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举

木然：我和柳传志商量点儿事 作者：木然 来源：作者赐稿 来源日期：2012-2-22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2 13:35:05 阅读量：557次     先看柳传志简历，：1944年4月29日生，祖籍江苏镇江市。 1961—1967年在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学习。 1967—1968年在国防科委成都十院十所工作。 1968—1970年在广东珠海白藤农场劳动锻炼。1970—1983年在中科院计算所工作。 1983—1984年在中科院干部局工作。 1984年至2002年任联想集团总裁。 2002年至今任联想控股公司总裁，联想集团董事局主席。从简历可以看出，他是科学技术第一生产力的代表者，是科学技术的受益者，是互联网的推动者，是给若干网民提供平台的贡献者。 　　然后再看他最近的一段话：“我特别希望媒体能够多去听一些中国民间代表的意见。当然，他们可能更听得进去于民主人权人士的话。中国是需要改革与改良，把我们的价值观中一部分和普世价值有矛盾的，逐渐变成大家有共性的理念。但这里面有个逐渐的过程，就跟外汇似的，砰一下拧过来，老百姓接受不了，就会出事。打比方说，我上次在中欧商学院说，欧洲竞争力的衰退是因为过度福利化，这话老百姓肯定不爱听。我们如果现在就一人一票，大家肯定赞成高福利、分财产。还保护什么私人财产，先分完再保护，完全有这种可能。它会一下把中国拉入万劫不复的场景。”他还说：“要改革、改良，你得改，不能不动，但是也不要非得往革命的方向走。”对他这段话，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段话有的有道理，有的没道理，有的违背了基本的政治常识。 　　柳传志承认我们的价值观与普世价值观有矛盾，发现矛盾就要解决矛盾。从他的思维逻辑来看，他并不是想把“我们的价值观”变成“共性的理念”，而是把普世价值变成普世的“共性的理念”，变成中国人的价值观。这需要一个过程。普世价值体现人类的智慧，体现着人类的文明，符合人的本性和基本需要。一个现代科技的带头人，知其普世价值是时代潮流，知其国人接受是一个过程。知其中国要改革不要革命，知其告别革命的方式只有改革，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引起争议的是他关于民主的断言，这种断言没有任何根据的。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民主国家欢乐祥和。搞民主不是万劫不复，而是欣欣向荣。那些搞民主的国家，包括第一波、第二波、第三波、第四波搞民主的国家，也包括正在兴起的第五波搞民主的国家，有哪一个国家搞民主是搞错了?哪一个国家发生动荡了?原来的社会主义国家搞民主，不但经济发展了，政治文明了，而且社会也都变得和谐稳定了。史学家经常把苏联的解体看成历史之谜，这个谜就是统治阶级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被统治阶级没用枪和弹，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都接受了解体的现实，没有任何人反抗，没有任何人抗议，如此重大的巨变在普通人那里似乎什么事都没有发生，打破了统治阶级不会自动退出政治舞台的铁律。解体之后各个国家人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好，人民也越来越有尊严，社会也越来越稳定。其它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同样如此。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从苏联照抄照搬的，邓小平说苏联的体制苏联没有成功，中国也没有成功，邓小平上台之后结束了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体制，当时那么惊天动地的大事，都没有万劫不复。现在人们生活好了，思想言论多元化了，还有可能万劫不复吗? 　　第二，一人一票是选举。搞民主一人一票要解决的是什么?只要有民主常识的人都知道，一人一票是选举，不是分财产，是选什么样的人当人大代表，当总理，当总统，当议员。选民要的是公平，选举体现的是公平，选举之后政治输出的产品也是公平，一个社会的公平底线不是看富人生活如何，而是看社会底层的生活状况，看底层的生活能否保障其做人的尊严。选举能保障底层人的基本尊严。自由就公平，平等就公平，每一个人生活有尊严就公平，民主就是公平。专制只有特权，根本就没有公平可言。 　　第三，选举不是打土豪分田地。现在的民主不是古代的民主，不是苏格拉底式的民主，少数不但得不到保护，反而受到伤害，甚至失去生命。现在的民主是服从多数保护少数的民主。在一人一票的情况下，服从多数就是票数多的当议员、当总统、当首相、当总理，而不是多数人分割少数人的财产。有哪位看见马英九、蔡英文的选举中有分财产、高福利了?有哪位选民要高福利了?在中国，少数人太少，多数人太多，少的是富人，多的是穷人，如果不是一人一票，如果发生革命，多数人肯定会分少数人的财产。一人一票的选举恰恰避免了多数人分少数人财产的可能性和现实性。一人一票不是打土豪、分田地，打土豪分田地的时候有听说过搞选举的吗?都是非民主的暴力。革命得关着灯干，要想不革命，灯得开着，能把灯开着的，就是民主。 　　第四，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现代文明的一个标志就是保护私有财产。西方宪法的一个原则就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一个财产没有保障的社会，是一个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私有财产是自由的基础，是道德文明的基石，是和谐社会的基石，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是限制权力滥用的屏障。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对私有财产的保障，人类的文明就会大倒退。风可进，雨可进，国王不可以进，国王不能侵犯臣民的私有财产。政治现实主义之父马基雅维利在劝说国王的时候都明确地说，臣民什么东西都可以动，就是财产不可以动。 　　第五，“先分完再保护”是恐惧性猜想。如果小心求证就会发现。中国农民革命是先把财产分完，然后又把财产通过互助组、合作社、人民分社把财产变为公有。公有财产得到保护，私有财产却没有任何保护。改革开放后，邓小平的让人部分人先富起来，让一部分人先有财产，最后通过宪法把财产保护起来，这是没分财产的保护，是让富起来之后有了财产之后的宪法保护。一人一票也不会导致“先分完后保护”，民主不是分财产。 　　第六，柳传志是权贵资本主义的代言人。真实的情况是，柳传志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他自称来自民间，却处处维护政府，甚至达到了不管政府对错的程度，而实际上如果真正来自民间，对政府一定是有批评有表扬的。在接受访谈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说：“首先因为政治体制的不同，使中国的形象成为异类。这样即使我们做的同样的事情，他们也要加以小心。他们觉得，在民主国家，选出来的领导人一般不会做出特别出格的事情，而当不是民主形式的国家做出同样举动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特别予以小心。”当记者问：“你碰到的西方媒体和西方普通人，还会有人认为联想背后是中国政府吗?”柳传志避开了这个话题。对于中国来说，只要是国有企业，哪能没有政府支持呢?所谓的权贵资本主义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毛泽东时代的国民经济达到了崩溃的边缘，就是个人决断的结果。如果当时有一人一票，就不会有反右、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一个比一个更严重的巨大灾难。就不会有红卫兵抄家，就不会有私人财产随时被洗劫。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才使中国经济步入了正常轨道，经济发展的快车道，财产才逐渐有了保障。 　　现在要做的是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同时及时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设宪政民主，一人一票地让富人安心挣钱，让穷人有机会挣钱，尊重所有人，让所有人过上幸福尊严的生活。如果不改革，不发展民主，那才是对富人、对既得利益集团的万劫不复。柳传志的个人财产，如果没有一人一票的民主，也会随时被权力瓜分，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还少吗? 　　讲了这么多，我想和柳传志商量点事：钱都挣那么多了，说点真话，讲点常识好不好?有榜样可供学习，任志强说话很多人不爱听，人也长得难看，说话也不准，经常放炮，还经常揣着资本讲道德，但人家说真话、讲常识。 (转载本文请注明“中国选举与治理网”首发，以上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和观点。)

　　在我们的传统印象中，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胜利似乎没起过太多好作用，多与那几个瞎指挥的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在北京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奎松近期出版的《读史求实》一书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很多关于苏联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进行实质性援助的史料解读。 　　杨奎松教授告诉我们，在援助中国革命这个问题上，苏联经常陷入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这两者的相互纠葛，而这种纠葛在历史上也造成了很多似是而非的谜团。 　　——有关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的问题，长期以来我们谈得并不多。在我们的印象中，莫斯科似乎总是在扶植那些后来被证明犯了路线错误的领导人瞎指挥，对中国革命造成了相当大的危害。 　　杨奎松：具体应该如何看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共革命的关系问题，我还是主张先要摆正心态。所谓摆正心态，就是要能够从常情、常理、常识的角度，置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来分析两者间的关系。两者关系的一个最基本的事实基础是，中共是在苏联、共产国际的影响、帮助和支持下建立、发展起来的。不要说马克思主义是俄国人送来的，中国革命的方式方法是俄国人送来，就连共产党这种组织形态也是俄国人送来的。毛泽东在中共革命成功之际，即1949年6月30日写过一篇很长的文章，叫《论人民民主专政》，专门做过一个历史性的总结，里面对两者关系的关键之点讲得清清楚楚，丝毫没有避讳和否认。 　　有些事情其实就是一个常识问题。对常识性的问题很多人之所以不信，只能怪过去真话讲得不多不全，导致一些人在某些方面没有基于常情、常理来做判断。比如，我1991年发表过一篇文章，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篇第一句话讲：“作为一种外来的思想文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这块民族土壤上生根、开花、结果的过程，必然的只能是一种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文章发表后，马上有人写文章批评我的这一提法，说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看成“外来的”。这真有点让人啼笑皆非。马克思主义不是外来的，难道是中国土产的？但就是有不少人因为长期听到的全部都是艰苦奋斗独立自主，内心里就认为所有的东西都应该是这样。在他们的眼睛里，一切最核心的价值只能是中国的。你把马克思主义讲成外来的，岂不等于说共产党是 　　“西化”的组织吗？ 　　过去有些历史不研究，或者不去讲，情有可原。查一下过去的党史著作就知道，延安整风以前，虽然对外不同时候可能会有些避讳，党内讲自己与共产国际、与苏联的关系从来都是直截了当的。因为那个时候中共还是共产国际下级支部，自诞生以来就直接接受共产国际的领导和帮助。不大讲这方面的情况，甚至在党史上也不大提这层关系和这段历史，是在延安整风之后。一方面共产国际在1943年解散了，不存在了，一方面当时中共和莫斯科之间的关系变得比较微妙，中共完全独立自主了。故毛泽东也专门讲过，说中共历史上犯过很多错误，不要老扯上共产国际，说到底还是中国人自己的问题。因此1945年中共中央通过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里面就只在两处简单地提了一下共产国际的帮助和指导作用，无论成功、失败，就都着重讲自身的问题了。后来抗战结束，和国民党打起来了，政治上要把“美蒋”关系树为靶子；再后来建国了，要树立中国共产党自身的合法性，这方面的历史也不宜多讲。但1950年代初，新中国向苏联“一边倒”，中苏关系又好得不得了，因此我们看1951年毛泽东审定、胡乔木主撰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年》一文，还是会发现里面明白肯定共产国际帮助、指导的表述与说明很多。只是，几年后，中苏关系出了问题，以后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不论好的、坏的，就几乎都不讲了。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改革开放，那个时候不能不讲了。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不久苏联就陆续披露，接着又公布了一批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档案，和我们长期以来不讲这方面情况的讲法有了很大出入，不研究不行了。这以后一段时间里，研究的人相对就多了起来。但当时中苏关系并不好，何况感情坏了，老说法已经讲了二十多年了，突然要讲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也很少有人能够讲得出口。因此，党史学界这时的研究也主要是解释性的，研究者大都想要为中国革命胜利的传统观点来正名，这一研究在具体还原历史的功用上作用并不是很明显。也正是因为这种情况，才会造成公开了那么多档案资料，今天却还会有许多人相信苏联、共产国际当年对中共及革命没有起过多少好作用。 　　为什么说那种断言苏联、共产国际当年对中共没有起过多少好作用的说法是违背常识的？这里只讲中共建党背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作用问题，至少，第一，亲历者如毛泽东就不是这样讲的。第二，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不但不知道列宁、斯大林，也不知道马克思、恩格斯。” “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才懂得要“走俄国人的路”，才知道要成立共产党，“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你要承认毛泽东的这些历史总结，就不难看出苏联和共产国际到底有多重要了。第三，现在很容易看到的中共中央一大、二大、三大文件里，都清楚地记述了中共从酝酿之日起，就开始接受俄国党和共产国际的财政援助，党的几乎一切活动，包括主要成员的生活开支，都要靠共产国际的经费。 　　今天，不少人也看到共产国际财政援助的相关档案，不能否认这一事实，然而他们心里并不舒服，因此硬是根据极个别人的并不可靠的回忆，说中国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就不想要苏联人的钱，不想要别人干预自己的事情。殊不知，这都是今人拿自己今天的观念来猜度当时的共产党人。他们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中共参加者之所以会组织加入共产党，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自认为是“国际主义者”。毛泽东1920年底刚转向共产党时就讲得很清楚：我们都是社会主义者，“凡社会主义都是国际的”。因此，我们倾向于世界主义，“鄙弃谋一部分一国家的私利”，都觉得自己是人类的一员，而“不愿意隶属于无意义之某一国家、某一家庭，或某一宗教，而为其奴隶”。中共一大、二大的文件中也写得很明白：“无产阶级是世界的，无产阶级革命也是世界的”，苏联和共产国际才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试想在“工人无祖国”这样的思想影响下，他们当年会抱着警惕、防备、排斥的心理来看待莫斯科的帮助吗？ 　　——这就引申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即苏联为什么要援助中国共产党？今天批评最多的一种声音，就是认为苏联（包括共产国际）更多其实不是出于无私的国际主义的立场来援助中共，而是出于其自身的国家利益的考量。甚至会认为，苏联当年就是基于民族沙文主义的立场来插手中国的事情的。 　　杨奎松：记得在十几年前我在东北参加过一次有关张学良问题的研讨会，有一位军事院校的副教授的文章就让我在这方面很开了一次眼界。他的文章研究的是1929年中东路事件，基本观点就是批判苏联当年的民族沙文主义政策，甚至称苏联为“赤色帝国主义”。反过来，文章自然对张学良当年的做法充分肯定，认为张查抄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理由充分，借机武力收回中东路权，更是捍卫中国主权的正义之举。如果文章的作者是比较传统的有国民党背景的学者，我也能理解，不会觉得奇怪。问题是作者是大陆军事院校的资深教员，而且肯定是共产党员。这就奇怪了。 　　凡是多少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大概都知道，这一事件发生在国共两党正在你死我活的内战初期。共产党本来就是共产国际的下级支部之一，大家无不把苏联视为世界无产阶级，也就是共产党人的祖国。因此，当张学良以非法进行共产党秘密活动的名义查抄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然后又下令驱逐中东铁路苏方管理人员时，中共中央当即公开发表声明，站在支持苏联的立场上加以谴责。它根据共产国际“拥护苏联”的政策要求，号召全党及工农群众共同起来，“武装保卫苏联”。在苏联学习军事的大批中共干部，也一度由莫斯科赶往苏联远东，准备随同苏军组织对东北军的武装斗争。仅仅因为时过境迁，中苏关系后来出了问题，再来叙述这段历史，就反过来全面肯定张学良，斥责苏联帝国主义，那么，作者是否也要跟着当时的国民党来斥责当年的中共中央呢？ 　　很显然，这是今天读者也好，研究者也好，都很容易发生困惑，甚至让自己掉进陷阱的一个地方。这里面的原因很明显，我们今天生活的时代、语境，连同思维方式全都变了。如果我们不能让自己回到特定的历史环境和历史语境的背景中去，就无法合理看待和理解我们所要研究的历史现象。我们需要了解的一个重要历史背景是，当年的共产党是公开地作为共产国际，又叫第三国际的支部在中国活动的。中共代表李大钊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面对国民党代表的质询，就代表中共直截了当地告诉国民党代表说：中国共产党是第三国际设在中国的支部，因此我们可以以个人的名义加入国民党来工作，但不可以解散中国共产党。因此，一直到1930年代中期以前，中共和共产国际的关系是公开的，中共在各种场合中维护苏联的利益，或基于国际主义的原则思考问题、制定政策，也是坚定不移的。以至于，到1936年中共中央公开改变策略，主张把中国民族利益放在第一位，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国民党，包括许多中间派的知识分子，还会公开发表文章对中共的转变表示欢迎。 　　这种尴尬复杂的情况，很大程度上其实也是苏联自身的问题。苏联既是一个民族国家，又是一个阶级国家的两重性，决定了它的利益需求及其思考也具有明显的两重性。我们如果简单地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只是从今天流行的民族主义的世界观出发，一切都只从它民族国家的一面去看问题，认为所有的都是利益博弈，就难免会对很多事情理解不了，或者干脆把它妖魔化。 　　共产党首先是一个意识形态的党，它的意识形态核心是把人、把世界用阶级来分析，属于无产阶级或劳苦大众的，就是自己人；属于非无产阶级，尤其是属于剥削阶级的，就是异己力量。但共产党里面的人，又是属于各个民族的，共产党也都是在不同民族国家的范围里形成的，它们势必要基于自身所在的国家民族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苏联共产党也是一样。它首先是把自己看成共产党，看成和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及劳苦民众利益一致的党，相信苏联既是无产阶级的祖国，又是与世界各国地主资产阶级反动阵营斗争的堡垒和大本营。因而它时时处处都会把资本主义各国当成危险的敌人，不会简单地凭借有利或不利的外交原则来行事，会用尽一切办法来保护和扶持那些国家内部的共产党及其革命力量。但是，苏联党的领导人本身又不可避免地属于大俄罗斯民族的一分子，在长期执政之后，他们无论从动员民众或个人情感的角度，都不能不更多地从苏联民族国家利益的立场来考虑问题，因而也不能不潜移默化地受到民族主义倾向的影响。 　　我们由此不难注意到，苏联早期，如列宁时代，国际主义的特色表现得非常鲜明；到了斯大林以后，就常常容易出现民族主义的色彩遮蔽国际主义色彩的情况了。但即便如此，只要是共产党，它就绝对不可能完全变成民族主义者。它永远都会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区别放在第一位，因此它的政策永远都会有两面性。以苏联二战后的政策为例。苏联在战争期间得到美、英的大力帮助，三国元首事实上统治了世界。如果仅仅着眼于民族国家的利益，斯大林只要保持二战期间大国政治的外交关系，战后苏联就能获得和平的发展条件，并且还能继续得到美国的各种技术或财力的帮助。但情况恰好相反，战后双方很快就走向了分裂、对立和冷战。原因很简单，双方的意识形态不同、社会制度不同，即使在战时，苏联对美、英的戒备也一如既往，战后就更不用说了。这种矛盾不可调和。 　　——您说的这个两面性对于诠释中国革命中的很多问题很有用，比如在大革命期间和在抗战期间，苏联对国民党的援助比对共产党的援助要多，到了解放战争初期，一开始苏联也还是和国民政府签订条约，表态支持国民政府。以后苏军占了东北后，一面悄悄允许八路军进入东北，一面碰到国民政府外交施压时又不得不把中共的武装从城里往外赶。这些是否能说明您说的两面性的问题？ 　　杨奎松：没错。你讲的革命年代里的这些情况，有一个最基本的事实不能忘记，就是苏联当时一直是在和一个国家的政府打交道，或搞外交。你想想，你和一个正常的国家建有外交关系，不论你喜不喜欢那个中央政府，它到底是这个国家的代表。然而你却出于意识形态及其阶级利益的需要，想要悄悄地去支持、去援助一个以推翻那个政府为目标的革命党，作为一个国家政府的苏联这样做是可行的吗？ 　　苏联人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功利地处理国家利益的问题的。列宁时期不用说了，就是斯大林执政的早期，也照样犯过至少从苏联外交史的角度是盲动主义的错误。比如1924-1927年一直承认北京政府，又向反北京政府的广州国民政府派驻政治军事顾问，而且还以驻北京的大使馆作为指挥中心，并允许共产党、国民党利用来做庇护所。这最终给张作霖政府提供了查抄大使馆的借口，中共重要领导人之一李大钊等因此被害，大批策划和组织援助反对北京政府的秘密文件被曝光。 　　几个月后，即1927年12月11日，中共组织反抗南京国民政府的广州起义。斯大林再度出马，不仅亲自选派军事人员前去广州指导暴动，组织巷战，苏联报刊也公开对中共广州起义大书特书，宣传鼓吹，就连苏联驻广州的领事人员也全体出动，直接参与了这次起义。最后的结果给了斯大林同样沉痛的教训，五名外交人员被当场杀害并曝尸广州街头，南京国民政府公开宣告与苏联断交，五年后双方才得以重新恢复外交关系。 　　显然，苏联党和共产国际是在此之后才逐渐改变不顾外交、公开输出革命的做法的。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这一共和国的几乎所有酝酿、组织的过程，都有共产国际参与其间，包括宪法和其他各种法律文件也多是苏联专家在莫斯科帮助起草的。但这一次苏联政府就变得圆滑和聪明了，尽管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极力想要取得苏联的外交承认，苏联最终也没有这样做。这之后，苏联政府基本上都是在正式承认南京政府并确保与它的外交关系不发生严重问题的情况下，通过共产国际或其他各种渠道和办法来帮助中共。这种关系一旦被南京政府发现并可能严重影响两者关系时，苏联方面往往会选择做出让步。你提到的1945年战后苏联在中国东北对八路军态度几度变化的原因，就在这里。 　　毛泽东在斯大林去世后曾经抱怨过苏联战后不相信中共有能力打败国民党，从当事人的角度感到有些怨气，是可以理解的。但从战后最初的国际形势及其大国关系的角度，说斯大林应该支持中共打仗，不该帮着美国人要求去重庆谈判，组织联合政府，在当时条件下于情于理恐怕也行不通。 　　举一个例子，1954年，打了三年多的朝鲜战争停战不久，援越抗法战争也打了三四年了，考虑到不能老这样打下去，中国的经济建设也需要和平环境，中共中央调整政策，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外交方针。为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新中国政府采取了和斯大林战后支持去重庆谈判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做法。即在日内瓦会议上与法国和英国合作，并由周恩来出面，代表中共中央，把越南党领导人请到广西柳州，连开几天会，力劝越南党停止正在顺利发展的大规模武装斗争，与法国人在十七度线划界停战了。像毛泽东晚年抱怨斯大林一样，越南党领导人后来对此也极为不满。 　　不难看出，共产党当政后，又要国际主义，又不能不讲国家利益，都难免会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两面性。这种两面性弄得两边不讨好，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了。 　　——我有一个疑问，难道全力援助中国革命就不能和苏联的国家利益统一起来吗，比如说中国革命成功了不是最符合苏联的国家利益吗？苏联在援助中国革命的时候，难道没有想到中共有朝一日可以取代国民党政权？ 　　杨奎松：当然有。从中国共产党创建开始苏联就有这个考虑。它帮助创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都是这样考虑的。包括大革命时期，它要国共两党合作，它的主要援助对象是国民党。为什么主要是援助国民党？这是因为，第一，国民党当时也是革命党，反帝反封建，或者叫打倒列强除军阀，它的斗争目标和中共民主革命的斗争目标没什么两样，为什么不援助？第二，国民党号称十万党员，广东地区至少就有三万左右，它还可以在全国公开组织、公开活动，中国共产党1923年才不过三百多党员，而且还只能秘密存在，我苏联怎么大力援助你？把大量的枪炮运给你？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我怎么给你？ 　　今天很多人老在抱怨，说苏联当年不援助中共，把枪炮武器都给了国民党了。我要说，这首先有个合法不合法的问题，你是政府时，我可以公开给你；你是反政府的力量，我怎么公开给你？当年中共几百号人，分散在全国各地，苏联怎么给你武器？一旦和广州国民政府正式合作了，共产党就在国民党内活动，就更难单独给共产党了，给，就得承担合作关系全面破裂的风险。 　　其次还有个体积的问题。中国当年援助过至少几十号各国小党、小组织，但最后毛泽东很丧气，说这些党“都不争气”。在毛晚年，除了缅甸等个别有根据地且和中国靠得很近的共产党外，基本上都不再给予援助了。原因就是这些组织都太小，起不了太大的作用。斯大林在抗战期间对他派驻中国的军事总顾问讲过一段话，讲的也是类似的意思。他说：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新生力量，照理中国共产党人要比蒋介石对我们来说更亲近些；照理，主要援助应该给他们。但是，要是我们给中共这种援助，第一，这等于是向一个我们与之保持外交关系的国家输出革命，帝国主义不会容忍，蒋介石也很可能会转而联合日本来反对共产党。第二，中共目前要成为抗战的领导力量还显得太早。中共要壮大起来还需要时间，而我们现在必须集中精力应付德国的希特勒，需要有人帮助我们拖住东面的日本，使它不能从背后进攻我们。这个短时期内光靠中共还承担不起来，而蒋介石至少是中央政府，可统帅全国的力量，再加上有英美的援助，有我们的援助，即使不能打退日本的进攻，也能长期拖住它。 　　从斯大林的这段话里可以很清楚地了解到一点，就是苏联人援助力度大小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合法与否，一个是体积大小。而且不是给的援助多，双方关系就好。骨子里，凡是共产党，都是讲同一意识形态的，因而也都是出自同一个祖宗，立于同一个阶级，至少两个共产党之间，从心理上就像斯大林说的那样，总比与其他非共产党人的关系要亲近得多。斯大林给蒋介石援助再多，他内心里想的也是如何能帮助中国共产党发展起来。在这方面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大革命时期斯大林指导下的苏联对国共两党的政策。 　　前面讲过，许多人都抱怨苏联当年没有给中共更多的援助，但大家很少看到的是，莫斯科给中共的援助是按中共自身数量的增长和工作范围的扩大不断地增加的。像1921年到1922年十个月，中共只有五十几个人，莫斯科只给了一万五千六百元的党费。1922年到1923年，中共人数增加了，工作范围也扩大了，经费的提供也增加了。党费还是一万五千元，但同时还开始另外专门给了工会费、团费。等到1925-1926年以后，中共党员增加到一万人以上，党费大幅增加不说，其他工会费、农运费、团费、反帝费、济难费等，给的范围更大了。共产国际有时还会为一个较大的运动公开在全世界进行募捐。另外像召开一次临时性的全国会议，发动一个紧急的大规模的罢工等等，都还有专门的特别费可以申请和拨付。像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许多紧急事件要应对，在在都需要花钱，全都用特别费在支出。像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全都是列入中央计划然后由共产国际专项拨款，才得以组织发动起来的。事后人员被捕，或死了人，安葬及家属还要用济难费来进行善后。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帮助。 　　至于说莫斯科为什么不干脆一步到位，从一开始就直接援助中共到底就算了？首先，这完全不现实，而且谁知道当时一个几十人的小组织能不能成气候？其次，中共如果不借助国共合作和大革命，秘密状态下什么时候能够发展起来，变成全国性的政党？莫斯科就算是最赤祼祼的了。它在最初设计国共合作的时候，其实就计划好了要借助国民党的力量，一步到位夺取政权的。1922年列宁提出这个动议，当年中共二大通过先民主革命，再社会革命的“两步走”方案后，陈独秀等人还不清楚民主革命成功后谁来执政。大家当时都以为既然是加入国民党，主要由国民党领导民主革命成功，执政的当然就是国民党了。但这个看法很快就被共产国际否定了，共产国际的意思是要“不间断革命”。即是要求中共做好准备，国民党革命一成功，马上就发动社会革命，不能等到国民党政权巩固了，然后再来革命。你可以想见，莫斯科又何尝不想一步到位？后来两党关系发展过程中，共产国际和斯大林一次一次给予指示，包括到1927年提出把国民党改造成工农政党，和中国革命应一步走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之类，都显示出莫斯科急于求成，想要一步到位的心理。只不过，靠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肚子的办法来取得政权，最后证明还是太过异想天开了。 　　——您这个说法很有意思，可不可以这么说，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中共一开始采取城市武装暴动起义的方式，希望迅速成功，也是来自于斯大林当时有一个幻想，认为中共可以在短时间内复制苏联的革命，然后迅速夺权？ 　　杨奎松：是这样。俄国十月革命就是这样发生和成功的。先是有一个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政府，社会革命党掌了权。几个月之后，布尔什维克就发动了十月革命，推翻了社会革命党主政的临时政府，取得了政权。因此，斯大林也很想在中国再来一次俄国革命。中共在1927年之所以会接二连三地在全国发动武装暴动，原因也就是得到了共产国际的支持和大力援助。 　　——为什么莫斯科的指导总是习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指导中共，它不知道中国和俄国的国情完全不同吗？ 　　杨奎松：人的知识总是有局限的。坐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指挥中共革命，依靠书本和经验更是必然的。但问题是，就像毛泽东说的，当时中国的共产党人对革命是怎么回事，怎么去革命，革命的步骤、方法如何，还都是不明确的时候，只能“走俄国人的路”。俄国人的路，当然也只有由俄国人来指导才是可能的。因此，对也好，不对也好，总是要听的。好在俄国人僵化归僵化，他们的目的还是想要按照理想的程序把中国革命搞成功，因此，中国人在学习，俄国人也在学习。有人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的，我说只要把马克思主义用到中国来，不管是中国人，还是俄国人，都一定要把它和中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才行得通。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早就开始了，而且最初还是由俄国人开始的。比如，我们看中共一大的党纲，后来再也不提了，没有用处。为什么？因为当时参加制定党纲的代表们完全没有经验，基本上是照搬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纲领，完全没有顾及中国自身的实际。中共二大就改过来了，提出了“两步走”的方针。这个“两步走”，以及具体结合中国实际的新的政策决议，就是列宁、共产国际提出和帮助制定的。因此，即使莫斯科是按照自己的经验来指导，也不见得都是坏事。 　　如果我们辩证地看问题，包括今天看起来有些可能属于僵化教条的做法，也未必对中共就毫无帮助。比如，因为俄国人习惯于一切从本本出发，一切严格按照命令行事，因此从苏联开始，不论哪个国家的共产党都习惯于开会、报告、学习，包括对党员干部进行从理论到技术的各种专门培训。这种训练方式，当年对那些完全是从零开始的中共干部来说，却有着显著的成效。中共老一代共产党人的马列主义理论知识多半都是这么来的。 　　当年中共各级领导干部大都经由苏联培训过，光是由苏联人花钱接去在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这些专门为亚洲，特别是为中国培养学生和培训干部的学校里学习培训过的中国人，就超过两三千人。这种学习培训也不限于政治理论，只要对中共革命有用的各种专业和技术能力也在内。比如从上世纪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中共都有不少人去苏联学习过军事，其中一些后来做到高级将领；也有一些专门就是学的现代化装备的使用与维修，这些干部在后来的战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里最值得一提的，是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共迅速转入地下，莫斯科帮助中共组织设计各种地下交通线、培训地下工作技术，包括组织培训情报工作、电讯工作，以及刺杀爆破等等，使得从未经历过白色恐怖的中共组织，在短期内迅速恢复了各地的组织，并连续几年在城市坚持了下来。 　　当然，按照苏联人的经验和书本知识办事，也一样会犯错误。比如1927年国共关系刚刚破裂之际，莫斯科接连发表文章批评说陈独秀领导的中共中央没能坚决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是导致革命失败的关键。至于陈为什么会犯如此大的错误，则被上纲上线到阶级本性的问题上去了。因为共产党理论上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而陈独秀等都是知识分子或青年学生，充其量也只属于小资产阶级。 　　由于莫斯科发出这样的声音，中共中央领导人人人都主动检讨自己的出身，都希望能够找到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结果，一方面中共各级领导人开始自律，明明自己是知识分子成分，却把大批青年知识分子编到部队里去做战士；另一方面苏联党和共产国际出面帮助中共进行改组，为此从中国各地挑选了一大批工人党员，并把他们弄到苏联去，参加苏联人召集并帮助举办的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不仅会议的文件几乎都是苏联专家帮助起草的，就连中共中央的构成，从中央委员到总书记，也基本上都是苏联人帮助挑选的。只是，几年后，这些工人出身的各级领导人，比如像向忠发这样的，很多都叛变了。

习近平：我的从政之路 小火温水，常烧不断—— 作者：杨筱怀 来源：中华儿女 来源日期：2012-2-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1 11:23:10 阅读量：2012次 　　习近平接受《中华儿女》的采访，表示因为工作岗位的关系，不用宣传大家已经注意到了，所以他拒绝了很多对他个人的采访，但他还是用朴实的语言回顾了自己的从政道路。 　　习近平（以下简称“习”）：欢迎你们来。从我个人来说，这么多年来，对我个人的采访，我拒绝了有100次以上。我不愿意宣传个人，因为我们都在工作岗位上，你不宣传大家都在注意你了。从另一方面说，我们做了一些工作，那是应尽的职责；我们有了成长进步，也都是党和人民培养的结果，个人没有什么好宣传的，所以有关宣传个人的采访我都推掉了。还有人要写传记，我也都全部推掉。 　　杨：我们想也是这样的。因为这种宣传弄不好会引起副作用。 　　习：特别是现在流行的写法总要把这个人放进一个背景：这是谁的孩子啊，谁的先生啊，你要写的是这个人，写这些有什么用再说，这个背景已经不是什么新闻，大家都知道，再炒来炒去真没意思。 　　杨：这种宣传确实没有意思，也没有必要。但是，作为高级领导干部，你们是群众和舆论关注的焦点，通过新闻和出版媒介让人民群众了解你们的工作，我认为这种宣传还是有必要的。 　　习：领导干部不是不可以宣传，但是不能多，并要把握好分寸。现在有一种倾向，一写领导干部就要将你写得多么完美，多么高大，要知道，世界上是没有至善至美的东西的，你把一个人写得完美了，人们就不相信了。同时，一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离开人民群众，离开领导集体，你将一事无成。所以，我认为还是多宣传人民群众、多宣传领导班子集体为好。 　　杨：我听说，您在宁德的时候，不像有些干部那样，到一个新的地方先要烧“三把火”，要轰轰烈烈干几件“大事”。您没有豪言壮语，只是体现出一种滴水穿石的精神。 　　习：我当时去的背景是这样的，我在厦门任了3年副市长，其中后一段时间负责常务工作，在改革开放和推动特区建设方面做了一些工作。省委看到我在厦门有一些开拓精神，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经验，省委决定调我任宁德地委书记。贾庆林同志那时是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长，他找我谈话，说：“省委想让你到宁德去冲一下，改变那里的面貌。宁德地区基础差，发展慢，开什么会议都坐最后一排，因为总排老九嘛福建省有九个地市，没有实力，说话气不粗。你去之后，要采取一些超常措施，把这个状况改变一下。”当时的省委书记陈光毅和省长王兆国同志都非常支持和鼓励我。 　　我去了以后，马上就遇到通货膨胀、经济过热，党中央、国务院决定要治理整顿，大气候不利于采取超常措施。看到大家的心情是希望变，希望我来了以后带着大家变，没有看到我来了也是“光棍”一条，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奇迹。所以，我只能讲，治理整顿也是一种机遇，把大家心气提一提。我当时主要的思想是：这时候不能炒热。一般讲，刚来的时候，说一些让大家热血沸腾的话很容易，趁大家的劲“踢三脚”也容易，但是这个劲一挑起来，接着将是巨大的失望，我不能做这种事情。所以，我采取的办法是小火烧温水，常烧不断火，有时还给添点冷水，而不是烧三把火。他们给我讲闽东要干三件大事：开发三都澳港口、修建主温铁路、撤地区建市。我说，这些事要慢点来，因为我们的经济基础薄弱，不可好高鹜远，还是要按实事求是的原则办事，多做一些扎扎实实打基础的工作。 　　弱鸟先飞，滴水穿石，我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成长起来的。少走弯路，就像龟兔赛跑，你还是可以取胜的。当然，这些都要有长期打算，我并没有打算很早离开闽东。在闽东我主要抓了四件事：一是解放思想，理清发展思路；二是培养一支好的干部队伍；三是实实在在地抓扶贫；四是从闽东山海兼而有之的特点出发，念好“山海经”，抓好山海综合开发。在闽东干了两年，省委又调我到福州来工作。在闽东时间虽短，但是工作体会很深，跟大家感情很好。离开这么多年了，闽东还是我最感亲切的地方。 　　杨：听说您原来在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所处的工作环境和工作岗位可以说是许多人可望而不可求的，当初您为何要做出下到地方基层工作的选择？ 　　习：我是从中央军委办公厅下放到河北正定县的。到河北后，地委书记谢峰同志找我谈话，那是一位非常朴实的地委书记，解放初，20多岁就当了张家口地区专员，后来任河北省省长。我说，你对我有什么要求他说，“既然你能下来走这步路，我想我就不必嘱咐了，你也不是那种草率从事的人。我就嘱咐你一条，就是你当年在农村之所以干起来，那是因为你置于死地而后生。我听了你的经历，你当时被打成‘反动学生’，最后像‘四类分子’一样下到那里，举目无亲，你是华山一条路，必须走下去，也可能这样你就成功了。但现在你不同了，你是本人选择下来的，人家可能不会理解。” 　　当时，确实有许多人对我的选择不理解。因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给耿飚同志当秘书，他当时是国防部长，又是政治局委员。他说，想下基层可以到野战部队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层。那时候从北京下去的人，实际上就是刘源和我。他是北师大毕业，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机关工作了几年，我也要下去，我们俩是不谋而合。刘源当时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参加了好几个聚会。许多人对我们的选择不理解，问我怎么现在还下去当时在我们这一批人中有一种从红土地、黑土地、黄土地、绿草原上终于回来了的感觉，有些人认为“文革”吃够了苦头，现在不能再亏了；还有一些人存在着要求“补偿”的心理，寻求及时行乐，我对他们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时候“十年寒窗，一举成名”，中个进士，谋个外放，千里万里他都去。像古时写《三言》的那个冯梦龙，到福建寿宁任知县时都快50岁了。那时候怎么去的寿宁万重山盃我们现在还不如古时候的士大夫。更可怜的是，我们的活动范围半径不过50公里，离不开北京，不愿意出去把北京的户口丢了。我说，我们要出来当年老一辈出去，是慷慨激昂。我们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乡”，是迫不得已。但在这种不得已里头，使我们学到、体会到了很多的东西。现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锢我们的“左”的东西都解除了，我们更要去奋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业。 　　杨：从我了解的情况看，20多年来您无论在乡里、县里，还是在地、市，包括福州您所在的地方团结搞得都很好。在团结合作方面，您是不是从您自己的角度讲讲，有没有一套完整的做法？ 　　习：在团结方面，我从小就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经常给我讲团结的道理，要求我们从小就要做讲团结和善于团结的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给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话讲，就是做每件事不要只考虑自己愿不愿意，还要考虑别人愿不愿意。因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么事都以自己为主，这是不行的。父亲讲的团结方面的道理，当我们后来生活在集体环境时，体会就很深刻了。无论是上寄宿学校，还是下乡和参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团结处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凡事团结处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别是后来上山下乡到陕北，远在千里之外，举目无亲，靠的就是团结。在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训。在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几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关进“学习班”，半年后被放出来，我再考虑回不回去最后见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据地的。当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妈妈带出来参加革命的，他们都是我们很尊敬的人。姨父给我讲他当年是东北大学学生，“一二?九”以后怎么开展工作，怎么到太行山，他说，我们那个时候都找机会往群众里钻，你现在不靠群众靠谁当然要靠群众。 　　听了他们的话之后，我就按这个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后，努力跟群众打成一片。一年来，我跟群众一起干活，生活习惯了，劳动关也过了，群众见我转变了，对我也好了，到我这儿串门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渐成了那个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时间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络绎不绝地进来。进来后，我就给他们摆书场，讲古今中外。他们愿意听城里人侃大山，讲他们不懂的事，渐渐地就连支部书记有什么事都找我商量，他说，年轻人见多识广，比他懂得多。这样，我在村里有了威信。 　　杨：听说您是在下乡插队期间入团、入党和当上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这在当时对你这样家庭背景的人是很不容易的。能不能谈一谈这一段的经历？ 　　习：大概到了1973年，我们又集中考学，正如你所说的那样，像我这样家庭背景的人在当时是不可能被录取的。后来我又去冯家坪公社赵家河大队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当时是团员，不是党员。我已先后写过10份入党申请书，由于家庭的原因，都不批准我。这次公社又将我的入党问题交到县委去研究。县委书记说，这个村姓氏矛盾复杂，本地人很难处理得好，确实需要他回村里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结论在哪儿没有，不能因此影响他入党。所以就批准我入党，并让我当了大队支部书记。 　　经过许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乡的周折，最后，这个村居然需要我，离不开我，我当时的感觉是在农村好，如果当个工人或当这个、那个，越是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厉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陕北农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刘少奇、邓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习”和刘澜涛、赵守一等，“彭、高、习”即彭德怀、高岗、习仲勋。搞大批判还是由我来念报纸，当地有几个识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见惯了，也无所谓了。但当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毕竟是我父亲过去的根据地所在。我父亲那时是“陕甘边”的苏维埃主席，当时才19岁。有这个背景，就有很多人保护我、帮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较坚强，就这么过来了。 　　杨：您曾讲过，7年上山下乡的经历使您获益匪浅，请您谈谈最大收获是什么？ 　　习：我的成长、进步应该说起始于陕北的7年。最大的收获有两点：一是让我懂得了什么叫实际，什么叫实事求是，什么叫群众。这是让我获益终生的东西。二是培养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说，刀在石上磨，人在难中练。艰难困苦能够磨练一个人的意志。7年上山下乡的艰苦生活对我的锻炼很大，后来遇到什么困难，就想起那个时候，在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还可以干事，现在干嘛不干你再难都没有难到那个程度。一个人要有一股气，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战的勇气，什么事都不信邪，就能处变不惊、知难而进。 　　杨：您是怎样从农村上大学的？ 　　习：我那时一边当着村干部，一边总想着有机会我还是想上学深造一下，因为读书确实读得太少了，这与我理想的目标并不违背。那时候报大学，清华有两个名额在延安地区，一个分给延川县。我3个志愿都填清华，你让我上我上，不让我上就拉倒。县里将我报到地区，县教育局领导仗义执言为我力争；清华来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请示清华。这又是一个机遇。1975年7、8、9三个月，正是刮所谓的“右倾翻案风”的时候。迟群、谢静宜都不在家，刘冰掌权，他说，可以来嘛。当时，我父亲下放到洛阳的耐火材料厂。耐火材料厂开了个“土证明”：“习仲勋同志属人民内部矛盾，不影响子女升学就业。”开了这么个证明，就上学了。走的时候，当地还剩下的一些知识青年都特别羡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没得说，一恢复高考，都考上了学，还都是前几名。 　　上山下乡的经历对我们影响是相当深的，形成了一种情结——叫黄土地情结。在遇到困难时想到这些，就会感到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杨：我们注意到在今年1月召开的福建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期间，省内新闻媒介报道说您在作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必须使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都牢牢记住，人民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必须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须为人民谋福利，切不可忘记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时，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还报道在大会结束时，您以高票当选为省长。请问您对此有何感想？ 　　习：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老百姓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必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和政府的一切方针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高标准。要时刻牢记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时刻将人民群众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想问题、干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像爱自己的父母那样爱老百姓，为老百姓谋利益，带着老百姓奔好日子，绝不能高高在上，鱼肉老百姓，这是我们共产党与那些反动统治者的根本区别。封建社会的官吏还讲究“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们共产党人不干点对人民有益的事情，说得过去吗？

官场上事，是也不是，不是也是 作者：读者留言 来源：本站编辑部 来源日期：2012-2-21 本站发布时间：2012-2-21 8:55:08 阅读量：196次 不能像打黑一样处置王立军 Darwin 时间：2012-2-21 8:13:02 一个不按法律处理问题的地方，迟早会出事的。 补遗 时间：2012-2-21 5:03:19 　　据接近中共高层的消息人士日前透露，中央目前已经确定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将于近期接替薄熙来出任重庆市委书记。 　　王立军事件后，曾长期在团中央工作的关海祥被免重庆江津区委书记，并正式接替王立军出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关海祥政治履历中引起外界注意的是曾与周强“搭档”过：2003年他曾担任团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而当时的团中央第一书记正是现任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外界也有分析据此分析认为，关海祥这次接任重庆市公安局局长很可能是为周强任职重庆市委书记铺路。 　　另外，根据深谙中国政情的观察人士早前分析，薄熙来最有可能沿循王乐泉模式实现“软着陆”：作为中共十七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薄熙来将可能继续保留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中央某个没有实权部门的闲职，直到届龄退休；但同时，他的政治生命也将基本结束。至于重庆市市长黄奇帆的去向，目前还不明朗。 　　1960年出生的周强是西南政法学院硕士。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获法学硕士学位；被分配到司法部工作，开始从政之路。此后，历任司法部法律政策研究室法规处干部、主任科员，法规司法律法规处主任科员、副处长、处长；1993年曾短暂在深圳市司法局挂职，担任局长助理；6个月后回到司法部机关，出任办公厅副主任、兼部长办公室主任，成为时任部长肖扬的秘书；为日后政坛的起步，奠定了基础；2年后，即升任法制司司长，时年35岁。 　　在担任司长5个月后，周强被推荐到中共中央党校一年制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在此期间，周强被宣布任命为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从而开始了共青团中央高层的政治履历。如果按照中国政坛派系来划分，他应属于典型的团派。1997年，周强升任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时年38岁的他并在1998年6月在共青团十四届一中全会一次会议上当选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晋升正部级官员序列。他的前任中，现任国务院常务副总理李克强1993年出任该职时也是38岁，现任国家主席胡锦涛1984年出任该职时是42岁。 　　2006年9月，已在共青团中央工作十余载的周强获外放机会，“空降”湖南省出任代省长。几个月后，2007年2月3日，在湖南省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正式当选湖南省省长。2010年4月，在张春贤调任新疆党委书记后，周强接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 　　此前，外界就普遍认为，周强的两届中央委员（十六届、十七届）以及早在1998年就当选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时候就已晋级正部级的资历，让他在今年秋天中共十八大上进入中共中央政治局成为政治局委员的可能性相当大 褚朝新：重庆七日散记 法治万岁 时间：2012-2-21 1:11:58 近来，在选网上，来自重庆的网评员不见踪影，许多选网的长期老网友也不见了。当然，重庆网评员与本站老网友的消失，原因是不同的。 可怜，发了这么一条留言，恐怕也要被扣留，很难显示。唉！ 李庄案第三季：与王立军面对面的交锋 gzxcg 时间：2012-2-21 1:28:18 王立军是打黑除恶的人民英雄（可能也有点草莽英雄的味道），但人民敬佩他；李庄是个律师，为文强之流人渣辩护，谋利的流忙。 木然：政治民主是社会和谐的前提和基础 向往 时间：2012-2-21 7:38:47 不能评论或者看不到评论，憋闷，憋气，闹心…，无钱的等待就业有钱的等待移民… 宋彬彬：四十多年来我一直想说的话 仰天长啸 时间：2012-2-21 4:08:45 时光不能倒流，但历史可以重演。假如——且先别说没有假如，因为假如或许可以反证历史，假如时局真如某些人所愿和已在暗中疯狂推动的那样，再来一次文革，或者只是出现了给文革平反的局面，作者还会坚持本文的描述吗？所以，现在说什么都难以让多数人相信了，因为这么多年翻过来掉过去朝三暮四的事情太多了。所以不到党国秘史真正揭盖的那一天，任何表白都只能被人看作应景而已。 陶林：从“韩寒门”说起 maomaoyu 时间：2012-2-21 8:10:43 “果不出其然，面对质疑，带动并发起“口水战”的韩寒”——陶作者 不知道作者其它的文字是不是也这样客观、理性，至少这句并。你不符合，至少不准确。真实的是：因为韩寒和他的作品的存在引发的。当然，作者这么说，背后的潜台词是：面对质疑，是面对别人的推断，他应该直接愧疚、道歉，最好认罪——至于真实全不重要。 一直觉得这个讨论很让人无语。各方意识到论战意义的无意义的人越来越多，休息去了。参展的、围观的中一定有人会反思自己，有所得。 早就想，再有涉方寒战，绝对不耽误工夫。您的文章，我只是看到上面提到的那句话为止。 借方寒战吐口水的人，分泌口水的情趣不尽相同。韩寒的“不道德”之一就是他的存在方式和表现侮辱了一些人的智慧和成就。 只在是止于善的文字，看与不看，都予以尊重。然后，让那些文字独享安静，不再打扰。 童之伟：重庆打黑研究报告 Darwin 时间：2012-2-21 8:24:38 言之有理！十分可信！ 吴英案是改革倒退，非法集资是恶法 Darwin 时间：2012-2-21 8:03:28 吴英案实质上是特权对人权、官僚对贫民、法律对自由的侵犯和掠夺。吴英的财产受到官员和特权人物的哄抢，致使其财产遭到严重损失，然后把祸害转到吴英头上，最后迫害致死。 拯救吴英就是拯救人权，反击专制腐败。 张维迎：纠正对计划经济的错误认识 gzxcg 时间：2012-2-21 1:38:53 值得阅读的有价值和有意义的好文章。 “红歌”这个概念应该停用 ztsr 时间：2012-2-21 7:53:43 提起“红歌”很容易让人想起批林批孔时让全国人民唱三大革命歌曲。“唱红歌”的所谓群众性是假的，都是行政指令，带有一定的强迫性。这就注定了它的洗脑目的和洗脑功能。洗脑就是与解放思想背道而驰，洗脑就是一种桎梏，有害于社会的向前发展，洗脑是邪教行为。 “社会抚养费”就是“抢钱有理” 复眼龙 时间：2012-2-21 8:08:36 邻国日本人口是我们的10/1，国土是我们的26/1，人均收入是我们的10倍，一个女性终身生育人数为1.31，而中国2005年人口普查显示这个平均数字是1.1。而日本已经在为人口老龄化而烦恼，我们今后将会处于怎样的困境？现在独生子女稚嫩的肩膀如何支撑421模式（四个老人，两个中年人，一个儿童）的中国家庭？独生子女政策本来就是救急的下策，难道我们永远只顾眼前利益？