个场合对西班牙裔选民强调他关注的是经济和就业问题，不是非法移民问题。共和党内的有识之士担心，如果在非法移民问题上处理不好，共和党将有可能在今后10~20年内失去西班牙裔这个重要群体的支持。 　　这就是选举政治。有人会说它就是政客与选民之间赤裸裸的交易。然而，正是这种貌似不道德的交易，大大改善了社会底层人民的政治权利和经济条件。相反，在没有选举的国家，国家行为往往忽略和损害社会底层人民的权力和利益。 　　移民与美国的文化认同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建国以来，美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移民浪潮。第一次是从殖民时期开始到19世纪初，移民主要来自英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第二次移民浪潮从1820年持续到南北战争前后，其中大多数来自发生严重饥荒的爱尔兰，也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德国。第三次从1881年到1920年，主要来自东欧和南欧。第四次移民浪潮始于1965年，这一年国会通过了新的移民法案，取消了1920年以来施行的基于国籍的移民配额，大大增加了家庭团聚移民的比例。 　　第四次浪潮的最大受益者是亚洲和拉丁美洲的移民，后者增长速度之快在美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1960年，西班牙裔（对来自拉丁美洲并且说西班牙语的移民的统称）人口仅为65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3.6％。到2010年4月，美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西班牙裔人口总数已经达到5050万，占美国总人口的16.3%。仅仅在2000－2010年期间，西班牙裔人口就增加了1520万，占全国人口总增长的一半多。西班牙裔是美国所有族群中增长最快的，在过去50年内超过非洲裔，成为美国第二大族群。到2050年，西班牙裔人口预计将达到1.328亿，占美国总人口的30%。 　　没有移民，就没有美国，也就没有美国的多元文化。不同的语言、宗教和种族的移民，怀着共同的“美国梦”，经过美国这个“大熔炉”的洗礼，最后都变成了美国人。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创造出了独特的美国文化。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国玺上印着这样一句拉丁语：合众为一（E　Pluribus　Unum）。 　　然而，从上个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以来，美国社会的态度发生了明显转变。“大熔炉”的概念逐渐被批判，代之而起的是崇拜族群文化的“沙拉碗”。前者强调外来移民要融入美国社会，而后者强调移民要保持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用我们的话来说就是“和而不同”。于是乎，非洲裔中心论开始盛行，强调非洲裔美国人的独特文化以及他们对美国的贡献。随着拉丁美洲移民的飞速增长，西班牙裔文化也大行其道。 　　从1990年代初以来，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国内遭到了一系列的批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小阿瑟·斯莱辛格在1991年出版了《美国的分裂：对多元文化社会的思考》一书。他指出，多元文化并不等同于各个族群刻意强调自己独特的文化认同，而放弃对美国文化的认同，这样做只会导致美国社会的文化分裂。他写道：“最近兴起的族群文化对大熔炉文化进行谴责，以实现各个族群和种族之间的永久独立。”在他看来，美国不是由各个群体组成的国家，而是由个人组成的国家；强调个人的族群认同等于摈弃个人对美国这个国家的认同。“多元族群主义抛弃了美国的历史使命，用分化替代了同化，用分裂替代了融合。” 　　13年后，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撰写了《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一书，从另外一个角度对美国的多元文化进行了反思和批判。这本书所引起的争议，绝不亚于他之前的《文明的冲突》。他指出，定居者和移民之间有着本质性的区别，前者往往是集体行为，其最终目标是创建一个全新的社会，而后者往往是个人（或单个家庭）行为，目的并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在他看来，美国的核心文化（也就是国家认同）的最重要部分，就是16~17世纪创建美国的定居者所认同的盎格鲁-萨克森文化，即“基督教信仰、新教价值观和道德观、工作伦理、英语、从英国一脉相传的法律、公平理念、有限政府以及溯源于欧洲的艺术、文学、哲学和音乐”。他认为，这种文化衍生出了18~19世纪的“美国信条”：自由、平等、个人主义、代议制政府和私有财产。亨廷顿认为，多元文化主义以及大量西班牙裔移民的涌入，对美国的文化认同造成了严重冲击。他警告说，美国正在被西班牙裔移民分裂成“两个民族、两种文化、两种语言”。该书出版后，立刻招来了不少自由派人士的大肆批评，更有人说亨廷顿是在公开宣传白人至上主义。 　　不管怎样，有关美国文化认同的讨论还会继续下去。尽管美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种族歧视，但是总的来说，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这样具有包容性和多元性。这种包容性和多元性大大促进了美国发展成世界头号强国，并且至今仍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到美国创业。这正是日益强大的中国应该学习的。当外国人在中国的一言一行不再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并引发民族主义言论的时候，中国也就具有了包容性和多元性。这一天似乎还很遥远。 　　谢韬：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

  薄粉是中国民间颇大的一股势力。认定薄是中国改革均富的希望，他们对薄熙来贪污，谋反，谋杀的罪名一直不愿意接受相信。我也曾被薄的理论迷惑，知道他与周永康勾结以后，便不再对他寄望，就他把重庆工程利益送给周的儿子，我认定他们的反贪打黑是有条件，有范围，有目的的。中国不是只有他们在反贪，辛子陵就是因为指出一党专制的弊端而被周永康之流关押了起来。他对很多事情的批评其实与薄粉一致，所以我提议薄粉应该看辛子陵的诉求，以便中国民间各种势力在评击中国现状的过程中团结起来。   中共著名的改革派政论家辛子陵先生，去年初因为发表支持温家宝的言论，受到党内的压制和半年软禁的处分。九月份辛子陵委托夫人在谢韬追思会上宣读一篇讲稿，竟被指为鼓吹暴力革命，进而遭到无限期软禁的惩罚。以下是些辛文章的载录：  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扑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　 　　辛子陵说： 顽固派坚持“五不搞”，拿出来的对策是“叁统一”，所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句话表面看来很全面，很辨证，很和谐。落实下来只有变了质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完全是漂亮的空话,成为掩护特权和腐败的遮羞布。 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学习会上说：“当前党内深层次问题是变质，是领导干部队伍变质。”10党要求他们代表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造福一方。由于人民无权监督他，制约他，许多地区的“一把手”打着坚持党的领导的旗号，成了恶霸，成了山大王，把自己管辖的地区黑社会化、山寨化。福建省周宁县，有一任(1996年至2003年)县委书记叫林龙飞，实行新“叁光政策”：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他说到做到了。他与22 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后来东窗事发。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请教吴邦国委员长，全国2800多个县，像周宁县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统治下，怎样“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统一到林龙飞那里，他既代表党，又代表人民，还代表法制，就弄出个新“叁光政策”来。这样的“叁统一”，是不是彻底败坏了党的声誉!是不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下在瓦解党! 辛子陵继续说：再看“依法治国”。最近，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被“双规”。12萧扬在位十年，曾被主流媒体吹捧为“一个最具平民情结的首席大法官，一个最具魄力的司法改革家，一个最具朝气的当代法学家”;萧扬有句名言：“各级法院要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臂的气概，坚决彻底的清除法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他曾先后十一次专门就法院反腐倡廉工作发表讲话。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穿着黑袍的首席大法官，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竟是司法界害群之马的头子。在他的黑袍笼罩下，在原籍广东省法院系统，尤其是法院执行局系统，培育了多名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了司法黑市，对案子明码标价，经济案按数额大小分成，刑事案以案件重轻定价。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案件对他们来说已经完全不存在是非的分辨，犯罪性质的考量，而是办一个案件能捞多少钱，能索多少贿。在分局、区院抓(或放)一个人，20-80万元，在市局、市院50-150万元;判(或少判)6个月50-200万元，判(或少判)1-3年80-300万元，判(或少判)5年100-300万元，判(或少判)7-10年的300-500万元，判(或少判)10年以上的300-1000万元。十年来，这个集团累计勒索受贿高达1,500多亿元。13这就是我们十年来“依法治国”的一个缩影。在萧扬的操控下，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荡然无存。 　　中国的“人民法院”在变质成为谋利衙门的同时，由于黑白是非颠倒，人心不服，制造了一个庞大的上访群体。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件冤案，几乎都与周永康控制的公检法有关。公检法在中国其实是与黑帮连接在一起了，薄周的打黑怎能得人信任。 辛子陵摆出这些事实来，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权力要制衡，人民当家作主要落到实处，要有载体，这明明是在救党，却被与周同流的北京市政府无限期软禁。 薄熙来其实是萧扬的翻版，他们在高谈反贪均富的时候，做着一般人不敢做的黑勾当。从那帮结伙的人周永康，吴邦国等就可以看到他们是中国的万恶之首。难得胡温痛下决心清除毒瘤，薄粉却被薄的空谈迷惑而阻碍改革，真是令人痛惜。

国际形势的分析，像刚才说的刘源他们的这些想法，都存在一些基本的误区。国际问题根本的问题还是要跟国际主流相一致。至于国内的分析，我觉得伟东的这几条都很过硬，肯定是绕不过去的。大变动，不管是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反正都得变，这是非出现不可的。反正这一年不出事就行，然后下一届变也得变，不变也得变。不这么变就那么变，不那么变就这么变，不变好的就变坏的，不变坏的就变好的。不管怎么变，都是一个比较大的变化，所以我觉得这个判断是没有问题的。

天则所第443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很特别。我们以前请的都是学者，今天我们请来的李伟东先生，是媒体的。但其实媒体也是一个职业，他的主要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观察政治，所以我说他是当下中国非常杰出的政治观察家。

    主讲人：李伟东 　　主持人：秋风 　　评议人：王占阳、石秀印、孙龙、蔡霞 　　秋风： 　　天则所第443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很特别。我们以前请的都是学者，今天我们请来的李伟东先生，是媒体的。但其实媒体也是一个职业，他的主要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观察政治，所以我说他是当下中国非常杰出的政治观察家。 　　这样的一个职业，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最近两年，不论是政治还是政治思想，变化都是非常大，而且在我看来整个政治思想的结构发生了一次比较重大的重新的组合。而这样一种政治思想的变化，包括政治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应先恐怕不是1年、2年，而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而伟东兄，据我所知，过去一年也是非常活跃，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代表人物，从极左到极右，中左中右，各色人等，伟东都有非常深入的接触。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接触面，还有这种理解力的人，我相信在中国没有了，就只有伟东兄了。 　　所以我想正好现在是年底，究竟过去一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所发生的事情对未来的一年和更长的时间有什么意义，我就特别请伟东兄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伟东也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他以前其实我也听过，但都是比较断断续续的。这是算一次比较完整的报告，我非常期待，相信大家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就请伟东兄做这个报告，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接下来我们还请了几位国内重量级的政治学家，有王占阳先生，还有蔡霞女士，还有另外几位朋友，他们会做一个评议，然后我们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 　　李伟东： 　　非常感谢天则所，盛洪所长，虽然有过见面，但是很少在一起长时间的讨论。也感谢秋风先生，感谢天则所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天则双周论坛是我多年一直学习的地方，10多年，接近20年以来，天则所茅老师以及盛洪兄，还有秋风兄还有很多人，包括余老师，给中国的思想界贡献了非常多的智慧，也贡献了很多思想，推出了很多的人物。看天则的网站，看天则的双周论坛，仔细看每个人的讲演，每次都受益匪浅。这次天则给我提供这个机会，我也很荣幸，因为我很少在外面讲。这两年情况也有所变化，好像我是突然出来的。其实我03、04两年曾经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做社长，当时我的搭档是温铁军，他是一个比较偏左翼的三农问题专家。当年我们也对农村问题做了很多观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主要是做行政方面的保障事务。我自己是学经济的，我是吉林大学77级经济系的。20多年以来好像一直在参与改革这件事，从80年代以来就和北京的一些朋友都比较熟，包括现在在海外的和留下来的，当了高官的和仍然沉在民间潜心研究的，各方面的朋友很多。受他们的一些思想影响，结合我自己的思想观察，有一些体会。去年以来，有一些特殊的变化。 　　由于我朋友关系比较广泛，我在左右两个方面都参与讨论。原来的讨论是比较私下的，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公开了。比方说左翼的杨帆先生（他自己不承认左翼）组织的一些讨论会，包括跟乌有之乡一些人的讨论包括网上的一些公开争论。大家最近都比较激动，跟杨帆先生那边参与了很多左翼的讨论，最近在网上跟一些人也有争论，包括你们都知道的郭松民、苏铁山，都有一些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共识网上也发了我一些东西，最近发了一个标题叫“林彪是罪魁祸首之一”，实际上最后的结论我是说，不存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存在的只是把毛加进去的，毛林江的反人民集团。这算是我对过去历史的一个观察。由于跟左右各派的讨论，发现近两年来思潮非常之多，多到了十几种，二十几种，各种各样的想法。有极左翼的，比如乌有之乡和相关联的一些网站，他们内部也有差别，不停鼓动要发动二次文革。 　　而且对毛的评价变得非常的有意思，比方我在网上私下跟仲大军，大军网是很有名的网站，提供了很多思想，但那次吃饭实际上又有郭松民、杨帆、大军，我们几个人，就一直在争论。我说我的问题是，现在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结果，这么严重的一个态势，到底是毛的路线的继续，就是他的专制体制的继续，才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还是像你们说的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然后走资派又重新上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都是后面这个结论，就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毛是英明伟大的，后来在微博上争论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发到微博上，仲大军直接回复我说，毛就是耶稣，是全世界的领袖，未来的问题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也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我非常意外，大军兄是多少年的朋友了，盛洪也都知道的，但他非常的激烈。我问，毛到底是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还是差别很大的等级化的社会？本来就很平等，所以才有未来那么剧烈、暴烈的行动。他说毛建立了一个全世界最公平、平等的社会，毛就相当于当代的耶稣。 　　当然我也见过另外一拨人，比方说言辞和主张都越来越激烈的原来是纯粹的自由主义学者。最近我看到他们的言论都非常激烈，我不好多点名字，说一两个，比方说像刘菊明，这个已经是基本上是认为大变革、剧烈的变革、社会动荡性的变革不可避免。还有翻译哈耶克的，翻译韦伯的那几位翻译家，都已经变得非常激烈。 　　所以我要先说说思潮，而且现在出现一个像梦魇一样，像咒语一样的东西，就是2012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沉重。比如说2012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一个大的换届年，换上来的人和过去的人有什么差别？中国会不会因为换了人，换了领导集团，而又重大变革呢？还是仍然会温吞水的这样走下去。但是不管上面换不换，社会会不会等待它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说你换不换都没有关系，但是整个社会上要有别的东西出来了。所以说2012对全世界来说也处在一个，比方说金融危机啊、正在探底啊、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啊这种情况。但是官方的思想认为，中国的2012不是一个往下走的问题，不是一个会不会崩盘的问题，是一个中国模式将大行其道，在全世界风靡，而且中国的崛起将在2012变成某种现实的问题。这样的学者也很多，比方说北大的潘维全世界去推销中国模式，组团去推销中国模式。还有类似的很多人，左翼的一些人。内部的讲法就更多了，像张木生先生认为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当然中国已经到了89，就民怨气氛而言。他再跟我说，跟很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在位的那些人能把羊头挂住，意思是保证现有政权不再未来一年崩盘，新上来的太子党就一定会重整山河，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且全世界会把整个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崛起的时候大大发展下去。 　　所以明年到底会怎么样也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情况，今年也到了年底了，现在已经是12月。未来一年中国将如何走，我先说说各种思潮。各种思潮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走势，所以我第二个问题要说时局，对时局的判断，官方的判断、民间的判断以及我的判断。第三个问题说说我对未来的判断。我就大概说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前一次在两个月前，10月初，在成都的安仁，是樊建川他请我们去。当时秦晖，徐友渔，张木生，肖公秦，杨帆，左翼的像朱苏力、黄纪苏他们都去了。就是左右对话，我在当时讲了当前的思潮，共识网已经发了，当时我讲了6种思潮，共识网就是按这个发的。当时我说完之后就有人批评我，说至少忘了秋风兄的儒家宪政，也就是保守主义思潮。这个保守主义和刘菊明说的保守主义不是一回事，菊明说的保守主义是指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就是对自由主义的非常保守顽固的，或者说非常任性坚持的那样一个自由主义原则。但中国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是向儒家回归，或者向传统回归，或者向国学回归。也不完完全全是回归，也是超越，是与现在的普世价值相结合。大概我是这样一个理解。这个保守思潮也很厉害，当时说我漏掉了保守主义思潮，也漏掉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近我发现还有两种势头非常明显，成为思潮。一个就是网上出现了大量的“国粉”，民国粉。这个来势汹汹，而且对自由主义侧翼，对刘菊明他们都形成一种围剿的态势，这个是非常厉害。比较有名的像网上大事将至，书海飘香，这几位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非常活跃。如果底下有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本人到了，也让我们认识一下。 　　我顺便插一句，秋风说我是什么杰出的观察家。我一想，观察家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想明白了，观察家就像足球的球友，看别人怎么踢，然后我们或许能看出点门道。 　　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比较厉害的一拨，出现的这种国民党粉。按现在我分了10种思潮，这个说起来就比较繁琐。我按了一个特别传统的方式来区分，传统的是左右的方式。左右这个概念就非常不科学，我先认同它不科学，因为前一段时间，高超群就在这也讲过一次流派的分野，我们之间也有讨论。他就是反对用左右的方法去分思潮，连秦晖先生，还有很多人都认为左右是不科学的，我也同意，但是左右对中国来说是有意义的。比方说左翼的思想思考者，行动者说我要回到毛左，自己宣称自己是毛左，就是毛泽东左派。张宏良在他的演讲当中，公开说中国过去10年最有意义的思想动向，就是出现了毛泽东式的共产党人，就是毛左，原话叫毛派共产党人。他自己宣称自己是左翼，而且乌有之乡前不到一个月，把它的整个页面换成了向薄熙来同志致敬什么的。而且也有人自称自己是右翼的思想家，所以首先是从大家的传统语境上过渡过来的。很多人他们自己就这样自称，然后我们习惯上也这样去划分。 　　所以我只是要说明一点，我所说的左右之分和国际标准不一样。国际标准，所有的左翼，包括早期共产党人第三国际等等，包括工会的工潮当中的左翼思想家，基本上是关心底层民众的利益，为工农呼吁社会平等，呼唤人权，批评政府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总之国际的左翼思潮是反不平等的，保护人权的，对政府是采取批评态度的。而国际的右翼可能是和资本相关联的，维护资本利益的，和某种权力结构离得更近，这是国际的标准。但在中国反而是倒过来的，因为我观察乌有之乡左翼的讨论，当然他们也有对底层民众疾苦的关心，而且以此为依据认为第二次文革是该来的。但是更多的时候你观察这些左翼的思想者，对官方的态度，对美国的态度，对国际各种各样事情的态度，在国际重大事情当中的对官方的支持。比方说民间认为卡扎菲倒了很好，叙利亚该制裁等等，有很多这样的民间力量，民间思想者都这样认为，而左翼力量反而是不停地在帮助官方说话。我说的左翼力量不包括，有一些在网络上像城管一样的，我们把他叫“五毛”我这个话不在这儿说，我不想用一个什么概念羞辱别人。总之这些人算不上是左翼思想者，而是官方打手，有若干这样一些人在网上活跃，这我也就不去说了。比方说有这样一些人说，共产党的江山是用3000万人头换来的，你要想拿走你用3000万人头来换。类似说这样一些话的人，我已经不把他看做思想者了，这就是网络打手。 　　我刚才说的网络思想界的，比方说左翼的黄纪苏、祝东力这样一些，他们的一些思考，是对官方的很多做法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的左翼标准和国际是不一样的，按照我们国内的说，左右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先暂时这么叫。 　　这10种思潮，最左翼的当然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主张回到文革的，主张用毛的阶级斗争思想重新解释今天的。认为毛当年发动文革的时候，资产阶级还并不明显，但他们认为也存在，比方说以刘邓为代表的，当年也存在，所以毛发动文革也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人认为当年不明显，今天反倒是对应了毛60年代说的，今天恰恰是毛主席当年说的那个情况。资产阶级已经重新产生了，党内资产阶级和国际右翼势力结合起来，阶级斗争空前高涨，发动第二次文革的时机已经来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这就是郭松民直接回答我的在网上。我说，你是想发动第二次文革吗？他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我说当年就有武革呀，文革发展到后来就是武革。他说，那不对，那是工人阶级领导权被什么什么篡夺了。他大概就是说文革那个武革不是毛主席的事，只是底下的人捣乱。毛的意思就是文革，所以今天应该发动二次文革，只有二次文革才能避免武装革命。他说我在网上说的，你继续忽悠这种宪政民主，人权这种事情，小心爆发革命！我说你这个文革难道不是要爆发革命吗？他说，文革是文革，只有发动文革才避免爆发二次武革，左翼是明确这样表达的。这是我最近直接接触，亲耳听他们说，而且在我的微博对话当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记录。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潮，已经变成了一种运动。左翼的力量发展最为迅速，这也是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我说的发展成运动，你可以看到在郑州，在山西太原等等一些地方,比方说，烧报纸，呼口号，围剿，甚至举毛先生，告状等等这样一些事故，已经是此起彼伏了。而且华尔街发生事情以后，郑州他们还弄一些老太太上街去，支持占领华尔街等等。他已经从思潮变成了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已经不是一个玩笑，已经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打打闹闹，而是一个非常有系统准备的一个东西。而且张宏良先生，我跟他约了对话，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已经在他的演讲当中，网上看到的东西已经清楚地看到他的一些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是一种思潮性的，甚至社会运动性的。 　　这是最左翼的这一段，最近他们给我介绍他们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方说张宏良说要保党救国，然后好像是有些网站批评他是投降派。张宏良回过头来开始抨击张木生，抨击他的新民主主义，说这是叫左翼代入党。什么叫左翼代入党呢？以卡扎菲那个事为例，就是因为他没有及早掌握核武器，放弃了核武器的生产研制权，向美国投降。然后把大部队引过来，所以才会有他们后来的下场。这是张宏良最后文章的结论。现在已经出现左翼代入党，然后开始抨击张木生他们的新民主主义。所以他们内部也有极大的分歧。 　　这是第一个，最左翼的，那么标准的左派很有意思。我定义的标准的左派，就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这个似乎已经被我们扬弃了，从计划到市场，改革开放30年了，当年官方批的那个东西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至今仍然非常有市场，而且卷土重来。社科院的马列主义研究院，以那儿的程恩富副院长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他们的总院长，以及相关的几位副院长，包括几个相关的所，在不停想把中国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而且他们找到了一个试验田，或者自己认为它是试验田，也有某种联络，就是重庆。因为社科院的马研院以及政治学所房宁以及崔之元先生的一批从美国学来的美国左翼，回到中国后的中国左翼，他们也都称自己是左翼。他们认为自己在美国学到的就是左翼思想家的东西，回来以后也认为自己是左翼。他们已经成了重庆主要的智囊团。当然杨帆很不满，不停跟重庆说，你们是上了左翼的当了等等，重庆应该搞民主，这是杨帆最近的说法。他们认为他们是重庆的智囊团，认为重庆就是可以回到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的一个地方。有很多文章，包括在《香港传真》上登出来的，以及他们自己发表的历次会议上的一些东西，你会看到他们和当年说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他们已经跟一种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维系。就是重庆的唱红打黑，以它的经济势力为代表的一个势力。我把它叫做标准的左派。 　　左翼的第三支我把它叫做中左，中左就是张木生，张木生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一支也比较有意思，背后的政治力量支持是非常明显的。张木生新书发布的时候我当时在场，刘源将军是穿着三星上将服，带着5个穿着少将服的将军，齐齐坐在那。还有好几个少将是没有穿军装的，都是公开支持。而且木生也直截了当地说，刘源就让他讲，在很多次会上，不停要说。为什么要说呢？张木生首先说他这个东西是超越左右翼的，左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右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而且他也能代表，不光是能接受。他的新民主主义包含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现在你们要的宪政民主，言论开放，司法独立，城乡平等，等等。我就不说他的基本主张了，总之他的政策主张包含着，比方说，要全民共国家的产。就是把全民资产分了，量化到每个个人，但是不许卖，可以继承。量化个人之后所带来的资产收益，纳入社保，然后社保基金再怎样运作。这个办法本身就包含着对现在权贵资本以及大国有资本某些全民性的重新分配，是含有这样的含义，他自己也是这样去说的。 　　我说，你如果真能这么干，我完全赞成。但是我只建议，因为60年，中国农民跟社会主义无关，农民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社会主义，虽然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呆了60年。因为这个全民所有制所谓全民农民是排除在外的。当农民人口占80%以上的时候，我说你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你是冒牌的。现在农民人口已经降到了50%-60%的样子，但还是大多数，那这个社会主义我仍然认为是冒牌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口跟社会主义无关，既享受不到社会主义的资产收益，资产名义上就跟你没关，也没有资产收益，仍然在二元结构的第二元呆着。所以你这个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城市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居民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基于这样的理由，就应该对农民进行加倍的补偿，如果你分国有资产的话。我跟木生一再强调，说过很多次了，农民要加倍，甚至要加更多的倍。这是一个加倍，因为60年农民做的贡献太多了，被剥夺的太多了，第二个，越是中心城市应该分的越少。比如说北京，前30年是全国人民支持北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全国人民不知道给北京做了多少贡献，现在仍然享受着很多特权，比如说考分，这个是多大的含金量是很难衡量的。北京户口的人的后代就能比其他省份的人享受低200多分的考分进大学。这个你说用什么钱能够衡量呢？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东西，这是含金量第一高的一个资产。那么你真能够量化国有资产，分到每个个人的话，北京人应该分得最少，然后偏远地区应该分得最多。 　　这是他第一个政策主张，说要量化全民资产，第二个，他说要成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和农会，让工人和农民都有对资本家，对资本的集体谈判权，共产党不干预，只是在最后不得了的时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出来裁判，这是第二。 　　第三个政策主张是说要学习日本自民党，党内可以分派，让共产党内部分派，党内民主从共产党分派开始。 　　第四司法一定要独立，政法委之类可以撤销，不再干预办案，让司法独立，甚至把司法系统全部从地方干预下独立出来。 　　反正他的主要政策主张就这些，听他的政策主张，我们都同意。但他跟左翼对话的时候，他说出的真实的话是这样子，就是全世界已经到了29、33的大危机，中国正在崛起，现在中国全世界最有钱，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中国政府是双百万亿的有钱的政府。然后今年的财政收入，就是政府拿到的钱可以超过25万亿以上。今年的GDP大概50万亿多一点这个水平，人均4500美元不到。政府在50万亿左右的GDP中拿走了25万亿，这25万亿包括13亿的税收，3万亿左翼的企业上缴利润，这就16万亿，然后接近3万亿的罚没收入，还有3万亿左右的社保基金，还有2、3万亿的灰色收入，还有其他七零八碎的一些东西，土地出让金也有2、3万亿，实际上财政拿走的25万亿还要多。政府变成全世界第一有钱。这话是他说的，他说，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其实拿出一半的钱就把刚才说的社保、农民那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不是脑袋进水了吗？他说为什么回过头来拿出多一倍的钱去制造社会混乱，制造社会危机呢？他认为这里面也有利益链等等很刚性的东西，已经陷入一个不可解的问题了。所以他说，你只要1年把羊头好好挂着，被闹成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状态，明年我们就如何如何了。反正新的一拨人上来决不允许这个样子。 　　我把他的话可以翻译成，原来这20多年，老太爷走了以后，被一帮秘书、太监把这个国家已经折腾地得不像样，现在正宗传人们要集合成一个政治集团，出来重整山河。重整山河,第一，共产党的旗帜要永远挂着，至少努力永远执政，至少有10年的时间让他能够长治久安。第二，解决社会重大矛盾问题，不是不解决。张木生原话是说，现在中国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奇迹，也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说中左的含义，就是这样我给他定义出来的，这次在重庆他也承认，说伟东说我是中左，那我就是中左吧，我在这个国际反对美帝，坚持我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绝不脸红，我都承认。所以我给他戴这个帽子，是他自己接受的。 　　这是左边的三种，现在出现了一个特别中间化的思潮，这个思潮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是笑蜀先生，最近他的言论很有意思，提出“四不”等等，而且他前段时间一直主张建一个网站叫“公民网”，而且已经建成了。提出这些思想，意思就是说我不挑战最高权力，最高权力很恶，没问题。也一时左右不了，看不出来任何松动迹象，所以我主张建立公民社会，从基层的公民社会开始建起，一点一滴改变公民社会的格局。而且如果现在就发生大的变革的话，无论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都可能是第二次文革。不光是左翼有第二次文革，右翼也有第二次文革。现在看到右翼这么疯狂，我刚才提到那几个国粉疯狂在骂他。骂他说，他是投降派。我对他说，虽然我替你发稿子，但是我说我觉得你会左右不待见，而且我的态度是说，如果你阻挡的这个事情或者你不赞成的革命一定要来的话，那就是有历史合理性。如果它是绝对不能来的，是很多人凭空鼓动出来的，说思想界和舆论界出现一帮疯子，天生就是革命派。然后中国本来没有革命可能性，跳出一帮人来鼓动，那可能不合理。但是如果历史一定会出现革命的话，那就有合理性，那我们就要分析他为什么要来了，这是我后面要说的话。 　　这是纯粹的中间派，刚才说漏了一个。刚才我说了乌有之乡、标准左派、中左之一是回到新民主主义，还有中左之二，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个我建议大家看高超群关于温和的国家主义的评论，说得很多了。我只是简单地说几句，因为我和王晓东他们也很熟，也讨论过很多次。王晓东跟我私下里说的话，就是他不管主张什么主义不主义，现在中国就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工程师大量产生，中国就是要工业化，只要工业化了，所有的两极分化这些东西都会慢慢解决。现在眼前的这些东西在他看来都是代价。我就说你的思想可能就是毛的思想，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代价，代价可以忽略不计。他说你不认为这是代价，这没有用，反正历史就是这样的。所以方舟子跟他吵起来了，方舟子说他是工业党之类的，不停地骂他。反正总是，王晓东是工业党的国家主义代表，和他走得特别近的是宋晓军这些人。不论主义，不论主张，只要国家强大，只要能够抵抗国际势力，假想敌就是美国，不断地工业增长，军事势力增长，高端科技增长，能上就行。至于民生和其他一些东西，他们很少论及，我也不能说他们不关心，反正很少论及。国家是一个整体，他们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事一个集体主义概念，国家主义概念。个人的权利，个人主义的滋生，以及自由民主这些东西的滋生，都不利于国家主义以及中国抱成一个团，把自己弄崛起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他们认为应该继续，某种程度上忽视，或者将来再说的个人人权问题，民权问题，民生问题。先把国家弄上去，弄好了之后将来一切都会有。这基本上就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 　　这是第四，第五刚才已经说过了。第六，中右，我把我自己定义成中右。中右有两种，中右之一就是大家近些年来看到的以炎黄春秋等等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人非常之多。杜导正等等老一辈的，李慎之、李锐等等。认为党是要救的，党是一定能够适应新时代的，但是条件是一定要变成一个民主主义的党，以党内民主开始实现国家的民主过程。这批人当中最近这一两年，开始提宪政提得多，就是共产党也能够接受宪政，但是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平稳过渡的一个宪政过程。我不是特指哪个人，有些人可能更右一些，这一拨人当中，有些人更保守一些。而且我内心当中觉得，和他们私下弹起来觉得他们是要把共产党逐渐改变成社会民主党的这样一个过程。历史的过程和党的过程要并行不悖，逐渐给党迎来一个新生，给这个社会迎来一个新生。而且目标是沿着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往前走，和平过渡。 　　我把这叫做中右之一，中右之二，是秋风先生为代表的，儒家宪政。我之所以把你定成中右，是我对你的了解，对你这拨人和其他几拨人的了解。你们内心当中是民主自由的，是认同普世价值的，但是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的东西拿到东方来，确实是有水土不服。我们自己有自己成长出来的历程，5000年或者3000年的文明，这个文明本身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完全被取代，可能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如果能够成长出来，和世界不是抗衡，而是融合，并立的一种思想体系。同时借助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思想文化精华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仍然是中国人，中华人，然后使用的是普世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是我们自己的，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我在这个意义上认同这一点，所以我把自己定义为中右。我也认为西方的所有价值观，文化伦理如果拿到中国来可能是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但这是一个持续30年，至少30年的一个困扰，至今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逻辑化的深刻的解答。我对秋风一两年以来的论述也都仔细拜读过，我也认为你好像还没有自洽，我也没有自洽。这是一个大家正在研讨的问题，包括高超群。高超群对古典文明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我倒至今都没有听他得出一个非常有价值，非常顺理成章的说明。还正在研究之中，这种思想的探索代表着民族的探索，他的意义就在于，整个民族都在做这样的探索。我们是中国人、中华人，走到今天面临着西方的巨大挑战，原来是革止，把它撵出去，回到我们传统的恶，比方说文革，回到集权主义。但现在集权主义的确被认为不行。我前天在微博上发一句话，就说集权主义正在全世界溃败，溃败得一塌糊涂，找不到一个胜利的例子。唯有中国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在坚持，实际上也在溃败过程当中。那不又回到百年前了吗？中国会彻底完蛋吗？连我们的文化也会一同被革掉吗？可能不会。这中间还会有艰难的争斗。如果能够存在一个文化内核是我们自己的，而且是优秀的而政治制度是普世认同的可能会更好一些。标准的右派，在我看来，就是以很多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完全认同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这样一批公共知识分子，数量非常之多，包括30年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样一批人都是这样。这个和共产党领导不领导和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关系。只要对民族国家，只要民族国家能在未来成为强大的自由的民主的，给全国人民带来普世幸福的，公平的，就可以了。选择什么政治制度并不是必须要保留社会主义，也不一定要保留党，以谁为核心，为领导，这些东西都可以换。对历史来说 ，可能都是一瞬，几十年过去就过去了。真正有价值的可能是永恒存在的价值理念。这样一批人非常的执着，有很多人令人敬重。长期做这种努力，从启蒙开始。这是我说的标准的右派，就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通过政改来实现，他们不主张革命。对革命也是有某种避讳，认为社会动荡并不好。 　　现在出现第九和第十个，两个极右派。一个是主张宪政民主，但是要革命性过渡。革命派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就是一定要过渡过去，你不管什么样的革命，反正有革命要来，没有关系。公开持这种主张的人，在微博上有只言片语，我是不能说出任何一个具体的思想的，说出来可能对别人也不好，不安全。 　　这是其中的一派，主张革命的还有另外一派，就是说革命的结果，不是革出一个宪政民主的带有普世价值色彩的一个新中国，而是革回民国，47年宪法。这是有重大差别的和我前面说的一派，这个主张的人也非常多，所以网上有那么多的国粉。他们为什么围攻菊明他们呢？因为你主张的是西方那套东西。据菊明自己说，他对三民主义，对民国是不赞成的，他有很多批评，他比较认同袁伟时先生的那些关于民国的批评。认为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集权党，都是两个列宁党，是两个集权革命党在中国折腾的这件事情。尽管今天太晚如何如何了，但他们骨子里就是那些东西。这是菊明跟我们讲的，这也是国粉们围攻他的原因。这个问题到这就是给你一个回答。这个彼此之间争斗非常激烈，当然也有人说，现在大家的目标主要、共同的目标是集权专制主义，你们怎么先自己掐起来了？能不能先同盟之类的，也有人私下做一些劝解的工作。 　　王占阳： 　　美国学者90年代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对三民主义就觉得很不以为然 　　秋风： 　　哈佛的中国学都是粉红色主义，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他们都是恨国民党的。这些人都是给政府打报告，不断地诋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所以最后美国放弃了国民党，然后就丢失了。 　　李伟东： 　　我的第一部分就说完了，我说第二部分时局分析。官方当然我就不用说了，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中国崛起，西方正在衰落，中国模式。这个信奉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不停地在鼓吹，而且动用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全世界在宣传。包括纽约时报广场什么的。在时报广场放大视频，总之就是对西方宣传，都是在宣扬中国模式，认为自己走得是很成功的。 　　这是一个官方的分析，民间就像我刚刚提到张木生说的，认为国内已经到了89，为什么认为已经到了89呢？因为国内革命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国际到了29、33。然后民间的分析，无论极左翼还是极右翼都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左翼的乌有之乡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右翼的两拨人，我刚刚说的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所有的内部矛盾，比方说基尼系数，基本上已经到了0.5左右，这么一个水平。不是0.45、0.46、0.47，而是基本接近0.5的基尼系数，实际上是一个严重的分化过程。然后人均4000多美元，全世界的经验也都代表着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两年来出现这么多恶的事情，民间的第三个意见就是一个弱的中央，地方正在突破。我参加了秋风兄包括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会，我们也有很多讨论。我们共同的意见就是现在中央很弱，他自己又无所作为，所以现在地方上东西南北都在冒出来一些做法。包括重庆突然宣布说明年要全面乡镇直选，不是试点，他要民主化，要进行民主实验。广东居然批准了游行，而且社团组织的某种登记法，而且俞正声也在上海说出一些民主的话。总之地方上，大家把它看成进18大的一种努力，或者一种政治动作。这样解读当然也对，但同时也代表了他正在研究一种跟中央有某种细微差异的，你不细观察可能看不出来的一些东西，但这些差异是本质性的。因为中央是公开宣称了“五不搞”的。 　　蔡霞： 　　这个“五不搞”是吴邦国的东西，但是还不能算是常委的东西。 　　王占阳： 　　这是传说，说这个“五不搞”哪来的，吴邦国说本来我上报给胡的那里边没有这个，胡给添进去的，然后意思是说给江给批评了，然后说吴回去以后就问他的秘书，他说不是我整的！ 　　秋风： 　　还有一个版本，说吴邦国的稿子是吴邦国的秘书给加上了。这个“五不搞”，吴邦国念完了，他都不知道在讲什么的这个。 　　李伟东： 　　刚才蔡老师说的是对的，至少现在没有一个公开的，没人出来认账。就像22年前没人承认下令开枪。这事就成了这样子。我的看法是这样，说国际局势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全面崛起，甚至成为未来的领导力量，我不认同。不认同的原因需要具体说，不能看表面。 　　经济方面比如说，他们充分地忽略了，没有估计到美国的技术能力以及欧洲的新技术能力，这一块他的自我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 　　第二，全世界都意识到，之所以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是整个国际潮流过去20年来向左转的结果，就是福利社会制度。整个西方过去20年都在向社会主义靠拢，整个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反倒向右翼靠拢。西方过去20年其实有向左翼靠拢的趋势，欧洲北欧等等，他不说自己是资本主义了，说自己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从右向左摆的过程。这个想左摆的过程是高度福利化的过程，高度社会主义化的过程，甚至有些人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这两天不是说卡扎菲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叙利亚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而且是计划经济。左翼思潮对这个影响的结果是高福利无法承受，然后开始向右摆，他只要把高福利降下来，这个事情就能够解决，不是无法解决。而且西方现在正在压低自己的福利，正在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然后开始加强征税啊什么的。包括新技术方面的崛起，包括自己的调整能力。认为现在就衰落了，或者到了29、33，我认为这是过度估计，这个过度估计是为了反衬我们有多伟大的，同时认为我们可以冲出去如何如何，这个逻辑反正我不同意。国内的这个困局反而是解决不了的。国内的困局第一，过去人均4000多美元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存在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民权人权的问题突出出来。20多年前，我们还没到1000美元的时候，咱们80年代讨论的时候，就不停在说到人均4000、5000美元，作为历史经验，都写到报告里，政治局都看了，今天终于到了。真是历史一瞬间都到了，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当年都觉得那不知道是多么遥远的事情，我们活着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都不一定。但是转瞬之间就到了，而且眼下就是这个局面了，然后这个时候剧烈动荡，国富民穷，这样两极分化，二元矛盾，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他的具体格局了。这时候必须要做出调整，你不主动调整，就被动调整，总之必须要调整。 　　第三就是经济权贵化、资本化，这个我不用再解释了，政体僵化，天怨人怒，这个是你怎么吹嘘也吹嘘不过去的。 　　第四个就是，新兴通讯手段迅速发展，民智大开，愚民政策已经走不下去了。说所有的事情还能糊弄着来，把我们都忽悠了，谁能忽悠谁呀？我们不忽悠他就不错了。 　　王占阳：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他忽悠出来以后，刚说完就有一些专家学者出来，然后在网上瞬间就全部破解了。过去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破解的，现在转眼之间都给破解了。 　　李伟东： 　　然后迅速就娱乐化了。用这种维稳的方式，刚才像我说的，你等于是激化社会矛盾。我今天微博上发的，我把它调侃称叫第四次全面内战。第一次是1947-49的全面内战，共产党参与其中，其中的道理就不去说了，是非也不去评，这个历史都已经说了。第二次是文革，1967全面内战了，而且毛自己承认的，全面内战了，因为全面内战才会军管，自己打起来了，损失百万生命以上。第三次就是22年前，坦克都上了街了，对人民开战了。这一次是动用7、8千亿的美元，动用全部的警力，在全国各处的燃烧点，你天天都会看到盾牌、警察、钢盔。这是全面内战，对人民开战。所以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状态，你说还能支撑吗？哪天擦枪走火，不知道打死了谁，然后就爆发了某些造反性的行动，然后上面开始说到底谁的责任呢？开始互相指责起来，这个过程是可能一眨眼就会出现的。 　　再就是我说这叫2000年未有的大变局，王朝周期见底了。什么王朝周期呢？就是中国从秦制以来，秦制到今天终于奠定了。从秦始皇开拓以来到今天，终于走到了他最后的底线，就是皇权专制。中共49年的革命在我看来，不过是完成了一个王朝周期，完成了某种农民革命式的王朝周期，刘禹锡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陈李（就是陈独秀李大钊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是为了主义而夺权，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就是为了夺权而主义。整个都倒过来了，到最后终于走上了传统农业革命的道路，当然运用了很多现实的手段，有很多复杂的现实的东西，总之他再造了秦王朝。这个秦王朝为什么可以走到顶点，然后走到今天终于衰落了呢？这个顶点是什么？秦王朝本来是一个皇权独立的，皇权至高无上的东西。但是绝对还没有绝对过毛，毛附加了神权上去，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把皇帝奉为神灵的这样的传统。而到毛的时代，毛已经变成神了，在此之前有复杂的造神运动，直到顶礼膜拜。你想，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么邪恶的像邪教一样的东西在全中国泛滥，而且人人都在参与，这不是宗教的力量又是什么呢？毛就是神，而且有正神还有副神，就是林。而且公安六条就是宗教裁判。说一句错话，这有个毛的像，我把它坐在屁股下面。立刻就会有几十上百的老百姓，孩子上来石头、砖头打得头破血流，抓到群众专政队去，然后在那一顿棒子就打死了，这个不是宗教裁判吗？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到毛的时候体现出来这一点，然后20多年来，从毛去世以后变成贵族共和，贵族政变导致的贵族共和。终于走到今天，一个专制体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而且整个全世界都变了，就剩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孤立于世界之外是因为我们的黄土大陆跟国际信息没有交流，跟国际信息有交流后100年走到今天，终于把皇权专制最后体现出来。而且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人看清楚了这件事，就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互联网发展（促成了人们）看清楚这点，终于要揭他的底。不管我愿不愿意，不管我是不是主张，总之他已经气数已尽，再想苟延残喘下去已经不可能了，这是王朝周期定理，而且出现了很多预示现象。比如2000年，所有的王朝时期都没有出现这么恶的事情，把一帮傻子抓去到砖窑、煤窑里面当民工。你们学历史的谁给我举出来历史上哪朝哪代有过这种事？没有！我不信仰什么宗教，但我总要有一点敬畏感。当一个王朝末期出现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意像，是让人震惊的。有哪朝哪代说有一个小伙子把5、6个女孩子关到地窖里边当性奴？有这种事吗？这种特别恶的事情在过去一两年里面频繁产生。我一时想不起来，可不是屈指可数，是数以百计的，说出来让人几位震惊的事情。 　　这是2000年王朝没有出现过的，现在出现了。出现这么恶的事情，而且还在继续发生。以前皇上早就派什么八府巡抚下去，说你主动跟我告状，各级政府门口都有击鼓喊冤的地方，实在不行可以告御状，皇宫门前都有鼓。现在告诉所有官员说你不能告状，告状就是犯罪。让所有的官员，防民之口防到要抓人。2000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居然最高统治者说告诉各级官员，谁告状就抓谁，有冤没处申了。证据就是给上访民众办学习班。 　　蔡霞： 　　上面直接说了谁上访就抓谁？ 　　李伟东： 　　是问这句话的证据？他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东西。有上访的就一票否决，这就是上面的做法。 　　秋风： 　　对，这是政绩考核的指标么。 　　蔡霞： 　　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秋风： 　　但是到了特殊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赶紧领你自己的人来！” 　　盛洪： 　　这其实是一种明示了。 　　李伟东： 　　对，如奥运会期间。 　　秋风： 　　奥运会，两会，国庆都要看住了，各个地方的领自己的人来。 　　李伟东： 　　这就是证据了，你举出来这样的例子了。再比如说民众的基本生存的底线有3个，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法律。教育是管未来的孩子，医疗是管生命最后安全的，法律是最后讲理的地方。这三大民生性的社会基础底线都被洞穿了，一次一次的在网上我们说这个事情已经到了底线了，但发现没底线。包括土地和房子。 　　蔡霞： 　　还有一条呢，老百姓现在菜也吃不起了。这个已经是日常生活底线了。 　　李伟东：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能不变吗？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了，未来会怎么样呢？我说未来大概是上述10种思潮和官方政策走向的一个碰撞。他们都会发生作用，互相碰撞。官方主张什么呢？官方没有公开宣称说我是权贵资本主义，但是官方公开宣称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下边官方学者的解释就是，比如说共产党永远领导着我们走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官方的解释，民间把它解释成权贵资本主义。要改变权贵资本主义，也不光是民间学者在说，比如说张木生这样的，刘源这样支持他的人，也说现在面临巨大的矛盾，再不弄就不行了。所以内部的反对声音也是非常多的，不光是民间在说。 　　在这个碰撞的过程当中，我列了四种情况。一个就是官方主动改革，官方主动改革在总体上，我现在看出来的支持比较多。这个开始被某种程度上有限接受，已经有某种可预期的地方。因为至少你会看到一个三星上将出来公开支持，任何其他的思想都没有上将支持吧？连个少将都没有。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一个具有官方人物色彩，而且是穿着三个星在那儿支持的，他不是口头随便说。他在张木生的书上发了17页的序言，而且把序言报给胡，胡还批了在中宣部的内参上在传阅，而且胡还说，这个张木生我原来也认识啊！他在西藏也待过，现在跑哪去了，弄这个事？ 　　至少我们看到有一个官方公开支持，我这个预期是合理的，不是瞎忽悠的。胡是批了刘源的17页序言，在张木生那个《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前面，附在前面，而且刘源的说法叫，我要使大力气推荐张木生，这个话是公开说的，直接写到序言上去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种政策主张，思想主张，被一个很有势力的官方人物推荐，而且推荐到内部，而且这个人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党”，前国家主席的儿子，这个“太子”希望在记录的时候加引号，因为“太子”现在不存在了。而且德春先生在会上说，现在没有太子，大家都是平民，只有公民没有臣民。这是一种，就是主动改革，但是这种主动改革不会在新民主主义的政体上形成一个固定的体制。新民主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可以固化为一个一段时间内的体制，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过渡状态，甚至是一种政治策略，实行过一段时间，不是没有实行，就是50到53，政治协商建国，给各个民主党派分干果。后来和民主党派闹翻，就是后来民主党派认为毛心里边想的，这是我瞎说啊，毛想的就是我给你干果，你也没流血牺牲，你还跟我闹说你要不要民主如何。所以干果收回，把你们都干成右派。但是50到53年确确实实是实行了3年新民主主义，而且刘是要把这个道路走下去才最后跟毛闹翻的，这个都是历史，实行过。但是毛从来都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过渡形态，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体制。当年能够打完了朝鲜战争，赢得了苏联的157项援建。 　　我这里插一下，第157项就是关武伟他们的青城监狱，那就是第157项，秘密协议。赢来了援建，这样弄下去的话，他就不会再要新民主主义，能够完全导向斯大林主义，后面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所谓回到新民主主义，我就问张木生，你能回到多党制吗？ 　　那天我们开玩笑说，那时候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一夜之间被陈桥路都收了嘛，造反的时候。陈桥路干的事就是把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都搜了抱回大陆，然后问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说你收都收了。所以一夜之间民主党派就没了。 　　然后（多党）就没有了，我说那能不能有新的自由呢？新的自由就是司法要独立，它总是模拟新民主主义要回避的，它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要么往宪政民主走，要么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被左翼绑架。因为他们本来这个新民主主义和张木生这批人，脑子里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很多的，他很可能纳粹化。我跟他一再说，你搞的新民主主义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你的政策主张我都同意，但是千万不要陷入国家社会主义。 　　咱们上次在成都讨论，我就跟他说这个问题。你这里边的基因太多，一旦陷入国家社会主义，什么概念呢？就是对全世界的某个热点开战。这么多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找一个点开展，转移国内矛盾，从此国内就可以进入某种紧急状态，什么都不用说了。搞不好就会搞成这种。而一旦国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因素上升之后，国家未来的前景还会断裂。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左转，转向某种国家社会主义，那就会面临这国内的重大断裂和国内的战争状态，严重的社会撕裂状态。 　　第三种可能性，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右转，进入宪政社会，那是中国的万幸。 　　第四种情况是最坏的，你强烈盼望着2012的到来，但是上来的人跟现在一样，说的话都跟机器人说的，一点感情也没有，全是背稿子。然后什么事也不干，就是拖。直到拖到这个社会断裂成各种碎片为止。那个时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不好想象的过程，将面临一个长期的震荡和痛苦。当然，未来的一、两年当中，如果发生局部的、剧烈的冲突，比如造反，动乱，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举措失当，然后再发生一些更大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上层的某种分裂，也未可知。 　　第三个因素就是国际因素也未可知，在未来一年中会爆发什么样的事情，直接影响到中国？比如说朝鲜拿原子弹自杀了，因为朝鲜弄的两颗原子弹就是自杀用的，没有发射武器。他为什么要造原子弹呢？他就是我跟汉城就40公里，你美国人要想登陆，要打谁，我直接就拉响了，跟你同归于尽。所以比方说哪天他闹翻了，他一下子引爆了小型核武器，那整个东北都被污染了，这都是未可知的因素。或者哪天越南突然一下子变化很大，对我们造成某种冲击，这样的冲击就会在未来不知不觉之中的某一天突然发生，要有思想准备。 　　如果这些因素全都去掉，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要么无所作为，要么新民主主义，要么新民主主义加国家主义，要不新民主主义加宪政社会。这是我刚才说的最后一点，也是我所期待的。中国有可能完成一个王朝周期，成为一个真正宪政民主的，被整个国际潮流所容纳。 　　我最后说一句话，中国和全世界的矛盾，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么温和的民族和人民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党国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国家制度跟全世界的矛盾。你可以认为我们的制度是优秀的，那你就要跟全世界抗着干，最后要把自己变成希特勒，然后战胜全世界。逻辑上你只能这样，因为别人不容你。要不你就认同全世界的制度，大家都是一致的，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然后政治制度的矛盾消除了之后，剩下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像俄罗斯跟西方国家的矛盾一样。这些问题有国际规则，有WTO，不一定非得要打仗解决。俄罗斯也不会被西方吃掉，会处在一个全世界和平竞赛，和平竞争的一个时代。 　　总之，我们跟别人的矛盾是制度性的矛盾，矛盾是双重的。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国家主义者，把双重矛盾捏成一个，认为就是整个中华民族跟全世界有矛盾，是全世界都跟我们过不去，我们也要跟全世界过不去，所以我们要开打。我们要把他分解开来，是你的制度，你的政治制度的选择跟全世界有矛盾，不是你这个民族5000年和平善良的人民和全世界的矛盾。这个问题分开来解决，我们跟世界就没有矛盾了，难道我们不是主张世界大同吗？ 　　谢谢大家，我讲完了。(本次学术讨论会上李伟东先生的发言，是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秋风： 　　谢谢李伟东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报告。尤其是第一部分，应该说讲得比较充分，非常清楚。第二部分里面，我怎么觉得两个太子党怎么没有讲？再补充补充。因为这个好像是被你认为能够发动主动改革的主要的推动力，所以这个你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李伟东： 　　这个现在看得很明白，一个是前国家主席的儿子为代表，一个前总书记的儿子作为代表。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因为他们都公开亮相了。他俩还吃过饭，而且张木生还在场，他们聊完了之后觉得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这是张木生说，他说刘源批评胡德平说你现在快成了普世价值的代表，胡说这个有什么不好的，其实有过这样的争论的。 　　总之，他们会形成这样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中一部分会向新民主主义方面推，刚才我也提到，连刘源本人也表现出某种国家主义的色彩。我见过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这不是诗词，这不是形容词，打仗就得这样子。直接就得喝血吃肉。外交部可以有鸽派，军队绝对不能有鸽派，军队一定要是鹰派。类似这样的话，所以他也有某些国家主义的色彩。包括他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有人问军事科学院是干嘛的？刘源就说就是为了打你们日本。这个都没有错，说这个话直截了当都没有什么错，但是他表达出来的色彩是那样的。 　　德平所主张的是一种非常仁厚的长者风范，然后家教、家风，从耀邦以来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是知道的。然后他所主张的宪政民主，主张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对民权、民生的关心，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来，现在是两种政治主张在同时发力，可能会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效果。就是我说的，从新民主主义到宪政民主的过渡，这是我刚才说我所期待的原因之一，背后也是有政治背景。 　　王占阳： 　　但是我后来听张木生会上的发言，对普世价值他也是同意的。 　　李伟东： 　　对，他说他不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他说我不能敌人说我吃饭不吃屎，我就专吃屎不吃饭。猪八戒有八戒，我就一戒都不要，专门要杀生。他说不能这样，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我认为我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应该比它做得更好。 　　秋风：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评议，我们首先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 　　王占阳： 　　伟东兄的报告内容很丰富，前面10种思潮因为你都有接触，所以非常细致具体，跟别人都有面对面的直接的接触。这样彼此之间细微的、微妙的差距都能看出来。有些变化是最新的、最近的这些变化。我觉得我们这个思潮变化是很快很快的，所以你这是新鲜出炉，最新情况。有些变成这样我还真没什么印象，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但这个里面其实一个办法是细分，还有一个办法是不是还可以再概括一下。因为细分了以后掌握起来就有点难度。是不是先画一个大框架，大框架里面再分小的。大框架如果用“左中右”这三个词，那么左派是什么？所谓的左是带引号的“左”；“中”，这个“中”定义为什么，其实这个中你要说项属是这样的话，他不是中了，他是保守了。然后所谓的“右”，这又是一个事。所以我想，现在能不能进一步看明确？ 　　现在假设是左中右这三大派的话，哪个是主流？ 　　李伟东： 　　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一直是沿着“左右”这个形式在走，这个国家是个左的国家，所以他出来的主流思想家和主流话语是以“左”为主的。也因此，像乌有之乡这样的给四人帮一个个平反，给江青祝寿，也没人管，没人封它。右翼网站反倒被频繁地封，在微博上，右翼说得过头的天天被打，然后转世党非常之多。微博上很多人，活着活着就没了。 　　王占阳： 　　那这个国家话语，就是针对社会公众的角度来说的？ 　　李伟东： 　　就是整个国家话语的倾向性是一个左翼倾向。话语的主流，主导性的，权重很大的是左翼的，我基本上是这样判断的。右翼的是新出来的，而且是民间顽强生长的，是跟官方打游击战打出来的，在微博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游击战每天都在打。有些人都转世八九十次、一百多次了。 　　王占阳： 　　另外这个里边，这表标准“左中右”不太准。我觉得中右之二，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其实他们的共同点还都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包括你后边的极右一、极右二，这都是普世价值。包括秋风兄的这个，其实你的基本价值还是普世价值。其实就是笑蜀，他也是认同普世价值的。所以这整个划分有一个巨大的底线。现在乌有之乡管我们叫普世价值派，其实这个派有多大！ 　　李伟东： 　　很大，反正这些年来只要走出国门，开眼界看到的，或者能够稍稍出去走一下的，都赞同“普世价值”。 　　秋风： 　　这在主流人群里面应该是主流，包括共产党自己，他里面大多数人也是认同民主、宪政。只不过他是说我们现在不能马上搞。包括胡锦涛他也是认可的，不是说他不认可。他现在也是这么说，也是要建立民主什么的，只是他这个民主是有步骤的。 　　王占阳： 　　反正我觉得伟东兄可以在这方面（再有一个概括），就是细分了之后再概括一下。然后显示出我们这个大的一个潮流性。现在就是细分以后有点琐碎。 　　李伟东： 　　其实就是民主和专制之争，自由和反自由之争。 　　王占阳： 　　应该说民间的“普世价值派”是占上风的。 　　秋风： 　　其实你也最好不要用普世价值来判断，就是民主派。这群就是民主的人。什么叫普世价值？仁义礼智信那也是普世价值啊！ 　　王占阳： 　　我就建议伟东兄在这方面讲得更透彻一点，让我们能够看得跟清楚一点。 　　时局分析，我很赞同伟东这个讲法。现在认为西方衰落这个事，在有一些人当中被刻画很深。我的看法，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过，美国不会再有经济繁荣了。当时萨默斯，就是奥巴马的首席顾问是因为预测美国将出现经济繁荣的看法来当顾问团的首席的。但是两年后，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已经辞职了。他说我的语言失败了，所以他就辞职了。然后我在今年年初的，首都经济学家、经济学界学术论坛上，我说我的语言成功了。 　　实际上观察西方，有一个经济学上很深的误区，就是总想追求繁荣。其实繁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没有繁荣反而是发展已经饱和以后的自然现象。现在很多判断的失误就在这里，他总是要看，西方没有繁荣了所以他就要衰落了，这是不对的。它不繁荣是因为它成熟了，它已经处在饱和状态。 　　西方目前的状态，判断是他处在一个调整期。人类已经追逐了几千年的财富，西方向前奔涌了500年，大概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实现了饱和性的增长。在这之后，欧洲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繁荣了。日本在十几年前也开始没有繁荣了，美国也就这次泡沫破了以后，也就没有繁荣了。但是他们在这段期间，这个历史惯性，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问题。 　　我在09年初的时候，就发表文章说，他是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他解决了马克思和凯恩斯说的经济问题以后，文明还需要升级。从解决物质需要到解决更高的需要，他这个转型还没有实现，这种痛苦反而促使他向这个方向转。 　　我们国内媒体提供的信息都是说，日本最近这十几年过得很苦。但是研究幸福学的科学家发现，日本人最近十来年的幸福指数在明显上升。不用那么拼命了，有闲暇时间了，劳动的付出少了，休闲多了，但基本生活水平没有很大下降。然后这样的话人际交往也多了，可以谈情说爱了，可以交朋友了，幸福指数不断上涨。这就是一个新文明在诞生，我把它叫做“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本质”，往这个方向发展了。现在一个新文明诞生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大的痛苦，过去的惯性是很大的，凯恩斯当年也说，很难想象这个转变会怎么发生，因为人们的惯性太大了。 　　这里面最近提到的，欧洲最近的债务危机背后的向左向右的问题。实际的情况，应该这样讲，其实我认为希腊不是搞社会主义搞多了，希腊是偏离了社会主义。因为希腊是在剥削德国，他把别人的钱借来了，然后不劳而获，这是另外一种剥削。是偷着剥削，这个骗局突然暴露出来了，然后被剥削的德国人很生气。所以希腊人不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福利越多越社会主义，越公平。公平意味着我是付出然后得到了相应的福利，你不能光得福利不付出。所以希腊的问题，包括西班牙的问题，都存在着这种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国际全球化，淘汰优弊的模型，对意大利等处分问题。 　　西方，就欧洲来说，福利的增长，我认为对这种体制的评价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我们总是觉得好像福利高的国家竞争力就低，像美国福利低了竞争力就高，其实不是这样。拿瑞典和美国来说，瑞典是工资低，福利高，瑞典比美国工资低一大截，比美国福利高一大截。但是现在瑞典的日子可比美国的日子好过多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的高工资把企业都挤跑了，企业在国内没法待了。然后国内企业都跑到外国去了，或者是跑掉了，或者是像通用似的，表面上是个汽车公司，实际上玩金融了。那就业就完蛋了，所以说高工资和高失业率在一定的情况下就成正比。而瑞典反而是这个情况，他的低工资使企业能够成立，高福利弥补了低工资，我认为这个搭配倒是很好。而希腊还不是瑞典的这种搭配，希腊是不干活，然后他们还想要高福利。

　　“一个人、一个团体、一个政党、一个事件，情况往往是非常复杂、微妙、多变的，所以认识分析处理问题的时候，绝对不可以简单化、绝对化” 　　谈时局 　　人物周刊：你把中国的政局形容为一口高压锅，这口锅里的人应该做些什么？ 　　杜导正：高压锅有个气阀，如果越拧越紧，有一天要爆炸的。一爆炸大家都倒霉，谁也占不了便宜。所以，我很希望走改良主义的道路。...

    《炎黄春秋》杂志社位于北京月坛南街一家饭店后边，隐没在几幢老房子之中。杂志社新租下来的这几间屋子在一楼，光线不是很好，编辑部的走道两旁，层层叠叠堆着杂志。星期三早上是编辑部会议时间，大家挤在最里头的房间里，讨论新一期杂志。     当杜导正出现在编辑部时，大家都很高兴。这位88岁的社长自从去年生病住院之后，就很少参加例会。他戴着凉帽、茶色眼镜，穿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像在家里的客厅一样，脱了皮鞋，露出蓝灰色的袜子，盘腿坐到沙发上。     讨论的话题并不轻松。那几天的新闻热点是“7•23”甬温线动车事故。总编辑吴思在会议上掏出手机，念了一位前中央高层领导发来的短信，大概意思是：高铁计划要认真反思。     《炎黄春秋》是一本历史杂志，很难介入新闻事件，他们努力地展开讨论，以求通过历史来探讨现实。或者说，现实本身就是历史循环往复的一个瞬间。作家李承鹏评论此次动车事故时，略带戏谑地写道：“中国的铁路，从一百年辛亥的那一根，到成昆线到动车直到京沪高铁，从来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只是以前事关龙体，现在事关国体。”     之后，一部好莱坞电影《源代码》在中国上映：一位临危受命的士兵，通过时间机器一次次回到过去，试图拯救一辆毁灭的火车——当整个社会如同一辆充满隐患的火车高速行驶时，无人能够回到过去重新来过，“他们只是希望用自己全部的经验、教训，还有智慧，高喊一声。”吴思所说的“他们”，指的是围绕在《炎黄春秋》周围那批思想观念相似的人。杜导正把包括自己在内的这批人定义为“体制内的改良主义者”，他们希望中国完成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领域“全面的改革”。     在编辑部会议上，杜导正建议，把老同志给杂志创刊20周年的题词刊登到杂志封三上。比如，前中央政治局常委胡启立的题词是：“以史为鉴”；前中组部副部长李锐的题词是：“产生宪法百余年，宪政施行蜀道难。几大自由言论首，炎黄努力换新天”。在杂志创刊10周年时，题词的还有习仲勋、张爱萍、萧克这样级别的领导人，如今他们都不在了。     7月18日，在《炎黄春秋》创刊20周年的纪念大会上，嘉宾云集。杜导正第一个上台发言，发言之前，他提议为萧克这些去世的老人们默哀一分钟。他说：“在萧克将军让我筹建杂志的时候，我们有过多次谈话。我们有许多共同的看法：第一，尽管改革开放已经十多年了，实事求是地评价历史与现实不再像毛泽东晚年时那样治罪了，但总的说来，实事求是还有重重困难，我们杂志担负着推动实事求是风气形成的历史责任。第二，对于改革开放，从1989年至1991年，有一种否定的声音，关于改革的争论也很多。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不动摇，应该成为捍卫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阵地。”     并不是所有人都同意他们的意见，尤其是左派人士。《炎黄春秋》被认为是自由派的言论阵地、“右”的代表。对于“右”的帽子，副主编徐庆全的观点是：“看问题的时候，别先划定左右。利害之心高于是非之心是一种做法，是非之心高于利害之心是另一种做法。我们应该多些是非之心，只要看到他做出的东西是什么就行了。我脑子里从来没有一个左右的弦，我更关注谁说的是不是真话，讲的每一件史实能不能站住脚。如果别人认为实事求是就是‘右’的话，那么好，那就‘右’呗，那就说明‘左’的就不是实事求是嘛。”     在筹备20周年大会时，杜导正跟吴思建议，可以把左派的代表，比如“乌有之乡”的活跃分子也请来发言。“我们的一个口号是‘大团结’，左中右都来嘛，大家平心静气地讨论，应该学习鲁迅和胡适，人家是两派主张，但私人感情很好。政治主张不同就变成敌人，这不好。”     这个建议被拿到编辑部会议上讨论，最终没有通过，因为担心极左人士的一些人身攻击式的激烈言论很难被接受。“毕竟这是一个庆典，而不是讨论会。”     这一年，国家有很多庆典。中国共产党迎来了90岁生日；辛亥革命100年；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在清华的宣传海报上，现任政治局常委的清华校友被放到最显著的位置。校庆之前，清华新闻学院学生蒋方舟写了一封给学校的信，这位出生于1989年的年轻作家对自己的校园生活感到失望：“我的同学们不是不关心，而是自动维护着政府——仿佛维护着自己将要继承的遗产。清华人是可爱的，愤青少，领导多，内心大概还是有天下兴亡为己任的悲壮，表现出来却是高屋建瓴，虚头八脑的老干部模样。”     杜导正的一个90后外孙女也是清华大学的在读学生。她为人低调，并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成长于高干家庭。在大学里，思想政治课是必修课，一位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清华老师在课堂上推荐学生们看一些网站。“列的第一个网站就是乌有之乡。”此前，小姑娘并不知道这个网站，等她打开网页时，发现“一堆人在骂我爷爷”。被骂的，还有他姥爷的一些朋友。     “我们学校有的学生还挺‘左’的，老师说什么他们就觉得是什么，他们从思想上就认为中国现在挺好。”学理工科的外孙女并不认同同学对中国现状的看法，但她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她所身处的当代中国和他的姥爷年轻时面对的革命中国，已是截然不同的两个世界。 娃娃党     吴思第一次知道“杜导正”这个名字是在1985年，他作为《农民日报》的记者，在雁北地区采访了四十多天，看了许多地方志。这些地方志上有写到抗战期间杜导正在此地的活动，大抵是一些英勇奋斗的故事。“我就想象他跟双枪李向阳似的，带着人马纵横驰骋。后来认识他之后，他也老跟我们讲过去的事情，但讲的不是英雄业绩，而是讲他犯的错误。”     杜导正是中共最年轻的党员之一，加入中国共产党时才14岁。他出生在山西省定襄县，初一时就参加了“脱离生产抗日武装自卫队”，一条枪、一把刺刀、4个手榴弹是他的装备。     他的父亲杜希贤也是其中一员。杜希贤所在的村庄叫蒋村，他是该村第一文明学校的校长。这个学校的第一班有60个学生，其中一个叫薄书存，后来改名为薄一波，再后来，他成了中国的副总理。“这是薄一波告诉我的，我原来都不知道。”“文革”结束后，杜导正从广州回到北京，担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刚从监狱出来的薄一波叫杜导正去谈话，对他说：我那几个方块字是你父亲教的。     杜导正盘着腿，坐在沙发上回忆这段往事时，中国各地正掀起唱红歌热潮，其中最热的是重庆市。这座城市电视台的卫星频道已经决定不再播放商业广告，把更多时间用来播放“红色节目”，包括各个单位组织的红歌比赛录像。     重庆现任市委书记薄熙来是薄一波的儿子、“唱红”的倡导者。对于“唱红”，杜导正的意见是“一分为二”——这个方法论被认为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之一——“这些歌有些是好歌，抒情的歌也不少。有些老同志，他就熟悉这玩意儿，在公园里唱一唱，我看可以。但是呢，绝不可把唱红歌引向搞政治运动上去。”     自有“红歌”以来，其与政治运动总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当年杜导正认识自己的妻子，也是因为一首“红歌”。那时他刚入党，在一个村庄边上，看到回乡的太原女子中学三年级学生续志先当众唱了一曲《放下你的鞭子》。14岁的杜导正被这个聪明、漂亮又会唱歌的女孩子吸引住了。两个月后的一次旅程，他发现自己与这个女孩竟然坐在同一辆骡子大车上，“心像触电一样狂跳不止，觉得那女孩美得像天仙一样，以至于不敢正视。”     杜导正原本叫杜毓芷，在1938年的党员培训班行将结束时，所有毕业学员都需要给自己改一个足够“革命”的名字。几位学员在讨论姓名时，一位给自己取了个名字叫“导正”：指导政治的意思；另一位学员则认为此名字不好，太硬，于是弃之不用。一旁的他听到这个名字，觉着不错，便偷了过去，从此成了“杜导正”。     毕业之后，杜导正被分配为县青年抗日救国会主任。当时他的年龄实在太小，大家晚间聊天时，“县妇女抗日救国会主任就说，小杜，你别走了，和我一块睡吧。他们就是把我当小孩。”杜导正没把自己看成小孩。抗日战争一周年开大会，他在五千多人面前发表演说，头头是道。“我觉得自己不是15岁，而是二三十岁的成年人。”     杜导正认为中共领导的革命能取得成功，主要靠两条。一条是反帝、民族独立；另一条是解决老百姓的温饱问题。这是时代的动力，也是杜导正生活的动力。往上数三代，杜导正的曾祖父是富裕农民，靠囤积买卖粮食成了地主，有超过100亩地的家业。他父亲能够接受不错的教育，也因为这殷实的家底。父亲抽鸦片，做生意失败，到他这一代，已经破落。然而，破落的贫农身份为他的将来赢得了机会。     “根正苗红”的他在政治上受到信任，获得了快速提拔。“那时候不是越穷越好嘛，搞运动不整你。”杜导正的妻子没有得到这样的机会，因为她被认定为大地主大官僚的后代——续志先的三姐，是阎锡山的堂弟媳妇。一个后来的例子可以说明夫妻俩遭遇的反差。1956年，续志先刚到广东时，就已经是科长了，直到1978年，仍然是科长。因为出身，她在长达二十多年的时间里没有获得提拔。     在抗日战争中，杜导正的父亲杜希贤给八路军送情报，遭人告发。被日本人逮捕后，他无法忍受残酷的审讯，用一根黑色的裤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1937年，整个中国就要灭亡了。国难当头，国民党那时还是顺应民意的，各地的军阀军队和共产党的军队都团结起来了，全国真正是一条战线。共产党的宣传很厉害，在我们根据地的印象里，我们功劳最大。国民党也有功劳，但是很小很小。”     在杜导正的记忆里，一直到他1977年调回北京，才在《人民日报》看到一条关于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报道：九江到南昌路上，国民党军队将日本4个联队全部消灭了。 记者生涯     抗战期间，《晋察冀日报》一位记者到山西繁峙县采访，认识了杜导正，让他给报纸写稿。这是杜导正记者生涯的开端。     不久后，他被调到《晋察冀日报》，成了一名编辑。在这里，他知道了“5个W”、陆定一关于新闻的经典定义——“新闻就是对新近发生事实的报道”，但这些在他眼里只是最基本的理论，他当时所认同的新闻记者的思想境界是：服从党的政治目标，做党的驯服工具。更为直接的影响是，他结识了《晋察冀日报》的总编辑邓拓。邓关于典型性人物事件报道的经验，甚至影响了多年以后杜在“真理标准讨论”、“包产到户”、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等报道上的思路。     1946年国共内战爆发后，邓拓带着杜导正等几个记者到前线采访。这像是杜导正人生的缩影。他的出身，他对某种信念的追随，他所遇到的“贵人”，不断地在为他以后的事业推波助澜。他热情地投入这“伟大的战争”中，毫不怀疑地认为，中国共产党就是这个国家的希望。     杜导正一路顺风顺水。1949年底，他成为新华社华北军区分社副社长。1952年，他成为新华社河北分社社长。1954年，他到马列学院 （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前身） 学习后，随即被派往广州，到新华社广东分社任社长。当时陶铸是广东的第一书记，赵紫阳是第二书记。杜导正和这两位领导人成为了朋友。     2001年，新华社广东分社为本社撰写历史，杜导正作为曾经的社长，被邀请撰稿。但他所写的书信最终没有被收录。他写的是反思，而不是“辉煌的记忆”。在这封信的结尾他写道：“我主政广东分社近20年，悲哀多于欢乐。事实如此，遗憾无用，老老实实总结才是正途。”     20年最好的时光，用“悲哀多于欢乐”来概括，杜导正感到“语多无奈”：“我也是整过人的人，整人也是很狠的。”1957年“反右派”，1958年“大跃进”，1966年“文革”……在这些连绵不断的运动中，他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毛路线的坚定追随者。     1957年夏天，作为共产党党外人士，广东的老同盟会员罗翼群去粤东考察时，看到农民的境况，对政策进行了措辞严厉的批评。杜导正带着记者陈培一路跟随，罗每发表言论，杜和陈就写文章批判他。这些文章刊登在《南方日报》上，“连篇累牍，有三四个版”。罗被押回广州时，怕被沿途批斗他的人打，毫无尊严地躲到了汽车后排的麻袋包下。杜用挖苦的笔调写了一篇调侃罗的文章，就叫《麻袋包下》。罗也被划为极右分子。     在1958年搞“三面红旗” （“三面红旗”指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 时，杜导正写了一篇称赞公社食堂的《三餐干饭不要钱》。他去肇庆看大炼钢铁，对那些土高炉炼出的铁疙瘩进行了热情洋溢的歌颂。     到了1959年初，夸饰的新闻报道已经敌不过形势的紧迫。在“人民公社就是好”的欢呼声中，一百多万人的广州市只剩下7天的口粮。陶铸下了紧急命令，动用战备粮。然而此时，有人却怀疑，是不是农民把粮食藏起来了。东莞等地开展了反瞒产运动，说从哪个草垛下又搜出多少粮食。杜导正为此写了新闻报道：反瞒产成功。“后来才知道，那些搜出来的粮食是事先放在那里的。”     如今担任《炎黄春秋》副社长的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其父亲在1959年死于饥饿。多年后，他写了一本书——《墓碑》，“一是为在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墓碑；二是为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墓碑；三是为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墓碑。”在当时，年少的杨继绳并没有这样的认识。“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不认为这和政府有什么关系。我对当时宣传的‘大跃进’的成就、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依旧深信不疑。我不知道更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以为家乡发生的事是个别现象，以为父亲的死只是我一个家庭的不幸，想到伟大的共产主义即将到来，家庭的这点不幸算什么？党教导我遇事要牺牲‘小我’，维护‘大我’，我绝对听党的话。”     共产主义并没到来，来的是大规模的饥荒和死亡。1959年的3月底，杜导正陪同《人民日报》副总编辑王揖去海南岛采访时发现，商店里的货架空空荡荡，村子里的农民多有浮肿病。从海南回来后，杜导正给新华社副社长缪海稜写信，报告了农村的真实情况。他着急地向上级发出警告：“粮食问题，在社会主义国家是个政治问题，是政权能否维持下去的问题。”     国外媒体开始零星有了关于中国闹饥荒的报道，中国政府义正辞严地将这些报道斥为“恶毒攻击”、“造谣诬陷”。为了维护国家形象，中国政府邀请外国记者来华采访，精心安排了采访地点和对象。英国记者格林在那本描述中国的《无知的帷幕》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格实施粮食配给的中国，却没看见大量挨饿的人群。“这些外宾的文章又被新华社翻译过来，成为‘出口转内销’的产品，在《参考消息》上发表，作为统一思想、压制国内不同看法的工具。”杨继绳对这样的宣传套路并不陌生。     1959年8月，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召开，彭德怀因为批评毛泽东的路线遭到批判。两个月后，因为那封上书直言的信，杜导正被批判，被称作“广东的小彭德怀”。他被批判的主要是3条：怀疑1958年的“三面红旗”；把大好形势看成大坏形势；把自己打扮成普救天下的英雄，似乎党和毛主席都不关心农民，就你杜导正关心。     1960年，杜导正被定为党内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另行分配工作。让他感到有些难过的是，这个决定是经过陶铸批准的。陶铸通过身边的人给杜导正带了话：“相信老杜在新岗位上能工作好。”     杜导正的新岗位是暨南大学，负责筹办新闻专业——这个专业后来成为暨大的招牌专业。1962年2月，中央七千人大会以后杜导正才得到平反，重新成为广东分社社长。经过这次“挫折”，杜导正认为自己的“独立思考多了，盲从性少了”。他赞成邓小平、陈云、邓子恢的主张，同意采用灵活的方式，借地给农民，实行包产到户或单干。这样的路线在当时不是主流，“大寨之路”才是各地模仿的对象。     在学大寨运动中，年轻的极左知青吴思在北京郊区插队，作为大队副书记，他的热情极高。“我就像工头、奴隶主似的逼着大家干活，并且还像个悲剧演员似的，不怕苦不怕累，起模范带头作用，但是最终我失败了，我怎么也调动不起大家的积极性。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失败？”他后来写了一本关于大寨领头人陈永贵的书。对于当年的遭遇，他现在看得很明白：“当你和强大的人性对抗的时候，失败就很好解释。”     “人性”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是不受中国人重视的词汇，毛主席和“党性”才是最高标准。1966年初，陶铸将中南局机关报《羊城晚报》的领导班子进行了改组，不久之后，杜导正成为了该报的总编辑。在主持《羊晚》期间，为紧跟形势，杜导正组织了对秦牧、欧阳山、王匡等人的批判。不过，“文革”的形势难以预料，在批判别人的同时，他也感到了自己的危险境地。他把希望寄托在陶铸身上——陶铸此时已经被调到中央工作，成为“第四把手”，“又是上天安门，又是接见红卫兵，似乎可以作为一把保护伞。”——但瞬息之间，不愿紧跟“文革”路线的陶铸也被打倒，不久便悲惨死去。     杜导正开始被批斗、挂黑牌、关牛棚，遭受辱骂和殴打。他算了算，他经受过的正式批斗会有54次。经过这些批斗，他对“继续革命”这些新玩意儿开始接受：他揭发批判自己的“罪行”，还揭发陶铸等人的“罪行”。有了这些“觉悟”和“悔过表现”，加上他的“贫农出身”和“娃娃党”，他获得了“解放”。     林彪外逃的“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杜导正被调到《南方日报》社，任副总编辑。1972年，李先念在工业领域中纠正极左的倾向，杜导正在《南方日报》上写文章支持他，再次遭到批判。有人说，为什么老杜你总是对反左感兴趣？“说实话，我当时还没有那么高的觉悟，不是自觉地反左，不过是看不惯太离谱的东西。” 摇摆的改革     杜导正从书房找出一本书画影集，上面有一幅他写的字：“我的问题是陈伯达、江青陷害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我不相信这些人会有好下场。”这几句话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在1966年被逐出中南海后，自杀前跟朱德秘书说的。     杜导正相信田家英的话，1980年，他看着它成为现实。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杜导正和好友李庄坐在观众席的第四排。在他的记忆中，江青在现场很疯狂，跳了起来。“两边是两个女警察，摁不住他，最后过来两个男警察，没有摁她，只是往身上一点，她立马瘫倒。”     现在回过头看，杜导正觉得“四人帮”的瘫倒，是用“文革”的方式结束“文革”。“‘文革’还要发动群众整人，粉碎‘四人帮’就是几个人商量一下，就把人干掉，不必经过代表大会什么的同意，这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     “文革”结束后，杜导正被调回北京，任新华社国内部主任。1978年，在解放军的一次会议上，邓小平提出要全面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紧接着，《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特约评论员文章。杜导正看到这篇文章，很兴奋，在征求新华社领导穆青、李普的同意之后，决定全文转发。总社给各个分社发电报，让他们请各省委书记逐一表态。     1979年6月，杜导正路过湖北省，到赤壁公社采访“包产到户”的情况，写了七百余字的短新闻——《农民都夸三中全会政策好》，在1979年全国好新闻评奖中被评为一等奖。杜导正认为，“遵义会议后，我们党才摸索到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正确之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才真正走上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之路。”     1982年，中共元老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被任命为河北省正定县委副书记，这是他地方官生涯的起点。此后，他陆续在河北、福建、浙江、上海任职，直到2007年回到北京，成为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之一。习近平在正定县任职时，曾经成立过一个5人顾问小组，杜导正是其中之一。2001年，《炎黄春秋》创刊10周年的时候，习仲勋曾给杂志题词：“《炎黄春秋》办得不错 。”     同样是在1982年，杜导正从新华社调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当时，他的老朋友鲁谆是副总编辑——鲁谆如今是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的副会长，作为上级主管部门的成员，《炎黄春秋》每期杂志的编前讨论，他都会参加——鲁谆说，“他那个时候抓新闻，抓典型报道，张华、蒋筑英、华山抢险这些在当时有影响力的报道，都是他组织做的。再一个，他在报社的管理方面是走在前头的。比如说‘文革’期间的报纸新闻，记者是不署名的，也没有内部稿费，拿固定工资。他到了以后大力提倡这些，在机制改革上，调动了记者、编辑的积极性，鼓励大家多写稿、拼好稿。”     中央当时有两大报纸：《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有些稿子《人民日报》不太方便刊登，就通过《光明日报》发表。鲁谆觉得80年代前期的中国思想界是活跃的，社会强调的是解放思想。     我给杜导正带去过几期《南方人物周刊》，其中一期的封面人物是李泽厚。杜导正看到后说：“他跟我们是同一拨人”——当初我采访李泽厚时，李也说自己很认同《炎黄春秋》这拨人对于中国的改革思路。     李泽厚是中国80年代最著名的学者，他的美学、哲学和思想史著作是那个时代的畅销书。他的文字如同邓丽君的歌曲一般，对80年代的中国人产生了启蒙作用。到了90年代，李泽厚指出，发展中的中国在不同的阶段应侧重的内容分别是：经济增长、个人自由、社会公正、政治民主。这与杜导正所说的“碎步前进”相似。民主宪政无法一蹴而就，“告别革命，走改良道路”在90年代之后的中国知识分子中获得了广泛共识。     然而，在1983年开始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中，邓丽君的歌曲被认为是荼毒人心的靡靡之音。打击范围更大的“反自由化”运动中，李泽厚成为了重要的批判对象 。     杜导正在80年代也还不能接受一些现在看来习以为常的新事物。“那时候，我爸很讨厌我穿高跟鞋，每次穿高跟鞋回家时，都得先把鞋脱了，偷偷装到包里，然后才进屋。我放邓丽君的歌听，他也不喜欢。”杜导正的小女儿杜明明说。     198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杜导正被任命为第一任署长。在外人看来，这是杜导正担任过的最重要的职位、是他影响力最大的时期，他却不为之感到自豪。“国家新闻出版署成立的大政治背景是‘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成立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政治目的是保守的、左的。”杜导正说，“我上来后，一个任务就是赶快搞新闻法。这么个泱泱大国，没有新闻法行吗？”     在鲁谆的印象里，杜导正“直爽，重情义”。“他胆子一贯很大，退下来之后更大。”他觉得，杜导正在位的时候有所顾虑，“也不完全是为了保住职位，也是保全大局。他讲得比较多的是：换位思考。他做过新闻出版署署长嘛，谁在那个位子上也会是很难的。”     1989年6月，杜导正被免去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的职务，他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与此同时，他决定与过去的自己彻底决裂。 《炎黄春秋》的春秋     90年代开始的第一个年头，许多人开始转向“文化”。     1990年，一些中共高层老同志成立了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并打算办一本历史杂志。萧克亲自点名，让杜导正担任社长。这本杂志在1991年7月创刊，取名《炎黄春秋》。     在1990年认识杜导正时，徐庆全是首都师范大学教吐鲁番学的老师，但他最感兴趣的是1949年以后的历史。1991年，杜导正主持创办《炎黄春秋》，“恰好他一个老战友是我们学校的，叫宋文茂，他就让宋来找我，说让这孩子给咱们写稿”，因此成为《炎黄春秋》的作者。     1991年的圣诞节，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上空降了下来。几个月之后，邓小平登上了开往南方的火车。仍然是一列火车，成为这个国家的隐喻。每个人都像不知所措的乘客：中国往何处去？这次秘密旅行的最终结果是，中国沉寂的冰面被打破。同年6月9日，国家主席江泽民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邓小平对此提法表示认可。     邓小平的南巡令杜导正感到振奋。他对徐庆全说：“咱们《炎黄春秋》要宣传邓小平改革开放的理论路线，苦点就苦点吧，过来先干吧。”彼时《炎黄春秋》初创不久，没钱，员工一个月的工资是80块，“我在学校一个月还拿115块呢。”但徐庆全考虑之后，还是离开了学校，正式成为《炎黄春秋》的一员。     吴思是在1997年加入的《炎黄春秋》。“我大学一毕业就分到《农民日报》，上司是徐孔。他退休以后，跟杜老一起办《炎黄春秋》。那时候我在家写书，写得正带劲，哪也不想去。他说过来帮帮忙，我就瞎答应了，答应了也没去。一个月之后，徐孔又来电话了，说你架子不小啊，叫你来你还不来。他训了我一通，我第二天就去报到了。”报到时，吴思第一次见到了杜导正——完全不是“双枪李向阳”的形象啊。不久后，吴思的那本书也写出来了，起名《潜规则》——这个他生造的词汇如今已成为现代汉语中的常用词汇。他希望“重新解释历史”，这也是《炎黄春秋》想要做的。     到《炎黄春秋》工作之后，徐庆全发现，杜导正对于邓小平的支持到了“个人崇拜”的地步，甚至于他给自己的小女儿选女婿的标准，就是看其对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的看法。“《炎黄春秋》到现在为止，事实上一直是坚定站在邓小平改革开放路线这一边，坚决支持改革开放，从创刊到现在没有动摇过。这跟他本人也有很大的关系。”     杜导正的思路在2000年前后开始有了大的变化。他开始冷静客观地分析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认为中国实际上是跛足的改革,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没有同步。     他提出一个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形象化比喻：扭秧歌，“退三步进两步，退两步进一步。”     同时，《炎黄春秋》创刊20年，发表了许多有影响力的文章。     1994年，胡耀邦去世5周年。《炎黄春秋》在封二刊登了一首纪念胡耀邦的白话诗和一幅照片。从此之后，胡耀邦的名字在大陆媒体上不再是一个绝对不能提及的敏感词。     2005年11月，《炎黄春秋》发表了以《我们心中的耀邦》为题的一组文章，作者是14位老同志：田纪云、杜润生、任仲夷、于光远、李锐、阎明复、朱厚泽、吴江、李普、曾彦修、何方、龚育之、钟沛璋、杜导正。在随后的12月号上，继续刊载了胡启立的《我心中的耀邦》。这是老同志们发表文章最集中的一次。     2007年2月，谢韬在《炎黄春秋》上发表了《民主社会主义模式与中国前途》一文。这篇文章在民主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将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世界的主流观念与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进行了整合，引起了广泛的讨论。     ……     这些年中，杜导正个人发表的一些署名文章也很受瞩目。比如《民主也不能不急》和《民主不应有姓资姓社之分》。     20年来，大大小小的风波不断。杜导正现在仍是《炎黄春秋》杂志社社长，这殊为不易。在《炎黄春秋》20周年大会上，他说到所经历的历次风波时，情绪仍然有些激动。 回归新民主主义？     2008年春节后不久，薄一波的儿女和朋友在全国政协大礼堂举行了薄一波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作为山西定襄县蒋村的老乡，杜导正受到了邀请。杜导正在会上发表讲话，将中国共产党的成败概括成一句话：成也新民主主义，败也新民主主义。     杜导正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新民主主义的回归与发展》。他的基本思路是，新民主主义实际上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我们应该回到1949年制定的《共同纲领》。”他还记得，当年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搞的就是新民主主义政治和经济。“那时候根据地搞得不错。我们的政权大体上是三三制，共产党、民主党派、爱国进步人士各占三分之一。经济上是个体经济，承认个人私有。根据地虽然穷，但很活跃。”     在星期三的编辑部会议上，《炎黄春秋》的成员讨论了最近由张木生的新书而引发的新民主主义话题。     张木生的新书《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对新民主主义进行了分析：“根据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所藏的原版毛著《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刘、周共同领导制定的《共同纲领》和过去未全部公开的毛泽东在七大的讲话《论联合政府》，所谓新民主主义时代，就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发展一百多年的资本主义，挤进先进国家的行列，然后才能发展社会主义。”     刘少奇之子刘源给张木生的书作了序，他写道：“要说共产党能够不投降，就因为有党内民主，有大量忠诚的党员善于反思：一次、再次地纠错，回到历史的基点；探索完善‘无产阶级解放条件的学说’，回到正确的原点；从失败的地方爬起，回到现实的起点；改造文化历史观，回到我们信仰的初衷。”     吴思被邀请参加新书发布会，他对张木生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的意见。吴思觉得，党的领导机关的意志，须服从人民的意志，明确人民至上的原则，并把这项原则落实到各种政治制度之中。他引用了邓小平和毛泽东的话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如邓小平所说，人民不是党的工具，党是人民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工具。如毛泽东所说，让人民监督政府，才能走出历代兴亡循环 。”     在与张木生进行辩论之后，吴思跟杜导正说了这件事情。杜导正的答复是：“政策是好的，这是共识。这个理论是发展的，可以有新的解释，你认为怎么才能说好，就拿出你的解释来。”这话让吴思受到启发。“我再跟张木生他们讨论起这个问题时，就提出建议，我说新民主主义适应新的时代也应该有个升级版，以前是1.0版，可以在2.0版中拿出一个更让人信服的对未来的主张。”     《炎黄春秋》杂志社内部的观点并不一致。杨继绳、徐庆全等人就不太赞同又提“新民主主义”，他们觉得直接说“民主宪政”就好了，不要拐来拐去。     批评者认为，研究新民主主义跟康梁变法中托古改制似的，非得用孔夫子说过什么话作为自己应该怎么做的证据。“康梁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你不托古就不好改制，改制的成本就高得多。当然，意识形态的建设和再创造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即使没有功利的目的，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更确切的描述现实的意识形态。”这是吴思的观点。     新民主主义的话题只是杜导正这些退下来的老人们思考的话题之一，他们在用余热不断地思考和发言。这批被称为“两头真”的老人，参加革命时，按照“新民主主义”的指引，追求一个自由民主富强统一的中国；建国之后，越走越左，绕了一个大弯路；改革开放后，又转过来接着走向“新民主主义”口号所要求的中国。     “他们是在发光，我们年轻人要借他们的热，他们发光我们才有温暖。没有他们，我们所谓的民主化进程会有断层。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拨人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到新中国，经历了太多的事情，他们的痛切反思给后人的警示作用会很大。”徐庆全说。     今年的《炎黄春秋》上，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讲的是一批“两头真”老人的故事。“他们这批人，满腔热血地参加了一个事业，多少人把命投了进去。最后回过头来看，这辈子都干了什么，把天下弄成这个样子，‘大跃进’大饥荒死了3000万人，‘文革’中每个人都受到侵犯，谁的权利都得不到保障。当把这一切都看明白后，人也老了，想认真地把错误的东西纠正过来也来不及了，只能尽量张大嗓门，大声地说几句话，希望能让更多人知道什么才是正确的方向。”吴思说。     看这篇文章的打印稿时，吴思正在地铁里，车厢穿过幽暗的隧道，与风擦出呼呼的声响，想起这些老人的一生，他的泪水止不住往外涌。他将稿子举高，遮住了自己的双眼。     “两头真”的老人，都已经垂垂老矣，陆续去世。谈及此处，吴思非常感慨：“我们原来觉得自己挺有力量的，根深叶茂，现在一个个老先生走了，感觉秋天到了，树叶飘零。”     “现在我们不是秋天的叶子，而是冬天的叶子了。”杜导正说，“我的日记里写到了这些离去的老人：任仲夷、周惠、朱厚泽、李普、欧远方、谢韬、杜星垣 ……，还乱七八糟地画了不少钢笔画，画我被死神包围了。”     杜导正也担心，老人都走了之后，中年人的影响力没有这么大，但他对这个国家的前途心怀乐观之想。他相信中华民族是有自我成长能力的民族，世界潮流浩浩荡荡，没有什么东西会永恒不变。        （本刊记者王大骐、实习记者乔芊对本文亦有贡献）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链接： http://www.nfpeople.com/News-detail-item-2096.html 打喷嚏链接： http://www.dapenti.com/blog/more.asp?name=xilei&id=52731 用手机上 喷嚏网 ：m.dapenti.com        每天网络精华尽在【 喷嚏图卦 】        喷嚏网官方新浪围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