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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杨澜:我是中国籍

我是中国籍,我没拿过绿卡! (新华网,2012-03-05)    昨日有网友在微博上质疑全国政协委员杨澜参加全国两会的资格问题:“一些外国国籍的国际友人代表中国人民参加两会!世界奇迹!”杨澜接受南都记者独家访问时明确表示:“我是中国籍,我没有拿过绿卡!”并请南都代为澄清。 相关链接: * 倪萍邂逅毛新宇–“两会”有趣花絮之一 * “王立军”现身两会——“两会”有趣花絮之二    杨澜是第十届、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属于新闻出版界别,并在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担任委员。有关杨澜是美国国籍不应该出现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上的微博昨日在网上流传甚广。有网友质疑:“杨澜到底是不是美国人,要是美国人,她来开两会是代表美国人民来交提案的吗?”还有网友干脆说:“杨澜女士以美国公民的身份参加中国‘两会’,这算不算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图片说明:3月3日,北京,2012年中国政协会议开幕,有细心的网友发现,许多代表都是名牌加身,毫不低调。杨澜挽Marc Jacobs包包。)   杨澜昨日接受南都记者访问时表示此前没有听过关于她国籍和政协委员资格的质疑,并明确向记者表示,自己是中国国籍,从来没有拿过绿卡。至于为何会被人质疑是美国籍,杨澜猜测说可能是因为自己曾在美国留学。   记者昨日查阅《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其对人员构成的规定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由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人民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界的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同胞、澳门特别行政区同胞、台湾同胞和归国侨胞的代表以及特别邀请的人士组成,设若干界别。”   记者了解到,和杨澜同在本届政协新闻出版界别的全国政协委员、翻译家沙博理,1915年12月23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但于1963年由周恩来总理批准加入中国国籍,是当时第一批加入中国国籍的外国人。1983年沙博理离休后当选为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一直连任至今。但其因故请假,缺席此次会议。 (特派记者吴渤 实习生王晓兰发自北京) 156位上市公司老总参加两会 市值6.4万亿 (中国经济周刊,2012-03-05)          从1990年中国证券市场起步时的深市“老五家”、沪市“老八家”,到2012年1月底上市公司总数达到2352家,22年间,中国境内的上市公司队伍得到了空前壮大。与此同时,上市公司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中坚力量。   一大批上市公司成为行业经济、区域经济的龙头,其中,还有部分活跃于A股市场中的佼佼者有幸成为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开始履行其职责参政议政。   有评论认为,在经济领域,这些上市公司的代表、委员绝对有一定的发言权,也可能会影响决策。这些人参会,应该会对振兴经济,特别是振兴所在领域起到一定作用。   据《中国经济周刊》旗下智囊机构中国经济研究院联合万得资讯研究编制出的“代表、委员所在公司A股市值排名”显示,截至2月28日,在2987名全国人大代表、2267名全国政协委员中,有156名A股上市公司的老总与会,其中,有人大代表111位,政协委员45名。由于对经济领域十分熟悉,不少来自上市公司的代表、委员将提出与各自领域有关的意见建议,希望在今年“稳增长”的基调中能够有所作为。   按照2月27日A股的市值计算,这156位代表、委员所在的155家公司,总市值达到了63983.19亿元,按照2月27日沪深两市总市值为27.89万亿元计算,这155家上市公司总市值占两市总市值的22.6%。   在这155家上市公司中,涉及金融、有色金属、煤炭、医药、石油石化、传媒、科技等领域。其中,ST金华董事长吴一坚和ST精伦董事长张学阳是仅有的两家“ST家族”中的政协委员。   和去年两会相比,本届两会市值排名中前十位发生较大变化。农业银行替代中国人寿排名第二。新晋的大秦铁路、三一重工位列第九、第十。此外,去年进入前十的江西铜业、中国国航跌出前十。   另外,公司市值超过1000亿的有11家,分别为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平安、招商银行、浦发银行、上汽集团、民生银行、光大银行、大秦铁路、三一重工、中国联通。其中,工商银行以1.5万亿位列首位。公司市值在500亿~1000亿之间的有11家;公司市值在100亿~500亿之间的有51家; 公司市值在100亿以下的有83家。   据《中国经济周刊》统计显示,按照2月27日A股市值计算,两会代表、委员当中,上市公司老总个人持股市值总额达到413亿元。其中,在全国人大代表中,有59名上市公司“一把手”持股,总额为155亿。在全国政协委员中,有15名上市公司负责人持股,总额为258亿。   其中,全国政协委员、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以182.1亿元的个人持股市值位列首位;全国政协委员、科伦药业董事长刘革新以56.1亿元的个人持股市值位列第二;全国人大代表、荣盛发展董事长耿建明以26.9亿的个人持股市值位列第三。   此外,不少在港上市的H股公司,亦有老总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其中就包括中国工商银行行长杨凯生,中国平安董事长马明哲,旗下中海集运、中海发展同时在港上市的中国海运集团董事长李绍德等重量级人物。   有分析人士指出,上市公司负责人大量出现在代表、委员之列,一方面说明资本市场对国民经济的支持作用日益显现;另一方面亦有利于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这个相对而言较为专业的领域作出重大决策时,更具权威性和针对性。   有学者认为,由于这些代表、委员所在的上市公司,大多是大型央企,或者为地方行业巨头,所以决策机关在听取、采纳上市公司代表、委员建议时,还应特别防范“决策加剧垄断”的倾向。同时,也应该给予更多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代表在全国两会上“出声”的机会。 人大富豪代表多 美议员相形见绌 (Bloomberg,2012-03-04)   核心提示:根据胡润富豪榜报告,中国人大70名最富的代表,去年财产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与之相比,美国国会535名议员、总统及其阁员、9名最高大法官的总财产仅增加了75亿美元。“全国人大偏爱亿万富翁,体现了中共和富豪之间的融洽关系。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这在很多地方有所表现。”   中国的立法机关中最富有的70名成员去年新增的财富超过了美国国会、总统、内阁和9名最高法院法官共535名成员的总资产。   根据追踪中国财富的胡润报告的数据,中国最富有的70名人大代表的个人资产净值在2011年一共增加了115亿美元,创下898亿美元(折合5658亿元)的新高。相比之下,美国国会、最高法院及白宫的660名最高官员在同一时期的个人资产净值仅增加了75亿美元。   人大代表的收入反映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2010年中国人均年收入仅2425美元,人均收入水平低于白俄罗斯,不足美国人均年收入水平37527美元的1/15。将于今年上任的中国新一代政府领导人将面临着由贪污腐败、非法征地等造成的社会收入分配不均引发的社会不满对政府的考验。   华盛顿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约翰·桑顿中国中心(John Thornton China Center)高级研究员李侃如(Kenneth Lieberthal)说,“在中国,政治和财富的联姻达到如此程度是异乎寻常的,这毫无疑问是社会对财富分配不平等让不满蔓延的生动体现。”   最有权势   在一周半之后,全国人大的年度会议即将召开,从法律上说,这是中国最高权力机构,此立法机构有近3000名代表,通常也被称为是“橡皮图章”,有一些代表是中国最有权势的政客和老板,在他们所在的省份权倾一时,并可以对制定诸如是否征收全国性的房产税之类的草案施加影响。   李侃如说:“全国人大准确的说不是所谓的权力中心,但是肯定能让你深深地嵌入到政治体系中。”   总部在上海的《胡润百富》杂志的目标读者是中国的奢侈品消费者,它利用上市企业公告等公开信息编制中国年度富豪榜,然后再和人大代表的名单进行对比复核。   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龙湖地产董事长吴亚军是其中的两位。根据胡润报告,宗庆后的家庭财产高达680亿元,位列中国富豪榜第二位;吴亚军是总部在北京的龙湖地产的主席,她的家庭资产达到420亿元。   江泽民的推动   早在10多年前,前主席江泽民曾积级推动民营企业家加入中国共产党,现在这些富有的民营企业家跟党领导们(后者也是人大代表)有日常联络的途径了。   人大代表中第三大富豪是汽车零部件制造大亨鲁冠球,本月14日,他和习近平一起访问美国,在华盛顿会见了美国副总统拜登和财政部长盖特纳。   位于伊利诺伊,埃文斯顿的美国西北大学研究中国政治和金融的教授史宗瀚(Victor Shih)是研究中国政治和金融的一名教授,他在一封邮件中说:“由于中国法律体制不完善以及出于保护个人财产的动机,中国的富人有非常强烈的进入体制内的意愿。成为人大代表意味着富人的商业及政治对手没那么容易使他们入狱或者剥夺他们的财产。”   最富的女人   吴亚军是中国最富的女人,她的发言人说,她不接受媒体访问。鲁冠球的发言人则说鲁无法安排访问。哇哈哈的发言人单齐宁在电话采访中说,宗庆后不会对全国人大的构成发表任何看法因为这是由中央政府决定的事。   许多全国人大的富豪们,包括吴亚军,都是房地产公司的高管。房地产是引起抗议并造成城市居民和农民们不断增大的贫富差距的行业。   在南中国广东的一个渔村乌坎,因为房地产开发商掠夺土地,12月份的时候爆发了数场抗议。温家宝总理誓言要打击这种掠夺土地行为并努力解决贫富悬殊问题。   中国的私营企业的高管们,比如宗庆后和鲁冠球是在过去30年,增长率平均为10.1%的情况下积累起自己的财富。同期,美国的年经济增长率平均为2.7%。   脱贫   普通中国人也从中国经济的增长中获益,在2010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根据联合国的统计,自从引进了市场经济政策,中国已经让13亿人口中的3亿脱离了贫困。   在2010年底的时候,中国的人均GDP增长率是9.8%。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人均GDP自从2000以来已经翻了一番还多。   立法机构中的贫富差距也形成统计上可资比较的样本。中国的人大代表当中,最富裕的60位(占人大代表总数的2%)人大代表的平均个人财富高达14.4亿美元。美国的国会议员当中,最富裕的11位(占议员总数的2%)国会议员的平均个人财富为3.23亿美元。   美国的数据来自于总部在华盛顿的互动政治研究中心的网站上的可下载数据库。美国的数据还有一些偏大,因为数据库里包括了已经退休和在2010年退职的国会议员们,以及他们的继任人。   艾莎的财富   最近,美国的股票市场表现好于中国,国会议员们的财富的增长的速度也大于中国的人大代表们。从2009-2010,国会中最富有的2%的平均财富上升了22%。2010年,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了12.8%。   2011年胡润榜上最富有的2%的人大代表的财富上升了13%,上海证券交易所综合指数在2010年上涨了14.3%,在2011年则跌了21.7%。2011年的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20%,深圳成份指数下跌了33%。   根据互动政治研究中心的数据,美国国会中最富有的是众议员艾莎(Darrell Issa),他是加州的一名共和党人,2010年时的财富达到峰值,为$7.009亿美元。如果他是一名中国的“人大代表”的话,其财富只能排到第 40位。在按照购买力调整之后,中国的人均收入大约是美国的六分之一。   “关系融洽”   议员们和美国高层官员们的财务披露表列出了他们的个人财产处于哪一等级,如在$1001-15000,还是$1,000,001- 5,000,000这一登记,彭博社用美国的信息披露中最高的等级与中国人大做了对比。   胡润报告的主席和总研究员胡润(Rupert Hoogewerf)说,他估计其公司每发现一位中国亿万富豪,就会漏掉另外一位,也就是说,中国的人大和美国的国会相比的话,财富差距还要更大。   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的莫纳什大学研究亚洲语言的教授布鲁斯·雅各布斯(Bruce Jacobs)说:“全国人大偏爱亿万富翁,体现了政府和富豪之间的融洽关系。在这个体系的各个层级上都有当地官员与企业家串通合谋,发家致富,这在很多地方有所表现。” 中国经济首次放弃“保八” (路透社,2012年3月6日)   十一届五次全国人大会议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预测,今年内地国内生产总值( GDP)增幅为 7.5%,增幅预期为八年来首次低于 8%,物价涨幅控制在 4%左右。温称,调低预期是为衔接「十二五规划」( 2011年— 2015年)。国家发改委则称,是为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有分析指,中央主动调降增幅,一方面是中国经济目前存在下行压力,同时也为调节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预留空间。   温家宝在报告中指,去年中国 GDP为 47.2万亿元(人民币.下同),比上年增 9.2%;公共财政收入 10.37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 24.5%;今年 GDP预期增幅目标为 7.5%。这是温任总理以来,第二度将 GDP预期增幅降到 8%以下。 2004年因应沙士疫情 GDP增幅预期定为 7%,但当年实际增幅仍高达 9.5%。温任总理九年,除 2004年外,其余年年喊「保八」(即预测 GDP增幅达 8%),但年年实际都超过 8%, 2007年更高达 13%。   中国经济不再喊保八,温家宝称主要是要与「十二五」规划的目标衔接,引导工作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以利经济「更长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内地十二五规划确定,今后五年中国 GDP年均增幅 7%。「十一五」( 2006-2010)规划 GDP预期增幅为 7.5%,实际平均增幅为 11.2%。   「今年设定到 7.5%,明、后年可能就会调到 7%左右,与十二五规划的目标一致。」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军认为,中央把 GDP预测增长目标降至 7.5%,体现调结构政策导向。有分析认为,在目前国际金融和主权债务危机四伏、内地经济减缓明显的局面下,中国官方不得不降低了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昨为政府工作报告解画指,今年这个预测目标符合实际,符合科学发展观,有利于把工作着力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上,更好实现可持续发展。但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研究所长毛振华认为,调整经济结构和发展方式核心应是降低政府收入分配比重,增加民众收入,仅降低 GDP增幅,未必能达到这个目标。他说:「现在的问题是,地方政府的公权力太强大。温总理的报告,没有明显体现出调整结构的具体做法。」 浙江女代表的动人一幕 (新华网,2012年3月5日)   浙江女代表委员将身着高级定制旗袍亮相大会堂。她们正在连夜准备一场即将轰动北京甚至世界的,名为“华装风姿”的旗袍秀。据称,3月5日,北京人民大会堂门口将出现动人的一幕:浙江女代表们将身着高贵典雅的旗袍集体亮相。虽然不是全员亮相,但也注定要谋杀全球媒体的菲林了。3月7日,她们还将在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举办的“百年旗袍展”的开幕式上走红毯,展现中国女装的魅力。(3月4日《钱江晚报》)   “两会”现场,浙江的女代表、女委员将上演“集体旗袍秀”。场面想必相当“惊艳”,也必能如媒体预期的那样,“要谋杀全球媒体的菲林”。但窃以为,这样的集体作秀行为,还是不搞为好。   “两会”不是“秀场”,代表委员也不是“模特”。“两会”是讨论国是的场合,代表委员们肩负的也是参政议政的责任。虽然不一定非要过于严肃以制造“庄重”气氛,但也不适合搞此类带有作秀性质的炒作。此举既有悖于“两会”的初衷,也有违代表委员的身份和职责,还可能带来不良示范作用――如果今后各地的代表和委员们都试图通过“两会”来招徕眼球,岂不乱了套了?   另外,我对“集体旗袍秀”还有其他一些疑问:其一,众所周知,旗袍尤其是高档旗袍价格不菲,更何况是“量身定做”。此次作秀看来是“有组织”的,那么旗袍的费用谁来出?如果是代表委员自掏腰包,有没有“强制消费”的嫌疑?如果是公款或商家赞助,是否有“不正之风”之嫌?服装设计师吴海燕给记者讲完旗袍设计,就匆匆奔向丝绸市场:“我还要去给她们买围巾。明天晚上,我得亲自给她们配裤子、搭外套,戴围巾。”似乎让我们隐隐窥到了一些端倪。其二,据说,代表和委员们穿旗袍,是为了助阵中国丝绸博物馆举办的“百年旗袍展”。这是否也透露出几分“商业气息”呢?   对于代表和委员而言,摆正位置、认真履责才是最重要的。至于所谓的“集体旗袍秀”,不搞也罢。如果这是为了配合某些人将分别在人大和政协牵头提出建议和提案:“倡议中国女性在正式场合,穿着彰显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国女装”,那就更没有必要了――穿什么衣服是个人的自由;穿哪种服装才能彰显中国文化魅力,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无须他人操心,更不容他人干涉。现在待解的民生问题和社会问题那么多,某些代表委员却总是在这种鸡毛蒜皮上做文章大鸣大放,对得起被你们“代表”了的老百姓吗? 浙江女代表放弃集体穿旗袍亮相 驻地通知要求穿 …(钱江晚报,2012年3月6日)   本报讯(记者赵鹏)前天,浙江一家媒体传出消息,称浙江团女代表委员将身着定制旗袍亮相人大会议开幕式,随即成为网络热点话题。有网友认为代表委员穿旗袍体现了东方美,更多网友则关心服装费由谁埋单。昨天,记者一早在人民大会堂守候多时却扑了个空,原来,30名浙江女代表委员集体爽约,放弃旗袍亮相。    有代表未拿到旗袍   浙江媒体前天报道称,人大会议开幕当天,22位来自浙江的女人大代表和8位女政协委员将“身着高贵典雅的旗袍集体亮相”。   昨天,人大会议开幕,记者在人民大会堂外却未看到“集体旗袍秀”的场面。   前晚,浙江团代表崔巍称,她尚未拿到自己的定制旗袍。浙江团代表缪水娟也证实,确实还有些代表委员的旗袍未送达。   浙江团人大代表汪慧芳说,她已经拿到了定制旗袍,原本大家计划要穿着旗袍亮相,但考虑到全国两会的正式性,她们最终还是决定着正装出席开幕式。   旗袍展再集体走秀   据此前报道,女代表穿旗袍亮相一事是由浙江团代表、中国丝绸博物馆馆长赵丰,以及全国政协委员、服装设计师吴海燕,共同策划的名为“华装风姿”的旗袍秀。据称,赵丰代表和吴海燕委员,还将分别在人大和政协牵头提出建议和提案:倡议中国女性在正式场合,穿着彰显中国文化的魅力中国女装。   汪慧芳说,虽然这次爽约旗袍亮相,但30名女代表委员将在明天的中国妇女儿童博物馆举办的“百年旗袍展”开幕式上穿旗袍集体走红毯,“这是一个非正式的场合”。   网友关心谁来埋单   记者注意到,女代表委员将集体秀旗袍的消息传出后,旋即引发网友高度关注。   部分网友认为,代表、委员们穿旗袍参会“体现中华文化和改革精神”,向全球展示中国女性的精神风貌,像APEC会议“全家福”合影一直是颇为抢眼的风景一样。   更多网友则关心定制旗袍的费用由谁负担。“如果是花公款,那么会造成奢侈浪费;如果是企业赞助,在全国‘两会’如此重要的政治场合,策划方难免有商业推广的嫌疑。”   也有网友质疑,代表委员在参政议政的场合,穿旗袍是把精力放在了走秀上。   网友们纷纷表示,“不辜负百姓的重托,认真参政议政,用提案和议案说话,比旗袍秀来得更有意义。”   代表团表示未出资   浙江省人大代表团新闻联络员表示,他们已了解有些女代表计划集体以旗袍装亮相人大会议开幕式。该联络员强调:“此举只是相关代表的个人行为,并不是浙江团的官方行为。女代表们定制的旗袍也并非由浙江团官方出资。”   昨天,记者在浙江团驻地的电梯间看到,这里贴上了浙江团会务组的正式通知,明确要求浙江省人大代表出席人大开会议幕式时,应该身着正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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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花落谁家渐明朗

花落谁家渐明朗 文章原标题:超级星期二:花落谁家渐明朗 作者: 来源:美国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2-3-6 本站发布时间:2012-3-7 0:04:46 阅读量:1298次     美国中文网报道:美国共和党几位总统候选人将于3月6日迎来对于党内初选至关重要的“超级星期二”。虽然这超级星期二还无法最终定夺花落谁家,但是至少会选举让形势更趋于明朗。   金里奇可能就此出局,保罗可能会赢得更多的支持。但无论是对于罗姆尼还是桑托勒姆,要想在此次争夺中取得绝对优势恐怕都没那么容易。由于各州的党代表票是按份额分配,即便是在一个州微小的差距也可能决定了最后的胜利。   俄亥俄州被视为此次战役具有象征性的一战,如果罗姆尼取胜,将巩固其目前领跑的位置。如果桑托勒姆取胜,那么他将向人们证明他的实力。   超级星期二各州的党代表票共有419张,提名所需的党代表票共有1144张。目前候选人共获得党代表票353张,其中罗姆尼203张,桑托勒姆92张,金里奇33张,保罗25张。   超级星期二可谓超级昂贵,在十个州进行一周的猛烈广告攻势将会花去每个候选人500万美元。这对不愁资金的罗姆尼而言都是不小的开支。    俄亥俄州定胜负   俄亥俄州成为此次竞选焦点的原因不单单是因为它拥有63张选票,还因为此前凡是当选总统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都拿下了亥俄州。俄亥俄州人口组成复杂,民众高度关注经济议题,被广泛视为2012总统大选的关键摇摆州。桑托勒姆和罗姆尼将在此一决雌雄。    佐治亚州:最后防线还是重振旗鼓?   如果金里奇失守大本营佐治亚州,那么他将彻底退出这场张角逐。金里奇当然希望能在佐治亚州取得绝对性胜利,让他总是上下起伏的选举势头重见起色。最近金里奇竞选又有新噱头,他承诺会将油价降至2.5美元每加仑。   桑托勒姆正在极力拉拢基督教保守人士和茶党选民,而罗姆尼即使不在自己的阵地也依旧势头强劲。佐治亚州将拥有当天的最多党代表票,共76张。    南方的一些州   此外,田纳西州和俄克拉荷马州也是金里奇有望获得新生的地方。但是桑托勒姆却坚持他会拿下这两个州。目前,桑托勒姆和罗姆尼在田纳西州都有各自坚挺的支持者。鉴于俄克拉荷马州特殊的地理位置,桑托勒姆将其称为“保守运动的归零地”。他的反堕胎价值观在这里得到了大量的拥护。俄克拉荷马州将产生40张选票。    保罗的重要夜晚   虽然保罗在预选中还未拿下一个州,但是超级星期二也许能改变他的命运。保罗目前将希望寄于爱达荷州、北达科他州和阿拉斯加州,在那里他拥有自己狂热的支持者。但是他的对手们显然不会掉以轻心,爱达荷州约有1/4的摩门教徒将把票投给罗姆尼,桑托勒姆则期望能拿下北达科他州。这三个州加起来将会有84张选票。    谁将拿下弗吉尼亚州   目前来看,只有罗姆尼和保罗将宝押在弗吉尼亚州。但是似乎没有迹象显示保罗会和罗姆尼硬碰硬竞争。弗吉尼亚州将产生选票46张。    罗姆尼的地盘   罗姆尼拿下曾经执政过的马萨诸塞州几乎是没有悬念的事情,此外,他也有可能拿下毗邻的佛蒙特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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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两会”有感

“两会”有感 作者:加藤嘉一 来源:FT中文网 来源日期:2012-3-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7 10:29:52 阅读量:1479次   3月5日,北京。   5点钟起床,冥想,思考,写作。   7点半从北京的家出门,往平时跑步训练的龙潭公园跑去。都三月了,首都还那么冷,在这呆了9年,依然不适应。   路过位于朝阳区的华威南路,每隔10米就有警察正在“维稳”。我穿着黑色的训练服,带着黑色的墨镜,突然被阻挡。男性警察带着严肃的表情对我猛说“你在这儿干什么?”我吓了一跳,与平时一样在公道跑步而已,藏着恐惧,装着冷静地回应说“我在跑步,这里是公共场所,不可以跑步吗?”同样带着黑色墨镜的警察稍微收回口气说,“哦,你别瞎跑啊”。我则控制愤怒的情绪回应说,“知道了,请您也别瞎管。”这些内容,上午的时候,我也在依然不习惯使用的微博上说了一些。   9点回家,打开电视,把频道挑到CCTV1。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开幕了,听温家宝总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我看着电视,打开笔记本电脑,打字,忽然间开了微博页面。微博上已经有不少媒体人、文化人以及广泛的网民就温总理所传达的数据、口号等各说各的,有的还互相呼应。   我也受到影响,觉得“对于两会,什么也不说,好像不好”,于是对温家宝总理的表现以及两会现场发表了一些浅见。发微博,总是先写到500字以上,然后删到140字。往往被删掉的是最好的文字,经常被保留的是最差的文字。算入乡随俗吧。   “温家宝正做一年一度的政府工作报告。温爷爷显得很慎重,稳重,沉重,我从中能感觉到他‘这是最后一次报告,我努力,圆满完成’的信念和疲倦。人民大会堂依然那么地隆重,台下来自全国各地的人大代表们的反应和鼓掌反而显得有些别扭,与温总理的表达之间存在着一些鸿沟,就像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似的。”   关于中国总理温家宝在国内外的表现,有许多说法和评价。有人讽刺说他“在作秀”,有人评价说他“促民主”,有人感慨说他“很可爱”。无论如何,我从他最后一次作的报告中,即使是在电视上,察觉到了他这些年奋斗,拼搏下来的足迹。这些年,我也在北京奋斗,拼搏,他的表情反映的“我做了,我累了,我走了”,对此,我深有同感。   作为一名住在北京见证了中国政治的外国人,说点心里话,我一直认为外媒驻京记者是根本没有资格对中国总理温家宝带着讽刺的口气说三道四的。我谨代表自己对那些媒体人说,“你以为统治中国有那么容易啊,瞧瞧你们本国的领导人,比温家宝优秀,踏实,积极多少?不要说体制属性,民主还是独裁,无论如何,在世界上,表现得比温家宝差的总理多了。”   对于中国总理温家宝所做到的经济政策,以及没做到的政治改革,我们外国人或许需要谦卑、低调、诚恳地给予现实的评价,并且,冷眼思考“下一步,谁来继承,或承担温家宝所遗留下来的遗产?”肯定的是,2012年“两会”的闭幕真正意味的是中国未来10年政治的开端。   午后到母校北京大学办点手续,难得回来一趟,校园里上碰到了几位熟悉的老师,站在马路边上聊一聊。我说,“两会在举办,行动很不方便啊。北大好像也变了,到处都是高楼,老师不在研究室里,学生也忙着出国留学,找工作”。一位80年代末在燕园里读书的老师对我说,“北大变了,我读书的时候,这里是自由讨论的天堂,什么都可以谈,不娱乐化、场面化、形式化,不像当今的‘两会’。行政化是一方面,更要命的是师生们都缺乏进取的精神和思考的兴趣。”   我走到上学期间每天跑步的未名湖畔,去校方行政单位办点手续,预料之内,办不成,缺材料,负责人不在办公室,只能在某一天再过来…… 我选择放弃,无语,悄悄离开。走两步,在椅子上坐下来,未名湖里的水还冻着,我的脑海里,回想着上学期间的教室场景,去想着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路在何方?想了半天,根本想不出来,“不过,至少可以肯定的是,课堂民主比党内民主重要很多。我同意中国的政改首先必须是党内的选举改革,要一步一步来,但着眼长远的未来,年轻人在课堂上以什么样的心态求学、成长,其影响更加深远。”   溜达溜达,自然走到了北大东门外的万圣书园。我在北京这些年,万圣的学风一直伴随着我的观察与思考。今天,我要思考什么?写作什么?   喝着习惯了的黑咖啡,自觉“别写两会了,写不了什么,没什么意义。”   毕竟来到了Thinker’s coffee,就思考点知识分子该做什么吧。   学者、记者、作者、教师、文化人、出版人、书店老板、艺术家、历史学家……都可称为知识分子。他们应该是思想的供应者、知识的塑造者、信息的传播者。在一个正常的公民社会里,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什么呢?我想有三种:一,抗衡权力;二,启蒙公民;三,推动共识。   不妨把思考的现场流传到二战前夕的日本。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军国主义膨胀,失控,文官,甚至具有统帅权的天皇都被军官“忽悠”,日本最终选择了错误的战争,社会则陷入了无序和崩溃的边缘。   一位亲历过二战前夕日本的资深记者曾对我说过,“战前,在国家明明走向错误方向的形势下,知识分子真无能为力,无所作为,没批评该批评的,没推动该推动的,而选择沉默和懦弱。我后来为什么做记者?就是要阻止国家失控和膨胀。凭什么证明政府说得总是对的,政府做得总是对的?”   当今,日本政局处于高度的不稳定,所谓“频繁换相”,首相每年都要换,早就陷入“无政治状态”,即国民不关心政治,不信任政治家。不过,立场截然不同,被称为左右两家的《朝日新闻》和《产经新闻》都不会去主张“我们的国体或政体不对,必须得改”。什么是日本的国体?战后日本的国体是“象征天皇制”,政体则是“议会内阁制和三权分立为支柱的民主政党政治”。对于这一“核心制度”,这两家报纸之间是没有争议的,围绕既成的国体和政体,日本国内舆论是有共识的。那位记者说,“这是我们的底线”。   GDP总量上已经超过日本,正在迈向负责任大国的中国,观察其国内舆论,我想,日本战前的教训是深刻的。国家快速崛起,容易膨胀,陷入失控时,知识分子的作用、责任以及角色再高估都不过分。中国的知识分子抗衡权力,抗衡得怎么样?启蒙公民,启蒙得怎么样?推动共识,推动得怎么样?   难以抗衡,有体制原因。一名中国女性媒体人的感慨很到位,“没办法,政府呢,不让有右,又害怕左”。确实如此,中国左右两派都去情绪化,要么陷入全盘西化,即中国如何学习西方制度,要么张扬中国模式,即中国该走自己道路。   启蒙公民,启蒙平台似乎仅有微博,但依我观察,在微博这一战略平台,被展开的总是吵、闹、搞,情绪化、娱乐化、商业化的左右之争似乎难以启蒙公民,若说它是启蒙,意味深长,则是中国的悲剧。   至于共识,共识何在?左到右,决策层到老百姓,企业家到文化人,不用说赞同,至少大家都不会否认的“中国底线”,国体也好,政体也好,到底何在?   知识分子最大任务,显然是推动共识。前提则是,知识分子务必属于独立、中立、自立。我想,中国人首先应该重新认识现状,并探索如何使得知识分子确保独立、中立和自立,从而正常地扮演应有的作用。   注重认识,回归常识,重塑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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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全国人大的困境素描

全国人大的困境素描 作者:秦前红 来源:作者博客 来源日期:2012-3-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7 10:16:46 阅读量:2215次   一年一度的三月,俨然已成中国政治的春天,“二会召开”是这个春天中最耀眼的花。正所谓;试上超然台上看,半壕春水一城花。但春花春景并不全然带来美丽与愉悦,有时却须得: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期许一寸愁。   在有序政治发展的思路统领下,国人享有的政治参与空间委实逼仄,于是对三月里的春天故事有了太多的浪漫主义憧憬。媒体每逢其时,也卯足了力气,使出浑身解数来满足国人的想象.但一次一次大幕褪去,国人只是抱憾而归,惆怅难已。   上述遗憾与惆怅均生成于全国人大当下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困境在本篇短文中难以条分缕析,可大致勾勒如下:   成本高昂   西式民主的金钱支撑性曾为我们素所诟病,但却是可计算和可检测的,也是可预期的,但中式民主的诸多成本却是隐形的、间接的甚至是不可计量和预期的。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除了几千名人大代表及工作人员的食宿、通行费用外,还有正常的交通管制、社会维稳、兼职代表停工损失、食品特供等费用。为了保证如此庞大数量代表吃到丰富可口的食品而安排的食品特供,是可以想象的靡费不少。敏感的时刻自然会牵动敏感的神经,每年两会召开时刻自然也是信访案件高发时刻,一年一度的拉锯拔河在此刻异常激烈。据国内公开媒体报道,去年北京市为了保证全国两会胜利召开,动员六十多万人力走上街头。今年两会尚未召开之时,临近北京的河北省省委公开提出,为了防止“基础不牢,地动山摇”,派出一万多人的工作组深入基层,以消除不利两会的隐患。围绕两会产生的不正常开支是来自地方的达官贵人为公为私,搭乘两会的便车之礼,支付的巨额送礼、请吃、公关宣传费用以及为其服务的三大班子(维稳、宣传、秘书)费用。   行政主导   全国人大已成为名符其实的“干部大会”、“老板大会”。据有人统计,全国人大近三千名代表中来自真正基层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不到百分之十。很多官员甚至垄断多个层级人大的代表席位。其中尤为典型是一级地方党政主官通常担任三级人大组织代表,成为民间戏称的“特命全权代表”。举例说,一个省会所在市的书记、市长既是市代表、又是省代表还是全国人大代表。其中书记通常既是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又是省人大会议代表团团长,形成特殊的话语垄断权。人大代表的产生也充满浓烈的行政主导味道,行政安排、行政操控的痕迹尤为明显,难能有真正自由、开放的提名、选举过程。   会议形式僵化   民主即开会,全国人大功能的实现主要仰赖于会议形式开展。全国人大主要有主席团会议、全体大会、代表团会议、小组会议几种形式。每次会议的主要基调都定位于“成功、胜利、圆满”,而宪法组织所定位的“决定、监督”等其实已悄然退居其次。会议的程序基本上由主席团会议所主导,而主席团会议程序则由常务主席会议所决定。全体大会一般是听取“一府两院”等工作报告,表决重大事项,代表并无发言表达意愿的机会。全国人大每次会议审议事项涉及立法、预算、人事任免以及两院、政府事务,会期短、事项繁复,很多代表并不具备审议的能力和素质。另一方面,会议的形式也易使代表没有发言审议的机会。代表发言的平台主要是代表团会议、小组会议。这两种会议形式通常按行政区域划分来组成,只有解放军代表团是按功能界别组成,针对上述现象有学者戏称是地方各省市,到北京找场子异地开会。由于代表团组成的行政化、地域化趋向,导致代表团内发言一般按照规定动作进行,罕见自选动作。在代表越来越行政化、荣誉化、利益化的情形下,代表们基于种种考量,越来越丧失勇气在自己“领导”面前去表达真知灼见,这也是人大会议越开越和谐,越开越沉闷的重要原因之一。偶尔有个别代表特立独行,表达了不同声音,但此种声音也可能代表团团长领导的简报工作小组给过滤掉。   功能萎缩   最高国家权力机关是全国人大的宪政定位,但权力能力不等于行为能力。全国人大自身的身段臃肿造成行动不便,而宪法解释、违宪审查制度的沉睡不醒,使其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地盘被蚕食。“五不三要”(常委会领导人关于人大定位的解读)更使得她四顾茫然,彷徨无计。每年全国人大开会之际,全国人大代表都要大晒自己的提案或建议案,涉及之广几至“乱花渐欲迷人眼”地步。但检视其内容,有相当比例的提案都侵犯其他国家机关的职权空间,更有部分雷人提案令人不禁捧腹喷饭。宪法、组织法、立法法本来有全国人大与常委会不同的职权划分功能定位,但在实践中却早已是欲剪还乱。在法律制定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了诸多本应由全国人大制定的基本法律。同样性质的法律却由不同的主体通过,例如《合同法》、《物权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侵权责任法》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行政处罚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国家赔偿法》、《行政复议法》、《行政许可法》、《行政强制法》等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企业所得税法》由全国人大通过,而《个人所得税法》则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在法律修改方面,按照宪法的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只能进行“部分补充和修改,但是不得同该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但现实中这一修改界限也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屡屡冲撞。举例而言,1979年全国人大制定了选举法和地方组织法后,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过三次修改。1986年由常委会对两法所进行的修改补充条文分别占36%和44%,1995年对两法的再次修改条文分别占30%和42%。全国人大常委会2001年对全国人大制定的《婚姻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进行了修改,已明显超出了常委会的应有权限。在修改幅度上,《民族区域自治法》原有67个条文,共计修改了43个条文,占64%;对《婚姻法》的修改范围则更广,该法原有37个条文,共计修改了39个条文,占原有条文的106%。在人事任免方面,人大常委会本来依照宪法组织法对“一府两院人员”只能“零敲碎打”,但在实践中却是经常批量通过。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例,国家共设立28个部委,全国人大决定的部长、主任共有28人,但在五年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共任免19人次,涉及的部委共有15个,超过了大会所决定数量的一半以上。海峡对岸曾走过了“虚国大,实立法会”的政治旅途,在兹念兹,不仅让人心有戚戚。   代表力孱弱   当下奉行的下级人大选举上级人大代表的方式, 导致层级越髙的人大,离选民越远,代表性也越孱弱。在中国这样一个单一制国家,全国人大有着决定人民最重要权利、福祉的权力,但人民却对产生、去留、履职毫无实质影响权,人大代表的官僚化、贵族化、明星化,也使全国人大代表与人民的关联度渐行渐远,此种状况既违背民主的要义,又削弱了代表的公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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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选举与治理 | 汪洋谈乌坎 薄熙来论共富

汪洋谈乌坎 薄熙来论共富 作者: 来源:南方日报 重庆日报 来源日期:2012-3-7 本站发布时间:2012-3-7 5:42:03 阅读量:0次     薄熙来说,国际上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收入差距。1979年我国是0.317,1999年越过了0.4的警戒线,2010年则达到了0.469,超过了不少国家的水平。汪洋说,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村民组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 汪洋妙语回应媒体敏感问题:关键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2012年03月06日 来源:《南方日报》)    汪洋妙语回应媒体敏感问题:关键要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中国共产党新闻   在广东团开放日现场,国内外媒体对发生在广东的乌坎村事件高度关注。   英国路透社、日本朝日电视台、香港凤凰卫视、英国BBC都向汪洋发问:乌坎事件圆满处理有没有什么经验?为什么允许乌坎村进行民主选举?会不会担心这种影响扩散到其他地方?   汪洋笑着反问:“我先采访一下你们,为什么对乌坎事件这么有兴趣?”   凤凰卫视记者回答,乌坎事件的处理对于目前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具有积极的作用。   汪洋说,关于乌坎事件,刚才日本朝日电视台记者认为在民主选举上开了先河,凤凰卫视记者则讲涉及政治体制改革。我实事求是地讲,乌坎民主选举是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只不过把《组织法》和《选举办法》的落实过程做得非常扎实,让这个村子在过去选举中走过场的现象得到纠正。对乌坎村事件的处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理念,那就是始终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   汪洋接着说,广东成立工作组处理乌坎村事件,之所以请一位省委副书记当组长、一位副省长当副组长,并不是因为这个事件复杂到需要派出这样的阵容,而是我们希望通过解剖这个“麻雀”,取得经验,推动村级组织加强建设,更好地体现为人民服务的执政理念。今年下半年广东将召开全省性会议,把从乌坎这个点上取得的经验、吸取的教训用于加强全省村级组织建设工作。   路透社记者问汪洋:您近日在谈改革问题时明确提出,利益集团是改革的阻碍,准确地说这些利益集团有哪些?怎么来打击?   汪洋回答,我记不得我的原话是不是如你刚才这样表达的,但我说过改革开放初期,改革的阻力主要来自意识形态之争,现在改革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利益格局的影响。改革开放30多年,市场经济在广东充分发育,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已经形成,也产生了新的利益格局和不同的利益取向。朱小丹省长刚才讲到政府审批制度改革时提到的政府内部维护部门审批权力的情况,实际上也是利益格局影响改革的表现。所以,要进一步深化改革,解决利益格局对改革的影响,党委和政府要首先从自己身上开刀,从自身的改革做起,并处理好不同利益群体对执政党和政府的影响。“只要各级党委、政府能够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的改革就会往前迈出最关键的步伐,就能取得突破性进展。”(特派记者/胡键 谢思佳) 薄熙来:促进分配公平,推动共同富裕 (2012年03月06日 来源:《重庆日报》)   5日,重庆代表团召开全团会议,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代表、市委书记薄熙来提出,总理的报告既总结了成绩,又分析了问题,令人深受启发。报告中特别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动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落实到具体工作中,继续推进重庆科学发展。   薄熙来说,总理的报告全面总结了去年工作,谈成绩准确精当,对问题也不避讳,是一个实事求是的好报告。报告对民生改善极为关注,强调下一步要着力惠民生,“坚持把保障改善民生作为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在讲到当前存在的缺点和不足时,报告多处提到收入分配和缩小差距问题,令人印象深刻。总理说:“收入分配等方面问题还很突出,群众反映强烈”;要“加快构建扩大消费的长效机制。大力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增加中低收入者收入,提高居民消费能力。”还强调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这些话言简意赅,语重心长,是报告的一大重点,也是亮点。   薄熙来说,大家都知道,国际上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来反映收入差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9年我国是0.317,1999年越过了0.4的警戒线,2010年则达到了0.469,超过了不少国家的水平。报告提出要对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居民采取不同的政策,以形成公平合理的分配机制,充分反映了民心民意,表明了中央政府对解决好这一老百姓普遍关注的问题的坚强决心。   薄熙来说,收入分配问题至关重要,对经济社会的多个方面影响不小。一是影响多数人的生活和心理。如果基尼系数过高,势必影响多数群众的生活质量。二是影响社会消费。如果财富分配不均衡,富人虽然有钱,但人口数量少,消费总量有限;多数百姓想买却缺钱,这就会遏制社会消费,也会影响经济发展。消费是拉动经济发展的“三驾马车”之一,现在投资、出口这“两驾马车”已绷足了劲儿,今后发展能否持续,推动消费,启动内需至关重要。有了内需,市场也会随之活跃,吸引四面八方的客商来投资兴业;反之,市场萎缩,经济就会相应受到影响。三是影响社会发展。生产力三大要素中,人是根本的动力,是创造力和发展活力所在。如果收入分配公平合理,大家都有盼头,广大劳动者的积极性起来了,发展自然大有前途。四是影响社会稳定。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稳定,而分配公平,多数人能安居乐业,是社会稳定的基础性条件。   薄熙来说,收入分配问题是我们当前面临的一个重要矛盾。我们既要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又要切实解决好收入分配问题;既要鼓励竞争,又要重视改善中低收入群众的生活。这关系到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总理在报告中特别提到,要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静下心来想一想,什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我看这个“核心价值”既是理想和信念,也是人类社会的一条发展道路。坚持民生导向的共富之路,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要素。小平同志曾强调,“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了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要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也多次强调要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始终高度重视民生改善,在促进共富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薄熙来说,多少年来,重庆坚持民生导向的共富之路,不仅没有影响发展,多项经济指标还位居全国前列。去年,我市GDP在2007年的基础上增长了2.7倍,年均增幅15.7%;一般预算收入4年间增加了1000亿,年均增幅35.4%;城乡居民收入也大幅增长,说明我们的发展不仅有速度,也有效益。在这个过程中,重庆坚持对外开放,2007年实际利用外资11亿美元,去年当年引进106亿美元,增长了9.6倍。重庆还“走出去”,连续两年对外协议投资50多亿美元。实践证明,共同富裕不是像有些人说的,是在走“回头路”,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影响经济活力。相反,实践已经证明,促进分配公平与优质、快速的发展可以兼得,而且相辅相成。共同富裕这条路不仅走得通,而且会越走越宽。(记者 肖竹) 吴邦国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2012年03月06日07:17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3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安徽代表团的审议。 新华社记者 姚大伟 摄   吴邦国在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时强调   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5日下午来到他所在的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安徽代表团,同代表们一起审议。代表们围绕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实体经济、统筹城乡发展等争相发言,吴邦国认真倾听,不时插话同大家讨论。   在仔细听取张宝顺、吴存荣、王亚非等代表发言后,吴邦国发了言,表示完全赞同政府工作报告,并对安徽省的工作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过去的一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实现了“十二五”时期良好开局。这些成绩来之不易,是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科学决策、正确领导的结果,是全国上下齐心协力、顽强拼搏的结果。今年是我国发展进程中具有特殊重要意义的一年,我们党将召开具有重大而深远意义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全年各项工作,保持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对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对工作的整体部署上来,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牢牢把握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开展工作,努力实现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吴邦国在发言中着重强调了三点:   一要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上取得新进展。要把中央关于转方式、调结构的决策部署真正落实到具体措施上、体现在实际工作中,着力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把重点更多放在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发展服务业、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上来,推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内需拉动;着力加快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步伐,引导支持创新要素向企业聚集,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动经济增长更多依靠创新驱动;着力推进节能减排,强化法律规范和政策引导,淘汰落后产能,发展绿色产业和循环经济,推动经济增长建立在可持续发展基础上。   二要在深化改革开放上取得新突破。要着眼于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加强改革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努力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突破,加快形成有利于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要深化财税体制改革,深入研究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把国有企业做优做强,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培育面向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金融机构,加快落实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的政策措施,完善促进民间投资体制。   三要在改善民生上取得新成效。要正确处理发展经济和改善民生的关系,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切实办好涉及民生的大事要事,加大大别山区扶贫工作力度,重点加强对困难群众的帮扶,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要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妥善解决群众合法合理诉求,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矛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新华社北京3月5日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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