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紫阳

35岁的万宝成出身红色家庭，在群体中不算突出。 他是被特定的时代环境制造出来的 “ 敌人 ” 。 1993 年大年初三，大夥闲得无聊， 就在一场大雪里袖手交流案情。我是有心人，专挑万宝成问， 虽然此前我已对他 “ 了如指掌 ” 。 据传闻， “ 反革命 ” 这个罪名要取消了，这意味着 “ 平反 ” 的历史已不复存在 ── 欠账不还， 赖账到底一一这就是与经济接轨的中国特色的后极权主义。 　　老威：在这座监狱的六四反革命中，您的职位算最高吧？ 　　万宝成：不错，坐牢之前，我是某市农业银行的副行长。 　　老威：是吗？真有点奇怪。您对政治兴趣很浓？ 　　万宝成：谈不上。我在行业里出类拔萃， 对党和国家各个时期的经济政策很熟悉， 每次下发的文件我都要细细揣摸，《人民日报》 社论与行业报刊更是每天必读，这叫不叫对政治感兴趣？ 　　老威：你说呢？ 万宝成：这叫工作习惯，也叫当官的基本功。跟着方针政策走， 避免出格犯错误。至于政治嘛，不关老百姓的事，尽管运动一起， 大家的热情高涨。弄出了问题，就糟糟懂懂被关了进来。 在这儿的六四反革命中没有精英，没有体改委， 更没有赵紫阳的智囊团，犯案前，大家不过是普通人；教师、 大学生、工人、打工仔、副乡长、税务员、记者、社会青年， 还有作家，还有一个技术高中的学生，人狱时未满 18 岁。 李鹏发明了一个概括性的名词，叫 “ 社会闲杂 ” ，我看差不多， “ 人民 ” 是抽象的， “ 社会闲杂 ” 才是具体的。按理说， 听党的话就该叫人民，不听党的话才堕落成社会闲杂，可在学潮中， 党有两个声音，把人听迷糊了。如果不发生六四， 大家不过终日碌碌无为，上班下班，买菜做饭，生儿育女， 恐怕一辈子也捞不上当政治犯的机会。 　　老威：您是不是觉得挺冤的？ 　　万宝成：既然爱国爱成了政治犯，就没谁感到冤。不过， 有点恍若隔世。说实话，啥叫颠覆国家？啥叫西方民主？ 过去我想都不会想这些，连在报纸上读到类似字眼， 也会下意识地跳开；至于民主墙、魏京生，更像火星那么遥远。 可一坐牢，生活中远与近的位置一下就颠倒了，现在， 银行离我比火星还遥远。   　　老威：您是咋个犯案的？ 　　万宝成：您没看过我的《判决书》？ 　　老威：所有的《判决书》都大同小异。特别是反革命的《判决书》， 更像文革大字报， “ 反动 ” 啦， “ 气焰嚣张 ” 啦， “ 阴谋推翻 ” 啦， 甚至还有 “ 狂吠 ” 之类的兽化字眼。涉及到犯罪情节， 三言两语就完了。您好像是弄了一张传单？ 　　万宝成：《六四目击记》。 　　老威：您 “ 目击 ” 过六四？当时您在北京？ 　　万宝成：我到北京出差，有一笔贷款到期了。对方拖延， 我就亲自去催还。本来可以派信贷员去，但考虑到当时正闹学潮， 市面混乱，还是由领导出马慎重些。 老威：四川的贷款放这么远？ 万宝成：他们在四川的公司撤了，收缩回北京。总之， 我是 5 月底乘飞机去的，这可太不识时务，因为北京市面人心惶惶， 那家公司里也只有值班的人，据说领导都到天安门爱国去了。 我公务在身，无心凑热闹，就在翠微路附近找了家宾馆住下来。 我的房间在二楼，窗户正对着十字路， 每天都有市民和学生在窗外来来往往，黄昏时， 就东一堆西一堆地聚会，互通消息。解放军快进城了， 有人说三十万，有人说二十万，夜深人静， 总能听见万寿路方向一阵又一阵机器轰鸣的声音。 四川的位置还是太偏了，到了我们市，就更偏，闹学潮， 顶多是游行，反官倒反腐败的标语口号满天飞。 与市委派的人对了半天话，大夥也就散了。可一进北京， 气氛就紧张多了，大兵压境。人们还成群结队朝天安门去， 这就是真革命，其它地方，走过场而已。小道消息越听越离谱， 甚至有出动空降部队的传闻。我这种死脑筋，肯定不相信。 我爸爸是老八路，对党忠心耿耿，我多少受了他的遗传， 既然周围的人都疯了，我就闹中取静，自己关在房间里读业务书。 就这样熬到六月三号晚上，街上的市民越聚越多，整个宾馆全空了， 连服务员也上街。有人站在台阶上发表演说，要拦截军车， 不准解放军进城去镇压学生。群情激昂，除了文化大革命， 这种场面我还没碰见过。也许您不相信，这时我依然置身局外， 早早就上床了。 　　夜里，外面的动静越来越大，戒严令已播了好多遍， 可人们不管这一套，把街口都扎断了。我把窗户关上，刚一熄灯， 就见玻璃上映出了火。 　　此时我没忘记自己是领导，不是来看热闹的，就服了一颗安眠药。 　　不晓得是不是做梦，总之我是听见了枪声。 我这辈子简直想不到解放军会开枪射杀平民， 装甲车会向着人群撞过来。文化革命的两大派武斗， 也是群众之间打来打去，乌合之众，毛主席一声令下，大家都缴枪。 出动正规军就不同了，他们的对手应该是美帝苏修蒋家王朝， 不应该是爱国的老百姓。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钟，服务员敲门打扫房间，一进屋，就惊叫起来。 　　她说先生，亏您还睡得着！我起身问怎么啦。她指着窗户说， 玻璃全碎了。原来有颗流弹射进来，把床对面的墙也钻了个大洞！ 　　我庆幸自己命大，如果我昨晚趴在窗台看热闹， 很可能就血肉模糊地躺在这儿了。 据说有人在十几层楼上向下探了个头，就换了一弹，当场呜乎。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我还能当局外人么？ 老威：热血冲上来了。 　　万宝成：胸闷得慌，可血还没上脑门。直到我又向窗外瞄了一眼， 就这一眼，政治犯当定了。 　　老威：您忘了您是行长？ 　　万宝成：狗屁。路口全是扣着钢盔的野战部队，隔几分钟， 就有一辆装甲车冲过街口。我刚好瞄见， 一个解放军在喝令一个小伙子站住。小伙子一慌，拔腿就跑。 解放军单臂顺过冲锋枪，哒哒哒地一梭子，小伙子一个前扑， 就爬在地上不动了。这一幕，我想我的八路父亲也没见过。 　　我呆在那儿，还是服务员把我拉回床沿。她叮咛千万别胡乱瞅窗外。 当兵的杀红了眼，非常时期被流弹打了活该。 　　是的，子弹可不认您是不是党员，是不是副行长。我坐在桌边， 拔出笔，摊开纸，就这样写了。我以前都是写总结、汇报和计划， 就这一次，我把我亲眼见到的难忘的一幕写了下来。 我写得文采飞扬，自己都感动得流泪了。我天真地想， 政治与我无关，但共产党员应该诚实，一就是一，二就是二， 长期做经济工作，我晓得哈叫眼见为实，耳听为虚。 　　我写了一千多字，工工正正地誊写在一张纸上，取名《六四目击记》 。我偷偷找地方复印了一百张，在回程的火车上，沿途散发。 虽然当时全国像兵营一样，随时可能被盘查， 但我是经济领域的干部，不容易引起怀疑。回到家， 我休息了好几天才去上班。生活照旧，表面啥也看不出来， 可我心里有鬼。 　　过了一个多月，没啥动静。我想大约是群众对六四屠杀都有看法， 敢怒不敢言，所以没人捡了传单去告密。唉，国家的事， 哪个说得清是非？ 我自己不顾死活地弄了《六四目击记》， 可在学习北京平暴的中央文件时，作为领导，我还得带头表态， 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由于银行没职工参加游行， 我们还受到上级表扬，颁发了奖金。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 所以，中央文件定性六四为反革命暴乱，大家通过学习， 也就统一了认识。 后来我差点把干过的事忘记了，但警察不会忘记。终于有一天， 大约是 8 月份，行长约我谈工作。我进了他的办公室，里面除了他， 还有两个陌生人。行长说，万宝成， 把你干过的事老老实实向政府交待吧。我打了个寒战， 本能地装糊途；我干了啥事，行长您还不清楚？不料行长一闻此言， 急得面红耳赤，说话也结巴了：我，我，我，你可不要血口喷人！ 后来我才晓得，国安警察早已顺藤摸瓜到我市， 把我列为重点嫌疑人施行暗中监控。谁都不相信我会粘政治， 批捕前，市委开会讨论时，第一书记还毫不客气地挡驾： “ 不可能！ 万宝成同志出身于革命家庭，他父亲是老八路，跟我同一年的兵； 而他本人 18 岁就入党，忠心耿耿，把经济工作干得红红火火。 他是在我鼻子尖下长大的，他绝不会干反革命勾当！ ” 其它领导也纷纷发言，替我担保，有人甚至说： “ 这娃娃正是上升时期，你们莫又弄一柱冤、假、错案， 毁了人家前途！ ” 国安局的人被大家批得沉不住气， 就把所有的证据都摊在会议桌上，包括笔迹的对比签定， 住京宾馆服务员的证词，铁路沿线拾得的传单，等等。 事实胜于雄辨，大家都哑了。在十分难堪的气氛中， 政法书记签字批准了拘捕。 　　事已至此，我只能全部供认。幸好我没同案犯，案情也相当简单。 但是我觉得自己无罪可认，因为我目击过的事实千真万确。 这下可捅了马蜂窝，上至书记，下至行长， 还有公安局的各级领导都纷纷出马，苦口婆心，动之以情， 晓之以理，其共同目的，就是要我认罪，要我承认造谣， 或者听信坏人挑唆，编造了这个诽谤解放军戒严部队的无耻谎言。 这咋行？ 　　 ” 我对审讯员说： “ 我写的都是我亲眼所见， 我以一个共产党干部的人格来担保！ ” 审讯员说： “ 你已被开除了党籍。 ” 我说： “ 还没接到通知。 　　 ” 审讯员说： “ 落到这一步，还死脑筋！你认个罪，争取个态度吧。 ” 我说： “ 共产党员的态度就是诚实。 ” 审讯员说： “ 一派胡言。 ” 我说： “ 当时你又不在北京，你才是胡言，你根本没资格审这个案。 ” 审讯员气坏了，说： “ 万宝成，你以为你还是银行行长， 有权有势？无产阶级专政的威力是强大的！ ” 我说： “ 我又不是贪官，你何必吹胡子瞪眼？ ” 他说： 　　 “ 你是经济案就好了，有人会保你，将来还有翻身之日； 你沾了政治，就彻底完蛋，懂不懂？你不认罪， 你的老关系都不好为你活动。 ” 我说： “ 瞧你那副小人得势的样子！ 你社会经验倒丰富，就是文化太低，不懂这政治上的罪， 是不好轻易认的。我承认我造谣，就等于自己朝自己头上扣尿盆子。 ” 谁也说不倒我，最后，政府方面搬出我爸爸。这招太毒太损了， 它彻底摧毁了我对现在这个党的多年的信任。我的案发后， 爸爸气得浑身哆嗦，叫了一声 “ 短命娃儿！ ” 就栽倒了。中了风， 经抢救，半个身子瘫痪，可脑子还清醒。 公安局把他的轮椅推进审讯室外的放风院。我一见， 就忍不住扑上去，抱住爸爸放声大哭。我家有两个姐姐，我是独子， 又是行业尖子。他的骄傲，他晚年最后的希望和荣誉全在我身上。 万宝成这个名字，也是 57 年宝成铁路通车时， 他特意给刚诞生的我取的。表面意思是纪念宝成线通车， 内里的意思却是愿我如铁路一生顺畅。 警察一见我哭，以为他们的策略奏效了，就乘机劝说：认了罪， 啥事也没有。轻轻松松地陪一陪老人家，他的身体就逐渐恢复了。 万行长为本市的经济发展与建设作出过很大的贡献，将功补过， 定能得到政府和人民的谅解，从轻，甚至可能免除刑事处罚。 在哪里摔跟头就从哪里爬起来，市委书记都说了，您是一时受蒙蔽， 全国受蒙蔽的领导干部远不止您一个。我们欢迎您回到人民怀抱， 还干您的老本行，于党于国于家，都能兼顾。 　　我爸爸边听边点头，还吃力地抬起手点着我说： “ 照组织说的办。 ” 　　我激动得大声说： “ 爸爸，您清楚您儿子是咋样的人！ 我从您身上学到的最优秀的品质，就是一是一，二是二， 从不弄虚作假。共产党咋个能逼迫它的党员承认莫须有的罪呢？ 诚实犯法么？ ” 　　爸爸说： “ 党叫干啥就干啥，没二话可讲。 ” 　　我说： “ 那张传单写的是我亲眼所见。 ” 　　爸爸说： “ 该看的看，不该看的就不看。 ” 　　我反问： “ 我看了我不该看的？ ” 爸爸说： “ 看了，看了又咋的？反革命暴徒，都该死。 我们好不容易，打下的红色江山，难道能这么丢掉？ 难道能让国民党、帝国主义卷土重来？你好好想想，屁股， 是不是坐歪了？坐到敌人那边去了？放松了世界观改造， 放松了政治学习，危险啊！你好好想想，想清楚了，老老实实， 接受处理，不管是啥结果，回家来，还是，还是我的儿子。 ” 　　见爸爸满头大汗，我不忍心再争辩下去。那拨警察如释重负， 竟要当我爸爸的面录口供。我提醒说： “ 这不合法律程序。 ” 　　老威：您没熬到底吧？ 　　万宝成：我只能承认我的行为使党和国家的威望蒙受了损失。至于 “ 捏造事实，传播谣言 ” 之说，纯粹是对我人格的诽谤。萧斌犯 “ 造谣罪 ” ，判了十年，也许是因为他夸大了天安门伤亡的人数， 我又没说 “ 血流成河 ” 。不行。这个官司绝对没完，将来六四平反， 我还要反告他们，古代有 “ 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 的成语， 而现在呢，你连看州官放火也不行，更莫说点灯了。 　　老威：您被判了几年？ 万宝成：四年，《判决书》上还注明我有认罪的态度，从轻。 真是胡扯，清清白白的一段历史就被弄脏了。唉，坐牢前， 我还以为反革命就像小说里写的，一小撮，尽干坏事， 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不料进来溜一圈，真相大白，所谓 “ 政治犯 ” 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人。 网友吴水     推荐 （摘自廖亦武《中国底层访谈录》） [中国茉莉花革命发起者 http://molihuaxingdong.blogspot.com] 转载请注明出处 [通吃 http://like-chilli.blogspot.com]

现在显赫的部长们、省长们乃至总书记、总理们，百年后会有什么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吗？百年后人们记得刘晓波名字的可能性更大。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没有谁能预测。因为过去所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有的塑造了真正的伟人；有的成为了可笑的泡沫。 世上某些精明人，工于算计，每个时段都能作出精明之举，不惜自己的人格，更不惜绑架别人的权益，在某一时段，似乎可以辉煌。但是，从长距离的时空来看，人们不会因为这个人爬得更高而对他更多尊重，最后评语往往只是两个字：奸贼。 精明计算重判刘晓波 中共 政权内部也好，参加 “ 盛世合唱 ” 的精英，以及回国抢喝 “ 盛世汤 ” 的海外人士（包括当年的民运人士）也好，就不乏这样精明的奸贼。他们中间曾有这种说法，《零八宪章》出现的时候，当局不知道怎么办。后来，就有很精明的人献计献策了：《零八宪章》的签署者越来越多，不打击、遏制是不行的，但打击面太大并不上算。怎么办？采取中国传统智慧：擒贼先擒王 —— 抓住主要分子，从重从严打击，对于他的惩罚，要给所有人强烈震撼。这个人，就选中了刘晓波。他有知名度；他坐过牢，在当局眼中就是屡教不改的 “ 惯犯 ” ；他也确实是《零八宪章》的核心人物之一，于是，当局把他抓起来很长时间之后，重判了他 11 年徒刑。 此举的效果，让当局相当满意：阻吓了可能签署《零八宪章》的人士，阻遏了《零八宪章》在国内迅疾发酵的势头。 但是，这些精明者却并没有想到：正是他们精明的计算之后采取的这一极端过分的举措，更加凸显了刘晓波的地位和影响力。试想，如果他们将刘晓波付诸三年劳教，或者让他 “ 被旅游 ” ，或者安排一些看起来更轻、但更周密更为多样化的限制处理，刘晓波会得诺贝尔和平奖吗？ 中国当局不少决策都与此类似，初看比 民主 社会中的决策要精明许多，但是后患无穷，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只是有的石头当时就砸，有的则是过了很久很久才砸。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发展模式，对当局的决策表示疑虑甚至焦虑？原因正在于此。 刘晓波其实是一个边缘人物 圣人需要远距离才能出现。口吃的 作家 刘晓波离我们太近了，他不是完人，不是圣人，他犯过错误，他在某些方面的缺点或比常人更多，更明显。他软弱过，他的言论在异议人士中至今也有质疑声（这太正常了！）。但是，刘晓波为了理念所付出的代价，也比常人更多。他其实是一个边缘人物，几年前他得吭哧吭哧爬格子，写到凌晨四五点钟，挣一点 生活 费。他坐几次牢？三次吧！ …… 现在显赫的部长们、省长们乃至总书记、总理们，百年后会有什么人记得他们的名字吗，但是，百年后，人们记得刘晓波名字的可能性更大。 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对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影响究竟有多大？说老实话，没有谁能预测。因为过去所颁发的诺贝尔和平奖，有的塑造了真正的伟人；有的成为了可笑的泡沫。 诺贝尔和平奖的评选并不是绝对公正。不可能经过定量的科学比较、不可能平衡所有 政治 力量。人们批评和平奖评选，许多都不无道理。但是，问题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还有哪个和平奖、人权奖，会比诺贝尔和平奖更有权威？诺贝尔和平奖颁奖给奥巴马自然是可笑，但是授予其他很多人就一点也不可笑 —— 授予前苏联、纳粹德国、波兰、捷克、缅甸、南非、 印度 等等许多国家的人士，甚至授给达赖喇嘛，都发生了巨大的影响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要比当选一国总统、比像比尔 ? 盖茨那样天文数字的财富，在政治层面上，影响不知要大多少。诺贝尔和平奖，当之无愧地可被视作当今 世界 最有权威的和平奖、政治奖、人权奖，这种公信力，这种权威性，不是轻佻、恶毒的言辞就能抹杀得了的。 怎么发挥我们的想象力，也难以预测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奖会产生多大的影响。也许过了若干年之后，我们再回头来盘点这件事，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当年主张重判刘晓波的这些精明人，尝到了难以下咽的苦果。且不说最近官方媒体奉命刊发的种种批判刘晓波和诺贝尔和平奬的 “ 文革 ” 式语言的文章了，而堂堂解放军总参谋长陈炳德对德国国防部长发飙，竟然用了 40 分钟时间语无伦次、毫无根据地痛斥诺贝尔奬，称 “ 如果有人反对美国 政府 ，那么他就是一个恐怖分子；如果有人反对中国政府，他就成为可以获奖的人 ” ，执意将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与美国政府挂钩。这样高层级的军事官员，总参谋长呀，应该是最掌握情报的人，却如此不了解对手和国际形势，连对手的基本情况都毫无所知，实在是个 “ 愚人节 ” 的笑话。 我们当然知道，中共高层的信息并不短缺来源，多数领导人的头脑不会象总参谋长那样浆糊，他们不会相信要老百姓相信的那些谎言。有如此低能的公开表现，无非透露出，在刘晓波获得诺贝尔奬问题上，中南海确实陷入了茫然无措，抓狂了，不知该采取什么様的对策了。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对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中共到底会怎么办呢？一般说，有三种做法，但哪一种对于当局都不美妙。 中共 到底会怎么办呢？ 现在大家都在猜测，对于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中共到底会怎么办呢？一般说，有三种做法，但哪一种对于当局都不美妙。 第一种，是流放出国。这种办法，在当局看来是有 “ 成功 ” 先例的：魏京生、王军涛、王丹 …… 在监狱中俨然成为 “ 国际反华反共势力的红人 ” ，一旦释放出国，过不多久，不就废了他们的 “ 武功 ” 吗？作为个人，他们或许能开创一片生存空间，但是，作为民运领袖，他们的影响力确实大为衰减，对中国当局的威胁大为降低。那么把刘晓波放逐出去，不就也可以一劳永逸吗？ 不过，这种办法也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刘晓波会不会同意出国呢？目前我们听到的消息，他并不同意出国；第二个，我们就假设一下：就算刘晓波同意被流放，中共成功地将他驱出国门，他就一定会重蹈魏京生、王军涛、王丹的覆辙吗？ 我觉得不会。原因非常简单：就在于诺贝尔和平奖的影响力。诺贝尔和平奬是 全球 性的，颁发给谁，就把获奖者变成了一个 世界 级的精神领袖。刘晓波若真的来到海外，他最大可能性的选择，不是成为某个民运组织的领导人，或者一头钻进唐人街；他会向国际社会发出最大声音，他会遍访各个国家，见到各国总统、总理 —— 他到美国来，美国总统无疑会接见他；他到加拿大、到澳大利亚，这些国家的首脑也会接见他；他到法国去，别看法国总统对胡锦涛 “ 称臣 ” ，也会接见他！我敢断言：刘晓波将见到西方所有国家的领袖。一直想提倡和促进中国人权的组织，找到了一个力量的支点；也使那些由于西方与中国发展贸易而利益受到损害的利益集团，找到了一个支点。 对媒体而言，刘晓波的影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间。想一些达赖喇嘛成为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使他的威望提升多少！刘晓波虽然不像达赖喇嘛那样有一个流亡 政府 在后面支撑，也不像瓦文萨有一个 “ 团结工会 ” 可供依托，他只有一班相对松散的朋友圈。但是，刘晓波有中国正在崛起、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的这个背景，他的影响力便也同步放大。 以前胡锦涛出访，海外反对势力会去抗议，西方媒体也会报导，但反对势力毕竟缺乏一个众望所归的领袖。如果未来胡锦涛出访，刘晓波正在海外，他运用他的号召力发起什么活动，会出现什么局面，就很难想象。西方的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媒体的影响力。在当今时代，刘晓波就是媒体最好的 “ 宠儿 ” 。他如果出来，影响力是魏京生、王军涛和王丹这些人难以望其项背的，甚至不亚于达赖喇嘛。因为达赖喇嘛领导的 “ 西藏 流亡政府 ” ，虽然在世界上经营了这么长时间，但是，更多人给予达赖喇嘛的主要还是同情，对西藏 文化 的欣赏。 从达赖喇嘛，到赵紫阳，到刘晓波，达赖代表的是宗教，赵紫阳命运则是体制内的震撼，刘晓波是民间，三个人是一种递进，一种晋升。刘晓波所激发的，是西方世界对中国发展惊讶同时的一种疑惑、惶恐的态度。对于西方领袖，在与中国交往事务的决策中，刘晓波的影响力会超过人们想象。 关押就是造就神 第二种方式，是保外就医。过去很多良心犯保外就医，被当局软禁起来，使这些异议人士的声音萎缩在非常小的范围内 —— 媒体总有降温的一天吧，他们的知名度毕竟有限，西方媒体提到他们，名字前面会冠以 “ 中国异议人士 ” 的名头，这些报导讲的是一个很遥远国度的 故事 ；未来刘晓波被软禁，西方媒体报导他的名字，前面要冠以 “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 ，他每时每刻都能辐射影响力，就像好莱坞的影星、皇马俱乐部的球星，再平常的话，也可能上各家报纸的头版头条，就和缅甸的昂山素姬一样。他是媒体永远紧盯的人物，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制造国际媒体的大新闻。在我看来，他的影响力甚至可能超过被软禁的赵紫阳。赵紫阳虽然贵为中共 中央 总书记，西方媒体看赵紫阳，是一个 政治 领袖，是一个在权力争夺的败北者 —— 虽然他在晚年也有很清晰的 民主 观。在西方的老百姓之中，赵紫阳的震撼力远远超不过刘晓波的震撼力。 第三种方式，是继续关押。这就使得刘晓波的拥护者、追随者，有了抗争的最好理由。他可以什么话不说，什么事也不做，他的锦州监狱每时每刻仍然都在向认同刘晓波的人、向对现实不满的人产生吸引力 —— 在被关押期间成为诺贝尔和平奬得主，这在该奖历史上只出现两例，前一例，就是纳粹德国的奥西茨基。多关刘晓波一天，就多一天让刘晓波扩大影响，就多一天被全球民众用纳粹德国与共产中国做比较。他的精神的感召力，他个人的 “ 神化 ” ，致使同情的声音越来越强大。 西方政府是短命的，价值观是永恒的 人们会持续追究：这个诺贝尔奬得主，怎么还是个囚犯？他干了什么危害社会的怪事？抢劫，强奸，贩毒，还是杀人放火？一查，原来只是冩了些批评当局的文字！如果缅甸这样做，国际社会会因为它的偏远、它的狭小，而不以为然；但这是中国啊，中国经济总量如此巨大，中国经济活动如此活跃，不仅买下了非洲很多地方，而且买下了美国、西欧的许多企业，这样一个政府，在声称要成为现代大国，要成为国际领袖。那么，在中国愈来愈强大的时候，刘晓波的精神力量将与之相适应，而不会因为中国日益繁荣而降低。 西方，政府是短命的短视的，但选民是长期的，价值观是永恒的，不讲道义、追捧胡锦涛的西方政客和商人是有的，但是，秉持西方主流价值观的广大民众，不允许无止境向侵犯人权、对抗民主自由的势力低头妥协。政客们迟早会感觉到来自民众的这种压力，他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就会得到教训。西方的老百姓当然也 生活 在现实之中，也有各种日常难题需要面对。但他们不可能长期容忍不尊重人权、不尊重民主价值观的政权，要跟西方国家平起平坐。西方的首脑也就不得不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时候，不断地提起刘晓波之事，刘晓波就成为国际社会用通行准则约束、曳引中国的一条缰绳 。 最恐怖的可能，最大的恶果 除了上述三策，还有人讲得更恶毒、更毛骨悚然：将刘晓波不声不响地去干掉，埋了！但他们敢不敢做，会不会做？我是非常怀疑的。虽然一些人不是没有这样想过，历史上不是没有发生过这样恐怖的事情。 我们不能说 “ 让政府不喜欢的人士永远消失 ” 这种可能性绝对不存在，但是非常非常低。一旦有这样的事发生，刘晓波就成为了一个神，一个号角，那些对刘晓波有各种议论、各种批评的人，在当今社会中得过且过的人，休眠的良知就会被惊醒，连绝大多数体制内的人也不会接受。 这最恐怖的可能性，为什么最不可能？因为它对中国当局有最大的恶果，最大的风险。 左右为难，这就是今天中国领导人的处境。当局当然可以开动宣传机器，鼓吹 “ 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刘晓波不会有什么影响力 ”“ 只要中国搞好经济，反华反共势力就不会得逞 ” ，但这都是自欺欺人。 胡温旗下一些官员太嚣张 有人说：胡温是刘晓波获奖的推手，确实如此。胡锦涛、温家宝对于异议人士的态度，远远不如邓小平时期、江泽民时期。当年他们面对反对的声音，还知道保持一些弹性，保持一点互动，还多少顾忌在国际社会的影响。现在，胡温旗下的一些官员已经非常嚣张了，不仅在对 外交 往中出言不逊，而且对内部的不同声音，施行压制手段也无所顾忌。这表明了他们强大吗？毋宁说，表明了他们的虚弱。奥运、世博、亚运， 60 周年国庆 …… 都是在极端紧张的气氛中度过的，最后将刘晓波重判 11 年，这都是他们的刚性维稳政策的恶果。 刘晓波获奖只是个开头，这种刚性维稳政策的恶果还将继续延伸，我没有看到由于刘晓波获奖，当局有任何幡然悔悟、改弦更张的迹象。看看他们 “ 文革 ” 式批判文章，看看总参谋长信口雌黄，看看当局对刘晓波的妻子刘霞，对学者徐友渔、对艺术家 艾未未 、对记者高瑜 …… 那些师出无名、蛮横无礼的举动。中国国安、公安的控制对象的名单，究竟有何等庞大！这将花费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让纳税人买单！而且，日后这种名单不会减少，只会增加，因为中国的开放不可逆转，百姓民智会更加开启。当局当然可以收买一部分精英分子，可以收买一些民运分子，难道还能收买天下所有的精英、所有的民运分子？压服不了、收买不了的精英、民运分子，人人都可能成为一个爆破口。看一下参加艾未未的 “ 河蟹宴 ” 有数百人参加，就可以多少明白了。 过去我曾经判断 “ 星星之火，不可燎原 ”—— 当局对任何局部地区的星星之火，都以高压态势全力扑灭，不使蔓延；但是这几年来的形势发展修正了我的认识：扑灭了任何一粒星火，这个社会就没有火了吗？不！星火被逼到地下，就成了地火。地火更不可知，更可怕：辛亥革命不就是从一个莫名其妙的小事件发难吗？清廷就这么崩溃了！ 历史就是如此吊诡 这位专家，那个智库，这家媒体，那个商人，给中国变局算命，预测来预测去，分析了无数可能性。但是历史就是如此吊诡：它可能将重任托付给一个我们没有看重、没认为多了不起的人身上，或者将种子埋藏在我们没有注意到的一件小事上。有时候，有效地影响这个世界的就是些边缘人物、就是一般人认为不可能产生影响力的人。 中国到了必须有一个变革的时代，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是最基本的公平没有解决 —— 西方当然没有做到绝对公平，但是他们有基本的公平；西方当然没有做到绝对自由，但是他们有基本的自由；西方当然没有做到绝对民主，但是他们有基本的选举；西方的人权存在很多问题，但是他们的人权是可以讨论的 …… 西方的民众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公开表达意愿的渠道，而中国这些东西都被官方高度垄断，在民间属于 “ 极度紧俏物资 ” 。连这些东西都没有的国度，却 “ 大国崛起 ” ，这难道不令人可怕吗？国内民众感到可怕，国际社会也感到可怕，历史上这样的强国危害一方甚至挑动得整个地球不得安宁的先例，难道还少吗？一个精明的、有效率的、财力充裕的政府，对于国际社会来讲，可能是个更大的灾难，而并不是更大的福音。 中国掌权者正在继续精明地走向国际舞台，他们迫使法国总统屈服，而不肯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发展模式、外交战略和政治体制。这将被历史证明是大错特错。从眼前看，有时得意，有时徒劳；若从长远看，必是愚蠢 —— 就像将《零八宪章》核心人物刘晓波重判 11 年，似乎一时拦截《零八宪章》的扩散，最终却造出了一个比《零八宪章》更可怕、更有威慑性的对手：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８９ 一九七六年五月十一日，我和陶桓乐正在游泳池值班，医疗组的护士余雅菊冲了起来。毛的心脏发生了大量的早跳，全身出汗，呼吸急促。开始时张玉凤不让检查，我们深恐毛是心肌梗死，坚持检查。 毛此时仍有意识，但已没有力气阻止我们进行检查。我们立刻做了体检和心电图。打电话到工字楼后，其他的医生随即赶到游泳池。心电图显示心内膜下心肌梗死，心跳不规律。经过抢救，逐渐纾解。(奇.书.网-整.理.提.供)毛的护士孟锦云和李玲诗后来告诉我们，主席和寮国总理凯山会谈完后没多久，就和张玉凤大吵了一架。 这时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全都赶到游泳池。他们询问完了发作的情况，当时商定，由外交部发文通知中国驻各国大使馆，为了使毛得以充分休息，今后不接见来华外宾。 华国锋对张玉凤说：“主席年纪大了，有重病，伺候他老人家要有耐心嘛。” 张玉凤嘴里嘟嘟囔囔，很不耐烦。王洪文凑过来说：“小张，好好伺候主席，我们感谢你。” 华国锋当时决定，毛如果发生变化，立即通知他，并且提出今后毛的疾病和治疗，由华自己和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负责。医疗组有任何事，向这四个人报告。 张春桥提出，以后一般的中央文件不向毛报告，特殊重大的事情经过中央政治局决定以后，看具体情况向毛请示。华国锋同意了张春桥的意见，王洪文也表示同意。 此后江青四人帮开始握有实权。 心肌梗死虽抢救得宜，但毛情况仍持续恶化。每天的尿量很少，都在五百毫升左右。咽喉麻脾，已经完全不能吞咽食物和液体，只能喂进一点糊状食物。 经过医疗组的要求，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四个人在五月十五日傍晚，到工字楼召集医疗组的全体医生开会。我们一再强调，在目前状况下，不下胃管，就不可能保证有必要的营养和水分，药物也吞咽不下去。照这样下去，等于没有治疗，断绝了食物和饮水。 张春桥讲，毛不同意下胃管，谁也没有办法。我们说，现在毛不同意，可是能够接近毛的人，如张玉凤，也不同意。需要她明白下胃管的重要，向毛建议。 但张玉凤不肯来开会。她说要照顾毛主席，分不开身，而且医疗不是她的事，同她没有关系。 几位政治局委员嘿然不语。最后王洪文说：“我去同她讲一讲，让她也向主席提一提下胃管。” 散会以前，华国锋让我们将鼻饲的胃管拿给他看。这是刚刚进口的很细的管子，既柔软，又有韧性。华看了以后，与王、张、汪约好，第二天上午到游泳池大厅，每个人都试一试从鼻孔内将这种管子下到胃里。这样，一旦毛问起下这种管子，难受不难受，就可以将亲身的感觉告诉毛。我们建议，所有在毛的身边工作的人，都试一试，就更容易打动毛。 华国锋同意我们的意见，然后告诉汪东兴通知一组的人也都试一试。 他们临行前，王洪文对我说，珍珠粉是很好的药，可以给毛用一用。王说，他已经打电话到上海，精选一些好珍珠，做好粉，送来交给我。 我与神经内科的医生商量好，上海和北京各找一些病人试服珍珠粉，以确定有没有疗效和副作用。就这样将服用珍珠粉的事拖下来，到毛去世，一直没有使用。 四人中只有华国锋试了下胃管，其他三人各有各的藉口。汪东兴说他在做十二指肠溃疡手术时，已经尝过下胃管的味道，他不试了。接着王洪文和张春桥都说第二天有会议，需要参加，如果来不及赶来，就不用等他们试了。 第二天上午华国锋来到游泳池，试了下胃管的味道。他说：“并不太难受。管子从鼻孔进去以后，只是过嗓子的时候，稍微有点恶心。主席问的时候，我可以说说。 ” 华走了以后，医疗组的医生们和一组的工作人员都试过了。只有张玉凤不试。 她说：“我试有什么用，我又没有病。我试了，主席也不一定同意下胃管。” 用鼻饲管的事仍没有得到毛的同意。除去用手去摸摸他的脉博以外，毛拒绝其他的检查项目。 到五月三十日的夜间，毛又全身出大汗，暂时昏厥。在抢救中，外科医生将鼻饲管从鼻孔送了进去。当时还没有来得及做心电图等检查，毛已清醒过来，他立刻用手拔去鼻饲管。外科医生阻止他拔的时候，他握拳要打这位医生，而且要所有的人都出去。 我留下来。因为这次发作的病因不清楚，我同毛讲，最好是查一次耳垂血。毛同意了。结果只知道是血糖偏低，没有其他检查项目，无法作出确切的判断。 我又同毛说明，医生对他的心脏，完全不知道有没有新的变化，这样就很难采取对策。最后毛同意了在他的前胸上贴上一个电极。应用空军研究所制造出来的无线电遥测心电仪器，我们在大厅上，可以日夜不停地监视心电图形变。这此又调来五位心内科专家，一方面轮流值班监护心脏，另一方面做好心脏变化时的抢救工作。 病到这个程度，张玉凤仍然要毛看电影。我认为应该让毛保持安静，看电影很不相宜。何况有些片子内容荒诞刺激，看个电影又把毛从床上搬到沙发上，恐怕心脏承受不了。但是张玉凤不听。 江青很不赞成。江觉得现在仍然看电影，对毛不利，电影的光线太强，刺激眼睛，而且映久了，空气很不好。还是不要看了吧。 汪东兴一向和江是唱反调的。汪来到游泳池，找到我，要医疗组的医生在工字楼开会。大家到齐以后，汪说：“主席有病，没有任何娱乐，看电影也要受限制吗？你们可以讨论一下，写个报告，说明你们主张看电影。” 我回答说，医生们都不主张不要看。汪当时十分不高兴。这个会又是不欢而散。 事后吴洁同我说：“老李，可不能再忤犯汪主任了。我们的工作，没有他的支持的话，垮台更快。”结果电影仍然照看不误。 毛在这期间表现很烦躁。在床上躺一会，觉得热，起来坐到沙发上。坐不久又觉热，回到床上躺下。江青提出，给毛再做一个床，可以两个床轮流躺，就不至于热了。这时毛已经没有力量自己移动了。于是叫几个人，又抬又推，从一个床上，换到另一个床上去。我认为这样作法很危险，容易摔跤，导致骨折。 六月二十日，毛烦燥不安，一事整天换床换来换去。我怀疑他的情况有变化。 傍晚，我同陶桓乐医生告诉张玉凤，毛的脉博早跳多，心电监护显示心肌供血不足加重。我们要张玉凤少让毛活动，尽量保持安静。张玉凤说：“我看主席同平常差不多，发生不了什么问题。”我们告诉她，如果不小心，会发生心肌梗死。张扭头走了，说：“我看没有这样严重吧。” 到晚间七点钟，毛已经服过安眠药，正要睡的时候，换床。刚换没有多久，毛起身坐到沙发上。坐了大约十几分钟，毛又回到床上睡。这时大厅内的心电监护显示心肌梗死。 我与陶恒乐冲入卧房抢救。这时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纷纷赶来。 这次心肌梗死的范围比上次要广泛。到凌晨四点多钟，血压开始稳定，人也逐渐安静。在抢救时，将鼻饲管安放好了。毛这次没有将它拔出来。 护士人手不足，从医院又调来一批，一共有了二十四名护士，分成三班~轮换。 我将医生们分成三班，每班三个人。另有两名医生轮流做心电图监护。 华国锋等四个人决定在游泳池值班。华国锋和张春桥一同值白天班，即由中午十二时到夜十二时。王洪文和汪东兴值夜班，由夜十二时到中午十二时。每天中午及夜十二时，他们交接班时，由我报告十二个小时内的病情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江青从钓鱼台搬回了南海春藕齐旁新建的住所。江很少来看毛，也很少询问毛的病情。 张耀词对我说，护士们更多接近毛，护理毛的生活，是不是由他和张玉凤主管，医生则全由我主管。我说这可以，但是现在正是病危，生活护理和医疗分不开，有关治疗必须听从医疗的决定，张玉凤不能横加干涉。张耀词不说话了。 这时游泳池内有不少药品和器材。张耀词同我说，应该由医生负责保管。我不同意，因为医生使用药品、器材，自己保管，以后出了什么问题，很难查清责任。 应该由护士保管。为了这件事，张耀词说我不听组织的安排。所谓“组织”就是指张自己。我说这种安排，不全医疗上的安全责任制。因此争吵起来。张耀词说：“不是为了主席，我不受这个气。”我说：“你可说反了，我正是为了医疗上的安全，不能听你的这套指挥。”此后，在救治毛的过程中，还发后了几次类似的争吵。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第三篇 一九六五年–一九七六年 ９０ 一九七六年七月十七日，华国锋决定，医疗组在游泳池大厅内向政治局汇报发生心肌梗死和抢救的情况。此时距毛发后心肌梗死已有三个星期，虽然没有恶化，但已是无可能恢复。毛肺上的感染没有控制住，肾脏功能不好，心脏还有发生心肌梗死的可能。 会议中，江青说：“已经有过心肌梗死了，怎么还会再有呢？你们医生从来将病情说得严重，等以后治不好了，你们没有责任。主席说是有点气管炎，肺上一向是好的。也从来没有过肾脏病。你们说得这么可怕，是你们自己的思想改造得不好。医生从来就是资产阶级老爷，护士是资产阶级小姐。所以主席历来说，医生的话最多听三分之一。” 江青的这些话，使得大家哑口无言。护士们一个个低下头来。 华国锋说：“你们很努力，很尽职。我和王洪文、春桥、东兴同志四个人值班，很了解你们的工作。这三个星期平安过去了。你们再努一把力，从多方面、多种可能发生的情况，研究防治办法。我们都不懂医，只能依靠你们。用一切力量将主席治好，党中央感谢你们。” 散会以后，大家纷纷小声议论，像这样的汇报会能起什么作用？虽然华国锋的讲话，意思是给大家鼓气。但是江青的那些话，完全将医疗组当成“反动派”。 史达林死时发后的“医生谋杀案件”的阴影都沉沉地压在我们的心头上。 在汪东兴值夜班时，我将大家的顾虑告诉他。他说：“现在江青很嚣张得很，在政治局会上骂这个骂那个。七月里召开的全国计划会议，由上海带头围攻华国锋同志。工作已经难办得很了。你看乘主席没有恢复，现在把江青干掉了[奇Qisuu.ｃom书]，怎么办？” 我说：“主席不死，干江青很难。因这主席的脑子没有糊涂，现在右眼也看很见东西了。没有他的同意，怎么能将江青干下去呢？只等到主席死了以后，才能解决江青。” 汪说：“主席死了，说不好弄了。” 我说：“那可不见得。” 汪说：“我同华国锋同志讲过。他说就怕弄不到江青，江青一跑就糟了。我说，让她跑到天边上，我也要把她抓回来。” 讲到这里的时候，王洪文进来了。我同王打了招呼，说了一下毛的情况，就回到毛的书房（这时已改成了病房）。 毛的心脏逐渐在恢复，因为已经有了鼻饲管，所以凡能口服的药物，都由鼻饲管送入。七月二十八日凌晨三时，我回到工字楼，因为疲劳不堪，躺下就睡了。突然整个楼猛烈摇动起来，我张目看到北方一片红光。住在工字楼里的医生和护士都纷纷跑到院子里，在底下叫我下去。这些天来，我实在太累了，正预备再睡下去。 这时床边的电话响了，是汪打来的。他说：“这么大的地震，你们还不快点来？ ” 我叫了所有的医疗人员，赶往游泳池。 余雅菊、李玲诗、孟锦云和张玉凤地震时都陪在毛身过。地震时，毛的床上下右左颠簸，屋咯咯作响，值班的医生和护士都吓坏了。外面大厅因为是在游泳池上面盖上木板，震动得更厉害，有的地方已经翘起来。地震时毛还没有睡着。他知道是发生了地震。 汪东兴和王洪文商量，一定要将毛搬出游泳池。王洪文提出不如搬到官园的新房子去。那是在一九七二年毛大病以后，周恩来替毛盖的别墅。但毛不喜欢官园，从来没有住过。 汪便决定搬到二０二去。我向毛说明，游泳池屋顶不结实，要换个房间。他同意了。自从毛经常换床睡以后，新制的铝合金架构的床，四脚都有轮子，搬动起来很容易。床很快就推到二０二的一间很大的房间里。这比游泳池的书房大得多了。 各种治疗和检查的仪器都安放得很妥贴，对治疗和检查更加方便了。 当天傍晚下了大雨，又有一次地震。在二０二这栋屋内，几乎没有任何感觉。 毛的病情逐渐稳定。王洪文开始坐不住了，他说已经给毛进口一台反光式电视机，可以将电视影像投射到一面大银幕上。又说，从香港进来了几部影片，等毛好一些以后，给毛放映。此后，几乎每天晚上要映一至二部影片。有好多次，白天的时候，找张耀词找不到，后来才知道他同张玉凤到二０二去看电视录像片子。江有时突然跑来，这时电影或电视录像立刻收场。 我曾经同汪东兴谈过，毛仍在病危，他们这样作法，影响大家专心医治。汪说： “他们看他们的，你们治病，互不相干，有什么关系？” 但看电影的确严重干涉到医疗人员的作业。有次他们把毛鼻饲用的压力泵延长线拔走去插影像设备。我当面质问张耀词。张耀词说：“治疗主要靠你们医生护士。那些人不懂医，一天到晚坐在那也不行。我叫他们在里面装个电铃，以后有事按电铃，就可以了。” 江青也是专门制造麻烦的人物。她每次来看毛，都带来一些批邓小平的揭发材料，叫值班医生写成核桃在的字，一篇篇交给毛看。我同江讲，值班医生事情多，而且要不断分析变化，不能分心。江说：“主席很平稳嘛，给她看点材料，精神上有好处。” 我将这事告诉了华国锋和汪东兴，希望你们能出面阻止，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 江青知道毛的心脏、肺脏、肾脏和神经系统有病，她一再要我们分批给她检查身体，确定她没有这些病。我同她说，医生值班十分辛苦，很难抽出长时间，再做别的医疗诊断。汪东兴同我说：“江青现在是在医疗组里面给她自己物色医生和护士。” 医生们最后还是给她检查了身体，江健康得很。 八月下旬，毛又有了焦燥不安的现象。他只有左侧卧，才能呼吸比较通畅，手和脚却不停地摆动，心电图监护显示早跳增加。大家研究后，调整了心脏用药的药量。 虽然有暂时缓解，但是很不稳定。 九月二日下午五时，出现了新的心肌梗死。床边爱克斯光照肺像显示，两肺感染加重。同时，二十四小时尿量不足三百亳升。大家又全力投入抢救治疗。 毛的头脑仍然很清醒。他几次问我，有没有危险。我告诉他，病有些反复，大家还是有信心治好。话虽然这么说，这次的心肌梗死，比上次范围大，而全身的状况已经临近衰竭了。 九月五日，华国锋打电话将江青从大寨催回北京。当晚江来了一下，说太疲劳，就回到春藕斋她的住所，并没有询问毛的情况。医疗组的人都感觉很奇怪，这什么江会这样对待毛呢？我将这些告诉了汪东兴。汪说：“这不奇怪。江青认为阻碍她取得最高权力的人，就是主席。” 九月七日，毛已进入垂危状态。江青来到二０二。这时毛刚刚入睡。江不顾医生劝阻，给毛擦背，活动四肢，擦爽身粉，并向值班护士说，要照这样护理毛。江然后与每一个医生和护士握手，连声说：“你们应当高兴。” 当天晚上，江又来，找她送来的文件。因为正在抢救中，这份文件一时没有找到，江青又发脾气，说是让人偷走了。 九月八日凌晨，江青来了，说毛在一个位置上躺得太久了，要给毛翻身。值班的方医生不同意。江一定要将毛从左侧翻向右侧。结果，毛全脸青紫，呼吸停顿，我们大家直到现场，经过急救以后，才缓解。华告诉江，不要干涉医疗组的急救工作。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零时十分，心电图监护示波器上显出了一条平平的横线，心脏停止跳动。毛主席去世。 天一阁·传奇传记·李志绥 终曲 终曲 权力争斗立刻拉开序幕。 毛的遗体放在人民大会堂供人瞻仰的期间，我奉命出任毛的遗体保护组副组长。 组长是卫生部长刘湘屏。临时办公室设在河南厅。汪东兴那时也住在人民大会堂，负责警卫工作。我和汪东兴迁离中南海后，便不容易感受到政争的每个脉动。但华国锋会通告汪政台的所有动静，汪随后也告诉我。 汪告诉我，自从毛去世以后，江青参加政治局会议，大家对她的态度大变。汪说：“过去江青一到会场，大家都站起来让坐。会上只要江青一讲话，大家立刻安静下来，听她一个人讲，没有人敢于反驳。现在不同了，江青进入会场，没有人站起来，或打招呼，仍然各自交谈，或看文件。江青只好自己找个位子坐下来。她要求发言，没有人听她的，大家纷纷讲话，毫不客气。这可是同过去大不相同的了。” 我的处境仍很危险。江青知道了我们没有把握能把遗体保存下来，她和毛远新双双表示你们不管这件事。看来江青要在保存遗体上大做文章。汪东兴觉得江青往后想将此事嫁祸于华国锋。这件事要是搞不好，可会吃不了兜着走。 我是遗体保护组副组长，江青自然也可对我大加攻伐。组长刘湘屏和江青接近，因此思前想后，我仍首当其冲，未来的命运阴云重重。 追悼会以后，九月二十三日午夜十二时和二十五日下午四时，江青到工字楼来看望医疗组的全体人员。江青说，要组织大家学《毛泽东选集》。她说，抗日战争以后，毛的文章主要是她写的，只不过没有写上她的名字。 江青又说：“你们都知道张学良吧。他在台湾可以上小饭馆，看电影，上礼拜堂，但是不许同别人谈话。只有一个知心的赵四小姐可以谈话。这样子活着有什么意思？我有思想准备被流放。可是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我有办法打倒他们。我不告诉你们我的办法。” 二十五日夜晚，我去看汪东兴，告诉了江青的这些话。 汪说：“现在江青这四个人活动得很厉害。上海已经将枪发给了民兵。迟群在清华大学组织民兵师，迟群和毛远新勾结得很紧。潘阳军区有人报告，毛远新正策划调装甲师到北京来。这些就是江青说的，她的办法。看来他们要动手了。” 我问汪有什么对策。汪说：“我已经同华（国锋）主席说，现在不动手不行了。 军队由叶帅掌握，我则率领警卫团（即八三四一部队）到中南海逮捕江青四人。动手时由叶帅向北京卫戌司令吴忠打招呼，警卫师是他指挥的，不要警卫团和警卫师打起来。”姚文无元的警卫是从北京警卫师里调派去的，因此逮捕姚的行动一定要有警卫师的合作。 汪又嘱咐我说：“你一切如常，江青叫你干什么不要拒绝。这事只有我、华主席和叶帅知道，没有告诉别的人。你要小心，各方面都稳住。另外，你不要常往我这里跑，我有事会通知你。” 我也在这决战的最后关头胆战心惊。但汪东兴的警卫团控制了整个中南海，这次的宫延政变捉拿江青四人帮，将如同瓮中捉鳖。 医疗组的医生护士已收拾行囊，准备离开工字楼。许多人纷纷要求希望能同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拍一张合影，留作这一段工作的纪念。我将大家的提议，打电话告诉了汪东兴的秘书。汪告诉我，同意大家的建议，等候通知。 几天后，我更加紧张。十月四日上午十一点钟，张玉凤跑到工字楼来，说江青让大家快些吃饭，饭后到景山去摘苹果，并且要带上《毛泽东选集》，到北海仿膳去学习。 到景山半个多小时后，大家已摘了十几筐的苹果。江青姗姗来迟，晃了一下，然后叫大家随她去北海仿膳。 到仿膳以后，江青说：“本来打算九号才找你们，可是怕你们很快要散了。今天叫你们来一起学习《毛泽东选集》。” 江让大家发言，但没有人说话。 江青说：“你们知识分子爱面子。昨天我去三七机车车辆厂，工人们争着发言，到下班的时候，都不走。搞修正主义的人，能办得到吗？邓小平就是吴三桂，出卖国家主权，把原油、白布往外卖。白布染一下，就要卖很多钱。主席病重，双目失明，邓小平还迫害主席，送材料给主席看，说主席同史达林的晚年一样，有意气主席。现在还有人在跳梁小丑，让他跳吧。看他还能跳几天。” 江青的这些话，在我听来，用意十分明显。这分明是江青一夥已经准备好，要“逼宫”夺权了。 我们回到中南海前，汪东兴要大家到中南海紫光阁照像。同时华国锋来电话通知江青去中南海紫光阁照像，然后开政治局会。 江青接到电话通知自言自语说：“要开会，怎么事先不通知，临时通知？也没有说讨论什么事情。” 我们由北海赶到紫光阁。一组的全部工作人员和一中队及服务科值班人员已经都齐了。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及汪东兴到了以后，照了一张合影。在分散的时候，汪东兴叫了我，同我说，夜里到他那里去，有事情。 我夜里十一点钟到南楼汪的宿舍。我将白天江青在北海仿膳的讲话告诉了他。 汪说：“现在江青他们四处串连，分头活动。他们要动手了。本来想，晚一点再逮捕他们，因为主席去世还不到一个月，恐怕群众接受不了这个大变动。但是现在不能再晚了。时间越久，越容易走露消息。明天是五号，实际上现在已经是五号了。六号晚上要在玉泉山召开政治局会，会前逮捕江青四个人，然后再进去通知政治局委员。谁反对就逮捕谁。”汪又嘱咐我，让护士全部回各自的医院。医生能回去的，也都回去，只留三、四个就好。六号以前，中南海留下的人越少越好。 我回到到工字楼已经是日凌晨三点钟了。我准备当天就解散医疗组。没想到，九点钟还不到，张玉凤通知我，江青要医生和护士们再去景山去摘苹果，然后到北海仿膳去学习《毛泽东选集》。大家随即到景山摘了两个多小时苹果。江青来了。 她同大家打了招呼，摘了几个苹果，然后通知大家到北海仿膳去学习，请大家一起吃饭。 正在学习《毛泽东选集》的时候，汪东兴打电话找我。他十分不高兴地说：“不是已经告诉你日程的安排了吗？怎么还不让护士们回去？” 我告诉他经过的情况。他说：“好吧。你安排护士们回去，全体医生到国务院小礼堂会议室，华（国锋）总理要你们报告主席去世的情况。参加听汇报的还有我和洪文、春桥同志，江青同志也参加。” 九月二十二日的医疗组政治局汇报没有完成。我想这次的会议是华国锋故布迷阵，不使江青等人起疑心的作法。 江青一进国务院小礼堂会议室就问华国锋，为什么不早通知开这个汇报会。华说，上次在人民大会堂开汇报会，没有开成（见前文，此会被许世友打断），让医生们正式汇报一次，再向政治局报告。 华说：“毛主席去世已经二十六天了。他的发病、抢救和去世情况，还没有向中央政治局正式报告。现在要大家向我们在主席病中值班的四位政治局委员和江青同志，正式汇报一次。汇报完了以后，你们写一份详细的病情经过报告。你们每个人签上名字，报给我们。我们签名，再报中央政治局。” 这份书面报告，我们早已经写好，而且大家都已经签了字，由我宣读。 正宣读一半的时候，江青立起来，向华国锋说：“国锋同志，我身体不好。听病情报告，听不下去。好在是由你们四位负责值班的。我请假先走了。” 说完以后，江青向门口走去，走时似乎喝醉一样，东倒西歪。我叫了几声服务员，没有人走进来。我只好立起来，扶住了她。 这时我看到汪东兴对我直瞪眼，并且轻轻地摇头。我明白这是他向我打招呼，不要扶江青。汪后来告诉我，华国锋认为我去扶江青，是向江青讨好。我辩解，只有这样，江青才不会感觉到要发生什么事。汪后来同意，那时扶扶江青也好。 江青走后，继续汇报。没有提出什么问题。张玉凤这时连续催促医生们去北海仿膳吃饭，因为江青在那里等。我们都无可奈何，只好散会。 六月上午，我同剩下的几位医生正在整理病历纪录，张耀词打来电话，叫我把护士们全找回来，江青要跟大家照相。我感到十分困难，五日已将护士们遣散，临时找非常不好办。我问张，这件事汪东兴知不知道。张说，汪在睡觉，还没有报告给他。 我让张自己同卫生部办公厅交涉。张说他没有时间，还是要我办。我通过卫生部办公厅，找到了这些护士，同江青照了相，又送她们回去。 后来在“揭批四人帮”运动中，这张合影成了护士有勾结的证据。张耀词一口否定是他通知照相的。汪东兴出面后才算了事。 六月晚上八点钟，华国锋叫所有政治局常委和负责《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出版的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和江青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华国锋告诉江青等四人，要他们在玉泉山向政治局汇报《选集》的提议。 华国锋和叶剑英早已到了。汪东兴不是常委，他躲在隔壁。 张春桥先到，他的警卫员和秘书都被留在外面。张进来后就由华国锋宣布，将张逮捕。王洪文后到，当华宣布逮捕他的时候，他原来要挣扎，但是两名警卫团的干部将他按住，他全身松懈，已经立不起来了。 当晚十点，姚文元仍未到怀仁堂。由汪派警卫团会同警卫师的人，到姚的家里将姚逮捕。 张耀词带领一中队的人到春藕堂，逮捕了江青。江青当时说：“我早就料到了会有这么一天。” 逮捕行动发生时，我在工字楼的房间里。那晚中南海一片寂静，没有任何骚动足迹象。第二天，一位在警卫团的朋友告诉我，逮捕了江青四人帮，还有毛远新、迟群、谢静宜等人。 四人帮分别监押在五一九工程内一处小房间内，由八三四一部队派人看守。四人帮被逮捕后，华国锋、汪东兴和叶剑英前往玉泉山怀仁堂通知所有的政治局委员。 没有人反对。 七月我回到家里，此时逮捕四人帮的消息仍未公布。长年以来，我终于第一次睡在自己的床上。我告诉娴，江青这由个人已经被捕了。她惊喜过望，说这下可好了。 我说，江青是被捕了，可是政治局还有人说，毛是被害死的（许世友就是一个例子） ，事情并没有完。共产党内部斗争不会完结，总会有人拿毛的死亡来作文章，我是不会有好日子过的。 我新近也树敌不少。张耀词曾明白告诉我，要不是为了毛，他早就整刽我了。 现在毛死了，我完全无依无靠。汪东兴虽然将逮捕江青的计划透露给我，但汪认为我已经没有什么用处了。汪现在权力日大，不再需要我了。 我和娴带着两个孩子，到西长安街的鸿宝楼吃了一顿烤鸭，表示庆贺江青四个人坐了监狱。 一九七七年底“揭批四人帮”的运动又展开了。领导干部大批前往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那时我仍是三０五医院的院长。张耀词终于伸出他的魔爪。汪东兴和张耀词二人要我去江西省进贤县的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那年我五十九岁。我在江西待了一年多，过着农民般的劳动生活。 北京共产党内部斗争不断。一九七八年十月，邓小平东山再起，张耀词和汪东兴因文革期间对邓在中南海内被批斗袖手旁观一事而遭到免职①。邓小平一直没有搬回中南海。我于一九七九年一月回北京三０五医院复职。 但我仍受谣言所困。我与汪东兴以前的关系过于密切，许多压力要我揭发汪的过去。如果汪东兴犯了政治罪行，我也有份。 毛在中国历史上的定位变得莫衷一是。我的过去与毛息息相关。如果毛有任何过错，我也必须分担。有些人说，毛的专任医生对毛的影响太在。反对毛的人说，医生们在救治工作上做了过多的无谓的努力。支持毛的人则指控医生们尽心治疗。 政治斗争仍在上演，此期间毛的死因一直传闻不断。当初值班的四名政治局委员——华国锋、汪东兴、王洪文和张春桥，两名去职。在中共中央内，没有人证明医疗组的工作无误。一九七九年十二月我写信给邓小平，要求解除三０五医院院长的职位。我在医院里无法发挥所攻，抑抑不乐。最后我在中华医学会挂名副会长。 由于邓小平的“开放”政策，我有多次机会出国访问。一九八八年夏天，我请示前往美国探亲，看看我两个儿子。赵紫阳是当时的共产党总书记，中国那时正值最开放的时期。我获准离境。 我是为了娴来美国的。我们共渡的苦难岁月终于使她倒了下来。一九八八年二月，娴发现患有慢性肾功能衰竭。中国的医疗对她帮助极小，娴病势日趋严重。八月中旬，我与娴带着孙女到了美国的芝加哥，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团聚。我们希望美国的先进医术能治好娴的病。娴住院治疗，经过多方抢救，终于因为肾功能衰竭，一九八九年一月十二日去世。 娴临终前说服我写这本书。在医院中，娴陷入最后几天的昏迷之前，一再叮嘱我，为了我们的后代，一定要将这二十二年的亲身经历笔之于书。我为此己付出的代价是我一生的年华和爱妻的生命。 一九九０年，中央警卫局写信来表示要没收我的房子。我坚持不同意。一九九二年，他们还是将房子收回。我分别给前国家主席杨尚昆、中央警卫局长杨德中、卫生部部长陈敏章及总书记江泽民写信申诉，但都石沉大海。 我将一生献给毛和中国，但我现在成了真正的无产者。我用哀痛的心情完成数十万言的著作。我写这书，是为了纪念与我患难与共的爱妻娴，也将它献给所有珍惜自由的读者。 注释：①汪东兴直到一九八０年二月才被正式免职，被迫辞去党副主席及政治局常委职位。 唉，闹了半天就为了套房子……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