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主讲人：李伟东 　　主持人：秋风 　　评议人：王占阳、石秀印、孙龙、蔡霞 　　秋风： 　　天则所第443次双周学术论坛现在开始，我们今天的主讲人很特别。我们以前请的都是学者，今天我们请来的李伟东先生，是媒体的。但其实媒体也是一个职业，他的主要工作在我看来就是在观察政治，所以我说他是当下中国非常杰出的政治观察家。 　　这样的一个职业，我觉得在我们中国是非常需要的，尤其是最近两年，不论是政治还是政治思想，变化都是非常大，而且在我看来整个政治思想的结构发生了一次比较重大的重新的组合。而这样一种政治思想的变化，包括政治结构的变化，实际上对未来中国的走向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这个应先恐怕不是1年、2年，而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而伟东兄，据我所知，过去一年也是非常活跃，接触了各种各样的思想代表人物，从极左到极右，中左中右，各色人等，伟东都有非常深入的接触。我觉得有这样的一个接触面，还有这种理解力的人，我相信在中国没有了，就只有伟东兄了。 　　所以我想正好现在是年底，究竟过去一年发生了一些什么，所发生的事情对未来的一年和更长的时间有什么意义，我就特别请伟东兄来给我们做一个报告。伟东也有一个简单的提纲，他以前其实我也听过，但都是比较断断续续的。这是算一次比较完整的报告，我非常期待，相信大家也非常期待，接下来就请伟东兄做这个报告，时间大概是一个半小时。接下来我们还请了几位国内重量级的政治学家，有王占阳先生，还有蔡霞女士，还有另外几位朋友，他们会做一个评议，然后我们共同来讨论这个问题。 　　李伟东： 　　非常感谢天则所，盛洪所长，虽然有过见面，但是很少在一起长时间的讨论。也感谢秋风先生，感谢天则所给我提供这样一个平台。天则双周论坛是我多年一直学习的地方，10多年，接近20年以来，天则所茅老师以及盛洪兄，还有秋风兄还有很多人，包括余老师，给中国的思想界贡献了非常多的智慧，也贡献了很多思想，推出了很多的人物。看天则的网站，看天则的双周论坛，仔细看每个人的讲演，每次都受益匪浅。这次天则给我提供这个机会，我也很荣幸，因为我很少在外面讲。这两年情况也有所变化，好像我是突然出来的。其实我03、04两年曾经在中国改革杂志社做社长，当时我的搭档是温铁军，他是一个比较偏左翼的三农问题专家。当年我们也对农村问题做了很多观察，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主要是做行政方面的保障事务。我自己是学经济的，我是吉林大学77级经济系的。20多年以来好像一直在参与改革这件事，从80年代以来就和北京的一些朋友都比较熟，包括现在在海外的和留下来的，当了高官的和仍然沉在民间潜心研究的，各方面的朋友很多。受他们的一些思想影响，结合我自己的思想观察，有一些体会。去年以来，有一些特殊的变化。 　　由于我朋友关系比较广泛，我在左右两个方面都参与讨论。原来的讨论是比较私下的，后来就变得越来越公开了。比方说左翼的杨帆先生（他自己不承认左翼）组织的一些讨论会，包括跟乌有之乡一些人的讨论包括网上的一些公开争论。大家最近都比较激动，跟杨帆先生那边参与了很多左翼的讨论，最近在网上跟一些人也有争论，包括你们都知道的郭松民、苏铁山，都有一些讨论，关于文化大革命。共识网上也发了我一些东西，最近发了一个标题叫“林彪是罪魁祸首之一”，实际上最后的结论我是说，不存在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存在的只是把毛加进去的，毛林江的反人民集团。这算是我对过去历史的一个观察。由于跟左右各派的讨论，发现近两年来思潮非常之多，多到了十几种，二十几种，各种各样的想法。有极左翼的，比如乌有之乡和相关联的一些网站，他们内部也有差别，不停鼓动要发动二次文革。 　　而且对毛的评价变得非常的有意思，比方我在网上私下跟仲大军，大军网是很有名的网站，提供了很多思想，但那次吃饭实际上又有郭松民、杨帆、大军，我们几个人，就一直在争论。我说我的问题是，现在这样一个两极分化的结果，这么严重的一个态势，到底是毛的路线的继续，就是他的专制体制的继续，才有今天这样一个结果，还是像你们说的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然后走资派又重新上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们都是后面这个结论，就是因为毛的路线被打断了。毛是英明伟大的，后来在微博上争论的时候，我把这个问题发到微博上，仲大军直接回复我说，毛就是耶稣，是全世界的领袖，未来的问题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全世界的问题也只有回到毛的路线才能解决。我非常意外，大军兄是多少年的朋友了，盛洪也都知道的，但他非常的激烈。我问，毛到底是建立了一个平等的社会，还是差别很大的等级化的社会？本来就很平等，所以才有未来那么剧烈、暴烈的行动。他说毛建立了一个全世界最公平、平等的社会，毛就相当于当代的耶稣。 　　当然我也见过另外一拨人，比方说言辞和主张都越来越激烈的原来是纯粹的自由主义学者。最近我看到他们的言论都非常激烈，我不好多点名字，说一两个，比方说像刘菊明，这个已经是基本上是认为大变革、剧烈的变革、社会动荡性的变革不可避免。还有翻译哈耶克的，翻译韦伯的那几位翻译家，都已经变得非常激烈。 　　所以我要先说说思潮，而且现在出现一个像梦魇一样，像咒语一样的东西，就是2012在人们的心目中变得越来越沉重。比如说2012对中国来说意味着一个大的换届年，换上来的人和过去的人有什么差别？中国会不会因为换了人，换了领导集团，而又重大变革呢？还是仍然会温吞水的这样走下去。但是不管上面换不换，社会会不会等待它换，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就说你换不换都没有关系，但是整个社会上要有别的东西出来了。所以说2012对全世界来说也处在一个，比方说金融危机啊、正在探底啊、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啊这种情况。但是官方的思想认为，中国的2012不是一个往下走的问题，不是一个会不会崩盘的问题，是一个中国模式将大行其道，在全世界风靡，而且中国的崛起将在2012变成某种现实的问题。这样的学者也很多，比方说北大的潘维全世界去推销中国模式，组团去推销中国模式。还有类似的很多人，左翼的一些人。内部的讲法就更多了，像张木生先生认为全世界已经到了29和33，当然中国已经到了89，就民怨气氛而言。他再跟我说，跟很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在位的那些人能把羊头挂住，意思是保证现有政权不再未来一年崩盘，新上来的太子党就一定会重整山河，大概是这么一个意思。而且全世界会把整个中国模式以及中国崛起的时候大大发展下去。 　　所以明年到底会怎么样也成为大家特别关注的情况，今年也到了年底了，现在已经是12月。未来一年中国将如何走，我先说说各种思潮。各种思潮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判断，不等于是官方的走势，所以我第二个问题要说时局，对时局的判断，官方的判断、民间的判断以及我的判断。第三个问题说说我对未来的判断。我就大概说这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我前一次在两个月前，10月初，在成都的安仁，是樊建川他请我们去。当时秦晖，徐友渔，张木生，肖公秦，杨帆，左翼的像朱苏力、黄纪苏他们都去了。就是左右对话，我在当时讲了当前的思潮，共识网已经发了，当时我讲了6种思潮，共识网就是按这个发的。当时我说完之后就有人批评我，说至少忘了秋风兄的儒家宪政，也就是保守主义思潮。这个保守主义和刘菊明说的保守主义不是一回事，菊明说的保守主义是指英国式的保守主义。就是对自由主义的非常保守顽固的，或者说非常任性坚持的那样一个自由主义原则。但中国兴起的保守主义思潮是向儒家回归，或者向传统回归，或者向国学回归。也不完完全全是回归，也是超越，是与现在的普世价值相结合。大概我是这样一个理解。这个保守思潮也很厉害，当时说我漏掉了保守主义思潮，也漏掉了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最近我发现还有两种势头非常明显，成为思潮。一个就是网上出现了大量的“国粉”，民国粉。这个来势汹汹，而且对自由主义侧翼，对刘菊明他们都形成一种围剿的态势，这个是非常厉害。比较有名的像网上大事将至，书海飘香，这几位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非常活跃。如果底下有他们的朋友或者他们本人到了，也让我们认识一下。 　　我顺便插一句，秋风说我是什么杰出的观察家。我一想，观察家是什么意思呢？后来想明白了，观察家就像足球的球友，看别人怎么踢，然后我们或许能看出点门道。 　　这是一个我没有想到的，比较厉害的一拨，出现的这种国民党粉。按现在我分了10种思潮，这个说起来就比较繁琐。我按了一个特别传统的方式来区分，传统的是左右的方式。左右这个概念就非常不科学，我先认同它不科学，因为前一段时间，高超群就在这也讲过一次流派的分野，我们之间也有讨论。他就是反对用左右的方法去分思潮，连秦晖先生，还有很多人都认为左右是不科学的，我也同意，但是左右对中国来说是有意义的。比方说左翼的思想思考者，行动者说我要回到毛左，自己宣称自己是毛左，就是毛泽东左派。张宏良在他的演讲当中，公开说中国过去10年最有意义的思想动向，就是出现了毛泽东式的共产党人，就是毛左，原话叫毛派共产党人。他自己宣称自己是左翼，而且乌有之乡前不到一个月，把它的整个页面换成了向薄熙来同志致敬什么的。而且也有人自称自己是右翼的思想家，所以首先是从大家的传统语境上过渡过来的。很多人他们自己就这样自称，然后我们习惯上也这样去划分。 　　所以我只是要说明一点，我所说的左右之分和国际标准不一样。国际标准，所有的左翼，包括早期共产党人第三国际等等，包括工会的工潮当中的左翼思想家，基本上是关心底层民众的利益，为工农呼吁社会平等，呼唤人权，批评政府各种各样的政策主张，从不同的角度批评。总之国际的左翼思潮是反不平等的，保护人权的，对政府是采取批评态度的。而国际的右翼可能是和资本相关联的，维护资本利益的，和某种权力结构离得更近，这是国际的标准。但在中国反而是倒过来的，因为我观察乌有之乡左翼的讨论，当然他们也有对底层民众疾苦的关心，而且以此为依据认为第二次文革是该来的。但是更多的时候你观察这些左翼的思想者，对官方的态度，对美国的态度，对国际各种各样事情的态度，在国际重大事情当中的对官方的支持。比方说民间认为卡扎菲倒了很好，叙利亚该制裁等等，有很多这样的民间力量，民间思想者都这样认为，而左翼力量反而是不停地在帮助官方说话。我说的左翼力量不包括，有一些在网络上像城管一样的，我们把他叫“五毛”我这个话不在这儿说，我不想用一个什么概念羞辱别人。总之这些人算不上是左翼思想者，而是官方打手，有若干这样一些人在网上活跃，这我也就不去说了。比方说有这样一些人说，共产党的江山是用3000万人头换来的，你要想拿走你用3000万人头来换。类似说这样一些话的人，我已经不把他看做思想者了，这就是网络打手。 　　我刚才说的网络思想界的，比方说左翼的黄纪苏、祝东力这样一些，他们的一些思考，是对官方的很多做法都是有问题的。所以我的左翼标准和国际是不一样的，按照我们国内的说，左右这个概念本身也是不科学的。但是先暂时这么叫。 　　这10种思潮，最左翼的当然是以乌有之乡为代表的，主张回到文革的，主张用毛的阶级斗争思想重新解释今天的。认为毛当年发动文革的时候，资产阶级还并不明显，但他们认为也存在，比方说以刘邓为代表的，当年也存在，所以毛发动文革也是合理的。但是有些人认为当年不明显，今天反倒是对应了毛60年代说的，今天恰恰是毛主席当年说的那个情况。资产阶级已经重新产生了，党内资产阶级和国际右翼势力结合起来，阶级斗争空前高涨，发动第二次文革的时机已经来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这就是郭松民直接回答我的在网上。我说，你是想发动第二次文革吗？他说，如果不发动第二次文革就会有武革。我说当年就有武革呀，文革发展到后来就是武革。他说，那不对，那是工人阶级领导权被什么什么篡夺了。他大概就是说文革那个武革不是毛主席的事，只是底下的人捣乱。毛的意思就是文革，所以今天应该发动二次文革，只有二次文革才能避免武装革命。他说我在网上说的，你继续忽悠这种宪政民主，人权这种事情，小心爆发革命！我说你这个文革难道不是要爆发革命吗？他说，文革是文革，只有发动文革才避免爆发二次武革，左翼是明确这样表达的。这是我最近直接接触，亲耳听他们说，而且在我的微博对话当中就可以找到这样的记录。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思潮，已经变成了一种运动。左翼的力量发展最为迅速，这也是让大家始料未及的。我说的发展成运动，你可以看到在郑州，在山西太原等等一些地方,比方说，烧报纸，呼口号，围剿，甚至举毛先生，告状等等这样一些事故，已经是此起彼伏了。而且华尔街发生事情以后，郑州他们还弄一些老太太上街去，支持占领华尔街等等。他已经从思潮变成了一种运动，这个运动已经不是一个玩笑，已经更不是一个简单的打打闹闹，而是一个非常有系统准备的一个东西。而且张宏良先生，我跟他约了对话，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已经在他的演讲当中，网上看到的东西已经清楚地看到他的一些政治主张。这些政治主张是一种思潮性的，甚至社会运动性的。 　　这是最左翼的这一段，最近他们给我介绍他们内部也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比方说张宏良说要保党救国，然后好像是有些网站批评他是投降派。张宏良回过头来开始抨击张木生，抨击他的新民主主义，说这是叫左翼代入党。什么叫左翼代入党呢？以卡扎菲那个事为例，就是因为他没有及早掌握核武器，放弃了核武器的生产研制权，向美国投降。然后把大部队引过来，所以才会有他们后来的下场。这是张宏良最后文章的结论。现在已经出现左翼代入党，然后开始抨击张木生他们的新民主主义。所以他们内部也有极大的分歧。 　　这是第一个，最左翼的，那么标准的左派很有意思。我定义的标准的左派，就是斯大林式社会主义。这个似乎已经被我们扬弃了，从计划到市场，改革开放30年了，当年官方批的那个东西就是斯大林主义，但是至今仍然非常有市场，而且卷土重来。社科院的马列主义研究院，以那儿的程恩富副院长为代表的一批人，包括他们的总院长，以及相关的几位副院长，包括几个相关的所，在不停想把中国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而且他们找到了一个试验田，或者自己认为它是试验田，也有某种联络，就是重庆。因为社科院的马研院以及政治学所房宁以及崔之元先生的一批从美国学来的美国左翼，回到中国后的中国左翼，他们也都称自己是左翼。他们认为自己在美国学到的就是左翼思想家的东西，回来以后也认为自己是左翼。他们已经成了重庆主要的智囊团。当然杨帆很不满，不停跟重庆说，你们是上了左翼的当了等等，重庆应该搞民主，这是杨帆最近的说法。他们认为他们是重庆的智囊团，认为重庆就是可以回到标准的马克思主义，可以回到标准的斯大林社会主义的一个地方。有很多文章，包括在《香港传真》上登出来的，以及他们自己发表的历次会议上的一些东西，你会看到他们和当年说的斯大林社会主义没有什么差别。而且他们已经跟一种政治力量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维系。就是重庆的唱红打黑，以它的经济势力为代表的一个势力。我把它叫做标准的左派。 　　左翼的第三支我把它叫做中左，中左就是张木生，张木生所提出的新民主主义。这一支也比较有意思，背后的政治力量支持是非常明显的。张木生新书发布的时候我当时在场，刘源将军是穿着三星上将服，带着5个穿着少将服的将军，齐齐坐在那。还有好几个少将是没有穿军装的，都是公开支持。而且木生也直截了当地说，刘源就让他讲，在很多次会上，不停要说。为什么要说呢？张木生首先说他这个东西是超越左右翼的，左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右边好的东西他也能接受，而且他也能代表，不光是能接受。他的新民主主义包含了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现在你们要的宪政民主，言论开放，司法独立，城乡平等，等等。我就不说他的基本主张了，总之他的政策主张包含着，比方说，要全民共国家的产。就是把全民资产分了，量化到每个个人，但是不许卖，可以继承。量化个人之后所带来的资产收益，纳入社保，然后社保基金再怎样运作。这个办法本身就包含着对现在权贵资本以及大国有资本某些全民性的重新分配，是含有这样的含义，他自己也是这样去说的。 　　我说，你如果真能这么干，我完全赞成。但是我只建议，因为60年，中国农民跟社会主义无关，农民从来就没有进入过社会主义，虽然在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呆了60年。因为这个全民所有制所谓全民农民是排除在外的。当农民人口占80%以上的时候，我说你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国家，那你是冒牌的。现在农民人口已经降到了50%-60%的样子，但还是大多数，那这个社会主义我仍然认为是冒牌的。因为绝大多数人口跟社会主义无关，既享受不到社会主义的资产收益，资产名义上就跟你没关，也没有资产收益，仍然在二元结构的第二元呆着。所以你这个国家的所谓社会主义国家就是城市社会主义国家，城市居民社会主义国家。那么基于这样的理由，就应该对农民进行加倍的补偿，如果你分国有资产的话。我跟木生一再强调，说过很多次了，农民要加倍，甚至要加更多的倍。这是一个加倍，因为60年农民做的贡献太多了，被剥夺的太多了，第二个，越是中心城市应该分的越少。比如说北京，前30年是全国人民支持北京，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全国人民不知道给北京做了多少贡献，现在仍然享受着很多特权，比如说考分，这个是多大的含金量是很难衡量的。北京户口的人的后代就能比其他省份的人享受低200多分的考分进大学。这个你说用什么钱能够衡量呢？这是一代又一代的东西，这是含金量第一高的一个资产。那么你真能够量化国有资产，分到每个个人的话，北京人应该分得最少，然后偏远地区应该分得最多。 　　这是他第一个政策主张，说要量化全民资产，第二个，他说要成立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会和农会，让工人和农民都有对资本家，对资本的集体谈判权，共产党不干预，只是在最后不得了的时候，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出来裁判，这是第二。 　　第三个政策主张是说要学习日本自民党，党内可以分派，让共产党内部分派，党内民主从共产党分派开始。 　　第四司法一定要独立，政法委之类可以撤销，不再干预办案，让司法独立，甚至把司法系统全部从地方干预下独立出来。 　　反正他的主要政策主张就这些，听他的政策主张，我们都同意。但他跟左翼对话的时候，他说出的真实的话是这样子，就是全世界已经到了29、33的大危机，中国正在崛起，现在中国全世界最有钱，100万亿的固定资产，100万亿的现金储蓄，中国政府是双百万亿的有钱的政府。然后今年的财政收入，就是政府拿到的钱可以超过25万亿以上。今年的GDP大概50万亿多一点这个水平，人均4500美元不到。政府在50万亿左右的GDP中拿走了25万亿，这25万亿包括13亿的税收，3万亿左翼的企业上缴利润，这就16万亿，然后接近3万亿的罚没收入，还有3万亿左右的社保基金，还有2、3万亿的灰色收入，还有其他七零八碎的一些东西，土地出让金也有2、3万亿，实际上财政拿走的25万亿还要多。政府变成全世界第一有钱。这话是他说的，他说，拿出7、8千亿去维稳，去强制弹压，其实拿出一半的钱就把刚才说的社保、农民那些问题都解决了，这不是脑袋进水了吗？他说为什么回过头来拿出多一倍的钱去制造社会混乱，制造社会危机呢？他认为这里面也有利益链等等很刚性的东西，已经陷入一个不可解的问题了。所以他说，你只要1年把羊头好好挂着，被闹成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状态，明年我们就如何如何了。反正新的一拨人上来决不允许这个样子。 　　我把他的话可以翻译成，原来这20多年，老太爷走了以后，被一帮秘书、太监把这个国家已经折腾地得不像样，现在正宗传人们要集合成一个政治集团，出来重整山河。重整山河,第一，共产党的旗帜要永远挂着，至少努力永远执政，至少有10年的时间让他能够长治久安。第二，解决社会重大矛盾问题，不是不解决。张木生原话是说，现在中国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经济奇迹，也创造了让全世界震惊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说中左的含义，就是这样我给他定义出来的，这次在重庆他也承认，说伟东说我是中左，那我就是中左吧，我在这个国际反对美帝，坚持我是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我绝不脸红，我都承认。所以我给他戴这个帽子，是他自己接受的。 　　这是左边的三种，现在出现了一个特别中间化的思潮，这个思潮是我特别好的朋友，是笑蜀先生，最近他的言论很有意思，提出“四不”等等，而且他前段时间一直主张建一个网站叫“公民网”，而且已经建成了。提出这些思想，意思就是说我不挑战最高权力，最高权力很恶，没问题。也一时左右不了，看不出来任何松动迹象，所以我主张建立公民社会，从基层的公民社会开始建起，一点一滴改变公民社会的格局。而且如果现在就发生大的变革的话，无论来自左翼还是右翼，都可能是第二次文革。不光是左翼有第二次文革，右翼也有第二次文革。现在看到右翼这么疯狂，我刚才提到那几个国粉疯狂在骂他。骂他说，他是投降派。我对他说，虽然我替你发稿子，但是我说我觉得你会左右不待见，而且我的态度是说，如果你阻挡的这个事情或者你不赞成的革命一定要来的话，那就是有历史合理性。如果它是绝对不能来的，是很多人凭空鼓动出来的，说思想界和舆论界出现一帮疯子，天生就是革命派。然后中国本来没有革命可能性，跳出一帮人来鼓动，那可能不合理。但是如果历史一定会出现革命的话，那就有合理性，那我们就要分析他为什么要来了，这是我后面要说的话。 　　这是纯粹的中间派，刚才说漏了一个。刚才我说了乌有之乡、标准左派、中左之一是回到新民主主义，还有中左之二，是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这个我建议大家看高超群关于温和的国家主义的评论，说得很多了。我只是简单地说几句，因为我和王晓东他们也很熟，也讨论过很多次。王晓东跟我私下里说的话，就是他不管主张什么主义不主义，现在中国就是到了这样一个阶段，中国工程师大量产生，中国就是要工业化，只要工业化了，所有的两极分化这些东西都会慢慢解决。现在眼前的这些东西在他看来都是代价。我就说你的思想可能就是毛的思想，就是所有的东西就是代价，代价可以忽略不计。他说你不认为这是代价，这没有用，反正历史就是这样的。所以方舟子跟他吵起来了，方舟子说他是工业党之类的，不停地骂他。反正总是，王晓东是工业党的国家主义代表，和他走得特别近的是宋晓军这些人。不论主义，不论主张，只要国家强大，只要能够抵抗国际势力，假想敌就是美国，不断地工业增长，军事势力增长，高端科技增长，能上就行。至于民生和其他一些东西，他们很少论及，我也不能说他们不关心，反正很少论及。国家是一个整体，他们核心的概念就是这事一个集体主义概念，国家主义概念。个人的权利，个人主义的滋生，以及自由民主这些东西的滋生，都不利于国家主义以及中国抱成一个团，把自己弄崛起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他们认为应该继续，某种程度上忽视，或者将来再说的个人人权问题，民权问题，民生问题。先把国家弄上去，弄好了之后将来一切都会有。这基本上就是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 　　这是第四，第五刚才已经说过了。第六，中右，我把我自己定义成中右。中右有两种，中右之一就是大家近些年来看到的以炎黄春秋等等为代表的党内民主派。谢韬先生的民主社会主义，这些人非常之多。杜导正等等老一辈的，李慎之、李锐等等。认为党是要救的，党是一定能够适应新时代的，但是条件是一定要变成一个民主主义的党，以党内民主开始实现国家的民主过程。这批人当中最近这一两年，开始提宪政提得多，就是共产党也能够接受宪政，但是是在党的领导下的平稳过渡的一个宪政过程。我不是特指哪个人，有些人可能更右一些，这一拨人当中，有些人更保守一些。而且我内心当中觉得，和他们私下弹起来觉得他们是要把共产党逐渐改变成社会民主党的这样一个过程。历史的过程和党的过程要并行不悖，逐渐给党迎来一个新生，给这个社会迎来一个新生。而且目标是沿着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往前走，和平过渡。 　　我把这叫做中右之一，中右之二，是秋风先生为代表的，儒家宪政。我之所以把你定成中右，是我对你的了解，对你这拨人和其他几拨人的了解。你们内心当中是民主自由的，是认同普世价值的，但是认为西方普世价值的东西拿到东方来，确实是有水土不服。我们自己有自己成长出来的历程，5000年或者3000年的文明，这个文明本身是有价值的，如果我们完全被取代，可能对中国来说不是一件好事。我们如果能够成长出来，和世界不是抗衡，而是融合，并立的一种思想体系。同时借助西方的政治制度，而思想文化精华是我们自己的，我们仍然是中国人，中华人，然后使用的是普世的社会政治制度，文化是我们自己的，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果。我在这个意义上认同这一点，所以我把自己定义为中右。我也认为西方的所有价值观，文化伦理如果拿到中国来可能是有水土不服的问题。但这是一个持续30年，至少30年的一个困扰，至今不能得到一个合理的、逻辑化的深刻的解答。我对秋风一两年以来的论述也都仔细拜读过，我也认为你好像还没有自洽，我也没有自洽。这是一个大家正在研讨的问题，包括高超群。高超群对古典文明的研究是非常深入的，我倒至今都没有听他得出一个非常有价值，非常顺理成章的说明。还正在研究之中，这种思想的探索代表着民族的探索，他的意义就在于，整个民族都在做这样的探索。我们是中国人、中华人，走到今天面临着西方的巨大挑战，原来是革止，把它撵出去，回到我们传统的恶，比方说文革，回到集权主义。但现在集权主义的确被认为不行。我前天在微博上发一句话，就说集权主义正在全世界溃败，溃败得一塌糊涂，找不到一个胜利的例子。唯有中国似乎在某种意义上在坚持，实际上也在溃败过程当中。那不又回到百年前了吗？中国会彻底完蛋吗？连我们的文化也会一同被革掉吗？可能不会。这中间还会有艰难的争斗。如果能够存在一个文化内核是我们自己的，而且是优秀的而政治制度是普世认同的可能会更好一些。标准的右派，在我看来，就是以很多很多公共知识分子为代表的，完全认同普世价值、宪政民主的这样一批公共知识分子，数量非常之多，包括30年来自由主义、保守主义这样一批人都是这样。这个和共产党领导不领导和是不是社会主义国家没有关系。只要对民族国家，只要民族国家能在未来成为强大的自由的民主的，给全国人民带来普世幸福的，公平的，就可以了。选择什么政治制度并不是必须要保留社会主义，也不一定要保留党，以谁为核心，为领导，这些东西都可以换。对历史来说 ，可能都是一瞬，几十年过去就过去了。真正有价值的可能是永恒存在的价值理念。这样一批人非常的执着，有很多人令人敬重。长期做这种努力，从启蒙开始。这是我说的标准的右派，就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通过政改来实现，他们不主张革命。对革命也是有某种避讳，认为社会动荡并不好。 　　现在出现第九和第十个，两个极右派。一个是主张宪政民主，但是要革命性过渡。革命派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就是一定要过渡过去，你不管什么样的革命，反正有革命要来，没有关系。公开持这种主张的人，在微博上有只言片语，我是不能说出任何一个具体的思想的，说出来可能对别人也不好，不安全。 　　这是其中的一派，主张革命的还有另外一派，就是说革命的结果，不是革出一个宪政民主的带有普世价值色彩的一个新中国，而是革回民国，47年宪法。这是有重大差别的和我前面说的一派，这个主张的人也非常多，所以网上有那么多的国粉。他们为什么围攻菊明他们呢？因为你主张的是西方那套东西。据菊明自己说，他对三民主义，对民国是不赞成的，他有很多批评，他比较认同袁伟时先生的那些关于民国的批评。认为不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是集权党，都是两个列宁党，是两个集权革命党在中国折腾的这件事情。尽管今天太晚如何如何了，但他们骨子里就是那些东西。这是菊明跟我们讲的，这也是国粉们围攻他的原因。这个问题到这就是给你一个回答。这个彼此之间争斗非常激烈，当然也有人说，现在大家的目标主要、共同的目标是集权专制主义，你们怎么先自己掐起来了？能不能先同盟之类的，也有人私下做一些劝解的工作。 　　王占阳： 　　美国学者90年代做了一些工作，他们对三民主义就觉得很不以为然 　　秋风： 　　哈佛的中国学都是粉红色主义，都是共产党的同路人。所以他们都是恨国民党的。这些人都是给政府打报告，不断地诋毁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所以最后美国放弃了国民党，然后就丢失了。 　　李伟东： 　　我的第一部分就说完了，我说第二部分时局分析。官方当然我就不用说了，刚才已经说过了，就是中国崛起，西方正在衰落，中国模式。这个信奉的人不是很多，但是不停地在鼓吹，而且动用了大量的财力物力，全世界在宣传。包括纽约时报广场什么的。在时报广场放大视频，总之就是对西方宣传，都是在宣扬中国模式，认为自己走得是很成功的。 　　这是一个官方的分析，民间就像我刚刚提到张木生说的，认为国内已经到了89，为什么认为已经到了89呢？因为国内革命的呼声已经非常高了，国际到了29、33。然后民间的分析，无论极左翼还是极右翼都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左翼的乌有之乡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极右翼的两拨人，我刚刚说的也认为已经到了革命前沿。所有的内部矛盾，比方说基尼系数，基本上已经到了0.5左右，这么一个水平。不是0.45、0.46、0.47，而是基本接近0.5的基尼系数，实际上是一个严重的分化过程。然后人均4000多美元，全世界的经验也都代表着这是一个动荡的时期。这两年来出现这么多恶的事情，民间的第三个意见就是一个弱的中央，地方正在突破。我参加了秋风兄包括重庆模式广东模式的会，我们也有很多讨论。我们共同的意见就是现在中央很弱，他自己又无所作为，所以现在地方上东西南北都在冒出来一些做法。包括重庆突然宣布说明年要全面乡镇直选，不是试点，他要民主化，要进行民主实验。广东居然批准了游行，而且社团组织的某种登记法，而且俞正声也在上海说出一些民主的话。总之地方上，大家把它看成进18大的一种努力，或者一种政治动作。这样解读当然也对，但同时也代表了他正在研究一种跟中央有某种细微差异的，你不细观察可能看不出来的一些东西，但这些差异是本质性的。因为中央是公开宣称了“五不搞”的。 　　蔡霞： 　　这个“五不搞”是吴邦国的东西，但是还不能算是常委的东西。 　　王占阳： 　　这是传说，说这个“五不搞”哪来的，吴邦国说本来我上报给胡的那里边没有这个，胡给添进去的，然后意思是说给江给批评了，然后说吴回去以后就问他的秘书，他说不是我整的！ 　　秋风： 　　还有一个版本，说吴邦国的稿子是吴邦国的秘书给加上了。这个“五不搞”，吴邦国念完了，他都不知道在讲什么的这个。 　　李伟东： 　　刚才蔡老师说的是对的，至少现在没有一个公开的，没人出来认账。就像22年前没人承认下令开枪。这事就成了这样子。我的看法是这样，说国际局势正在衰落，中国正在全面崛起，甚至成为未来的领导力量，我不认同。不认同的原因需要具体说，不能看表面。 　　经济方面比如说，他们充分地忽略了，没有估计到美国的技术能力以及欧洲的新技术能力，这一块他的自我调整能力是非常强的。 　　第二，全世界都意识到，之所以陷入主权债务危机，是整个国际潮流过去20年来向左转的结果，就是福利社会制度。整个西方过去20年都在向社会主义靠拢，整个东方以中国为代表的改革力量反倒向右翼靠拢。西方过去20年其实有向左翼靠拢的趋势，欧洲北欧等等，他不说自己是资本主义了，说自己是第三条道路，第三条道路实际上是从右向左摆的过程。这个想左摆的过程是高度福利化的过程，高度社会主义化的过程，甚至有些人公开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这两天不是说卡扎菲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叙利亚也宣称自己是社会主义，而且是计划经济。左翼思潮对这个影响的结果是高福利无法承受，然后开始向右摆，他只要把高福利降下来，这个事情就能够解决，不是无法解决。而且西方现在正在压低自己的福利，正在经历这样一个痛苦的过程，然后开始加强征税啊什么的。包括新技术方面的崛起，包括自己的调整能力。认为现在就衰落了，或者到了29、33，我认为这是过度估计，这个过度估计是为了反衬我们有多伟大的，同时认为我们可以冲出去如何如何，这个逻辑反正我不同意。国内的这个困局反而是解决不了的。国内的困局第一，过去人均4000多美元的历史经验证明了存在问题，贫富差距的问题，民权人权的问题突出出来。20多年前，我们还没到1000美元的时候，咱们80年代讨论的时候，就不停在说到人均4000、5000美元，作为历史经验，都写到报告里，政治局都看了，今天终于到了。真是历史一瞬间都到了，回想起来真是不可思议，我们当年都觉得那不知道是多么遥远的事情，我们活着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都不一定。但是转瞬之间就到了，而且眼下就是这个局面了，然后这个时候剧烈动荡，国富民穷，这样两极分化，二元矛盾，这个我刚才已经说过他的具体格局了。这时候必须要做出调整，你不主动调整，就被动调整，总之必须要调整。 　　第三就是经济权贵化、资本化，这个我不用再解释了，政体僵化，天怨人怒，这个是你怎么吹嘘也吹嘘不过去的。 　　第四个就是，新兴通讯手段迅速发展，民智大开，愚民政策已经走不下去了。说所有的事情还能糊弄着来，把我们都忽悠了，谁能忽悠谁呀？我们不忽悠他就不错了。 　　王占阳： 　　现在这个问题，就是他忽悠出来以后，刚说完就有一些专家学者出来，然后在网上瞬间就全部破解了。过去是需要很长时间才能破解的，现在转眼之间都给破解了。 　　李伟东： 　　然后迅速就娱乐化了。用这种维稳的方式，刚才像我说的，你等于是激化社会矛盾。我今天微博上发的，我把它调侃称叫第四次全面内战。第一次是1947-49的全面内战，共产党参与其中，其中的道理就不去说了，是非也不去评，这个历史都已经说了。第二次是文革，1967全面内战了，而且毛自己承认的，全面内战了，因为全面内战才会军管，自己打起来了，损失百万生命以上。第三次就是22年前，坦克都上了街了，对人民开战了。这一次是动用7、8千亿的美元，动用全部的警力，在全国各处的燃烧点，你天天都会看到盾牌、警察、钢盔。这是全面内战，对人民开战。所以已经到了这样一个状态，你说还能支撑吗？哪天擦枪走火，不知道打死了谁，然后就爆发了某些造反性的行动，然后上面开始说到底谁的责任呢？开始互相指责起来，这个过程是可能一眨眼就会出现的。 　　再就是我说这叫2000年未有的大变局，王朝周期见底了。什么王朝周期呢？就是中国从秦制以来，秦制到今天终于奠定了。从秦始皇开拓以来到今天，终于走到了他最后的底线，就是皇权专制。中共49年的革命在我看来，不过是完成了一个王朝周期，完成了某种农民革命式的王朝周期，刘禹锡先生有一句话说得特别有意思，他说，陈李（就是陈独秀李大钊那个时候的共产党）是为了主义而夺权，到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就是为了夺权而主义。整个都倒过来了，到最后终于走上了传统农业革命的道路，当然运用了很多现实的手段，有很多复杂的现实的东西，总之他再造了秦王朝。这个秦王朝为什么可以走到顶点，然后走到今天终于衰落了呢？这个顶点是什么？秦王朝本来是一个皇权独立的，皇权至高无上的东西。但是绝对还没有绝对过毛，毛附加了神权上去，中国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把皇帝奉为神灵的这样的传统。而到毛的时代，毛已经变成神了，在此之前有复杂的造神运动，直到顶礼膜拜。你想，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这么邪恶的像邪教一样的东西在全中国泛滥，而且人人都在参与，这不是宗教的力量又是什么呢？毛就是神，而且有正神还有副神，就是林。而且公安六条就是宗教裁判。说一句错话，这有个毛的像，我把它坐在屁股下面。立刻就会有几十上百的老百姓，孩子上来石头、砖头打得头破血流，抓到群众专政队去，然后在那一顿棒子就打死了，这个不是宗教裁判吗？ 　　这个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到毛的时候体现出来这一点，然后20多年来，从毛去世以后变成贵族共和，贵族政变导致的贵族共和。终于走到今天，一个专制体制已经维持不下去了，而且整个全世界都变了，就剩下我们自己。原来我们孤立于世界之外是因为我们的黄土大陆跟国际信息没有交流，跟国际信息有交流后100年走到今天，终于把皇权专制最后体现出来。而且中国有数以亿计的人看清楚了这件事，就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互联网发展（促成了人们）看清楚这点，终于要揭他的底。不管我愿不愿意，不管我是不是主张，总之他已经气数已尽，再想苟延残喘下去已经不可能了，这是王朝周期定理，而且出现了很多预示现象。比如2000年，所有的王朝时期都没有出现这么恶的事情，把一帮傻子抓去到砖窑、煤窑里面当民工。你们学历史的谁给我举出来历史上哪朝哪代有过这种事？没有！我不信仰什么宗教，但我总要有一点敬畏感。当一个王朝末期出现的时候，出现的这种意像，是让人震惊的。有哪朝哪代说有一个小伙子把5、6个女孩子关到地窖里边当性奴？有这种事吗？这种特别恶的事情在过去一两年里面频繁产生。我一时想不起来，可不是屈指可数，是数以百计的，说出来让人几位震惊的事情。 　　这是2000年王朝没有出现过的，现在出现了。出现这么恶的事情，而且还在继续发生。以前皇上早就派什么八府巡抚下去，说你主动跟我告状，各级政府门口都有击鼓喊冤的地方，实在不行可以告御状，皇宫门前都有鼓。现在告诉所有官员说你不能告状，告状就是犯罪。让所有的官员，防民之口防到要抓人。2000年来从来没有遇到这种问题，居然最高统治者说告诉各级官员，谁告状就抓谁，有冤没处申了。证据就是给上访民众办学习班。 　　蔡霞： 　　上面直接说了谁上访就抓谁？ 　　李伟东： 　　是问这句话的证据？他实际上是一个秘密的东西。有上访的就一票否决，这就是上面的做法。 　　秋风： 　　对，这是政绩考核的指标么。 　　蔡霞： 　　这是两个性质的问题。 　　秋风： 　　但是到了特殊的时候，他们就会说“赶紧领你自己的人来！” 　　盛洪： 　　这其实是一种明示了。 　　李伟东： 　　对，如奥运会期间。 　　秋风： 　　奥运会，两会，国庆都要看住了，各个地方的领自己的人来。 　　李伟东： 　　这就是证据了，你举出来这样的例子了。再比如说民众的基本生存的底线有3个，一个是教育，一个是医疗，一个是法律。教育是管未来的孩子，医疗是管生命最后安全的，法律是最后讲理的地方。这三大民生性的社会基础底线都被洞穿了，一次一次的在网上我们说这个事情已经到了底线了，但发现没底线。包括土地和房子。 　　蔡霞： 　　还有一条呢，老百姓现在菜也吃不起了。这个已经是日常生活底线了。 　　李伟东： 　　是的是的，所以你说能不变吗？这个（情况）已经没有办法再维持了，未来会怎么样呢？我说未来大概是上述10种思潮和官方政策走向的一个碰撞。他们都会发生作用，互相碰撞。官方主张什么呢？官方没有公开宣称说我是权贵资本主义，但是官方公开宣称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中国道路下边官方学者的解释就是，比如说共产党永远领导着我们走有中国特色 的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官方的解释，民间把它解释成权贵资本主义。要改变权贵资本主义，也不光是民间学者在说，比如说张木生这样的，刘源这样支持他的人，也说现在面临巨大的矛盾，再不弄就不行了。所以内部的反对声音也是非常多的，不光是民间在说。 　　在这个碰撞的过程当中，我列了四种情况。一个就是官方主动改革，官方主动改革在总体上，我现在看出来的支持比较多。这个开始被某种程度上有限接受，已经有某种可预期的地方。因为至少你会看到一个三星上将出来公开支持，任何其他的思想都没有上将支持吧？连个少将都没有。我们唯一能够看到的一个具有官方人物色彩，而且是穿着三个星在那儿支持的，他不是口头随便说。他在张木生的书上发了17页的序言，而且把序言报给胡，胡还批了在中宣部的内参上在传阅，而且胡还说，这个张木生我原来也认识啊！他在西藏也待过，现在跑哪去了，弄这个事？ 　　至少我们看到有一个官方公开支持，我这个预期是合理的，不是瞎忽悠的。胡是批了刘源的17页序言，在张木生那个《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前面，附在前面，而且刘源的说法叫，我要使大力气推荐张木生，这个话是公开说的，直接写到序言上去的。所以我们看到有一种政策主张，思想主张，被一个很有势力的官方人物推荐，而且推荐到内部，而且这个人是名正言顺的“太子党”，前国家主席的儿子，这个“太子”希望在记录的时候加引号，因为“太子”现在不存在了。而且德春先生在会上说，现在没有太子，大家都是平民，只有公民没有臣民。这是一种，就是主动改革，但是这种主动改革不会在新民主主义的政体上形成一个固定的体制。新民主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可以固化为一个一段时间内的体制，它从一开始就是一种过渡状态，甚至是一种政治策略，实行过一段时间，不是没有实行，就是50到53，政治协商建国，给各个民主党派分干果。后来和民主党派闹翻，就是后来民主党派认为毛心里边想的，这是我瞎说啊，毛想的就是我给你干果，你也没流血牺牲，你还跟我闹说你要不要民主如何。所以干果收回，把你们都干成右派。但是50到53年确确实实是实行了3年新民主主义，而且刘是要把这个道路走下去才最后跟毛闹翻的，这个都是历史，实行过。但是毛从来都认为这个东西是一个过渡形态，它不是一个固定的体制。当年能够打完了朝鲜战争，赢得了苏联的157项援建。 　　我这里插一下，第157项就是关武伟他们的青城监狱，那就是第157项，秘密协议。赢来了援建，这样弄下去的话，他就不会再要新民主主义，能够完全导向斯大林主义，后面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今天所谓回到新民主主义，我就问张木生，你能回到多党制吗？ 　　那天我们开玩笑说，那时候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一夜之间被陈桥路都收了嘛，造反的时候。陈桥路干的事就是把8个民主党派的公章都搜了抱回大陆，然后问周恩来怎么办。周恩来说你收都收了。所以一夜之间民主党派就没了。 　　然后（多党）就没有了，我说那能不能有新的自由呢？新的自由就是司法要独立，它总是模拟新民主主义要回避的，它不可能是一个固定的，要么往宪政民主走，要么就是我说的第二种情况，就是被左翼绑架。因为他们本来这个新民主主义和张木生这批人，脑子里就是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很多的，他很可能纳粹化。我跟他一再说，你搞的新民主主义我们是完全赞成的，你的政策主张我都同意，但是千万不要陷入国家社会主义。 　　咱们上次在成都讨论，我就跟他说这个问题。你这里边的基因太多，一旦陷入国家社会主义，什么概念呢？就是对全世界的某个热点开战。这么多军国主义的狂热分子，找一个点开展，转移国内矛盾，从此国内就可以进入某种紧急状态，什么都不用说了。搞不好就会搞成这种。而一旦国家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的因素上升之后，国家未来的前景还会断裂。 　　第二种可能性就是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左转，转向某种国家社会主义，那就会面临这国内的重大断裂和国内的战争状态，严重的社会撕裂状态。 　　第三种可能性，从新民主主义进一步向右转，进入宪政社会，那是中国的万幸。 　　第四种情况是最坏的，你强烈盼望着2012的到来，但是上来的人跟现在一样，说的话都跟机器人说的，一点感情也没有，全是背稿子。然后什么事也不干，就是拖。直到拖到这个社会断裂成各种碎片为止。那个时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别不好想象的过程，将面临一个长期的震荡和痛苦。当然，未来的一、两年当中，如果发生局部的、剧烈的冲突，比如造反，动乱，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举措失当，然后再发生一些更大的冲突，可能会导致上层的某种分裂，也未可知。 　　第三个因素就是国际因素也未可知，在未来一年中会爆发什么样的事情，直接影响到中国？比如说朝鲜拿原子弹自杀了，因为朝鲜弄的两颗原子弹就是自杀用的，没有发射武器。他为什么要造原子弹呢？他就是我跟汉城就40公里，你美国人要想登陆，要打谁，我直接就拉响了，跟你同归于尽。所以比方说哪天他闹翻了，他一下子引爆了小型核武器，那整个东北都被污染了，这都是未可知的因素。或者哪天越南突然一下子变化很大，对我们造成某种冲击，这样的冲击就会在未来不知不觉之中的某一天突然发生，要有思想准备。 　　如果这些因素全都去掉，那就是我刚才说的，要么无所作为，要么新民主主义，要么新民主主义加国家主义，要不新民主主义加宪政社会。这是我刚才说的最后一点，也是我所期待的。中国有可能完成一个王朝周期，成为一个真正宪政民主的，被整个国际潮流所容纳。 　　我最后说一句话，中国和全世界的矛盾，不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这么温和的民族和人民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党国跟全世界的矛盾，是一个国家制度跟全世界的矛盾。你可以认为我们的制度是优秀的，那你就要跟全世界抗着干，最后要把自己变成希特勒，然后战胜全世界。逻辑上你只能这样，因为别人不容你。要不你就认同全世界的制度，大家都是一致的，是人类智慧创造出来的。然后政治制度的矛盾消除了之后，剩下国家利益和经济利益的矛盾，像俄罗斯跟西方国家的矛盾一样。这些问题有国际规则，有WTO，不一定非得要打仗解决。俄罗斯也不会被西方吃掉，会处在一个全世界和平竞赛，和平竞争的一个时代。 　　总之，我们跟别人的矛盾是制度性的矛盾，矛盾是双重的。现在很多人，特别是国家主义者，把双重矛盾捏成一个，认为就是整个中华民族跟全世界有矛盾，是全世界都跟我们过不去，我们也要跟全世界过不去，所以我们要开打。我们要把他分解开来，是你的制度，你的政治制度的选择跟全世界有矛盾，不是你这个民族5000年和平善良的人民和全世界的矛盾。这个问题分开来解决，我们跟世界就没有矛盾了，难道我们不是主张世界大同吗？ 　　谢谢大家，我讲完了。(本次学术讨论会上李伟东先生的发言，是根据记录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秋风： 　　谢谢李伟东先生，给我们做了一个非常详尽的报告。尤其是第一部分，应该说讲得比较充分，非常清楚。第二部分里面，我怎么觉得两个太子党怎么没有讲？再补充补充。因为这个好像是被你认为能够发动主动改革的主要的推动力，所以这个你给大家稍微解释一下。 　　李伟东： 　　这个现在看得很明白，一个是前国家主席的儿子为代表，一个前总书记的儿子作为代表。这个大家都看到了因为他们都公开亮相了。他俩还吃过饭，而且张木生还在场，他们聊完了之后觉得彼此之间没有太大的区别。但是这是张木生说，他说刘源批评胡德平说你现在快成了普世价值的代表，胡说这个有什么不好的，其实有过这样的争论的。 　　总之，他们会形成这样的政治力量，这种政治力量中一部分会向新民主主义方面推，刚才我也提到，连刘源本人也表现出某种国家主义的色彩。我见过他讲过这样的话，他说岳飞的《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这不是诗词，这不是形容词，打仗就得这样子。直接就得喝血吃肉。外交部可以有鸽派，军队绝对不能有鸽派，军队一定要是鹰派。类似这样的话，所以他也有某些国家主义的色彩。包括他在日本学习的时候，有人问军事科学院是干嘛的？刘源就说就是为了打你们日本。这个都没有错，说这个话直截了当都没有什么错，但是他表达出来的色彩是那样的。 　　德平所主张的是一种非常仁厚的长者风范，然后家教、家风，从耀邦以来的一些东西，大家都是知道的。然后他所主张的宪政民主，主张的这种政治体制改革，对民权、民生的关心，大家也都看到了。他会形成两种不同的政治主张来，现在是两种政治主张在同时发力，可能会形成一个平行四边形对角线的效果。就是我说的，从新民主主义到宪政民主的过渡，这是我刚才说我所期待的原因之一，背后也是有政治背景。 　　王占阳： 　　但是我后来听张木生会上的发言，对普世价值他也是同意的。 　　李伟东： 　　对，他说他不反对普世价值，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他说我不能敌人说我吃饭不吃屎，我就专吃屎不吃饭。猪八戒有八戒，我就一戒都不要，专门要杀生。他说不能这样，普世价值是一种至高无上的道德标准，我认为我们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应该比它做得更好。 　　秋风： 　　那我们下面就进入评议，我们首先请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的王占阳教授。 　　王占阳： 　　伟东兄的报告内容很丰富，前面10种思潮因为你都有接触，所以非常细致具体，跟别人都有面对面的直接的接触。这样彼此之间细微的、微妙的差距都能看出来。有些变化是最新的、最近的这些变化。我觉得我们这个思潮变化是很快很快的，所以你这是新鲜出炉，最新情况。有些变成这样我还真没什么印象，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呢？ 　　但这个里面其实一个办法是细分，还有一个办法是不是还可以再概括一下。因为细分了以后掌握起来就有点难度。是不是先画一个大框架，大框架里面再分小的。大框架如果用“左中右”这三个词，那么左派是什么？所谓的左是带引号的“左”；“中”，这个“中”定义为什么，其实这个中你要说项属是这样的话，他不是中了，他是保守了。然后所谓的“右”，这又是一个事。所以我想，现在能不能进一步看明确？ 　　现在假设是左中右这三大派的话，哪个是主流？ 　　李伟东： 　　我先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一直是沿着“左右”这个形式在走，这个国家是个左的国家，所以他出来的主流思想家和主流话语是以“左”为主的。也因此，像乌有之乡这样的给四人帮一个个平反，给江青祝寿，也没人管，没人封它。右翼网站反倒被频繁地封，在微博上，右翼说得过头的天天被打，然后转世党非常之多。微博上很多人，活着活着就没了。 　　王占阳： 　　那这个国家话语，就是针对社会公众的角度来说的？ 　　李伟东： 　　就是整个国家话语的倾向性是一个左翼倾向。话语的主流，主导性的，权重很大的是左翼的，我基本上是这样判断的。右翼的是新出来的，而且是民间顽强生长的，是跟官方打游击战打出来的，在微博上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游击战每天都在打。有些人都转世八九十次、一百多次了。 　　王占阳： 　　另外这个里边，这表标准“左中右”不太准。我觉得中右之二，就是民主社会主义，其实他们的共同点还都是宪政民主和普世价值，包括你后边的极右一、极右二，这都是普世价值。包括秋风兄的这个，其实你的基本价值还是普世价值。其实就是笑蜀，他也是认同普世价值的。所以这整个划分有一个巨大的底线。现在乌有之乡管我们叫普世价值派，其实这个派有多大！ 　　李伟东： 　　很大，反正这些年来只要走出国门，开眼界看到的，或者能够稍稍出去走一下的，都赞同“普世价值”。 　　秋风： 　　这在主流人群里面应该是主流，包括共产党自己，他里面大多数人也是认同民主、宪政。只不过他是说我们现在不能马上搞。包括胡锦涛他也是认可的，不是说他不认可。他现在也是这么说，也是要建立民主什么的，只是他这个民主是有步骤的。 　　王占阳： 　　反正我觉得伟东兄可以在这方面（再有一个概括），就是细分了之后再概括一下。然后显示出我们这个大的一个潮流性。现在就是细分以后有点琐碎。 　　李伟东： 　　其实就是民主和专制之争，自由和反自由之争。 　　王占阳： 　　应该说民间的“普世价值派”是占上风的。 　　秋风： 　　其实你也最好不要用普世价值来判断，就是民主派。这群就是民主的人。什么叫普世价值？仁义礼智信那也是普世价值啊！ 　　王占阳： 　　我就建议伟东兄在这方面讲得更透彻一点，让我们能够看得跟清楚一点。 　　时局分析，我很赞同伟东这个讲法。现在认为西方衰落这个事，在有一些人当中被刻画很深。我的看法，在金融危机刚开始的时候我说过，美国不会再有经济繁荣了。当时萨默斯，就是奥巴马的首席顾问是因为预测美国将出现经济繁荣的看法来当顾问团的首席的。但是两年后，今年年初的时候，他就已经辞职了。他说我的语言失败了，所以他就辞职了。然后我在今年年初的，首都经济学家、经济学界学术论坛上，我说我的语言成功了。 　　实际上观察西方，有一个经济学上很深的误区，就是总想追求繁荣。其实繁荣是发展中国家发展过程中的现象，而没有繁荣反而是发展已经饱和以后的自然现象。现在很多判断的失误就在这里，他总是要看，西方没有繁荣了所以他就要衰落了，这是不对的。它不繁荣是因为它成熟了，它已经处在饱和状态。 　　西方目前的状态，判断是他处在一个调整期。人类已经追逐了几千年的财富，西方向前奔涌了500年，大概在七八十年代的时候，实现了饱和性的增长。在这之后，欧洲就基本上没有什么繁荣了。日本在十几年前也开始没有繁荣了，美国也就这次泡沫破了以后，也就没有繁荣了。但是他们在这段期间，这个历史惯性，给他们带来了不少的问题。 　　我在09年初的时候，就发表文章说，他是新文明诞生的阵痛。他解决了马克思和凯恩斯说的经济问题以后，文明还需要升级。从解决物质需要到解决更高的需要，他这个转型还没有实现，这种痛苦反而促使他向这个方向转。 　　我们国内媒体提供的信息都是说，日本最近这十几年过得很苦。但是研究幸福学的科学家发现，日本人最近十来年的幸福指数在明显上升。不用那么拼命了，有闲暇时间了，劳动的付出少了，休闲多了，但基本生活水平没有很大下降。然后这样的话人际交往也多了，可以谈情说爱了，可以交朋友了，幸福指数不断上涨。这就是一个新文明在诞生，我把它叫做“普遍幸福主义的绿色本质”，往这个方向发展了。现在一个新文明诞生的时候，肯定会有很大的痛苦，过去的惯性是很大的，凯恩斯当年也说，很难想象这个转变会怎么发生，因为人们的惯性太大了。 　　这里面最近提到的，欧洲最近的债务危机背后的向左向右的问题。实际的情况，应该这样讲，其实我认为希腊不是搞社会主义搞多了，希腊是偏离了社会主义。因为希腊是在剥削德国，他把别人的钱借来了，然后不劳而获，这是另外一种剥削。是偷着剥削，这个骗局突然暴露出来了，然后被剥削的德国人很生气。所以希腊人不是在走社会主义道路，不是福利越多越社会主义，越公平。公平意味着我是付出然后得到了相应的福利，你不能光得福利不付出。所以希腊的问题，包括西班牙的问题，都存在着这种问题。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国际全球化，淘汰优弊的模型，对意大利等处分问题。 　　西方，就欧洲来说，福利的增长，我认为对这种体制的评价出现了比较大的偏差。我们总是觉得好像福利高的国家竞争力就低，像美国福利低了竞争力就高，其实不是这样。拿瑞典和美国来说，瑞典是工资低，福利高，瑞典比美国工资低一大截，比美国福利高一大截。但是现在瑞典的日子可比美国的日子好过多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的高工资把企业都挤跑了，企业在国内没法待了。然后国内企业都跑到外国去了，或者是跑掉了，或者是像通用似的，表面上是个汽车公司，实际上玩金融了。那就业就完蛋了，所以说高工资和高失业率在一定的情况下就成正比。而瑞典反而是这个情况，他的低工资使企业能够成立，高福利弥补了低工资，我认为这个搭配倒是很好。而希腊还不是瑞典的这种搭配，希腊是不干活，然后他们还想要高福利。

　　最近，因“打假斗士”方舟子指责韩寒作品有他人代笔，引发了方舟子阵营和韩寒阵营之间的一场大论战。我也因为以下原因而关心起这一事件。 　　第一，方舟子打假的成就主要在自然科学领域，而他这次却闯入了真伪判断比较困难的文学领域。况且，韩寒成名已久，关注、追捧过韩寒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不计其数，他们读过韩寒的东西，与韩寒也多有接触。如果韩寒作品大多数是他人写的，并且他的确如方阵营人士所说的是个草包的话，俗话说文如其人，按常理那些接触过韩寒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总是应该有所怀疑才是，但是我们却从未听到他們发出怀疑的声音。基于这些考虑，我的第一反应是方舟子这次很可能走入了误区，认为方韩之争会成为方的滑铁卢，因此就产生了观察的兴趣。 　　第二，方舟子打假，以往的命中率是很高的。如果这次再被他命中，如果韩寒真如其所言是被假造出来的，将会有什么后果？如果韩寒是假造的，恐怕这可称得上中国文坛史第一丑闻了。因为它不仅反映出韩寒和他背后操纵者的诡诈，而且反映了那些追捧过韩寒的媒体和知识分子严重缺乏常识甚至腐败。正是他们把韩寒捧到了“当代鲁迅”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方韩之争把大量追捧过韩寒的媒体人和知识分子也放到了天平上。 　　第三，方韩之争持续发酵，引得无数网友、知识分子、媒体人参加，是一场规模巨大的论战。此前也有类似的公共论战，如汪晖抄袭门，但此事与汪晖抄袭门有很大不同。汪晖抄袭门的讨论从头到底由意识形态主导。在该事件中我是连一句评论都不敢发的，因为不管你怎么说，你都马上会被定成倒汪派或挺汪派，并进而被划入中国语境下的自由派或左派，这对培养成熟的“公共空间”没有什么好处。但是方韩之争中大家关心的主要是真假问题，与意识形态关系不大。这就增加了讲道理的空间。我因此也想从这次方韩大战一窥我们公共讨论的质量与公共空间的建设问题。 　　本以为，这场争论也许不会有胜利的一方。但是只要凭事实讲道理，争论各方就会从中学习，对问题会有更深的认识，甚至学会对他人观点的尊重。但是到目前为止的结果却令我大失所望。支持韩寒的一方包括韩本人的表现极其令人失望，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在一些基本常识和是非问题上反应麻木，整个论战就像是鸡鸭对话。这就引起笔者想说几句话的欲望。 　　方韩之争的重要性 　　方韩之争开始后公共知识分子就该事件的性质和重要性发表了不少观点。我在这里针对某些比较具有影响的的观点加以点评。 　　有人说，代笔与抄袭不同，古今中外都有不少代笔的做法，韩寒作品即使有人代笔也不是一件性质严重的事件，不值得大作文章。还有法学教授写文章说：“代笔本属于著作权的私权范畴，只要著作权人自己没有发生分歧，外界无权置喙。”该教授因此指责方阵营人士“不尊重私权”。我的看法是：代笔问题的严重性多大完全取決于以下两个环节。首先，代笔人与署名作者之间有没有一个成年人之间的契约性首肯。第二，一旦当人们知道了署名作者的一些作品是由他人代笔时，这一真相能在多大程度上毁坏署名作者的地位。一般来说，代笔作品在署名作者所获得的地位和利益中所起的作用越关键，署名作者就越不敢把作品的真正作者公布于众，代笔也就越接近于欺骗。 　　有了这两个准则后，方韩之争的性质就清楚了。假如韩寒未成年时的作品的确是由一位成年人代笔的话，这里不仅仅有韩寒和那一位成年人在对社会共同进行欺诈的问题，而且还有这位成年人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一个尚未成年、不能做出成熟判断的韩寒的问题。倘若如此，那位成年人是要负法律责任的。目前有人推断这位背后的成年人就是韩寒的父亲，于是接着就有人用大人为小孩做作业为类比来为韩寒开脱。然而，为小孩做作业与为小孩写小说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情。韩寒的作品出版后马上给他带来了荣誉、地位和金钱。这并不是因为这些作品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出于一位少年之手。韩寒头上的著名作家、现代鲁迅、最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等等光环其实都是少年天才光环的延伸。方阵营中有人说韩寒应该回归他赛车手的身份。但是，如果没有少年天才光环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利益，韩寒会有步入赛车手生涯的物质基础吗？难道我们不知道一个家境普通、七门课不及格的中学生在当今中国最有可能的结局是什么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韩寒的早期作品到底是谁写的，或者说韩寒在这问题上是否有严重欺诈行为，就成了方韩之争的关键。方舟子紧抓不放，韩寒又发誓赌咒，又出示文稿，又告上法庭，个中原因即在此。 　　有人抱怨方韩之争转移了我们的注意力，使得更应该讨论的问题，比如吴英的死刑宣判、官员贪污腐败、弱势群体利益等等问题都被忽略了。这个观点我也不能同意。吴英问题很重要。官员贪污腐败和弱势群体利益问题更要关心。但是一个十四亿人口的国家仅能容得下几个议题吗？我们不是在追求多元化吗？多元化的关键之一就是社会议题的多元化。笔者认为方韩之争很重要，因为它的核心是道德和诚信。没有道德与诚信，何谈治国平天下？更何况，如果韩寒早期的作品的确是他人代笔的，那就是在利用“少年天才”这一卖点来愚弄和欺骗读者并从中渔利。这和“三鹿奶粉”事件的本质是一样的，而读者群体也是可以以买了假货受骗为理由对韩寒进行集体诉讼的。当然，不少人是很自私的：三鹿奶粉吃了会生病，因此个个义愤填膺；假作品吃不死人，管他呢! 但是大家想过没有？如果我们今天能容忍写作上的欺诈行为，明天就会为了某种便利自己加入欺诈行列。如果是这样，我们就只配生活在一个充斥劣质产品的社会中。 　　不久前，网上发表了署名为韩寒的三篇博文《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不少知识分子摩拳擦掌准备展开辩论。这些人士认为方韩之争使得一个更值得讨论的问题被边缘化了。这我也不能同意。持有这一观点的知识分子缺乏的是如下常识：人文领域文章的力量和重要性往往不在文章本身的观点，而在于这些观点是以什么方式表述的，以及是谁说的和在什么时候说的。“韩三篇”观点混乱、逻辑不清、表述浅薄，从文章质量来看它是不值得给予任何重视和评论的。“韩三篇”的重要性在于他的署名作者韩寒是一个著名作家，是一个曾经对时政不断加以抨击的意见领袖。这样身份的作者的言论总是有讨论价值的，更何况这一作者思想突然趋于保守？背后的原因的确有很大的探讨价值。问题是，韩寒是不是“韩三篇”的真正作者？韩寒是不是他以前所发表的那些抨击时政的博文的作者？如果“韩三篇”的真正作者另有他人，甚至是一个有某种背景的人士，讨论“韩三篇”还有意义吗？“韩三篇”之所以讨论不起来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方韩之争的特色：常识加逻辑与奇迹加信仰之间的争斗 　　首先必须指出这次方韩之争中方阵营的特殊性。以前方舟子与他人论战时，他往往是论战一方的绝对领袖，而“方粉”则积极摇旗呐喊，领袖的个性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每次论战的特色。而这次，方阵营中不断有其他人士加入，这些人在其它议题上很可能会站在方舟子的对立面，他们的价值观和知识构成也与方舟子有很大的不同，他们加入方阵营只不过是因为关注了韩寒的作品后得出了与方舟子相近的判断。他们的加入丰富了并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方韩之争的性质。所以，本文所指的方阵营并不是一个“方粉”集团，而是一个以方舟子品牌为平台的松散倒韩联盟。由于是个松散联盟，方阵营所发表的观点和提供的证据始终是参差不齐。但是，在反复看了韩寒的一些文字和采访视频后，我认为方阵营的以下几点质疑由于证据比较确凿再加上符合常理，放在一起看对韩寒的杀伤力是很大的。 　　1）韩寒父亲的文章说“韩寒写文章的潜能，其实也是在初二时发现的”，并说此后他给韩寒在县图书馆办了一个证，在那 里，韩寒“接触到众多的少儿报刊”。韩寒的《三重门》是在高一写的。《三重门》中涉及的政治、历史、文学知识无数，直接引用的文本数量非常浩大，其中有些书籍的内容非常晦涩。如果韩寒是一个初二还在接触少儿报刊的小孩，怎么可能在一兩年之间突然读起来了（并且读懂了）这么多书籍，并且能大量和自如地引用其中的典故？ 　　2）韩寒公布了《三重门》手稿，并坚称这是他的初稿也是最后一稿。但是，韩寒所展示的手稿十分干净，修改极少。于是方阵营就有人说，任何一个有写作经验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很难从头到底不经修改就写出来的，韩寒分明是誊写了别人已经写完的稿件。 　　3）《三重门》明显具有文革和八十年代的话语、场景和思维方式。话语和场景，特别是思维方式是很难从书本中学来的。况且，一本写九十年代末高中生的小说也完全没有必要大量运用文革时代的话语和思维方式。（这一论点的逻辑可用如下例子说明：即使是在七岁就写下“咏鹅”佳句的天才骆宾王，也绝不可能以他的生活经历在七岁时去写“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这样的词句。这一论点的逻辑非常强大，韩阵营人士至今都采取了回避态度。 ） 　　4）作为《三重门》作者的韩寒拥有大量知识，但是视频访谈中的韩寒却是无知得可爱。比如，韩寒书中用了大量的党史和文革知识，但是他平时讲话中却能把姚文元和延安整风联系起来。他书中熟练运用了《红楼梦》中的典故，但是他却在镜头前坦承没有看过《红楼梦》。他成名作叫《三重门》，但却在一次电视节目中说他忘了书名的意思。他在另一次访谈中说他并不懂儒学和什么学什么家的，但《三重门》却熟练地引用了老子、庄子和荀子的文字。总之，从有关韩寒的视频中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热衷谈论赛车和女人等事的青年，而完全不是一个具有大量阅读经历的文学家和一个对时政有自己见解的公共知识分子。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5）韩寒对方阵营质疑的反应很不正常。到目前为止，韩寒对于方阵营提出的关键性质疑，要不就是回避，要不就是回应前后矛盾。大家所看到的韩寒的回应方式更多的是辱骂、发毒誓、两千万元的悬赏、展手稿、挑拨离间、上法院，完全看不出一个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天才青年的内涵。方阵营中更有人说，如果韩寒确是一个旷世奇才的话，在这么多人对他开始怀疑的情況下，他应该选择与方舟子进行辩论，或者在有方舟子在场的情况下作一篇命题文章和回答几个问题来展示一下才华。但是，韩寒不用最为简单有效的手段来正面回应方阵营的质疑，这是非常令人奇怪的。 　　在论战中，方阵营的人也许逐渐认识到，除非韩阵营中有核心人士出来揭露内幕，通过考证他们是得不到铁板钉钉式的证据的。因此，他们就不自觉地运用了归谬法 (reduction to absurdity) 来诉诸人们的常识。比如上面第一点，读过书的人都应该知道一个少年在一年多时间是看不完《三重门》中出现的那些书的，并且其中很多书也是一个少年既不会感兴趣也看不懂的。这一点质疑与一般人的常识十分相符。我自己这辈子就没有接触到过一个能与《三重门》作者的读书能力相比的人。当然，别人不行不等于韩寒不行，他可能是绝无仅有的天才。国人相信天才的存在就像义和团相信刀枪不入的神术一样，因此中国各路天才比较多，尽管近代伟大的思想家和科学家都是西方人。好吧，就让我们假设这世界的确存在天才并且韩寒就是天才。在这一假设下，我们就会得出“在读书能力、理解能力和对人生的洞察力方面，韩寒是中国独一无二的天才”这样的结论。因为，至少在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除了韩寒外，我们似乎再没有听说过第二个在短期内看了这么多著作，阅历和思维方式那么早熟，并写出了一部二十万字的、一稿定型的长篇小说的少年了吧？按这个逻辑推下去，中国出现韩寒这样一个天才的概率（连死去的带现在还活着的中国人加在一起）至少要小于十几亿分之一。 　　鉴于篇幅所限，我就不对方阵营五点中的每一点作出分析。总之，以上一、二、三点的内在逻辑是：如果韩寒是天才的话，这样级别的天才出现的概率是极小、极小、极小的。而四、五点的逻辑则是：如果韩寒的确是个旷世奇才的话，那么四、五两点是不会成立的，但是它们竟然都成立了，那么结论就只能是韩寒不但不可能是天才，而且还有很大、很大、很大的可能是骗子。方阵营的有效推论加在一起就构成了逻辑学上的归谬法。笔者想过许多方法试图驳倒方阵营的这些有效证据，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当我想要驳倒以上五点中的前三点时，我必须通过各种证据和方法把韩寒推崇为一个从少年开始就是在文学、历史、哲学、政治知识和逻辑能力样样超群的天才，但是当我想要驳倒方阵营的第四和第五点时，我又必须要强调韩寒是个平常的人、一个普通的八十年代青年、一个读书前看后忘和说话颠三倒四的人。我把韩寒想成任何一种人都无法全面面对方阵营的核心证据。我碰到的问题也是韩阵营人士所碰到的问题。 　　现在来分析一下韩阵营在这次方韩之争中的表现。这儿所说的韩阵营主要包括韩粉，发表过有利于韩寒观点的人，以及一些曾经追捧过韩寒并且继续明确或是实质上支持韩寒的一些媒体和公共知识分子。这也是一个松散的群体。 　　对于方阵营的质疑，韩阵营的回应手段也可以总结为两个词，即奇迹加信仰。在支持韩寒的文章中有几篇文章体现了一定水准。其中一篇说只要样本量大到一定程度（就是人数多到一定程度），类似韩寒这样的天才是有可能出现的，另一篇则是用老舍手稿的整洁程度来说明至少有作家还是有能力写出非常整洁的手稿的。言下之意，奇迹如果能够发生在老舍身上，那也就能发生在韩寒身上。这两个论点在逻辑上都是成立的。这两篇文章的最大问题是：方阵营的核心推理逻辑并不是小概率事件不可能原理，而是归谬法。这两篇文章没有回答方阵营所提出的第三点以及他们提出的第四、五两个疑点。关于方阵营所提出的第四个疑点中的一小部分，即韩寒在访谈中甚至不能说出自己小说书名《三重门》的意思，韩寒辩解说他是不愿意回答，因为现场氛围充满恶意。为此我专门把整个视频再看了一遍。我发觉，在节目的后来阶段，韩寒和观众之间的互动气氛的确是有问题，但是在节目主持人问韩寒这一问题时，当时的气氛是相当友好的。 　　刚才讨论过的两篇支持韩寒的文章都直接向方阵营的核心论点展开了反击，而且他们都采取了讲道理的方式。在韩阵营中，这样的文章非常少。韩阵营甚至有人搞政治正确，这种做法令我感到非常不安。比如，网上有一篇我认为是方阵营中出现的立论最为清晰的文章之一，但是其作者却因为他曾经的异见人士身份而被一些韩粉质疑和辱骂。这篇文章又不是在讲什么政治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把作者的政治观点扯进来呢？当然，这并不是一部分韩粉才有的问题，而是国人的通病。去年司马南在网上指责于建嵘在山东滕州市青年田某“因为强拆自焚”事件上有严重歪曲事实和造谣的嫌疑。我看了之后觉得，如果于建嵘真能把事情说得那么离谱而社会又没有反制的话，那也将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因此我分别找了三个人想了解一下真实情况。沒想到，他们三人回答的核心就是：司马南是五毛，相信他做什么？ 　　我们中国人喜欢赋予自己的言行以一种无上的道德感，自我感觉极其良好；我们中国人喜欢把观点等同于人品，并且不知道人品要比观点更重要；我们中国人只喜欢、并只能听懂和相信自己想听的故事；我们中国人往往因为相信自己和同仁目标的正义性而漠视、容忍甚至是理解和保护自己和自己同仁手段的不正当性。正因为如此,在当前中国这样一个失范的国度，民族主义、爱国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环保主义、左派、关心弱势群体等等一股脑儿都有可能成为流氓和骗子寻租的大舞台（而不仅仅是塞缪尔·约翰逊所说的“避难所”）。如果韩寒这一品牌真是假造的话，他不就是具有以上弱点的人追捧出来的吗？ 　　韩阵营的其它观点都有以下两个特点：1）他们都回避方阵营对韩寒的一些关键性质疑，2）他们都把韩寒作家身份的真实性作为自己的信仰或者是分析问题的出发点。除了铁杆韩粉外，这些人大多数都是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对铁杆韩粉来说，韩寒就是崇拜的偶像，是他们的宗教。我除了对韩粉大规模地用脏话骂人很有异议外（少数方阵营人士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同样的问题），他们的真诚信仰我完全理解并且尊重。但媒体人和不少知识分子怎么会和铁杆韩粉的立场如此一致的呢？回答这问题前我们先来听听一些知识分子自己的声音吧： 　　“无法想象写作这样能够获得巨大快乐的事要交给别人去做。” “我相信我对文字的感觉 …。我的确信现在又多了一个理由——现在韩寒都被众多好事者翻个了底朝天了，依然没有任何靠谱的证据证明韩寒有代笔。”“所有我们至今看到的所谓方韩混战中的证据，无一例外的全部是无效证据！用无效证据指责人，野蛮啊！”但是这三个评论者都回避了方阵营的关键性质疑。 　　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士在回避方阵营的关键性质疑的同时对方舟子的所作所为乃至人品进行了攻击。有人说：“若说真伪，值得质疑的可不止他（指韩寒），从领导到各种星都值得质疑。偏盘问他？”“所谓代笔大战，最让我震惊的不是公然构陷，而是构陷者的大义凛然和极度道德自恋，与罗伯斯庇尔如出一辙。”对于这类言论，我想指出：以往被方舟子质疑的人物中不少还是有一定权势的。更重要的是，虽然社会上许多人都值得质疑，但是作为方舟子个人来说他想质疑谁就质疑谁，这是他的自由。如果方舟子当上了国家首脑，那也许会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方舟子仅仅是一个“打假斗士”，不是集权国家的首脑。再说就证据看，他对韩寒的质疑至少不是什么公然构陷。 　　为什么这么多知识分子这次不能就事论事呢？原因很多。曾经捧过韩寒而难改口，在发表意见之前沒仔细作过研究，内心善良加轻信，不喜欢方舟子，不一而足。但是，我看信力建先生一番直率的言论大概是道出了不少公共知识分子和媒体人内心的担忧：“如果韩寒被搞掉，中国将倒退20年；如果连挺韩寒的众多知识分子都被搞掉，中国将回到文革。”这话是过头了，但里面的意思还是很清楚的：南方报系和大量的知识分子多年追捧着韩寒，他们与韩寒的渊源较深，韩寒如果陨落的确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 　　这儿，我谈一谈近日来我研究方韩两阵营的观点以及韩寒的早期作品和视频采访资料的历程。方韩之争发生了一段时间后我才开始关心此事，开始时没有预设立场，只是好奇。后来发觉方阵营加入了不少独立人士，而且有些论点非常言之成理，于是我就开始考察韩寒早期的作品和以前采访韩寒的视频资料。起初，我的一个很大动机就是想看看方阵营的主要论点是否站得住脚。我的学者习惯使我对听上去合理的观点有一种出于本能的质疑心态，虽然我的质疑在调查之后也经常被自我否定。这一次，在我反复研究韩寒的早期作品和采访资料后，我不但没能找出一套能有效反驳方阵营核心观点的方法和证据，而且还发觉方阵营的核心论点和证据是非常站得住脚的。 　　我并不想把自已的结论强加于任何人。但在文章结尾，我想以朋友的身份恳求那些已经公开站在韩阵营一方的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也能和我一样抛开成见、诉诸常识，认真去研究一下韩寒的早期作品和采访视频。我相信，只要韩寒早期的主要作品真是他自己写的，你们就一定能找出令人信服的能直接驳倒方阵营核心观点的证据的。如果你们也和我一样最后发觉方阵营的核心论点是合理的话，那就应该慎重了。你们多年来在中国的公民社会成长、法制建设、环境保护和弱势群体保护等等方面都有过重大贡献。方阵营之所以能在网上对你们进行犀利的抨击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你们多年来打造“公共空间”的努力。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到方阵营人员的构成在不断变化。方阵营早已不限于方舟子和他的粉丝了。网上越来越激烈批判你们的人中，许多人都曾经是南方报系的报纸和杂志的忠实读者。这些人都受到过你们的“启蒙”。因此，一篇如《“差生”韩寒：用十年的时间证明自己》这样的长文不但不能搪塞他们，反而会使他们感到被侮辱，继而愤起从文章中找出一大堆问题使你们难堪。方阵营自认为通过推理已经把“韩寒早期的主要作品由他人代笔”这一命题的可能性证明到了99.999…%，所以你们的如下逻辑 – 如果不能百分之百证明韩寒早期的作品由他人代笔，那你们就是在诬陷韩寒 – 在他们看来是强盗逻辑。方阵营的信心还建立在拥有韩寒这一忠实盟友这一点上。韩寒不但不敢接受质疑者的要求以在公开场合展示一下才华的方式来捍卫自己的尊严，而且说话不断前后矛盾，每每在不经意间发表如下思路不清、语法欠通、行文幼稚的文字给方阵营取乐给你们出丑： 　　石老师，我是韩寒，借用我爸爸的微博登陆一下。感谢你公正的态度，因为一个公共打假人物如果要确定一个作家有代笔必须要有证据，这是重大指控。而且从世界的共识上，如果方舟子没有证据，却提出和确认这个指控，而所有作家都是无法自证的。这其实从刚开始就剥夺了写作者的言论自由，因为无法辩解。所以在全现今世界范围内都不会有这样的指控存在。谢谢，新年快乐。 　　笔者认为，在方韩之争中表述的观点曾经有些误区也不是什么大事。谁又能事事正确呢？但是，如果站在韩阵营的媒体人和公共知识分子在知道出了问题后还坚持下去，手中的道德资源可能就会在方韩之争中消耗殆尽。这是非常不值得的。信力建先生的话做些修改后可作为本文的结尾：如果一旦意识到韩寒有重大欺诈嫌疑还要继续坚持保护韩寒，并且仅凭手中所控制的一部分媒体就能对韩寒进行成功保护的话，那么中国就不是倒退到文革了，而是倒退到世界历史上都找不到的黑暗地方去了。     作者系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近日，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俞可平接受凤凰网独家访谈。俞可平在访谈中多次提到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要有突破，党内民主、基层民主、官员选拔等层面都应该有所突破。俞可平称民主法治进程，不是想不想、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是必须的问题、不得不的问题。要实现国家真正的长治久安，就必须大力推进民主法治。经济发展了，如果民主法治跟不上，社会就会更加不公平，稳定的压力就会更大。 　　中国实现民主的三条路径 　　凤凰网：俞教授称民主是个好东西，具体到中国，实现民主的路径是怎样的? 　　俞可平：谢谢你们多次诚恳的约访。关于中国的政治改革或民主法治，我实在没有什么新东西可讲，老生常谈，读者不喜欢，我也不喜欢。如果能够不采访或访谈后不发表，那是最好，那就更感谢你们。 　　比如说发展中国民主的现实道路，我早就认定三条路线，观点也一直没有改变。在国内这么讲，国外也这么讲;在党内这么讲，在党外也这么讲，在《人民日报》这么讲，在凤凰网也一样这么讲。 　　第一条路线，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或者人民民主。党掌握着国家的核心权力，假如核心权力没有民主，这个国家将来会怎么样?有一些体制外的朋友反对党内民主，认为党内民主只是党员内部的事情，与党外的人没有关系，这其实是对中国政治太不了解。举个例子，假如一个市委书记专制、搞特权，这难道跟全市的老百姓没关系吗?老百姓可能就遭殃，其他干部也可能遭殃;如果这个市委书记很清廉、很民主、很开明、很有能力，给老百姓带来许多实惠，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所以不能说党内民主就只跟党有关系，跟老百姓没关系。党是领导核心，扩大党内民主就是扩大权力核心层的民主，是从核心向外围的扩散。这是第一条路线。 　　第二条路线，就是发展基层民主，从基层逐渐到高层。基层民主直接面对老百姓，一方面，扩大基层民主能够使老百姓直接得益;另一方面，基层民主比较安全，可以试错、可控，不会产生剧烈的动荡，可以不断地积累经验，能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利益。 　　第三条路线，要从更少的竞争到更多的竞争，民主是应该竞争的。更多的竞争，简单说，就是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权。首先要有竞争性的选举，就是选官时要让老百姓有更多的选择权;竞争还包括在决策上，不能谁是主要领导就听谁的，应当有更多的选择。 　　以上这三条路径，虽然我已经提出好多年了，但到目前为止我不认为它们已经过时了。 　　推进民主法治要有突破性的举措 　　凤凰网：现在我们国家在推进民主的过程中，感觉是这样：高层推行民主的决心很明确，具体的民主实践在基层进行，中间是不是架空了?而这一部分人又恰恰有很强的民主意识和诉求。 　　俞可平：确实，这中间有严重的脱节。中央一直强调没有民主和法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现代化。把党内民主当作党的生命，把人民民主当作社会主义的生命，把民主都当作我们的生命了，还有什么比这更重要?十五大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十七大以后，一直讲要更高地举起人民民主的旗帜，明确讲了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和重点发展基层民主。这些都是国家的重大政治发展战略。但关键是要有具体的制度，要有操作机制，要有切实可行的措施，只有这样才能够实现民主。有关决策部门和地方政府，应该把中央的政治发展战略转化为具体的制度机制。中间之所以有严重的脱节，是因为不少制度跟不上，切实有效的举措不多。结果是，中央的许多重大战略部署没有落到实处。久而久之，甚至会产生一些副作用，一些人误以为中央领导强调民主，只是讲讲而已。 　　我一直主张我们的改革不能搞休克疗法，不要突变。但我一直呼吁要有突破性的发展、突破性的改革。具体怎样改革?我提倡的是增量改革，之所以用增量改革而不是渐进改革，决不是文字游戏。这两者有实质的差别。渐进式改革强调的是过程，增量改革强调的是结果。改革的结果要增量，增什么量?人民的利益总量要增加。所以我强调，重点不在改革过程的渐进性，而在增进民众利益的实际结果。 　　从总体上说，我主张要一步一步改革，强调循序渐进，但我们要突破，如果没有突破就没有实质性的进步;实质性的进步有赖于突破性的发展、突破性的改革。比如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突破。邓小平是具有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改革开放进程，其实就是一系列突破性改革和发展的过程。现在我们同样需要他那种雄才大略，在一些严重制约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和科学发展的领域进行突破性的改革，这关系到老百姓的利益、党的利益、民族的利益。 　　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要有所突破 　　凤凰网：在政治体制改革上，除了选举，您觉得还应该在哪些方面实现进一步突破? 　　俞可平：有很多方面可以突破：首先，应该在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方面有所突破。我特别赞同十七大把我国现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重点放在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上。党内民主就是权力核心层的民主;基层民主能够使老百姓直接受益。而且推进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即便出现一些波折，也不会严重影响国家的政治稳定。但这两个重点领域目前突破性的举措太少，首先要在这两个领域有突破性发展：党内的选举和决策制度应当尽快出台一些突破性的重大举措;基层民主方面，公推公选应当在更大范围内推广，不应当只是在党内，事实上政府更应该推广，基层多一点突破性改革，对老百姓有好处，对国家来说也不会产生剧烈的动荡。 　　其次，要实质性地推进国家的法治进程。我一直认为，民主与法治是一个硬币的两面。民主和法治必须同时推进，两者不可偏颇。不严格依法治国和依法治党，民主就会跛足，甚至失控。不大力推进民主，法治也很难落到实处。我认为，要依法治国必须先依法治党，正像要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一样，也要用依法治党来促进依法治国。 　　第三，政府管理体制改革也要突破。这些年我们有一些很好的行政改革，比如一站式服务，这个也是突破。许多地方已经推行，四川全省已经推广，老百姓从中得到了很多实惠，原来老百姓办事要找这个衙门那个衙门，现在在一个地方全都办妥了。但现在还没有在全国普遍实行，为什么不上升为全国性的制度呢?这都需要突破。 　　解决腐败问题仅靠监督不行 　　凤凰网：党内民主，在可预期的十年内，会不会有大的突破?比如说在十八大时会不会有一个突破?现在干部的腐败问题依然相当严重，这方面如何突破? 　　俞可平：我认为党内民主必须要有突破。在可见的将来，如果没有重大突破的话，我们会遇到很大的困难，甚至在政治发展道路上会付出很沉重的代价。但我不敢具体地说，到什么时候会有什么突破。 　　反腐败当然也需要有突破。现在我们压倒性地强调要加强权力监督，这当然没有错。但解决腐败问题仅靠监督是不够的，如果一个人生性就贪，品行恶劣，即使对他进行全天候的监督，他也会千方百计钻空子;假如这个人品行较高，并不那么贪婪，即使监督有些漏洞，他也不至于一定成为贪官。所以仅靠监督不行，还要注意如何从源头上预防–就是如何选好官。 　　当然光选好官也还不够，没有合适的制度，好官也会变坏。如果没有权力的制约和监督，今天禁得住诱惑，明天也可能不贪，但大后天呢?制度设计要假定一个好官变坏了怎么办，如果他没有变坏，那不是更好吗?这就涉及到权力的分工和制约。就像开一扇门需要有两把钥匙，一个人拿了打不开，还得有另外一把钥匙才可以。这就是权力的制衡和制约。 　　所以，要真正克服腐败难题，首先是在选官环节做文章，其次要做到权力的分工和制约，第三才是监督。选官也好、分权也好、监督也好，又有许多环节，这其实需要一整套完备的制度。 　　设计制度应多听取利益相关者及学者意见 　　凤凰网：俞教授今天多次提到制度，在很多事情上也在急切地希望早日建立起完善的制度。但感觉又很难推进，究竟如何才能建立起一套您理想中的制度?突破的主体应该是哪些人? 　　俞可平：决定一个社会发展包括两个因素：一个是制度因素，一个是人的因素，但更重要的还是制度。 　　首先，核心的制度还是应由中央决策部门来制定和推进。地方政府有一些制度性探索，中央如果觉得不错，就应该认真总结，尽快上升到国家制度的高度，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即使地方在改革实践中出现一些问题，也要善于引导，鼓励试错，及时纠正。地方政府则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在已有的制度框架内，积极进行改革创新，为上级决策提供实践依据。所以中央和地方其实都很重要，地方要不断地去创新和探索，但中央应及时将探索中好的改革经验上升为制度层面，进一步完善并在更大的范围内推广。 　　第二，当一种制度在设计的时候，一定要广泛听取意见。制度设计要多听专家的意见，多听听利益相关者的意见。为什么我们的一些制度总是朝令夕改?就是决策、立法程序不够民主和科学。年前拜访吴敬琏先生，他就说特别希望最高决策者能多听听专家的意见。国家这么大，决策者不可能什么都知道，应该多听取各种意见，而且不要搞形式主义。反过来，专家学者也应当有责任感，为国家、社会尽自己的一份责任，而不是就去捧捧场、说说好话，拿点出场费。在中国古代，我们因为有科举制度，能够不断地把民族中的精英选拔出来，给他们权力，其中不少人自身的道德素质和责任感也是很强的。我们现在应当有更好的制度，能让我们的精英，为国家、为社会多尽责任。这些年来日益重视思想库和智囊团的作用，这是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一个重大举措。 　　基层选举应扩展到县一级 　　凤凰网：我国的民主政治进程，比如基层选举，在可预见的十年内，会扩展到哪一级? 　　俞可平：这个就看对基层的定义，我们现在界定的基层为乡镇，我觉得基层应当包含县一级。县一级，不仅对我们整个政治改革和行政管理特别重要，对基层民主也特别重要。 　　我认为在不远的将来，县一级在民主法治方面和政治改革方面尤其要有一些突破和发展，例如人民代表和党代表的选举、县乡领导的选拔、社会自治、公民参与、政务公开、财政预算、依法行政和公共服务等，都应有一些突破性的改革。这至少是我的希望吧，我也觉得我们能够做到，也应该做到。因为县一级太重要了。乡镇比村重要，县比乡镇更重要。 　　只有民主法治才能够保证长治久安 　　凤凰网：民主也是要有一定的条件，比如公民的政治意愿。在当下中国，一些中坚人士(或者说中产人士)以及网络民意，对民主的呼声可能会更高一些，但目前又没有一个很好的出口。他们的诉求何时可能会有一个好的出口?

打黑的目的是二次自肥？ 作者：缪一轮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24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4 14:24:51 阅读量：358次     读了童之伟教授的报告(《 童之伟：重庆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研究报告 》)，也产生了与XUPING君同样的疑问。拜读了XUPING此文(《 掠夺 》)，自然也认同XUPING的结论。 　　童教授在报告中强调指出： 　　在推进打黑型社会管理方式的过程中，重庆高层给全社会留下了制定和推行一项剑指私营企业和私营企业家的刑事司法政策的强烈印象。 　　…… 　　重庆第一大的私营企业家、“身家数十亿的地产富豪”彭治民“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组织卖淫罪、寻衅滋事罪、滥伐林木罪、高利转贷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重庆身家第二大的私营企业家、“净资产40亿元人民币”的俊峰集团总裁李俊被通缉逃亡海外，亲属多人被抓或被通缉逃亡，相关企业被国家机关或国有企业接管。 　　重庆江州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陈明亮，据报资产高达数十亿元人民币，应该可以算重庆身家排第三的私营企业家，已被判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 　　陈明亮被执行死刑后，其妻左保书告诉记者说，“从查封到拍卖，我们的财产是怎么处置的，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们”。有关调查结果显示，原来私营企业家被通缉、被捕或被判刑后，其所属企业的资产均由重庆市相关政府部门或指定的国有企业托管、接管，其中哪些部分是黑，哪些部分是白，已成糊涂账;据《财经》杂志记者报道，这些私营企业财产的查封、扣押和执行，都是公安部门代替法院主导的。地方公权力部门、国有企业借打黑巧取豪夺和直接强占私营企业财产的情形骇人听闻。 　　XUPING君认为： 　　很显然，权力的这些“打黑”、“打击集资诈骗”等行动的性质，就是两个字：掠夺。 　　中共执政之初，在允许私营经济存活了没有多少时间之后，就通过三反、公私合营等手段，将它们掠夺干净。随后，又时而允许“三自一包”、时而“割资本主义尾巴”……总之：当经济上遇到了麻烦时就放松;而一旦经济难关过了，就又在政治上大打出手了。所以，在三十多年前的改革开放初期“鼓励个体经营”的政策刚实施时，不少人的最大反应是“心有余悸”。他们担心：哪一天政策又变了，不但他们的经营成果要打水飘了，更难以预料到还会有什么可怕的后果呢。 　　我还有三点不成熟的思考，希望得到XUPING君或其他网友的指教： 　　一、像重庆的首富、二富、三富这样身家过亿的富翁，在我国现行体制下，能够做到包括其第一桶金在内的全部资金都是干净的、合法的吗?其管理机构及其旗下的全部子公司、分店的各级雇员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法律秩序管理、经营、操作的吗?其融资、物流、审批、通关、营销的全部规程和实际操作过程，总之，他们的全部商业行为，都是诚信、健康、良性即符合公平正义、职业操守和商业道德的吗?也就是说，他们能够做到完完全全没有官商勾结的任何龌龊勾当，没有丝毫潜规则的斑斑劣迹，没有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的卑劣违法、欺诈行为吗? 　　我们要问，如果他们从第一桶金起，真地能够在一切方面一切过程乃至一切细节中做到这一切，他们能够在短短的几年十几年里发家致富到身家过亿吗?反之，如果只要存在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定性为黑社会组织吗?那么我们这个社会还有不是黑社会组织的商业机构和社团吗?如果不然，我们打黑的时候凭什么只打这一家，不打那一家?只打这一层，不打那一层?还是所有发家致富的通通都要打?都要像20年前某人宣称的那样把他们整得“倾家荡产”，就像改革开放前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让所有人一夜之间又回到文革和文革前的普遍贫穷、普遍匮乏?还是有多少这样的龌龊勾当和斑斑劣迹的纪录，才能够定性为黑社会?那么这个量化标准又应该由谁、根据什么来确定? 　　二、这究竟是他们的问题，还是制度的问题?是商家的问题，还是官家的问题?国际社会为什么不肯承认我国的完全市场地位?这不是不打自招吗?——这些问题不是证明了我们现行的经济体制并非真正的健康的市场体制，而是畸形的病态的市场体制或者干脆叫做官家垄断体制?证明了我们的跛脚的改革已经使中国市场经济走上了特权垄断的权贵资本主义的邪路? 　　如果这些商家就是应该打击的，那么首先应该打击的不就是保护他们、纵容他们、滋生他们、陷他们于不义的那些官家，和这个体制?凭什么只打这些商家，而不打他们背后的官家?也许，打黑主持者的真实用意并不在此，而是要待其上位以后才能够图穷匕见?莫非，重庆打黑的真正目标，就是我们的现行体制和推行这个体制的官家，也就是主持者的上级、前任和执行上级和前任的路线和政策的所有官家(文强只是他们一个中层的代表)?如果真如此，大戏还在后面?大幕还没有揭开? 　　那么，对于我们来说，最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问题是应该通过黑打打黑，即XUPING君一针见血指出的用“掠夺”的方式来解决，还是应该通过经济体制转型改革和政治体制转型改革来解决?我以为，这种“掠夺”的方式，其实就是对改革开放的全面否定，就是回到文革和文革前，就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并且是比暴力土改和专政式对私改造的掠夺更加粗暴更加野蛮的暴行!因为那种掠夺多少还有一点“杀(劫)富济贫”的诚意，是对历史上帝制特权王朝留下的遗产的剥夺，而目前这种掠夺，就只能是借“杀富济贫”以自肥了，而且是在自己的王朝自己导演的一场出尔反尔的骗局和丑剧——一方面官家首先以官商勾结、权钱结合的龌龊勾当和潜规则“逼良为娼”或“诱良为娼”，以便共同进行最野蛮的原始积累和圈钱圈地，另一方面官家随后又借打富“娼”——剥夺早期与之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商家来自肥致富! 　　三、官家如此左一下、右一下，一会儿逼良为娼，一会儿打娼自肥，在我们普通公民看起来似乎是官家通吃，左右都是官家有理、官家盈利，如果说官商勾结是第一次自肥，那么黑打打黑就是第二次自肥，总之官家是“墨索里尼，总是有理”，因而绝无不安全之虞。但是仔细想来其实也并非如此。一来官家也是由一茬接一茬的不同成员组成，且此一时彼一时也，他们的利害立场情感见解也并非完全一致。而在没有民主法制的约束和保障的情况下，他们的利益都必须通过激烈的勾心斗角来博取，所以归根结底他们也未必安全，更谈不上永远安全。最近的事变居然比人们的预期更快地证明：黑打打黑式的野蛮掠夺，并没有真正的赢家。重庆部分普通公民得到的暂时利益是绝对没有保障的，因为“杀富济贫”不过是打黑自肥者掩人耳目的幌子。接踵而来的将是什么，谁也说不清。现在，连在打黑中屡立战功的功臣也不安全，不论他是畏罪潜逃，还是挟“料”自重，总之他也要逃离体制去借用外力——“敌对势力”了。(此计不成，他就只能步了文强的后尘。他的结局现在还很难预料。)而他的逃离又必然加速打黑主持者的危机的到来。所有这些，本来都是官家自身的逻辑形成的，可以说，他们只是自导自演、自作自受、玩火自焚、自食其果罢了，与我们普通公民几乎无关;这里面，既没有我们的过错，也没有我们的功劳。受益受害，我们都是完全被动的，毫无发言权的。打黑维稳，难免伤及无辜，却又绝对达不到长治久安的目的;而且恰恰相反，是加速了他们自己的内讧和内乱。 　　当体制本身的合法性也开始受到最善良的人们的质疑时，这就与我们息息相关了。人们要问，现在这个体制还会安全吗?也许这正是体制根本变革前夜的征兆?从某种角度来说，重庆打黑又一次为我们创造了我们所需要的良好契机

老调重弹话腐败 作者：木然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24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4 14:16:48 阅读量：1078次     对腐败的分析有好多进路，最著名的就是西方的人性恶进路。人性是恶的，进入权力之后的人性更是恶的，那些行使权力的人既有政治野心，又有个人目的。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他们升官不择手段。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他们利用手中的权力搞钱搞物搞女人搞名誉。阿克顿对人性悲观到了极点，对那些政治家极度不信任，说出了凡政治家皆大恶人的惊人之语，那些伟大的政治家看到他的话也倍感狼狈。美国开国大师们怀着崇高的目的建国，却也对政治甚为失望。世界没有好的政治，只有坏的政治，人性之恶不得不以野心对抗野心，以权力对抗权力来救赎堕落的权力。现在美国的政治也好不到哪里去，美国民主也没有挡住克林顿的拉链门，布什向他的国人卖乖弄棍地说把权力关在笼子里。政治就是一个肮脏的政治，就是肮脏的游戏，这是人类社会的撒旦，是人类自我释放出来的潘多拉之盒，想驯化权力之野蛮，要比驯化非洲雄狮难万倍。权力之恶是因，腐败之恶是果，没有权力之恶，就没有腐败，既有权力又没有腐败，不是上帝就是天使。 　　中国传统的腐败分析进路是人性善。一个人性善的人进入体制应该是一个人性善的体制。实际上却不然，两千年的封建社会，两千年的人性善理论，两千年的腐败。官员争先恐后地讲人性善，在腐败的问题上却互不相让，一个比一个腐败，一个腐败倒下去，千万个腐败站起来。人性善的预设，没有跳出历史周期率，也没有跳出腐败周期率，专制的周期率成了腐败的周期率，腐败的周期率映射着专制的周期率，并把历史的周期率放大。人性善把人的好的方面放大提升，提升到神的地位，只能膜拜不能模仿，只能神化不能人化。人性善是人的组成部分，却成为神的标志，在现实中存在大量的伪君子来扮演人性善的角色。人性善也是分为三六九等的，小人与女子则性不善，皇帝士大夫人性本善，刑不上大夫。道德外衣披挂在肩，腐败登堂入室。在道德修炼的掩护下，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真龙天子的掩护下，皇帝七宫六院，美女如云。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掩护下，皇帝财源滚滚。 　　人性恶与人性善都是对人的基本预设，它来自于人性，又超越了人性，经得起经验的验证。人性恶和人性善都是人性的组成部分，二者合为一体化作人性的真实，二者割裂呈现人性之伪，人既是魔鬼又是天使。西方的人性恶开出来民主、法治、宪政，跳出了绝对权力绝对滥用、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魔咒。中国的人性善开出来好人政治，好人常有，好人政治不常在。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变成绝对好人绝对腐败，深陷腐败的泥潭而不能自拔。历史那些好皇帝，都是滥用权力的高手，腐败的专家。但因皇帝把家当国，把国当家，腐败也就是从自己的这个口袋掏出钱来放进另一个口袋，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皇帝一个人腐败不是腐败，皇帝手下的人腐败才是腐败，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是这个道理。 　　中国成立多少年，反腐败就有多少年。人性善的理论不但没有退出市场，反而以社会主义的名义耀武扬威，“文化大革命”更是狠斗私字一闪念把人性善推到极致，也把腐败推到极致。一方面是极端的腐败，另一方面是极端的贫穷。有人说毛泽东那个时代反腐败立竿见影，搞掉一个刘青山、张子善，腐败就没了，这是一个没道理的说法。那个时候表面看来没腐败，那是因为腐败以特权的方式出现。而这种特权，在延安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著名作家丁玲、王实味已经用他们的笔说得很清楚，王实味最后成为特权的刀下鬼。特权在建国之后不是减少了，而是加重了。特权甚至都特到女人身上。特权是腐败的隐性方式。 　　反腐败不能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在人治的情况下，反腐败具有了政治意义，反腐败斗争也变相成为政治斗争，成为权力争夺之争，反腐败就失去了他的本义。反腐败应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香港的反腐败、台湾的反陈水扁腐败案都会提供有益的思路。反腐败斗争也不能搞成政治运动，让人人自危。反对腐败不能搞成有罪推定，先对人进行双规，然后再寻找证据，甚至通过刑讯逼供的方式反腐败。 　　反腐败不能被既得利益集团绑架。既得利益集团绑架的反腐败是骗人的反腐败，他们往往举着反腐败的旗帜来实现他们见不得人的集团的利益和目的。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特权是中国的首要敌人。这只是表面现象，不受制约的权力才是中国的首要敌人，绝对权力是因，特权是果，没有绝对权力，就没有特权，就少有腐败。政治体制改革要铲除特权，首先就要约束不受制约的权力。如果只反对特权，那也会导致老的特权没有了，新的特权产生了。 　　在现行的体制下，通过道德反腐败，这是两千年来都被证明了的不成功的教训。在现实中，在网络上，看看官员们滔滔不绝地讲道德，讲反腐败，就可以判断出他们根本不想反腐败，或者反腐败只是做样子给人看。通过道德反腐败的实质是不想反腐败。 　　腐败是体制性腐败，制度性腐败。现在的腐败，不是道德问题，也不是个人问题，而是体制性问题，腐败是体制性腐败。是坏的制度决定了人的腐败。一个县委书记，成了地方的土皇帝，人、财、物、资源等都是县委书记一个人说了算，县委书记拥有绝对权力，让其通过道德进行自我约束，自己反自己的腐败是不可能的。既是官员又是人大代表自己监督自己的腐败也是不可能的。一个人不可能用自己的左手去砍自己的右手，一个手术水平再高的医生也不能给自己动手术，乌鸦落在猪身上是看不到看猪黑的，一个纪委书记是反不了自己的腐败的，一个位高权重的人是不把腐败当回事的，不受制约的官员是不会站在石榴裙边上一动不动的，一个握有绝对权力的人都是抱有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心态的。 　　反对制度性腐败就必须进行政治体制改革，通过制度反腐败。建立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建立选举制度、建立新闻监督制度、建立社会自治制度都是反腐败的有利措施。宏观的措施就是建立宪政民主制度，通过权力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通过民众选票选举官员，对腐败的官员通过一定的程序进行撤换，通过给公民以知情权让全民参与到反对腐败的队伍当中来。 　　说腐败，反腐败，是老话重说，是老调重弹，说的人都不愿意说，弹的人也不愿意弹，但要想让社会好点，让人们看到希望，反腐败要说，还要有真正的举措。意识形态总说，反腐败是严重的政治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关系到社会主义的兴衰成败。反对腐败，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障，监督是关键。反腐败是一个复杂的政治斗争，反腐败斗争贯穿着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当中。这些都没有错，但是要反腐败，不能停留在口号上，而应该落实在行动上，落实在政治体制改革上。权力必须分立，政党必须竞争，新闻必须自由，社会必须独立，政治体制改革必须还权于社、于民、于政。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