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

1956-1959的三年间我奉派在国外工作，所以“鸣放”、“反右”、“大跃进”都躲过了。只是1959年回国后赶上承受“大跃进”的后果，通常称为“三年困难时期”，如今回忆起来最突出的竟是一个“饿”字，与“吃”有关的故事、轶事源源不断涌现出来。首先要交代的是，本人当时虔诚地“爱国、爱党”，政治热情极高，毫无独立思考能力，对一切公开的宣传和内部传达的情况、指示、精神从不怀疑，一味紧跟。越是困难、艰苦，越认为是对自己的“考验”，从不问一个“为什么”——是为大背景中个人思想状况的小背景。

互联网时代的阅读   傅国涌         现在已经进入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有很多。从经济上来说，已进入商业化社会，从一个传统农业社会进入到一个商业社会，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化。三十年来最大的变化反映在经济层面上，就是从农业社会开始全面进入商业社会，尤其温州这个市场经济走在比较前面的城市，这种感觉更加强烈。     从日常生活消费方式来说，已进入泛娱乐化时代，而不是什么娱乐化时代。“娱乐”是有特定的含义的，但在今天这个时代，传统的娱乐方式也受到全面冲击，也开始变化。现在社会各个方面都被娱乐导向所牵引，报纸特别是九十年代以后产生的新兴报纸，它的整个导向实际是娱乐化的导向，很多版面是娱乐版面，非娱乐方面的社会新闻也往娱乐方向靠，按娱乐新闻思路来制作，泛娱乐化的时代，给原来的休闲方式带来巨大的冲击，整个社会的心态日益浮躁，很难安静、冷静、平静下来。     从技术层面来说，进入到一个全面的互联网时代，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以往的世界是从上到下垂直的世界，互联网的世界是平的世界，以往信息的传递是金字塔式的，自上而下，最高层次特别是掌握权力的核心部门所掌握信息的是最大的，随着权力往下，信息流通呈递减状态，向下不断地递减，老百姓接受的信息主要靠小道消息。三十年前的中国完全是一个封闭社会，现在互联网的出现在技术上打破了任何信息的垄断，互联网提供的平台，在这根线上，每个人是平等的，美国总统和一个中国农民在互联网上处于相同的地位，因为世界是一个平的世界，每个人都有一个鼠标，在网络平台上，人与人之间获得了一种平等。     在商业化时代、泛娱乐化时代、互联网时代里，传统的阅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非常尊重读书的国家，有敬惜纸张的传统，长期以来我们都把读书看成非常神圣的事情，这种神圣感在最近的十几年，特别是在九十年代以后已被解构，已经没有神圣感，传统的阅读趋势也在走下滑线。根据最近这几年调查数据，《中国青年报》、新浪网都做过一些调查，国民的阅读率持续在走低，新华书店、民营书店的图书销售也在走下坡路，虽然每年出来的图书产量越来越多，每年至少在几十万种以上，但是真正的有效阅读变得越来越稀罕，很多人多少年已经没有摸过书，给我们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我们的传统阅读开始出现危机。     阅读危机会带来一个问题，大家都在追问世界的进步，其背后一定有推动力，它的主要推动力是什么？有人说推动世界发展、社会进步的最主要推动力是技术，比如说，瓦特发明蒸汽机就带来了西方的工业革命，造成全世界经济飞跃，从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进步。计算机的出现使世界开始进入信息化时代，整个社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文化方式都发生重大变化。互联网进一步把世界带入了后工业文明社会，也可以说是信息化社会，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传统的阅读到底还能起什么作用，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个人有一个看法，技术的进步是推动世界进步的主要推动力，但是每一个新技术产生的背后是什么？技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互联网不是一夜之间产生的，互联网为什么产生在美国这样的国家而不是产生在苏联这样的国家？苏联在1991年解体之前，是一个信息高度垄断、高度封闭的国家，苏联可以生产原子弹，氢弹，但它绝对不可能出现互联网，它缺的是自由。一个社会没有自由，它的思想、它的创造力就会受到大大的约束，要产生一种非常开放的思路，要把世界变成平的，那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互联网不可能出现在苏联，只能在欧美这样的国家才会有这样的技术发明。     技术发明背后最核心的还是“思想”，过去人们往往把“思想”狭窄化，以为思想是高深莫测的东西，以为“思想”是非常神圣的，跟某一些政治领袖、某一种权力联系在一起的，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想，只不过是每个人的思想不同。思想，简而言之，就是一种想法、一个念头，只不过思想五花八门，产生不同的层次，有深的，有浅的，有杂乱零散的，有系统整齐的，思想的创造力实际上是技术背后体现的力量，时代越往后推，越接近后工业化时代、信息化时代，思想的生命力就会越来越显示、发挥出它的力量。     不要说跟我们距离比较远的西方发达国家，就说我们很近的邻邦，南韩这样的国家，它的传统文化也是儒家文化过去的，南韩的文化产业已经成为主要的出口产业，它的电视连续剧在中国大陆占有很大量的市场，在世界其他国家，它的份额也越来越大，并不一定是它的电视剧比我们的好看，是因为支撑它的思想更加自由、更加开放，那种思想带来的社会发展、经济发展、文化发展。     我最近看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好多年的一个调查报告，叫工业白皮书，对中国二十年以来的工业化成长做了非常全面系统的调查，得出了基本性结论。其中有这么几点： 第一点：现在中国工业化已进入到这样一个阶段，东部跟西方的差距在不断地缩小，中部地区大概跟我们相差十年，西部大概相差二十年，东部地区工业化成长空间大概有五到十年，五到十年我们将面临着工业化没有大的成长空间，基本上就停顿在这个水平上，能够消耗的资源，能够用到的土地基本上都饱和了。五到十年以后，人们将不再思考传统工业的问题，那些低层次、粗放型的工业化产品已经基本可以满足社会市场的需要。     以后的人们还是要回过头来关注两大问题：第一是环境问题，这可能是今天的中国面临最复杂、最尖锐的问题。我们二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事实上，是建立在对环境的掠夺性开发之上的，我们没有在经济发展、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恰当的平衡点，我们的产业大部分都是粗放型产业，没有高技术产量，在这一点上，温州也非常突出，温州产业主要是服装、皮鞋、低压电器等技术含量不高的产业，这些都没有什么高科技含量，也不需要什么特别的创造性，实际上没有长久的竞争力。这个时代越到后面，就越会清晰地发现真正核心竞争力是思想。思想或者换一个词来说，是核心价值，一个社会能否形成自己的核心价值，能否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就是是否拥有世界竞争力的一个根本，我们就可以把话题回到今天的阅读主题上面来。在一个工业化高速增长的时代，一个商业化的社会里，倡导建立学习型社会，就是关注未来，应对未来的变化。     第二是文化问题，跟环境保护同样重要。几千年以儒家价值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清朝末年以后，实际上已经走向了解体，经过“五四”的冲击，特别是1949年以后以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为导向的立国理念和儒家理念实际上是对立的，传统文化价值早已所剩无几，社会上出现的“国学热”，基本上还是泡沫阶段，还未进入实质新阶段，真正的国学是要讲根基的，不是说你读了一本于丹的书，就懂了国学，不是这样的，真正的国学要有童子功，从小学习经典，对经典非常熟悉。而我们现在走的是快餐化道路，经过现代包装的快餐化的解读，实际上是远离了经典，而不是接近了经典，经典本身来不得一点点虚假，必须下死工夫，你不理解，你也得诵读过，古人读书在私塾里就是要摇着脑袋晃来晃去，跟唱歌一样，那个很有道理，阅读就是要读出声音来，不光是用眼睛看，还要读，中国的古老文化已经中断。     西方的文化我们还没有很好接收，现在在经济上讲市场经济，讲市场化，跟西方全面接轨，我们加入WTO，还签署了两个公约，但是人大还没有批准，要融入国际主流文明，要跟国际社会接轨，这个路径、方向是明确的，是要往西边靠。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在技术层面接收了，但是在观念层面、价值层面还是由内在的排斥，有很多制度和西方是截然不同的。在这样的状态下面，我们是中西都不靠，环境危机之外的第二个深刻危机就是文化危机，既没有很好传承世世代代东方文化最优秀的成果，又没有把西方文化最核心价值接收下来，只接受了西方的高科技，接受了西方的声、光、电、色，西方一个新技术出来，手机我们换得很快，在通讯方面、电视、互联网技术层面接收得很快，但是我们跟它的制度文明、核心价值有非常遥远的距离。我们正处在一个青黄不接、中西不靠的时代，这个时代对我们子孙后代隐含着巨大的风险，从中国所走过一百年和最近三十年改革开放的道路来看，中国要走向主流文明，要融入国际社会这个大方向是毫无问题的，无论有什么力量的阻挡，随着时间的推移，肯定是阻挡不住，“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尤其在温州这个地方，温州人看得非常清楚，三十年前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到后来，办一个企业雇工还不得超过，今天私营企业已经占了中国半壁以上的江山，在温州已经是完全以私营经济为基础的社会，这些都是全民共识。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光是在经济层面，在文化层面、社会层面、政治层面等其他各个不同的领域，也可以看到未来社会往哪另一方向不断地渐进，这个变化很可能比较缓慢，不是一夜之间天上掉下一个馅饼，我们去享受果实，很可能需要时间，需要全体中国人做很多努力。     传统的阅读在这个过程中，必须回到我们生活当中。古今中外，最优质的、最好的文明成果、最有创造性的思想都是靠书籍这种形式记录下来、传承下来。如果不读书，这些东西不可能接收，一个人不可能任何事情是直接去体验，必须接收间接的经验，必须通过书本、通过其他人的成果，站到别人的肩膀上，才有可能往前推一小步，文化上每一个进步都不是天上掉下来，孔夫子写《春秋》，他是总结前面，孔子的思想不是一个人想出来，孔子也是在他之前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础上，想出来一些自己的哲学思想、教育思想。       阅读是人类要往前走不可回避的一个起点。我把当代的中国阅读趋向做了一个简单划分，现在中国阅读的趋向大概是三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功利性阅读或者叫实用性阅读。功利性无可厚非，一个人要安身立命，必须有一技之长，用过去的话说要有手艺，会弹棉花，会修皮鞋。实用性阅读在古代就是只读科举考试需要的那些书，可能读一辈子也未必成功。现在的学生从小到大至少要用十二年的时间，耗费在跟他直接兴趣不一定有太大关系的功课上，这些阅读就是实用性阅读，或者功利性阅读，它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为了应付考试。包括为了职业需要去读书，比如考某一个资格证书、考英语的某个级，这些也可以归入功利性阅读，这一类阅读在中国是最多的，可能大部分人在这种阅读上一点问题都没有，中国人是最善于考试的民族，中国人都是考场上久经考验考出来的。     第二种类型，是泡沫性阅读。人家读什么，我读什么，我自己没有什么选择，媒体上、社会上流行的就是好的，凡是流行的就是好的，就一定要去看一看，不管这个东西有无文化含量，对自己是否有益，都可以不管。     第三种类型，是超越性阅读。它跟自己的功课无关、考试无关、考资格证书无关、跟职业无关，就是自己有兴趣，我要拿来翻一翻，就是一种精神需要。       下面就这三种不同类型阅读做一些阐述：       一、功利性阅读     中国有近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历史，从隋朝科举考试到1905年慈禧太后下令废除科举，经过隋、唐、宋、元、明、清六个朝代。在这六个朝代中，中国人读书只有一种选择，只有一种道路，学得的文武艺卖给帝王家，学而优则仕，只有读书做官这一条独木桥。长期以来，我们这个民族给每个人提供的可能性非常小，空间很狭窄，生下来就被这个社会规定只能走某一条道路，能选择的路不是很多，要读书只有走科举之路，考上可以去做官。     我们得承认科举制度有好处，它至少有这么几个好处。它提供了一个社会流动的可能性，一个底层的农民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只要他读书读得好，可以通过科举走举人、进士的道路改变社会身份，实现从下到上的流动，一个平民可以成为一个贵族。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提供这种流动空间，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空间，这个社会是高风险的。无论有怎么样强大的国家机器自下而上的约束，如果社会底层平民一生下来没有任何出路的，怎么努力、怎么奋斗都不可能进入上层社会，生下来就注定永远是底层社会的人，这个社会也是在高度风险中。社会制度安排里必须有一条，要让底层的人有机会翻身，有机会改变命运，知识可以改变命运，要有这个可能性。科举制度相对而言提供了这样一种途径，有很多平民是通过科举之路往上走出去。     科举考试是一个制度安排，可以让人通过读书实现改变命运的这种机会。全社会对书本、对读书、对字词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这种敬畏非常重要。一个社会对文化失去敬畏，这个社会很可能退回到原来时代，没有文字记录的时代，社会文明的演化是一步一步走过来，最初并没有文字，是因为社会有这个需要，才产生了文字，对文化的敬畏很可能是社会往更好方向变化的基本动力，科举制度不能一棍子子打死说它不好，它也有很多的好处。哪怕从科举考试产生文官这个制度本身来说，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官考试制度，后来英国人学取的文官考试制度就是参照中国科举制度。     现在科举制度没了，文官选拔制度也改变了，但在这一千三百年当中，人才的选拔、官员的选拔机制是比较健全的，每个人都是通过一条路考上去，作弊当然有，一千三百年当中不可能没有人作弊，但大部分是公正的，它具有相对的公正性，在考试上还是要凭真本事，考试时关在里面好几天，吃喝拉撒都在里头。     我举个例子，浙江海盐出了一个很有名的进士，商务印书馆的创始人之一张元济先生，他是一代出版大家，缔造了商务印书馆的辉煌。早年他在杭州第一次考举人时，年纪也比较轻，考试时自己要烧饭，连烧菜的锅、柴、米、油、盐都是拎进去，所以有两个篮子，一个篮子装吃用，一个是篮子装写字用的笔墨纸砚。他从来没有做过面条，他把冷水倒下去以后，面条就下去，煮出来的面条都是糊的。回家以后把这些事儿讲给家里的人，就变成笑话，这个笑话流传了一百多年，那一场下来，他考上了举人，跟蔡元培同一期。这样的笑话在科举制度是一代一代都有。 科举考试对中国的文化影响力、中国读书人影响力实在太深太大，这种功利性、实用性阅读目的非常明确、非常单一，在上千年的中国，给我们中国人奠定了一个心理基础，非常强大的惯性，读书就是要有实用，如果不实用，人们就会放弃。     1905年慈禧太后下决心要把科举废除，当时面临外国列强不断入侵的危机，清政府根本无能力抵抗人家，一开始觉得最先进的中国人、最有智慧、最有头脑的第一批中国人魏源认为是我们的技术不如人家，人家会造船、造大炮，就是坚船利炮，这个观点花了几十年时间才被中国人接受。魏源提出这一观点是在1840年以前，接受这个观点花了几十年时间，中国开始有一批人进入了实质性的阶段去，学习西方的技术，造船、造武器，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洋务运动。     但是船造出来，武器造出来，舰队建立起来，甲午一战，一打就输给了日本，日本当时的军舰总吨位不如中国人，整个实力应该中国略居上风，但还是失败了，这个比鸦片战争还要更大。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睡了六十年，中国人没有被鸦片战争打破，1840年至1842的鸦片战争没有改变中国人的想法，我们还是天朝大国，只不过技术不如人家，学一点就可以了。     甲午战争终于把中国士大夫彻底打醒，读书人发现光靠技术不行，人家技术背后有另外一个东西，我们还得进一步去看清人家什么，日本从一个东亚小国迅速崛起为亚洲的大国靠的是明治维新，明治维新是学习了西方的制度。在一部分读书人中间，就产生了变法维新的思想，所以就出现了1898年光绪皇帝的百日维新。我们道路先是学技术，觉得学技术不行，我们要学人家的制度，我们也要变革制度，百日维新不就是103天，在这103天当中，真正执行光绪帝变更命令的只有一个湖南省，湖南省巡抚陈宝箴和他的儿子陈三立在湖南搞新政，把湖南省搞得轰轰烈烈。但是103天以后，慈禧太后发现自己的大权削弱，所以发动宫廷政变，改良的道路没有走通，所以才会导致后面清朝的垮台。     慈禧太后镇压了戊戌变法仅仅两年，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帝仓皇逃出，一路上颠沛流离到了西安，一个长期处于深宫的养尊处优的老人，哪里吃得起这样的苦头，从这以后她要下决心要有所改变。1901年她就开始着手做一些新的变化，历史上叫“晚清新政”，我们以往把这个忽略过去，事实上“晚清新政”在清朝后期的历史非常重要，它做了大量的事情，做的很多事情跟我们现在市场经济很相似，而且我们的步伐迈得更远，不光有经济改革，鼓励民间办企业，如果投资总额达到两千万两银子，可以享受头衔待遇，给你一等顶戴花翎，在商业部给你挂一个头等顾问官，如果投资到几百万以上，就可以有七品的顶戴，用这个作为鼓励措施，让中国人去投资商业、去投资工业，这是经济上的措施。在政治上，对政权也有所改革，中国自秦以来，统治结构没有变化，都是六部，但是“晚清新政”产生了一些新的部，像教育部、农工商部、邮电部、包括外交部都是这个时候才产生的，变化非常大，迈的步子比光绪皇帝还要大，实际上执行了百日维新的遗嘱，是一场没有光绪帝的变法。     在这个过程当中，慈禧也看到教育的重要性，传统的四书五经培养出来的士大夫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的要求，在一个迅速变化的时代，在西方比东方强大的时代，四书五经训练出来的读书人应对能力不行，根本无法面对这样一个近代社会，所以开始办新学堂，按西方模式办出了京师大学堂，许多新式的小学、中学都是那个阶段出现的。浙江大学前身求是大学堂也是在那个时代办的。科举制废除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产生，学校办出来，学生不来读，有些人不愿意把自己的孩子送到新学堂，新学堂读出来没有出路，最终社会要承认的还是科举功名，还是要从秀才、举人、进士一路往上考，新学堂走出来的学数学、学外语，但是没有科举功名做不了官，解决不了出路问题，因此招不到学生。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进一步讨论，大家觉得不如快刀斩乱麻，一下子把科举考试废除，逼你把孩子送到新学堂去读书，只有这么一条路。     在这样的情况下，1905年9月慈禧终于下诏书，把连续了一千三百年的科举制给废除了，中国人读书做官的道路中断了，但是科举制的废除并不意味着长期以来积累起来的，已扎根民族内心深处的读书做官情结，不可能随着科举制的消亡马上改变过来。当时，进京师大学堂读书的多数人都是贵族子弟，那里仍被看作一个培养官员的官僚养成所，不是一个真正的近代意义上跟西方接轨的大学，不是讨论专业知识、精神修养的地方。直到1917年蔡元培到了北大以后，做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把北大的价值观整个扭了过来。     就整个社会趋势来说，上千年的东西不是一百年就变得过来，在中国人的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是把读书跟实用、功利的东西捆绑在一起的，这种情结不可能一时化解，中国教育最辉煌的时期是1949年以前短暂的民国时期，那个时候产生的大学有三种基本类型：第一种是国立大学，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第二种是私立大学，以天津南开大学为代表；第三种是教会大学，比较典型的是圣约翰大学、燕京大学，燕京大学就是现在北大现所处的位置，名义上说北大和燕京是合并了，实际上燕京已消亡，不存在，燕京很多老校友希望恢复燕京大学，但是政府还未同意。燕京大学1919年才创立，到三十年代时就成为一流大学，课堂上不传播宗教信仰，是完全开放的。经济系有一门课专门讲社会主义，教授在课堂上讲《资本论》。教会大学、私立大学、国立大学三足鼎立、齐头并进，在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大学，实际上受到各国尊重的，这可能是高等教育的黄金岁月，所培养出来的人，我们今天都无法超越。     最近纪念西南联大成立七十周年，我给《新京报》写了一个评论《遥望西南联大的传统》，重温西南联大的传统时，我就想到那个时候的大学，在那样简陋的条件下，实验室就在那些破庙里、破茅草房里，但是培养出来的学生能成为第一流的科学家，包括杨振宁也是西南联大的学生，跟他一期的李政道是浙大的学生。他们在偏僻的贵州、云南这些地方读书，谈不上教学条件，靠的就是师生之间的传授。     有一个笑话说，现在的学生是机械上流水线生产出来的，跟服装一样的生产。以前学生是手工作坊生产出来，一个师傅只能带一个徒弟或者两个徒弟，带出来的徒弟能够祖传师业。现在博士生论文答辩，一个上午多时是九个人，甚至是十几个人，结果是所有人都通过，因为不会不通过，时间来不及，论文看都没看就通过了。     成批量生产跟手工作坊的时代确实差异特别大，每个大学最核心的东西是大师和图书馆。现在大学的图书馆不再像过去大学的图书馆变得那么重要，人们不再把这个看作是神圣的圣地，以往我们知识传承，渠道比较单一，只有一个地方就是靠大学，要不靠图书馆，而现在百度一下、搜狗一下就可以。互联网时代这种工具快捷方便，对一般性资料整理来说确实有点用，但是网络知识有一个最大的弊病，网络知识都是复印机，只要网络上有的东西，都是全世界可以共享的知识，借助这个东西来学习、来提升、来一般了解是不够的。所以一个民族最终要有创造性，还需要读书，离不开传统的纸质读书。       二、泡沫性阅读       泡沫性阅读和娱乐化时代、泛娱乐化时代密切相关。我们都很忙，所有人都很忙，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都上了高速公路，所有人都飞在空中，我们的时间特别宝贵，每个人都很忙，为忙而忙，几乎所有人都陷入这么一个状况。其实这是一个时代的氛围，这个时代氛围让人觉得非常躁动不安，我们要急于成功、发财，我们要追求财富的梦想，追究成功的梦想，这些东西本来是合理的，追求财富的梦想、追求快乐的梦想、追求各种各样的梦想是每个人天生的权利，但当所有的人都渴望着天上给自己下一个最大的馅饼，渴望这个馅饼以最快的速度下到自己的手里，甚至不需要去花一点力气到门口去拣时，这个世界就开始发疯。事实上，经济化社会有好的一面，但是所带来的负面东西也很多，比如环境破坏，还有对人的精神摧毁也很大。     所谓高级知识创造、第一流的文明成果很可能都不是忙出来，而是闲出来的。昨天我跟我的老师在讨论问题，哲学家不是忙出来，是闲出来，他要有很多有闲时间坐在那里做无用功，在那里喝茶，在那里看天空，温家宝总理讲要“仰望星空”，不能光是脚下地，还得头看天。这二十年来的中国，离星星、月亮、天空越来越远，很难停下脚步好好看头上的天空，其实看天空也是一种思考，是一种思想的过程，很多创造需要你不要太忙，但是为了谋生，人不能不忙，这就是一个矛盾，是经济化社会必然会带来的，西方社会都经历过这个阶段。       十九世纪工业高速发展时，经济不停往前奔，西方社会也曾经面临这样困惑，人们远离阅读，远离星空。但西方比我们好，它有宗教的平衡，它有上帝，我们没有上帝，当然现在寻找宗教、寻找信仰，家庭教会据说在中国发展很快，据说有七千万人已经加入到这个行列，但是中华民族确实是一个比较功利性、实用性的民族，自古以来我们就缺乏宗教信仰，缺乏超越性的东西，缺乏完全离开日常伦理的信仰。中国文化原创是诸子百家时，即春秋战国，那个时代诸子百家主要的家有儒家、道家、墨家、兵家，各个家表面上有所不同，但实际上骨子里都是一样的，他们只思考现实人生，孔孟都是思考日常生活中看得到、摸得着、客观存在的东西。孔子不思考鬼神的问题，不思考无法把握的问题。老子看上去跟他是对立的，老子讲无为，老子所提供的是另一套政治哲学，《道德经》讲的也是人生，也是政治，跟孔子一样，孔子讲伦理给最有权势的人做施政的参考，就是要实行仁政。老子提供另一套说法，要每个统治者要无为而治，这样才能治得好，不要有为而治，背后还是离不开现实的社会。其他墨家、兵家、韩非子、法家更不用说了，都是围绕着现实生活来说的。     中国在原创性的文化轴心时代，没有产生各个分支学科来，而西方从古希腊到亚里士多德手里就发展出政治学、逻辑学、动物学、植物学，各种学科都发展出来，人家开始往多学科方向发展，而我们在春秋战国，在文化最发达、最繁荣的诸子百家时代，还只是思考眼前的问题，没有思考无用的问题，只思考有用的问题。社会发展到今天，诸子百家的时代离我们很远了，对诸子百家时代讨论的问题已经很陌生。现在的人变得更加急迫，恨不得立竿见影，传授快速发财法之类的东西，这是当下最急用的，那些东西都过时了，放在今天变得无用，社会的发展速度确实非常快。     在这样的节奏下，泡沫性阅读迅速占领阅读空间，到新华书店一看，摆在最醒目位置、最好的地位大部分粗制烂造，最多几个月内炮制出来，用剪刀、糨糊剪辑出来的题目很醒目，很吸引你，这种阅读让你看一眼就过去，就像报纸是一天的生命，过了几天就成废纸，这种书籍提供也是这样，翻一遍就过去了，但是它的杀伤力非常强，它捕捉人的心理，知道最近这段时间的卖点是什么，哪方面的泡沫书能吸引眼球。现在的经济便是眼球经济，阅读便是眼球阅读。我称之为泡沫性阅读，就像肥皂泡一样，过去就过去了，没有精神含量，就是一种虚幻的东西，但它的力量很强大，这种泡沫性阅读的扩张就给传统阅读带来第二个巨大冲击，比功利性商业大得多。 我举一个民国时期非读书人的例子。那个时候没有网络，没有电视，人的休闲方式可能听听比较高雅的艺术，如昆曲、京剧，电影还是比较稀罕东西。看看晚清民国时代的企业家，他们的业余生活让我非常吃惊，这些整天跟机器、跟商业打交道的商人们，如荣毅仁的父辈，特别是他的父亲业余生活都非常简单，基本上是看书、写毛笔字，有时候画点梅花，他最喜欢梅花，很早就在无锡太湖边买下了一块地，种了几千棵梅花，就是现在我们到无锡看到的梅园，那个时代读书人、企业家跟今天人很不一样，荣氏家族建立了梅园以后，任何人可以随便进出，不要门票，小商小贩可以随意吆喝卖东西，有人跟荣德生说，梅园毕竟是私家花园，是个人掏钱修起来的大园子，怎么可以这样？他说随他们，本来就是为了社会。在那个时代，企业家的业余生活，包括荣家在无锡一共办了四所男子小学、四所女子小学、一所工商中学、一所江南大学。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完全是由个人的捐款办的，贫寒子弟可以申请免费。荣氏兄弟在那个时代企业家当中，绝对不是孤立的，比如重庆的卢作孚，他的船队鼎盛时期是中国最大的民营轮船企业，他非常喜欢看京剧，喜欢看四川编的川剧，看戏对他来说比较奢侈，主要是读书，不管出门还是在企业管理空闲时，拿点书看。卢作孚喜欢看美国人的书，美国著名的《读者文摘》，里面的信息量非常大，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是他非常喜欢的读物。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回忆录，他都非常喜欢看，也看一些欧洲工业史、欧洲经济史这方面书，跟企业没有直接关系。他的民生公司经常请外面学者、各方面专家过来演讲，他还办一个刊物，起名叫《新世界》，我想今天的企业绝对起不出这样的名字。那个时候企业家追究的境界完全不一样，他们看得很远，站得很高，他们赚钱是人生的一部分，不是他的全部，这些分得非常清楚。 还有一个大企业家叫穆藕初，当年是棉纱大王，他从美国获得了一个硕士学位，回来以后办企业。他儿子到杭州找我聊天。他说小时候在家里，记得最清楚一样东西就是捉迷藏时，在书柜的后面看窜来窜去，他们家书柜跟图书馆一样一排一排很多，有很多洋文书、英文书，他父亲除了爱好昆曲，也写书法，读书，业余生活基本上都是这样。      这些第一流的企业家，他们的影响力对当时的中国是非常巨大的，他们对阅读都保持了终身的兴趣，一辈子，无论是贫穷还是发达，都不忘这种阅读的习惯，都保持着良好的阅读状态。这种读书做人的境界在民国能够做到，以后的人难道永远都失落，不可能找回来吗？还可能有一个回归，现在只是一种设想，将来的中国，等到工业化成长到一定程度时，脚步放下来时，许多人可能从大量的功利性阅读和泡沫性阅读走出来，回到真正的超越性阅读。       三、超越性阅读       超越性阅读就是“读无用之书，做有用之事，遣有涯之生”。     读无用之书，读这些书未必给我们带来直接的用处，不会带来实际的利益，不会有立竿见影的好处，就是为读书而读书，读无用之书。但是做事要做有用的事，对自己有利，对社会有利，对他人有利，利己利人。长期以来，中国人变成了利己不利人，出现了一个道德的危机，这个民族变得越来越冷漠，越来越冷血。利己又利人的社会，才是长期可持续、温暖的社会。我们现在讲和谐，就是因为社会出现了大量不和谐的因子，因为不和谐，我们提议要建和谐社会。这个社会缺什么就会提什么，现在提学习型社会，就是阅读出了问题，我们在阅读上有危机，我们的社会文化层面出现了一些危机，所以我们要强调这一点，这种强调是有针对性的。     人有三个基本属性：生物属性、社会属性、精神属性。人除了生物属性以外，还有社会属性、精神属性在，人不是一个简单的动物，并不是吃得很好就很满意了，如果这个人一直在饿肚子，第一追求、第一需要就是吃饱饭，他要追求面包，但是你把面包、水给他以后，吃饱了坐下以后，第一需要之后会产生第二、第三个需要来，人的需要绝对不可能满足于生物属性的需要，人有很多不同的需求，有社会交往的需求、精神追求的需求、自我实现的追求，马斯洛的人类需求五层次理论讲得非常清楚，社会不能只把人变成生物属性的人，人不能变成一种蔬菜化的生存，像一棵蔬菜一样，人不能只拥有选择不同品牌的电脑、彩电、洗衣机、空调的权利，人还拥有其他选择精神文化思想的权利，还有其他看不见、摸不着的这种权利，如果光强调人的某个侧面是不完整的。     有人说，市场经济是一个好东西。俞可平说，民主是好东西。光市场经济不够，还有别的东西，如什么什么是好东西，人的需要是都多种层次、多种需求，超越性的阅读，读无用之书满足的不是人类的第一属性，不是满足作为生物属性的需要，甚至也不是满足作为社会属性的需要，而是满足人类精神属性的需要，我们就是要读无用的东西，整天都去读有用的书，哪儿有那么多有用的东西可读，无用的意思要给自己一点空间，给内心的空间、精神的空间，给自己一些放松，给自己一种滋润，在这个当中，会得到新的体验、新的东西。     读无用之书，不做无用之事，还是要做有用之事，这是明确的。做有用之事是满足人的社会属性，你不是一个孤立的，一个人孤立地生活在荒岛上，你是生活在世界当中，不可能光是为你一个人的存在而存在，还是做有用之事，利己又利人。     遣有涯之生，知识无涯，生有涯。生命是有限的，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可能非常短暂，活得长寿也不过是一百多岁，迄今为止也没有发现更长寿的人，所以人生是非常有限的时间存在，有涯之生如何过，完全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选择，什么叫成功？现在往往把成功理解为物质化的成功，叫豪宅、豪车、二奶三者合一，三位一体就是成功，似乎满足人的生物属性的最大需要就是成功，这个社会流行的价值观是这样，也受到很多的批判，但社会按这样的步子在往前走，在这样的时代里，我们强调超越性的东西，强调读一点无用之书，可能有点奢侈，但是奢侈的东西是好东西，如果说不奢侈的东西，随手可以拣的东西来得太容易，未必是好东西。     人跟其他生物最大的不同是，人是有精神家园的，不是无根的飘萍，不是天上的断了线的风筝，他是有根的，这个根在古往今来的一条线下来的文化命脉当中，历代的传承，从春秋战国、古希腊、古印度这样下来的，这些文化都记录在历朝历代以来书籍当中，经典读物跟普及读物是不矛盾、不冲突的，是因为这个时代把自己的文化水准有意降低。     朱自清先生早年写过一本书，很薄的小册子《经典常谈》，今天已经成为经典，其实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通俗读物，但他写得很精到、很准确，表达也很流畅，在当时是一个通俗读物，有小学文化的人都可以去看，今天一般大学生也不会去看朱自清这本书，我们不断地矮化自己，把自己不断往下降，只配去读特别浅显的书，稍微有一点深度的东西我们就觉得高不可及，说到底最好的书往往是并不深的书，所谓雅俗共赏才是真正的好书。孔夫子的《论语》是实际上一个对话录，苏格拉底留下来的著作也是他跟学生的对话，本来都是口语，本身很浅显，根本没有必要把它给扭曲了、矮化了、重新阐释了，变成另外的东西，这样的书直接可以去接触原著，一点问题都没有。     一个人在一生当中，因为职业的区别，可能接收的信息是不一样的，读的书不一样，但是有相同的东西。一个人一生中总要读几本经典，真正的文化在那里面，那里才有含金量，大部分泡沫性的书里是没有含金量的，它是速朽的东西。我们不可能去读很多书，就算一年365天有300天在读书，一天读一本，一年也只能读300本书，读十年也就3000本，一生读一万本书就了不起了。人生有限，生有涯，书无涯。读不了这么多书，在这种情况下，读一点跟自己的职业、专业毫无关系的书，这个时候尤其要选择，一个人品位的高下、精神格调的高下就取决于你的选择，你怎么选，你就是什么样的人。我喜欢跟学生讲“读第一流的书，做第一流的人”。只有读第一流的书，才做得了第一流的人，第一流的不一定在某个领域获得巨大的成就，有建树，不一定钱最多、官最大，所谓第一流的人，就是具有开阔的视野，看得到世界，看得到星空，知道自己在什么位置，对自身有清醒的认识，对社会有相对清楚的判断，对世界有理性的认识，这样的人都是一流的人，不一定要求你按世俗标准取得某方面的功成名就，也可以成为第一流的人。基于这样的考虑，读第一流的书就非常重要，那些第一流的书长期以来都被放在一边忽略了，总觉得高不可攀，深不可测。     我年轻时，在温州图书馆读过很多书，它给我一生提供的支撑是非常强大的，我经常跟人家讲，如果没有那个阶段，八十年代中期在温州时读过一些第一流的书，我是站不起来的。我当时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名著”等一批书，比较集中的读了两年这方面的书，一辈子可能享用不完，就觉得我背后有一种东西推着我，我看到人类曾经的文化创造，在我的眼前，就不会有别的障碍阻止我去认识一些新的东西。一个人一旦有机会去看过一流的书，就会给自己一片内心的空间，眼前就有一个更大的世界，让自己看到星空上面有那么多灿烂的星辰，超越性阅读就是读第一流的书，读无用之书，读跟自己职业并无直接关系的书，读这些书的过程就是跟第一流人物对话的机会，一个人在有限的生命当中因为职业、地域、时间的关系，你不可能亲身接触世界各国古往今来的一流人物，不可能去请教苏格拉底、孔子、李白，你只能通过读书，读书的过程实际上是跟有史以来的最有创造性的人物直接对话，在这些对话当中，自己的精神得到了滋养，自己的品格得到了提升，这个过程特别是对年轻一代具有深不可测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有幸在二十岁之前接触到一本哪怕是非常好的书，可能这本书就决定了他一生的命运。世界上有很多东西，可能改变一个人，我觉得有三样东西，遇到就可能改变，某一个人、某一本书，甚至某一篇文章，你遇到了或许就改变了，从这里打开了你的世界。     经济学上经常讲“看不见的手”，我是做历史的，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发现历史背后也有一只“看见的手”，往往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命运，决定着一个国家的走向，特别是在一些关键时刻，对于一个个人来说，特别是在关键的阶段，很可能背后有一只神秘的、看不见的手，这个时候可以是任何东西，它是无形的，也可能是有形的，但它可遇而不可求。在这个过程当中，读无用之书就是给你提供这样的可能性，人不是在追求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过程中找到这些机会，而是在无意当中找到这些东西，很可能是这样，所谓的“无心插柳柳成荫”，经常是这样。翻一些无用之书，很可能给你的人生奠定了新的基础，找到新方向。     市场经济在带来物质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一些浮躁的、负面的东西，让人不知所措，处于人生的十字路口，特别是精神上的巨大失落。今天的社会已经是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至少可以把中国分成三个中国：上流社会，有社会学家说中国的富人是世界上最富的，可以过世界上最好的日子，可以闭着眼睛不想任何事儿，可以消费最奢侈的东西，这是中国的富人阶层，这样的人数据说以15%的速度递增，当然只能是极少数。最广大的底层中国可能温饱还成问题，为谋生而四处奔跑，劳碌一年挣得少，要有所改善，没有机会，儿女要受教育非常困难。《南方周末》几次报道相似的案例，为一千元医药费，夫妻双双投水自杀的案例好几个，数字都不大，就一千多元医药费。     在庞大的底层社会，在教育收费非常昂贵的情况下，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跟科举时代相比，不是在加大而是在缩小，底层的农民孩子要流动到上层社会，可能性越来越小，现在社会越来越血缘化、世袭化，这种血缘化社会结构会进一步加大，因为他有钱，可以让他孩子送到国外受最好的教育，竞争不在一条起跑线上。我们现在流行一句话，在中国，一个人生下来，要么生得好，生在富人之家，要么嫁得好。这几年统计数据显示，能够进入北大清华一流学校的农村学生比例在不断下降，带来的危机是很深刻的，农村已经凋敝，在工业化推动下面，农村在不断被削弱，农村过去跟城市差距不大，尤其是在民国以前的中国，农村里有乡绅、地主，这种人代表一种文明，那些人大部分是靠勤劳和聪明，农民在农村能够致富一般是有道理的，而且农村里的富人一般都有文化教养的人，是拥有秀才举人之类的科举功名的人，这样形成的绅士长期以来是农村支柱力量，这些力量在五十年代以来彻底洗牌、摧毁，农村从文明上有一个断裂，稍微有点能耐的人都往城市流，农村剩下的就是老弱残、小孩。     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也许是有史以来变化节奏最快的，很多的山水都不认识我们，田园牧歌的生活再也找不到，中国的读书人过去还有一条出路，除了做官以外，还可以退隐江湖，现在没有地方可以退，杭州附近有个严子陵钓台，是严光隐居钓鱼的地方，现在是著名的风景点，要门票才能进去。今天，还有哪个地方可以给你隐居？好山好水要么是被圈地做别墅、富人区，要么就成为景区，得有门票，剩下的地方，生态毁坏，千疮百孔，留给我们子孙将是一个什么样的中国，确实已经看得比较清楚，应该说最近这几十年的建设速度最快，生态破坏严重。 没有工业化，也不行，中国还可以关起门来搞农业社会，种点粮食自己吃，过那种传统的农业生活吗？处在整个工业化潮流的包围之中，想单独作为一个农业社会是无法存在的，人家会把你吞掉，历史已经证明，工业化的路不能不走，但是工业化的路走到今天，又有很多的问题，给人带来的隐忧非常具体和巨大，读书这个话题在今天也变得有点沉重和奢侈，不读书的时代，似乎读书是不合时宜的，今天在这里看到现场这么多朋友，老中青三代朋友，我觉得还不能这么悲观。 我们的民族，在很多人眼睛看不到的地方，在媒体上看不到的地方，在每一个角落还有读书的种子，还有思想的星星点点。面对同一本经典，每个人都是对等的，皇帝没有比我们更有优先的权利，我跟世界上最优秀的、具有创造力的人直接对话，同时我获得了平等，在这本书的面前，所有的权势都不存在了，无论怎么样显赫的权贵跟你也是平等的，世界是平的，就像互联网时代，我们打开Internet可以获得跟所有人的地位一样。读书也一样，能够在读书中找到这种平等，众生平等，没有一个人比其他人高，以往的价值观告诉我们，某些人高于某些人，扭曲事实，可以证明这些是荒谬的论点，我们读书，特别是读无用之书，就是要获得看待世界的基本价值，形成我们自己的价值，共同建立起一种新的核心价值，在找到核心价值后，这个社会就成为一个新的社会，互联网时代的中国必将产生本质性的变化，这一天什么时候到底，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但是它一定会到来。 时间有限，话题无限，思想无限，我就讲到这里。                                     【 2007年10月28日在“温州学人讲坛”讲，根据录音整理。 】

薄、谷加上海伍德演出的《性、谎言、录影带》限制级大片有情、仇、杀悬疑，英媒已揭露不少骇人听闻案情。现在新一波高潮要来了，就是王立军到底对美国提供了什么样的高层政治祕辛黑幕？美国几大报昨天就在追这事。 也就是说，针对薄熙来及妻子谷开来，以及王立军外逃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内幕，英国媒体及首相在内的官员，将掮客海伍德之死「刨」得差不多后。《纽时》昨天把焦点置於王立军向美方说了什么？有无提供黑资料？媒体及国会议员已要求美官员公诸於世。 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夕，有没有军头加入薄阵营？那位众所周知的政治局常委有没有参与阴谋，是否和薄共享女色？这些牵动十八大人事及中国政局稳定的祕辛，如今主动权操在美方。说不说？就看华府要不要给中南海面子。这又牵涉了中美的国家利益及国际政治的讨价还价。 北京在宣布对薄熙来停止党职处分、对其妻谷开来涉嫌杀人司法处分后。如今面临更多谣言风暴，特别是来自国际部分。由於一些谣言变成「预言」，让中国有关部门疲於奔命，却依然处於被动、劣势。 中方对全案处於被动，不能说是没经验，文革时期林彪不是叛逃吗？建国前的张国焘、顾顺章也投敌。问题是薄搞文革把戏，当局如果也如此，就太不与时俱进了。实情却正是如此，例如对薄採党纪，缺少法治精神。对薄案传达方式先党内再党外，这和应对1971年的林彪事件有何不同？ 其实，从毛泽东至今，每逢大事，中共一定紧抓枪桿子和笔桿子。所以薄案至今，媒体天天讲効忠，中央军委成员分赴各地稳定军心、中央要地方党官进京开会。这虽是中共18大维稳必然因应之道，可惜「境外敌对势力」不跟你讲这套，大陆网民也有「翻墙」本事。沿用老套就是「老革命遇到新问题」，给人观感自然成了「方向不明决心大」的写照。 作者：徐尚礼，来源：台湾中国时报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的一名记者对BBC表示，中国官员从一开始就隐瞒英国商人海伍德被谋杀的真相。 直到本月，中国才宣布怀疑海伍德在去年11月在重庆酒店被人谋杀，而不是死于酒精中毒。 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是主要嫌疑人，目前已被逮捕。 曾经担任过《人民日报》重庆记者站的站长助理的 《人民日报》记者韩平藻还说，在海伍德死后，参与处理的警察在到达海伍德死亡的酒店时马上就知道海伍德是死于他杀。 而且，当警察发现海伍德的死可能与薄熙来家有关联时都很害怕，因为薄熙来是重庆市委书记，是正在上升的政治明星，是一个人人惧怕的重要人物。 三名参与案件的调查人员因为担心被薄熙来手下人迫害提出辞职。 之后，王立军开始参与调查此案。据韩平藻说， 当一月份王立军向薄熙来汇报薄熙来的妻子谷开来涉嫌海伍德谋杀之后，薄熙来非常震惊，并且大汗淋漓。 半个小时后，薄熙来紧握王立军的双手，王立军以为自己的安全没有问题。但是他错了。他随后遭到解职，之后前往美国驻成都领事馆申请庇护。 海伍德的死也引发了近年来中国政坛上最大的政治丑闻。薄熙来也为此被免去重要职位，并受到违纪调查。 中国当局现在承诺英国政府会对海伍德的死因进行彻底的调查，然而最新所泄露出来的一系列细节让人怀疑北京的承诺到底有多大的作用。 人们担心由于中国政局的不透明性和神秘性，围绕海伍德死亡的全部真相可能永远无法得知。 BB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