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此批评毫无疑问的弱智的。写了千把字，不知道作者的论点和论据是什么。 作者和方舟子完全不是一个重量级的，这也是中国文科教育的悲哀。作者连基本的思维能力都没有，谈何批判。

2011年3月28日，姚晨探访泰国梅拉难民营学校，和孩子们一起上了一堂课 （许闯） 本刊编辑部 跟公众最为“接近”，又令公众感到最为“神奇”的公众人物，就是一种叫作“微博大佬”的新人类。而当一个人被称为微博第一人或者微博女王，那她就更神奇了。只有微博这一神奇的土壤，才能生长这样神奇的新物种。 这个称号落到了姚晨头上，而公众像对待一次公选的结果一样，承认她，接受她，对她友好。 从她以“微博第一人”的身份成为传统媒体报道对象的问答之间，可以让人领会两个要义：一.微博是一个怎样的江湖，具有怎样的特质才有可能被“选为”微博大佬；二.作为一个微博大佬，在微博的独特环境里，又会得到怎样的历练。 在微博世界里，人们认粉丝数，粉丝成为量化微博名人的指标。但是，略为领会过微博江湖的人，一听这话就知道是什么意思。也许你微博后面的每一位粉丝都有一个真实的鼠标，但是，鼠标背后的操纵杆却掌握在网络公司手上。姚晨把玩微博比喻成“打攻关”，意味着她知道，博主怎么打不是最重要的，网络公司选中你才是第一位的。 那么，既然网络公司还没有跟你签订协议，它当然可以随时把更多的粉丝数调拨到另外的人头上，微博的这个秘密让人觉得无趣。 网络公司虽然是微博世界的上帝化身，却不是上帝本身。网络不能随便塑造它的微博第一人。这个人一旦被选中、被塑造，就成为该公司的微博代言人，就跟它的毁誉共进退。所以，这个人得有合规中矩的尺寸。姚晨不错，她已经有被千家万户各色人等接受的外形；联合国难民署代言人的身份如果处理得好，很可能像黛安娜一样无限加分；姚晨的话语在一般演艺人士的基础之上，既称得体，又暂时看不出有超越网络预设尺度的风险。 关于后一点，是相当关键的要素。可以设想，即便把姚晨女士的身材和美丽嫁接到贺卫方先生身上，或者章诒和女士年轻40岁，他俩也不可能成为第一人。 不过，姚晨终归是率性的，她也发过“只能自己看得到，别人看不到”的帖子。对于一般网民来说，这是一种陌生及恐怖的技术，它侍候在敏感词审核之后，能让别人都看不到你，而你化作另一个你去看自己，也会检验出自己并不存在。 或许网络公司对于姚晨这种对自己作出巨大贡献的“第一人”，应该友好地开放一些网络秘密，至少尽量避免她浪费感情，写出“只能让自己看得见的帖子”？这不得而知。我们只知道，当她发了一条远房亲戚家抗争强拆的帖子，很快就删除了。而同样的帖子每天在微博上并不少见。此外，姚晨删帖本身也成为当即传遍全国的新闻事件，而一般人删除自己的帖子并不算什么事。 这说明，做名人难，做微博名人亦难。成为微博名人，便不能像普通博友那样说自己想说的话，他的语言需要某种预设，他失去了说错话的权利，他可能为微博所累。 这些都是传统公共空间的人物应有的约束，但是，从来没有一个传统的舞台把公众和公众人物拉得这样近。传统舞台永远是公众人物的，公众是够不着公众人物的。在微博世界里，公众人物必须和公众互动，这既是迅速造就公众人物的关键，也是毁掉一个人公共声誉的途径。如果你被微博推高，你不能不迅速领会其中的要领。 微博已经给姚晨打了高分。尽管她现在可能还不是讨论公共问题的最好对手，但她正在越来越“正确”，越来越“成熟”。她正在学会选择一些聪明而温暖的话，她在领会微博言论的边界，掌握与“微博第一人”相称的表达技巧。 微博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公共广场，但在目前，微博还是一个“潜规则”大于“显规则”的地方。有人企图建立一些说得过去的规则，但从管理的角度看，则没有这个必要。帖子的终审权必须是网络单方面的权利，其理由不可告知，更不可商量。如果你写一个帖子说，你是被网络公司实名认证的微博用户，是否可以言责自负，不让网络公司代理你的言论权？这个帖子注定发不出去。 表达如果需要尺度而又不是法律的尺度，便不存在真正的尺度。网络管理方面的困惑并不比网络公民少，“微博大佬”和“草根”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这使微博成为一个大家都不服的江湖。尽管如此，客观地说，微博还是目前最好的公共空间。这就是微博令人爱恨交加又共同聚集。

贺卫方：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作者：谢志浩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8-19 本站发布时间：2011-8-19 10:18:05 阅读量：7次 2009年7月26日，晨，被噩梦惊醒，唏嘘不已。一般做梦，不是梦到自己身处悬崖，就是梦到已经故去的父亲，可是，这次居然梦到了贺卫方先生，梦中的贺先生与我亲切握手，嘱咐我坚持独立人格、自由思想，然后毅然向一个厚重的大门走去，一片惊愕声中，突然醒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本人精神成长的关键时期，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提供了百科全书式的学习机会，但在当时的法学学术版图中，并没有找到贺卫方的名字。那时候，梁治平先生因为不断在《读书》发表随笔，已经进入我的阅读视野，并成为必备的精神滋养。1987年，曾与蜗居中国人民大学的邓正来打过交道，有过不大愉快的经历。 1987——1995年，贺卫方在中国政法大学，做《比较法季刊》编辑八年，中间好像还下过海，在一家外贸公司工作了一年半载，被江平校长召回，回归学院路41号，重做冯妇。谁也没有想到，一面翻译、一面编辑的贺卫方，在比较中选择，在翻译中思索，磨砺着自己的翅膀，等待辰时的白鹤亮翅。 贺卫方进入我的阅读视野，是在1998年前后。《复转军人进法院》在《南方周末》1998年1月2日一经刊出，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争相议论“贺郎”，先生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不能说端赖此文，但是，此文既出，不仅见证贺先生的公共关怀，而且引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堪称中国法学经典文献。约定成俗、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制度和安排，需要有心人进行反思，转型的大陆，需要提供常识。无论提供常识还是进行反思，都必须具有侠肝义胆。常识、反思、胆识，在我看来，是三位一体的。 贺卫方先生，听到敝人“哥白尼式的革命”的赞誉，内心是不以为然的。因为，先生将自己定位为改良主义者，是理性的建设者，即使把贺卫方烧成灰，也没有“反骨”，也是伟大的爱国者。“破字当头，立在其中”的道理不是在任何事项上都适用的。多年奉行的法学理念、习俗和安排，并没有安顿大陆的社会秩序，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可以见出这种秩序的脆弱，文化大革命以前，也没有见出这种秩序，如何能够伸张正义。对于“破字当头”的律法，当然需要“破字当头”的省思。 对于“破字当头”的律法，不加反省，就开始建构市场经济的法律，无疑，显得过于匆忙和草率。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守门老鹤，守住常识、反思、胆识三重门，彰显的道德意义，要超越于匆忙的法治建设，超越于师长江平先生那一代法律人。 纯正的大陆法律人里面，搞比较法研究，搞西方法学思想史的，相对更能够具有现代律法的常识，这是我的一个看法，对不对，可以讨论。还有一种，就是在海外生活多年，比如冯象、季卫东，现代法学常识，就是他们的生活状态。无论“海龟”，还是“土鳖”，没有担当，没有真挚的情感，是不会信从常识的，断不会进行反思的，因为，痛苦的反思消蚀着一个有血性的灵魂，但这是无法倾诉的。 据我所知，不少法律人，对规则的违背，都有可能习以为常。法学大腕云集的研讨会，不少学者对会务组作出的时间限制，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甚至公然声称：“将超时进行到底。”以宣讲宪法为己任的南书房行走，悍然进行抄袭，面对舆论的谴责，不仅毫无愧色，还要对报社进行威胁恫吓。可见，理解常识、尊重常识，在当代中国，该是多么不简单。 守住常识底线的学者，没有一番反思的功夫，怕是做不到的。反思，也可以理解为“返思”。先哲谆谆告诫：未经省察的人生是没有价值的人生。中国律法到底是如何走过来的，为什么现代律法难以建构，中国法治的理想图景何在?在在都需要返回原初，进行真切的思考，不是囫囵吞枣，而是深切体察;不是鼓捣一回就完事大吉，而是，翻来覆去，反复思考。思考的深度，与思考能力有关，更与胆识密切相关。就思考能力而言，朱苏力实在不弱于当代大陆的任何一位法律人，如果说朱苏力以前还有一些奇思妙想，现在，则蜕变成一种诡异的思路。也许在朱苏力看来，这种不以大众的意志为转移的风格，才是一种独立的人格呢?但是，包括朱苏力在内的学者，能够体会“不为君王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5%8F%AA%E4%B8%BA%E8%8B%8D%E7%94%9F%E8%AF%B4%E4%BA%BA%E8%AF%9D%EF%BC%8C%E4%B8%8D%E4%B8%BA%E5%B8%9D%E7%8E%8B%E5%94%B1%E8%B5%9E%E6%AD%8C)](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5%8F%AA%E4%B8%BA%E8%8B%8D%E7%94%9F%E8%AF%B4%E4%BA%BA%E8%AF%9D%EF%BC%8C%E4%B8%8D%E4%B8%BA%E5%B8%9D%E7%8E%8B%E5%94%B1%E8%B5%9E%E6%AD%8C)](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space/%E5%8F%AA%E4%B8%BA%E8%8B%8D%E7%94%9F%E8%AF%B4%E4%BA%BA%E8%AF%9D%EF%BC%8C%E4%B8%8D%E4%B8%BA%E5%B8%9D%E7%8E%8B%E5%94%B1%E8%B5%9E%E6%AD%8C)”的风骨与豪迈吗? 胆识，是贺卫方区别于萎缩法律人的显著标志。在不少地方，是不大需要如此赞扬一位学者的，因为，言论自由已经成为那个地方的习俗。独立人格、思想自由，是学者生活的常态，难怪这样的地方能够成为世界学术的中心和新思想的策源地。那些地方的学者当然不能理喻，为什么有的地方居然还在“以吏为师”?所以，夸奖贺卫方有胆识，难怪人家会惊诧不已。仔细想来，贺卫方只是讲了一些现代法律的常识，对大陆的法律制度和安排，进行初步的反思，就已经被视为“胆大包天”、“胆大妄为”。万千后学，可不敢如此勇敢，也就只能“胆小如鼠”、“苟且偷生”，充其量，跟在贺卫方先生后面，鼓掌叫好：贺先生，你大胆地往前走! 我愿意这么理解：不少后学，不满意于自己的胆小，通过对贺先生的赞誉，愿意让贺先生为自己壮胆，满足自己思想的可能性，而且，喝彩者队伍里面，不乏与贺先生具有相似理念、但是非常胆小的朋友。 根据自己多年的体察，大陆其实人情很淡。假如有一天，贺先生遭遇不幸，昨日那些热情的观众，完全可能“移情别恋”，寻找新的偶像，在很短的时间里，就会忘却贺卫方先生。这些粉丝，是不大愿意看到身边的“贺卫方”的，似乎也不大相信，就在自己身边，能够生长出来贺卫方。其实，小荷才露尖尖角，具有理想和情怀，正在成长中的“贺卫方们”，需要“江平们”关爱，也更需要温情的对待。 2008年一度传出贺先生离开北大南下浙大的消息，2008年6月23日，先生从瑞士赶回来，出席北大法学院2008届毕业典礼，并发表致辞——《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在我看来，贺卫方正具有胡适先生这样一种气度：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赶时髦、也不回避危险。 贺卫方先生在致辞中，正式报告北大诸位学友，欢送大家毕业的老师，不久就会飞赴杭州，落户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笔者于2008年6月28日，在先生的博客留言：贺先生作为中国社会是否宽容的标杆，正在经受着时代的磨砺。众所周知，贺先生具有深刻的理性清明、深沉的忧患情怀，不只具有批判的精神、还具有建设的眼光。贺先生，是法律人的灯塔，他所体现的伟大的人格，将化为精神养料，滋润无数人的心田。时光流转，我们在将来一个伟大的时刻，回首往事，会惊奇地发现，贺先生离开北京，确实敲响了中国社会的钟声。 私心以为，贺先生其实不必离开未名湖的，如果说北京大学都没有底线自由，那么不要奢求大陆其他学府能够具有。贺先生后来的经历，就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其实，宁肯自己判断有误，也不愿意贺先生——当代中国具有尊严的知识人，受到不应有的羞辱。尽管不知道卫方何以突发奇想，离开京师、南下杭州，不知道哪位大员喝令不许接收，否则，后果自负。反正领导一生气，后果很严重。这里，有必要指出：朱苏力所具有的“容忍异己”的风度，北大对卫方所持有的温情的态度，旁的学者、旁的学府，难以做到。 既然南下不成，北大重新接收卫方，那么，值此多事之秋，贺卫方也不能在京师久留。贺先生“名正言顺”来到石河子大学支教。北大中文系的孟二冬先生能来石河子大学，难道贺卫方就来不得?不少粉丝在先生的博客，认定先生是被“流放”，甚至不少学者，对于此种似是而非的见解，也进行附议。卫方情见乎辞，不要说流放，否则，石河子民众岂不是天天被流放? 见到先生来到石河子大学，满怀豪情做边塞诗人，寄望贺先生，不要更多的活动，毕竟身在石河子，疲于奔波，路途遥远，花钱费时，并不合算。当即在先生博客留言，大意是：先生是否应该把精力主要用于了解新疆的历史和人文，争取构建包容多民族的真正的法治图景。但是，事与愿违，赤诚的先生，依然故我，火一般的情怀，投入到沸腾的社会生活中去，不仅对邓玉娇案发表见解，而且还对“三个至上”进行反思，精力旺盛地参与了多项学术交流，还不忘流连于风景之中。看起来，贺先生人在石河子，比在北京还要忙活。 笔者实在看不下去了，引蔡元培辞职信中的“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的两句名言，再次希望贺先生静下心来，思考和建构宪政中国的理论根基。也许到2089年，中国的宪政才有些眉目。既然如此，法律人当能持有平常心，经过坚韧的努力，实现法治社会的图景。也许是心境的缘故，笔者对中国的未来，日益谨慎，原来的那份乐观，不知道哪里去了。 试想，《复转军人进法院》一发表，《南方周末》就要进行自我批评;“三个至上”一经提出，法学专家，若大旱之望云霓;法学院校的学友，毕业寻找工作，有多少是运用“潜规则”才找到的?中国宪政的理想图景，未经过真正深入的思考和周详充分的论辩，西/山发言、宪/章签名，都被认为大逆不道。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说起来实在汗颜，2003年——2004年，笔者在北京大学作访问学者，也不知道整天忙些什么，倒是打听过先生上课的教室，但，教务做了调整，没上心找到调整后的。也没听说，贺先生那一年，在燕园举办讲座，就这么错过面见先生的机缘。 访学结束，回到学校。真有意思，2004底，贺先生来到石家庄，冥冥之中，天意让我补上这一课。记得先生是从余秋雨的名誉权案，开始讲起的。先生来时，大雾弥漫，先生起兴做打油诗一首，依稀记得“法学何处去，雾锁石家庄”两句，也未必准确，先生幽默地说，虽是打油，诗味要比江某某强多了。 先生演讲完毕，怕连问题都不能提，就要大家鼓掌欢送先生。当仁不让，第一时间站起来，向先生提了三个问题，前两个问题，印象深刻：第一个问题，涉及到政法委和公检法的关系，政法委一种可能的前景是什么;第二个问题，大陆法学界为什么会有“西南政法现象”?贺先生看到学友们对我鼓掌，富有机趣地说：从掌声中，可见同学们对你的喜爱。接着坦诚地答复我的疑问，贺先生认为政法委的存在，并不是一种值得欣慰的状态，司法需要独立，而不是领导;至于西南政法现象，只不过是顺应时势，捷足先登而已。讲座完毕，笔者上台与先生握手，近距离观察先生，有一股理性的光芒、人格的光芒，散发出来，向周围扩展。 回首不到五年，近日，看到博客上先生贴出的照片，两鬓已经染霜，一向乐观的先生，面色几多凝重，世事沧桑，心事未定。来年先生应该五十岁了，理应在美丽的石河子大学畔，蓦然回首，写一本《五十自述》，讲述习法的心路历程，以及大陆法治可能之路径。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 (2009年7月28日稿)

教授当如贺卫方 作者：王利平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1-8-18 本站发布时间：2011-8-18 1:30:44 阅读量：1612次 博主按: 学者谢泳在《逝去的年代–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命运》一书中感叹道：“说到过去的教授，我们年轻的一辈真有说不出的感慨，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都是教授，前后却不大相同。过去的教授是手工生产的，少，也就值钱，今日的教授是机器生产的，多，也就贬值了。你想，一个社会无论什么人都敢以教授自居，那自然什么人也就敢随意嘲弄教授了。这当然还是就教授的数量而言，就学术水平而言，今日的教授更应当感到面红耳赤心有愧才对。今日的教授已不再是学衔、学问的标志，而是工资的一个级别，一个分配住房的资格，再加上一个享受公费医疗的待遇而已。”如今, 有人指控学者贺卫方，不顾事实地说他“20年不发表学术论文，单靠时评、演讲，没有资格胜任北大法学教授一职”。时下，文字垃圾制造者充斥知识界，贺卫方可谓鹤立鸡群。学者徐贲认为“学术是一种公共事务参与”，就此而言，贺卫方实乃真教授也。现将旧作《有感于贺卫方教授调动之难》、《我们应庆幸互联网时代有贺卫方》和《 世界读书日，我读 》重发于此，期待中国能多出几个像贺卫方这样的教授。 有感于贺卫方教授调动之难 要问当今中国最具个人魅力的法学家是谁?我想非贺卫方教授莫属。贺教授是中国法学界目前演讲次数最多的一位，近些年来，他的足迹遍及祖国大江南北，极具磁性的声音，充满激情的文字，富于洞察的思维，曾使无数听众为之倾倒。贺卫方已成为这个时代的一个符号，他正在用观念的力量改变着历史的轨迹，正是由于他的演说，法治常识得以在社会中迅速普及，正是由于他的演说，使他成为推动中国司法改革的领军人物。在许多公共事件中，我们能听到贺教授的鼓与呼，从孙志刚案到邱兴华案到许霆案到聂树斌案再到周正龙案等等，贺教授以学者的良知维系着正义的底限，贺教授更像是一个满怀理想的”战士”。 今年7月初，贺教授在北大法学院的毕业典礼上，给学生们作了《让胡适校长的精神活在我们心中》的告别演说，此时贺教授离开北大法学院前往浙大法学院似乎已成定局，7月17日贺教授再次在《南方周末》中以访谈的形式表达了他对即将前往且要施行”教授治院”的浙大法学院的向往。令人不解的是，在贺教授已经办了离开北大的手续之后，浙大法学院居然通知贺教授，浙江大学不能接受他。据说不让贺教授来浙大是浙江省有关部门下达的命令。近日，贺教授在其博客中有一则小启，写到：”近来，一些寄给我的邮政邮件寄到了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又转到北京，不仅误事，而且增添了收发人员的劳动。今后有寄送邮件者，烦请继续寄到下列地址：100871北京市北京大学法学院贺卫方2008年11月22日”。看来贺教授调不成已成事实了，目前处于”流离失所”的状态。贺教授调动为何如此之难? 厦门大学谢泳教授认为：”自由流动是大学教授的命根子”，他统计过北大、清华、南开、北师大1949年前100位教授的自由流动情况，他们当中自由流动三次为一般规律，多的有流动四五次的，而流动的时间一般在三四年之间。最终落脚在一个自已比较理想的大学内。谢泳教授在《过去的教授》一文中写到：”自由流动只是大学教授的一个普通权利，这种权利并非大学教授所独有。所以强调这种权利对大学教授的重要性，是因为他们在谋生之外，有天然的关怀社会的责任，要主持公道，要批评政府，要通过写文章办报纸来伸张正义，这些特征决定了教授是一个主体性极强的群体，也同时决定了他们的生存环境相对有多变性，他们比其他阶层要难于在一个固定的环境中长期呆下去，这时如果没有自由流动的权利，对教授来说，实在太痛苦了。你想，当一个教授本来不满足于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厌恶自己的顶头上司，可他又无法摆脱这样的环境，那么他们的才华只会日益枯萎。大学教授是个性极强的群体，他们不是为混一碗饭吃就可以任意在一个单位中呆下去的，这时候自由流动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生存方式。他们作为有教养的人，常常不会在矛盾激化的情况下才离开，而是稍感不适，即主动选择。” 正是因为在1949年前大学教授有自由流动的权利，所以过去之大学教授与今日之教授在精神状态方面相比较而言，前者要比后者强上百倍，可以说是今不如昔，以言论政批评政府是过去之教授的常态，如今之教授在政府面前唯唯诺诺者居多，做注释抬轿子的比比皆是，如贺卫方者却成了教授中的”异类”。已被视为”异类”的贺卫方教授，又怎么可能让其自由流动呢?因此，我要为实现贺卫方教授自由流动的权利而呼吁，为实现所有教授们自由流动的权利而斗争! 我们应庆幸互联网时代有贺卫方 贺卫方在其博唠阁中道：”很庆幸生在一个有大学的时代，使自己这种既不喜官场气息又不懂经商之道还恐惧农耕之累的散木之人居然可以过上一种不失尊严的生活。” 知识分子的尊严体现在思想之中，思想离不开言说，贺卫方更应庆幸生活在互联网时代，让其拥有了一个更为宽广的言论空间。 贺卫方抵达石河子大学数日，并已安顿下来，很快就要给那里的学生授课，这群学生有福了。 贺卫方此次离京赴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显得有些突然，被人称之为”流放”，引发了学界许多人的感慨。 去年，因临时”天气”变化，贺卫方未能成行浙大，现因年度”气候”问题，贺卫方支教石河子大学。 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是享有话语权，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是在持续不断地言说中赢得，知识分子的言论禁忌是在持续不断地言说中突破。 这些年来，贺卫方凭借其极具震撼力的短文和极富感染力的演讲，影响中国大江南北，在这个法治启蒙时代赢得了宝贵的话语权。 如今，贺卫方成了公众人物，他的一举一动引起朝野关注。 谁都无法抗拒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与前互联网时代相较，互联网时代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政府再也无法垄断话语权，公民凭借网络能迅速进入公共空间，产生话语影响力，并与政府话语形成竞争，对政府话语起到补充和纠偏的作用。 其实，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人们更关注的是贺卫方说什么，而不是贺卫方去哪里。 因此，对待如同贺卫方一样的公共知识分子，政府不要太在意他们去哪儿，要善于倾听他具有影响力的言说，要善于从他的言说中找到与公民社会互动的空间。 可以说，有了互联网，贺卫方即便到了新疆石河子大学，其话语影响力依然如故。 贺卫方是个闲不下来的人，一到石河子大学又开始舞文弄诗。 期待早日看到贺卫方《边塞诗集》的人一定不少。 我们应庆幸互联网时代有贺卫方。 世界读书日，我读《四手联弹》 今天是世界读书日，我读了一本书，名《四手联弹》。 《四手联弹》的两位作者均系“敏感人物”，一位是文化界的名人章诒和女士，一位是法学界的名人贺卫方先生。 在《四手联弹》中，章诒和女士和贺卫方先生堪称珠联璧合，正可谓：古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今有“行万里路，写一本书”。 这是一本很美的书，美景配美文，景是作者亲手所摄，文是作者亲笔所书，看之读之，有亲临其境之感。 有了这般美丽的景致相伴，西去新疆石河子的贺卫方先生并不孤单，这般美丽的景致也吸引了章诒和女士，这一切终于促成了两位合作，谁说文章不是本天成，妙手方能偶得之呢? 章诒和女士以回忆过去见长，道出了那个时代不同凡响的人事;贺卫方先生以批判现实见长，说出了这个时代心惊肉跳的常识。事实上，对一个民族来说，忘记过去和缺乏常识，都不是一件好事，都有可能重新走入灾难，因此，对一个民族而言，历史和常识是最好的启蒙。在《四手联弹》中，章诒和女士和贺卫方先生携手走进大自然，走进新疆，走向世界，两位作者触景生情，以诗一般的笔调，一边感悟人生，一边继续讲述着历史和常识。 过去的人事，宛若青烟，随风而飘，慢慢淡去，章诒和女士用笔把它留住，于是有了往事并不如烟;去过的地方，犹如梦境，随岁月而逝，渐渐模糊，贺卫方先生用手将其摄下，于是有了四手联弹。 我曾经在贺卫方先生到新疆石河子大学不久，写下《我们应庆幸互联网时代有贺卫方》一文，在文中说道：“贺卫方是个闲不下来的人，一到石河子大学又开始舞文弄诗。期待早日看到贺卫方《边塞诗集》的人一定不少。” 章诒和女士听闻贺卫方先生要到新疆石河子大学支教时，曾以石河子为谐音，称贺卫方为诗鹤子，让这位守门老鹤有了一个更富诗意的称呼。 如今，贺卫方先生不负众望，终与和章诒和女士四手联弹，其奏出的音弦，正打动不少人的心。 世界读书日，我渡过了美好的一天，全因有了这样一本美景配美文的好书，在此，感谢章诒和女士，感谢贺卫方先生，感谢两位两双富有灵性的手。 (作者系福建省委党校法学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