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分化

2010 年以来，优化我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话题已经多次被中央高层提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就曾对收入分配改革发表了谈话，指出在增加居民收入上分三个层次：一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占整个国民收入的比重；二是逐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占要素收入的比重；三是在二次分配中，运用财税的杠杆，调节收入差距，促进社会公平。 这三点承诺针对的都是过去几年各界针对中国收入分配制度弊端的批评。 收入分配格局是指政府、企业和居民三者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比例关系。政府多年都宣称要 “ 调节收入分配 ” ，但这种调节却总是失灵。原因无它，只是因为药不对症。为了让读者了解劳动者收入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的情况，先列出一组数字：如果以大陆建政初 …… ……

近年来我国政府、企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上升，居民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社会收入分配差距也有扩大的趋势。如何做大居民收入蛋糕，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全社会热切关注的焦点。从这期开始，本版将连续推出“社会财富怎么分”系列报道，围绕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的紧迫性、建立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建设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社会等话题进行深入探究，希望读者朋友们也来参与讨论。 ――编者 社会财富怎么分④ 负担沉重的“中间阶层” 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中等收入群体” 在北京一家公司工作的陈先生，前几天刚收到税务部门寄来的2009年个人所得税完税证明。虽然平时对每月缴多少税都有数，但一看到去年近2万元的纳税额，他的心里还是感觉有些异样。 他告诉记者，在北京打拼已经10多年了，目前月收入超过1万元，加上妻子一年五六万的收入，家庭年收入在20万元左右。听起来这个数字相当不错，但他却觉得每天都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每月五六千的房贷月供，孩子的教育，老人的赡养，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手头很少宽松。自己和妻子每年缴的个人所得税，加起来在2.5万元左右，对全家来说确实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形成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分配格局，是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格局的一个重要方面。按社会学观点，中间阶层的壮大，使原来对立的贫富两极变成了一个连续性的排列，这就让每一名社会成员看到拾级而上的希望，有助于缓和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对立情绪。通常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一个中等收入者占多数的“橄榄型”结构，其稳定性要远高于“哑铃型”或“金字塔型”结构。 然而，令人困惑的是，如同陈先生一样，很多中等收入者并不认为他们属于“中等收入群体”。以个人所得税为例，就存着相互矛盾的观点。一方面，尽管近年来个税起征点一再提高，但很多人仍然觉得税负太重，要求提高起征点的呼声不绝于耳；另一方面，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绝大多数工薪阶层并不用缴纳个税，与国外相比，我国的个税缴纳群体所占比例要小很多。 专家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矛盾，与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在收入调节方向和力度上的问题有关。比如对于生计费用的扣除，没有考虑纳税人的家庭人口、赡养系数、家庭总收入、物价上升等因素对个人开支的影响。在计征办法上，实行分项课征，造成所得来源渠道多和隐蔽性强、综合收入高的纳税人不纳税或少纳税，而所得来源渠道少、收入相对集中的纳税人多纳税。正是由于这样的税负不公平，才导致很多中等收入者觉得个税负担沉重。 税收是否存在“逆调节” 过重的负担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制约了员工的收入增长 在长期从事收入分配研究的中央党校教授周天勇( 博客 )看来，不仅是个人所得税，税收杠杆在很多时候对收入分配都是“逆向”调节的作用。 “这首先表现在中小企业的税负过重。”周天勇分析，企业需要承担的税收包括增值税、营业税、企业所得税等，但据他了解，在很多地方，对于小企业都采取按营业收入的13%“包税”，过重的负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利润空间，不仅制约了中小企业的发展，也制约了企业员工的收入增长、福利增长。 由于小企业一般是劳动密集型居多，其发展对于改善分配格局、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具有很大意义。周天勇说，通过分析比较可以发现，一个国家或地区每千人口拥有的小企业数量多少，与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成反比，数量越多，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小，中等收入的人口也就较多。反之，数量越少，收入分配和贫富差距越大。 相比较而言，由于财产税的空缺，富人承担的税负与其纳税能力相比，就显得很轻。“目前，房产税、遗产税都还没有开征，个人所得税方面，高收入者也可以通过很多方式达到逃税、避税的目的。因此，越富的人积累得越多，税收杠杆的调节作用没有得到体现。” 资源税的调节作用也没有得到体现。周天勇说，在国外，对于电信企业使用的空间频道资源都会征税，我们在这方面是空白，本该属于国家的税收变成了相关电信企业的利润，也成了这些行业畸高收入的一个来源。煤炭等矿产资源近些年来已经成为暴富的源头，税收在这方面也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橄榄型”社会怎么建 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 我们离“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还有多远？ 有测算显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存在着较高的收入分配不均等，以及比较大的城乡收入差距。2009年收入低于城乡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人群比例高达62%。这部分低收入人群主要在农村，占农村总人口的85%左右。因此，中国现在的居民收入分布结构，类似于一个宽底座的金字塔，与“橄榄型”收入分布还有不小的距离。 针对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我国前几年提出了“提低、扩中、调高”的思路。周天勇认为，提高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是构建“橄榄型”分配格局的关键。而中低收入者绝大多数是主要依靠劳动获得收入，因此“提低”最重要就是扩大就业。与直接“给钱”、让利相比，让低收入者安居乐业，收入快速增长，才是更加可持续的方式。 周天勇说，“扩中”则需要大力鼓励创业，发展能增加中等收入人口和能增加就业的小企业，以改善创造和分配财富的结构，让更多“小老板”成为中等收入者的有生力量。 专家认为，政府在二次分配方面也应该发挥更大作用，通过发挥财税政策的收入转移作用，确保财政的公共性和满足教育、社会保障、公共卫生等有关方面的发展目标。通过加大二次分配领域的调控力度，将公共支出和基本公共服务的重点，逐步转向城市低收入者和广大农民，更好地满足人们这方面的需求。 就“限高”而言，要让高收入者承担更大的社会责任。例如，加强针对高收入者的税源监控和税收征管，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适时开征物业税、遗产税等主要由高收入者承担的新税种，鼓励高收入者发展社会慈善事业等。同时，要调整不合理的高收入、规范灰色收入、打击非法收入。 在税收杠杆中，消费税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也应当得到重视。2006年，我国对消费税税目、税率进行了调整，新增了实木地板、游艇、高尔夫球及球具、高档手表等税目，但对一些新出现的高档消费项目如高档娱乐设施，健身类、保健类设施，高档住宅仍未列入征税范围。有专家建议，应当对消费税税目和征收范围进行适时适当调整，增强其在调节收入差距方面的作用。 (本文来源： 人民网 )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听说如今有很多人在做“头等强国”的梦，我没有见过，只是耳闻。有梦想当然是好事，总比浑浑噩噩好。我虽然没这样的梦想，但也不会反对别人有梦想。       直到看到国家统计局前不久发布的一个报告，我才有了一点发言的欲望。这个新闻透露的是个喜讯，标题叫：“我国已升至中等偏下收入国家行列”。我揉揉眼睛，说的果然是我国在2008年底，终于从长期的低收入国家，跃升至了“中等偏下收入”国家的行列。 这确实是一个好消息，但显然和“头等强国”的梦想还很遥远。       报告中另外两个数据，却又似乎显示出一些“头等强国”的气派。一个是2008年的财政收入，有6.13万亿元，60年间增长985倍；另一个是外汇储备60年增长了近14000倍。财政收入也就是政府的收入，政府收入中还有一大笔非财政收入，数量也与财政收入不相上下。       一个政府收入和外汇储备有如此天量增幅的国家，难道还不算“头等强国”吗？       当然不算，因为，还有另外的数据制约着，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扣除价格因素，60年间仅增长了18.5倍（98600%÷1950%=51，就是说这60年里，政府收入的增长率至少比群众收入的增长率高5100%、5100个百分点，或者说“快51倍”。——楼主批注），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目前还不到城镇居民的三分之一。       比较这两组数据，说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头等强大的政府，大致是没错的。这个政府，可能比年年巨额财政赤字的美国政府都要强大，但头等强大的政府，并不意味着背后就能成长出一个“头等强国”。       近几十年来，有句口号一直很流行，叫“国富才能民强”，大家似乎天然认同这个逻辑，很少有人辨析。然而，细究当下，很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可能都与这个逻辑有关。       国富民强这个概念，最早出自东汉赵晔的《吴越春秋》，原句是“民富国强，众安道泰”。       从“民富国强”到“国富民强”，虽然只是颠倒了一下次序，但因果与逻辑关系完全不同。汉语的模糊性，使一个中国古代的常识性理念，就这么悄悄地被改头换面了。       财富如何在国与民之间分配，是一个古老的政治问题。从春秋之后，民富才能国强就成了政治家治国的一个常识。       管仲曾说：“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论语》有子对哀公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荀子还对国富民弱这种状况做过结论：“田野荒而仓廪实，百姓虚而府库满，夫是之国蹶”，意思是，这种国家是要溃败的。       到北宋，王安石明确指出两者的逻辑关系：“百姓所以养国家也，未闻以国家养百姓也。”       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在18世纪也曾问道：“国家是先以民众贫困作代价而使自己变富呢？还是让国民先富起来，再实现自己的富裕？”结论是：“只有个人的富裕，才能很快推动国家的富强。”       人们常言康乾盛世，岂不知“家天下”的康熙和乾隆，在如何“藏富于民”上也动足了脑筋。       有学者作过统计，康熙在位的62年间，不同程度地减免过天下的租赋有500多次，折合白银达1.5亿两，相当于当时4年多的全年财政收入。       而乾隆更厉害，曾先后5次免除过全国所有州县的一年赋税，执政期间免除的赋银，超过3亿两。       据黄仁宇计算，康乾时代的个人税赋只有当时英国个人税赋的三十分之一，可见盛世之名并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举这些例子，只是想说“民富才能国强”曾是一个多么简单的政治伦理，今天却被各种花里胡哨的政治思想，搞得含混不清！       为何把财富集中在政府手中，无法成为“头等强国”，反而充满了社会危机呢？       战国时代的尉缭子很早就指出：“亡国富仓府，谓上满下漏，患无所救。”意思是，要想亡国就把财富集中到政府的库房中，因为，政府能控制的财富越多，各种腐败行为会愈多，社会矛盾便越激烈，贫富分化也会越厉害，社会秩序反而处在了一触即发的祸患之中。       比如，曾辉煌一时的秦与隋朝都是这样，虽留下了万里长城、大运河等宏大工程，但都崩溃于一时。       苏联也是这样崩溃的，苏联曾是世界上最强盛的两个强国中的一个，苏联政府在搞军事和搞“国际政治”、对外称霸上很有钱，但在搞民生上很拮据、很吝啬，苏联群众的生活水平很低，食品和生活用品都很匮乏。       如果国家的强大不是以民众的富裕为基础，两者不是一个共同体，民众不仅会对政府的富裕漠然置之，对其衰败更是无动于衷，因为与民众无关，甚至盼望这样的政府衰亡得越快越好。如此一来，民众对政府的离心力，也会加速社会的崩溃。       其实，中国能否成为“头等强国”，缺少的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政治理念。而是要在一些常识问题上，与人类经验真正形成呼应，这个梦想才可能有基础。       就是说，不能违反人类社会的规律、社会规律，就象我们做事不能违反自然规律一样。有些中国人总认为中国能成为人类社会规律的一个例外，总认为中国可能、可以不必按人类社会的规律做事，大跃进时期提出的“十年超英，15年赶美”、“5年超英，10年赶美”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都是违反人类社会的规律，违反常识的。       对于今天的中国来说，不是把政治或经济说得越来越复杂，而是如何说得越来越简单，因为，问题往往出现在那些最简单的地方。比如，成为“头等强国”首先得有“头等强民”，没有这个基本逻辑的认定，谈得再多都是枝节问题。枝节越多，人们越糊涂。       政治学和经济学在今天表达得越来越复杂，不过是权力隔绝民众的一种技巧！       人们研究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模糊事实，或者分散民众的注意力，而是为了呈现一个社会的真相和对未来的远见。但学者们却在相反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这样的学问又怎能配得上政治、经济这样美妙的词语呢? 记录激动时刻，赢取超级大奖！ 点击链接，和我一起参加“2010：我的世界杯Blog日志”活动！

改革开放的头十年，只有一部分人被允许先富起来。 穷人们忍了。 二十年过去了，先富的人越来越富，穷人们没有盼到致富的那一天，原来富人们早已把他们给代表了。 三十年后，先富成了巨富，穷人们还是依旧如故。 他们被告知要和谐了。 英明正确的党，大慈大悲的老天爷，伟大的真主，全能的神，你们说这些可怜的人们真有富起来的那一天吗？ 亲爱的党啊，您的心里真有想到那些可怜人吗？ 人家管您叫了那么多年的母亲，您真爱过他们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