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子陵

《明鏡月刊》記者吳若荷 “如果說上世紀40年代在野時的中國共產黨，還表現出是一個追求民主自由的進步黨，一個反對貪污腐敗的廉政黨，一個反對專制獨裁的民主黨；那麼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在執政掌權60年之後，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反對民主普世價值的黨，一個貪官‘前赴後繼’的黨，一個為維護權貴利益堅持專制獨裁的黨。”被軟禁中的著名學者、傳記作家辛子陵寫下這些文字，痛心疾首溢於言表。 “死不改悔”的“救黨派” 無論從哪方面看，辛子陵都應該跟1957年的“右派”毫無瓜葛。原名宋科的辛子陵，15歲時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1959年參加中國共產黨，曾任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等軍事學院助教，軍政大學政治研究室副主任、軍事學院出版社社長、國防大學《當代中國》編輯室主任等職，退休時，為中國人民解放軍大校，四級研究員。 但是，這位年逾古稀的學者，卻與當年的那些“右派”一脈相承：雖是一介普通黨員，卻按捺不住，要對最高領袖毛澤東及其一度炙手可熱的助手林彪剖析臧否，又是縷述“紅太陽的隕落——千秋功罪毛澤東”，又是闡發“中共興亡憂思錄”、更“放言救黨論國是”（均爲辛子陵著作書名）……猶有甚者，在他“禍從口出”，被當局下令禁言一年多、自己又身體不好、輾轉病榻之際，還是生命不息，進言不止，日前在明鏡出版社出版了近年文章的結集《辛子陵上書政治局》。 這部將近30萬字的文集，進一步證明了，辛子陵是當之無愧、獨立不阿的“救黨派”代表。貫串全書的思路，一言以蔽之，就是：只有向民主社會主義轉型，中共才有前途，否則將被人民拋棄，被歷史淘汰。他不“站台”，也不“拆台”，而是要“補台”——不論“站台派”還是“拆台派”對他譏刺也罷，誤解也罷，這位“死不改悔”的“救黨派”，堅持自己的立場，時而大聲疾呼，時而循循善誘，希望自己的聲音傳到中南海袞袞諸公的耳中，早日迷途知返。 書中最重要的，是他給中共中央的三封上書及附件。還有30多篇他接受《新史記》等海內外媒體專訪、應邀演講、參加電視談話節目等等場合所暢言的記錄，其中包括讓他大禍臨頭的2011年2月10日在中國科技部部分老幹部座談會上的講話；還包括他曾被迫檢討，但一旦發現自己所說曾慶紅之子購買澳大利亞最貴房産確係事實之後，立即否定自己的檢討、重申原來說法的《棕櫚泉曾偉和葵閣墨曾偉》。而辛子陵自己最重視的、視爲“核心文章”的，是《政改興邦，脫蘇入美》，這篇文章，“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推倒了60年無人撼動的黨國體制”（辛子陵語）。而此文的副標題是：“致中共十八大新領導人”，表明辛子陵雖然對現在當政的最高决策者表示信任和支持，但更將希望寄托在即將接班的年輕一代領導人身上。（《明鏡月刊》第30期） 《辛子陵上書政治局》 《明鏡》月刊 第30期 http://www.pubu.com.tw/periodical/13250?apKey=fedd22f528

  薄粉是中国民间颇大的一股势力。认定薄是中国改革均富的希望，他们对薄熙来贪污，谋反，谋杀的罪名一直不愿意接受相信。我也曾被薄的理论迷惑，知道他与周永康勾结以后，便不再对他寄望，就他把重庆工程利益送给周的儿子，我认定他们的反贪打黑是有条件，有范围，有目的的。中国不是只有他们在反贪，辛子陵就是因为指出一党专制的弊端而被周永康之流关押了起来。他对很多事情的批评其实与薄粉一致，所以我提议薄粉应该看辛子陵的诉求，以便中国民间各种势力在评击中国现状的过程中团结起来。   中共著名的改革派政论家辛子陵先生，去年初因为发表支持温家宝的言论，受到党内的压制和半年软禁的处分。九月份辛子陵委托夫人在谢韬追思会上宣读一篇讲稿，竟被指为鼓吹暴力革命，进而遭到无限期软禁的惩罚。以下是些辛文章的载录：  如果说上世纪40年代在野时的中国共产党还表现出是一个追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党，一个反对贪污腐败的廉政党，一个反对专制独裁的民主党，那么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掌权60年之后，已经堕落成为一个反对民主是普世价值的党，一个贪官“前扑后继”的党，一个为维护权贵利益坚持专制独裁的党。 　　2006年4月初，国务院研究室﹑中纪委办公室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完成了《全国地方党政部门﹑国家机关公职人员薪酬和家庭财产调查报告》。报告披露：厅级以上干部已是官僚特权阶层。官僚特权阶层年收入是当地城市人均年收入的8～25倍，是当地农民人均年收入的25～85倍。深圳市的地厅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普通市民250年的工资，省级干部的平均财产相当于一个市民300年的工资。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有85-90%是高干子女，实际上已形成了官僚资产阶级。 据《远东经济评论》2007年第4期报道：至2006年3月底，内地私人拥有财产(不包括在境外、外国的财产)超过5000万以上的有27310 人，超过1 亿元以上的有3220人。亿元以上的90%是高干子女，有2932人，他们拥有资产20450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人6.7亿元。　 　　辛子陵说： 顽固派坚持“五不搞”，拿出来的对策是“叁统一”，所谓“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这句话表面看来很全面，很辨证，很和谐。落实下来只有变了质的“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完全是漂亮的空话,成为掩护特权和腐败的遮羞布。 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学习会上说：“当前党内深层次问题是变质，是领导干部队伍变质。”10党要求他们代表人民当家作主，为人民服务，造福一方。由于人民无权监督他，制约他，许多地区的“一把手”打着坚持党的领导的旗号，成了恶霸，成了山大王，把自己管辖的地区黑社会化、山寨化。福建省周宁县，有一任(1996年至2003年)县委书记叫林龙飞，实行新“叁光政策”：即“官位卖光、财政的钱花光、看中的女人搞光。”他说到做到了。他与22 名情人举办群芳宴，选出一位芳中之最，颁发佳丽奖，奖金30万元。后来东窗事发。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请教吴邦国委员长，全国2800多个县，像周宁县这样的情况不在少数，在林龙飞这样的县委书记统治下，怎样“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统一到林龙飞那里，他既代表党，又代表人民，还代表法制，就弄出个新“叁光政策”来。这样的“叁统一”，是不是彻底败坏了党的声誉!是不是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名义下在瓦解党! 辛子陵继续说：再看“依法治国”。最近，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萧扬被“双规”。12萧扬在位十年，曾被主流媒体吹捧为“一个最具平民情结的首席大法官，一个最具魄力的司法改革家，一个最具朝气的当代法学家”;萧扬有句名言：“各级法院要以刮骨疗毒的勇气，壮士断臂的气概，坚决彻底的清除法官队伍中的害群之马”。他曾先后十一次专门就法院反腐倡廉工作发表讲话。 令人大跌眼镜的是，这个穿着黑袍的首席大法官，好话说尽，坏事做绝，竟是司法界害群之马的头子。在他的黑袍笼罩下，在原籍广东省法院系统，尤其是法院执行局系统，培育了多名腐败法官骨干，建立了法官利益集团，开设了司法黑市，对案子明码标价，经济案按数额大小分成，刑事案以案件重轻定价。在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案件对他们来说已经完全不存在是非的分辨，犯罪性质的考量，而是办一个案件能捞多少钱，能索多少贿。在分局、区院抓(或放)一个人，20-80万元，在市局、市院50-150万元;判(或少判)6个月50-200万元，判(或少判)1-3年80-300万元，判(或少判)5年100-300万元，判(或少判)7-10年的300-500万元，判(或少判)10年以上的300-1000万元。十年来，这个集团累计勒索受贿高达1,500多亿元。13这就是我们十年来“依法治国”的一个缩影。在萧扬的操控下，法律的正义性和公正性，荡然无存。 　　中国的“人民法院”在变质成为谋利衙门的同时，由于黑白是非颠倒，人心不服，制造了一个庞大的上访群体。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件冤案，几乎都与周永康控制的公检法有关。公检法在中国其实是与黑帮连接在一起了，薄周的打黑怎能得人信任。 辛子陵摆出这些事实来，提出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权力要制衡，人民当家作主要落到实处，要有载体，这明明是在救党，却被与周同流的北京市政府无限期软禁。 薄熙来其实是萧扬的翻版，他们在高谈反贪均富的时候，做着一般人不敢做的黑勾当。从那帮结伙的人周永康，吴邦国等就可以看到他们是中国的万恶之首。难得胡温痛下决心清除毒瘤，薄粉却被薄的空谈迷惑而阻碍改革，真是令人痛惜。

　　杨帆答《时代周报》记者徐伟问： 2012.3.28. 　　杨帆按语：问题都是徐伟问的，没有任何变动。 　　内容我加以修改，补充了一些事实。有些不适宜公开的观点，我加以删除，这和徐伟有言在先，我允许他录音是有条件的，就是必须经过我修改才能够公开发表。 　　题目：乌有之乡是如何走向极左的? 　　记者：您是乌有之乡的创始人之一，您能不能讲一讲乌有之乡创立的背景和过程是怎样的? 　　杨帆：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韩德强是北航学生处的副处长，他写了一本书叫《碰撞》，这本书得到呼应，反对加入WTO。实际上加入后没有那么严重的恶果。但在当时，大家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也非常欣赏韩德强。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去税务杂志开产业论坛，我问他是不是赞成民主，他说支持。我说坚持国家主义必须建立在民主基础上。 　　乌有之乡是在经济学非主流派基础上建立的。 　　1994年我支持左大培，拥护国家宏观调控。以后有高梁、卢周来、杨斌，韩德强加入，反对经济自由主义，具体内容在我们论文集。他们说我是左派，就是这个时期的印象。其实我只反对经济自由主义，不反对政治自由主义，我一直坚持民主改革，20年前我亲身在天津开发区设计民主评议会。后来对那些8*8落难的朋友们真心相待，真心相帮，他们可以证明我的人品。这不是那些极左的疯狗能够咬得动的。 　　经过十年斗争，从1994年到2004年，基本取得胜利。我们的意见被中央采纳，为社会基本接受。特别是2004年郎顾之争，反对极右派企图把国有资产按权力瓜分，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美国发生金融危机，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包括在中国退潮。 　　韩德强年轻，我一直说他是未来左派领袖，但多次提醒他不能走极左。他至少在表面上尊重我意见，一直叫我杨老师。我和左大培，韩德强三次上书全国人大，人称三剑客。 　　乌有之乡是2003年成立的，基础是经济学非主流派。主要是韩德强跟手下几个青年教师包括范景刚。除韩德强当副教授，其他人辞了职。韩德强发起的书店乌有之乡，后来一直是他控制。韩德强绝非一般学者身份。比如我要求以乌有之乡名义开会，就要通过他们两个人同意，我自己没有权利召集开会。请一些左派人士参与，长期参加活动的主要是我，左大培，高梁，杨斌。还有王小东，祝东立，黄纪苏。 　　刚成立不久2004年出现郎顾之争，主要是我一个人筹划，邵振伟帮忙在搜狐开会。乌有之乡刚成立，作为我们的阵地起作用。到2005年乌有影响就大了，以后就出现了和老左派的分歧。我一直劝告他们不要极左，不知多少次了，鉴于我的影响和组织能力，他们在表面上接受，实际在思想上不接受。 　　记者：乌有之乡是一个文化公司吗? 　　杨帆：是书店。最开始的时候经费困难，我们这些人都出了很多钱。比如我，每次只要参加会议，都是自己出钱请大家吃饭。推销书、捐款，都依靠大家支持。换了几次房子，越换越小。 　　记者：那现在是靠什么来维持运转呢?

听人驳孔庆东“警惕全盘否毛”一文 作者：liuwanjun1963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3-2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28 0:01:31 阅读量：3201次 　　前两天，同事A大放厥词，“中国要文明进步，就必须要清算历史上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孔子，一个是毛泽东。”我很替他担心，劝他不要这样过激，否则是会挨骂的。今天在乌有之乡网站看到孔和尚的一篇文章，名曰《要警惕某些人全盘否定毛主席》，就赶紧把它推荐给朋友，看能不能靠北大名人的文章封住他的嘴。 　　A看后，找来与我论理。要知道，我是不善言辩的人，仅仅两个回合，就赶忙竖起白旗，变成一个洗耳恭听者。 　　“毛泽东时代解决了我们不挨打的问题，邓小平时代解决了我们不挨饿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应该解决不挨骂。”A认为孔和尚文章中的这第一句话就有问题，“中共建国伊始就宣布‘一边倒’政策，再加上介入朝鲜战争，使自己彻底绝断了与资本主义国家的交往;可是，时间不长毛泽东又与赫鲁晓夫闹得不可开交，使自己又绝断了与主要社会主义国家的来往。事情发展到1969年，就是刘少奇遇害的那一年，中苏发生争夺珍宝岛的战争，险些招来苏联对中国的核外科手术的打击。上了一点年龄的人都记得，1970年到处都在挖防空洞，并有人教民众如何防范原子武器的要诀;农村的民兵也学会了两句俄语：‘缴枪不杀’、‘我们宽待俘虏’!根据一些史料显示，这次如果不是美国人表现出对苏联的强硬态度，中国恐怕在劫难逃。所以，与中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的美国，在尼克逊总统来华时，就显得格外高调。1962年中印因领土纠纷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据有关资料表明，这是印度一手挑起的事端。可是，这场战争很奇怪，在中国军事上取得胜利后，我们主动地放弃有争议地区;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中国军队居然从战前所占据的地方再向后撤退二十公里，从而放弃广大藏南地区。这是不是毛泽东的‘国际主义精神’在作祟?他曾自豪地说过：印度一战保二十年的和平!假如中国军队在传统控制线往后再撤退二百公里，准保二百年和平!这就叫做中国版的‘土地换和平’。当然毛泽东的这种行为，给后人解决中印边境问题带来巨大的障碍。现在印度已经在藏南成立阿鲁纳恰尔邦，毛左们除了声讨政府的软弱外，还鼓动中国应像毛泽东一样果敢地亮剑，用武力来解决中印边境问题。这种奇特的循环逻辑令人啼笑皆非，我们只能说中国人在用屁股想事。其实，藏南问题比西方列强挟枪炮占据中国领土更耻辱，那时丧权辱国是由于国势羸弱而迫不得已，而此次呢?却是主动地给入侵的失败者以丰厚奖赏，还顺便捞了一个‘英明’的名声。试问：世界上还有比这更愚蠢的事情吗?如果瞧不上那些土地，何必当初又要与老朋友尼赫鲁翻脸呢?中印边界战争正值中苏关系走向冷冻期，这是否还包含着别的什么‘战略意图’呢?这样倒霉的‘胜利’，是不是比被别人揪住一阵狂打更让人难受呢?再者，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有美苏两强的相持，始终没有爆发大规模的战争;民族独立，人民解放是那个时代的主旋。翻开世界史，我们发现被孔庆东所自豪的‘不挨打’的国家在毛泽东统治中国的那个时期，居然闭着眼就能数一大把，光我们的邻边就有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缅甸、尼泊尔、日本、澳大利亚等。看来，在以美苏为主导的新的国际秩序下，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解决了不挨打的问题，搞文学研究的孔和尚学富五车，应该对此有所认识。邓小平解决了中国人的温饱问题，孔和尚没有分析原因，但作为中国人都知道，邓小平理论恰恰是对毛泽东思想的颠覆，如果没有这种颠覆，中国人大概像朝鲜人一样仍然在饥饿线上挣扎，这一点孔和尚也应明白。” 　　“孔庆东说现在要解决‘挨骂’的问题，这是文章的主旨所在”。A停顿下来，呷了口茶，点上一支香烟，吐出几个青烟圈儿，悠闲地像是超脱世俗的雅士。过了片刻，他把烟蒂掐灭，小心翼翼地放到洁白的烟缸里，又开始他的说教。“孔和尚说‘外国人骂我们没有我们骂的多’，这可能是事实，但要知道中国的问题主要靠中国人来解决，中国人不研究自己，不把那些错误的言论、行为揭示出来，行吗?毛泽东不是凡人，如果是凡人的话就不至于做出那样多的荒唐事来。毛泽东让我们崇拜他，即使拉屎放屁都要向他老人家请示;他制造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农民成为随意宰割的对象;经过他的思想的改造，中国知识分子成了世间最无用的一类人;他鼓吹‘阶级斗争是纲’之学说，打着‘文化’的旗号搞运动，最后连自己的老婆、侄儿都搭上，真是害人又害己……毛泽东说，他一辈子主要干了两件大事：一是建国，二是文革。陈云评价毛泽东：‘建国有功，文革有罪’。我党在三十多年前就已经对文革做了定性，是‘一场浩劫’。这样看来，对毛泽东的评价不是三七开，成绩是主要的，而至少是五五开。再考虑他的其他劣迹，如人为地制造灾难使3700万农民饿死，将代表人类文明进步力量的知识精英打倒，等等，恐怕又不能五五开了。总之他的罪恶大于对中国的贡献，这是一个切合实际的判断。”听到这里，我的血都要凝滞起来了，真想学孔和尚来他个“三骂”，即“去你妈的”、“滚你妈的”、“操你妈的”，大概只有这样方能解气。据我的那些毛左朋友说，孔和尚的“三骂”， “把汉奸卖国贼骂得抱头鼠窜狼狈不堪，兵不血刃，不战而屈人之兵，真乃兵法之上上也。三句国骂，骂出了国威、骂长了中国人民之志气，骂灭了汉奸卖国贼之威风。骂出了团结，骂出了进步，骂出了革命。”如果我对他这般，是不是也有这种奇特的功效呢?但是，最终我没有骂，不是我怕他，过去我曾在争辩中好多次骂过他哩，这次只不过是重庆的那面旗帜倒了，“革命处于低潮”，所以我就忍了，继续听他讲下去。 　　“中国如果不挨骂，需要解决那些问题呢?首先要用极大的勇气做好制度安排，而这个制度是现实世界中最不坏的制度。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坏的制度能把人变成鬼，好的制度能把鬼变成人。中国人善于自我标签，爱面子爱到了不要脸的地步，但就是没有安排一个合理制度的智慧。这都是由于自私自利、追逐特权的思想造就的。从人类文明的角度出发，毛泽东搞独裁专权，一开始就将“共和国”的神奇光环戳得千孔百疮。在这样的环境下，势利小人，投机分子都在这块土壤中强劲繁殖，最后必然要弄得个‘国民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必然要有人站出来对这种错误加以清算。孔和尚批判我等否定文革，说‘我们找到了毛泽东的错误，但找着找着，错误就变成了罪恶，最后变成全盘否定。’把社会搞乱，把人心搅乱，把民生扰乱，又死了那样多无辜者，就一个‘错误’了事?我们不知道人犯了多大的罪才算‘罪恶’，孔和尚有悟性，应该给大家一个界定。打开乌有之乡、毛泽东旗帜网等左派网站，满眼都是红色的装潢，这里发出的是捍卫文革的强硬语言和打倒汉奸的暴力语言，当你看到这种状况时，你还相信这种环境下能建立起一个运行良好的制度吗?要文明进步，就必须把独裁者所有的信息公开，让人们去辨别、去思考、去评价;就必须把人民的幸福与安宁放在超越一切教条的前面;就必须在自由的阳光下扫除一切社会诟病;就必须将原则视为衡量社会形形色色事端的标准……一句话，要建立符合世界发展潮流的民主制度，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否定毛泽东的真实含义。其次，尊重人权，把自己融入世界，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贡献。近些年来，在胡温领导下，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做出了一定的成就，但由于制度的缺陷，还远远没有达到人们期望值。从最近两年国际上发生的一些重大事件看，中国的立场耐人寻味。在利比亚、叙利亚危机上，我们是站在独裁者一边，而独裁者漠视人民的生命，制造一起又一起的流血事件，严重地侵犯了人权。当然，从对这些事件的态度中看到，我们不能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站在同一条线上，原因主要是价值观念的不同，而非利益驱动。这世界，到底是“人权大于主权”，还是“主权大于人权”?如果主权至上，就必然产生侵犯人权的情况，可文明的信条是：人是万物之灵，人是最珍贵的，人性的光辉盖过一切，所以，摒弃这些认识而妄论主权，都不过是为达私人某种目标的欺世之谈。国家之间的宽容与信任是建立和谐关系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又必须在价值判断上有所相似，否则南辕北辙，很难产生共鸣。孔和尚批判我等，说我们骂自己、骂朝鲜，‘只有一条路，指得很清楚，就是去给美国当孙子’。我认为孔和尚说错了，揭一下自己头上的疤，无非像鲁迅所言“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要不在铁屋子里会被闷死的，这不会是犯多大的忌吧!我等不是美国人的‘孙子’，也像孔和尚一样‘主张学习美国’。学什么?孔和尚认为我等没有学习到人家的精髓——‘美国精神’，即‘弘扬民族精神’，那么请问孔和尚，美国的民族精神又该是什么呢?我想恐怕不是对华盛顿的个人崇拜，不是对他族与他人仇恨的渲泄，也不是喊着‘五不’与‘绝不’来抗拒世界文明潮流吧!孔和尚这样的毛左分子真是中邪了，一睁眼就要把一切好东西与毛泽东联系起来，以前是‘公平’、‘平等’、‘幸福’之类的，现在居然要说‘美国的精神，最宝贵的东西跟毛泽东思想处处相同’。自由，被世人广泛认为是美国的立国之本，毛泽东确实也有‘自由’，而且是‘四大自由’，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这是否与美国人追求的‘自由’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呢?毛左大营中有一位较有影响的人物，名曰张宏良，他把毛泽东的‘四大自由’吹捧上天，认为它是回归毛泽东政治路线的一张王牌，甚至成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最伟大的贡献’，相比之下，罗斯福总统的‘四大自由’，即‘言论和表达的自由，宗教信仰的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显得不值一提。殊不知，毛泽东的‘四大自由’是主子为了夺权教唆奴才造反的自由，而罗斯福总统的则是保障人的基本权利的自由，二者对世界的贡献孰大孰小，不言而喻，用不着那样矫情。盛唐的伟大，在于它能够敞开胸怀，接纳世界文明;先进的文明成果激发了盛唐时代蓬勃向上的精神，新的创造便应运而生，又反过来影响他国。如果盛唐没有把自己融入世界，或许也就谈不上对世界有多大的贡献了。把自己的门严严实实地关起来搞愚民政策，做不负责的实验，打断的是这个民族的脊梁，摧毁的这个国家的希望，这样的国家能摆脱被人斥责的命运吗?” 　　我已经出离地愤怒了，后悔自己把孔和尚这样好的文章推荐给A，让他恣意羞辱。但是，面对他的一派胡言乱语，我又能说什么呢?这时他大概揣测到我的心思，停顿下来，望着我。此时，我分明看到他那丑恶的嘴角露着一丝笑意，这更让我难以忍受。毛主席、薄书记就是专灭这等右种威风的人，可如今到哪儿去寻找他们呢?岁月无情，人心冷酷，去年还是风风火火唱红歌，转眼间就烟消云散;去年还在痛打辛子陵、茅于轼这样的汉奸，今年汉奸却又趾高气扬，不可一世。唉!白色恐怖时期，还是要像那《智取威虎山》中的小常宝一样，把仇恨强捺压在心底，当然，将来一定是“要报仇，要雪恨，血债要用血来还”。 　　他又讲开了：“孔和尚认为‘最了不起的一点，美国学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好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你说这话离谱吗?这里我就要谈谈中国要解决不挨骂的第三个问题，即改善自己的思维方式，用理性来说话。所谓理性就是你们崇拜的毛太祖所言的‘摆事实，讲道理’，也就是在逻辑范畴下来说话。中国历史确实是打出来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这里很有市场。但是，美国的情况却与中国不同。独立战争是用枪杆子打出来的，那时毛泽东思想没有诞生，谈不上是毛泽东赐教的。后来，除了内战，两大政党的政权更迭，都不是用武力来解决的，而是用选票。孔和尚总是老念歪经，又影响你这样没有头脑的人，真是不负责任啊!”我的脸都胀红了，猛然起来，想把他赶走。他似乎明白我的心思，站立起来。然而，他没有走出去，又给我来了一大堆不上台板的话。“你看，孔和尚是这样说的，‘今天汉奸们动不动就抓住三年困难时期说共产党饿死了多少人，可你为什么不追究解放前饿死多少人?你们的良心何在?1840年到1949年中国至少蒸发了10亿人!为什么没人追究?’幸亏他没有说奴隶社会死了那么多人，没有说原始社会死了那么多人，要不我们就真的没辙了。对待历史应持怎样的态度?我想绝不是轻薄的戏说，也不是不负责的乱说。腐朽的晚清与民国搞得国将不国，生灵涂炭，对此我们已经追究了好几十年，到现在课本上还印着批判的字样。孔和尚到底不是和尚，是从小学、中学、大学一路走出来的人，现在又在中国的最高学府教书，总不能把这种追究熟视无睹吧!多少年来，报刊上追究那两个时代罪责的文章还少吗?孔和尚总不能盯着黑字，无心到似敲木鱼一般吧!100年间蒸发了至少10亿人，是不是包括寿终正寝的人?红朝建立，先前的历史都已经做了清算，作出了结论，而成为研究禁区的恰恰是六十年来的我党执政历史上的一些事件。‘三年困难’这一词语表现力不强，应该改为‘三年大饥荒’，此时饿死了多少人呢?有学者说是四千万，有的说是三千七百五十万，也有二千多万的说法，而官方的数字是‘三年减少一千万人’。看来离我们很近的这一重要历史事件，至今还没有完全搞清楚，从历史学的角度出发，研究它难道就是错误?出了这么大的问题，亘古未有，一批判罪恶的制造者，就让孔和尚们心里不舒服，质问别人的‘良心’何在，这是不是搞乱了乾坤，无良知者鞭笞良知者?不敢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民族，不敢对自己的历史负责的人才是最缺乏良知的人。以孔和尚为代表的毛左们，应该清楚，历史不因你们的遮掩就失本真，我们相信，终有一天那些制造饿莩的罪人一定会钉上历史的耻辱柱，否则几千万幽魂是不会消散的。” 　　谢天谢地，A总算说完了;谢天谢地，A终于离开了。我的屁股重重地压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发起呆来。忽然，我觉得他已经不是我的朋友了，如果条件允许，我会毫不迟疑地杀死他。此时，女儿闯了进来，看到我不同寻常的神色，忙问：“爸，您发烧?有病得找医生啊!”我如梦方醒，忙摇摇头。女儿给了我一个快乐的笑，轻盈地离开。我忽然又思忖起来：什么都是望眼浮云，只有我们后代的生活最最重要，给他们安排怎样的生活才是最幸福的呢?是金钱?是官位?不，都不是，那么到底是什么呢?难道是A所讲的合理制度?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