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这是法治中国的胜利 陈有西 贺卫方按：转载陈有西律师文章一篇，以为今天这起审判的纪念。由于决策过程法院的不独立情况和本案巨大的影响，我们现在还无法判断究竟是怎样的因素导致了今天这样的结果。无论如何，斯伟江、杨学林两位律师掷地有声、有理有据的辩护具有难以撼动的坚实感。这种情况下，如果江北区检察院依旧执着的起诉而非撤诉，法院坚持判决，那么结果将导致把这次荒唐指控和判决更清楚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当然，比检察院撤诉更符合法治要求的做法也许是法院判决检方败诉，宣布李庄无罪。众所周知，在体制上，这样的结果实在是不大可能的。   最值得欣慰的是，我们生活在一个网络时代，千千万万的网民的围观和呐喊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力量，令决策者不得不有所顾忌。可以说，假如没有网络，李庄想逃过这一劫是不可想象的。   另外，参与本案审理的法律人在中间起到的作用不得而知，我愿意相信，他们中会有勇敢者据法以争，表达对于践踏法治准则后果的担忧甚至批评。我希望等云开雾散的那一天，大家可以在重庆开一个严肃的研讨会，对于李庄案系列审判作出真诚的总结。   今天，我在微博里发表了一点进一步的要求，希望能够就本次侦查和起诉对于重庆公安机关问责：“用了一年时间，北京、辽宁、上海到处调查，花费重庆纳税人银两无数，最后闹出这样一出，证人不许出庭之下，证据尚且如此弱不禁风，丢尽重庆司法颜面。古代尚有反坐之条（唐律：诸诬告人者，各反坐），今天即便不按指控罪名追究公安与检察责任，至少公安局长要向重庆市民说清楚。”   让我们继续关注！ ——————————————————————————   李庄案终于阻击成功。这是法治中国和人类良知的胜利。   感谢斯伟江、杨学林两位出庭律师，感谢全体辩护律师顾问团的专家和律师。我们组织的这场法治战役，没有辜负广大人民的期望。   清晨我从上海办公室驾车回杭州办公室，车过嘉兴，顾问团成员张青松律师从北京来电，他说控方撤诉了。他告诉我是大哭一场后才给我来电的。我一边驾车一边流泪。不去管不断响起的手机来电。我们是为法治中国而哭。   其实更要感谢的是，重庆的一些良知未泯的法律人。法院和检察院最后守住了中国法治的底线。检察院在审查起诉时就去掉了一个合同诈骗的罪名。法院听取了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后，他们发出了中国法官应当有的正义的声音。中国的司法站起来了。   有的朋友担心他们还有什么名堂，还会补充侦查其他漏罪。不会。重庆专案组和公安局已经再也没有机会了。李庄去重庆只办了一个龚刚模案，只去了三次五天，已经判了一年半的冤案，他们再也找不到任何的借口了。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关于贯彻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撤回起诉后，没有新的事实、没有新的证据，检察不得重新起诉；法院不得重新立案。中国已经有法可依。重庆不是独立王国。   必须追究重庆公安局故意构陷冤狱、滥用职权、徇私枉法的法律责任。必须追究他们专案组的决策者和李军等承办人的滥用职权罪的刑事法律责任。必须启动审判监督程序平反李庄第一季的冤案。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不应当再如此麻木和熟视无睹。否则无以惩戒那些违法乱纪者。他们以后还会继续荼毒百姓。这种现象不只是重庆有，其他地方照样有。安徽池州我现在在办的另一冤案，受政府安排，公安查私刻公章不成立，就查合同诈骗，诈骗不成立就起诉挪用资金，我们辩护后挪用资金不成立，二审检察院连忙要求休庭，一审的公安居然来查隐匿会计账册罪。我们的公权力的裸奔，早已经是肆无忌惮。中国的法律原则，早已被强权蹂躏成破布。   这是一场捍卫法治的大战役，这是检查中国二十多年启蒙和普法成就的大考试，这是未来中国走什么路的重要抉择的关口。朝野的人们，都要认真思考这个大问题。   谨以一个中国公民的身份呼喊： 中国法律人的良知万岁！ 中国法治万岁！

Trial in China Tests Limits of Legal System Reform By IAN JOHNSON Published: April 19,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4/20/world/asia/20china.html?_r=1   BEIJING — In a case that has galvanized lawyers across China and provided a window into how the next generation of leaders may view the country’s fragile legal system, a defense lawyer went on trial Tuesday charged with fabricating testimony in favor of his client.   The lawyer, Li Zhuang, a 50-year-old from Beijing, has been accused of inciting a client to fake testimony. Mr. Li was previously convicted on similar charges after one of his clients, a convicted gangster from the western city of Chongqing, testified against him late last year. Mr. Li is currently serving 18 months in prison.

红歌是什么？ zuoluo2005 贺卫方按：唱“红歌”这种举动好像最早开始于井冈山，现在在重庆达到巅峰状态。利用了人的某种怀旧心理，加之某些歌曲旋律的动人心弦，倡导者把唱“红歌”演为一种集体和强制性的狂欢，并且试图将其作为这个时代驯服和动员民众的精神力量。作为一个从那个时代的过来人，我深知这些“红歌”里隐含或张扬着怎样的价值，如个人崇拜，嗜血的仇恨，集体主义同时压制个人尊严和自由主义。一直以来，我很希望看到对于这种沉渣泛起作出分析的文章。刚才在“猫眼看人”上读到这篇署名zuoluo2005网友的大作，特转载于此。其中惟一一处讹误是，老舍先生文革期间投湖自杀的地方是西直门附近的太平湖，而非北大的未名湖。投未名湖自杀的，我知道有一位是王重民教授。   http://club3.kdnet.net/dispbbs.asp?boardid=1&id=7269998 ———————————————————————— 红歌在文化艺术史上并无价值与风格可言，只有年鉴索引的意义，它存在过，仅此而已，所谓的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艺术形式，无非是审美趣味低下拙劣的证明，——，它们当初借鉴的（称生吞活剥或许更准确）是民间艺术形式，那是它众多源头中唯一清澈的源头，[十送红军]，源于赣南客家人民间小调，罕见的优雅的长调，[东方红]，是出自陕北情歌曲调，还有浏阳河，饶过了几道弯，源头有争议，也来自民间，等等都是的道的土生土长的，内容多是关于流落，相思，爱情，属于人类最伟大的情感——乡愁系列的，那本是艺术最纯正的泉源，最后，统统为政治宣传所绑架，什么时候能正名，把那窃取的东西送回去，还它本来的面目呢？看来，还遥遥无期，至少在重庆如此，当摇尾系掏空了民间最后一点美与生动气息，它变得，也只能便得越来越粗鄙，丑陋，直到文化大革命达到它的颠峰。善意提醒一下，如果你想验证一下，请听听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首歌，之前，要谨尊医嘱，做好心理及身体上的准备。 红歌追溯他的另一个源头，一直到法国大革命，它属于与国家国家社会主义的暴力美学双峰并峙另一极权专制暴力文化的一部分，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红色，它们不是一体两面，几乎是一个模子里出来的，屈从于意识形态的幽灵，道成肉身，无论以何种面目，形式出现，其中一条异常清晰的轨迹，一条共同的纽带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如同瘟疫一样，它们流布之地，总是先激起狂热，再是愚蠢，然后是残暴，是狼烟，最后是尸横遍野。 如果说世界上最污秽，丑陋的语言是什么，是公然宣扬仇恨与暴力的语言。 红歌是什么，它就是一种暴力语言的一种，是所谓的暴力美学的一组成部分。 当然，不只是红歌，专制体制下把所有艺术都纳入宣传机器或摇尾系统的一部分，但它对于生活在几千年东方专职主义的中国人而言，尤其是不谙世事而言，更是一种梦魇般的存在，它鼓吹团结行动，崇尚简单粗暴思维，宣扬仇恨与暴力，屈从渴望奴性，赞赏流血死亡，牺牲，吞噬了无数人的血与青春，却祭献给了一个伪神，它的原型出自古老的诺斯替教义，一个非黑即白，二元对立是世界，或者用中国人的话说，一个你死我活的世界，生活在一个扁平世界，习惯于扁平思维的东方臣民为这种世界观准备了最肥沃的土壤，当西方已摆脱梦魇，走上文明正轨时，这里却还在挣扎中。 红歌是什么，当它唱得最响亮之时，也是这个国家反智反文明达到整个人类历史颠峰之时，有哪个国家会发动对一种无辜的小鸟的战争，会砍伐珍贵的植被去炼一堆堆废渣，会一边宣扬亩产万斤，一边饿殍遍地，会让自己的孩子们自相残杀，为了忠于同一个组织，同一个领袖，会唆使未成年的孩子，学生充当刽子手，打杀虐待自己的老师，亲人…… 现在整个社会的弥漫的价值迷茫与混乱主因之一是因为没有勇气与智慧彻底反省与探究文革及专制意识形态的危害，竟把这种末世景象归结为未弘扬主旋律，唱少了红歌？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风气败坏另一个原因是权力崇拜，强权便是法律，强权便是真理，便是正义，以权力的好恶为好恶，从偶像崇拜，到权力崇拜，再到恶魔崇拜，又是一条邪恶的轨迹，瞧瞧那些政治教民的面孔，那些麻木或充满激情的面孔，当他们将孩子，妇女，老人，那些无辜者（只因身份，或权力者的一句话），便象丛林里的野兽被围猎，被虐杀，那些教民，那些新人，那些特殊材料做成的人，他们与生化危机里的僵尸有什么两样，不一样，他们会高唱着歌曲。 现在堕落，腐败的根源之一，是权力大于一切，是权力扭曲一切，吞噬一切，每一个肆意的权力就象一个个黑洞，既吞噬人性，又吞噬智识，让人丧失起码的分辨是非的能力。 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在10年时间里毁弃的这样彻底，这样惨烈，又是这样麻木不仁。 我们很幸运，无数堆垒的尸骨为我们指出了方向，告诉我们那列魔幻列车不会把我们带往天堂，而是相反的方向，我们又很不幸，我们把这一切遗忘了，当权力的指挥棒再度挥起，一些人保持沉默，另一些甚至不知羞耻加入合唱，甚至翩翩起舞。还有比这恶心的吗？ 我们在遭遇这个时代最卑劣的犬儒主义，如果文革时期还可以用无知盲目或身不由己做籍口，当真相已大白于天下，那么在他们的疯狂与少数大写的人的反抗之间，我们如何选择，沉默，那既意味着背信弃义，也意味着我们选择是那一条路，它直指地狱，事实上，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已被逼到墙角。   那些以为把自己关在象牙塔里的潜心创造的人，他们忘了，他们耐以创造的最基本的元素，语言本身是被彻底污染的语言，在老舍纵身跳入北大未名湖畔之前，他内心已经历语言的死亡，难以计数最优秀的艺术家，不甘臣服，他们选择死亡之前，在遭遇死亡之前，已经历了死亡。因为比个体生命消失更可怕的是文明之死。   所以，这个国家后来没有产生一位作家，一位诗人，除了少数伟大的心灵作为反抗的例证，屹立在地平线上，我几乎看不到一个人的身影。 所以这个国家最伟大的作品只能是见证式的，所以，这个国家所有作品加起来的都比不了一个北京学生写下的文字片段那样震撼，那样有分量，那样富有警示意味。 时间1966年8月27日， 地点在北京大兴北藏公社的屠杀。 在马村，有一对活埋的祖孙二人，当凶手们向他们扬土时，抱在怀中的小孩儿说：“奶奶，迷眼。”奶奶无奈的说，“一会儿就不迷了。” 不，几十年过去了，尘土早已将鲜血掩盖，我们的双眼也一直被沙尘迷住。直到今天。   １９６８年以“现行反革命”罪名宣判死刑被杀害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死前对难友说，如果你能去维也纳，替我给贝多芬的陵墓前献上一束花，告诉大师，他的崇拜者是哼着他的《庄严的弥撒》走上刑场的。这里举这个例子是为了说明什么？为了提醒人们注意，在所有受侮辱与迫害知识分子群中，从事高雅，纯正的艺术研究与创造的专家学者，艺术家和爱好者，死亡，失踪与流亡的比例几乎是所有类别中最高的，这证明了，美的反面不止是丑陋，还有恶。   我不明白的是，一个这样的组织，在它的统治下，有人因为热爱生活，用笔记下吟咏春天的诗句，会被判有罪，有人因为爱情，因为哼唱夏日里的最后一朵玫瑰，会被宣告失踪，有母亲对着孩子唱摇篮曲，只因曲调来自西方，会遭受批斗，迫害。   我不明白的是，一个曾经将诸如托尔斯泰的小说，济慈的诗歌，莫扎特音乐，古代宋元绘画等等，事实上代表了整个人类文明最高成就的一切艺术成果都列为违禁品，并四处收集，付之一炬，如果谁私自收藏，一旦发现，他就是有罪的，一个这样的组织，他之中的代表，衣钵传人，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尽依然充当精神世界的全权大使，来指导人们的旨趣与认识，来指导人们该唱什么，该听什么，该看什么。 他有什么资格？ 他们害孩子还要害到什么时候？

1966 孔子墓蒙难：坟冢被掘圣贤头颅被当球踢 刘炎迅 2011 年 01 月 07 日 10:37 来源：《文汇读书周报》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3676698.html 墓穴被挖开，孔子第 76 代嫡孙、衍圣公孔令贻的尸体跟着被拖了出来。孔令贻是孔林掩埋的最后一位“衍圣公”，这是孔子嫡系长子长孙的封号，自宋代起就世袭爵位。   尚未腐败的 47 年前的脸，以及身体，此刻被划破，在 1966 年冬日的空气中，迅速氧化，变黑。   围观者是一群青年，穿着绿军装，戴着红袖标，他们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的红卫兵小将，在他们身后，拥挤着更多的穿着土布棉衣的从四面八方赶来看热闹的农民。   刘亚伟此时只有 13 岁，他告诉记者，依旧清晰记得自己的感官系统沦陷在臭味中的无力感，“真是另一个世界来的气味”。刘亚伟感觉一只大手使劲地抓住自己的胃，不断地揉捏。   在红卫兵闯入孔林掘墓之前，他们已经光顾了孔庙和孔府，砸断历代碑刻，火烧孔子塑像，摧毁了一切“代表封建主义罪恶腐朽势力”的瓶瓶罐罐。   许多年后刘亚伟说，自己是个罪人。其实，他只是一个看热闹的孩子。   几天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   1980 年代，刘亚伟还是曲阜县委报道组成员，看到了县政协一位同事的报告，这份 2 万字的报告，搜集了“文革”时谭厚兰等人如何讨孔、砸碑、挖坟的事实，还列有一些数据。   这让刘亚伟惊讶，他开始反思少年时看到的那些荒诞剧。从 1990 年起，刘亚伟和曲阜文化馆的研究员王良四处采访，寻找亲历者，比如一位昔日革委会主要成员，但他闭口不谈。第 7 次，他被堵在一家文物商店里，终于开口。他的老伴坐在一旁抽烟，冷眼旁观，每每提及“文革”反孔之事，此人就侧身去看老伴 : 说点吧？老伴同意。于是就一点点说。   时光回溯到 1966 年。那一年的 8 月 23 日，曲阜县政府接到消息，外地的红卫兵即将冲过来，他们正一路打砸，毁坏文物。曲阜一中的学生们在孔庙大门上贴出了“紧急行动起来，防止阶级敌人的一切破坏活动”标语，并将本来开放的孔庙东华门、西华门和南门封了起来。   许多农民来到孔府门口站岗，他们来不及制作红袖标，就在胸前别上一个红布条，写着“贫下中农”。   此时，曲阜县委书记李秀公开演讲，说“三孔”是国务院明文规定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破坏它，就是破坏国家财产，干扰斗争方向。他后来回忆，当时的想法是，几天的破坏，几百年也恢复不了。   曲阜城处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中。不料，曲阜师范学院部分红卫兵行动了，他们一路高呼“打倒孔老二”、“彻底捣毁孔家店”。   在孔府门前，文管会工作人员把红卫兵们拦住了。   红卫兵们齐声背诵毛主席语录 :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时任副县长王化田站出来，指着国务院立的文物保护的碑说 : “你们好好看看，谁要在这里搞破坏，是触犯国家法律的。”   一个红卫兵上来就问 : “你是做什么的？”   王化田自报家门 : “我是王化田，是副县长。”谁知，他的话音未落，学生们便高呼“打倒王化田”，“打倒孔老二的看家狗”。   “孔坟可以挖掉”   “今天，‘孔家店’是收藏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四旧污垢的‘三合店’，是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大障碍。”这是北京师范大学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井冈山战斗团”写于 1966 年 11 月的《讨孔战报》。   在曲阜，很多孔府后裔接受记者的采访时，一个名字被他们不断提及——谭厚兰，这是当时“讨孔”的干将，是“井冈山战斗团”的负责人。   谭厚兰是北京师范大学“调干生”，曾被抽调到《红旗》杂志帮忙。由此，她结识了林杰，林杰是当时《红旗》杂志的主要作者，是“文革”初期的风云人物。   刘亚伟曾查阅到谭厚兰被审查时所写的交代材料，其中记述，林杰曾这样对谭厚兰说 : “我给你介绍一个地方，除了大庆之外的一个好地方——山东曲阜，到孔老二的老家去造孔老二的反。”   林杰接着说 : “你们应当率先在文化大革命中起来造这个反。”谭厚兰当时的回答是 : “……我们去，我们一定去！”   而根据有关“文革”档案、《讨孔战报》以及诸多当事人回忆， 1966 年 11 月 11 日，时任“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从北京打来电报，指示“孔庙、孔府、孔林不要烧掉”，但“孔坟可以挖掉”。   同一天，时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戚本禹打来电话 : “汉碑要保留，明代以前的碑，也要保留。清碑可以砸掉。对孔庙可以改造，可以像‘收租院’那样。孔坟可以挖掉。可以找懂文物的人去看一下。”   谭厚兰们制定了行动计划，起草了《火烧孔家店——讨孔檄文》、《告全国人民书》，同时派出了两支“先遣队”，分别对山东省委、曲阜县委进行“火力侦察”。   为了阻止红卫兵破坏“三孔”，曲阜人用大木箱将孔府门前的石狮子整个罩起来，外面再贴上毛主席像，还写上标语，以为如此一来，谁也不敢去动了，更别说砸了。   但这样的努力在反孔风潮中不堪一击。   11 月 12 日下午，“全国红卫兵彻底砸烂孔家店树立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革命造反联络站”宣告成立，标志着北京师范大学红卫兵与曲阜当地红卫兵组织联合阵线的形成。   11 月 13 日，孔府大门被迫打开，工人、干部、学生，从几十里外坐着毛驴车赶来的乡下老大娘一涌而入。   11 月 15 日，孔府大门前举行“彻底捣毁孔家店誓师大会”，国务院 1962 年立在孔府门前，写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石碑被砸碎了。会后，红卫兵们分头冲进孔庙、孔林、周公庙，砸碑、拉匾、捣毁塑像。   有人从孔子像中掏出了一部线装古书，这是一部装祯考究、古色古香的明版《礼记》。紧接着，人们又从孔子，以及包括颜回在内被称作是“四配”“十二哲”的孔子门生塑像肚里纷纷掏出了线装的《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挤不上神龛的红卫兵，便将那些摔落在地上的至圣先贤们的头颅像踢足球一般地踢来踢去。   动用了雷管和炸药   1966 年的 11 月 29 日，阴冷。   刘亚伟记得，那天吃完早饭，听说谭厚兰要带领北京来的红卫兵去扒孔子墓，他和一帮孩子跑到孔林看热闹。他们赶到时，孔子墓周围已经挤满了人，挤不进去的便爬到树上和围墙上，负责维持秩序的红卫兵手挽手拉起了人墙。济宁地区和曲阜县的几位领导跟在谭厚兰后面，再往后，是一大串戴着高帽子的“牛鬼蛇神”。   墓前，那块高大的墓碑上涂满了口号，红卫兵们把一根粗绳套在墓碑的上端，人员分成两队，一队拽住一边的绳子，等待着号令。   高音喇叭响起来 : “扒坟破土仪式现在开始！”       巨大厚重的“大成至圣文宣王”碑被拉倒，摔在碑前的石头供桌上，断为两截。   从北京赶来的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摄影师跑前跑后，记录下这一破四旧的壮举。   革命小将为了更快地掘开墓穴，还动用了雷管和炸药。刘亚伟亲眼看到了孔子的坟被炸开，坟冢上的黄土到处都是，刘亚伟站在那里，身上落满“细碎金粒子一般”的泥土。而眼前，红卫兵们正在往树上系绳子，然后将尸体吊起来，呼哧呼哧，这并不是件轻松的活儿。   墓中共扒出了五具尸体 : 孔祥珂及夫人、孔令贻及其妻妾。尸体刚出土时保存还很完整，但很快被红卫兵和农民的铁钩戳破，“尸体便像撒了气的皮球一般迅速地瘪下去”。   很多年后，刘亚伟找到当年的一位见证者，“挖出来的几具尸体在那里放了五六天的样子，每天围观的人都络绎不绝。后来，一天晚上弄到孔林东南角的一个土坑里烧掉啦。主要是觉得每天都有很多人去看，尸体男女都有，光着身子太难看。”   “一夜挖出个拖拉机”   根据曲阜县文物管理委员会 1973 年 2 月 24 日《关于“讨孔联络站”破坏文物情况的汇报》、《讨孔战报》以及当事人的回忆，面积 3000 余亩、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孔氏家族墓地的地下随葬品被洗劫一空。   孔令贻的墓如今位于整个孔林的边上，游人罕至，只因当年被破坏得太彻底。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是孔令贻的儿子，当年蒋介石视之为国宝级人物，将孔德成与故宫的文物一道抢运到了台湾。孔德成曾任台湾考试院院长，于 2008 年 10 月离世，享寿 88 岁，尽管一再获邀，他却从未踏上故土。很多人说，他心里难受。祖坟被挖，这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是极大之侮辱。   一些当年“讨孔”的骨干已大多早逝。而风光一时的谭厚兰， 1978 年被北京市公安局以反革命罪逮捕， 1982 年被免予起诉。谭厚兰罹患宫颈癌， 45 岁时病亡，没有结过婚。   “当时还小，只是个简单的旁观者，后来我决定写书，开始反思了。”刘亚伟说，无论你是否做了恶的事，哪怕你当时做了逍遥派，也逃不过这份罪。这是时代的罪。   虽然已经过去很多年，如今孔林附近的村民，依旧对这段往事讳莫如深。刘亚伟说，当年，红卫兵挖墓后，这里的村民就开始疯抢墓里的陪葬品，紧挨孔林的林前村，当年流传着“一夜挖出个拖拉机”的说法，一些人就靠挖孔坟致富了。   最为夸张的是，一位曾被指派去保护孔林的村干部，后来带头领着人去挖。   红卫兵们这时曾想阻止挖坟的扩大化，但已经无力控制，村民们眼里只有金银，谁来阻挡，就是一顿暴打。   1979 年，国家重新修复孔子墓，曲阜文管会让人帮助寻找孔子墓碑，还有散落的碑块，在附近社员家里找了上百块，现在孔子墓前的碑，就是这些石块拼在一起的。   (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2010 年第九期，原题《孔子墓蒙难记 : 红卫兵小将捣毁中华文化命脉》，作者刘炎迅。 )

鉴于微博目前承担的颇具公民社会意味的媒介功能，有人在忧虑微博的命运，实际上，官方应该意识到，微博延缓了群众上街的冲动，微博拯救着自焚的绝望，微博化解着暴力袭击政府大楼或滥杀无辜者的戾气。微博是一场公民文明的网络社会运动，它既虚拟又真实，它提供了一种练习“交通规则”的机会。否则，“无证驾驶”的横冲直撞将如动车一般导致灾难性后果。 动车之殇：网络社会运动崛起，管制不是出路 　　 　　彭晓芸 　　  “【不成啊, 温总理】您昨天在现场说调查组是独立的，今天一看名单，铁道部副部长居然是调查组副组长！这样的调查组想独立于铁道部都是一句空话，不知道您的词典里如何解释“独立”一词的。还是希望用您巨大的影响力推动全国人大常委会启动特别调查吧。法律规定国务院可以提出这样的议案的。” 　　 　　 微博或成“政治广场” 　　 　　 这是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7月29日的微博发言，很快被删除，但在删除以前，已经被转发和评论了数千次。从7月23日晚发生温州动车事故至今，一周过去，微博依然在沸腾、在哀嚎、在追问、在抗争，众声喧哗，有冷静分析，恳切诉求，有怒气冲天，绝望灰心…… 　　 其中以新浪微博最具代表性，它已经成为中国大陆最大的“媒体”。同时，它也在成为中国社会目前最为可能的政治广场。 　　 随着公民意识的觉醒，以及改革开放确立的市场经济主导带来的经济发展，大陆生长起一批可能成为社会中坚力量的中产市民、城市白领。可以说，大陆的公民社会乃至自发的社会运动，近十年来从萌芽走向了崛起的态势。但是，由于官方对公民社会的态度一直比较暧昧犹疑，甚至一度有官方媒体《求是》杂志发表文章称社会管理要“防止误信、误传甚至落入某些西方国家为我们设计的所谓“公民社会”的陷阱”。 　　 当然，此说很快遭到批驳，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随后撰文指这种看法是一种偏见，是把“社会组织设想为政府的天然对手”，呼吁中国官员“应鼓励、支持”公民社会发展。而广东更是在7月14日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九次全会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官方社会治理的思路是“从万能政府变有限政府，鼓励成立大量民间组织”。 　　 　　 颠覆传统社运概念  　　 　　 按理来说，发展公民社会，鼓励微博成为一个在线（online）的公共空间，在当下当无疑义甚至显得极为迫切。但深切了解这个被社会学家孙立平诊断为患有“体制性拘谨”顽疾的社会的人们，还是显得极为焦躁不安，人们开始担心，微博还能获得持续的发展吗？这种看起来已经非常蓬勃的多元交叉网络社会运动，会面临鸿鹄折羽的命运吗？ 　　 在微博空间，传统的社会运动概念被完全地颠覆了，它是一种多方互动的“抗争性话语”（contentious conversation），其主要形式是发帖转帖评论，当然，还有影像和视频数据借助微博得以传播，但总体来说，网络社会运动仍然以话语为主要的抗争工具，有的人将这种网络生态评估为“围观改变中国”。实际上，有必要更新一下这样一种表述，因为庞大的民意表达已不仅仅是“打酱油”或“围观”了，只要在每一个呐喊的网民面前架上摄像头、递上麦克风，他们就是一次次可被实现的公民政治广播，就是实实在在的广场政治。 　　 在网络社会运动这里，说即是做，意见表达实际上已经非常显著地影响着官方决策，很多的民意呼声和质询，官方都不得不重视和回应。而由于微博的实名认证制，更加给这种社会运动的兴起奠定了技术上更趋“去虚拟化”的条件。 　　 因此，不能再把网络社会运动仅仅视为虚拟的政治抗争了。你能否想象，在微博上，不仅有无数不知名的网民，还有大量实名认证的学者、媒体人、律师、企业家甚至政府官员、宣传部门干部，抗议者和诉求对象，甚至可能就在这同一空间中展开对话，而受害者、事件当事人，更是越来越多地开始借助微博的威力来伸张自己的诉求。此前有宜黄自焚事件中的钟氏姐妹，今天有温州动车事故中不幸失去五位亲人的家属杨峰，他成为了此次微博声援动车受害者网络社会运动中的焦点人物。 　　 此前，杨峰问责政府时悲愤而掷地有声的视频影像在微博广为传播，人们同情而又赞赏这位公民展现出来的现代公民意识。随后，杨峰真的来了！上了微博的杨峰给自己注册的ID是“杨峰陈碧”，陈碧是他痛失的太太的名字。有些网民希望杨峰持续抗争，为所有罹难者也为社会公义而发挥作用。但杨峰坦承：“天上不是5位而是40位看着我，但是我真的无能为力了，请原谅我，如果我再坚持，我将失去我最后的第六个亲人，对不起大家，我自私了，我必须要为我死去的老婆做这件事情，因为上帝留了他,就是在给我机会去照顾他，我一定要做到，再次表示对你们的歉意。”网民多表示理解和宽慰，并接过持续抗争之棒，继续表达对真相的诉求，对救援不力的不满。 　　 这样的互动颠覆了传统社会运动封闭式的行动组织空间，它变得没有组织而多元交互依赖。这既扩展了抗争者的话语空间，但同时也方便了动态追踪甚至监控、防范，可以说，微博当前的技术条件让这场网络社会运动呈现着透明、多元、无中心无组织的原生态，使得动员机制和抗议机制几乎同步生发。 　　 　　 管制微博不是出路 　　 　　 鉴于微博目前承担的颇具公民社会意味的媒介功能，有人在忧虑微博的命运，实际上，官方应该意识到，微博延缓了群众上街的冲动，微博拯救着自焚的绝望，微博化解着暴力袭击政府大楼或滥杀无辜者的戾气。微博是一场公民文明的网络社会运动，它既虚拟又真实，它提供了一种练习“交通规则”的机会。否则，“无证驾驶”的横冲直撞将如动车一般导致灾难性后果。 　　 而从熟悉“交通规则”到“驾车上路”，期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真如广东政府所鼓励的，真正要发展民间组织，培育社会力，退出全能政府的超政府职能，需要各方条件的支持，其中，必然也包括社会舆论的鼓励，包括诸如微博广场的发育和锻炼。  　　 如果官方以健康的社会治理心态来看待微博，应当从这种便利中看到了协商性民主的微妙远景，看到了协力治理的现实条件，但如果将其视为威胁维稳的洪水猛兽，恐怕就会启动管制之闸，将网络社会运动扼杀于摇篮之中。 　　 这样做的结果不是网络社会运动从此消失了，而是民意的出口阻滞了之后，会在其它管道谋求出路。实际上，对于危机四伏的转型期社会，各种局部的骚乱和暴力冲突一直在悄然发生，与温州事故几乎同时发生的，有关于贵州安顺城管打死残疾小贩的事情也在传播，这是又一起可能会引起民意沸腾的事件。 　　 社会矛盾和冲突是否发生，实际上和技术工具并无必然联系，曾经引起舆论强烈关注最终导致大陆废除收容条例的孙志刚事件发生于2003年，那时，并无微博。可见核心问题不在于管不管制微博，而是如何从这些不断发酵的民间诉求当中，发现和检讨当前濒临危机的政府公信力及其背后的体制性缺陷，适时开启政治改革、释放社会力之门。 　                                                      《旺报》陆媒新视界 20110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